免費論壇 繁體 | 簡體
Sclub交友聊天~加入聊天室當版主
分享
新浪微博
QQ空间
Facebook
Google+
Plurk
Twitter
Line
Board logo

标题: [综合书园] 中国文化史500疑案 作者：施宣圆等（千古之谜+全文完结） [打印本页]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4 18:42     标题: 中国文化史500疑案 作者：施宣圆等（千古之谜+全文完结）



　　《千古之谜——中国文化史500疑案》由施宣圆、林耀琛、许立言三位先生主编，这部书包括历史人物、事件、名人轶事、文学作品、文献学术、戏曲、绘画、音乐、书法、文物、考古、名胜、宗教、会党、民族、科技、博物、风情等各个方面不同的内容，饶有兴味地提出疑案，介绍各家不同的答案，妙趣横生，引人入胜。仍然是一部集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雅俗共赏的文史著作。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4 18:43

序

　　胡道静宇宙中无奇不有，人世间诸事可究。问题在于处身中间的万物之灵——人，是否敢于从一尊之说、权威之见、习惯认识中摆脱出来，改变角度转换脑筋，提出一个更为接近事物本源真相的说法。当然，要这么去做，要有满肚子的学问、过人的胆识，更要有一追到底的探究精神，谈到此点，今人往往会诉说哥白尼的太阳中心假设、达尔文的人类起源于猿的假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假定。当初，这些伟大的科学家在提出假设、假说、假定时，曾遭到时人的唾弃，甚至残酷迫害，但他们对事物的本源的探究，对事情真相的诠释，是对真理的追求。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一度被人认为旁门左道、离经叛道的“邪说”，终于被确认是有道理的，是接近了事物本源或事情真相的，从而点化了千千万万人意识中原有的认定。西方社会正是藉着此种精神冲出中世纪，进而又跨入后工业化时代的。

　　长期囿于固有之见，习惯于人云亦云而不敢越雷池半步的全封闭做法，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始受到冲决，种种人为的藩篱和禁区也在被撤除，人们的思想也空前地活跃起来，中国大地又一次出现了勃勃生机。顺应时代的潮流，《文汇报。学林》主编施宣圆同志开设了“中国文化之谜”的专栏，致力于汇集成书的繁忙工作。对于这项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工作，不禁使我想到这么一则传说。

　　在公元2 至3 世纪时，印度出现了一位大名鼎鼎的佛教哲学家、中观学派的创始人龙树。据说，凡是有学人、高僧造访、请教，龙树从不开口，只出示一钵清水，含笑相待。这令前往造访、请教的学人、高僧顿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龙树在打的什么哑谜，只得悻悻退去。一天，有位名叫提婆大德的僧徒也慕名前往求教。提婆一见钵水无法见底，就从怀里取出一根小针投放钵水之中。龙树见后，含笑点首，将提婆收为门徒，以后在其即将涅槃之时，又将衣钵传给了他。龙树为何如此器重提婆？这是因为提婆面对不能见底的一钵清水，知道龙树在暗示他：佛法的神通清澈广大，佛学的涵义深不可测。提婆在钵水中爽爽快快地投入一枚小针，即令钵水的深浅也显现了出来，表明自己要用一针见底的追求穷源竟委！

　　我之所以要扯出这么一则传说，是觉得《文汇报。学林》把“中国文化之谜”作为钵水，吸引了许许多多的中青年学者投入小针的求索稿件，一则活跃了学术空气，二则促使有识之士在改变角度、转换脑筋，提出新的认识中，有了施展才能的活动舞台，以使多彩多姿的中国文化从书本走向民间。

　　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岁月中创建的，不仅独具一格，且著称于世。它的巨大生命策略，正在其不拘于一孔之见，不定于一说之论，而显得耀眼夺目，又使其在世界文明古国中成为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化而卓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中国唐代著名诗人孟浩然在一次诗兴大发时，吟诵出这样的诗句：“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似平整整一部中国文化史，被他就这么潇洒地用简简单单的十个方块字说完道尽了。偏偏有人要问：人事是如何代谢的，古今又是怎样往来的？这一同，使人看到潇洒的另一面恰恰是纷繁：“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面求索。”这是诗人对历史发出的咏叹；“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这是智者对历史提出的要求；

　　“事因有难明于一时而有待于后世者。”这是史家对历史的遗憾。

　　要求索，要定吉凶，要有待，从深一层来思考，则正显示出了中国人的智慧和胆识并不亚于西方人，甚至远远超出了他们。

　　要求索，要定吉凶，要有待，便把生命的意义看作是运用自己的智慧去创造、去开拓，去进取；同时也表明人们不再满足于精心编造的一切，而企望显露自己的胆识，在“事有难明于一时”之中察觉蛛丝马迹；在“鲁鱼帝虎”之类的以讹传讹中指陈谬误成因；在“横看成岭侧成峰”的人为偏差之间把握全局全貌。运用自己的智慧，坦露自己的胆识，“于不疑之处有疑”，摒弃假语村言的混淆，就能取得突破性的认识，激发自己以及后人的创造性和开拓精神，反过来又更新了人们的观念，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从这个意义上说，即将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施宣圆等主编的《千古之谜——中国文化史500 疑案（续）》确实是一本提倡献疑精神的书。一提及此恐怕会引起一些读者望而却步，怕它过于繁冗的考据及艰深的勘误，弄得自己的兴味索然。其实这一担心是多余的。显然，主编们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力求使书中的每一个疑案“三性”（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

　　兼顾，“二悟”（领悟中国文化的奥秘、省悟学术研究的思维方式）同存，“一书”（内容翔实的可资参考的工具书特点）彰明，以适应各个层次的读者的需求。

　　通观《千古之谜———中国文化史500 疑案（续）》，知其分门别类，几乎涵盖中国文化各个领域，真可谓是一部万宝全书。如书中列有“有没有过尧舜禅让”、“雍正皇帝是否改过遗诏”、“袁世凯告密导致了戊戌政变吗”之类的宫廷秘闻。尽管这些内容，过去的书本中都有过描述，或被编为剧本，多次搬上舞台演出；或被编为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但在扑朔迷离之中，撰写者能一一道来，最后让你再去思索。又如“马谡该不该斩”、“郑和下西洋的使命是什么”，“林则徐是病死还是被人毒死”之类的名人悬案，也常常是街头巷尾的谈话内容，撰写者则在提出可供参考的资料中，显出了披沙淘金的功力。另外如“《共产党宣言》最早中文全译本于何时初版”、“古代第一部兵书是何书”、“中国农民为什么嗜爱红色”、“十二生肖是怎么来的”等等，撰写者既提出了更为接近事物本源或事情真相的说法，又开阔了人们的眼界。

　　总之，书中所列的疑案或换一种说法，类似“哥德巴哈的猜想”，都有前人探赜索隐、穷深致远的痕迹，也有后来者的释疑，都为今后好学深思者承继前人的研究作了铺垫。诚如上海社联名誉主席罗竹风同志所说的：《千古之谜》，“把广大读者领到学术研究的十字路口和新天地，由好奇而探索，从新的起点出发再进行更深的研究。”更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此书是多作者撰写的，但施宣圆等主编注意了所写内容的知识面、段落安排的合理性、陈述文字的通俗度、疑案设置的巧妙点，使人拿到此书就想读，并令“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古训油然而生，往往开动脑筋，对其中某个疑案跃跃欲试，到了不能自己的地步。这也正是此书不同凡响的地方。书中每个疑案均无人为定见束缚读者的思路，也无终极的宣判堵塞读者的研究，只有探索者留下的思索痕迹。每个试图“补苴罅漏，张皇幽吵”的人，都会觉得自己是在聆听良师的指点，或是在与益友切磋，然后可让智慧的常青藤再向上攀援，令胆识的向阳花吸取更多的阳光。法国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说过：“一个思考的人，才是力量无边的人。”从《千古之谜——中国文化史500 疑案（续）》中，读者将结识无数这样的人，并使自己也成为这样的人，这种既讲耕耘，又促收获的做法，不啻将此书的品位在无形中提得更高。

　　处在市场经济开始形成中的中国，我深深地感到，人间要好书，并欣然认为《千古之谜——中国文化史500 疑案（续）》就是一本提倡开创性思维的好书。我十分乐意地接受了施宣圆的盛情邀请，写了此篇小文。我认为《千古之谜——中国文化史500 疑案（续）》比之于提婆投入龙树钵水中小针所提倡的追求更为现实，更加实用，也更见智慧和胆识。它将培养出中国的哥白尼、达尔文、爱因斯坦，并使中国文化在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更显光彩。

　　1992年10月（此文作者为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审）千古之谜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4 18:52

一 千秋功罪

帝王篇

有没有过尧舜禅让？

　　说起我国古代历史，总离不开三皇五帝，这个时代所谓的“垂拱而治、天下清明”，尤其是唐尧、虞舜相继禅让，历来为儒家学者世世所称颂。最早记有“禅让”其事的是被儒家列为十三经之一的《尚书》。其中《尧典》说的是“尧舜禅让”，《大禹谟》则有“舜禹禅让”的记载。除《尚书》之外，提到“尧舜禅让”的还有《论语》和《孟子》等。但对《论语》中关于尧让帝位于舜的一段文字，多数学者认为并非孔子所说，而是后人把散简附在书后所致。孟子对“禅让”这件事，态度比较暧昧，说法也很巧妙。

　　当万章问他：“尧以天下与舜，有诸？”他回答：“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万章又问：“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孟子说：“天与之。”他接着说道：“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昔者，尧荐舜于人，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关于舜禅位于禹，他也有类似的说法。

　　孟子说的“天”，可以理解为诸侯、人民，其实，也可理解为天子，因为自古以来，天子总是被看作“天”的代表，这样株圜的说法，好像把隙缝弥补了。《史记》的《五帝本纪》和《夏本纪》就是综合《尚书》、《论语》、《孟子》所说而撰述的。

　　对于“禅让”之说，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人提出了怀疑。最早提出疑问的是荀子：“夫曰尧舜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荀子。正论》）战国末的韩非，不但不承认有“禅让”这回事，反而说舜和禹之所以能继承帝位，是“臣弑君”的结果，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韩非子。说疑》）。这并非韩非一个人的惊人之笔，唐代的刘知几在他所著的《史通》中引《汲冢琐语》说：“舜放尧于平阳”，又说舜是给禹赶到苍梧而死的。稍后的《史记正义》作者司马贞，引《竹书纪年》说：“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父子不得相见也。”《竹书纪年》等书成于战国，西晋初出自汲冢，后即散乱不传，今本系宋以后人伪托，已非刘知几、司马贞所见本，其所记未必会是无中生有，捕风捉影。同时，还有人认为《尧典》成于战国，《大禹谟》系晋人伪作。真是这样的话，那《尚书》中关于尧舜禅让的记载从根本上就靠不住了。

　　近代有些学者认为：“尧舜禅让”说是战国初墨家的创造。如果《尧典》和《论语》所说不足为信，那么《墨子》则是最早有“禅让”记载的书了。《墨子》中《尚贤》、《尚同》两篇主张贤人执政，不仅是三公，就是天子。也可选天下贤者而立之。“古者舜耕于历山，陶河滨，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墨子。尚贤》）把本是黄帝九世孙、有虞氏诸侯的舜，说成是会烧窑、捕鱼的农夫，以此来申述他“尚贤”的宗旨。墨子出身于下层社会，他的政治思想正反映了一般庶民参与政治的要求。可是，墨家只说过“尧舜禅让”。“舜禹禅让”说又从何而来呢？近代学者认为是儒家新添的。儒家在一定限度内也赞成“举贤”。于是，盂子接过墨家的“尧舜禅让”说，添加出“舜禹禅让”的故事。同样，也把原是百里诸侯的禹说成是匹夫出身。战国以后，墨家衰落，“禅让”说才被儒家所专有。这种看法，又一次从根本上否定有过“禅让”。

　　传了两千多年的“禅让”说，一旦被完全否定，也难令人信眼。于是，又有学者结合社会发展史加以考证，认为这是一种部落选举的方式。如我国史有记载的乌桓民族，在汉代时，数干部落成为一部，推选“勇健能理决斗讼相侵犯者”为大人，大人有所召唤，部众莫敢违犯。实际上这“大人”就是我们所说的帝王。其他如鲜卑、契丹，蒙古等民族也是如此。由此推论，汉民族的上古时期也不会例外。只不过这种寻常的推选，被后人粉饰成神圣而又光彩非凡的“禅让”罢了。“禅让”一制，众说纷纭。要解开这个谜，看来还得有更充分的论证才行。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4 18:54

周太王亶父号“古公”吗？

　　在周族人的观念中，他们推翻商纣的统治而建立周朝君临天下的事业，是从太王亶父开始的。《诗。鲁颂。宓宫》云：“后稷之孙，实维大（太）王，居岐之阳，实始剪商。至于文、武，缵大王之绪……。“可见这位太王，在周族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关键的人物。据说太王亶父又称”古公“。《史记。周本纪》叙述他的事迹说：”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古公乃贬戎狄之俗“：”古公有长子曰太伯“：”古公欲立季历而传昌“：”古公卒，季历立“：”公季修古公遗道“：”（文王）追尊古公为太王“。其后，《吴越春秋。吴太伯传》、《后汉书。西羌传》等史籍都因袭其说，称太王亶父为古公。朱熹在《诗集传》、《四书集注》等著作中一再指出：”古公，太王之本号。“直到目前的各种历史著作，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朱绍侯和刘泽华等主编的《中国古代史》等，在阐述周族的兴起时，都大谈”古公“的业绩。范著还专门辟出一节，题目是”古公建立封建制度的周国“。可见这一称谓的源远流长，根深蒂固。

　　然而，这一称呼是大成问题的。清人崔述在《丰镐考信录》中辨析说：“周自公季以前，未有号为某公者；微独周，即夏、商他诸侯亦无之：何以大王乃独有号？《书》曰：”古我先生‘，古，犹昔也。’古公亶父‘者，犹言“昔公亶父’也。‘公亶父’相连成文而冠之以‘古’，犹所谓公刘、公非、公叔娄者也。”现代学者孙作云在所著《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一书中也指出：“‘公亶父’不能称为‘古公亶父’或‘古公’。《诗经》四字一句，故在‘公亶父”前加一’古‘字，以足其文。

      司马迁不察，在《史记。周本纪》中一再曰’古公亶父‘或’古公‘，这是不对的。“上述议论，振振有词，说得相当有道理。查《诗经》中有许多“古”字，都作往昔、古代解。如《小雅。甫田》云：“自古有年（丰年）”；《大雅。思齐》云：“古之人无（厌）”；《大雅。烝民》云：“古训是式”；《周颂。载芟》云：“振（自）古如兹”；《周颂。良耜》云：“续古之人”；《商颂。那》云：“自古在昔，”可见在《诗经》中，“古”字是用得相当普遍的。《大雅。绵》中的“古公亶父”之句，“古”字亦应作从前、往古讲，而不能解为“公亶父”号为“古公”。《商颂。玄鸟》中，有一个同样的句式：“古帝命武汤。”这就是说，从前上帝命令武王汤。如果解为商汤时的上帝号为“古帝”，岂不笑话！再检阅《史记》之前，先秦时期和汉初的许多典籍，未有称太王亶父为“古公”者。如《穆天子传》卷二记：“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吴太伯于东吴，”《穆传》是从战国魏襄王墓中出土的先秦时期的作品。《孟子。梁惠王下》一再陈述周太王的事迹云：“昔者大王好色”，“昔者大王居亶”，‘故大王事獯鬻“，从不称其为古公，《吕氏春秋。开春论。审为》篇论说周太王迁居的故事，一则云”太王亶公居邠，狄人攻之“；二则记”太王亶父曰“如何如何；最后还加赞语道：”太王亶父可谓能尊生矣。“这里也毫不提及太王之号”古公“。

       西汉初年韩婴撰的《韩诗外传》，在卷十有一节叙述周太王传位的经过，屡云”大王亶甫（父）有子曰太伯、仲雍“，”大王贤昌而欲季为后“，”大王将死“，”大王薨“，亦不曾道及”古公“之号。还有汉初成书的《尚书大传》，在卷三《略说》中叙述周太王避狄人之事，一连用了六个“太王亶父”而不称其为古公。可见周太王亶父之别号“古公”，始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值得注意的是，班固作《汉书。古今人表》，在“上中仁人”一栏中赫然列入“大王亶父”之名而不作“古公”。《今本竹书纪年》卷上殷武乙三年记：“命周公亶父赐以岐邑”：“二十一年，周公亶父薨。”《今本纪年》是《竹书纪年》散佚后，宋、明间人重新编纂的，编者所看到的《纪年》佚文较现在为多，很可能《纪年》原作“公亶父”，今本才会如此写的。根据种种迹象，一些学者判定，太王亶父之号“古公“，是司马迁误解《诗。绵》之文所致。

　　不过，也有学者在努力为“古公”之号的来源寻找根据。钱穆在《周初地理考》（《燕京学报》第10期）一文中，引《水经。汾水注》：“汾水西过长修县南，又西与古水合。水出临汾县故城西黄阜下，东注于汾。”又引董佑诚曰：“临汾故城在今徐州东北，水在西北古山下。”于是他得出结论说：“临汾有古山、古水，公亶父本居其地，故称古公。”《楚辞。天问》有云：“吴获迄古，南岳是止。”闻一多《天问疏证》解释道：“古即古公亶父之古，本地名，当在沮、漆二水之间。太王自古徙岐，太伯失位，复逃归古。”由上述论证说明，“古公”之号得自地名“古”；其地一说在山西临汾县，一说在陕西沮水、漆水间。

　　周太王亶父究竟有没有“古公”这一雅号？是司马迁误读《诗经》之文，或者他还有别的什么根据？“古”如果是地名，它又在哪里？这些问题长期以来在学术界相当模糊和混乱，应当进一步切实考证，尽快予以澄清。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4 18:58

武王伐纣究竟在哪一年？

　　武王伐纣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它是商衰周兴的转折点。在《尚书。牧誓》中，对这次大战的经过曾作了简略的记载，是我们了解这次大战的最早文献。武王伐纣发生在什么时候？《牧誓》开篇曰：“时甲子昧爽”，仅有纪日，而无明确的年代。因此，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千古悬案。

　　我国有记载的确实纪年始于公元前841 年。在这之前的史事年代均要通过推算得到。由于上古史料的缺乏，人们推算的武王伐纣年代简直令人无所适从。胡厚宣在《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中列举了前人的十二说法：即公元前1130年、前1123年、前1122年、前1117年、前1116年、前1111年、前1078年、前1067年、前1066年、前1150年、前1051年、前1050年、前1047年。加上梁启超提出的前1027年，唐兰提出的前1075年（《新建设》1955年第3 期），丁山提出的前1029年（《商周史料考证》），章鸿钊提出的前1055年（《中国古历析疑》），凡16种，使武王伐纣的年代问题变得扑朔迷离。这些说法中，以公元前1066年、前1122年、前1027年说最有代表性。

　　前1066年说最早由日本新城新藏据南北朝陶弘景的《古今刀剑录》在《东洋天文史研究。周初之年代》中提出。后来，范文澜的《中国通史》、齐思和的《中外历史年表》等也采用了此说。前1122年说源于刘歆的《世经》和《三统历》，此说曾影响了后世的很多学者，但也有人批评刘歆的推算是“欲以合《春秋》，横断年数，损夏益周”（《后汉书。律历志》），肆意缩短夏、商年数而妄增周朝年数，主观因素太多。前1027年说自梁启超在1922年提出后，雷海宗的《殷周年代考》、陈梦家的《西周年代考》皆主张此说。

　　特别是郭沫若的《中国史稿》采取此说后，在国内外史学界，得到了很多人的承认。此说原本于《史记。周本纪》裴骃《集解》引：“《汲冢纪年》曰：‘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也。”即从周幽王最后一年（前771 年）上溯257 年，便是前1027年。

　　近年来，人们又对武王伐纣年代进行了推算，提出了新的说法。黄宝权等对前1027年说“稍事推进”后，提出了前1029年说。他们依据《国语。周语下》“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和《史记。天官书》“作鄂岁，岁阴在酉，星居午”等记载，认定武王伐纣在“酉年”，但用于支推算，从周幽王亡上溯257 年的结果却非“酉年”，其最接近的酉年是前1032年。那么是否可断定前1032年就是武王伐纣之年呢？不能。原来史书上所用的岁星纪年法并不准确，每隔86年要误差一年，257 年间正好误差3 年，“减去误差数得出前1029年就是武王克殷的绝对年代。”再进一步推算后得出结论，武王伐纣之战是在这年的“周历二月五日黎明前打响的”（黄宝权、陈华新《周武王克殷年代考》，载《华南师院学报》1979年第4 期）。

　　著名天文学家张钰哲先生利用电子计算机及大行星摄动而求得的这三千多年中的运动轨道，将我国历史上各次可能是哈雷彗星的记录加以分析考证后指出：如果武王伐纣时出现的彗星是哈雷彗星的话，“那么武王伐纣之年便是公元前1057～1056年”（《哈雷彗星的轨道演变的趋势和它的古代历史》，载《天文学报》第十九卷一期）。因为《淮南子。兵略训》中曾写道：“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其显示的天象是木星出现在东方的天空上，同时还有彗星出现，头向着东方。根据1910年4 月19日哈雷彗星的出现逆推40次回归过近日点，发现在前1057年3 月7 日，哈雷彗星距地球甚近，在这年的头3 个月里都能看到它，其天象正与《淮南子》记载相同。

      那时，木星运行在张宿中，正当鹑火之次，与《国语。周语下》所说的“武王伐殷，岁在鹑火”相合。赵光贤据此认为，天象是客观存在而又有规律可寻的，用电子计算机来算四千年前的天象，并与史料相结合，“推算出来的年代就是可信的。”从史料的考证上，赵光贤进一步充实和支持了前1057年说，并指出“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史记。周本纪》集解）中的“至幽王”，不是指幽王亡年（前771 年），而是即位之年（前782 年），而“二百五十七年”的“五”、“七”两字应颠倒过来，这样推算出来的武王伐纣年代才是正确的：即771 加11（幽王在位年数）再加275 ，共为1057年（《从天象上推断武王伐纣之年》，载《历史研究》1979年第10期）。

　　何幼琦根据天文历法的知识和方法，通过推算文物、文献中有关的纪时，也考证了武王伐纣的年代。在推算方法上，以1980年为起点，推算尺度用现代天文常数，回归年（岁实）为365.2422日，朔望月（朔策）为29.530588 日。何幼琦先通过《小盂鼎》、《庚嬴鼎》的铭文间接地推算出康王元年（前1013年）和成王元年（前1030年），然后依据《史记。周本纪》“既克殷后二年……武王病……有瘳而后崩。……周公乃行政当国，……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的记载，逆算断定：“克殷之年，当在成王元年前七年又二年”。即前1039年，并算出大战就发生在这年的元旦（正月甲子胐）。

　　所以说，武王伐纣是一次利用节日，出敌不意，远途奔袭的成功战例（《周武王伐纣的年代问题》，载《中山大学学报》1981年第1 期）。

　　一个历史年代的推算竟引起人们的广泛注目，并提出了19种考证结果，这在史学研究中是非常罕见的现象。虽然上述诸说结论迥异，但各有所据，难道武王伐纣的年代真是纷纷然而不可定一吗？正确的年代只能是一个，但究竟是哪一年，还有待于努力探讨。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4 18:59

周穆王到过西域吗？

　　大约1700年前，时当西晋太康年间，在河南汲县的一座战国古墓里，盗墓者意外地发现一批埋藏了五六百年的竹简，有数十车之多，计十余万言。经人整理，写定为75篇，《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即其中两篇，而《穆天子传》又是唯一能完整保存至今的。

　　《穆天子传》说的是西周兴盛时的穆王，命御者造父驾着八骏西去邀游，穿天山，登昆仑，见到了西王母，在瑶池受到了盛情款待，举觞歌诗，流连忘返。来回行程3.5 万里，历时543 日。所说有日期、方向、地名、里数，以及西域部落、语言和物产等等，所以当时人颇信其为实录。然自唐宋起，有人怀疑此传系后人伪托，并非信史。于是围绕着《穆天子传》，人们进行了涉及广泛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周穆王游历到西域，是否真实？《穆天子传》是哪个时代的作品？西王母之邦在什么地方？“她”是神、是人还是其他？下面，我们概要地介绍一些情况。

　　（一）周穆王游历到西域是否真实？

　　一种意见认为，周穆王原是个雄心勃勃的旅行家，有史载为证。《左传》谓其“欲肆其心，周行天下”，而使天下的道路都印上自己的车辙、马迹，《史记。秦本纪》说，造父善御，得八骏，穆王使驾而西巡狩……。《赵世家》又进一步说：“见西王母，乐之，忘归。”可见《穆天子传》的故事绝非无本之木，周穆王之西游，正是西周盛时影响波及西域的反映，近人断其为小说、伪书，岂非数典忘祖乎！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中原与西域的交通，是汉武帝时张骞历经千辛万苦才开辟出来的，西周时代，无论是道路、交通工具，还是边疆的民族关系等等，都无法使这位穆天子到达荒远的西域。司马迁记穆王西巡狩事于《秦本纪》和《赵世家》，而独于穆王自家的《周本纪》中却只字不提，这恐怕不是无意的疏漏。

　　（二）《穆天子传》是何时的作品？

　　有人认为《穆天子传》是秦汉时的作品，而以汉武帝以后的可能最大。因为只有在张骞通西域以后，作伪者才能具备西域地理方面的知识和材料。也有人主张是东汉时的作品，因为该书所用的以日记事的起居注形式，是东汉以后才产生的。与以上说法截然相反，有人认为《穆天子传》是周穆王的史官所为，也就是说，这是西周时的作品。

　　还有人认为，《穆天子传》是战国时的作品，并断定是赵国武灵王时人所为。其背景是赵武灵王的西北略地。赵国本有造父御穆王的传闻，经过武灵王打开雁门通道等的刺激，再加上《山海经》中有关昆仑丘和西王母神奇描绘的启示，于是赵国学者把事实、想象和神话杂糅在一起，铺陈出这部穆天子的游记来。其目的，或是想为赵武灵王的西北略地进行鼓吹、美化，而托古于前代的穆王了。另有人则从多方面论证了《穆天子传》是春秋末战国初时的作品。比如，从该传用的文字来着：“皇”字，只作形容词，意为美盛，而不单独作名词用：“帝”字，只代表着“上天”，而不代表“人君”。这正是春秋以前的习惯。这两个词含义的变化都发生在战国。所以，《穆天子传》大抵诞生在春秋末战国初，《春秋》问世之后，《左传》问世之前。

　　（三）西王母之邦在何处？西王母所指为何？

　　西王母的传说起源很早，在先秦及秦汉时，颇为盛行，前后经历了一个由人到神，乃至确定为女性的演变。对穆王见到的西王母，众人说法也不一。有的说是神话人物，有的说是世俗凡人，而且不一定是女性，有的认为西王母是某一部落的译音，有的认为是国名。还有的指出，西王母的切韵，与突厥“始波罗”可汗之原语（“王权”之意），颇为相近。这样，西王母还可能是西域某部落的酋长。

　　西王母之邦在何处，更是众说纷纭。大致有以下几说：（1 ）极西至喀什噶尔；（2 ）未出长城；（3 ）示巴女王国，今阿拉伯；（4 ）不出塔里木流域；（5 ）天山南路；（6 ）不出青海；（7 ）亚西里亚；（8 ）欧洲大平原华沙附近；（9 ）新疆和阗之东。另有人认为，《穆天子传》所记西域地名间的里数，与《汉书。西域传》和《魏书。西域传》大略相符，以此折算，则西王母之邦，约在乌拉岭东吉里吉斯高原这个范围内。

　　此外，人们还对穆天子西游在返途经的地点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也是各执其辞，莫衷一是。

　　关于《穆天子传》的研究，对先秦的历史地理、民族关系，乃至中西交通史均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相信，有志者一定还会为此而继续探索，努力不懈。有关《穆天子传》的种种历史之谜，也总有一天会被人们解开。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4 19:00

太伯是吴国的开创者吗？

　　春秋末期，长江下游曾出现一个显赫一时的诸侯国。它就是多次北上争霸的吴国。关于吴国的开创者，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得很明白。司马迁认为，地处南方的长江下游的吴，是所有诸侯国中资历最深的西周姬姓同姓国。所以在《史记》中，吴太伯列为世家第一。

　　《史记》记载：太伯（一作泰伯）和他的弟弟仲雍，都是周太王的儿子，季历的兄长。他俩为了成全父亲想传位于季历的意愿，出奔到南方荆蛮，文身断发，不再回去。季历后来被立为继承人，他的儿子昌就是有名的周文王，在周文王手里奠定了灭商兴周的基础。“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史记。吴太伯世家》）太伯死后，传位于弟仲雍。

       传到仲雍的第四代孙周章时，北方周武王灭商，分封诸侯，“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史记。吴太伯世家》）司马迁讲得很清楚，太伯、仲雍的后代一封于吴，一封于虞。所以司马迁说：“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荆蛮句吴在哪里？《吴地记》说：“太伯居梅里，在阖闾城（今苏州）北五十里许。”《后汉书。郡国志》刘昭注：“无锡县东，皇山有太伯家，民世修敬焉。去墓十里有旧宅，井犹存。”唐代《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五，常州条下记着，无锡县“东三十九里有梅里山，吴太伯葬处”。皇山、梅里山，就是今天的无锡县鸿山，梅里即是离鸿山不远的今天的梅村，那里至今有规模宏大的太伯庙，鸿山上的太伯墓也完好保存至今。这些情况历来为各种当地志书所传载。

　　至清代，学者崔述在《丰镐考信录》中对太伯奔吴之事提出否定意见。到30年代，又有人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卫聚贤等在《吴越文化论丛》中即提出了太伯、仲雍根本没有到过无锡的论点。认为太伯所奔之地只在陕西、山西南部的范围之内。其理由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太伯、仲雍不可能穿越千山万水及方国部落而无阻碍；也不可能到那语言不通，风俗迥异的荆蛮部落中去立足并当君长。后来童书业在《春秋左传研究》中进一步提出“大伯（太伯）、虞仲皆虞国之初祖，大伯、虞仲所奔为山西之虞，而非‘荆蛮’或江苏之吴”。所以太伯、仲雍没有到过江南，他们是山西虞国的始祖。

　　1954年在江苏丹徒县烟墩山出土了12件西周青铜器。其中一件《宜侯矢簋》腹内底上有长达120 多字的铭文。铭文记载了周康王观看武王伐商，成王东巡的图画以后，卜问南方的宜地。在合会南方各方国时，改封虞侯于宜地为侯。周康王还进行了丰厚的赏赐，有酒、弓、矢、礼器等。特别重要的是赏赐了土地和奴隶。

　　围绕《宜侯矢簋》的出土，又引起了对太伯奔吴问题的讨论。总的来说，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一种认为“宜侯”就是虞侯，也就是周初封于虞的诸侯的后代，而这个虞国是太伯、仲雍创立的。太伯无后，传于仲雍，仲雍又称虞仲，因封于畿内，所以他的后代称为虞公，而《宜侯矢簋》的铭文中称自己的父亲为虞公就是证明。宜侯矢从畿内改封于宜，宜、吴古音同，于是成为吴的始祖。这个说法否走了太伯、仲雍奔吴之事。第二种说法肯定了太伯、仲雍奔吴之事，并且从《宜侯矢簋》及江苏南部的考古资料出发，证明了太伯、仲雍奔吴是可能的。但认为太伯立国的地点不在无锡梅里，而是在南京、镇江地区，确切他讲是在丹徒。这是一种新的说法。第三种看法，唐兰在《宜侯矢簋考释》中指出，矢和周的声母是很接近的。认为宜侯矢，即是虞侯矢，也就是虞侯周章。周章是在武王和成王时被封虞侯的，为了不与北方的虞相混，30多年后的康王时改为宜侯。这个看法又从考古角度承认了《史记。吴太伯世家》的记载。

　　所有的问题，集中起来，就是太伯、仲雍所奔究属何方？吴国的开创者究竟是谁？“宜侯”究竟是谁？要完全否定司马迁关于太伯、仲雍奔吴的说法，还是有困难的；主张太伯、仲雍所奔为山西之虞，无论在文献上、考古上的证据也还不十分充分。目前史学界对太伯、仲雍奔吴的看法还是各执一辞，在行世的有关著作中，就含有以上的不同说法，没有统一。近年来江苏省考古学会年会也围绕吴文化这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而它的彻底解决，还有侍于太湖流域地下考古的进一步展开和对文献的更深入的研究。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4 19:02

越王勾践是否夏禹的后代？

　　春秋后期，越王勾践统治的越国崛起于东南沿海。他奋发图强，覆灭吴国，进而北上中原，与齐、晋会盟。越王勾践的军队横行于江淮之间，鲁、宋、卫等小国都朝服于他，周天子命他为诸侯之长，成为煊赫一时的春秋最后一霸。可是，越国是怎样建立的？越国的第一代君王是谁？越王勾践的祖先究竟是何许人？对于这些问题，史书上记载不一，学术界也众说纷纭，至今还是一个不解之谜。一种流行的意见认为，夏禹治水，周行天下，到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市南）召集会见诸侯群臣，后病故葬在那里。到夏禹的第四代孙少康时，为了奉守夏禹的祭祀，就封他的小儿子无余于会稽，这样就建立了越国，无余是越国的第一代君主，世袭传位而至勾践。《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称勾践是夏禹的“苗裔”（即子孙）。《汉书。地理志》也说粤（越）地“其君禹后”，把越国国君都当作禹的后代。《吴越春秋》中有《越王无余外传》，详细记述了无余为祭夏禹而受封的经过。今浙江会稽山麓还有大禹陵，相传就是夏禹的葬地。

　　越国国君为夏禹后代的传说，历来有不少学者提出过怀疑。其理由大致有如下四点：一是传位的世代太少。《史记》说无余“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勾践的父亲）。清人钱大昕指出：夏少康至夏桀传了11代，商汤于纣王传了30代，周武王至敬王（与允常、勾践同时）又传了25代，共有66代之多，而越国传位却只有20余代，这是“理所必无”（《廿二史考异》卷四）。二是夏朝的活动范围在北方。据《逸周书。度邑》、《战国策。魏策》、《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等文献记载，夏人居住的中心在今山西南部和河南西部。以理推测，夏禹不可能远至今浙江省的会稽山，并安葬于此。三是风俗习惯不同。夏人属于北方民族，而越人属于南方民族。越人都把头发剪得较短，并且在身上刻划许多龙蛇图像。越国的国君也不例外。《墨子。公孟篇》说：“越王勾践，剪发文身，以治其国”，这是不合北方民族的风俗的。

　　四是人名、谥号不同。越王名号都没有什么意义，是谐音字拼凑而成。如勾践的谥号叫“藀执”（《史记。越世家。索隐》），意义不明；勾践的孙子名“不寿”，那是寿命不长、要夭折的意思。这在北方华夏族中是断然没有的。对越国国君的先祖有些历史的记载，持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说法。《国语。郑语》载史伯说：“（m ǐ）姓夔（kui ）、越”，即认为越国姓。战国末赵国人所编的《世本》，也称越国国君是“姓”，并明确提出他们“与楚同祖“。到三国时韦昭作《国语》注，更把勾践说成是”祝融之后“（传说楚君的先祖为火官，叫”祝融“）。《墨子。非攻篇》又记述越国君王”出自有遽“。据清人孙诒让的考证，楚君熊渠在西周夷王时，曾封小儿子为”越章王“，”有遽“当就是”熊渠“，声近古通用（《墨子间诂》）。然则越国国君果真姓，与楚同祖，而其开国者就是楚君熊渠所封的儿子越章王。

　　不过，这种意见也有根难说通的地方。越王勾践时，曾派使者廉稽至楚国去。在楚王面前，廉稽称越国是“周室之列封”（《韩诗外传》卷八），而不承认越国是楚君所封，范蠡也曾对吴国的使者说，越先君是“周室之不成子”（《国语。越语下》），而不闻与楚国有什么关系。而且，据《说苑。善说篇》记载，楚国的鄂君子晰听了越国摇船工的唱歌而不懂其歌词，需要找“越译”来把它翻译成楚语。显然，楚、越两国语言不通。战国末年的荀卿曾说当时的人们，“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荀子。儒效》）。

　　可见，楚、越、夏三族到那时仍有着很深的隔阂。倘若越国国君与楚同祖，那么楚、越两族应该早就融合，不会出现如此的情况的。

　　近来又有一些学者提出，越国本与吴国同族。两国首先是语言相同。伍子胥说：吴与越“言语通”（《吕氏春秋。知化篇》）。文种也称“吴与越同音共律”（《吴越春秋。夫差内传》）。其次是所处地域相同。两国都处于古扬州，有三江、五湖环绕，农业上盛产稻谷，手工业方面长于青铜冶铸。

　　《周礼。考工记》曾称赞“吴、粤（越）之金、锡”和“吴、粤之剑”。再次是习俗相同。吴国人也都“断发文身”（《左传。哀公七年》）。《尚书大传》记：“吴、越之俗，男女同川而浴。”还有在民族性格方面，两国也十分相似。《汉书。地理志》说：“吴、粤（越）之君皆好勇”，其民“轻死易发”。可见吴、越两国同族，是有充分根据的。但吴国国君的先祖据说是周太王的长子太伯（《史记。吴太伯世家》）。在吴、晋黄池盟会上，吴人说：“于周室，我为长”（《左传。哀公十三年》）。看来，太伯南奔成为吴国君长确是事实。既然吴国国君是北方周人的后代，那末越国国君是否也有可能是北方夏人的后代呢？这就又和越是夏禹之后的说法接近了。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4 19:04

春秋五霸指的是哪五霸？

　　春秋时代，列国混战，霸主更迭，历来都认为当时曾经出现过“五霸”。孟子说：“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又说：“五霸，桓公为盛。”（《孟子。告子》）《商君书。更法》也强调：“五霸不同法而霸。”《汉书。诸侯王表序》更明确指出：周王室衰，则“五霸扶其弱”。然而，春秋“五霸”所指究竟为谁，却众说纷纭：

      （1 ）《荀子。王霸》称：“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所谓信立而霸也。”《荀子。议兵》又说上述五君，“可以霸而不可以王”。《墨子。所染》也谓上述五君，“所染当，故霸诸侯”。

      （2 ）《风俗通义。五霸》曰：“《春秋》说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是五霸也。”《孟子》赵岐注也以上述五者为五霸。

      （3 ）《白虎通。号》记：“或曰五霸谓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人阖闾也。”

      （4 ）《汉书》颜师古注云：“五霸谓齐桓、宋襄、晋文、秦穆、吴夫差也。”可见历来解释之歧异。

　　在上述四说中，只有齐桓公和晋文公是众所公认的二位霸主，大家都没有异议。那么余下的三霸应该归谁呢？试对上列其他六位提名者逐一进行分析：一、宋襄公，齐桓公死后，宋襄公乘诸侯无主之机，欲为霸主。《春秋。僖公十八年》记，宋襄公曾与曹伯、卫人、邾人伐齐，把齐军打得大败。僖公十九年，宋襄公又逮捕了滕国的国君，与曹人、邾人盟于曹南；二十一年，宋人与齐人、楚人盟于鹿上；二十二年，宋襄公又联合卫国、许国、滕国一起伐郑。这几年的会盟、征伐，《春秋》均列宋襄公为首，可知他确实曾经做过短时期的盟主。但就在会盟之际，宋襄公被楚拘留；后战于泓，又为楚所败，遂伤而死。这样的人，能是霸主吗？

　　二、秦穆公，《韩非子。难二》称：“蹇叔处秦而秦霸。”《新序。杂事三》谓：“秦用由余而霸中国。”可见秦穆公曾经称过霸。但《左传。文公六年》因其死后用人殉葬，便明确指出：“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

　　《史记。齐世家》也谓：秦穆公辟远，不与中国会盟。“但《史记。秦本纪》和《李斯列传》都说他用贤伐戎，并国开地，”遂霸西戎“。所以有人认为，秦穆公仅可称为”偏霸“，不能列为中原五霸之中。

　　三、楚庄王，《韩非子。喻老》曰：“楚庄王……举兵诛齐，败之徐州，胜晋于河雍，合诸侯于宋，遂霸天下，”从历史记载来看，楚庄王武力强盛，曾称霸中原是没有问题的。但历来有人认为，他曾炫耀军事实力，威胁周王室，向周室“问鼎之大小轻重”，太骄横跋扈，不像一个霸主之所为。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就指出，楚庄王等没有“尊事王室之功”，不宜列入五霸。

　　四、吴阖闾。《吕氏春秋。简选》称：“吴阖闾……与荆（楚）战，五战五胜，遂有郢，东征至于庳庐，西伐至于巴蜀，北迫齐晋，令行中国。”《战国策。秦策》也谓：“伍子胥……卒兴吴国，阖庐为霸。”但事实究竟怎样呢？有人指出，吴阖闾仅仅是西破强楚，昭王奔随后，随人不以昭王给吴，吴人只得引退，不敢与争，当无力西及巴蜀；北迫齐晋也于史无征。因此，吴阖闾应为偏霸。

　　五、吴夫差。他曾经南败越，西败陈楚，北败齐鲁，在与晋的黄池之会中以先到为盟主。可是正当他北上争霸之时，越勾践抄了他的后路，端了他的老窝，吴夫差兵败身死。这样的结局，可以称得上霸主吗？

　　六、越勾践。《吕氏春秋。顺民》说：“越王……残吴，二年而霸。”《史记。越世家》载：“勾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伯。”当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号称霸主”。这里所记，周王曾经赐胙命伯，当然是称霸的明证。但不少论者总以为，越王勾践作为霸主的史实，毕竟太少。

　　综上分析可见，上列六位君王曾被认作霸主，而各自又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此外，还有一些国君历史上明确记载他们曾经是“霸”，如《左传。成公十八年》谓：“晋悼公……所以复霸也”；《左传。昭公三年》云：“昔文、襄之霸也”，杜预注：“晋文公、襄公。”可见晋襄公、晋悼公都曾作过霸主。这些国君，是否也应列入春秋的霸主之中呢？

　　关于春秋“五霸”，历史记载和历来的看法如此分歧，莫衷一是。如何才能作出一个正确的答案，需要我们去细致考虑。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4 19:13

曹操赤壁战败的原因是什么？

　　曹操赤壁战败的原因是什么呢？诗仙李白诗云：“烈焰张天照云海，周瑜于世破曹公。”金代元好问曰：“疾雷破山出大火，旗帜北卷天为红。”元代郑允端也说：“老瞒雄视欲吞吴，百万楼船一炬枯，”众口一辞，认为火攻是曹军致败的原因。唐代胡曾甚至认为这是唯一的原因，他在诗中说；“烈火西焚魏帝旗，周瑜开国虎争时。交兵不假挥长剑，已挫英雄百万师。”连“长剑”也不必“挥”，便取得了战争的胜利，火攻之成，可谓大矣，当然，诗是文艺作品，并不是史籍。那么，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史籍的记载。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载：“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焚其舟船”，当然是用火攻了。《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记载更详，既有黄盖深感“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的献计，又有“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的火攻准备和诈降经过，更有“烟炎张天，人马烧死溺死者其众，（曹）军遂败退”的结果记录。

     曹军败于火攻，可谓凿凿有据，参之司马光《资治通鉴》等史籍，火攻论可以说是昭然于世，应无疑义的了，诗人所咏，看来也并非子虚乌有之事。然而，近年来一些论者对火攻论提出了不少质疑，认为曹操赤壁战败，并不是火攻造成，而是遭遇疾疫的袭扰，军队丧失战斗力所致，提出了曹军赤壁败退，是血吸虫病造成的。血吸虫病论者也引据史籍。如陈寿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叙及赤壁战事，就根本未提火攻一事——“（曹）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卒多死者，乃引军归“。明言是败于”大疫“。况且，交战一方的主帅曹操，也不承认因遭火攻而败北，他在赤壁战后曾给孙权一信，其中云：”赤壁之没，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三国志》裴注引自《江表传》）而曹操之言，并非孤证，《吴书。吴主传》中也有曹操自烧战船之说：”（曹）公烧其余船自退。“

      论者由此认定，火攻之说未可信，疾疫，倒是曹军败北的主要原因，而这个”疾疫“，就是血吸虫病，理由如下：一、血吸虫病在我国古代早已存在，远溯古医籍中周易卦象”山风蛊“之症以及公元7 世纪初叶的《诸病源候论》，都有类似血吸虫病的记载。近观1973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女尸，研究者在其肠壁和肝脏组织中都发现血吸虫卵，由此证明，至少在汉时，长沙附近就存在着血吸虫病之患。根据大量调查资料表明，与赤壁之战有关的地域，特别是两湖（湖北、湖南）地区，是严重的血吸虫病流行区。

　　二、论者从赤壁之战的时间与血吸虫病的易感季节推究，认为曹军转徙，训练水军在秋季，恰好是血吸虫病的易感季节。曹军舍鞍马、仗舟楫，极易感染。虫体在宿主体内经过一个月以上的发育后才出现典型的急性期症状，所以训练期间已陆续发病，到了冬季决战，疾病急性发作，曹军疲病交加，软弱到不堪一击的地步。那么同属水上训练和作战，孙刘联军何以不受血吸虫病之害呢？对此，论者的解释是：与免疫能力的强弱有关。孙刘联军多南人，长期居于疫区，有一定的免疫能力，即使发病，症状也不会如此严重；曹军则大多为北方战士，免疫能力差，所以一触即发，且症状严重，因而致败。（见《中华医史杂志》1981年第11卷第2 期《曹操兵败赤壁与血吸虫病关系之探讨》）

　　然而，血吸虫病说也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可疑之处较之火攻论为多。因此，《新医学》1981年11期，《文汇报》1982年5 月25日相继载文展开争鸣，他们认为：一、曹操训练水军的地点，不在疫区江陵，而在邺（今河南省安阳县境），那里不属血吸虫病疫区，当然没有感染之虞。

　　二、曹操烧船退军，史书确有记载，但烧船的地点不在赤壁而在巴丘；时间不在赤壁大战时，而在曹军兵败退到巴丘时，其目的是避免余船资敌。三、血吸虫病潜伏期，一般在一个月左右，因天气冷热，时间长短有别，两个月以上者只是少数，而潜伏期越长，发病时症状也越轻。曹军即使秋季感染到血吸虫病，至十二月（大战爆发）才发病，症状也不会重了。

　　四、曹操水军主要来自刘表，多为湖北人，世居于血吸虫病流行区，与孙刘朕军的免疫能力不会有什么差别，此外，刘璋补充给曹操的军队，是四川士卒，也来自疫区，所以，孙刘联军与曹军在免疫能力方面并无高低强弱之分。由此看来，目前虽两说并存，看来火攻论较为服人。当然，不能否认“大疫”、“疾病”也是曹军失败的因素之一，但决不是主要原因。至于这个“大疫”、“疾病”究竟是何种疾病，这倒是一个有待于解决的“谜”呢！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4 19:21

北朝17位帝后为何出宫为尼？

　　在中国宗教的发展史上，佛教曾占有重要的一席，以致在封建王朝中早年出自尼庵或末世遁入空门的尊贵帝后也不乏其人。然而，像北朝中后期那样，百余年间，仅历魏、齐、周11帝，竟有帝后17人出宫为尼，实在世所罕见，成了我国佛教史和北朝发展史上一个奇特的现象。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国史学家和史学界在解释和评说这一历史现象时，存在着一种倾向：即多以佞佛释之，是媚佛、迷信佛使之。如《晋书。何充传》载：“二郄谄于道，二何佞于佛”；《新唐书。侯希逸传》亦载：“好畋猎，佞佛，兴广祠庐，人苦之。”佛教自东汉明帝时开始传入洛阳，汉未曹魏时期在河南地区初步传播，西晋十六国时期迅速传播和兴盛，至北魏臻于极盛。

      佛教刚传入中国时，正是东汉谶纬迷信盛行之际，占星、望气、风角、卜筮等宗教迷信遍及朝野，但佛教自传入后就得到了很快的发展。究其原因，中国早期的佛教表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依附性，自汉至南北朝，外来的佛教愈来愈具有中国的特色，比较广泛地流传于民间。

      连年战乱，社会黑暗，民不聊生，为佛教的流传创造了合适的土壤；魏晋玄学所造成的社会清谈风尚，又为佛教崇尚虚无、追求精神解脱的思想传播奠定了基础；同时，佛教的因果报应和六道轮回之说，很容易使人麻醉。在这个方面，儒教和道教是不能与之抗衡的。

　　在南北朝时期，佛教在门阀世族的倡导下，得到了统治阶级进一步的支持和扶植，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南北朝各代统治者，包括皇帝、贵族和世族官僚都崇信佛教，天竺（印度）僧人佛图澄、鸠摩罗什先后被北朝后赵石勒、石虎和前秦苻坚尊为国师。南朝梁武帝更是一个迷信根深的教徒，尊佛教为国教，曾四次舍身出家为僧，由朝廷和群臣以巨资赎回。北朝当无例外，以北魏为例，各帝王大都倡导、弘扬佛法；据史书记载，北魏递传15主（连同西魏），几乎每位皇帝均在倡导，且主译经、造寺及刻像之事。如文成帝下诏复兴佛法，天下承风。大同云岗石窟，成古今无比之伟观。孝文帝于洛阳城南伊阙龙门山之断崖分刻六龛，其佛最高达130 尺，全山造像142289尊。

　　共有造像记及题刻3680品，元魏时代造像记有300 品，题名为200 品，成为我国文化遗产中最为珍贵者。宣武景明元年诏营石窟，至正光四年六月，用工802366个。文明皇太后、冯氏、宣武皇、后高氏、孝明皇，后胡氏、恭帝皇后若干氏及西魏文皇后乙佛氏在长安出家；宣武灵皇后胡氏更明言为佛法而出家为尼。其时洛阳西域僧人不下3000；宣武帝造永明寺，最多时居外国沙门3000余人。当时文人学士，亦多崇佛；致使寺庙僧人快速发展。从这样的大背景来分析，北朝17帝后的出宫为尼，皆因佞佛使然。

　　有的学者指出，应该从当时寺院经济的特殊地位来探讨、分析这么多帝后出官为尼的根本原因。由于北朝各帝崇尚佛教，使寺院大量兴建，僧尼空前增多。北魏时，国都洛阳有寺1367所，江北整个地区有寺3 万余所，出家僧尼达200 余万人。与此同时，这些佛教寺院都拥有大量的土地、占有很多劳动力，逐渐形成了相当独立的寺院经济和特殊的僧侣地主阶层。寺院拥有大量土地财富、不事生产，却享有门阀世族地主阶层的特权；他们通过出租或役使依附农民，经营商业，发放高利贷等，剥削广大劳动人民，聚敛财富。

　　当时无神论者范缜在《神灭论》中曾对这种情况进行了揭露：人民倾家荡产去求僧拜佛，粮食被游手好闲的僧众吃光，财富被奢侈的寺院耗尽！坏人充斥，不能禁止，都高颂“阿弥陀佛”！从这个意义上说，帝后的出家为尼，应与此有关。

　　近几年来，曹文桂等学者载文指出：如果我们细读史籍，便发现北朝17帝后为尼的背景并不相同，大致可以归纳为五类。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原因中唯独没有一项与佞佛有关。

      这些帝后出家为尼的真正原因包括：首先是因为健康的缘故，寺庵的环境极有利于染病在身的帝后的康复；其次是有的帝后在争宠的角逐中，由于失宠而被逐出宫为尼；再次是因皇位更迭或王朝易代而沦为牺牲品的，对这些失败的帝后来说，入尼庵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去处；第四类是幼主嗣位后两宫争权的失败者；最后则是希图入寺寻求政治避难的。

      北朝中后期，寺院势力在统治阶级的扶植下发展迅速，僧尼人数众多，佛寺遍及全国，其中不少佛寺即为最高统治者出资所建，这些御立寺庵皆穷极奢丽，收容帝后为尼最多的瑶光寺还有大量供后妃役使的掖庭宫女。所以这里名为寺院，实是帝后优游享乐的另一处别宫，被废黜的帝后只是失去了内主之尊，而在物质生活上与宫内差异不大。若从这个角度来看，北朝帝后为尼与被贬人冷宫相比，是一种优待，这无疑会刺激和吸引失败者的帝后入宫为尼。

　　还有的学者认为，北朝诸帝的祟佛或灭佛，都是带着特定的目的的。如魏之太武帝的毁佛，就是因为他发现佛寺有兵器、藏财富、匿妇女，于是诏诛长安所有沙门，焚烧经像。因此，我们分析北朝帝后出宫为尼的原因，就不能单归结为佞佛一点，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读者诸君，不知以为然否？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4 19:40

建文帝的下落如何？

　　1399年6 月，燕王朱棣以“清君侧”的名义，大兴“靖难”之师，以破竹之势，于1402年6 月3 日誓师渡江。登岸一战，守军崩溃。燕王又顺手夺取镇江等处，使南京变成了一座孤城。6 月12日，被建文帝朱允炆免罪不杀的曹国公李景隆打开了金川门，迎接燕王进城。此时，守卫南京的20万大军，不战而降。朱棣一举攻下了南京城。

　　是时，建文帝于宫中放起了大火，皇后马氏带着7 岁的太子投火自尽。建文帝正欲拔刀自刎，一说为翰林编修程济等人救护，从地道逃出；另一说朱棣进宫后，到处收捕建文帝，最后在一片灰烬中扒出一具被烧得残缺不全、面目焦烂的尸体，有人告诉朱棣，这就是建文帝。

　　问题提出来了：建文帝究竟是从地道里逃出，还是死于火中？换而言之，建文帝的下落如何呢？

　　对于这个扑朔述离的谜，数百年来，史学界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认为，建文帝确实是亡于一炬之中了。

　　永乐年间所修之《实录》，说建文帝“已焚”，到了清代修编《明史》时，史馆中也对朱允奭以“焚死”来定论。

　　首创“焚死”说者当数清代的王鸿绪，王氏在其所著《明史稿。史例议》中，花了大量的篇幅专门论述建文帝必定焚死，还对建文帝在世时所作所为表示深深的遗憾。王氏认为，朱允奭“虐杀宗藩，自遭众弃，势穷力竭，而后一死了之”。（引自孟森《明清史讲义》）这样的话，建文帝确是非死无疑的了。清代大学者钱大昕在作《万斯同传》时，也采用此说，并云万斯同本人也待此说。

　　然而，还有不少人认为建文帝朱允奭并未毁身于一炬之中，在明代即有人认定朱允奭逃匿出亡了。

　　《明史。恭闵帝本纪》中云：“都城陷。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有人就以此为发端，认为既然已经出现了帝及帝后尸，也就是说，明明知道帝之所终，为何又言及“不知所终”呢？确定建文帝逃亡。过去，人们一直认为清代大学者朱彝尊也持建文帝“焚死”说的。然而，后来一查考，把建文帝“焚死”与逃亡之矛盾揭示出来的，正是朱彝尊。上引《明史。恭闵帝本纪》中的这段记载正是承袭了他所著的《曝书亭集》的。

      《明史。姚广孝传》中记载着这样一段史料：“十六年三月人觐，年八十有四矣，病甚不能朝，仍居广寿寺，车驾临视者再，语甚欢，赐以金唾壶，问所欲言，广孝曰：”僧溥洽系久，愿赦之。‘溥洽者，建文帝主录僧也。初，帝入南京，有言建文帝为僧遁去，溥洽知状，或言匿溥洽所，帝乃以他事禁浦洽，而命给事中胡等遍寻建文帝，久之不可得。溥洽坐系十余年，至是帝以广孝言，即命出之。“

      根据这段史料，有人提出：一、如果明成祖朱棣已经得到建文帝真正的尸体的话，那他又何必坐系溥洽以求建文帝之踪迹呢？二、如果溥洽伪造其说的话，朱棣就应该以妖言罪状诛之，又何必假借其他事以久系之，而至16年不决呢？断定建文帝是逃亡了。

　　有人还持《明史。胡传》中具有神秘色彩的一段记载来发问。

　　《明史。胡传》载：“惠帝之崩于火，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疑之。”于是朱棣便“遣颁御制诸书，并访仙人张邋遢，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在“。胡于外”二十一年还朝，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寝，闻蹈至，急起召入。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先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可见，建文帝下落不明，乃是朱棣的心病。

　　据此，有人提出，一、如果明成祖朱棣确定火中有建文帝尸的话，那他为什么还派人到海内外分途遍访建文帝之下落，而历时20余年呢？二、胡来见时，朱棣已经就寝、为什么却急不待明日，四鼓乃出，奏对良久呢？

　　就第二点，还有人认为，胡遍访后发现建文帝之确切踪迹，并且建文帝此时亦无意复国，而后隐匿起来了。

　　近代明清史专家孟森对“焚死”说也持有疑义。盂氏认为，建文之焚死，“非真相也！”（参见孟森《明清史讲义》）

　　假如建文帝确实未“焚死”，逃匿出亡，他又能隐向何方呢？

　　清代大学者钱谦益云：“以文皇帝（指朱棣）之神圣，明知孺子之不焚也，明知亡人之在外也，”钱谦益还认为，建文帝削发即为溥洽。言下之意，建文帝逃亡后隐匿起来做了僧人，“朝于黔而夕于楚”。（《有学集。建文年谱序》）凡此种种，各持一论，那么，建文帝到底是“焚死”、还是逃亡，或是隐匿为僧呢？他的下落到底如何呢？这确是一大悬案，孰能解之？

　　注：据新华社上海1991年1 月17日电：上海史学工作者、文汇报编辑徐作生考证，建文帝出亡后，藏于江苏吴县鼋山普济寺内。不多久姚广孝归隐禅寺，在姚的监护下，建文帝隐匿穹隆山皇驾庵，直到1423年病殁于</PGN0017.TXT/PGN>此，葬于皇驾庵后的小山坡上。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4 19:45

明景帝是有疾而终还是被害身亡？

　　明景帝朱祁钰是明宣宗朱瞻基次子，与朱祁镇是同父异母兄弟。正统元年（1436年），长子朱祁镇即皇帝位，是为英宗。英宗封朱祁钰为郕王。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也先发动瓦刺军侵明，宦官王振挟英宗亲征。结果发生“土木之变”，英宗成为也先的阶下囚，国不可一日无主。留在北京的众臣请郕王朱祁钰监国，未久即皇帝位，是为代宗，年号景泰。代宗即位后，对政治、经济、军事等着手进行改革，励精图治，景泰朝出现一片兴旺景象。景泰元年（1450年），英宗还京师，尊为太上皇，居于南宫。

　　代宗虑英宗与外人通谋议，对南宫限制很严，实际上将英宗软禁起来。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初，代宗生病。十六日夜间，将军石亨、宦官曹吉祥发动了蓄谋已久的政变。他们在南宫迎出英宗后，即簇拥英宗往东华门。东华门卫士拒不开门，英宗大声呼曰：“吾太上皇也。”卫士确认是英宗，遂打开大门。行至奉天门，英宗再次上前叱退守卫。政变人马几乎未受阻挠，进入皇宫。第二天早朝，英宗重新登上皇帝宝座。这一次政变，史称“南宫复辟”或“夺门之变”。

　　英宗重新上台后，改元天顺。他对失去帝位、软禁南宫8 年的生活耿耿于怀，积恨难消，屡次下诏指斥代宗“不孝、不悌、不仁、不义，秽德彰闻，神人共愤”。宣布废为郕王。

　　代宗在病中虽遭此巨变，身体却渐渐康复。不料二月十七日（一作十九日）癸丑，代宗竟死于宫中。代宗是有疾而终还是被害身亡？史书记载下一，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历史之谜。

　　从《英宗实录》看，代宗之疾，日渐沉重，终于不治身亡。景泰七年（1456年）十二月癸亥，代宗因疾不起，遂罢朝贺。石亨至病榻前探视时，见帝病沉重，即退出与太监曹吉祥谋变，以邀不世之功，从景泰七年十二月癸亥起至代宗去世，《英宗实录》有近20处记载代宗疾病状况。

　　对代宗之死，明代人多有忌讳。李贤《天顺日录》、杨瑄《复辟录》、尹守衡《明史窃》仅记代宗“薨”，而不言何以“薨”。参看《英宗实录》，人们只能得出有疾而终的结论。

　　陈建《皇明从信录》、《皇明资治通纪》及薛应旗《宪章录》亦不记代宗死因，但记载了唐妃等殉葬事。
　　代宗死后，追谥为“戾王”，其生前所营造之昌平寿宫，令拆毁，转葬于金山（一说西山），与殀殇诸公主坟相属。英宗并赐红帛若干，令代宗妃嫔唐氏等殉葬。诸妃中仅一汪妃因曾被代宗所废而幸存。

　　民国时期，孟森在北京大学讲授明清史，说“郕王薨”并唐妃殉葬事，不述郕王死因。

　　从史书看，只有陆釴《病逸漫记》对代宗的死因作如是记：“景泰帝之崩，为宦官蒋安以帛勒死。”

　　代宗即位后，废英宗原立之皇太子朱见深，而将自己的儿子朱见济立为皇太子，但朱见济在景泰四年死去。代宗卧病之时，群臣请建太子，代宗不允，说：“偶有寒疾，十七日当早朝，”然十六日“南宫复辟”，十七日早朝的竟是英宗！英宗能有复辟之日、乃代宗贻患而成。英宗以其自身的教训，决定反其道而行之。二月十七日，代宗病已向愈，英宗为防止再次发生“复辟”、“夺门”事件，命太监蒋安用帛将代宗活活勒死。为斩草除根，又赐红帛令唐妃等殉葬。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明宪宗朱见深复代宗帝号，谥景帝。

　　乾隆十四年（1769年），清高宗弘历为景泰陵立碑题辞，题辞中说代宗“子亦随死，终于杀，礼西山，实所自取耳。”认为代宗系遇害身亡。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4 19:48

崇祯皇帝死于何地？

　　崇祯甲申（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等率领农民军进入北京，明朝末代皇帝走投无路，只有以死了却一生。关于崇祯皇帝的死地，历来众说纷纭，今列主要说法如下：一、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丁未五鼓，上御前殿，与二人手自鸣钟集百官，无一至者。

　　遂散遣内员，手携王承恩，入内苑，人皆莫知。上登万岁山之寿皇亭，即煤山之红阁也。亭新成，先帝为阅内操特建者。……遂自经于亭下海棠树下，太监王承恩对面缢死。“

　　二、赵士锦《甲申纪事》：“二十二日，贼搜得先帝遗弓于煤山松树，与内监王承恩对面缢焉。左手书‘天子’二字，身穿蓝袖道袍、红裤，一足穿靴，一足靴脱，发俱乱。内相目睹，为予言也。“

　　三、李清《三垣笔记》：“上同二人登煤山顶望，逾时回乾清宫。日就晡，上鱼服出宫门，两出两返，乃命酒，召后、贵人，良娣以下，按掖庭籍属，被宠御者皆至，慷慨极酣，漏未下三刻，御所佩剑，曰：”事至此，可以死矣。‘泣数行下。于是皇后先投缳，其余咸引决，稍顾望，辄手剑刃之。

　　时长平公主被剑断右臂，仆地未死。又唤内官王承恩着靴，带同内官数十人，绕城夺门不得，归，遂同承恩对缢煤山古树下“。

　　四、《中国名胜词典》：“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拂晓，李自成率农民军攻入北京，崇祯帝朱由检仓惶出逃，在煤山东麓的一棵槐树上自缢身死。”

      五、《明实录。崇祯实录》卷十七：“……天且曙，仍回南宫，散遣内员，携王承恩人内苑，登万岁山之寿皇亭。俄而上崩，太监王承恩亦自缢从死焉。”

      六、《明史》卷三百九《流贼传》：“十九日丁未，天未明，皇城不守，鸣钟集百官，无至者，乃复登煤山，书衣襟为遗诏，以帛自缢于山亭，帝遂崩。”

      七、《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九：“遂仍回南宫，登万岁山之寿皇亭自经。亭新成，所阅内操处也。太监王承恩对缢。”此外，夏燮《明通鉴》卷九十，谈迁《国榷》卷一百、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四等均与此书记载相同。

      八、之江抱阳生辑《甲申朝事小纪》卷六：“乃回南宫，登万岁山之寿皇亭，自经于北棂，一云灵寿亭。亭新成，所阅内操处也。太监王承恩面帝缢殉。”

      九、宋起凤《稗说》卷四：“万岁山又名煤山，居禁城之北，……建亭于山麓之中，额曰万寿。地平坦，可以驰射，先朝列庙无有幸者，独思宗岁常经临焉。上每御是地，辄遣禁军操演，以观其技。……上宾天日即在万寿亭中。”

      十、黄云眉《明史考证》第一册：“帝崩于万岁山。”“万岁山，金人名琼花岛，元至元四年筑宫城，山适在禁中，遂赐今名。”显然，这是认为崇祯自缢于今北海之白塔山了。

　　十一、《明亡述略》上：“丁未，内城陷，帝崩于西山。”

　　十二、钱《甲申传信录》卷一：“上怆惧还宫，易袍履，与承恩走万寿山，至巾帽局，自缢。大明大行皇帝于崇祯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九日夜子时。龙驭上宾。“”九门提督司礼监掌印太监王承恩随驾入巾帽局自缢。“《胜朝遗事》也有如是记载。

　　十三、俞平伯《崇祯吊死在哪里？》：“西方作家邓尼在《一代的伟人》书中，如此记载明崇祯帝一事（笔者案：上言崇祯砍伤长平公主事）：”她那精神错乱的父亲就北出宫廷爬上煤山，在那里又查看外国来的大炮，他又给李自成写了血书，要求他不要压迫老百姓，不要再用那些不忠的官僚。然后他自己就在管园人所在小屋里椽子上吊死了。‘“

　　总结上述，可见关于崇祯皇帝的死地有六说：自缢于煤山（或曰万岁山）之树下，自缢于山亭，自缢于今北海之白塔山，自缢于西山，白缢于巾帽局，自缢于管园人小屋。

　　据考：明末的万岁山就是煤山。崇祯帝吊死煤山比较可信，也合乎情理，但到底是吊死在海棠树下、松树下、槐树下，还是亭子里？目前还不好下结论。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4 20:00

清太祖为何杀害同胞弟？

　　1861年（清成丰十一年）7 月，咸丰皇帝在热河避暑山庄去世，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尚书肃顺等称“赞襄政务王大臣”，受遗诏辅政。不久，慈禧与恭亲王奕发动北京政变，肃顺陈尸西市，载垣、端华赐死宗人，府。这端华、肃顺系同胞兄弟，时人号“端三肃六”，他们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亲弟舒尔哈齐的八世孙。

　　有清一代，舒尔哈齐默默无闻，即使今人闲话清史，述及帝业肇起，也惟知太祖而已。其实舒尔哈齐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他与努尔哈赤一起奠定了清朝300 年江山的基石，若说他是仅次于太祖的清帝国的缔造者，也并非过誉。

      努尔哈赤弟兄5 人，但称得上同胞手足的只有三弟舒尔哈齐、四弟雅尔哈齐。1583年，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被明军误杀，当时努尔哈赤25岁，舒尔哈齐20岁，兄弟遽失护恃，明人谓为“孤雏”，十分可怜，辽东镇帅李成梁觉得努尔哈赤父祖死不当辜，就让努尔哈赤继父祖领建州左卫都指挥，给还敕书、马匹，也未加留意。

      谁想努尔哈赤兄弟沉潜有心计，为报父祖亡仇，生聚教训，秣马厉兵，不几年间，建州异军突起，不但令周围女真名酋刮目相看，明朝和朝鲜也都知道有“奴速”兄弟二人多智习兵，其志不在小。

　　明朝人称努尔哈赤为奴儿哈赤，舒尔哈齐为速儿哈赤，故有“奴速”之称。当时朝鲜政府得到情报说，努尔哈赤自称为王，其弟称船将，立志“报仇中原”。明朝留心边事的人记述说，凡军机大事，努尔哈赤兄弟登高密议，决定之后，雷厉风行，竟无一人了解内幕。以后努尔哈赤晋都督，加龙虎将军勋衔，舒尔哈齐也被明廷授予都督崇阶，故在建州内部人称舒尔哈齐“二都督”，到1611年（万历三十九年）舒尔哈齐去世时，不仅统一了建州女真，而且灭掉了海西女真哈达、辉发二部。昔人曾三，“女直（即女真）兵满万，天下不能敌”。此时建州有精兵劲卒数万，鲸吞女真，虎视辽东，已成不制之势，总之，在开创帝业的最艰苦的头30年间，是努尔哈赤兄弟二人打的天下，然而清代官修史书中，舒尔哈齐对清王朝的丰功伟绩却无从追寻，这实在耐人寻味。

　　还是从舒尔哈齐之死谈起吧。据《清实录》所记，1611年8 月19日舒尔哈齐“薨，年四十八岁”，但何以致死，丧仪如何，全不作交代，不免让人疑窦丛生。当时明朝方面的记载则为：“奴酋忌其弟速儿哈赤兵强，计杀之”（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奴儿哈赤杀其弟速儿哈赤，并其兵”（沈国元《皇明从信录》）。

      对这次骨肉相残的内幕，明代黄道周说得绘声绘影：“酋疑弟二心，佯营壮第一区，落成置酒，招弟饮会，入于寝室，锒铛之，注铁键其户，仅容二穴，通饮食，出便溺。弟有二名裨以勇闻，酋恨其佐弟，假弟令召入宅，腰斩之。”（《博物典汇》）黄氏所云不可目为无稽之谈。

      清人撰《满文老档》记舒尔哈齐事始起于1609年（万历三十七年）3 月间，努尔哈赤以舒尔哈齐图谋出走自立尽夺其所属军民，又杀舒尔哈齐一子及一僚属。两年后，舒尔哈齐死去。揣度当时情状，舒尔哈齐自有军兵，不可能束手就擒。努尔哈赤用计囚禁，杀其亲信以震慑其族党，是意中之事。舒尔哈齐以一代雄杰，纵非被戮而亡，亦会自毙于囚室。明人谓努尔哈赤杀弟，并非诬传。今天史家即奉此说，认为舒尔哈齐为其兄囚杀。

　　坐实努尔哈赤杀弟之后，这桩疑案仍余波未平。努尔哈赤兄弟二人相依为命，最为亲厚，为什么竟闹得同室操戈、骨肉相残？通常认为是权力之争使然。舒尔哈齐与其兄同为明廷任命的管理建州女真的官员，二人又分别统辖自己属下的兵马，若舒尔哈齐能屈身事兄，自然相安无事，而舒尔哈齐偏偏又是桀骜难制的人，他虽不及其兄兵强马壮，但处处要分庭抗礼，兄弟之间难免参商龃龉，裂痕日大。

      舒尔哈齐最后决心离兄出走，自树旗帜。在努尔哈赤来说呢，当时强邻环伺，断不容在自己身边又立一敌国，由此而导致努尔哈赤火并舒尔哈齐，近来又有新的解释，以为努尔哈赤兄弟之争，决不单是权力的争夺，而是一场“叛明”和“拥明”的斗争，建州内部本有拥明派的社会基础，明廷又扶持舒尔哈齐重建建州右卫以削弱勃兴中的努尔哈赤。持这种看法者，还考得新设建州右卫治所黑扯木在辽宁铁岭东南。看来，清太祖杀弟疑案一时还难以完全澄清。

　　不管权力之争也罢，政见之争也罢，二者互相交织也罢，舒尔哈齐为其兄有意诛除则是确定无疑的。舒尔哈齐生前有大功于清室而身后竟寂寥无闻，清人所修官书虽不得不记其死，但又不敢明言其死事，国初诸王冤案后被清帝昭雪者不乏其例，独不及舒尔哈齐，这些固然因为努尔哈赤的子孙们不愿以杀弟恶名加之其祖，另一方面，在清人看来，努尔哈赤杀弟也是出于维护帝业的目的，因此不能翻太祖手定铁案。舒尔哈齐之子济尔哈朗后以功得封郑亲王，终清之世，工爵世袭罔替，即俗称“铁帽子王”也，这在一定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对舒尔哈齐开创之功的酬答吧。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4 20:03

顺治皇帝有没有皈依空门？

　　清世祖（1638-1661 年）爱新觉罗。福临，为清太宗皇太极第九子，6 岁即位，年号顺治。开始由皇叔父多尔衮代为摄政，至顺治七年多尔衮死后亲政。先后灭南明福王、唐王、鲁王等政权。少年英武，虽亲政时间不长，却为清代近300年的统治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局面。

　　顺治十七年（1660年）八月十九日，顺治宠爱的皇贵妃董鄂氏去世，他十分悲痛，不仅辍朝五日，而且将她晋封为皇后，谥号“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传说半年后，顺治勘破红尘，于次年正月遁入山西五台山，削发为僧。民国初，我国不少剧种都上演了《董小宛与冒辟疆》一剧，于是顺治帝当和尚的故事就传开了。

　　为什么《董小宛与冒辟疆》这一剧本和顺治出家有关呢？这里先扼要介绍剧本情节：世家公子江南名士冒辟疆，在绛云楼主人钱谦益及其妾柳如是的促成下，纳秦淮名妓董小宛为妾。清军南侵，董、冒失散。降清的明将洪承畴得到了董小宛，得知其为辟疆之妾，为泄私愤，将董伪作皇室栋鄂王之女，改名栋鄂氏，送到皇宫，顺治对董宠爱非常，封为贵妃。

      冒辟疆知道后，通过已做礼部侍郎的钱谦益，买通太监，混进宫中。夫妻相见，分外悲伤，正在此时，皇太后与皇后闯了进来，见状大怒，遂将董小宛白绫赐死。顺治一气之下，放弃帝位，于五台山皈依空门；而冒辟疆回到故乡江苏，终身不仕，老死乡里。

　　这个剧本的情节虽说很富有戏剧性，但是，当时确实盛传顺治为董小宛而出家的故事，蔡东藩在《清史演义》一书中写道：“宫中有位董鄂妃，乃是南中汉人，被虏北去，没入宫内。顺治帝见她身材窈窕，秀外慧中，竟把她格外宠幸，封为贵妃。”后来，“可怜一朵娇花”“与流水同逝”了。“顺治帝十分悲痛，辍朝五日……顺治帝经此惨事，益看破世情，遂于次年正月，脱离尘世，只留重诏一纸，传出宫中”。此外，还有《清稗类钞》、《清代野史大观》等书中都有关于顺治帝因董妃去世而削发出家的故事。这样顺治出家的传闻就在民间广泛地流传开来了。

　　顺治一向好佛，宫中奉有木陈忞、玉琳琇二禅师，铃章有“尘隐道人”、“懒翁”、“痴道人”等称号。他对木陈吝曾这样说过：“愿老和尚勿以天子视朕，当如门弟子旅庵相待。”他早有削发为僧的念头。临宣布他去世前几天，他还叫最宠信的内监吴良辅去悯忠寺（今北京广安门外法源寺）削发做和尚。顺治与孝惠皇后颇为不合，宠爱的董鄂氏一死，他以死为借口皈依了净土。

      这是一些人认为顺治出家的原因。他们举出清朝著名诗人吴梅村的诗为佐证。吴梅村的《清凉山赞佛诗》中所谓“房星竟未动”影射顺治没有死。“澹泊心无为，怡神在玉几。长以兢业心，了彼清净理。”“纵洒苍梧泪，莫卖西陵履。”是指顺治出家，了却自己的心愿。据说，康熙帝曾四次去五台山，前三次都是为看他父亲去的，每至，必屏侍人独造高峰叩谒。第四次去，顺治已死，康熙见景生情，有诗哀悼：“又到清凉境，巉岩卷复垂。

　　芳心愧自省，瘦骨久鸣悲。膏雨随芳节，寒霜惜大时。文殊色相在，惟愿鬼神知。“十分悲恸。又传说在康熙年间，两宫西狩，经过晋北，地方上无法准备供御器具，却在五台山上找到了内廷器物，于是顺治出家有了更充分的证据。然而，事实上顺治的宠妃栋鄂氏并非董小宛，因为，“当小宛艳帜高张之日”，是“世祖呱呱坠地之年”。

      董小宛的丈夫冒辟疆写的《影梅庵忆语》明白地写着董于顺治八年（1651年）去世。当时，海内无数名流以诗词相吊，这时世祖才14岁，不可能纳董小宛为贵妃。关于顺治死因，据当事人王熙《王文靖集。自撰年谱》载：“奉召人养心殿，谕。朕患痘势将不起。”王熙是顺治进士，授检讨，后在康熙朝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并奉命专管密本。因此，他的记述有一定的可靠性。同时，张宸在《青琱集》中亦称：“传谕民间毋炒豆、毋燃灯，毋泼水，始知上疾为出痘。”张宸也是当时人，曾任兵部主事。主、张两个所记完全相合，可以互相印证。似乎清世祖死于出痘是无疑的了。民国初年，史学界对顺治出家一案很感兴趣，纷纷进行考证。其中考证最详尽的一篇文章是已故明清史专家孟森的《世祖出家事考实》。他举了《东华录》等史书的记载，认为清世祖死于痘疹，没有出家。又认为吴梅村诗中“房”为天驷，“房星未动”是指顺治本将幸五台山而忽然去世。后几句诗孟森认为是自责之词。但是他没有对康熙帝为什么四次去五台山，五台山为什么存有这么多供御器具，还有顺治生痘疹怎么会短短几天就去世等问题作出解释，所以顺治出家与否，仍然是一个谜。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4 20:15

康熙皇帝是病死还是被鸩毒而死？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月，69岁的老皇帝玄烨兴致勃勃地到南苑去打猎。他偶感身体不适，即命驾返回京师西郊的皇家苑囿——畅春园休憩，不料病情日渐加剧，延至十一月十三日晚上溘然长逝。当夜，遗体送还紫禁城，安放在乾清宫，十四日大殓。二十日，文武百官奉皇四子胤禛登极，是为雍正。迫谥玄烨为仁皇帝，庙号圣祖。

　　康熙帝是清朝第二个皇帝，君临天下61年，正是清初的隆盛时期，封建的经济文化都发展到一个新的顶点。他的逝世和雍正继承皇位，不但是当时震撼全国的重大事件。而且由此产生了许多传说和怀疑，诸如：康熙是怎么死的？是因病寿终正寝还是被人鸩毒而死？雍正是怎样登上皇帝宝座的？他是康熙心目中的皇位继承人吗？的确，宫禁事秘，传闻多误，这一团历史的疑云至今还没有揭开，理所当然地成为清史研究者着力探讨的一个课题。

　　康熙有子35人，女20人。在诸皇子中，胤禔最长，但不是嫡出。嫡出最长者为胤礽，康熙十四年被立为皇太子，准备日后继承大统。清代自太祖以来皆不预立储位。太祖曾说：“有德者即登大位。”清代之立太子自此开其端。胤礽立为皇太子以后，康熙选派大学士张英、儒臣熊赐履等教之，南巡北狩，都随驾从行。康熙三十五年，御驾亲征噶尔丹于漠北，皇太子在京留守，得了狂疾。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康熙在布尔哈苏台行围时，召集诸大臣宣布废立，将胤礽幽禁咸安宫。这是第一次废太子。

      这时，太子兄胤禔为直郡王，弟胤祉为诚郡王，皇四子胤禛、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皇十三子胤祥、皇十四子胤禵都是贝勒，各结党引类，觊觎储位，皇太子废立后，更加植党暗争。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康熙念储位不定，他日必定引起动乱，而废太子胤礽病情略有好转，便又立胤礽为皇太子。没有很久，皇太子狂疾复发，至康熙五十一年不得已仍废黜禁锢，从此再也不提建储的事，但诸皇太子夺嫡之争益加激烈。

　　在这种情况下，康熙死了。他是怎么死的，不能不涉及诸皇子之间的夺嫡之争。

　　王先谦的《东华录》说，康熙六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玄烨到南苑行围，十一月初七日身体不适，返回畅春园，十三日病情加剧，命速召皇四子胤禛前来；又召皇三子、皇七子、皇八子、皇九子、皇十子、皇十二子、皇十三子和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嘱咐：“皇四子人品贵重，……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皇四子胤禛随即赶来，不久康熙晏驾，胤禛即位，从记述的情况来看，康熙帝是因病逝世，胤禛是奉遗命即皇帝位。

　　雍正朝编纂的《大义觉迷录》，其中湖南人曾静的供词指出，康熙是被毒死的，凶手就是胤禛. 他说：“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就进一碗人参汤，不知如何，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这是当时社会上俚俗流言的反映。但同样成书于雍正年间的萧奭的《永宪录》则另有一说，称康熙病危时“以所带念珠授雍亲王”，用这一含蓄的叙事说明胤禛继位的合法性。可是根据《清朝野史大观》的记载，这一串念珠原不是昭示帝位谁属的信物，恰恰相反，它是康熙弥留之际用来泄愤的“武器”。它述称；康熙垂危时，众多的皇子都不在身边，只有胤禛一人随侍在侧。老皇帝从昏迷中苏醒，他想宣召朝廷重臣入宫托付后事，可是没有一人前来，心知有变，气恼之下，取下手腕上的一串玉念珠朝胤禛掷去，没有击中，胤禛假意跪下谢罪。不久深宫传出消息，康熙“龙驭上宾”。这些记载，或此或彼，使人感到扑朔迷离。

　　清史研究者对这个问题也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30年代初，清史研究的第一位开拓者孟森认为，康熙当时的病势并不重，突然死亡，“不能无疑”，“参汤一碗之说，……至少不能无同等之嫌疑也。”而隆科多身任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三营统领，掌握警跸中的武装力量，和年羹尧为川陕总督，以封疆大吏支持胤禛，都是这一事件的“机括所在”。（见《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

　　王钟翰在解放前写成的《清世宗夺嫡考实》一文和孟森的看法一致，他并且引用意大利人马国贤身临其境目击其事的记载：“驾崩之夕，号呼之声，不安之状，即无鸩毒之事，亦必突然大变，可断言也。”

　　近年来，随着清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也出现了两种不见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康熙是被毒死无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许曾重撰文说，西征之役即将结束时，胤禵返京即位几成定局，胤禛因此采取断然手段。十一月十二日晚，在严密控制畅春园的情况下；隆科多在食品中放入毒药，致使康熙死去。（见《清史论丛》第4 辑）

　　另一种意见认为，康熙是久病缠身，因感冒引起其他症状导致死亡。南开大学历史系冯尔康的文章指出，康熙身边警卫森严，时有提防，不可能被人暗害。毒死之说是经不住推敲的。（见《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3 期）看来还需要对现有史料进行全面综合与比较，通盘考察，加强分析，去伪存真，才能揭开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4 20:32

雍正皇帝是怎样嗣位的？

　　康熙驾崩以后，第四皇子胤禛在激烈的皇位争夺中，终于以胜利者的姿态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雍正皇帝。雍正嗣位，长期来在民间有种种传说。有的说。康熙临死前曾手书遗诏，传位“皇十四子”，而第四皇子串通舅舅隆科多等人，把遗诏中的“十”字改成“于”字，即了皇帝位；也有人说，康熙临死前并没有立什么遗诏，而是隆科多耍了手腕，将康熙死前宣召十四子篡改成宣召四子；还有说，康熙本来就以四子胤禛为继承人，如此等等，众说纷纭，并由民间传说引申到学术领域作为一个学术课题进行研讨。

　　早在80年前，刘法曾根据某些史实，确认雍正篡夺“其事亦必非无因”。（《清史纂要》）30年代初，孟森分析大量材料，同意刘法曾的看法，认为康熙的意图“将来神器之所归者，乃十四阿哥胤禵”，胤禛矫诏夺位实属事实。（《清世宗人承大统考实》）但是金兆丰则认为胤禛是合法嗣位，指出：“综官书考之……则皇位继承之事，亦可大白于天下也。”（《清史大纲》）由此在学术上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观点。

　　解放后，雍正嗣位问题在港、台学术界仍有广泛的讨论，而内地则因着力于经济史、农战史的研究，使这个问题搁置了起来。近几年来，随着对雍正评价的逐步深入，对雍正嗣位的研究也日益增多。目前有以下几种看法。

　　有人认为，雍正是谋父篡位。

      第一，康熙心目中的皇位继承人是十四子胤禵，这可以从康熙让胤禵在西陲主持军务一事看出。因为西征之役关系到中国半壁江山谁属和清朝今后安危的重大问题，康熙必须认真地选择他所最信任，最有能力的人充当大将军。对胤禵的任命是为了提高胤禵的威信，使群臣倾心悦服，也是康熙以新的方式选择、培训皇太子的决定性的环节。

      第二，据意大利人马国贤目睹记载：康熙驾崩之夕，号呼之声，不安之状，无鸩毒之事，亦必突然大变。由此可以推断雍正谋父篡位是有根据的。第三，遗诏是隆科多独自宣布的，完全可以将“十”字改为“于”字。

　　也有人认为，历史上根本不存在雍正篡位的问题，因为：第一，康熙遗诏是用满文写成，用满语宣读的，不可能篡改。第二，隆科多与雍正原无深交，何苦冒险矫诏拥立？有关矫诏夺位的种种传闻，无非出于政敌中伤。第三，胤禵若真是康熙未来的皇储，为何长期滞留边陲，令人费解。第四，根据《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病危前夕，曾将几位皇子和大臣召至御榻前说：“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康熙临死前曾命雍正代行郊祀大典，可见“康熙想立的就是雍正”。有人还认为，胤禛确是康熙晚年诸子夺嫡争储的斗争中夺得皇位的，但是在这场皇子们争夺皇位的斗争中，捷足先登不能算作“篡立”。帝王用何种手段即位，以封建伦理的标准来衡量，无疑是个尖锐的问题，但是今天仍把它作褒贬历史人物的根据，就不可取了，重要的是看他即位后有无建树。

　　还有人认为，康熙原本要在胤禛和胤禵两人中选择一个继承人，而最终确定了胤禛，胤禵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确实说明他是康熙选择皇太子的候选人之一，但还未最后选定，否则为何让他长期滞留边陲？而胤禛在康熙四十八年晋封为亲王后，在皇子中的地位逐步提高，先后22次参予祭祀活动，次数之多，居众皇子之冠，康熙还屡次让他参与政务，赐给他圆明园和狮子园，并常去他的花园内游玩，这是对他的特殊恩遇。

      此外，康熙十分喜爱胤禛之子弘历，称赞其母是“有福之人”，由此可见，雍正是后来居上的皇太子候选人。也有人认为，康熙临终时本想传位于胤禵，但他远在边疆，若将他叫回再宣布诏书，在空位阶段必定发生皇位纠纷，不得已只好传位于雍正。

　　总之，雍正是如何嗣位的，至今仍是一个悬案。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4 20:35

雍正皇帝是否改过遗诏？

　　清代初期的几桩离奇怪事中，康熙的皇四子胤禛（即雍正）篡改遗诏这一历史疑案，要算被世人议论得最多的不解之谜了。

　　官方记载历来都称遗诏中所立的就是皇四子胤禛. 王先谦的《东华录》说，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凌晨，康熙帝病情突然恶化，传诸皇子入见。寅刻皇三子、皇七子、皇八子、皇九子、皇十子、皇十二子、皇十三子以及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隆科多等8 人至御榻前，遂传遗诏如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下达这道诏书时，胤禛并不在场。他赶到康熙所在的畅春园时为巳刻，三次进见康熙问安，这时康熙还能说话，“告以病势日增之故”。直到夜间戌刻，康熙去世，方由隆科多向胤禛宣读遗诏，据说胤禛尚无当皇帝的思想准备。众皇子向他叩首，于是胤禛即皇帝位，改元雍正。

　　对于这一官方记载历来就有分歧。一种意见认为这基本上是可信的，雍正的即位属合法继承，是根据康熙的临终遗诏登极的；另一种意见则不相信这种官方记载，认为雍正出于“矫诏篡立”，康熙病危，雍正和隆利多控制着当时的局势，假传遗诏，夺得了皇位。

　　《清朝野史大观》的记载则与官书所载大相径庭。其中《清世宗袭位之异闻》中说，康熙弥留之际，手书遗诏曰：朕十四皇子，即缵承大统。恰好是皇十四子胤禵，“尝统师西征”，胤禛侦知遗诏所在，想将“十”字改为“第”字，乃只身入畅春园，“窃诏改窜”。《大义觉迷录》中保存下来的一些传言，所说胤禛私改遗诏的情节，更是曲折离奇：“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允禵（即胤禵）天下，皇上（指雍正），将‘十’字改为‘于’字。”
　　又说到康熙病重时，雍正就让他喝了一碗人参汤，不知何故，“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登了位。”雍正还随即召回了允禵囚禁起来，太后要见允禵，雍正不允，太后就撞死在铁柱之上。

　　据皇十四子的侄子弘旺的《皇清通志纲要》载，皇十四子，“讳允祯，改讳禵. ”民国前期，弥尔田根据皇十四子的改名，认为雍正是这样篡改康熙遗诏的：“改祯为禛，固自易易”（《遁堪文集》卷一）。他指出遗诏是“皇位传十四子胤祯”，经雍正改后为“皇位传位于四子胤禛”。

　　那么，雍正有没有改过遗诏？近年来清史专家们曾认真探讨过，但至今仍是一团迷雾。

　　许多专家认为，康熙想立的就是雍正，雍正改遗诏的说法是难于成立的。因为，据《上谕内阁》等正史记载，康熙遗诏是用满文写的，并用满语宣读的，故将“十”字改为“于”字是行不通的；即使是用的汉字“十”，也无法加一道，成为“于”字，因为那时的“于”字写法是“於”；而且，清朝皇帝的儿子，一定称为皇子，第几个儿子，则称为“皇某子”，这是规矩，违错不得。假若真将“十”字改“于”字，那就是“皇于四子”，语法不通。

　　冯尔康先生指出，康熙遗诏是“皇位传十四子胤祯”篡改后为“皇位传于四子胤禛”的说法亦难成立，因为改“祯”字为“禛”字，改“十”字为“于”字说，与只改“十”为“于”说一样，都不符合清朝称皇太子为“皇某子”的规矩。倘若加一个“皇”字，则雍正将“皇位传皇十四子胤祯”改为“皇位传皇于四子胤禛”，语法仍不通（《历史档案》1981年第4 期）。所以说，雍正改遗诏是不可能的事。

　　戴逸先生则认为，康熙朝的《实录》记载康熙传位之事虽详，但那是雍正在位时篡修的，所说自然对雍正有利。而且，现存的档案都是经过雍正篡改或销毁的，没有留下其改遗诏的任何明显证据。若我们完全迷信这些资料，就如同法庭上只听一面之词，难免失之偏颇；但《大义觉迷录》等书的记载又有可能出自雍正的政敌之口，究竟有几分可信？亦值得怀疑。

　　不过，戴逸先生认为，民间所传改“十”字为“于”字等虽不可能，但并不排斥雍正的“矫诏篡立”。因为，官书记载的康熙临终立遗诏传位雍正的说法，的确有明显破绽。

      其一，根本不存在八人同受遗诏之事，在“八人受谕”以后一个时辰，雍正到了畅春园，在10个小时之内三次晋见康熙，这时康熙尚能说话，“告以病势日增之故”，却一字未及遗诏一事，于理不通。所谓“八人受谕”是雍正捏造出来的现场，用以证明自己继承的合法性。

      其二，隆科多的获罪。隆科多是这一历史疑案的关键人物，康熙去世他肯定在场，雍正绞尽脑汁最后将其置之于死地。

      其三，赵昌被杀，赵昌是康熙晚年的贴身侍卫，常传达康熙的使命，雍正杀他为的是他可能知道雍正“矫诏篡立“的内幕。所以，雍正是有可能改遗诏而登极的。（《简明清史》第二册）有关雍正改遗诏这一历史疑案，至今没有发现任何充分而可信的史料，其真相和细节尚难以得知。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4 20:46

雍正皇帝有没有用和尚密参朝政？

　　雍正皇帝是康熙第四子。在诸皇子争夺帝位的斗争中，他以广结党羽、势力强盛而获胜。1722年，雍正即位。未久，兴年羹尧、隆科多之狱；监禁并处死与他争夺帝位的八阿哥胤禩、九阿哥胤禟；兴文字狱，构吕留良、曾静诸案。同时，他改革赋役，实行“摊丁入亩”；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巩固了国家的统一；设立军机处，强化了中央集权。在历史上，人们对雍正毁誉参半。民间传说，雍正曾用和尚密参朝政，诸如年羹尧案、隆科多案、八阿哥胤禩案、九阿哥胤禟案等，皆有和尚参予，并为雍正筹谋划策。雍正果真用和尚密参朝政了吗？民间传说可靠吗？

　　乾隆朝编纂的官书《清世宗实录》记载了雍正一生的言行，应该说，这是研究雍正较为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专家们说，说《实录》较为可靠，是因为《实录》并不全部照实而录，它有许多溢美之词和不实之词。像诸如用和尚密参朝政之事，这是不光彩、不名誉的，在《清世宗实录》上根本不见踪影。而从零星的清史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出一些蛛丝马迹。

      民间传说事出有因，并非无影造西厢。雍正毕生崇信佛教。他在晋封为雍亲王以后，曾在藩邸建立京师大觉寺，并选一和尚作为替僧（替身）。雍正即位后，仍与和尚过从甚密，十分引人注目。雍正亲自撰写佛学著作，编辑名僧语录，刊印释家典籍，并干预梵宫事务。他自号“圆明居士”，又称“破尘居士”，用雍正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未受戒的佛教信徒，是在家研究佛学的人。

　　雍正曾作过一首题为《自疑》的诗，诗曰：谁道空门最上乘，谩言白日可飞升。

　　垂裳宇内一闲客，不袖人间个野僧。

　　在这首诗里，他自称为不着僧服的“野僧”。

　　雍正二年（1723年）七月初二日，抚远大将军年羹尧给朝廷上奏折。雍正一时兴起，在奏折上批了一段与奏折内容毫不相关的话，他将自己比为和尚，又戏称怡亲王允祥为道士。

　　雍正六年（1727年），黄河突然变清。俗话说：“黄河清，圣人出”，蒙古王公请求诵经祈福，以庆祥瑞。雍正说，若蒙古地区因做福事而人畜兴旺，是受我之赐，“朕亦即是释主”。雍正在这里己不是比作一般的佛徒，而是自称教主了。

　　雍正处世，主张儒、佛、道并重，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天下。他对佛教之笃信，虽然还没有到梁武帝三次舍身出家的程度，但也走火入魔，相去不远了。

　　雍正笃信佛教，自然与和尚往来密切。从史料记载看，与雍正私交非同寻常的御用僧有3 人。一个是京师大觉寺的住持和尚性音。雍正对他颇为赏识，认为他不仅人品极好，且对佛经“深悟圆通”。雍正与他理论禅宗机锋，认为他出语惊人，皆为“彻底利生之作”。雍正即位后，性音到庐山隐居寺修行，谢绝尘境，四年以后圆寂。雍正追赠性音为国师并赐予谥号。令将其著述收入藏经。

      但数年后，雍正竟与死去的性音反目为仇，不仅削黜封号，又将其著述撤出藏经。性音是雍正即位前结交的高僧，性音有无参予雍正争位的密谋，现在无从而知。但从性音与年羹尧、隆科多一样先荣后黜的迹象看，性音当谙知雍正争位内情。也就是说，性音当年很可能参予了那一场密谋。雍正不会放过知道他争位隐事的年羹尧和隆科多，当然也不会放过性音。

　　还有一个和尚名超盛，雍正将他视为自己的佛门高足。雍正曾亲自为超盛讲解佛旨，超盛受此殊荣，诚惶诚恐，洗耳恭听。雍正对这个高足十分满意，说他听其讲解后能“直蹈三关，洞明妙义”，“目今宗徒内无有出其右者。”北京卧佛寺重修以后，雍正命他去执掌法席。

　　另一个和尚名文觉，直接在宫中侍奉雍正，秘密参予政务。据说雍正即位后处理的重要军国大事，文觉都发表了意见，因而深得雍正之赏识，几成左右手。文觉始终没有公开参政，他虽无官无爵，无品无级，却权势倾朝，炙手可热。雍正十二年（1733年），雍正命文觉往江南朝山，所到之处，地方官对他礼敬有加，“仪卫尊严等王公”。

　　性音、超盛、文觉究竟如何密参朝政？参予了哪些重大朝政？对雍正一朝的政治、经济有何影响？正史不予披载，野史语焉不详，后人便弄不清楚真相了。

　　乾隆皇帝是海宁陈氏之子吗？

　　清朝末年，社会上普遍流行这样一个传说：“浙江海宁陈家有个儿子当了清朝的皇帝。”这一传说，上自官僚缙绅，下迄妇孺百姓，几乎是尽人皆知。有的说这位皇帝是指康熙帝玄烨，更多的人则说是指乾隆皇帝弘历。在一些私家所写的稗官野史中，也记载了这一传说。

     《清朝野史大观》卷一《高宗之与海宁陈氏》一文述及：雍正帝胤禛当皇子时，与海宁陈氏相善，两家时有往来酬酢。这一年恰巧两家都生孩子，月、日、时辰皆同。胤禛命人抱来看看，等孩子被送回时，陈家发现已经易男为女，大惊失色，但是不敢追究，更不敢声张。没有多久，康熙帝去世，胤禛即帝位，即擢拔陈氏一门数人至显要地位。以后乾隆帝即位，对陈氏的优礼更厚。

      乾隆一生六次南巡江浙，有四次曾到海宁陈家，升堂垂询家世。最后一次临走时步至中门，对陈氏说：“以后除非是天子临幸，这门不要轻易开户。”从此这座门就永远锁上了。也有人说，陈氏之子抱进雍亲王府第时，是王妃暗中偷换，雍正帝也不知道。等乾隆帝成年即位，也怀疑自己是陈氏所出，所以数度亲赴海宁察访，一定要弄个明白。

      还有人传说，乾隆帝自知不是满族，在宫里时常穿汉人服饰，有一天，冕旒袍服，召近侍到面前，问道：“朕似汉人否？”一老臣跪对：“皇上于汉城似矣，而于满则非也。”乾隆帝乃作罢。有人在《清宫词》中述及此事：“冕旒汉制终难复，曾向安澜驻翠蕤。”此事还有同样的记载，见于1931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陈怀教授著《清史要略》。
　　另有一些资料说，海宁陈氏的宅堂中有两方匾额，一方题为“爱日堂”，一方题为“春晖堂”，都是皇帝亲笔书写。“爱日”一词，出自汉辞赋家扬雄《孝至》一文：“孝子爱日”，后世因专称儿子奉侍父母之日为爱日。南宋朱熹注《论语》“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语：“而于爱日之诚，自有不能已者。”唐代李商隐的诗《江村题壁》有“倾壶真得地，爱日静霜砧”；骆宾王的诗《赠宋五之问》有“温辉凌爱日，壮气惊寒水”。这些诗句中的“爱日”都作恩德解。“春晖”一词是用唐代孟郊《游子吟》诗“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后人取诗意，以春晖比喻慈母的恩爱。从这两方匾额的题词内容看，都是用儿子尊敬和孝顺父母的语意，似乎也可以看出上述传闻的一些蛛丝马迹。还有传说称，清皇室以男易女之后。这个女孩在海宁陈家成长，后来嫁与江苏常熟蒋氏，蒋氏为她筑了一座小楼，后世称之为“公主楼”。直到本世纪30年代，还有人不惜耗费笔墨，著述《乾隆与海宁陈阁老》，坚持乾隆帝是海宁陈氏之子一说，并力图证明常熟蒋氏与公主婚配之事。
　　这一传说当然是荒诞的。
　　雍正帝有10个皇子，6 个公主。乾隆帝是其第四子。揆诸情理，根本没有必要把别姓的孩子换来当自己的孩子继承皇位。这是最有力的论证。
　　其次，以清代皇帝与海宁陈氏的关系来说，纯是君臣之谊。陈氏在清初就是名门望族，在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曾仕宦显达，煊赫一时。以科第而论，康熙时，陈家两度出现兄弟子侄三人同榜，实为稀有之事。以后，陈诜、陈世倌、陈元龙父子叔侄都位极人臣。陈世倌为乾隆时相国，其父诜肾任湖北巡抚、工部尚书；陈元龙曾任吏部左侍郎、广西巡抚。乾隆二十二年，陈世倌以大学士退休，到皇宫去辞行，乾隆帝赐银五千两，命他在家坐食俸禄，颐养晚年，并赐给御制诗：“老成归告能无惜，皇祖朝臣有几人？”表示尊重老臣之意。在封建社会，这是非常荣耀的事，由此建立起来的君臣关系似乎比其他人更亲睦。雍正初年，大举修建浙江海塘，这是关系到钱塘江下游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重要建设，但雍正帝忙于政务，而且海潮冲刷堤岸的危害还未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因此未能亲自前往。乾隆帝即位后，非常重视这项工程，6 次南巡，有4 次亲到海宁踏勘。既到海宁，总要有个合适的住所。陈氏是康、雍、乾三朝宰辅，其家园是海宁名胜，亭台楼榭，花木扶疏，自然是接驾驻跸的理想之处。这个园子本名“隅园”，乾隆帝为之改名“安澜园”。“安澜”是水波不兴之意，由这一命名也可以看出，乾隆帝临视海宁，是为了巡视海塘工程，而不是为了其他目的。
　　关于那两块匾额，据史学家孟森考证，清国史馆编纂的《陈元龙传》记载，康熙三十九年四月，玄烨在便殿召见群臣，说：“尔等家中各有堂名，不妨自言，当书以赐。”元龙奏称，父亲之闿年逾八十，拟“爱日堂”三字。
　　玄烨便书写赐之。《海宁州志》还提到，康熙五十四年六月，玄烨因陈元龙胞弟陈维坤的妻子黄氏守寡41年，御书“节孝”两字赐之，又赐“春晖堂”匾额。这便是说，两方匾额的题词，是康熙帝根据臣下的请示书写，与传说中的理解完全是两回事，至于海宁陈氏用男孩换来的公主下嫁给常熟蒋氏，经人查访，连常熟本地人也不知道这件事，可见其事纯系子虚乌有。
　　经过这样查证、分析，乾隆帝是海宁陈氏之子这个谜揭开了。但是，这个传说是谁编造的？有什么背景？编造这个传说，意图是什么？怎么会不胫而走？这一连串问号至今还未能有明确的解答。
　　（芷青）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4 20:48

同治皇帝到底死于何病？

　　1875年1 月12日（清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五日），北京气候严寒，紫禁城内弥漫着一片悲哀的气氛，因为年仅19、亲政未及三载的同治皇帝突然死去了。同治帝究竟死于何病？一直是个疑团。长期以来，流行着不同的说法。一说是死于淫创，即花柳病。《清朝野史大观》卷一《清宫遗闻》中说：“孝哲后，崇绮之女，端庄贞静，美而有德，帝甚爱之，以格于慈禧之威，不能相款洽，慈禧又强其爱所不爱之妃（指将军凤秀之女），帝遂于家庭无乐趣矣，乃出而纵淫，……专觅内城之私卖淫者取乐焉。……久之毒发，始犹不觉，继而见于面，盎于背。”“太医知为淫毒，而不敢言，遂以治痘药治之，不效。”此外，蔡东藩的《清史演义》也持这种说法。

　　一说是死于痈，俗称毒疮或疗。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中说：“同治十三年十二月酉刻，上崩。先是十一月朔，……上旋患痈，项背皆一，皆脓溃，先十日己屡昏，殆不知人。”《清宫遗闻。同治帝之殊趣》中也说“其病实染毒疮”。查《辞典》，痈又名痈疽，发病原因与疖子相同，一般多由葡萄状球菌侵入毛囊汗腺的周围所引起，惟范围较大，恰如多数疖子骤生于一处，多生于项背及臀部，小者如栗子，大者如手掌，疮口甚多，疼痛异常。

　　此症在初起时，须速就医诊治，迟则易陷于危险。这个解释同李慈铭的记载比较接近。

　　一说是死于天花，翁同龢就持这种说法。他在日记中写道：“十一月初二日，入至内务府大臣处，……见御医李德立、庄守和脉按言：天花三日，脉细口渴，腰疼耳脓，四日不得大便，项颈稠密色滞干艳，证属重险，不思食，咽痛作呕。”“初八日，两宫皇太后在御榻上持烛令诸臣上前瞻仰。上舒臂令观，微语曰：”谁来此？‘伏见天颜，温睟偃卧向外，花极稠密，目光微露。“翁同龢是弘德殿行走，同治帝授读师傅，从同治帝发病到去世，曾多次奉命前往探视，他说的”天花三日“、”花极稠密“，都是亲眼所见，其记载当然可靠。无独有偶，就在同治帝病死的当月二十九日，大公主（慈安太后所生之女）也因天花”薨死“了。可见当时宫内流行天花确有其事。

　　此外《清朝野史大观》卷一《穆宗微行》一节中也说：“帝以痘疾竟至不起，人疑其为花柳病者以此，”也说明同治帝系因天花而死，所谓死于花柳病纯系疑误。

　　除了上述三种说法外，还有一种说法，即同治帝死于西太后之手。费行简在《慈禧传信录。穆宗致命》一节中说：“王庆祺（同治帝师傅、昭仁殿行走）革斥后，辄语人云，穆宗亲政后，太后仍多干涉，乃请修园为颐养计，意在禁隔，使勿再干政耳，竟为太后所觉，遂致奇变。”

      金梁的《四朝轶闻》、黄濬的《花随圣人摭忆》也都这样说。金梁说：“此说出自庆祺口，虽似妄言，证以沃丘（费行简）所述，则淫贪专恣之妇，其子固已先嫉之，不待后来德宗（光绪帝）戊戌围劫颐和园之谋。”从西太后一生专制残暴、凶狠毒辣以及证之后来光绪帝一生不幸的遭遇来看，这一说法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只是附会臆想，并无事实根据。从某种程度上说西太后干涉同治帝行政是可能的，说她因此而亲手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子似乎可能不大。

　　宫闱内幕，讳莫如深。同治帝究竟死于何病，尚待人们作进一步考证。

　　光绪皇帝是怎么死的？

　　光绪皇帝死于谁手？历史上众说纷坛，莫衷一是。光绪又为何突然“驾崩”？亦是揣测繁多，难以定论。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11月24日，光绪帝突然“驾崩”。次日，慈禧太后亦病故。

　　关于光绪之死，稗官野史和民间传说颇多。一说西太后自知病危，派人送药把光绪帝毒死；一说是袁世凯见慈禧一病难起，怕老佛爷归天后自己处境岌岌可危，遂贿赂内宦害死光绪；一说太监李莲英得悉光绪日记中载有西太后死后将诛袁世凯和他的消息，与慈禧合谋将毒药投入光绪食物之中致使光绪身亡；也有说光绪病重时未得到及时救治而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近些年来，清宫医药档案整理后，编写出版了《慈禧光绪医方选议》。有人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光绪帝诊病记录——脉案，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现代中医学理论，撰文说“光绪自幼痼疾缠身，患有结核病，波及肺、肾及其它器官，还有严重的遗精病”。又据光绪亲笔所写《起居注》云：“腰胯左边疼痛甚重，稍一动转即牵制满腰，极痛难忍。”从其死前三四日内及其临终前的病情看，并无发现突发性中毒或其他伤害的征象。由此认为光绪帝被毒毙的说法，证据不足。光绪之死，乃虚痨之病日久，最终五脏六腑无处不病，阳散阴涸，阴阳离决。其直接死亡之原因，可能是心肺功能的慢性衰竭，合并急性感染所致。

　　也有人认为，光绪一生中经过外侮内忧，心情始终不佳。尤其是戊戌变法失败，他在政治上遭受重大变故，其病情开始加重，出现多种病症，气血双亏，身体每况愈下。从28岁（光绪二十四年）起病势逐渐加剧，至光绪三十三年已卧床不起，行动艰难，其病情已人膏育，心肝腑脏皆损，阴阳俱衰。

　　结果只活了38岁。据光绪死前脉案记载：“皇上脉息如丝欲绝，肢冷气陷，二目上翻，神识已迷，牙关紧闭，势已将脱，谨勉以生脉饮以尽血忱。”光绪临终前数日的脉案都处于抢救状态，御医也使尽了浑身解数，说光绪病危时未得到救治也是不确切的。

　　然而，有人对上述这一说法不以为然。根据曾任当时清廷内务府三席大臣的增崇之子察存耆回忆，在光绪突然去世前两天，大夫给光绪请脉时，光绪“还在外屋站着，不过脸上较平日灰白些”，而且自己“就觉得痰盛，叫大夫想法去去痰”，怎么这样快就不行了呢？又据察存着保存的父亲增崇的家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脉案一纸，奉阅可也，据医士云，此症不甚重……

　　其脉案上话语，系由春季所有的病症，均奉旨不准撤，全叫写上，其实病症不是那样，要是那样，人就不能动了……。“可见脉案和病情并不是一回事，完全是由慈禧”脸色“定脉案的缘故。凡给光绪请脉的太医或外省保荐的医土，依慈禧脸色行事，已经成了一种风气。

      察存耆曾回忆了这样一段太医只能以”脸色“行事的例子：有位初学当差的太医，在慈禧面前对答光绪脉案时，说了句”舒肝顺气“的行话，慈禧竟把脸一沉，说：”谁叫皇帝的肝不舒了？气儿又怎么不顺了？“吓得那位太医连连叩头认罪。以后谁也不敢应承请脉的差使了。”以后，谁为光绪请脉、下处方，总是‘和肝调气’、‘理肺益元‘，甚至把肝的病硬挪到肺上去。“

　　再者，光绪暴卒后的入殓亦有悖常理。据察存耆回忆，一天下午快吃晚饭时辰，清内宫给他父亲增崇送来内传口报的“知会”，说“万岁爷病重”，请即进宫准备给（光绪帝）料理后事，增崇及两位在内务部任职的弟弟闻后，顿时呆若木鸡，因为前两天尚未听说光绪有什么事，且也未得到皇帝病重的“发抄”（皇帝病重，太医院要主动抄录药方和脉案通报各处，相当现在的报病危），故感到“似是猜疑有人捏造谣言”。

       待证实光绪确实死亡后，更感死因可疑。因为按清廷规矩，皇帝死了，要传用专为“请”遗体的“万年吉祥轿”，而这回却是悄悄地将光绪尸体移到宫内，没有用此轿，而且等内务府大臣赶到后，尸体已由太监代为人殓完毕。难怪在内务部供职、与医士接触较多的增崇兄弟，对光绪帝突然死亡大惑不解了。

　　由此可见，脉案“考证”虽属一说，但光绪之死的疑案却是至今尚未解开的一个谜。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4 20:51

袁世凯告密导致了戊戌政变吗？

　　1898年夏，27岁的光绪皇帝在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推动下，“不惑于浮言，不挠于旧党”，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开始了“百日维新”。九月二十一日凌晨，慈禧太后自颐和园间道入西直门，直奔光绪帝住的大内养心殿，尽括章疏，携之以去。她怒斥光绪帝：“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光绪帝战粟不敢出声，良久才嚎嚅说：“我无此意。”慈禧太后唾骂道：“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立传懿旨，以光绪帝不能理万机为辞，再次临朝训政，将光绪帝幽禁于南海瀛台涵元殿。从此，这位青年皇帝在这四面环水、太监把守的孤岛上度过他一生中的最后九年，他所兴革之事被全部推翻。“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戊戌政变。

　　是什么原因促使慈禧太后突然发动这场宫廷政变呢？史料记载不一，后人观点分歧。最流行的说法是，谭嗣同夜赴法华寺，劝说袁世凯起兵勤王，围攻颐和园，劫持皇太后，杀死直隶总督荣禄；袁世凯佯作应允，立即向荣禄告密；荣禄星夜进京，闯宫告变；慈禧太后即刻赶回皇宫，政变发生。例如，常为史家所征引的费行简《慈禧传信录》就是这样描述的：袁世凯从谭嗣同之口得知维新派“锢后杀禄”之谋，赴天津向荣禄密告，荣禄大惊失色，即嘱袁世凯守卫天津，自己乘火车微服入京，直奔颐和园告变。时已夜午，荣禄急叩园门，守门人不肯开门，有一待从出来，认得荣禄，才导引入内。

　　到慈禧太后寝宫，荣禄捶门而呼，时慈禧太后己寝，闻报召荣禄入内室，问道：“是康有为等谋变耶？”荣禄告以袁世凯告密之语，慈禧太后震怒，连叫：“小子负心”，立即起驾回宫，并命令荣禄驰赴宋庆、董福祥诸军防变。这天光绪帝原拟赴颐和园向慈禧太后请安，未及成行，慈禧太后的轿舆已进皇宫，正在他出而迎驾、惊异不止之时，慈禧太后把他狠骂一通，宣布“训政”了。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作为高等院校教材的《中国近代史》等有影响的论著，都持这种说法。

　　有的史料说，袁世凯告密后，荣禄不是闯宫告变，而是电奏慈禧太后的。这一年九月二十九日，日本驻天津领事曾发电报给外务相，内称：“皇帝在九月十九日接见袁世凯时，密令他从小站派四千名兵士到皇宫担任皇帝的禁卫军，在袁世凯回小站的第二天，袁向后党分子直隶总督告密了。直隶总督立刻电奏慈禧太后，太后立即重新执政。”（《大陆杂志》第三十八卷第九期）国内颇有影响的《申报》十月八日也发表报道：“康有为等曾奏请饬调新建陆军三千人，入京围颐和园，劫令皇太后改易服式，为天下倡……慰帅（袁世凯）微有所闻，……密告荣中堂（荣禄），电奏皇太后，宫寝得免震动。”（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3 册）但当事人袁世凯却否认此说。

      袁世凯的《戊戌日记》记载，他于九月二十日陛辞出京，日落时乘车抵天津，拜谒直隶总督荣禄，“略述内情，并称皇上圣孝，实无他意，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罪实在下”，所以“必须保全皇上”。后因叶祖珪等人入座，而约次日详谈。

      第二天一早，袁世凯备述详情，荣禄大呼冤枉：“荣某若有丝毫犯上心，天必诛我！”袁世凯说：“此事与皇上毫无干涉，如果及皇上，我惟有仰药而死耳！”筹商久之，迄无善策。当晚，荣禄折简来招袁世凯，出示训政之电，政变“业已自内先发矣”。这与流行的“袁世凯告密，荣禄闯官告变”的说法不同。

      日记为政变后第8 天追记，直到1926年才发表于《申报》，此时袁世凯已死了10年，以世人唾骂的“窃国大盗”的形象钉在历史的耻厉柱上，有谁再去相信他的自我表白呢？不过，不少人还是认为袁世凯告密不是戊戌政变的直接原因，如苏继祖的《清廷戊戌朝变记》、丁文江、赵丰田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台湾学者黄彰健的《论戊戌政变的爆发非由袁世凯告密》等论著皆持这种看法。

　　也有的材料认为，慈禧太后是害怕维新势力与外国势力勾结才发动政变的。当时，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访问中国，许多京朝官员奏请光绪帝留伊藤博文为顾问官。九月二十日，光绪帝接见伊藤博文。伊藤博文由康有为同乡好友、户部侍郎张荫桓带领，他们在到班、上殿、下殿时都拉手致意，在帘内监视的慈禧太后顿起疑心。“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加以她早就听到康有为勾结日本谋劫太后之说，于是发动政变。曾押解牵连获罪的张荫桓流戍新疆的王庆保、曹景郕的《驿舍探幽录》就是这样描述的，台湾学者萧一山《戊戌政变真相》即信此说。

　　还有些记载认为，李鸿章的儿女亲家、顽固守旧的御史杨崇伊上“即日训政”密折，说康有为兄弟为梁启超来京讲学，煽动天下之士心，且引入内，廷，即为清制所不许，又为太后所忌；而变更成法，斥逐老成，布置党羽，更无异向太后夺权。慈禧太后接受他的奏请，回宫发动了政变。李剑农的《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认为此说是实，房德邻著《戊戌政变史实考辨》不仅赞同此说，而且以大量新资料考证：慈禧太后己于九月十九日起从颐和园回宫，住在中南海，九月二十日荣禄夜奔颐和园告变之事不可能发生；荣禄得袁世凯密告，电奏太后之说不合清廷奏事制度，自太后归政，她那里也不再设奏事官，也无专用电台，往来电报都经京局，荣禄岂敢冒险电奏？袁世凯和荣禄确有保全光绪帝之意，所以，荣禄在九月二十一日政变发生的当天晚上才将袁世凯的密告奏报慈禧太后；政变当天，清廷只下诏捉拿康有为和无关重要的康广仁，不捉拿“谋乱要犯”谭嗣同，也证明政变不是袁世凯告密所致。

      多年来传说袁世凯告密致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是以讹传讹：九月十八日谭嗣同夜劝袁世凯勤王，二十日袁世凯向荣禄告密，二十一日一早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当晚荣禄密报慈禧太后，二十二日起清廷搜捕维新派，二十八日处死谭嗣同等维新六君子，二十九日依据袁世凯告密内容宣布维新派“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的罪状，这样就给不了解内情的人们造成错觉，以为慈禧太后是得到袁世凯密告后才发动政变的。

　　诸位读者，你以为哪一种说法可信呢？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4 20:54

袁世凯是怎样呜呼哀哉的？

　　1916年（民国5 年）6 月6 日，窃国大盗袁世凯一命呜呼！

　　偷鸡不着蚀把米，用现在人们常喜引用《红楼梦》的一句话，那就是叫做“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袁世凯自从辛亥武昌首义后，从养晦一度的彰德家乡再度出山，摄政王载沣甘愿让位，由他出任王朝国务总理大臣，在南北议和后，又代孙中山当民国临时大总统，一年后又爬上了正式大总统宝座，正是步步高升，可是袁世凯野心勃勃，他的目的是做皇帝。

　　现在皇帝是当上了，却受到全国各界反对，年纪还未过60，一顿可以吃一只带皮蹄胖或一只全鸡的袁世凯，终于在亿万人众声讨中呜呼哀哉了。袁世凯死在中国人民反对帝制复辟的大背景时代。

　　千夫所指，无疾而死！鉴于他的接班人，仍是袁世凯北洋系统的老同事、老部下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之流，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因而对他的死因讳莫言深，据讣告说是病死的。但通常说是气死的，诸说不一。

　　说是病死的，佚名《袁氏盗国记》还作了详细说明，“五月二十七日，经中医刘竺笙、肖龙友百方诊治，均未奏效；延至六月初四日病势加剧，即请驻京法国公使馆医官博士卜西京氏诊视病状，乃知为尿毒症，以加神经衰弱病人膏育，殆无转机之望。”佚名《袁世凯全传》也称袁世凯所患，“相传为尿毒症，因中西药杂进，以致不起。”

      佚名《袁氏盗国记》、《袁世凯全传》都是袁世凯死后推出的出版物。自有其可信处，因而50年代刘厚生《张春评传》说“袁世凯患尿毒症，摄护腺肿胀，如果及时采取外科手术治疗，决无生命之虞。可是在医疗方案上，袁世凯的两个儿子意见分歧，大儿子袁克定相信西医，主张动手术；二儿子袁克文则竭力反对，相持不下，贻误时机，终致不治。”又说据当时形势“说他会被活活气死，这断然不可能”。

　　此说以为袁是因医疗误时而致命的，与此相近之说，有袁世凯患病后不肯服药因而毙命的。据说，当年袁世凯归隐彰德时，有术士算命，“称袁不得过五十八岁。袁问有何禳解否！曰此事甚难，非得龙袍加身不可。袁默然无语。饮术士以酒，比出户，而毙，盖鸩之以灭口也。然自此遂怀异志。革命以来，适得称帝之机会，愈自喜，谓龙袍一加身，即安然富贵矣。谁知事不如愿，各省纷纷反对，不特称帝不成，抑且性命难保，于是积忧成疾；昏迷之中，恒见术士来索命。医者以药进，袁皆拒而不服，指之为鸩，盖其视药与当年饮术士之酒无异。左右颇知其隐，而不敢喧之于众，但改用针砭而卒无效，世所传庸任针医出于袁大公子之意，不知其别有原因也！”（《袁世凯轶事》）

　　但是，多家均以袁无论得病与否，症结还是因帝制失败、众叛亲离而气愤始成疾的。所以如“袁世凯以称帝不成，中外环迫，羞愧、愤怒、怨恨、忧虑之心理循生迭起，不能自持，久之成疾”（《袁世凯全传》）：“盗国殃民，丧权乱法，在中国为第一元凶，在人类为特别祸首，其致死固宜，益以年老神昏、兵亡将变、人心怨怼、体面无存，袁氏心非木石，顾后思前，能不自疚，此即袁氏病死之真因也“（《袁氏盗国记》）。袁世凯子女也说，袁当时是患膀胱结石症，”内外交攻，气恼成病而死“（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74期）。因为气愤，方致患病，连气带病，病中加气，恶性循环，那么袁世凯因何以气病死的？

　　通常的一种说法是四川督军陈宦背向，宣布“代表川人，与项城告绝，自今日始，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陈宦通电），是促使袁世凯的一贴催命药。所谓“袁氏自遭各地反抗，忧郁成疾，逮四川警报至，疾益剧，至是殂”。“六月六日，愤疾而死”（《民国徐又舒先生树铮年谱》）。“他这时羞愤交加，又恨又怕，就再也支撑不住，以至身死”（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此说时人多无异词，白蕉说：“袁自南方独立，内政外交事务之纷扰，已昼夜焦虑，体力不支；帝制失败，更羞愤万状，迨其亲信川督陈宦、湘督汤芗铭反戈独立之报至，遂以忧愤死”（《袁世凯与中华民国》）。

　　章炳麟也说：“陈宦以四川独立，世凯犹不信，见其露布，始怒，命秘书发电痛诋之，秘书不肯，世凯惭怖，呕血至碗许，渐不支”（《太炎先生自定年谱》）。

　　为什么陈宦背袁，导致袁世凯加剧病死呢？这是因为陈宦是袁世凯的亲信、帝制拥戴者，而且又有实力。据说，当袁派陈宦带兵入川前夕，他向袁辞行时，就行三跪九叩之大札，“项城惊异道，何必如此。陈对以陛下登极大典，臣恐未必能躬预，故先行庆贺。项城即说，即改国体亦废跪拜礼了。

　　陈又跪下，三嗅项城之足而退。“（《曹汝霖一生之回忆》）陈宦先是用臣子见皇帝礼节，而后又是学喇嘛拜叩活佛的最高敬礼，真可谓是阿谀奉承到了顶峰，果然使袁世凯对他感觉良好，以为只要陈宦坐镇成都，”倚以镇慑，谓西南可无事，江上刘戍，亦自谓慎固也。“（《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因而陈宦在这年5 月22日宣告独立，对毫无思想准备的袁世凯是最大打击，”陈宦的叛离，最使他恼火“（彭明《中国近现代史论文集》）。此中还有一个原因是陈宦又为袁的其他亲信起到带头羊作用。他们就是5 月26日宣告陕西独立的陈树藩和5 月29日宣告湖南独立的汤芗铭，所以有人说：”袁世凯最后服了一贴‘二陈汤’以致送命，这3 个人对他宣布独立是他所料不到的，因此活活气死了。“（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但也有不同意袁世凯是因陈宦等背离而气死的。

　　有人说是袁世凯虽有野心，但其铤而走险，冒天下之大不韪，敢于做皇帝，源于接受杨度劝设筹安会、复辟搞洪宪帝制。由此使他悔恨交剧，在他患病时，“匿避天津之杨度回京，比至，项城已不能语，但怒目视杨，似自恨为杨所误者。……越六时而项城死”（《袁世凯轶事》）。并以杨度后来为袁送的挽联为证：“共和误中国？中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也有一种说法，说是据当年袁世凯身边的人回忆，“袁世凯的死主要由于贪恋女色所致”（引自《人间百事通》，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此说以为袁生活十分腐朽糜烂，除原配夫人外，另有姨太太九人，由此每天服用鹿茸、海狗肾等补药，以满足性生活需要。自1916年春节起，身体日趋不佳，以后常患腰疼，经法国医生抢救无救，死于尿毒症。

　　此说完全排斥当时政治大背景对袁的精神、心理负面，显然出自不明国事的下人想象、推理，以致传播，信以为实，但袁世凯死时，民间确有谣传，通常说是袁知帝制失败，且总统宝座也遭国人反对。竹篮打水皆是空。在悔恨交加中，吞金自尽。与此相近者，还有说他是被章炳麟说梦吓死的。

　　据说，章炳麟为袁世凯软禁于龙泉寺时，有一天，他要住持宗仰和尚向袁转达他的一个梦，梦中说是章做了阎罗王，迟早要审判袁；现正在试验一种刑具，就是像袁世凯那样的奸贼，到底让他心火自内烧死的好，还是采用铁床铜柱把他烤死的好，还没有最后决定，要他等待着吧！宗仰和尚即将此梦转告，袁世凯听了又惊又气，遂“一气成疾”，“袁后来真的因此被气疾而死”。（《章太炎爱骂人》，台湾《中央日报》1990年5 月1 日）此处所说，以袁世凯之一代奸雄，当然不可能凭这种鬼话所吓坏的。但出自口诛笔伐，正也反映时人对复辟者的厌恶痛恨。

　　在袁世凯本人，却始终没有向后来者交待他为何人而气出毛病、难以治愈的了。人到死时，其声必哀。可是，这个窃国大盗即使在咽气前，还不讲真话，只是喃喃地叫道：“他害了我！”他是谁？有人说是老部下冯国璋、段祺瑞，他们希望继任总统所以对帝制暧昧；或者是陈宦、汤芗铭始从终弃，反而对他倒打一耙；也有说是“太子”袁克定，为了当上合法接班人，极力怂恿老子做皇帝，更有说是杨度等“筹安会”成员，以致是其他部僚、朋友。

　　这句话所指是谁，语焉不详，且用意和含义令人难解，看来此时此刻的袁世凯的思维定势，仍在玩弄权术，正如有人说的，“他最后一句话没有指明‘他’是谁，这也是奸雄到死都在玩弄诈术的地方。他用这话减轻自己的罪责，又嫁祸于人，又用这句不明不白的话刺痛那些推戴他当皇帝，而后来又背叛他的人。”（田遨《杨度外传》）

　　袁世凯一生都在欺世盗名，这大概就是他最后留给历史的一个谜团吧！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0 17:26

将相篇

◆伊尹是圣贤还是巨奸？

　　伊尹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人物，名伊，官名尹，一说名为挚，后官名为阿衡。据《尚书》、《墨子。尚贤下》、《楚辞。天问》、《孟子》、《吕氏春秋。本味》和《史记》等古籍记载，他是夏朝末年有莘氏（今山东省曹县）的家奴，富有谋略，作为陪嫁之臣，随同有莘氏女去到商汤处，汤先任其为司厨小臣，后其运用才智为汤所赏识重用，委以国政，替汤出谋划策，最后经鸣条（今山西省安邑县）一战，攻灭夏桀，奠立了商朝的基业。

　　汤去世后，他先后扶立并尽心辅助汤的儿子外丙、仲壬二王。仲壬死后，他又扶立汤的孙子太甲为王，并以汤的功绩和夏桀昏暴亡国的事实教导太甲务必勤于政事，治理好国家。但是，太甲即位后却一味沉湎于歌舞酒色，不理政事，还带头破坏汤立下的法规。伊尹屡次苦口婆心地劝谏，太甲均无动于衷。眼看太甲愈演愈烈，将成为夏桀第二，伊尹就在汤于桐（今河南省偃师县西南）的陵墓旁建造宫舍；毅然将太甲送往该处居住，让他反省，伊尹自摄国政。这件事，史称“伊尹放太甲”。太甲思前顾后，终于悔悟。3 年后，伊尹亲自携带君王的冠冕服饰，去桐宫迎他回都城，归还国政，自己仍作相，悉心辅佐。自此，太甲勤政爱民，谦虚谨慎，成为一位贤明的君主，“民大悦”，伊尹也十分高兴，作了《太甲训》等3 篇文章夸奖他。

　　《帝王世纪》说，伊尹一生辅弼了商朝五代帝王，直到太甲的儿子沃丁在位时才寿终正寝，终年100 余岁，去世时天降大雾3 日。沃丁为了报答他始终尽忠、扶持商王室的丰功大德，特以天子之礼将他葬于亳。据《史记。正义。括地志》说，亳即偃师县西北（今河南省僵师县西北）。

　　依据上述记载，因伊尹助汤灭夏建商，又改造了太甲，既不愚弄荒唐的君王，也不乘机图篡王位，赤诚为国，所以，后人将他尊崇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贤相，将他与其后的吕尚（姜太公）、周公、管仲一起，奉为人臣的楷模，称道不衰。哪知伊尹去世1000多年后西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年间，在汲郡的战国墓中发现了一部古籍《竹书纪年》，其中有这样的记载：“仲壬崩，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伊尹即位，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这一下掀起了轩然大波，历来被推崇备至的伊尹原来并非圣贤，而是逐君篡位的巨奸逆贼。从此，伊尹究竟是贤相还是乱臣贼子这一问题，使历代的文士们争辩不休。

　　一派意见认为，《竹书纪年》叙述夏、商等朝史事，经考证，颇为可信，史料价值甚高，“太甲杀伊尹”之说当是可信的。伊尹改造太甲、归还国政之说只是儒家崇古的说法而已。伊尹是篡位后被杀的逆臣。

　　另一派学者则引经据典，极力反驳，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清朝乾隆年间的史学家崔述，他在《商考信录。辨太甲杀伊尹之说》中辩解道：《孟子》中有“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于亳。”“太甲贤，又反之，民大悦。”说明太甲是经伊尹训导后悔过才返都的；《左传》中有“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无怨声”，指的是太甲复位后仍用伊尹为相，对伊尹毫无怨言，说明他并未杀伊尹；沃丁礼葬伊尹后，《尚书》中留有《沃丁》篇，赞颂伊尹的功德，说明伊尹系善终；《竹书纪年》中所载太甲杀伊尹后，又任其子伊陟、伊奋为相，杀其父又立其子为相，实属不可信。崔述认为，战国之时弑君杀主之事屡见不鲜，世风败坏，人都见利忘义，《竹书纪年》受此风气影响，才将伊尹放太甲之举演变成伊尹夺位被杀之说，他甚至怀疑《竹书纪年》的作者是否将伊尹放太甲这段史料抄错了。他坚持认为伊尹是“心广大若天地，光明若日月”的“圣人”。

　　自西晋出土《竹书纪年》至今1700年来，两种观点各执己见，然而又拿不出有力的旁证，谁也难以说服对方。看来，伊尹究竟是还政太甲后善终，还是废主篡位后被杀，究竟是圣贤还是巨奸，只有等待史学家深入发掘史料，进一步考证论定了。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0 17:26

周公有没有篡位称王？

　　周武王去世后，其子成王尚年少，周公作为叔父在当时如何处置政局，历来就有不同的记载。《左传。僖公二十六年》称，周公曾“股肱周室，夹辅成王”；《左传。定公四年》又记，在成王继武王之位后，“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史记。周本纪》也载，当时由于天下初定，成王年少，“周公……乃摄行政，当国”。可见周公只是“夹辅”或“相”成王，“摄（代为）行政”，并无篡权之意。《孟子。万章》说得更清楚：“周公不有天下。”

　　他完全不想把天下占为己有，心迹是何等明朗！

　　然而另一些记载表明，周公在当时的作为不是如此。《荀子。儒效》和《淮南子。汜论训》都说，周公“履天子之籍”。清代王念孙《读书杂志》解释说：“谓履天子之位也。”《礼记。明堂位》和《韩诗外传》卷三又称：“周公践天子之位”；《尚书。大传》更明确指出：“周公身居位，听天下为政。”再根据近人的考证，《尚书。大诰》中的“王”称文王为“宁王”，又叫作“宁考”。所谓“考”，对已故父亲的称呼。周公是文王的儿子，而成王已是文王的孙子，故称文王为“考”的“王”只能是周公。《尚书。康诰》又载：“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按“封”是康叔的名字，他是周公的同母弟。《康诰》中的王称康叔为“弟”，那么这个“王”显然又是周公。由此可知，周公确实是身居王位，自称为王的。

　　周公为什么要践位称王呢？根据《尚书。金滕》的记载，周公曾对太公、召公说：“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这里的“辟”，指玉位，“弗辟”即不掌握政权。大家知道，武王死后，东方尚未平定，有待于嗣君继续完成大业，而当时成王幼弱，不足以肩此重任。周公考虑到，我如果不即王位，则诸侯将叛，而先王未成之事业将坠，我恐死后无言以告我先王。《荀子。儒效》也说，周公“履天子之籍”的原因是“恶天下之倍（背叛）周”。很明白，当时天下初定，局势不稳，成王年幼，无治国能力，没有英武老练之君主，就不能巩固新生的政权。实际上，武王在弥留之际，也曾有过传位周公的想法。《逸周书。度邑解》记武王曾称赞周公为“大有知”，认为只有周公“可瘳于兹”，能稳定周初的政局，因而主张“乃今我兄弟相为后”，兄死由弟来继承王位。当武王说出了这样的想法后，周公顿时诚惶诚恐，“泣涕共手”，表示不能接受。可见周公本没有篡位的欲望。故《韩非子。难二》说：“周公旦假为天子七年。”他只不过是代行王政，待成王年长，即刻归位。《汉书。王莽传》载群臣奏曰：“周公权而居摄，则周道成，王室安，不居摄则恐周坠失天命。”正是由于这样，“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群臣，发号施令，常称王命”。显然，周公（假为天子“，完全是为整个国家的事业打算。

　　不过，事情还有另一方面。《荀子。儒效》称：“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有的论者解释：屏者，除也，或蔽也；及，继也。周公屏除成王以继接武王的天下，“偃然如固有之”，则非专横篡位而何？《史记。燕召公世家》又记当时“召公疑之”，《鲁周公世家》也记周公曾向太公、召公进行解释，如果周公没有野心，召公、太公也是贤人，为什么都发生怀疑呢？特别是“管叔、蔡叔疑周公之为不利于成王”（《史记。管蔡世家》），因而发生动乱，从管、蔡的一贯表现看，他们是忠于周的。《逸周书》中的《大匡》、《文政》等篇，有不少关于管叔、蔡叔“受赐于王”、“开宗循王”的记载。所以顾颉刚曾说：“他们二人确实是武王的好助手”（《武王的死及其年岁和纪元》，《文史》第18辑）。周公先是用计把他的哥哥、按“兄弟相为后”应该继承王位的管叔调离京都，又乘管、蔡怀疑动乱之机兴兵东征把他杀了。这真是“政治家”的好手腕！既然周公已经篡位称王，为什么又要还政成王呢？有的论者认为，由于召公、太公怀疑，管蔡联合武庚起兵反周，关中地区也跟着乱起来，《尚书。大诰》称“西土人亦不静”，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周公的意料之外，于是他改弦更张：一方面在平定管、蔡后还政下野；一方面又拉拢召公，与召公平分大权。《史记。燕召公世家》载，成王时“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除长子就封诸侯外，次子留守周室，世代共掌王政。周公比王莽、袁世凯机灵，他看到篡位不成，就下野让位，而以另一种方式，又取得了大量的权力。

　　周公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光明正大地代理王政，还是有篡位野心，耍尽阴谋诡计而未能全逞？如何在纷然杂陈的大量历史记载中理出一个头绪，至今还是一个问题。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4 17:18

周公祈求代死、纳册金縢之匮是否事实？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放言》诗曰：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此处所谓周公恐惧流言一事，原见《今文尚书》之《金縢》篇。该篇之大略为：武王于灭商次年生重病，周公即向祖宗太王、王季、文王祈祷，愿以身代死。后将书写祝词的典册纳入“金縢”之匮（以金质绳索捆束的箱匣），并诫史官不可语人。次日武王病愈。后武王死。成王继位，周公摄政，管叔等放出流言：“周公将不利于孺子。”于是周公“居东二年”。不久，周公作《鸱鸮》一诗送给成王，表明自己惨淡经营的苦心。但成王仍不理解，因之惹恼了上帝。是秋，庄稼长得很好，但将收获时，忽然雷电交加，狂风大作，庄稼倒伏，国人大恐。成王与大夫们穿上祭天的礼服，打开金縢之匮，取看文书，发现了周公祈求代死的册书，知道了周公的忠心，于是成王出城亲迎周公。上帝因之息怒，是年庄稼丰收。

　　该篇所表现出的天人感应、人鬼相通的迷信思想，自属荒诞，但其中某些问题是真是伪，却引起了大家研究探讨的兴趣。

　　（一）周公祈求代死并纳册金縢之匮是否事实，目前尚难定论。被后世誉为“不虚美，不隐恶”的《史记》在《鲁周公世家》中不仅详载了武王病，周公祈求代死的金縢之事，而且还有这样一段：“初，成王时少，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识，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册于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成王发府，见周公祷书，乃泣，反周公。“此段不见于其他典籍。三国时谯周以为，此与《金縢》所述本为一事，因”秦既焚书，时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误传为此。而唐代司马贞认为虽”经典无文，其事或别有所出“；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周公就是两度祈求代死了。

　　除《史记》外，后世一些史籍亦基本肯定此事，历代经学家更是对此深信不疑。前举白居易之诗即持肯定态度。

　　而另外一些学者对该篇却提出不少疑问。如北宋程颐认为该篇“意多浅晦”，“疑其不可尽信”。其后王廉、王夫之、袁枚等也都提出一些理由疑为伪作。近代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在论《尚书》各篇的写作年代时，也曾指出《金縢》篇“文体平顺，不似古文”，“决不是东周间的作品”。如果真是如此，那么《金縢》即为后世崇拜周公者根据传说增饰而成，其真实性就很可怀疑但是，仅从文体上辨别真伪，也还不是无懈可击的。明代郑瑗在《井观琐言》中即已指出：《尚书》词语聱牙，盖当时宗庙朝廷著述之体，用此一种奥古文字，其余记录答问之辞，文体又自寻常。他举出一些例子证明此点，并指出后世亦是如此。近代有的学者亦持此种观点。

　　因此，《金縢》是否为伪作，仍难定论；而《金縢》所述之周公代死一事的可靠性究竟多大，亦很难断定了。

　　（二）假如《金縢》所述基本为事实，那么，周公是诚心代死呢，还是玩弄某种欺世盗名的把戏呢？这也是一个难以搞清的问题。明代李贽在《史纲评要》中概述金縢之事后，评曰：“周公何故好名，作此俑人也。”弟代兄死，子代父亡，周公在这方面算得上一个始作涌者。顾颉刚也曾指出《金縢》中的周公好像“是一个装神作怪的道士”，他的祈祷祖宗“仿佛用了糖果哄小孩似的”。一般他讲，周公玩把戏的痕迹不难看出。祈祷之后，纳册于匮而又诫史官不可语人，这真是欲扬之先抑之；纳于金縢之匮而非别处，其用心亦不可谓不深。“天道示警”后成王马上去开看金縢之匮，可见该匮是盛放救命法宝的器具，到了关键时刻就会被打开，而对其中的册书，人们是会深信不疑的。周公深知此点，所以纳册于匮，只能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求鬼问卜，装神作怪，也许还是虔诚的表现，纳册于匮也许正是符合礼仪的行为。因此，周公究竟是诚心代死，还是玩弄把戏，也还是无法最后断定的。

　　（三）关于“我之弗辟”与“周公居东二年”的训释及《鸱鸮》的作者问题。这点也关系到金縢之事的真伪。

　　周公听到管、蔡流言后说：“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于是“居东二年”，对此向有不同的解释。

　　一是将“辟”释为“行法”（如王肃《＜尚书＞注》、《伪古文尚书》孔传），或释为“君位”、“掌握政权”，将“居东”释为“东征”。此种训释的问题在于似与全篇旨意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因为既然周公掌握了政权，进行东征，能对管、蔡“行法”，何以又逗留不归，只能作《鸱鸮》以明志，待天变促成成王的亲迎呢？

　　二是把“辟”释为“避”，“居东”释为“避居东都”，这种训释虽似合于全文旨意，但又与某些语句难以吻合。因为前有“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后又有“罪人斯得”之句，如果不把“居东”释为“东征”，也是难以讲通的。当然，如果“罪人斯得”不是指管、蔡被诛而是指另外的我们目前尚不知道的事件，也许是能讲得通的。

　　三是太史公作《鲁周公世家》时，将“我之弗辟”句改为“我之所以弗辟而摄政者”，这里对“辟”字的训释同二，而句意却同一。

　　《鸱鸮》是否为周公所作也是很值得怀疑的。该诗为“豳风”中的一篇。《诗序》承袭《尚书》之说，曰：“《鸱鸮》，入周公救乱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名之曰《鸱鸮》焉。”但近代有人认为此说并无确证，不足为凭。

　　总之，金縢之事或有或无，周公祈代成王死是真是伪，直至目前尚难作出明确的结论。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4 17:19

庞涓是否指挥过马陵之战？

　　公元前343 年末，魏国联合赵国向韩发动进攻，韩国求救于齐。次年，齐威王派田忌为将，孙膑为师，发兵攻魏而救韩。魏国指挥这次战争的是将军庞涓，他见齐军来援，便释韩而调头迎击齐军。齐军在孙膑的策划下，施出行军减灶之计，即第一天行军营地有10万灶，第二天军队后退减为5 万灶，第三天再退缩减至3 万灶，装出一副怯弱畏战的样子。庞涓行军三日见此情景，心中大喜，日：“我固知齐军怯，入吾地三日，士卒逃亡过半矣！”乃弃其步兵，与其轻骑锐卒兼程倍进来追逐齐军。孙膑估计魏军在黄昏时当至马陵（今山东莘县西南），就在那里布置伏兵。马陵道路狭窄，旁多险阻。

　　孙膑设下包围圈。又把圈中的一棵大树斫去树皮，而书写上“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八个大字。庞涓在当晚果率魏军追至马陵，见树上书写文字，乃点火想看个究竟。未等庞涓读毕树上之字，埋伏在两旁的齐军万弩俱发，魏军顿时大乱相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遂自到，齐因此而乘胜大破魏军。这段脍炙人口的马陵之战的故事，载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它充分显示了齐国军师孙膑的足智多谋和魏军统帅庞涓的莽撞无能。

　　然而这段史实是有问题的。据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汉简《孙膑兵法》，魏将庞涓早在马陵之战前11年（前353 年）的桂陵之战中，已被齐军生擒。该竹简的《擒庞涓》篇记：当时魏军将攻赵都邯郸，使将军庞涓带甲8 万出击。齐国为救援赵国之难，亦派将军田忌、军师孙膑率甲兵8 万击魏。孙膑为迷惑敌人，先派“不识事”的齐城、高唐二大夫进攻守备森严、“人众甲兵盛”的平陵。结果齐二大夫未进入平陵城郊，在路上就遭到魏军的袭击，大败而被杀。这样，魏国对齐的来犯，开始麻痹而轻敌。接着，孙膑派遣轻快的战车西驰魏都大梁之郊，“以怒其气”；并分散用少量的士卒跟在战车后面，以“示之寡”，显现出齐军的弱小。经过这样的一番布置、欺骗之后，在全力攻赵的魏军统帅庞涓，“果弃其辎重”而率其轻骑锐卒昼夜兼程，回师救大梁之危而来与齐军决战。于是，“孙子（膑）弗息而击之桂陵（今河南长垣县西南），而擒庞涓”。《孙膑兵法》对于在桂陵之战中生擒庞涓的事实是叙述得很清楚的，它是孙膑弟子在当时所记，不容有什么怀疑，既然庞涓在桂陵之战时已经当了齐军的俘虏，如何能在马陵之战中再任魏国的将军指挥作战？既然庞涓己在桂陵之战时中了孙膑的伏兵狙击之计，他怎么会不吸取教训，在马陵之战时再次上当？

　　查《战国策。魏二。齐魏战于马陵》章云：“齐、魏战于马陵，齐大胜魏，杀太子申，覆十万之军。”同章又记齐张丑曰：“今战胜魏，覆十万之军，而禽（擒）太子申。”这里记马陵之战，都没有提到庞涓为将指挥魏军以及他的下场，似乎庞涓未曾参与这次战役。《战国策。宋卫。魏太子自将过宋外黄》章述：“魏太子自将，过宋外黄”，有外黄徐子对太子说：“今太子自将攻齐，大胜并莒，则富不过有魏，而贵不益为王；若战不胜，则万世无魏。”后太子犹豫不决，勉强上阵，“与齐人战而死，卒不得魏。”这段记载，又明确告诉我们，马陵之战是魏“太子自将攻齐”，而没有庞涓为魏将之事。至于《战国策。齐一。田忌为齐将》章云：“田忌为齐将，系梁太子申，禽庞涓”；《孙膑兵法。陈忌问垒》篇记孙子曰：“用此者，所以应猝窘处隘塞死地之中也，是吾所以取庞……而禽太子申也。”这两条记载，都是总括桂陵、马陵两次战役而言，说明田忌为齐将和孙膑用谋略所取得的战果。而司马迁不察，把庞涓和太子申都当作马陵之战时魏军的统帅，遂造成庞涓被生擒后又任将出战和两次被孙膑的伏兵击破的误会。故台湾学者徐培根、魏汝霖在《孙膑兵法注释》中认为：“马陵之战指挥魏军的当为太子申，而不是庞涓”，揭开了这个千古的谜团。

　　不过，司马迁在《史记》的许多地方都提到马陵之战时庞涓为魏将。如《魏世家》述，当时魏“使庞涓将，而令太子申为上将军”。战争结果，魏“败于马凌，齐虏魏太子申，杀将庞涓”。《田敬仲完世家》又记，此次战役齐“救韩、赵以击魏，大败之马陵，杀其将庞涓，虏魏太子申”。《六国年表。魏》在马陵之战当年并载：“齐虏我太子申，杀将军庞涓。”在《孙子吴起列传》中，司马迁又把这次战役的经过，写得如此栩栩如生，他必然另有所据。

　　有的学者认为，庞涓在桂陵之战被齐生擒后，可能不久就获释放，因此到马陵之战时能又任魏将，与孙膑再次交锋。这就像春秋时秦穆公的三帅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被晋俘获后又被释，不久即再次率师伐晋一样。有的学者还考证，据《水经。淮水注》引《竹书纪年》，在桂陵之战的次年，魏惠王调用韩国军队，击败齐，宋、卫的联军于襄陵，齐国不得已而清楚将景舍出来向魏求和。庞涓之被释放归魏，应即在此时。

　　魏将庞涓曾否参加马陵之战，是司马迁误解《国策》，错记入史，还是被俘又释，再次上阵指挥？探究历史事实的真相，当进一步认真的辨析。

　　赵高为何乱秦政？

　　赵高是秦始皇和二世皇帝宠信的权臣，他居高位后，声势显赫，一时权倾朝野，著名的“指鹿为马”的故事就是指他玩弄权术，蒙骗君臣。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专制王朝——秦朝的灭亡，多少与这个人物篡权误国有关。

　　司马迁在《史记。蒙恬列传》中述说赵高的身世云：“赵高者，诸赵疏远属也。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贱。秦王闻高强力，通于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

　　赵高能进入秦王朝中央政权机关，是因为他“通于狱法”，这一点符合了“喜刑名之学”的秦始皇的胃口，遂得始皇宠信。以后赵高私下勾结公子胡亥，蓄谋利用胡亥作为篡权工具。秦始皇出巡途中病死于沙丘。临死前，令赵高作书通知远在上郡监军的长子扶苏至咸阳会丧并嗣位，诏书未发出，秦始皇已死，赵高对李斯进行威胁利诱，一起伪造了秦始皇遗诏，立胡亥为二世皇帝，赐公子扶苏死。接着，他又设法处死了掌握兵权的大将蒙恬和蒙毅。二世上台后，赵高又劝他“尽除去先帝之故臣”，不少秦朝的宗室大臣，因赵高的陷害而被杀，连李斯也未能幸免。从此，秦朝的中央大权完全落入赵高手中。

　　对于赵高的身世，历来有不同的看法。清人赵翼在《陔余丛考》卷四十一《赵高志在复仇》条云：“高本赵诸公子，痛其国为秦所灭，誓欲报仇……卒至杀秦子孙而亡其天下。则高以勾践事吴之心，为张良报韩之举，此又世论所及者也。“这种说法，据他自己说出自《史记索隐》，影响颇大，连郭沫若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第二册中”秦末社会矛盾的激化“章节中也引用了这个观点，认为“赵高原是赵国远支宗室的后代，因其父犯罪被处宫刑，当了宦官……骗取了秦始皇的信任。”

　　另一种说法，认为赵翼这个观点，显系臆说，本意无非是为了故作惊人之论，查今本《史记》三家注中“索隐”部分，并无这种内容。即使赵翼真见了什么“孤本秘籍”，此说也难以置信，因为这说法和《史记》原文有很大出入，而“索隐”出于唐人司马贞之手，其史料价值难与《史记》并论。

　　《史记。蒙恬列传》说赵高为“诸赵疏远属也”，并不能理解为“赵诸公子”。因为“诸赵”一语，犹《史记》、《汉书》中常用“诸吕”、“诸窦”，“赵”乃姓氏，并非国名。而“诸赵”系指秦国王室，因为秦王室虽姓赢，却又以赵为氏，《史记》中有明文记载：“太史公曰：”秦之先为赢姓。……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史记。秦始皇本纪》也说：秦始皇”及生，名为政，姓赵氏。“可见，所谓”诸赵疏远属也“乃指赵高是秦王室的本家，因而所谓”赵高乃赵诸公子，痛其国为秦所灭，誓欲报仇“之说是站不住脚的。大多数学者都认定赵高是个“宫人”，但他是怎么变成“宫人”的，又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清代赵翼认为，他是“自宫以进”，施行苦肉计，目的是为了报仇。但是这与《史记》中说的“生隐宫”有距离，今本《史记》三家注中有一段“索隐”的文字说：“盖其父犯宫刑，妻子没为官奴婢，妻后野合所生子皆承赵姓，并宫之，故云‘兄弟生隐官。谓”隐宫“者，宦之谓也。’”这就是说赵高并非“自宫”，而是因其父犯刑而殃及于他，成为“宫人”。还有一种说法比较新鲜，以为赵高并非“宫人”，理由是京剧传统剧目《宇宙锋》中有赵高逼女嫁给二世皇帝为妃的情节，如赵高有女，则非“官人”无疑，但仅仅根据一出京剧传统戏为凭，根据不足。而京剧《宇宙锋》是根据什么来编写赵高逼女嫁给二世的情节的，这恐怕也是鲜为人知的。

　　据上述可知，赵高并非赵国公子，并非“痛其国为秦所灭，誓欲报仇”而乱秦政。关于赵高乱秦政，历史上还流传不少故事，但只能供参考。如前秦王嘉（一说梁萧绮）撰《拾遗记》中记载一则故事说：“秦王子婴立，凡百日，郎中令赵高谋杀之”，子婴梦见秦始皇的鬼魂对他说：“余是天使也，以沙丘来。天下将乱，当有同姓欲相诛暴。”子婴因此“囚高于咸阳狱”。

　　这故事具有天道轮回的意味，荒诞不经，当然不足为信。

　　其实，无论赵高是否赵国公子，也无论他曾否为“宫人”。他与秦二世胡亥加紧盘剥百姓，又任意诛灭异己，滥用刑戮，这就使社会矛盾迅速激化起来，刚建立不久的秦王朝被推向崩溃的边缘。在这种形势下，只要有星星之火，就会燃成燎原之势，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就是这样第一次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终于推翻了曾经显赫一时的秦王朝。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4 17:20

韩信被杀的原因是什么？

　　韩信是帮助汉高祖刘邦打天下的大功臣，然而功成之后，他却成了被烹的走狗。关于他被杀的原因，说法历来不同。

　　有的学者认为，韩信是因为谋反而被杀的。早在楚汉战争最紧要关头时，韩信就逼刘邦封他为齐王，完全暴露了野心家的嘴脸，因而楚汉战争一结束，刘邦就夺了他的兵权，并徙封为楚王。韩信至楚，野心不死，巡行所辖县邑，出入陈列兵仗，被人告发。刘邦采用陈平的调虎离山计，以出游云梦、会诸侯于陈为名，趁韩信前来朝会之际，逮捕了他。刘邦念其大功，又赦免了他，降封淮阴侯，使居长安，韩信从此“常称病不朝从”，“日怨望，居常快快”（《史记。淮阴侯列传》）。公元前200 年，他勾结握有重兵的边将陈豨，再次阴谋叛乱。公元前197 年，陈豨果反于代，汉高祖亲征，韩信托病不随征，“阴使人至豨所曰：”第举兵，吾从此助公‘“（《史记。淮阴侯列传》）。正在此时，他的阴谋再次被人告发。萧何与吕后设计捕杀了韩信，清除了这个闹分裂、谋叛乱的分子。有人还认为，亡周乱秦兵革之后，汉初社会各阶级都迫切需要休养生息。韩信从个人恩怨出发，制造新的动乱，违背了历史发展趋势。所以吕后杀韩信避免了第二次楚汉战争，带有历史进步色彩。这不仅为新建的西汉王朝除掉了一大祸害，而且在客观上也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彭卫《应当正确评价吕后》，载《人文杂志》1979年第2 期）

　　与此相反，有些学者认为韩信无意叛汉，他的被杀完全是屈杀功臣。所谓韩信密谋“诈诏赦诸官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并与叛将陈豨搞里应外合，都是没有实据的。首先，告发者是韩信准备处死的一个罪徒的弟弟。

　　即使韩信确有密谋，也不可能让此人知道；其次，当年韩信据齐，握有重兵，有人劝他“反汉与楚（指项羽）和，三分天下王之”，韩信却认为“汉王遇我甚厚”，“吾岂可以乡（向）利倍（背）义乎？”（《史记。淮阴侯列传》）在绝对有利的条件下尚且不反，而这时他闲居长安，既无兵柄，又无武装，怎么又要造起反来了呢？再次，韩信被捕之后，立即斩于长乐官钟室。宫中悬钟之室，岂是刑场？这实际上无异于暗杀。若谋反有据，何不昭示群臣？最后，高祖平陈，事在汉十一年十月至十一月，十二月攻下东垣，而韩信“谋反”则在第二年春正月。陈豨已经兵消瓦解，而韩信又怎能“从中应之”？高祖平豨回来，“见信死，亦喜且怜之”（《汉书》作“且喜且哀之”）。所喜者，畏将已除也；所哀怜者，大臣无辜就戮也。从这种心情可以看出，刘邦本人并不认为韩信真会谋反。（昭岷《谋害功臣宿将是吕后篡权叛国的既定方针》，《武汉大学学报》1977年第1 期；史继谬《论韩信之死》，载《湖南师院学报》1980年第4 期）

　　有人分析了汉初全部异姓诸侯王的命运，把他们分为三类：一类是与韩信一样，并没谋反，也无他罪，而终为“谋反”借口被杀者，如梁王彭越、越王张敖；另一类是由于刘邦的怀疑、逼迫以致走到反叛道路的，如韩王信、淮南王黥布、燕王卢绾；再一类是免于杀戮的，如势力最小的吴芮。凡那些功高震主的将领，不管你反也好，不反也好，皇帝总是要找理由将他杀掉的。

　　韩信就属于前者。刘邦对于韩信，既佩服他那“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的军事才能，自称“不如”（《史记。高祖本纪》），同时又对他这种才能极不放心，因而对待韩信的政策便是：使用——限制——诛杀，即在战争中用其所长，为我效力；随着战争的渐趋结束，而逐渐限制；一旦夺取全国政权，其才不可留，杀之了事。这样，韩信当然免不了一死了。谋反云云，只不过是刘邦与吕氏在政权到手后杀戮功臣猛将的借口而已（邱鸣皋《为韩信辨诬》，载《徐州师院学报》1980年第3 期）。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4 17:20

李广为何不得封侯？

　　司马迁《史记。李将军列传》将李广一生写得悲壮激越，脍炙人口，李广因此成了一位传奇式的英雄。唐代诗人王昌龄的《出塞》赞咏：“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维的《老将行》感叹：“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高适的《燕歌行》追怀：“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后来还出现了曲艺话本《汉李广世号飞将军》。人们咏叹之余，不禁发问：在汉武帝开疆拓土、以封侯赐爵重奖军功的年代，李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史记。李将军列传》）戎马一生，名扬塞外，为何终不得封侯？人们试图解开这个“谜”，提出了种种看法。

　　一说为“杀已降”。李广在世的时候，就对他自己没能封侯疑惑不懈，曾请教一位操望气之业（相面）的王朔。王朔针对李广自悔在任陇西太守时，曾杀过已降的800 名羌人之事说：“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这个看法有第一手的文字资料为据，在日本史学界相当普遍。但因蒙上了一层唯心论色彩，国内持此说者却不多见。

　　二说为“杀霸陵尉”。李广曾因兵败而丢了将军职，一天夜晚回家路过霸陵亭，霸陵尉按规定不放行，李广手下的人说情道：“这是过去的李将军。”酒醉的霸陵尉轻蔑地回敬道：“当今的将军尚且不能夜行，何况过去当过将军的人！”后来李广复职，公报私仇，借故杀了霸陵尉。明人董份于是说：“广不能忘一尉之小憾，乃知功名不成，非特杀降也，亦浅中少大度耳，其不侯故宜。”（《史记评林》引）此说似以小节论大端，难以令人信服。

　　三说为“治军不严”。宋人何去非认为：“自汉师之加匈奴，广未尝不任其事，而广每至败衄废罪，无尺寸之功以取封爵，卒以失律自裁（者），由其治军不用纪律。……广之治军，欲其人人自安利也，至于部曲顿舍，警严管摄，一切驰略，以便其私而专为恩，所谓军之纪律者，未尝用也。”

　　（《史记评林》引）所谓“治军不严”，是与李广同时代的一位将军程不识治军整严相对而言的。李广领兵作战不讲“军阵”；停宿驻留，不击刁斗；幕府中那些表册文书也大多省约。然而他对征战大事还是肃审慎严的。司马迁就认为他与程不识一样是“名将”。所以，南宋叶适对此辩驳说：“李广自用兵，人所不及，世或以常律论之，固非矣。”（《学习记言》卷二○《史记》）明末清初的大学者王船山在《读通鉴论》中发展了他的观点，认为李广是“攻兵之将”，程不识是“守兵之将”，“非可一律论也”。

　　四说为李广系“常败将军”。宋人黄震说：“李广每战辄北，因踬终身。”（《史记评林》引）司马光也认为：“效不识（即程不识），虽无功，犹不败；效李广，鲜不覆亡。”（《资治通鉴》卷十七《汉纪》九）既然如此，当然不能封侯。然而，现代学者表示怀疑。因为《史记》仅记载了李广一生中的几次战事，并带有悲剧色彩，这是司马迁为塑造人物形象对史事进行剪辑的结果，没有说李广大小七十余战，一无战功。况且，司马迁称他为“名将”，匈奴兵将也敬畏李广，誉为“飞将军”，岂能是位“常败将军”？

　　五说为李广不是军事全才。这实际是对常败将军说的修正。当代论者认为，从《史记。李将军列传》看，李广虽多失利，但确属一员“猛将”；但是，他既独勇寡智，又“自负其能”，犯了骄兵之忌，不免败多胜少，因此不侯，那是理所当然的事。吕锡生《略论卫青的出身、战功、将才》即持此说。然而，据史载，汉武帝时将军并非全才，且疆场血战逊色干李广而封侯者，大有人在，所以，此说也不是全面之论。

　　六说为汉武帝的偏见与卫青的压制。这种说法唐代已经存在。王勃《滕王阁序》叙说历史上高才之士境遇坎坷，在“李广难封”之句，将李广的不封，归咎于汉武帝。当代论者认为，由于李广数次征战失利，汉武帝于是产生了偏见，觉得他“数奇”（命运不好，不吉利），不胜重任。李广最后一次出征时，武帝就嘱咐全军统帅、大将军卫青不让他居前夺首功；卫青出于私心，让好友公孙敖出任前锋，代替了身为前将军的李广，致使李广失途误期，触犯军律，自刎而亡。宋怀仁的《李广不得封侯考辨》（《北方论丛》1984年第3 期）持此说，有代表性。此说不同拘执于李广本身的前五说，而是从汉武时代的政治、军事上探索原因，视野较为开阔。不过，仍有许多疑难之点未能解决。

　　倘能完满揭开李广不侯之谜，将有助于汉武时代政治、军事的深入研究。因此，史学界正在继续寻求它的谜底。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4 17:21

马谡该不该斩？

　　“失街亭”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但失街亭的责任究竟应由谁负？是不是仅仅由于马谡的过失才导致诸葛亮北伐中关键之战的失败？

　　传统的说法认为马谡应负主要责任，因此罪有应得。可是近年来不断有人对这种说法提出了异议。

　　1980年4 月10日《北京晚报》刊登了乃源的文章《该不该斩马谡》，乃源认为，用马谡为主将并不是诸葛亮的失误，说诸葛亮没听先主刘备的嘱咐而错用了马谡，所以败军失地，酿成“挥泪斩马谡”的悲剧是不公平的。

　　乃源指出，马谡在当时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杰出将才，刘备所说“言过其实，不可大用”，“虽然抓住了他的缺点，却有点形而上学的味道”。诸葛亮因为他的确“才气过人”才会用他，譬如，“南征攻心之策就是马谡建议的”，诸葛亮的失误在于：马谡只做过县令、太守和参军，没有统军独当一面的经验，大敌当前，一下子让他“统大众在前”，没有锻炼和取得经验的过程，遇上强敌，“自然不免失败”；诸葛亮没有识其短长而量才使用，也没有指出他的短处而让他补短；临战“违众拔谡”，败了就“戮谡以谢众”，没能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何况马谡不但没畏罪投敌，而且认识了错误，临终还上诸葛丞相书，使全军官兵感泣，正不必‘戮遇以谢众’。”可见乃源认为马谡是不该被斩的。此文一发表，立即受到许多人的反对，有人说马谡是个赵括式的危险人物，临阵前独断专行，不听副将王平几次苦劝，不切实际地生搬硬套“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兵法，放弃有利地形，屯军山上，十分轻敌，吹嘘自己“熟读兵书，颇知兵法”。有人认为失街亭正说明马谡是个危险人物，是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之人，而不是什么“杰出将才”。诸葛亮差点被司马懿所俘，马谡丧师误国，罪应伏诛，何况马谡领命时立过军令状，表示“若有所失”，则“乞斩全家”。（《北京晚报》1980年4 月26日）

　　但是认为马谡该斩的同志所持论据大多是小说等艺术虚构而成的所谓“事实”。众所周知，艺术创造允许虚构，说诸葛亮差点被俘的“空城计”就纯属子虚乌有，“置之死地而后生”之议、“熟读兵书”等吹嘘马谡的话只见于小说、演义所载，井非史实，为此乃源对此颇不为以然，仍然坚持马谡是不该斩的。（《北京晚报》5 月15日）

　　朱大渭在《马谡被杀真相》一文中指出，马谡“罪在必诛”，但不是街亭一战失败直接所致，因为胜败乃兵家之常事，不能由于一战失败，将领就“罪在必诛”。马谡被斩是因为他犯了军法，又畏罪潜逃，因此即使街亭之战胜利了，按军法也当该斩。朱大渭认为，马谡战败，是违抗诸葛亮的正确指挥造成的。《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载：“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郃所破。”诸葛亮的军法很严，街亭失败，不是一般性质的指挥失误，而是在战争的紧要关头，违抗上级的正确指挥所造成的，从而构成严重的罪行，所以按军法马谡该斩。“正像诸葛亮回答蒋琬时所说：”若不按军法斩马，谁还服从指挥，如何能‘讨贼’呢？“朱大渭还指出，马谡并未承认错误，他居然畏罪潜逃，”按当时军纪，将士临阵退却和逃亡，都是要杀头的。“

　　所以说马谡该斩，咎由自取，罪有应得。（见《学林漫录》四集）

　　但是，依据现在资料，很难断定历史真相，因此双方互不信服，各执一词。马谡该不该斩的问题只好存疑。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4 17:22

关羽有没有后代？

　　公元264 年（魏咸熙元年）春天，在蜀汉投降的翌年，成都城里爆发了一场大动乱。动乱是降将姜维挑起的。最后造成魏军自相残杀，事后，魏国实际当政者、大将军司马昭下令，将蜀汉后主刘禅父子、文武大臣及其子弟尽数内徙到京都洛阳。

　　这天，这支名为迁移实系软禁的队伍出发了，在前后有魏兵看押的人员中，有57岁的刘禅和皇后张氏（张飞的小女儿）以及他们的5 个儿子（皇太子刘璿已死于乱军，另一个儿子，即北地王刘湛在去年成都献城时已自杀），此外就是文武百官了。他们之中有曾为诸葛亮称赞的董厥、樊建，70高龄的将军廖化、宗预。此外就是一群开国功臣子弟，如诸葛京（诸葛亮次孙）、张绍（张飞次子）。从那本亡国降臣花名册检阅，可以说已够网罗完整了，但细细思索，此中却缺了一个赫赫有名的大将后代。

　　他，就是关羽的子孙。

　　关羽死在刘备做皇帝前，刘备对他是宠礼有加的，并为他的被杀害，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兴师动众讨伐东吴。关羽死后，还追谥为“壮缪”，子孙世袭。从《三国志。关羽传》看，他至少有两子一女。关平，见于本传“权遣将逆击羽，斩羽及子平于临沮”，即在失荆州后，在出走临沮（湖北远安）时战死的。他大概没有后代，袭爵的是次子关兴，当吴将吕蒙白衣渡江攻陷荆州时，他和家眷都被充作俘虏，估计是后来吴蜀连和后，才遣送还成都的。他就是托关羽的福荫，20岁就当上了侍中中监军的官，可惜没干上几年就病死了。嫡子关统接班，尔后又被刘阿斗招为女婿（和诸葛亮独子诸葛瞻为连襟）。官拜虎贲中郎将，没有几时，他又死了，因为没有儿子接爵，就由庶兄弟关彝接班。

　　这样从关兴到关彝，关氏家庭父子兄弟绵延了40年，在成都靠父亲之荫，安居乐业。就是这场亡国后的大动乱，这一家子全都灭绝了。据称是当年关羽水淹七军擒杀的魏将庞德儿子庞会公报私仇所为，“庞德子会随钟、邓伐蜀，蜀破，尽灭关氏家”（《蜀记》）。如果有如是说，那就是关彝一家了，所以罗本《三国志演义》有“汉寿亭侯关彝，皆被魏兵所杀”（第一百十九回），即按此据。

　　看来，关羽是没有后代了！

　　可是，后人多不以为关羽无后代。

　　西南地区至今仍多流传有所谓关羽第三子关索的故事，罗本《三国志演义》还穿插有随诸葛亮南征，担任先锋。明成化年间流行的说唱词话《花关索传》还介绍其生平事业。至今四川广元乡间尚见有关索妻鲍三娘墓，有碑记鲍三娘世居夔州鲍家庄，与关羽第三子关索成亲，随其夫同扶汉室情由，由此可证，关羽在成都的家族被杀害，但关索一脉却继续绵延。可也有学者说，关索仅见于民间传说，“在《三国志》中未见记载，乃虚构之人物”（《三国演义辞典》）。在明清小说里，也创造关羽有后代，常见的如《水浒》水泊梁山的大刀关胜，以及见于《说岳全传》，他的儿子关铃，而关胜的原型确有其人，乃北宋末期镇守济南，坚决抗金的宋将关胜，此人即被称为关羽后代，“或曰是壮缪后（《坚瓠秘集》）。当然《水浒》说得更是神乎其神了，所谓”生的规模，与祖上云长相似，使一口青龙偃月刀“（第六十三回）。当然此处带有很大的小说家艺术思维的虚构，是不足为依据的。

　　可是，仍有人称关羽有后裔。台湾学者彭桂芳说：“自关羽之后，关羽家族的盛誉，也千古长传，他们的子孙在光荣的传统下，世世代代人才辈出，表现杰出卓越，令人对这个家庭更增敬意。”“子孙遍布大江南北，兴盛无比”。（《五百年前是一家》）。在他所举例中，关氏家族遍及中国，其中确有两个人值得注意：南北朝刘宋的关康之和后魏大学者关朗，都是山西解县人，无论从乡缘和血缘，他们和关羽是同脉的，当然这些姓关的，以及自关羽之后凡是姓关的，如唐关播（西汲人）、元关玉（河北行唐人）、元关汉卿（大都人）、金关仝（长安人）等名流学者，都因关姓，列入是关羽后代，那就显得有些牵强附会了。要是这样，关羽同时的那些关姓人家，岂不是都绝子绝孙了吗？

　　但确有学者以为关羽有后裔，30年代，吕楠认定后魏关朗、唐关播，“史志及《关氏宗谱》及《解人世传》又皆云羽之裔”。（浙江《湖州月刊》）可是这些谱牒都是在关羽乃神乃圣之后出笼的，谁能说它没有水份，甚至多系附会处呢？近获友人何光岳信告，“关公是有后裔的，他是关龙逢之后，世系直到现代，从未间断过。”何光岳对中华氏族姓名颇有研究，并在出版的《夏源流史》中，就关氏的来源和迁徙作了考证：关羽、关兴“其后世居信都”。因为《蜀记》有庞会“尽灭关氏家”记载，笔者为此向《三国演义》研究学者沈伯俊求教，沈伯俊推测所谓关羽有后代之说，无非是（一）灭而未尽，有漏网者；（二）荆州可能有关羽后代——按年龄算，关平当已婚而有子女，吕蒙对之并未屠灭；（三）关羽故乡，亦当有其兄弟子侄之后。他同意笔者所说：各地关姓多有自称关羽后裔（包括华侨），主要还是一种文化现象。

　　关羽有否后代，可有此事，但缺实据。它不仅囿于史料缺乏记载，更见于绵延几千年的中国，姓氏多有嬗变和移植。谁能说解州常平村关氏一脉均相承，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呢！何况在传统文化影响圈里，政治价值往往替代和补充文化价值，姓氏也常常由此涂上各种莫明其妙的油彩。在民间，随着关羽走上神坛的脸谱化，关姓也成为崇高有加的超级贵姓，小说平话、戏剧里没有一个姓关的不是好人贤人，也许这样附名于关羽谱下后代就更多了，可是至今还未界定有一部正宗“关氏宗谱”，旗帜鲜明地标明自己是关羽的嫡系子孙。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4 17:23

杨宗保是男性还是女性？

　　宋朝杨家将的故事，在我国可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尤其是明清两代，编选的传世杨家将演义小说和杨家将戏曲剧目名目繁多，始终有一个庞大的读者群和观众群。“从公元986 年杨业战死到现在，已经将近一千年了，漫长的岁月淹没了无数志士仁人的足迹、然而杨家将故事愈来愈丰富，愈来愈感人”（周华斌《略谈杨家将故事的历史衍变》）。而杨宗保则是杨家将中的佼佼者，民谚中历来有“少年要比杨宗保”的说法。可是历史上是否实有杨宗保其人？到目前为止，关于杨宗保的传说有三种。

　　一是否定有杨宗保其人。持这种看法的根据是《宋史》。因为《宋史》记载杨家将三代抗辽，但只录“杨业的儿子杨延昭（本名延朗）……杨延昭的儿子杨文广”，“杨延昭有子名宗保……于史无征”（周华斌：《略谈杨家将故事的历史衍变》）。

　　二说杨宗保即杨文广。持这种看法的人是将《宋史》所载史实与民间传说杨家将故事相联系得出的结论。因为《宋史》成书于元末，而民间传说则始自北宋当代，杨业“父于皆为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供备库副使杨君（琪）墓志铭》，见《欧阳永叔集》卷二）。所以，两方面流传下来的材料均应参照。民间传说杨延昭有子名宗保，杨宗保故事出现于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唐氏世德堂刊印的《南北两宋志传》，而《宋史》则成书于元代，因此，许多人认为民间故事与戏曲剧目所传杨宗保，就是历史上的杨文广。硬在文广与延昭之间造成一个宗保来，乃文人之杜撰，不可信。查宗保业绩多与杨文广的事迹相同，如少年临阵破敌等事。可见，历史上的杨宗保，就是杨文广其人。

　　三说杨宗保是杨令公女孙。这种说法一反史实与民间故事、戏曲的传说常态、令人更感其玄。但持这种说法者，也拿出了证据，即最近洛阳新安县五头乡潼沟村出土的一块宋朝杨令公的停灵碑。碑文记述了杨令公在此停灵的经过：“北宋朝杨令公之丘陵也。有女孙杨宗保感祖之义，居庐于此，遂人道而为观焉。”于是，持此说者下结论说：“杨宗保原来是女性！”（见《人民日报》1985年7 月份）据此，可见民间传说的杨宗保实有其人。只不过是个女性罢了。后代文人又把她杜撰成北宋的一员大将。

　　杨宗保究竟是男是女，要在现存的史料上得出一个结论来，恐怕还要下一番功夫吧！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4 17:23

北宋“三陈”是何方子孙？

　　陈尧叟、陈尧佐、陈尧咨昆弟三人，是北宋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尧史、尧咨，才华出众，皆天下第一。尧佐、尧咨，名望所望，皆得翰林学士。尧叟、尧佐，权位过人，皆同平章事。尧咨虽不至相，官知天雄军（大名府）节度使，卒赠太尉，亦俨若使相之位。古有“巴出将，蜀出相”（《华阳国志》）之谓，陈氏伯仲却勇攀高门，开巴人拜相之始。一门弟兄三人，两宰相一节度，两状元一进士，而且父子同列，历事四朝，旷世称奇。“三陈”籍贯，历代典籍所载各异，阆中与南部两县贤者均以为桑梓之光，从来相争，互不相让。

　　一说为阆中人。《宋史。陈尧佐传》称：“陈尧佐，字希元，其先河朔人。高祖翔，为蜀新井令，因家焉，遂为阆州阆中人。父省华，字善则，事孟租为西水尉。蜀平，授陇城主簿，累迁栎阳令。”明嘉靖《保宁府志。人物列传。乡贤》称：“陈省华，字善则，其先河朔人。高祖翔，令新井，因家焉，遂为阆中人。”这部书的《艺文。重修三陈书院记》又言：“蜀之人才，宋惟阆为盛；阆惟陈氏兄弟为甚。”《艺文。积庆院记》还说：“阆之南部西二十里曰富井，环居士族，皆上党之冯也，里有院曰积庆，即冯氏之先所以崇奉浮图之地，冯为三陈外家，三陈为先朝鼎辅。余自比岁，闻故父老言曰：阆中陈氏外家之贤人曰：慈母教子，金鱼坠地。初未知其详，及备员古集，会良山令冯彦升，以居忧寄迹学馆，与处期年，纤悉前事，因闻遒前事积庆所以肇基得名之由。”阆中市保宁镇东南隔嘉陵江南岩，早有“三相堂”之岩刻，到南宋淳熙十五年（1188年）阆州太守吴昭夫又重建新堂，改名“将相堂”。吴太守并敦请利州东路安抚使阎苍舒作《将相堂记》，记称：“若兼资文武，出入将相，如富、韩、范、欧形于庆历之诗者，可谓艰哉！求之吾蜀，独阆中陈氏云。”1990年编《阆中县志。附录》载入杨林由《北宋三陈籍贯考辨》称：“三陈的高祖翔，由河朔入蜀，虽定居西水，但子孙繁衍，散居邻县。省华属徙居阆中的一支，故三陈遂为阆州阆中县人。”一说为南部人。《方舆胜览》“利东路。阆州”条载：“陈尧叟文忠公，陈尧佐文惠公、陈尧咨康肃公，皆新井人，”《舆地纪胜》卷一百八十五也同此言：“陈尧叟、陈尧佐、陈尧咨皆新并人。”“新井”所指何地？《太平寰宇记》释其名曰：“于阆州西南九十里，县界有盐井故名，宋因之。”

　　《四川历代政区治地今释》认定为“今南部县西大桥场”。《陈氏族谱》也有类似记载：“溯其先祖多葬于新井县土地庙侧。今之石笋，即其地也。”《陈氏历代实录》言：“陈氏自唐有德公，其后人蜀居阆州西水等处，至唐末翔公为新井令，因家焉。”“迨孙省华公生三子皆贵显，瑞生三石笋在南部县西九十里新井废县侧，自翔公为新井令遂家于此，省华公与其子俱世守之。”《陈氏族谱》和清道光《南部县志》皆言：陈尧叟墓，在岭子山；陈尧佐墓，在天马山下；陈尧咨墓，在李封观；陈省华墓，在积庆寺；省华母席氏墓，在大桥场侧。陈氏诸公墓葬之山、寺与场，今仍存其名，均在南部县境内，岭子山，在碧龙乡；天马山，在太华乡；李封观，在丘垭乡；积庆寺，在黄坯乡。大桥场，现称大桥镇。解放之初，人们还目睹过上列诸墓之碑与题刻。尤有陈尧咨墓，至今残碑尚存。在南部县大桥镇新井村书房湾，还有“瑞笋（遗迹。《陈氏族谱》叙其”先祖下葬时，天降鸿雨七日，地生瑞笋三根，兄弟状元将相特出“。三石笋各高1.3 米左右，石质细而坚硬，为当地所不见。清道尹黎学锦题碑”宋三状元瑞笋处“。石笋露面部分，于”文化大革命“之中被砸毁，而根部仍埋地下，及今可掘。大桥镇一带有陈氏故宅遗址新井村，有古“金鱼桥”、“陈母杖坠金鱼处”，有“道子坪”陈尧咨练箭处，还有“流杯池”、“宋三陈兄弟常请文人游泳处”。种种关于“三陈”的古迹和传说，不一而绝。1991年史今律主编的《南部县志》在《建置。乡镇。大桥镇》中称：“大桥场为古新井县遗址，又是唐任畴、任畹和北宋真宗、仁宗两代重臣‘三陈’（陈尧叟、陈尧佐、陈尧咨）及现代国际主义战士王永维故里。

　　金鱼河上金鱼桥是陈母（陈省华妻冯氏，封燕国夫人）杖坠金鱼处，‘金鱼挑浪’为县内八景之一。“

　　“北宋三陈”列入何籍？南部？或是阆中？这个史志工作者棘手的难题，还需专家学者及好事者进一步考证核实，明断曲直才是啊！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4 17:25

韩侂胄是忠臣还是奸臣？

　　历史的真实面貌，有时会被偏见的云雾遮锁，即使对同一人物或事件，往往也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与记载。时日一久，孰是孰非，遂成千古之谜。韩侂胄便是一例。

　　认为韩侂胄是奸臣，把他同南宋时臭名昭著的奸相秦桧、贾似道相提并论，似乎是南宋以来当权者和正史的观点。翻开《宋史。韩侂胄传》，几乎通篇都是说他从一得势，就权欲熏心，独断专行，极其鄙夷他的为人和政声。“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讽刺他恃拥立宁宗赵扩而好大喜功，极欲弄权，“时时乘间窃弄威福”，唾骂他常常背着皇上，私自处理政事，擅作威福。并揭露他欲“立盖世功名以自固”，不自量力，轻率北伐。为巩固自己的地位，“以势利蛊士大夫之心”，拉拢起用辛弃疾等名流。因此，他常遭到朝廷重臣的弹劾。如“右正言黄度欲劾胄……。朱熹奏其（指韩侂胄）奸，……彭龟年请留熹而逐侂胄。“可见韩侂胄确实是奸佞专权，弄得怨声载道，人神共怒。现在有许多书籍也都用不屑的口吻谈论他，如”当时宰相韩侂胄胄企图以出兵北伐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因而重新起用辛弃疾“（《辛弃疾词文选注》）等。他虽曾褒岳（飞）贬秦（桧），但是岳飞的孙子岳河，却在《桯史》里载有讽刺、奚落他的滑稽剧。可见他真是到了”众恶归焉“的地步。

　　不过，认为韩侂胄是忠臣，是志在恢复的抗战派的，还是大有人在。近代史学家邓之诚指出，韩侂胄并“不尽如宋史所诋”；说韩侂胄是权奸误国，“不免门户道学之见。”（《中华二千年史》）其实，早在当时，著名的词人周密就在《齐东野语》里提出异议：侂胄“身殒之后，众恶归焉；然其间是非，当未尽然”。对宋史的观点，即韩侂胄是奸佞之说，首举质疑。《齐东野语》还记载着：“寿皇（宋孝宗赵眘）雄心远虑，无日不在中原。胄习闻其说。”也就是说，韩侂胄在孝宗时，即拥立宁宗之前，就对抗战大事耳熟能详，早有收复失地之志。为了抗战，韩侂胄甚至置生死于度外，什么都不顾。“启韩有图之者，韩犹以一死报国为辞。”（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戊集）蔡美彪等所著《中国通史》明白无疑地指出：《宋史》以来，视韩侂胄为奸臣，实在是“被歪曲了的历史”、“应该恢复其本来面目了”。肯定韩侂胄是抗战派，是忠贞不贰之臣。再说，即使在《宋史。韩侂胄传》里，也根本找不到一星半点能说明韩侂胄是奸臣的史实。这里既无他投降或阻止抗战的点滴事例，也无他弄权误国的些微记录；倒是有他积极筹划北伐杭金战争，志在恢复失地的记载。还有，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曾经严厉打击那些文恬武嬉，不思收复的投降派。

　　根据有关史料来看，情况大概是这样的：在韩侂胄当政的14年里，他的所作所为，几乎都为了抗金复国大业。为了抗战，他曾经大权独揽，并把道学斥为伪学，把对抗战前途持怀疑、阻止态度的一伙人定为逆党，予以无情打击。因此，投降派以及被他痛斥者势必对他恨之入骨，以图报复。但是当韩侂胃决定北伐抗金时，便宽容地取消了党禁，目的不外乎是要团结他们一致对敌。可惜内部出了叛徒和内奸，投降派又乘机刁难、掣肘，再加上南宋朝廷本身政治上积弊太深，军事上轻敌冒进，以致北伐失败了。“误国当时岂一秦”，（陆游《追感往事之五》）韩侂胄也被政敌阴谋杀害了。他“以一死报国”的誓言，果然言中了。投降派心狠手辣，甚至还开棺断首，把他的头送给金人泄愤，以此乞和，求得保持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局面。

　　历史上的韩侂胄是忠是奸，目前还是一个谜。希望当代学人拨云驱雾，还其本来面目。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4 17:25

文天祥究竟是哪里人？

　　文天祥是我国南宋时期著名的民族英雄和爱国诗人。对于他的籍贯众说不一，归纳起来有如下四种说法：一曰文天祥为江西吉水人。

　　元代脱脱等撰《宋史。文天祥传》称：“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之吉水人也。”

　　钱钟书《宋诗选注》称文天祥为“吉水人”。

　　刘泽华、杨志玖等编著《中国古代史》（下）称：“文天祥，江西吉水人。”南京大学历史系编《中国历代名人辞典》称：“文天祥，吉水（今江西吉水）人。”1936年版《辞海》称文天祥“宋吉水人”。

　　谭正璧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称文天祥为“吉州吉水人”。二曰文天祥为江西吉安市人。

　　胡云翼《宋词选》称文天祥为“吉水（今江西吉安市）人”。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宋诗一百首》介绍文天祥时说他是“庐陵（今江西吉安市）人”。胡云翼《唐宋词一百首》介绍文天祥是“南宋末年庐陵（今江西吉安市）人“。

　　三曰文天祥为江西吉安人。

　　1979年版《辞海》称文天祥为“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编《简明中国古典文学辞典》称文天祥为“庐陵（今江西吉安）人“。

　　上海辞书出版社《简明社会科学辞典》称文天祥为“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

　　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五册称文天祥为“江西庐陵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称文天祥为“江西吉安人”。

　　四曰文天祥为江西吉安县人。

　　中国青年出版社编《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题解》称文天祥为“江西庐陵（今吉安县）人”。

　　韩志远等撰《中国古代史常识》称文天祥“南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年）五月初二日出生在江西庐陵淳化乡富田村（吉安市南）“。齐盼著《民族的光辉》（上）称文天祥”出生在江西吉州庐陵县（现吉安县富田村）“。文之等编写的《华夏英杰百人传》称文天祥“出生在江西庐陵县（今吉安县）”。外文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吉安名胜》彩色图片一套，其中有一幅为“文天祥的家乡富田村”。

　　以上诸家之说，表明文天祥的籍贯至今尚无定论。我们仅是介绍一些不同说法的线索，至于文天祥究竟是哪里人，其理由何在，还是请读者们进一步探索、考证。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4 17:26

陆秀夫是陆游的曾孙吗？

　　陆游是我国著名的爱国诗人，他至老不衰的爱国主义精神历来为人们所推崇，但他身后却有不少事引起人们的争论，如陆秀夫是否他的曾孙，即是其中一个悬案。

　　《宋史。陆秀夫传》说：“陆秀夫字君实，楚州盐城人，……景定元年，登进士第，……（益）

　　王以惊疾殂，……乃与众共立卫王，……以秀夫为左丞相，与世杰共秉政，……

　　至元十六年二月，崖山破，乃仗剑驱妻子人海，即负王赴海死，年四十四。“

　　崖山之役中，陆秀夫卫国抗敌，蹈海殉国，表现出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为后人所钦佩。可是这样忠勇的贤臣，《宋史。陆秀夫传》却不载其父祖以上的名字。

　　1961年9 月1 日，《光明日报》发表钱仲联《关于陆游和陆秀夫的新材料——〈会稽陆氏族谱〉读后记》一文，文章指出：“据族谱，乃知秀夫为放翁第六子子布之孙，子布生三子，第三子元楚迁居盐城，秀夫乃元楚之幼子。……而且崖山抗敌，陆氏族人随秀夫同殉国难者达十五人之多。”并根据《会稽陆氏族谱》将陆秀夫的上三代排列如下：陆游——子布——元楚（迁居盐城——传道、传彦、秀夫。

　　1984年，绍兴市文化局和绍兴师范专科学校组织了陆游史迹调查，意外地征集到了陆游后代珍藏的《世德堂陆氏家谱》，并且证实了陆游祖籍的故宅遗址。据《世德堂陆氏家谱》记载：“陆宗祠老五房历代书名排列共四十八代，……十四世祖，宋太师左丞礼部尚书宝章阁待制封渭南伯——放翁公，……十五世祖，宋通奉大夫淮南东路提刑——思远（子布字）公，……十六世祖，宋朝奉大夫知盐城县事——圣大（元楚字）公，……十七世祖，宋左丞相殉难崖山——君实（秀夫字）公。“”历代分支“一栏记载：”宋渭南伯第六支祖佃父宰子名子布“，后注”字元达，孙即秀夫，宋祥兴二年抱帝昺溺于海，后迁盐城。“谱中不但记载秀夫为放翁曾孙，还记载其他十五个殉难崖山的族人。”半壁赴崖山，丹心未遂生前愿；捐躯归粤永，青简长留死后名。“谱中的这副宗祠联句指的便是陆秀夫及族人殉难崖山之事。

　　对于秀夫为放翁曾孙，有人提出异议。1961年9 月15日、17日，柴德赓、蒋逸雪各自在《光明日报》上提出疑义。

　　柴德赓在《陆秀夫是否为放翁曾孙？》一文说：“《宋史。陆秀夫传》：‘秀夫字君实，楚州盐城人，生三岁，其家徙居镇江。’龚开撰《陆君实传》：‘陆君实，讳秀夫，一字实翁，楚州盐城人，生三岁，父母携抱避地□水，居京口。’《宋史。陆秀夫传》本于《陆君实传》，文有歧互，但均不载秀夫祖父名字。史传与墓志不同，祖父若非仕宦及著名之士，例不全录。秀夫为宝祐四年文天祥榜进士，《宝祐四年登科录》载明秀夫为‘二甲二十七名，年十九，曾祖荣，祖大有，父（闭名），本贯淮安州盐城县长建乡长建里，父为户。’”同是盐城人氏的陆秀夫，其祖、父名字，在《会稽陆氏族谱》和《宝祐四年登科录》中所记，竟无一相同，显然使人怀疑秀夫为放翁曾孙。

　　柴德赓接着在文中说：“秀夫名字与放翁子孙排列不符。放翁于庆元三年七十三岁，葬其夫人王氏时已有子六人，孙元礼、元敏、元简、元甫、元雅，并云曾孙阿喜幼未名。今族谱子布三子：元雅、元质、元楚，则放翁孙辈皆从‘元’字排行。谱中子布次子元质下有传弘，元楚下有子传彦、传道，则放翁曾孙辈以‘传’字排行，……岂有元楚第三子秀夫独不在排行中之理，谱于秀夫名字旁仅注：”宋祥兴二年抱帝昺溺于海‘十一字，至兄弟三人，他何以独在排行之外，未说明。登科录例载兄弟几人，有科第者特加表明，秀夫名下，兄弟一栏空白，此事亦殊可疑。“

　　蒋逸雪在《对〈关于陆游和陆秀夫的新材料〉的质疑》一文说，他的老家距盐城县长建乡不远，因此听说过陆秀夫的轶事。文中提到：“嘉熙四年，陆芳春（秀夫的父亲）徙家京口，因此，后来盐城、镇江两地都有陆秀夫的专祠。秀夫曾在京口鹤林寺读过书，并且有诗集传下来。”他根据《盐城陆氏族谱》、沈俨《陆丞相世系考》、《宝祐四年登科录》指出：秀夫的上三代是陆荣——大有——芳春。对于秀夫是否为放翁的曾孙，他提出了疑问。

　　陆游芳名流传后世，而陆荣、陆大有、陆芳春皆平凡之人。光宗耀祖之事，盐城陆氏为何不书，却去认平庸之人为祖辈，不近人理。盐城所处的淮海地带，南宋时已有胡骑出没，为躲避胡人践踏，北人南迁犹可，而元楚却迁居盐城，难以想象。《宝祐四年登科录》中所记载的陆秀夫的祖及父，是出于秀夫之手，纵然后世传抄，刊刻有误，何至与会稽陆谱全然不同。

　　陆游是爱国诗人，陆秀夫是民族英雄，他们的爱国精神远远地影响着后代的人们。可是陆游和陆秀夫之间有无祖孙的关系，亟待热心者探索。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4 17:27

史可法死于扬州之役吗？

　　顺治二年（1645年）阴历四月二十五日，清兵攻破扬州，屠城十日，无数百姓及守城将士惨遭杀害，而督师史可法的结局又如何呢？

　　对于史可法的下落，当时人洪承畴也无法断定，他曾问别人，史可法“果死耶？抑未死那？”（《鲒琦亭集》）此后的一些史书和传说更是各抒其见，说法不一。

　　有的说史可法缒城出走。计六奇据《甲乙史》，在《明季南略》里较详细地记载了这方面的情况：阴历四月二十五日，“大清兵诈称黄蜚兵到”，史可法乃准蜚兵一千从西门入城，“及进，而反戈击杀。可法立城上见之，即拔剑自刎，左右持救，乃同总兵刘肇基缒城潜去。”谈迁亦持此说。也有云扬州城陷后，史可法“过钞关”、“走安庆”（《石匮书后集》）。乾隆《江都志》则载扬州故老言，谓当城破时，史可法“跨白骡出南门”。许旭在山东进而赋得《梅花岭》诗，云：“相公（即史可法）誓死犹饮泣，百二十骑城头立。瞬息城摧铁骑奔，青骡一去无踪迹”。（《汗青录》）也有人认为，清兵破扬州时，史可法“不知所在”（《圣安本纪》）。计六奇于顺治六年（1649年）外出，途中乘船遇一嘉兴人，此人当年从扬州抗清之役中逃出，他说城破时，史可法不知所终。

　　一些清代官修史书则记载史可法是被俘不屈而死的。《清实录》记道“攻克扬州城，获其阁部史可法，斩于军前。”《明史》云城破时，可法自刎未果，被部将拥至小东门而执，“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师也‘！遂杀之。“其它如《雪交亭正气录》、《史外》等野史也都有大同小异之记载，持此说者认为，官修史书和野史稗乘的记载是史可法殉难于扬州之役的旁证，他们还用其它理由证明了这一史实。其理由是：一、史可法在四月二十日左右写下的五封遗书和给其母亲、夫人的遗笔中，就已抱定“一死以报国家”之决心，而且他后来的实际行动也证明了他与城共存亡之信念。

　　二、刘肇基是史可法部下的一员战将，在扬州告急时，独他率部来援，中流矢而死。刘与所谓“缒城潜去”根本风马牛不相及。

　　三、不但是明清以来的一些正史、野史明确记载史可法死于乙酉扬州之役，而且当事人和目击者也是这样记述的。例如参加这次战争的史德威，是史可法的嗣子，又曾和史可法一起被俘，因此，他所著的《维扬殉节纪略》，可以说是关于史可法下落的第一手史料。该书云，扬州城陷时，史可法自刎未遂被执，多锋“相待如宾，口呼先生”，并诱以“为我收拾江南，当不惜重任也”。面对多择的劝降，史可法斥之曰：“我为天朝重臣，岂肯苟且偷生，作万世罪人哉！我头可断，身不可屈……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劈尸万段，甘之如饴”，遂遭杀害。原史可法的幕下杨遇著及清军将领安珠护皆曾亲眼目睹史可法被杀支解之情形。其它如《自靖录》、《池北偶谈》和《青磷屑》等也不是记述史可法被执而死，就是赞同史可法没于扬州之役。

　　四、出现“缒城潜去”、“不知所终”说的原因，主要是以下几点，首先是疑其为伪。当史可法被执时，一时不知真假，经向史德威和杨遇蕃查询才得以证实。其次是尸骨无着。因史可法是“尸裂而死”（《乙酉扬州城守记略》），当时扬州尸积如山，又天气炎热，众尸蒸变，因而无法辨认。到1646年清明后一日，史德威才举史可法的衣冠袍笏等遗物葬于梅花岭旁。最后是不愿其死的情绪。由于人们希冀史可法能幸免于难，“大江南北，遂谓忠烈未死”，所以，后来盐城、庐州等地百姓“托忠烈之名”，树旗抗清，“仿佛陈涉之称项燕”（《鲒琦亭集》）。

　　陈了上述被俘不屈而死说外，还有战死说、沉江说等。据张岱《石匮书后集》记载：史可法自杀未遂后，与部将逸于离城数里的宝城寺，“清兵迹之，急决战，不胜，一时尽败没”。赴水沉江说则曰，当城破时，史可法出城，渡河因马蹶溺死，或云，出东门遇清兵，赴水死。康熙年间，孔尚任所著《桃花扇》则把史可法写成投江而死，于是，“沉江”说便广为流传了。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4 17:27

郑成功死于何因？

　　郑成功在我国是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然而关于他的死，人们一般很少注意。对于这一点专门作些考察，便会发现郑成功的死因有些蹊跷。

　　郑成功于1662年6 月23日（农历五月初八）在台南去世，年仅38岁，当时正值台湾收复后不久，这使人们深为惋惜。关于郑成功的死，同时代人如李光地、林时对、夏琳等人的笔记都很简单，一般是说“偶伤寒”、“感冒风寒”。另外，李光地提到“马信荐一医生以为中暑，投以凉剂，是晚而殂”（《榕村语录续集》）。林、夏等人提到郑成功死前的一些异常情状，林时对的《荷锸丛谈》中说成功“骤发颠狂”，“咬尽手指死”；夏琳的《闽海纪要》中载成功“顿足抚膺，大呼而殂”。

　　过分简单的记载，导致后人的种种猜测。有人说郑成功得的是肺结核病，有人说得恶性疟疾，有人说得流感，等等。外国学者乔治。菲力浦甚至认为郑成功得了“疯狂病”（《国姓爷的一生》）。另有人则找出心理上、精神上的病因：当时成功之子郑经与乳母通奸生子，成功下令处死，郑经在恐惧之下竟欲与清军妥协，使性格刚强、崇尚礼教的郑成功在精神上受到极大刺激。台湾学者李腾岳在《郑成功死因考》一文中认为，当时接连发生了几件痛心的国事家事：除郑经的事外，粮食接济由于清廷的海禁和迁界大成问题，吕宋华侨受到西班牙殖民者的残害，永历皇帝蒙难，祖坟被掘，其父和弟辈10余人被处死于北京，等等，这些事对郑成功的打击很大，而直接的死因则是因感冒引起的一种急性热性病，本来身体正处在疲乏虚弱状态的郑成功，终因得上此病而去世。

　　有人根据郑成功临终前的异常情状和当时郑氏集团内部斗争的背景，推测成功是被人投毒致死的，这大概是目前最引人注目的一说了。此说主要有以下几点根据：首先，郑成功死前的情状极似中毒后毒性发作的症状；而且，夏琳《闽海纪闻》中记载郑成功临终前都督洪秉诚调药以进，被成功投之于地，然后成功“顿足扶膺，大呼而殂”。这也许说明成功对有人谋害已有所察觉，但为时已晚。其次，郑氏集团内部暗藏着一些危险因素，郑成功性情暴烈，用法严峻，其部下，包括他的长辈亲族因过被处以极刑者不在少数，众将心常惶惶，不少人在清廷高官厚禄诱惑下叛逃，郑氏集团内部的关系是紧张的。伍远资所编《郑成功传说》一书中有记述清廷收买内奸刺杀郑成功的传说。因此，如果说台湾岛上一直有人企图谋害郑成功，甚至可能还有清廷作为背景，这也是可能的。第三，马信神秘地死去也是个重大疑点。马信是清降将，后来成为郑成功的亲信。成功去世当天，他荐一医师投药一帖，是夜成功死去，之后他本人也突然无病而死。按李光地的记载，马信在成功去世的第二天就死去；根据稍后江日升《台湾外纪》的记载，其死期距成功去世也不过5 天。因此，马信可能直接参与谋害郑成功的活动，之后又被人杀害以灭口。

　　那么，谁是这起谋杀案的主谋呢？疑点落到了郑成功兄弟辈的郑泰、郑鸣骏、郑袭等人身上，其中以郑泰为首。郑泰长期掌管郑氏集团的东西洋贸易，握着财政大权，但郑成功早存异心，曾反对郑成功出兵收复台湾。复台初期的郑氏政权财政极为困难，郑泰却在日本暗地里存银30多万以备他用。

　　及成功去世，郑泰等人迫不及待地伪造成功的遗命诛付郑经，并抬出有野心但无甚才干、易于操纵的郑袭来承兄续统。最后，他们的阴谋被郑经挫败，郑泰入狱死去，郑鸣骏等率部众携公帑投清。根据这一情况，策划谋害郑成功的很可能就是郑泰等人。这伙野心家早存篡权之心，可能还和清廷有勾结。他们乘郑成功患感冒并为郑经的丑闻恼怒的时候开始实施他们的计划。根据夏琳和江日升的记载，郑成功病情开始一直不严重，常常登台观望、看书，有时还饮酒，而且不肯服药。由于郑成功拒不服药，他们可能在酒中下毒，但这期间饮酒也较少，因此七八天后毒性才骤然发作。他们又最后在医生所开的凉剂中下毒，郑成功终于被害。郑成功死后，郑经先是忙于对付郑泰的叛乱活动，及郑泰事败，他发现郑泰在日本银行的巨款，注意力又集中于追回这笔款子，他本人又因犯奸险些被郑成功杀死，对郑成功之死也许不无庆幸之心，因此郑成功的死因在当时没有得到认真的追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起在当时也许不难侦破的谋杀案就成了越来越难于解开的谜。

　　但这种说法毕竟是猜测，缺乏直接确凿的证据。郑成功死去这年，无论对台湾还是对他本人，都是一个多事之秋，形势极为复杂，有关郑成功死因的各种说法似乎都有一定道理，今天要彻底弄清这个问题已是很困难的了。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4 17:28

年羹尧因何被杀？

　　年羹尧是清代康熙、雍正间人，出身进士，官至四川总督、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曾平定西藏、青海回民叛乱。雍正二年平定青海后，十月入京觐见受封。时功盖天下，位极人臣，受封为一等公，父亦封一等公加太傅衔，二子分封子爵、男爵，其家仆皆封四品顶戴副将，一时炙手可热，权势显赫。

　　然不到一年后便被雍正皇帝尽削所有官爵，列92大罪，终赐自杀。年羹尧成败之速，异于寻常，被史家列为“雍正八案”之首案。然为何被杀，却众说纷坛，成为清史上一个颇有兴味之“谜”。

　　一些人认为这与雍正夺嫡有关，故杀知情者。不光是稗官野史，学者孟森的《清代史》、王钟翰的《清世宗夺嫡考实》（《燕京学报》36期，1946年6 月）都持此说。据说康熙临终时指定十四子胤禵嗣位，四子胤禛串通年羹尧、鄂尔泰、隆科多，矫诏篡立。其时十四子胤禵在四川为抚远大将军，原可挥兵争位，然受制于川督年羹尧，遂无能为力。新君立后，为酬羹尧拥立之功，大加恩赏，然这不过是“迷汤”，实则对这些知情者已存杀心，最后终杀之。

　　有些人不同意此说。认为雍正初羹尧受宠，并非雍正先笼络而后杀之之由，而是皇帝对他效忠辅弼的奖励。他为其藩邸旧属，又有郎舅之亲，故常对他恩赏有加，这决非对他灌“迷汤”。且雍正继位时，他还在川平乱，未参与焉，何以得知内情？故上说不能成立。《清史稿》、《清代七百名人传》等作者，都认为年羹尧是恃功自傲以致被杀。《清史稿》载：“羹尧才气凌厉，恃上眷遇，师出屡有功，骄傲，……入觐，令总督李维钧、巡抚范时捷跪道送迎。”“公卿跪接于广宁门外，年策马过，毫不动容；王公有下马问候者，年颔之而已。世宗前，亦箕坐无人臣礼。”《清代轶闻》作者亦认为“年挟拥戴功，骄益甚”。且年残暴对待部下，任人唯亲，乱劾贤吏，引起公愤，也为雍正帝所不容，故被杀。

　　更有一说，认为年羹尧死是因为他自立为皇帝。乾隆时学者萧奭在《永宪录》中提到：年羹尧与静一道人、占象人邹鲁都曾商谈过做皇帝的事。陈捷在《年羹尧死因探微》一文中亦持此说，认为“羹尧妄想做皇帝，最难令人君忍受，所以难逃一死”。而《清代轶闻》一书则记载了羹尧失宠被夺兵权后，“当时其幕客有劝其叛者，年默然久之，夜观天象，浩然长叹曰：不谐矣。始改就臣节。”进而认为这说明年确有称帝之心，只因“事不谐”，方作罢“就臣节”而已。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主要是雍正为人阴鸷猜忌，不能容人，尤其不能容功臣。加之年羹尧自恃有功，言行不检点，雍正更不能容忍，在剪灭其兄弟绣禩、胤禟后，借题发挥，以羹尧所上贺章字迹潦草，并把“朝乾夕惕”四字颠倒为“夕惕朝乾”作为借口，暗喻臣下劾奏，连降羹尧18级，罚至杭州看守城门，终罗织罪名，令其自尽，家产抄没入官。

　　到了近现代，各说众多，或认为年被杀乃“鸟尽弓藏”之必然现象；或说是主奴间有旧怨在先，羹尧又恃功骄傲在后，使君主生疑、畏、厌、怒之心等等。今人杨启樵（现任日本广岛大学文学部教授）在对《雍正朱批谕旨》作了长期研究后，在其著作《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一书中，专辟一章谈“清世宗与年羹尧的恩怨轇轕”。根据史料，力排他说，提出独到见解。他认为：首先，胤禵并未受年羹尧的钳制，因胤禛继位极为秘密，手操京师兵权的隆科多，于圣祖（康熙）驾崩后翌日，即令六日内紧闭京城九门，故消息无法泄漏，更谈不上胤禵挥兵争位受年扼。其次，既如此，年也并无拥立之功，故雍正杀年以灭口的杀知情者之说当然也不能成立了。恰恰相反，他认为从雍正朱批中，可发现很多雍正对年羹尧的赞语，如雍正二年闰四月十九日付德折朱批：“军旅之后，获兹膏泽，实乃大将军年羹尧忠勤之所感召。”

　　又如稽曾筠雍正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折朱批：“西海一事，岂人力所能者，皆因年羹尧能此二字，天下大臣，皆当法其心也。”（《雍正奏折》）更有在朱批中称年羹尧为忠臣、功臣、恩人的。且年在雍正二年入京觐见之前，与雍正并无个人私怨，雍正及在京百官均“极盼”与年羹尧这一功臣相见。然入京觐见不到两月，雍正即屡屡下旨严斥，何也？主要因年恃功自傲，妄荐亲信胡期恒为甘肃巡抚、岳周为西安布政使、刘廷琛为广西布政使，滥参四川巡抚，致疑，雍正后曾有朱批“大凡才不可恃，年羹尧乃一榜样，终罹杀身之祸”（《雍正朱批谕旨》一函，石礼哈）。可见已招世宗猜忌。总之，杨启樵认为年羹尧被杀原因有三：一是世宗赏罚分明、功赏过罚，毫不留情；其次，世宗因派到年羹尧手下监视年的情报员被收买，大为恼火；其三乃是年羹尧骄横贪暴自致死地。结果“年羹尧自难逃越鬼门关，而多年来，却使世宗反蒙杀功臣的污名”。

　　以上诸说，至今未统一，还请读者自辨吧！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4 17:29

孤拔死于何处？为何人击毙？

　　公元1884——1885年，世界的东方爆发了中法战争。

　　中国军队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在陆路和海上，都发挥了英武的气概，予法国殖民者以严厉的打击，先败后胜，为历史留下了一篇悲壮、激烈的篇章。

　　在这次战争中，法国远征军总司令，后来专任远东舰队司令官孤拔海军中将，在入侵中国海口时，被清军炮火击伤后毙命。

　　正是大快人心。因为是在战火纷飞中的传闻，又是事后难以印证的，由此对于孤拔之死于何时何地，却有多种说法。

　　孤拔在中国海面曾与中国军队有两次炮战交锋：一次是1884年（清光绪十年）8 月的马江海战；一次是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3 月的镇海口海战。法国军舰挑起的马江战役，是法国殖民者一大罪行。这年7 月中旬，孤拨率领的法国远征舰队强行驶进了福建水师基地马尾军港，与中国军舰同泊在闽江上。8 月23日，法国军舰突然向中国军舰开火。福建水师虽因船政大臣何如璋“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的军令，因而毫无准备，损失惨重，但仍表现了临危不惧的无畏精神。“旗舰‘扬武号’迅速而准确地用尾炮回击法舰‘伏尔他号’，第一发就命中舰桥，击毙法军6 名，据称孤拔也受了伤”（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简史》）。周红兵则认为，“这一天，正是法国舰队顺闽江口撤出马尾港，遭到中国海岸炮台阻击，发生马江激战的时候，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就是在这次战斗中丧命的。”（《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1 期），他还根据今座落在澎湖马公岛马公小学操场左面的孤拔之墓，证明孤拔死于8 月25日，即光绪甲申年七月初五日。

　　但据法国军方档案和嘉图著《法军侵台始末》（黎烈文译），均称孤拔是同年10月指挥侵犯台湾和翌年3 月侵占澎湖的最高统帅。嘉图是孤拔所部军官，亦参与上述侵略行为。所以通常都是采取孤拔是在镇海口招宝山被海岸炮击伤后毙命的，如《辞海》（1989年版）、陈旭麓等主编《中国近代史辞典》孤拔条目均称，“1885年3 月侵扰浙江镇海，被击伤。6 月死于澎湖”。

　　苑书义等编《中国近代史知识手册》（1983年中华书局版）亦作“1885年3月，率舰进攻浙江镇海，遭到清军反击，座船被炮火击中，身受重伤。六月死于澎湖”。半个世纪以来诸家编著的“中国近代史”有关章节所述孤拔死状，亦同，今不赘。

　　孤拔是在镇海口被义无反顾的中国军队击伤的，似较为信实些，可是，他又是被哪支部队，也即是哪个指挥官直接下令放炮击伤了的呢？

　　现有五种说法：一是欧阳利见说。欧阳利见是浙江提督，也是前线总指挥官。他虽系湘军宿将，但在这次战役中表现是积极主动的，面对敌舰挑衅，毫不气馁，坚决回击，“利见督台舰兵纵炮击之。法主将坐船被伤，数以鱼雷突入，皆被击退。法舰并力猛进，又次其一。敌计穷，相持月余，终不得逞。事后知主将孤拔于是役殒焉”（《清史稿》列传第二四六《欧阳利见传》）。沃邱仲子（费行简）记述尤详：“甲申之役，浙抚刘秉璋承鸿章旨，戒勿轻战。利见下令，所属军事提督为政，勿从巡抚。命浙提固守宁波。亲督诸将防守，众不敢违。一日，见有敌舰冲浪来，立命炮台发炮击之。竟中后舱；不敢进，驶去。法帅孤拔竟死此役”（《近代名人小传》）。

　　二是周玉泉说。周玉泉系游击衔守备的中级军官。据郑逸梅称，当时他守卫镇海口虎蹲炮台，是他发炮打死孤拔的。（《中法战役炮击孤拔之周玉泉》，见《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2 期）但据杨敏曾《镇海县志》，中法镇海口海战，仅在招宝山、金鸡山、泥湾衜和小港口等处筑有炮台，并无见有在虎蹲山设炮台说。

　　三是周茂训说。周茂训是招宝山炮目。炎文据《镇海县志》确认：“当法国军舰进攻镇海时，首先发炮还击的是招宝山炮台炮目周茂训，其次是守备吴杰，他在招宝山炮台亲自开炮，击伤敌舰多艘”（《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1 期），对于周茂训在3 月1 日的招宝山初战获胜，郑云山等也称，“击中纽得利船头，折其头桅，继又伤其船尾。南琼等出来助战，击中法舰二炮”（《浙江近代史》）。

　　四是吴杰说。吴杰是招宝山守备。他在3 月3 日和4 日两天，先后击伤敌舰，“击中法舰答纳克号烟筒，折其头桅，横木下坠，击伤其军官迷禄。”翌日之夜，法舰用小船偷袭港口炮台，亦被击退。据称，吴杰力主抗敌，而欧阳利见却有令严禁开炮，他见法舰猖撅，肆无忌惮横行在海面，才违令放炮，不料却击伤了孤拔。事后却被欧阳利见冒功受赏。若干年后，吴杰功劳方才彰扬，可是他已告老还乡了。

　　五是王立堂说。王立堂系副将，4 月9 日，他奉欧阳利见之命“挑选敢死队，潜运后膛车轮炮八尊，伏置于南岸清泉岭下，四更后突然发炮，法舰连中五弹”，“法国侵华舰队司令孤拔，身受重伤。于六月死于澎湖”（《中国人民保卫海疆斗争史》，1979年北京出版社出版）。

　　诸说不一。其中多有因欧阳利见未曾在招宝山督战，而称其冒功虚报的，但从他是全军指挥官，由宏观论述，也无尝不可；说是冒功等语而贬之，那是源于多年来竭力贬低湘淮军和曾李投降卖国路线的缘故。周玉泉等都是中下级军官，当时官牍奏折必然鲜见于他们事迹，且海战远隔，也只有日后才能见其痕迹。质之于法国远东舰队骚扰镇海口长达40天，如孤拔于3 月初已受重伤，他是不会继续停滞30余天的，因此孤拔究竟被击伤于何时，仍是语焉不详。

　　但是无论怎么说，孤拔确是在侵犯中国海口时被击伤毙命的。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4 17:30

海龄是怎样死的？

　　“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第67页）这是恩格斯对鸦片战争时期镇江守军英勇反击英侵略者的赞扬。指挥这场战斗的是满人海龄。海龄，满洲镶白旗人，郭洛罗氏。1841年初任京口（今镇江）副都统。鸦片战争是中华民族蒙受凌辱，国土始遭蹂躏的开端。英国侵略者为了扩大对中国的侵略，1841年8 月以进攻江浙地区为重点，妄图控制长江下游的航道，截断清政府的漕粮供应，以谋夺更多的权利。1842年7 月，几千名侵略军进犯镇江。镇江为大江钥匙，南京门户，漕运咽喉。两江总督牛鉴闻风逃遁，躲进南京。海龄率1700名士兵守卫镇江，敌我悬殊很大。但是，面对气焰嚣张的侵略者，海龄率领镇江守军奋起反抗，坚守镇江达7 天，歼敌180余人，但由于种种原因，镇江最终失守，海龄死于镇江。如何评价海龄？史界众说纷坛，褒贬不一，搞清海龄的死因对正确评价海龄是很有帮助的。海龄是怎样死的？至少有4 种不同的记载。

　　一、“为民戕害”或“为乱民所杀”说。1842年8 月山东道御史黄宗汉上奏：“海龄闻系误杀良民甚多，以至被民戕害”（见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五）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写道：“英佯攻北门，而潜师梯西南入城，士兵仅斫其一二人，敌已蚁附，守兵皆溃。英先焚满营，海龄为乱民所杀。”民间钞本《夷艘入寇记》也有类似的记载。

　　二、“不知所终”说。无名氏《京口偾城录》中记：“城破后郡民纷传都统遁去。”夏燮《海疆殉难记》中“又有言都统开城逸去，不知下落者”。镇江之战另一指挥者、参赞大臣齐慎上奏，城破，“房屋多已燃烧。副都绕海龄督帅旗兵堵击，身受重伤，旗兵伤亡不少”。“副都统海龄并城内文武官，均不知下落。”

　　三、“投火自焚”说。《英人强卖鸦片记》中叙述海龄死因较为详细，海龄对妻子说，今日之战，官军将恐不利，劝妻子趁北门起火，“混乱以逃”。妻子说：“许妾所为，君但督士卒，至死勿弃城。”说后，“掖小儿走于北门跃入猛火中以自死。海龄见之大怒，欲报妻子之仇，聚满洲兵四五十人，冲入敌中，殊死战，多杀敌兵，后海龄见兵寡，竟不可胜，因见北门火势未减，亦投其中，就妻子死所而死焉。”宾汉在《英军在华作战记》中写道：“满兵的副都统海氏在败了的时候，坐在家中的一把椅子上，命令他的仆人点火烧房，故意死在火焰之中。”

　　四、“自缢殉节”说。《夷氛闻记》写道：“城上兵立溃，夷先放旗营纵火，城陷，海龄自缢殉节，其妻与孙并同时死难。”耆英奉旨调查后上奏说：海龄同其妻并次孙“皆在署内自缢尽节”。

　　真是一个令人费解的悬案！从材料上分析，“为民戕害”之说疑点最多。首先黄宗汉《奏海龄闻系误杀良民甚多被民戕害折》，一个“闻”字证明他的上奏只凭传闻，令人怀疑。其次，《道光洋艘征抚记》所说亦恐为传闻所误。1841年2 月魏源曾为裕谦幕僚，参与浙东抗英斗争，但因清廷战和不定，投降派昏庸误国，数月后愤而辞归，镇江之役他不在场。其三，据耆英奉旨查明，引出这种说法，主要出自常镇道周顼中伤。周顼身为镇江地方官，深怕镇江失守皇上追究，“惧于重谴，乃讦以误杀良民，被民残害等情。”耆英的调查当属实。当时京口人就恨周顼诬陷都统，“乃编十字谣，揭之通衡”（见夏燮《中西纪事》卷八），卑鄙无耻往往与贪生怕死连在一起。开战前周顼已被侵略者气势所吓倒，禀中说，“贼（指侵略者）势浩大，据我腹心，实已不能转动，若不早图和解，其祸变愈久愈大，不知究极”（见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四），主张不战自降，全部答应侵略者的要求。侵略者进犯镇江时，他惜命“托词不知何往”，当了逃将，“以致镇城内外，居民警惶”这种人中伤海龄不足为怪。

　　“不知所终”说，没有一条肯定的史料。《京口偾城录》为镇江当世人所写，但撰者年老多病，一直在家未参战，文中对海龄“遁去”并没有肯定，是战乱中据郡民纷传随手而记。夏燮《中西纪事》卷中已肯定了耆英的查访，海龄“自缢尽节”为实情，对“开城逸去”之说并不认为属实。齐慎之所以云不知海龄下落，7 月21日镇江失守前，齐慎会同海龄布防军务，坚守镇江，卯刻，齐慎“由正西迎上前敌”。激战中，据探报，侵略者“由间道往攻北门”，齐慎等人救援，结果“被逆夷由西南两门攻破”。齐慎率部分清兵退到越河口下，防英军内犯，与海龄再没见面，23日的上奏对海龄的下落当然不甚了了。

　　至于是“投火自焚”，还是“自缢尽节”？后者可能是实情。第一，《英人强卖鸦片记》为日本人所撰，不是战时的目击者，虽对海龄自焚场面写得详细，充满同情心，但必定是道听途说。更何况后来耆英在衙署里找到了海龄尸体，可见海龄并非死于北门火中。第二，宾汉是侵略镇江一分子，他的《英军在华作战记》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他对海龄坐在椅子上自焚身死的描写值得深思。海龄死应在城陷之后，当时衙署已被英军烧着，无需海龄命仆人点火烧房。宾汉这样写，有可能掩饰其入城后烧杀之行径。文中接着写道，第二天发现了海龄的幕僚，由他指出了海龄的尸体。这一天应为7 月22日，齐慎六月十六日（阳历7 月23日）上奏提到“副都统海龄并城内文武官均不知下落”，清军机处正是根据齐慎上奏决定派耆英“迅即查明具奏”的。

　　这应在宾汉等人发现海龄尸体之后。如是同一现场，这位幕僚为何只字未提海龄妻与孙的情况？这究竟是海龄的尸体吗？

　　极大可能是海龄“自缢尽节”死后遭火焚的。耆英在查询当中，从收集京口满兵内，领催扎明阿报告了海龄的死因，“据称城陷之时，海龄将堂印交印房骁骑校祥云（后投水死），海龄随入内，同伊妻并19岁次孙皆在署内自缢尽节。”根据其报告，在衙署并获其尸并一妻一孙于灰烬中，“又拾得都统印信原著葛纱、袍襟、并伊妻所带玉环”，经丹阳县令金榕，京口协领武忠阿和海龄之子辨认，确实是海龄尸体。

　　读者，你认为海龄是怎样死的？海龄“自缢尽节”身死是否有道理？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6 23:04

林则徐是病死还是被人毒死？

　　1850年11月22日，广西道上，钦差大臣林则徐奉旨赴任，日夜兼行百余里，至广东潮州普宁，不幸突然死亡。

　　林则徐的死讯传到北京，咸丰皇帝特别颁发了《御祭文》和《御赐碑文》，盛赞林则徐一生的业绩。他的死也引起了封建地主阶级士大夫极大的震动，纷纷以诗文和挽联等形式来悼念这位伟人：痛惜林文忠，将星陨闽漳。

　　天若遗此老，鼠贼安足当！

　　千古英雄皆堕泪，四方妇孺尽知名。

　　林则徐的死使朝野如此哀悼和重视，乃是由于他不仅在帝国主义列强侵入我国大门时，第一个奋起组织抵抗，坚持严禁鸦片，惩办走私活动，从而揭开了近代中国反侵略斗争的序幕；而且他为反抗外国列强，挽救民族危机，不囿于传统旧习，放眼世界，探求新知；同时他又比较注意发展生产和关心民生疾苦。无论在整顿河工、兴修水利、救灾放赈，还是在查禁鸦片、改革财政等方面都表现了杰出的才干。

　　这样一位既干练又爱国的边疆大员在奉旨赴任途中突然亡故，这就不能不使人们产生种种的猜疑和传说，所以对于林则徐的死因，前人或后人都有各种记载和传说。前人的记载就有多说。

　　一说认为林则徐是在赴任途中病死。如《清史稿》本传说：林则徐“行次潮州，病卒”。又施鸿保的《闽杂记》卷四，对于林则徐死亡前夕情况有较详细的记载：“公患痔漏久，体已赢，至是力疾起行，十一日抵潮州，复患痢，潮守刘晋请暂留养疾，不可。次日遂薨于普宁行馆。”一般官方记载都持此说。

　　另一说则谓林则徐系洋商买通厨人投毒谋害致死。张幼珊的《果庵随笔》谓：“禁烟事起，广州之十三行食夷利者，恨林公则徐刺骨，……后公再起督师粤西，彼辈惧其重来，将大不利，则又预以重金贿其厨人某，谋施毒。公次潮阳（按应为普宁），厨人进糜，而又巴豆投之。巴豆能泄泻，因病泄不已，委顿而卒。或劝其公子穷究其事，清例，凡毒死者，须开棺验视。家人忍而不请。其是疆吏虽微有所闻，亦不欲多事。“又广东《东莞县志。逸事余录》所载内容与上述基本相同，但是却直接指出谋害者乃是广东十三洋行总商伍氏（指伍绍荣）。因伍氏曾被林则徐在查禁鸦片时锁拿于越华书院，故而忌恨在心，这次又闻林则徐起任广西巡抚，伍氏忧其再次复职督抚广东，特遣派亲信携巨款贿赂林的厨师，用夷药投入食品中，致使林则徐一路上泄泻不止，终于委顿而死。另有一个叫平如衡的在《林则徐家书。著者小史》中则说是”被奸徒以黄蜡毒死者“。

　　近人则依据前人的有关材料和新发现的记载，加以排比考证，提出了几种不同看法。有人根据林则徐在临死时曾三呼“星斗南”的说法，认为“星斗南”者，就是指洋商聚居之地的“新豆栏”。近人王逸塘的《今传是楼诗话》引录张之洞族孙张祖继诗集《民诗草》中《拜林文忠小像》的自注说：“新豆栏，广东要地。公临殁呼之，人讹为星斗南。孝达公莅此，始悟其语。”对此，《林则徐传》的作者杨国桢则进一步考证，认为林则徐临死大呼的“星斗南”，系指当时洋商聚居之地“新豆栏”，而福建方言“星斗南”与“新豆栏”的发音相同，由此说明林则徐在临死时已发觉自己受洋商所害，所以连呼“新豆栏”。

　　近年来又有人不同意上述说法，他们根据新近发现的林则徐《讣文》和林则徐之子林汝舟《致陈子茂书》等材料，认为林则徐的死因不是被毒死也并不只是腹泻。自11月12日至15日，林则徐一直在赶路，没有服药，所以吐泻情况已很严重。15、16日服用“中和之剂”后，吐泻情况有所好转，但林则徐抱病继续日夜兼程，辛劳颠簸，身体得不到休息，病情则转为“胸次结胀”、“痰喘发厥”，引发了心肺旧疾，以致“两脉俱空，上喘下坠”，“喘急愈甚”。在元气大亏，脾胃虚寒的情况下，医生却又“投以参桂重剂”、“连进葠剂”，结果药力未及奏效，反使喘咳增加，舌蹇气促，加上他已是66岁高龄之人，经不起路途颠簸，终致无法挽救。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6 23:08

翁同龢缘何开缺？


　　1898年6 月15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戊戌变法的第四天，翁同龢突然被光绪帝下令开缺回籍。由于他是光绪的授读师傅、身边最亲近的大臣，因此他的开缺引起了人们的种种猜测。张孝若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说：“帝……此时已怀了变政的决心，觉得翁公过于持重，常常掣他的肘，心上也不愿意，遂……去翁。”张孝若这样说，所持依据主要是翁同龢本人的日记记载。翁在日记中曾提到他在开缺前曾因为两件事“与帝不协”，为光绪所不满。一件是德国亲王亨利二世来华的接待礼节问题。光绪主张“行西礼”、“宫中召见”，翁“力持不可”，“上皆驳之，盛怒”。

　　一件是光绪帝要他通知康有为将《明治变政考》等书再抄一份进呈，翁对以“臣以康素不往来”，“此人居心叵测”，于是“上怒诘责”。恰好这时安徽布政使于荫霖疏劾翁同龢、张荫桓，于是帝乃将翁“解组归田，以示保全”。但有人对这一说法表示异议，认为仅此还不足以构成光绪帝将翁同龢开缺的理由，并否认这种说法。苏继祖在《清廷戊戌朝变记》中记：光绪对翁的开缺，事前毫不知情，说帝在宣读此诏时“战栗变色”，“惊魂万里，涕泪千行”。另外，从翁同龢开缺的当天晚上，光绪仍令太监将端午节赏赐给军机大臣的葛纱围帽等物赏给翁同龢一事来看，下令将翁同龢开缺的似乎也不像是光绪帝。一说翁同龢开缺回籍是荣禄、刚毅等人挟嫌报复。胡思敬在《戊戌履霜录》（卷四）中说：“同龢旧与荣禄不协，刚毅诵奏疏，误读刘鼒（音z ì）名为刘才，复为同龢所诮，刚毅引为大耻。及（康）有为败，……二人比而谗之。“持这种说法的人还相当多。《满清稗史。闻见录》里说：”常熟丢官，时人多认为实木讷（指刚毅）主之。“直至今天，还有人这么说。郑逸梅在《艺林散叶》中说：”翁松禅由荣禄媒孽倾陷而被黜。“翁同龢与荣禄是结拜兄弟，刚毅是翁同龢在刑部时的属员，是翁同龢一手大力提拔起来的，但彼此交恶已久，矛盾根深。据说戊戌政变的当天，刚毅曾在太后面前进言将翁同龢诛杀或充军戍边，后因王文韶、廖寿恒等人谏阻，才改为革职编管。从这些来看，并不排除荣、刚”媒孽倾陷“的可能性。但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并力白无之。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中就竭力为荣禄洗刷，说”维时上怒不测，幸荣文忠造膝婉陈“，翁方得以”幸免“（指免诛戮和充军）。

　　一说下令将翁同龢开缺回籍的是西太后。裘毓麔在《翁常熟去官之远因》中说：“翁常熟去官，言人人殊，其实甲午后，慈眷尚隆，其失眷在丁酉（1897年）秋冬，有旨交户部提款百万，搭排云殿彩棚，以万寿期近也（后生朝十月初十日），常熟持不可，内务府某大臣希后旨，遽拨百万与之。后意甚怒。

　　逾月，太后召见内务府大臣时，尚申詈常熟不置也。未几常熟竟开缺。（《清代轶闻》卷三）黄鸿寿在《清史纪事本末》一书中则说：“其时（指1898年6 月）天津阅兵废立之谋渐有所闻，同龢密言于帝，太后侦知之，遂命开缺回籍。”梁启超给夏曾佑的信也说：“翁以阻天津之幸，至见摈逐。”（《梁启超年谱长编》）联想到翁同龢甲午年间主战、疏请停罢庆典，移祝寿费为战费及维新变法初期赞襄光绪帝变法的活动表现，再证之翁同龢开缺谕旨中的“至甲午中东一役信口侈陈，任意怂恿”，“今春力陈变法，滥保非人”的“罪名”，这一说法是颇有道理的。

　　翁同龢究竟缘何开缺？至今众说纷坛，尚待人们作进一步的研究。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6 23:09

赵舒翘是怎样获罪和身亡的？

　　1901年清政府与帝国主义签订了《辛丑条约》，在依约被处死的“首祸”王公大臣名单里，有刑部尚书赵舒翘的名字。他的被处死，不少人认为是一个大冤案。如鲍心增在《赵尚书被冤述略》一文中就认为，“被祸诸王大臣，人知其非尽袒拳者也（拳，指义和团——引者），而赵尚书展如之冤尤甚。”那么，赵舒翘何许人也？他的冤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赵舒翘（1848—1901年）字展如，号琴舫，又号慎斋。曾以平反王树汶冤狱而声震朝野，该案案情简况如下：1879年，河南镇平县发生了一件抢劫案，主犯胡体洝被县役刘学汰收重贿放走，却以年仅15岁，并未抢劫的王树汶冒名顶替，致使王被判处死刑。王临刑呼冤，上奏清廷后，令河南巡扰李鹤年，东河总督梅启照等人复查审理。李、梅等人官官相护，维持原判。时任刑部员外郎的赵舒翘顶着压力，力主详查，终使冤案平反。真凶胡体洝被严厉制裁，王树汶被释放，李鹤年、梅启照等参与此案审理的官吏多人以失职罪被撤职或判刑。在赵舒翘任浙江按察使时，鲁迅先生的祖父周福清以科场代人行贿罪入狱，此案即由赵舒翘办理。赵舒翘48岁时，已升任江苏巡抚，颇得清廷信任。1900年夏，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与清军及洋人发生冲突。这时，赵舒翘已任刑部尚书，并入值军机。慈禧遂命赵舒翘赴保定一带查看。赵回京覆命时，曾向部下表示义和团不可依靠。但因当时慈禧想利用义和团去进攻帝国主义军队，使其两败俱伤，以坐收渔利。因此，对反对依靠义和团力量的官员给予重惩。赵舒翘在向慈禧的密奏中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后来，帝国主义要求惩处支持义和团的王公大臣时，慈禧为保全自己却用赵舒翘等人作了替罪羊。

　　赵舒翘被治罪的幕后原因，有下列两种说法。

　　一、赵舒翘被治罪，是李鸿章的一个幕僚捣的鬼。这个幕僚之父是赵任江苏巡抚时的下属，因贪赃枉法被赵参奏撤职。幕僚遂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在最初拟定的治罪大臣的名单中，并无赵舒翘。这个幕僚对李鸿章说，所惩办的王公大臣名单中没有汉族人，如有人就此事向朝廷进言，朝廷将会对李起疑心，不如把赵舒翘列入其中，以杜口实，多年混迹官场的老官僚李鸿章这时被清廷委以谈判全权代表重任，他为了自己的前程，采纳了幕僚的建议，赵舒翘遂成了首祸诸臣之一。（赵继声《赵慎斋先生年谱叙》）

　　二、赵舒翘被列为首祸诸臣是外国谈判代表来提出的。中方全权代表奕劻、李鸿章对此曾据理力争，认为赵舒翘“无仇洋之举，更无罪可科”。至于奉命调查过义和团之事，最多不过革职。外国代表当时表示同意，但隔日却在照会中坚持原议，不许有丝毫更改，赵舒翘遂被重惩。（陈夔龙《梦蕉亭杂记》）据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联军统帅瓦德西在慈禧居所仪鸾殿搜出赵舒翘给慈禧的密奏，瓦德西当即派人把奏折送交李鸿章，要求向在西安的慈禧等人急电为赵舒翘免罪，此事却被奕劻与李鸿章搁置，致使赵舒翘未能救出。（鲍心增《赵尚书被冤述略》；周政伯《赵尚书被冤述略书后》）

　　赵舒翘是怎样身亡的？亦是诸说纷坛。《咸宁长安两县续志》、《清代七百名人传》中笼统地说他“自尽”身死。《清史稿》中写道：“初饮金，更饮以鸩，久之乃绝。”

　　周建人先生回忆录《鲁迅故家的败落》一书中则写得颇为详细；1901年农历正月初六，清廷“赐”赵舒翘自尽的圣旨送到赵家，赵舒翘谢旨后，自己走进内室，先吞金箔，未死。在两位钦差的催促下，赵只好让家人给他“挑天官”，即用烧酒浸了皮纸，一张一张地贴在脸上，鼻孔和嘴均被堵住，又闷又醉，气绝身死。西安一带至今还流传着关于赵舒翘死状的传说，与周建人的回忆大同小异，所不同者有二；赵死的地点在臬司衙门，而不是在家中；死前，先用黄表纸盖住口鼻，然后用酒喷，使赵窒息而死。

　　赵舒翘对清王朝一片忠心，却落得如此下场，足见清末官场的黑暗和倾轧之激烈。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6 23:10

吴禄贞被刺是谁主谋的？


　　吴禄贞，湖北云梦人，早年参加过兴中会和自立军起义。后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和满洲贵族良弼是同学。在良弼的推荐下，吴禄贞当上了新军第六镇统制。武昌起义爆发后，吴禄贞在石家庄和滦州的新军第二十镇及山西起义军秘密联络，准备三路进攻北京。可是，就在这关键时刻，吴禄贞被原第六镇第十二协统周符麟和卫队营长马步周等人刺杀了。是谁主谋刺杀吴禄贞的呢？多少年来众说纷坛，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意见。

　　一种意见，是清皇室主使周符麟、马步周暗杀了吴禄贞。持这种说法的人认为，清廷对握有兵权的袁世凯甚感恐慌，因而起用吴禄贞为第六镇统制，想以此来达到以吴制袁的目的，吴禄贞虽然也反袁，但他的反袁不是为了保全清廷，而认为袁世凯是中国革命的一大障碍，必须去除。武昌起义后，吴禄贞联合革命党，屯兵威胁京师，这是清廷始料不及的，所以清皇室要派人暗杀吴禄贞。杨玉如著的《辛亥革命先著记》就说：“清廷以禄贞行动威胁清廷，遥助革命党，深加痛恨和恐惧。奈当时军威已替，又不敢显示其非，明正其罪，恐致激变，只得用二三权臣卑劣之计，密购绿林贼盗往石家庄将吴禄贞刺死。”张难先所著《湖北革命知之录》也说：“军咨府大臣载涛，知马步周、周符麟与吴禄贞有隙，就秘密将他二人叫到北京，许以二万两银子，并许将来保他们升官，教他们刺杀禄贞。”罗正伟编的《滦州革命先烈事略》则认为是：“良弼知禄贞有异，乃重贿啖其部下原第十二协统周符麟往刺之。”

　　然而，当时的直隶总督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中说吴禄贞“为项城（即袁世凯）遣人暗杀”。曾在袁世凯的亲信随从唐天喜家做过家庭教师的任芝铭在回忆录中说：唐天喜告诉他，是袁世凯主使周符麟、马步周暗杀吴禄贞的。任芝铭认为，北洋军队一向由袁世凯所控制，清政府把吴禄贞安插在北洋六镇中来抑制袁世凯，必然引起袁世凯的忌恨；况且吴禄贞一上台就联合革命势力，截留清政府运给袁军的军火列车，使袁世凯面临南北革命军夹击的形势。所以唐天喜说：“老头子（袁世凯）不止一次说要杀吴禄贞。”再说，清政府大兵南下攻打革命军去了，京畿空虚，还不敢加害重兵在握的吴禄贞。张国淦编著的《辛亥革命史料》写道，当时的军咨府第二厅厅长冯耿光说：吴禄贞与载涛、良弼关系很好，他们曾多次密议铲除袁世凯的方法。

　　清政府重用吴禄贞的目的，就是要他来扼守京汉铁路，阻袁军北上，保卫京城。因此他们在反袁上是一致的。吴禄贞遇刺的电报到京后，载涛深恐计划失败。所以冯耿光认为暗杀吴禄贞的罪魁是袁世凯而不是载涛。
　　吴禄贞的存在，不仅对清廷是个严重威胁，对袁世凯也是个极大的障碍，清廷和袁世凯都有可能谋杀吴禄贞，因此以上两种说法各有所据，可是吴禄贞的参谋何遂却提出了另一种看法，他认为是清政府和袁世凯共同主谋暗杀了吴禄贞。他说，清廷曾派军咨府第三厅厅长陈其采去石家庄监视吴禄贞的行动。周符麟到石家庄召集部分军官密谋暗杀事宜时，陈其采也参加了，马步周就是被他们共同收买，去暗杀吴禄贞的。段祺瑞的长子段宏业事后还在何遂面前称赞马步周，说：“马步周是英雄，够朋友，他的行动省了不少不少的事。”所以清廷派陈其采、袁世凯通过段祺瑞共同主使马步周暗杀吴禄贞是确凿无疑的。同意这种意见的也大有人在。

　　暗杀吴禄贞的凶手是被抓住了，应当说要查清吴案的来龙去脉是很容易的。可是当时北方还在清政府和袁世凯的掌握之中，他们当然不会去追查此案的主谋，反而接受湖北道监察御史温肃的奏折，要查明吴禄贞“与黎元洪通谋，东说滦州军队，西煽太原叛兵，截留前敌军械，欲阻绝南北交通，以抄第一军后路”的所谓罪行，从而为后人造成了这一历史悬案。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6 23:11

蔡锷是怎样逃离北京的？


　　“二次革命”之后，云南都督蔡锷来到北京，袁世凯送给他全国经界局督办、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处员、参政院参政等桂冠。蔡锷在京目睹耳闻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行径，深为不满。然而，他处于袁世凯派来的密探监视之下，行动不得自由。1915年底，他终于逃离袁世凯的樊笼，经天津，东渡日本，旋又南下云南，举起护国运动的大旗。

　　蔡锷是怎样逃离北京的？同小凤仙有什么关系？

　　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说：“从十月下旬起，他（蔡锷）就经常请病假，不久借着一个与小凤仙乘车出游的机会，十分机警地溜到了东车站。梁启超早已派家人曹福（天津人）买了两张三等票，在车站等候着。直到蔡上了车，曹福才悄悄地把一张车票塞在他的手里。他们两人在车中装做互不相识。火车到了天津站，曹福护送他到意租界会见梁，与梁会谈后，又护送他到日租界同仁医院预先定好的房间下榻。“

　　陶菊隐在这里叙述蔡锷逃出北京，不仅与名妓小凤仙有关系，还同梁启超有关系。说蔡锷逃出北京同小凤仙有关系的还有张相文《南园丛稿》，张在《小风仙传》中说，蔡锷伪装与夫人反目吵闹后，夫人携眷南归。蔡锷每天带小凤仙遨游公园、市场，为凤仙买脂粉、赊衣物，密探见蔡锷同小凤仙打得火热，逐渐不以为意。一天，小凤仙对蔡锷说：“可行矣！”蔡锷遂乘机出东交民巷，登车赴天津，转航东京。

　　《邵阳日报》1984年9 月12日刊贺舜田的文章，谈及他的岳母曾龙珠老人回忆她父亲曾鲲化等筹划蔡锷逃离北京的经过。这是最新的说法，现介绍如下：曾鲲化是辛亥革命的先驱，早年同蔡锷一起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后经孙中山提名，担任国民政府交通参事。为了帮助蔡锷摆脱袁世凯对他的软禁，精心筹划了蔡锷逃离北京的方案。按照计划，蔡锷携小凤仙将密探引至中央公园（今北京中山公园），来到大松柏树下的“来今雨轩”露天茶社饮茶。

       蔡锷故意将手提的银元袋子（用十字线编织的露孔网袋，从外面可以看见里面雪白的银元）放在茶桌上，接着摘下巴拿马草帽（当时最名贵的草帽，每顶价值70元）也放在茶桌上，并从容地脱下长衫，搭在靠背椅上，然后坐下来和小凤仙对面吸烟、饮茶，神情悠然自如。这时跟踪而来的密探充作游客，坐在距蔡锷不远的茶桌上，盯视着蔡锷。少顷，蔡锷起身对小凤仙说：“我去解手即来，你不要离开！”密探见蔡锷身穿短衫，口衔香烟去厕所，且留下衣物在桌椅上，便不在意。

       蔡锷绕过厕所，出了园门，直奔府右街石板房20号曾鲲化家里，随即迅速换上了曾龙珠之母刘灿华的蓝衫和黑裙，男扮女装，由曾家的厨师（新化县人）和马车夫（北京人）两人用轿子抬，放下轿帘，并故意将绣花鞋尖露在帘外，径直抬往崇文门火车站。当时只有崇文门火车站未供外国人使用，不设检查机构。曾鲲化利用交通参事职务之便，将蔡锷从崇文门火车站送上早已准备好的直达天津的专车，终于逃出北京。

      关于蔡锷逃出北京也有说同小凤仙没有关系的，哈汉章在《春耦笔录》（见刘成禹《洪宪纪事诗三种》）叙述说，1915年11月10日，哈为其祖母80寿辰，宴宾客于北京钱粮胡同聚寿堂，蔡锷应邀出席。是夜，蔡锷与牌友玩牌至次日7 时方散。密探看到蔡锷一门心思打牌，早已星散。蔡锷趁机出哈宅，直人新华门，因离上班时间太早，门卫异之，以为是袁世凯召他来的，不敢多问。蔡锷抵总统办事处，侍者问他：“将军今日为何这么早来？”蔡锷看了看故意拨快的表说：“我的表快两个小时！”随即打电话给小凤仙，约她午后12点半到某处同吃饭。

      片刻，蔡锷见已摆脱密探。便出西苑门，乘三等车赴津，绕道日本返滇。哈汉章说蔡锷出京同小凤仙没有直接关系，但蔡锷出走之后，“小凤仙因有邀饭之举，侦探盘诘终日，不得要领。乃以小风仙坐骡车赴丰台，车内掩藏松坡（蔡锷字）上闻。”哈汉章等人亦趁机“宣扬小凤仙之侠义，掩人耳目，明日，小风仙挟走蔡将军之美谈，传播全城矣”。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6 23:13

黎元洪“床下都督”有否其事？


　　1911年10月10日（辛亥年八月十九日）晚上7 时。

　　武昌新军起义了。当天晚上，武汉三镇城头就变换了旗帜，那面被洋人讥讽的“病蛇旗”（黄龙戏珠旗）拉掉了。

　　革命终于使古老神州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中国从此永远结束了帝制。谁想做皇帝谁就倒霉，皇帝野心家成为过街老鼠，他在哪里出现，就在那里挨骂挨打，袁世凯、溥仪复辟无不作如是观。

　　武昌起义，横扫千军。清朝镇守武昌的大官小官纷纷逃窜，这时有一个新军第八镇第二十一混成协（旅）的协统（旅长）叫黎元洪的。也从他所隶属的第四十一标（团）第三营营房中逃跑。他深怕起义士兵追踪前来，拿他问罪，不敢藏匿家宅，就换了一身便衣东躲西藏，想方设法混出城去。武昌新军起义成功了。那么由谁出面主持起义者建立的湖北军政府工作呢！因为起义来得仓促，来不及和同盟会等革命组织取得联系，可是政府要建立，起义的新军还需要巩固和扩大战果。

        翌日下午，当起义士兵代表和地方立宪派商议，要推出鄂军大都督时，立宪派的花言巧语，使缺乏政治经验的起义士兵同意了让黎元洪当大都督。黎元洪下落不明。起义士兵只得分路寻找。经过转辗周折，这位面团团的黎协统总算找到了，当得悉起义士兵用意是要推举他出任对抗大清王朝的革命军大都督时，浑身紧张，汗流浃背，坚决表示不干此“叛逆事”。后来经起义士兵强行逼迫，再加上大气候已开始逐渐走向有利于革命的一方，才勉为其难。但这位黎都督所作所为，实在令人发噱：要他剪去辫子，他却痛哭流涕，迟迟拒绝将盘在头顶心的猪尾巴割掉。

       就任都督时，他在公众场合作献辞，却又是一副狼狈相，说了半句“元洪不德”就哑口无语了。其实也不奇怪，须知他本是清军巡防营的一个高级军官，在武昌起义当天晚上，还亲手杀害起义士兵派来联络的代表，要他一夜之后，转变立场，讲革命话做革命事，岂非咄咄怪事。这种行为和心态，在时人看来，倒也滑稽有趣，于是乎，关于他当都督前逃匿和寻找之事，被人们奔走相告，加之印刷出版事业兴起，于是出现了不同之说。

　　最有传播力的是“床下都督”说。说是黎元洪在起义爆发时，就躲在幕僚家，见到有士兵前来寻找，以为是逮捕他审讯，吓得躲到床下去。后来经人们东哄西说，好不容易才从床下拉出来，就此获得了“床下都督”雅号。

　　此说见于当时参与者记，“先是二十日天明时，李君翊东取军械出，见黎元洪与其执事官王安澜被兵士多人围于楚望台坡下，或曰：黎自其床下被挟至此者。或谓自黎之某参谋家挟至此者。”（甘绩熙《躬与辛亥武昌首义及阳夏鏖兵之经过情形实录》）此说颇见风行。笔者在建国初期见有叶蠖生等著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就采用这种说法。近年，此说仍有延袭，“据说，黎元洪是藏在床底下，被马恭拖了出来的”（黎东方《细说民国》）。这当然有些传奇色彩，盖以中华历史之久，幅员之广，却还未曾有过一个从床下捉将出来的而又被捧为全军统帅的。因此，多书对此质疑。早在1950年，彭明在以“床下都督黎元洪”作题时，即有旁注说：“黎元洪从床下被拉出来当都督，这是流行极广的说法”，“真相如何，尚待多方查考。为了避免以讹传讹，特记于此”（《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故事》上册）。

　　据彭明说，当时黎元洪躲匿，起义士兵群起搜寻，“结果在一个缝衣厂里拖了出来。当时他穿着借来的蓝呢袍、青马褂，又短又小，狼狈异常。起义的人向他说明来意之后，他拔腿就跑，到处躲藏，起义的人跟着追，后来终于又把他从一个楼梯下面放灯油的地方拉出来。”（同上）此处虽排除躲匿床下说，但还是说他是被捉出来当都督的。

　　但是，通常史家所述，还是据章裕昆《文学社运动纪实》，在起义者成立湖北军政府，要推举一个有名望的人当都督时，就推选了黎元洪，“拥黎议决后，阙龙等即赴混成协司令部觅黎不见，复至混成协皮工厂，见黎在内默坐，阙至，黎即起身出外，入左旗后营门，旋又出，疾行至黄土坡，复绕道至楚望台。”作者系文学社成员，直接参与起义，且耳闻其事始末，因有所记。对此胡祖舜也说，“工程营汤启发率支队巡中和门前后一带，见有人负皮箱一口，自黎宅出，启发等疑为盗窃，叱止之，询所自采及其何往，始知为黎协统之伙夫，再三盘诘，复知黎走避黄土坡其参谋黄文吉家，遂跟踪前往，见黎与执事官王安澜等坐谈，启发遂请其往楚望台与吴兆鳞相见，王安澜亦随之去”（《六十谈往》），此处黄文吉家，当作刘文吉家者，系误植，与此雷同说，有《革命真史》，称，“马恭、程正瀛报告吴兆麟称，黎元洪在城内，有黎之护兵可证，旋由护兵引程、马至黄土坡刘文吉家，挟黎至楚望台，后由吴派马护送至咨议局”。

　　此种说法，黎元洪本人也有近似说，他不久写信给奉命讨伐的清军水师提督、也就是他的老师萨镇冰，“党军驱逐瑞督出城后，即军队来营合围搜索，洪换便衣，避匿室内，当执索获，责以大义，洪只得权为应允”。凡此诸说，均无有“床下”捉拿事，且叙事平平。

      此中将黎元洪被寻获时的尴尬相全抹去了。对此，胡祖舜所说较为翔实：黎之马弁忽肩负皮箱二口，由此跟踪，知黎匿居其参谋黄土坡刘元吉家，但黎得悉要他“主持大计”，坚决拒绝。最后，“众不耐，乃有人曰：我等好意来请，乃尊重统领也；如坚执不去，则自取祸耳！黎踌躇有顷曰：”我去我去！“（《武昌开国实录》）作者参与武昌起义，任黎元洪之鄂军都督府军事参谋官，此处虽有为尊者讳处，但字里行间，仍流露出黎元洪的心态：被动、胆怯而又顽固、自愎。黎元洪“床下都督”说，是传说、误称或是另有张本，因避讳而抹去此中痕迹，诸说不一。信之者说有，不信者道无，看来都可为史家选用，它还得保持下去。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6 23:15

李纯是死于“妻妾暖昧情事”吗？


　　民初的直系军阀、江苏督军李纯，1917年坐镇江南，控制长江下游，与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陈光远，号称“长江三督”，与皖系争雄而风云一时。可是到1920年10月12日，却突然暴死于江苏督军公署。李纯是怎样死的？是自杀，还是被人刺杀？是一个众说纷坛，饶有兴趣的谜。

　　近人蔡东藩在《民国通俗演义》第一百二十回有首叹李纯的诗，其中两句说：“无端拚死太无名，宁有男儿不乐生？”诗后批云：“李纯虽不能无疵，要不得谓非军阀之翘楚，是何刺激，竟至暴死？就中必有特别情由。但仍旧逃不出‘妻妾暧昧情事’这句话”。

      这里的“妻妾暧昧情事”，指的是李妾与马弁私通，被李发觉，结果被马弁刺杀而死。这虽是演义、小说家言，但决非于史无据。作者再三声明：“历史演义必须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要严格做到无一事无来历，要把‘临潼斗宝，鞭伏展雄’之类虚构的故事逐出演义之林”。所以此说当不至于视为失实的无稽之谈。关于李纯因妻妾暧昧情事致死之说，在其他一些稗官轶闻、野史杂著中，也有同样记述。

       当年曾任李纯书记官和军需课长的苏雨眉，在解放后所撰的有关李纯的史料中，也十分肯定地说，李纯是“死于同马弁私人间的桃色纠纷”（《李纯一生的聚敛》）。由此可以推断，李纯死于“妻妾暧昧情事”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但与《民国通俗演义》几乎同时成书的台湾学者丁中江所著《北洋军阀史话》，则是另一种说法。丁氏认为，李纯之死，非死于李妾与马允情通之事，而是死于李与马弁的妻子有染，被马弁发现，一怒之下，把他杀了的（《北洋军阀史话》中册）。丁氏所述李纯的死因与蔡氏所述不同，这很可能是当年同时流行的两种说法。也可能李既有妻妾暧昧情事，也有李与马弁妻子私通的事。这类事出现在当时并不奇怪，它反映了民国年间军阀的腐败本质和官场生活的极度糜烂。

　　还有一种说法是说他自杀身亡。40年代，由竞智图书馆主编吴虞公口述的《李纯全史》中有一篇《李纯之自戕》，首段说：“李抱病两月余，已渐痊可，力与图谋控制长江者，互争雌雄，忽于十月十二日晨四时逝世。省长以下各官，均至督署探问，街警加岗，军官往来如织”。又说：“据可靠消息，李于十一日晚问，尚在后花园散步，精力尚健，午间接命令，加英威上将军。李阅后，长吁一声。晚六时，向副官索连日上海报看，副官恐李见报激愤，假言报尚未到。至晚十二时又问，左右仍以未到答之。

        李深为诧异，谓何以数日报都未到。汝等骗我，遂大骂。并勒令承启官张某取来，众不敢违命，遂呈上。李阅后大哭，亦不言语，病遂加重，急电请西医须藤诊视，未开方即去。李就案写信多封，一时就寝。至三时，值日副官陈廷谟，在签押房，闻内有叹息声，未敢即入。旋陈呼内差，无人答应。陈入室，见室内无一人，李拥被而卧，一无声息，乃有弹自左胁入腹。又于床下得勃郎林手枪一枝，李遗书五封，方知李之死，实系自戕“。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金兆梓的《近世中国史》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新、孙思白主编的《民国人物传》都采纳了这种说法。

　　六七十年代之交，对李纯之死，在台、港学术界也展开过广泛的讨论，较通行的说法也认为是自杀。有的说他因长期吸烟成痢，即吸芙蓉膏成瘾，“一时不吸即欲下便”，为病魔所困，对生活失去兴趣，而起了轻生之念。

　　也有的说他原是冯国璋的部属，又与冯是直隶同乡，1918年冯代理总统期满下台，他因失去依靠，表示悲观绝望，“遂以手枪结束自己生命”（开国煊《李纯传》）。但对自杀之说，也有人表示怀疑。有人说：“以手枪自杀之人，宁有在床上而以枪自击其腹者乎？”也有人说：“遗嘱指定，四妾各给二千元，以李纯之财产，李纯之地位，而有此遗命，亦非事理之常”，“且自杀时间，在清晨四时，亦甚可异”；至于在被褥堆中，举枪自杀，“枪声必不能闻于外，即闻亦不远。”还有人认为，“以李之为人，亦一健者，讵甘如此毕命，实令人费解”（《李纯轶事》）。

　　近年来，随着北洋军阀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对李纯之死的探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也出现了一种新的见解。例如，由台北文海出版社出版、沈云龙主编的《北洋人物史料三种》，既否定马弁刺杀说，也不赞成自杀说，而认为李纯之死是由李手下的军官与前帝制犯顾鳌合谋刺杀的。作者在书中明确指出：“一月前（即李死前一月），帝制犯顾鳌（字巨六、四川人，袁世凯称帝时任大典筹备处法典组主任。袁死后作为帝制祸首被通缉，出逃南京）由李下令拘捕，下之于狱，并经秘密审讯，顾氏承认此来为运动帝制，与苏省军官密谋接洽，并历举其名，中有一人，自民国以来，即与李督甚为接近，且为李一手提拔，擢升要职。李氏闻之固然之怒，然亦无法，因兵权皆在其手也。及后奉上方命令释放，此殆由于张作霖之授意，李亦不言其释放之理由，此十日前事也。顾鳌既释，某军官即密谋害李，其计划极慎，其布置极周，遂获成功。”但也有人对此说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所以李纯之死真相到底如何，仍然是一个悬案，（黄清根）冯玉祥“贺寿送水”是什么含义？

　　冯玉祥将军是近代的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他坚持正义、嫉恶如仇，在旧中国军阀混战时期，又可以说是出污泥而不染的传奇英雄。

　　近年推出的各种样式的文学作品，陈陈相传冯玉祥的轶事，其中颇为炙口的就是他的“贺寿送水”故事。据当时在西北军追随他多年的简又文回忆，说这件事是“适足表现其特殊性格的”，他后来写的洋洋数十万言的《冯玉祥传》也记述了这件事：“其年，吴佩孚在洛阳做其五十大寿。当时，吴高任直鲁豫巡阅副使，威风权势，煊赫一时，巴结者均送金送玉或谀辞致贺。

　　其中颇为典型的是康有为写的一副祝联：“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半纪；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最获得吴佩孚的欢心。当时冯玉祥派员前往拜寿，赠以冷水一罐，自云：君子之交淡如水。是涵有’谲谏‘之意。这一来，冯氏任性奚落人家，因自鸣得意，然身受者自然觉得真似‘冷水浇背’“。（《冯玉祥传》1972年6 月台湾传记文学社版）

　　简又文说，冯玉祥贺寿送水事，传闻遐迩于民间和上层，“久已遍传人口，初以为谣言”，后经冯玉样本人证实“亦自言不讳，乃知为真事”。由此可见，冯玉祥确有此事。

　　可是近年推出有关冯玉祥故事对此却有所花样翻新，而且对“送水”含义又有相异说法。

　　一说是1922年4 月，吴佩孚在洛阳过50岁生日，河南督军冯玉祥前来祝寿，送来一只用红纸封着的瓦罐，吴打开一看是一罐清水，故作惊喜尝了一口“寿水”，并自我解嘲地笑道：嗯，很好很好，还是焕章想得高人一筹，不同流俗——一罐清水，这岂不是说成“为官清如水嘛！”冯玉祥说，“君子之交清如水”。（冯桂荣编《冯玉祥传说的故事》，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本篇系72岁老人吕资安口碑，可见此故事深人民间，传闻之广，但此处不同的是冯玉祥亲自送礼，而且还让吴佩孚当着他面品尝，加上两人对话，显然有点戏剧化了，与此内容相近的《冯玉祥将军传奇》（王华岑、朱耕，1983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君子之交淡如水》篇也有类似写法，所不同的一是时间改为1922年12月，向后拖了8 个月，地点不是在洛阳，而在直系大本营的河北保定，做寿者也换成了直系头子、时任直鲁豫巡阅使的曹锟，他做的是60大寿。考证于当时报纸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陶菊隐著），以及冯玉祥和曹锟的主从隶属，他不至于仍拿一罐清水充寿礼的故技，嘲弄曹锟的，但也不排斥另有张本。

　　但也有一说是说冯玉祥送水并非是为吴佩孚祝寿，也不是讽刺，而是对吴佩孚支持的表示。据称吴在直奉战争击败张作霖后回到洛阳，他人要为他作寿，吴不同意，冯玉祥在陕西督军任上“乃遣人送蒸馏水一坛，外加封签，题八字曰：君子之交，有如此水。吴得之大悦，谓其部下曰：”知我者唯焕章一人。外界企以为异，且有议冯寿礼之菲薄者，殊不知此中大有作用。“（春明逐客《冯玉祥全史》1924年8 月七版）原来方此之际，直系和奉系又在酝酿第二次大决战，双方调兵遣将，摆出一副剑拔弩张的态势，吴佩孚要冯玉祥率军出潼关助其一臂之力，冯表示同意，但迟迟按兵不动。

       吴佩孚疑鬼疑神，深怕他变卦，几次三番派专使进关探问，“冯笑曰：子玉何视人若是之轻，我不能效妇女之矢誓言，又难仿战国年间之歃血为盟，故送以蒸馏水一坛，附签八字。以表寸心。”吴佩孚见之，非常高兴，“欣然色喜，而曰”知我者，其唯焕章乎！“这是因为吴是秀才出身，军阀行列中罕有的”儒将“，要附和风雅，冯即投其所好，因而春明逐客对此评曰：”自古君子之交，宗信义，重然诺，一言既出，驷马难逃，苟背盟携贰，有如此水“。所谓”送水“，其实乃是冯玉祥的独出心裁的表态，此中心迹，两人自知。显然，这种说法更为特殊了。

　　冯玉祥“送水祝寿”，只是一件小小插曲，可是无论从时间、对象或者是他的行为和动机，都是相异处，难道是文字记载的失真，事过境迁的模糊，甚至是冯玉祥在若干年后的记忆失误或另有他因，但总给人带来是是非非的感觉，聪明好思的读者，你能由此得出正确的答案吗？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8 17:16

政事篇

◆殷都屡迁的原因是什么？

　　在人类历史上，人们改换自己居留地的迁徙活动，是常有的事。不论哪一种形式和规模的迁徙，各民族和社会群体在不同时期有其客观的历史原因。我国商代，殷人多次迁都，其原因究竟何在？学术界至今尚未有公认的解释。殷人迁都，史料非常有限，主要集中在《尚书》中的《盘庚》三篇里。殷人迁徙了多少次，一般认为“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张衡《西京赋》）但对此还有不同的看法。对于殷人“不常厥邑”的原因，过去比较普遍的看法是殷人为了躲避水灾的威胁，才不得不如此的。

     《书序》称：“祖乙圮于耿”。《正义》曰：“圮，毁也；河水所毁曰圮”。后人据此发展成了“河患”说。著名学者王国维也不脱陈说，在《说耿》中把“耿”考释为邢丘，“其地正滨大河，故祖乙圮于此也”。（《观堂集林》卷十二）对于“河患说”，有人提出反驳：“上古黄河流域的水灾当是常常发生的，那几百年间常常发生的水灾，绝不能解释几百年间才有几次迁徙的事实原因”（芳明《殷商为什么屡次迁都》，《历史教学》1956年第6 期）。

       傅筑夫先生进一步认为当时的“河患”并不严重，而成汤以前的八迁地点都是离河甚远的高地，这些地方根本就没有“河患”，即使盘庚以后的两迁，也不避“河患”，往返于大河南北；再则，殷人迁徙反而是“有目的地向滨河一带移动，并且还是尽可能地要在距河不远的适宜地点定居”。（《中国经济史论丛》上册）

　　因此，有人从经济方面解释了殷人屡迁的原因。1935年，丁山就提出由于“部落时代之生活，农业方在萌芽，大部分生活基础仍为游牧，游牧者因水草而转徙，部落之领袖因其族类而亦转徙不定；于是政治中心之所在，既无所谓都邑，更无固定可言”（《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 ）。这里明确指出了游牧生活是殷都屡迁的决定因素。所以有人认为找出殷人“定居条件是否成熟”，是说明殷都屡迁原因的途径。在盘庚前，畜牧业占主导地位，长久定居的条件尚不成熟，因此有多次必要的大迁徙，但到盘庚时代，农业逐渐发达起来，“在长久定居的条件已接近成熟”的情况下再要迁都时，便发生了《尚书。盘庚》中所记载的“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的情况。盘庚强行迁殷后，殷人在两百年中，不再迁徙。这说明社会经济发展到了定居生活阶段，人们不再需要迁徙了。

　　傅筑夫的意见不同，他指出：“殷代是一个农业社会，其经济发展早已超过渔猎和游牧阶段”，因此，他否定了因为游牧经济占主导地位而导致殷都屡迁的论点，而认为迁都的原因是“为了农业生产的需要去改换耕地，实行游农”（《中国经济史论丛》上册）。因为殷人的农业水平较为原始，不懂得收获量的减少是由于地力的衰竭，而只是通过不断改换耕地来继续其农业生产的发展，所以，这种迁徙是“初期农业社会的一个共有现象”。

　　也有人从政治方面解释了殷都屡迁的原因。考古学家邹衡认为殷人迁都是为了便于战争，因为“当时选择王都的地点，不能不考虑到作战的方便，就是说，不能不从军事的角度上考虑迁都的问题。成汤居亳，显然是为了对付北方和西方的强大敌人”。（《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

　　另外，有人认为“比九世乱”是殷都迁徙的客观原因，“恪谨天命”是殷都迁徙的主观原因。“比九世乱”是“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立”的王室与贵族之间的斗争（《史记。殷本纪》），“比九世乱“的直接后果是殷王权的削弱和贵族势力的膨胀，所以只得通过迁都来重整和加强王室的势力。由于殷人尊神，他们把迁都看作是”天“的意志，不能不”恪谨天命“（黎虎《殷都屡迁原因试探》，《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4 期）。

       美籍华人学者张光直教授，最近独辟新径地解释了三代王都屡迁的原因。他认为，迁都是“以追寻青铜矿源为主体的因素”。这是因为青铜器在三代政治斗争中有着重要的地位。由于储量稀薄的铜、锡矿多集中在以豫北、晋南为中心的华北平原边缘的山地，而王室对于青铜的需求量又特别巨大，促使人们随时寻求新矿，“那时在寻求新矿、保护矿源以及保护矿石或提炼出来的铜锡的安全运输上，都城很可能要扮演重要的角色”。商代都城是“沿山东、河南山地边缘逡巡迁徙，从采矿的角度来说，也可以说是便于采矿，亦便于为采矿而从事的争战”（《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载《文物》1985年第2 期）。殷都屡迁，诸说殊异。从各种纷坛的说法中找出一种比较正确的解释，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那段历史的。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8 17:17

“共和”年间执掌国政者是谁？

　　中国历史有明确纪年的是《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载之“共和”元年。这一年（公元前841 年），西周镐京的“国人”因不堪厉王的暴政，举行了暴动，结果是厉王被逐于彘（今山西霍县），天子大权由他人执掌，直至共和十四年宣王立。然而，“共和”年间执掌国政者是谁？这个问题历来就有两说：一说是周公、召公；一说是共伯和。

　　前一说源于《史记。周本纪》：“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此“共和”两字，前一字为副词，后一字为动词，意谓两公和衷共济，代周王行政。从司马氏说的古代著名学者不少，如韦昭（《国语解》）、杜预（《左传注》）、司马光（《稽古录》）、李贽（《史纲评要》）等。后一说源于《竹书纪年》：“共伯和干（夺）王位”。此谓因共伯和其人代行王政，故而称“共和”。从《纪年》之说的学者亦不少，如郦道元（《水经注》），苏辙（《古史》）、罗泌（《路史》）、顾炎武（《日知录》）、梁玉绳（《史记志疑》）等。延至现代，史学家们的观点仍分为两派。范文澜、李亚农、林汉达等学者认为从《史记》说为当。他们认为，当时“国人”起而暴动，仅限于反抗厉王过度的暴政，本意并非要推翻文武以来的王统，只指望由较厉王仁贤的统治者来代替厉王。当时，周公是宗周的第一家贵族，召公是第二家贵族，并且曾谏阻厉王勿以暴虐弭谤。周、召二公得到国人的拥戴是很自然的，贵族共和在当时实不失为是一种适合情势的政治制度。再者，根据史籍所载，共伯和是卫釐侯之子。《史记。卫康叔世家》载：卫釐侯卒，长子共伯余即位，其弟伯和袭杀其兄，夺得卫主之位，此即为卫武公。然而，据《史记》年表，卫釐侯十三年，厉王出奔。釐侯二十八年（前827 年），周宣王立。

　　卫釐侯四十二年（前812 年）釐侯卒，共伯和（武公）嗣位，然而，此时已是宣王十六年。也就是说，厉王出奔时，釐侯尚在位，共伯和还只是侯国的一个世子，年岁亦小。在春秋时期，世卿权重，尚不敢干诸侯之位，共伯和作为侯国一世子，在嫡长继承制极端严格的西周，岂能轻易一跃而登周天子大位？另外，史书多载共伯和有贤名。如《吕氏春秋。开春论》载：“共伯和修其行，好贤仁，而海内皆以来为稽矣。”又《鲁连子》曰：“共伯名和，好行仁义，诸侯贤之”。但正是这位甚有贤名的共伯和，同时犯下了杀兄和夺天子位的大罪，似不可信，很有可能是捕风捉影之说，以讹传讹了。

　　郭沫若、顾颉刚、尚钺诸人则认为当从《纪年》。他们认为，共伯和乃海内皆知好行仁义之人，因而在厉王出奔、太子年幼、政局动荡之际，“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鲁连子》），恰好合乎当时人的意愿。当时他虽然尚是世子，仍可“干王政”，《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有厉王被逐时，“诸侯释位，以间王政”之语，杜预注“间”为“犹与也；去其位，与治王之政事”。其虽未言明“释位间政”者是谁，但可推知必是在外诸侯。

      孟康注《汉书》云：“共伯，入为三公者也”也可作为证明。进而言之，《国语》有“昔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曰……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傲也”的记载，武公年95岁作《懿戒》，其卒年必不在此年。假若就在这一年，则据《史记》年表为平王十三年，推算知其当生于“共和”纪元前十九年，至“共和”元年已20岁。如享年百岁，则“共和”之始年25岁。大凡有过人才智者，不必定待及壮年而后才有所为。

      何以断言身为世子的共伯和年仅20，就不能“干王位”？当时国势颠荡，亟需一位能控制局势而又得民心的人，卿士们虽顾念宗制，也有不得已而让共伯和干政的可能。从另一方面看，以共伯和德行不符来否定他曾干政，也是有失偏颇的。历史上每一种新的进步无不表现为对某种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微的、但习以为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纯粹的道德化标准不能作为解释与衡量历史是否进步的最高标准，更何况是在讨论对于暴虐的周厉王进行取代这一具体问题上。共伯和不杀太子静，后又还政于宣王，这种审度时势而定进退，尊而不喜，废而不怒，正是他具有政治家风度与才能的表现。

　　司马迁照理是应读过西汉所存战国时的书的，《史记》录自《吕氏春秋》的文字就很多。共伯和之事在诸子书中记载不少，他必无不知之理。但为什么他要灭没共伯和“干王位”之事，而别创周、召两公“共和”之说呢？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司马氏以为摄行王政是一件大事，而这样的大事不见于孔子之书不足信，于是就把共伯和干政之说视为百家杂说，删去了共伯和干政之事，但“共和”纪元不能废，于是他循周初成王时周公旦代行王政故事而衍成臆想之说。两说并存久远。现在一般的通史或历史教材有取《史记》说（或将《纪年》说作为备注附于此说之后）；有取《纪年》说；有的干脆不注明谁人执政，只言“诸侯共管”。两说至今仍难确定孰是孰非，“共和”年间执政者是谁，也就成了至今难解的一个谜。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8 17:18

卧薪尝胆的故事是真是假？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历史故事了。据说春秋时期，越国在一次战争中被吴国打败，越王勾践被吴军围困于会稽山上，不得不向吴王夫差屈辱求和。从此，越国臣属于吴，受到吴国的控制，越王勾践还到吴国宫廷中服了3 年的劳役，过着奴隶般的生活。勾践被吴王赦免归国以后，力图报仇雪耻。为了不忘亡国的痛楚，激励自己的斗志，他在屋中吊了一个苦胆，出来进去、起立坐下、吃饭睡觉时，都要尝一尝苦胆的味道；他疲倦了要休息时，又不用床铺，不垫被褥，而是把硬柴叠起来睡在上面，以使自己的筋骨感到疼痛。经过这样十多年的磨炼，再加上各项措施的得力，越国终于灭亡了吴国。这里有一个问题，越王勾践用以激励自己的两种手段一一卧薪（柴）和尝胆，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事呢？

　　查阅记载越王勾践事迹的历史资料，成书时代较早而史实比较可信的，当首推《左传》和《国语》。这两本古籍都是战国时代的人利用春秋时代的历史记载编纂而成的专门记述春秋史事的文献。《左传》是编年体史书，按春秋时鲁国国君的年代记叙史事。在《左传》的“定公”和“哀公”两部分中，曾大量记述越王勾践的事迹。《国语》是国别体史书，春秋时各国的史事都分国把它编纂起来。《国语》中有《吴语》和《越语》上、下共三篇，详细记载了越王勾践和吴王夫差战争胜败的经过。但在这两本史籍中，完全没有关于越王勾践曾经卧薪尝胆的记载。其次，当推西汉时司马迁作的《史记》。这是一本记述从上古到西汉事迹的纪传体的通史。司马迁作《史记》时曾经广泛搜罗先秦的古籍资料，访问历史遗迹和民间传说。但在《史记》的《越王勾践世家》中，司马迁也仅记越王勾践曾经‘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而绝没有关于越王勾践曾经卧薪的事。到东汉时，袁康、吴平作《越绝书》，赵晔作《吴越春秋》，专门记述春秋时吴越两国的史事。

　　这两本书，在先秦占籍的基础上，又掺入了一些小说家的怪诞离奇的传闻，其可信程度已大打折扣。但前书既没有说到卧薪，也没有提及尝胆；后书中的《勾践归国外传》，也仅说越王勾践“悬胆于户，出入尝之，不绝于口”，而根本没有卧薪的事。这样看来，尝胆之事，最早出现于西汉的《史记》；而卧薪之事，到东汉时还没有记载。

　　据考证，卧薪和尝胆连在一起，作为一个成语来使用，最早见于北宋苏轼所写的《拟孙权答曹操书》（载《东坡续集》卷九）。这是一篇游戏性质的书信体文章。北宋的苏轼为三国时的孙权起草了一封答曹操的书信，信中苏轼设想孙权在三国鼎立时曾“卧薪尝胆”，它的内容原与勾践是不相干的。

　　到南宋时期，吕祖谦在《左氏传说》中，曾谈及吴王夫差有“坐薪尝胆”之事。明朝张溥在《春秋列国论》中又说：“夫差即位，卧薪尝胆。”以后，马骕在《左传事纬》和《绎史》两书中，都把卧薪尝胆说成是吴王夫差的事情。与此同时，南宋的真德秀在《戊辰四月上殿奏礼》，黄震在《古今纪要》和《黄氏日抄》两书中，又说越王勾践曾卧薪尝胆。然则，“卧薪尝胆”的词语原是由北宋的苏轼提出，从南宋到明朝，此事是夫差还是勾践所做，尚没有定论。到明朝末年，梁辰鱼写传奇剧本《浣纱记》，渲染了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二事。清朝初年，吴乘权编了一本简易通俗的史书《纲鉴易知录》，书中写道：“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卧薪尝胆。”不久，又刊刻了明末作家冯梦龙写的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书中也多次提到勾践曾卧薪和尝胆。

　　这样，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也就愈传愈广。

　　另有一些学者认为，越王勾践“卧薪”之事，在东汉时代成书的《吴越春秋》中还是有记载的。该书的《勾践归国外传》说：越王勾践当时“苦身劳心，夜以接日。目卧则攻之以蓼。”什么是蓼？清人马瑞辰解释说：“蓼，辛苦之菜也。”（《毛诗传笺通释》卷六）“蓼”这种苦菜积聚得多了，就成为“蓼薪”。《诗经。东山篇》有这样的话：“有敦瓜苦，蒸在（蓼）薪。“意思是说，圆圆的苦瓜，生在众多的蓼菜中。勾践为了磨炼意志，准备的蓼菜一定很多。”攻之以蓼“也可以说是”攻之以蓼薪“。这样，上述《吴越春秋》中的话语意就十分明显：勾践那时日夜操劳，眼睛疲倦得想睡觉（”目卧“），但他忍耐克服，用苦菜（”蓼薪“）来刺激，打消睡意。

　　尝胆是让味觉感到苦，卧薪是让视觉感到苦，“卧薪”的目的是在折磨眼睛而非折磨整个身体。后人把“卧薪”说成是睡在硬柴上，那是对《吴越春秋》意思的误解。

　　卧薪尝胆的故事若是真的，何以历史记载却出现得这么晚，似为后人所编造和误传；若说它是假的，却又流传得这么广，二说似都有所依据。另外，卧薪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吴越春秋》中有无记载？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和探究。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8 17:19

世卿世禄制是怎样形成的？

　　卿是古代高级官吏的称呼。世卿就是天子或诸侯国君之下的贵族，世世代代、父死子继，连任卿这样的高官。禄是官吏所得的享受财物。世禄就是官吏们世世代代、父死子继，享有所封的土地及其赋税收入，世袭卿位和禄田的制度在古代曾十分盛行。但是这种制度开始出现于何时？它是怎样形成的？学术界对此说法不一，争论很大。

　　商代的官吏是否实行世卿世禄制，由于历史资料的不足，还无法作具体的阐述，至于西周时代的官吏制度，一部分学者认为，肯定是实行世卿世禄的。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在论述西周政治制度时说：“各种各样的官吏，大都是世袭的，世代享有特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杨宽著的《战国史》在论及西周的官吏情况时也说：“在周王国和各诸侯国里，世袭的卿大夫便按照声望和资历来担任官职，并享受一定的采邑收入，这就是世卿、世禄制度。”

      根据史书的记载，西周的开国元勋、周武王的胞弟、周成王的叔父周公旦，其长子封在鲁国，“次子留相王室，代为周公”（《史记。鲁周公世家。索隐》）；同样有卓著功勋的召公奭（shì），其长子封在燕国，“而次子留周室，代为召公”（《史记。燕召公世家。索隐》）。西周宣王时，又有召公、周公二相行政，他们显然都是周公旦、召公奭的后代。赵光贤著的《周代社会辨析》认为，这些事例证明西周时代早已有“世卿制度的存在”。

　　另有一些学者不同意世卿世禄制推行于西周时代的说法。他们认为，《尚书。立政篇》载有周公阐述的西周时代的选官方针。在这篇文献中，周公一再强调：“自今后王立政”，要“俊（进）有德”，选拔“成德之彦”，择用“吉士”、“常人”，也就是选用有德有才的贤人，而不搞世卿世禄制。

　　再从西周所任公卿大官的实际情况看，周公、召公自康王以后，仅见于厉王、宣王之际，其他昭、穆、恭、懿、孝、夷、幽七朝，都未见有周、召在王室任职的事。又如周初毕公高曾辅佐武王伐纣，在成王、康王时都为三公，但“其后绝封，为庶人”（《史记。魏世家》），也并没有世袭卿官。周宣王时，曾大批“进用贤良，樊仲山父、……张仲之属，并为卿佐”（《太平御览》卷八十五引《帝王世纪》）。这些卿士也都不能世袭任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说：“周宣王时有卿士张仲，其后裔事晋为大夫。”可知张仲后裔因在王室不能世袭而跑到晋国去了。其实，古人早已说过：“世卿，非礼也”（《公羊传。隐公三年》），它不符合周札的规定。汉代何休进一步解释说：按照周礼，“公、卿、大夫、士皆选贤而用之。

      卿大夫任重职大，不当世（袭）”。在这些学者看来，世卿世禄制开始出现于春秋中后期。据历史记载，春秋初年鲁国的大夫羽父想用“杀桓公”的手段来付好隐公，“以求大宰”（《左传。隐公十一年》）。“大宰”即执政之卿。可知在当时，鲁国的执政之卿还没有世袭，大夫都可以求取。到僖公时，季氏困立君有功而命为上卿，受赐费邑及汶阳之田，季氏的势力就逐渐壮大，以致季氏与盂孙、叔孙三卿“三分公室”、“四分公室”，完全控制了鲁国的郊地和军赋。自宣公至哀公六代，季氏世世为鲁上卿，专鲁国之政。晋国在春秋中期的晋文公时，仍由国君选卿，卿死后又确定其他人选继任，还未形成世袭（见《国语。晋语四》）。

　　但此后，晋国的六卿，特别是赵氏、魏氏等，逐渐壮大。“赵名晋卿，实专晋权，奉邑侔于诸侯”（《史记。赵世家》）。自赵盾至赵无恤（襄子）六代人父子世袭，为晋正卿。齐国世卿制的出现虽较鲁、晋两国为早，在春秋初年的齐桓公时，高、国二氏就各控制了一军人马，实力雄厚，成为世卿（见《国语。齐语》）。但到春秋后期，田氏的势力却后来居上。至田乞联合诸大夫击败高、国，杀其君晏孺子；其子田恒又杀其君简公而立平公。于是，田氏就“割齐自安平以东至琅邪，自为封邑，封邑大于平公之所食”（《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自田乞以后至田和篡齐，田氏就世世执掌齐国政柄，国君形同虚设。可见世卿世禄制是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内卿大夫的势力不断壮大，逐渐控制政权而形成的。不过，上述论断也难以使人信服。有人提出，在西周铜器铭文中，有很多官职都是世袭的。

      如1974年在陕西扶风县强家村出土的师鼎等器，它们的主人一家四代父死子继，世袭“师”官职。1976年陕西扶风县白家庄出土的微史家族铜器群，这一家族的六代人从西周初年开始，一直是父死子继，世袭“作册”史官之职。有人认为，《尚书。商书。盘庚篇》中说的“图任旧人”、“世选尔劳”，《诗经。大雅。文王篇》中说的“凡周之士，不（丕）显亦世“，都是当时贵族世袭大官的明证。

　　总之，世卿世禄制是商周时代早已法定实行的，还是春秋中后期由于卿大夫的专权才形成的，双方各有各的论据。事实的真相究竟怎样呢？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8 17:20

谁是晋阳起兵的首谋者？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隋汤帝统治摇摇欲坠。正在此时，李氏集团起兵于太原，攻克长安，翦灭群雄，建立了勃勃生机的唐王朝。晋阳起兵是他们这一行动的起点，那么谁是这次起兵的首谋者呢？

　　有关唐朝的史书，都说唐太宗李世民是晋阳起兵的首谋者，“世民者，济世安民也”，其父李渊起兵是被迫的，是被李世民拉了上了反隋的大船。《旧唐书。高祖纪》云：“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首谋，劝举义兵”，同书《太宗纪》云：“时隋祚已终，太宗潜图义举，每折节下士，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愿效死力”；《新唐书。高祖纪》云：“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阴结豪杰，招纳亡命，与晋阳令刘文静谋举大事。计己决，而高祖未之知，欲以情告，惧不见听“。当李渊知道此事后，初是”大惊“，”阳不许，欲执世民送官，己而许之“；《新唐书。太宗纪》云：”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据此看来，两书记载是一致的，都认为太原起兵的首谋人是李世民，而李渊只是被动的受摆布者。

      《通鉴》关于李渊受摆布的记载还非常具体：先是李世民与刘文静密谋，打算”乘虚入关，号今天下“，继又使裴寂说服李渊，最后李渊才不得不说：”吾儿诚有此谋，已如知此，当复奈何，正须从之耳“，”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这就是说，李渊是个遇事缺乏主见、无所作为、任人摆布的无能者，如果没有李世民，晋阳起兵就无从谈起。后来的一些史学专著，多从此说。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认为：“唐高祖爱好酒色，昏庸无能，只是凭借周、隋大贵族的身份，616 年得为太原留守。他起兵取关中，建立唐朝，主要依靠唐太宗的谋略和战功，他本人并无创业的才干，连做个守成的中等君主也是不成的”。南开大学编的《中国古代史》（上）则说：“李渊用他次子李世民的策略，自太原起兵反隋”，十大院校合编《中国古代史》（中）认为：“李渊的次子李世民，十分精明干炼，他积极聚积力量，劝说李渊起兵反隋。”

　　对此，学术界也有不同观点。许多学者认为，李渊是晋阳起兵的首谋者，他作为隋朝统治集团的一位重要人物，早就有叛隋起兵的念头，只是在正式起兵前几年里，一直处于隐蔽状态罢了，“高祖审独夫之运去，知新主之勃兴，密运雄图。”《旧唐书》及《通鉴》载高祖“纵酒纳赂以自晦”，其实“纵酒”即沉湎，就是装糊涂：“自晦”即混其迹，就是掩盖自己。李渊以“纵酒”作为“自晦”之计，是一种防护性的策略，以消除隋扬帝对他的猜忌，这正是他老谋深算的表现，不能斥之为昏庸的酒徒。

      据《旧唐书。字文士及传》，早在晋阳起兵前四五年，李渊就与字文士及在涿郡“尝夜中密论时事”，武德二年（619 年），字文士及降唐，李渊对裴寂说：“此人与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辈皆在其后。”涿郡密论天下事，李世民才十三四岁，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怎能左右久居高位的李渊呢？615 年，李渊受命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时，副使夏侯端劝他早作反隋准备，李渊“深然其言”（《旧唐书。夏侯端传》）。又据《大唐创业起居注》载，李渊刚做太原留守，就暗暗自喜，对李世民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然历山飞不破，突厥不和，无以经邦济时也。”这表明李渊的政治野心。

      非常明显，李渊视太原为自己的地盘，早有并吞天下之心，李渊是个颇具雄心、富于权谋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晋阳起兵前，他就命李建成“于河东潜结英俊”，李世民“于晋阳密诏豪友”，为起兵作了组织上的准备。升任太原留守后，很快地取得了聚集在太原的济济群士的信任，成为关中地主众望所归的人。起兵攻入长安，“约法十二章”，很快稳定了关中秩序，当上了大唐开国皇帝。因此，晋阳起兵的主要策划者，首推李渊，他决不是昏庸无能之辈，而是一个“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的人物。晋阳起兵之时，年仅20岁的李世民，从年资、阅历或者实际的政治、军事经验来说，都够不上首谋人物，无论从资历还是威望上，都及不上李渊。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8 17:21

井田制是如何施行的？

　　井田制是我国古代的一种重要的土地制度。可是，关于这种制度的施行情况，各家的意见很不一致，历来争论不休，至今仍然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怎样的形状才算是“井田”呢？《周礼。小司徒》郑玄注：“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据此，有人认为，“井田”的基本结构必须是九块等积的方田合在一起，组成一个“井”字形。但《易经。井卦》中说：“往来井井”；《荀子。儒效》也称：“井井兮其有理也”。“井井”系形容有条理。

　　因此，又有人认为，凡是整齐地划成等量小块的田地，都可以称为“井田”。井田制在古代是否施行过呢？《孟子。滕文公》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周礼。小司徒》说：“九夫为井”；《国语。齐语》记管仲说：“井田畴均，则民不憾”；《国语。鲁语》载孔子说：“其岁收田一井……”；《穀梁传。宣公十五年》又谓：“井田者，九百亩。”根据上述资料，古代施行过井田制是过去94没有问题的。但也有人认为，《孟子》、《周礼》上的井田说是理想化的乌托。邦，《国语》中的“井”不是指田地；《穀梁传》成书甚晚，所说“井田”是从《孟子》那里演化而来。还有人认为，《孟子》所说井田固然是空想，但小方块形式的井田制肯定是存在过的。

　　那么，井田制从何时开始施行，至何时瓦解废除的呢？有人认为，马克思说过，农村公社的地产都是由“小块土地组成的棋盘状耕地”；恩格斯也说，在农村公社里，每一个社员都可以“分到同样大的一块土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55 、452 页）。因此，井田制在原始社会末期的农村公社阶段应已出现，它的最初形态就是公社的土地所有制。又有人认为，《左传。哀公元年》记，夏少康“有田一成，有众一旅”。“成”就是井田的单位，杜预注：“方十里为成”。商代甲骨文中，更把“田”写成四方、六方、八方、九方的整齐小块。《孟子》上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可知，夏商周的田制是相类似的，井田制实行于夏商周三代。也有人认为，“井田”之名自周代文献中才出现，至战国末土地买卖盛行，促使井田制瓦解。因此，井田制只是周朝一代的土地制度。

　　井田中一般都有“公田”和“私田”，它们是如何划分的呢？《夏小正》传说：“古者先服公田，然后服其（私）田也”《诗。小雅。小田》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田）。”对于上述两类田地，有人认为，所谓“公田”是周王赐给诸侯和百官作为俸禄的井田；贵族们为榨取更多的剩余劳动而开垦出井田外的荒地，成为他们真正的私有财产，便是所谓“私田”。也有人认为，“公田”是贵族的自营田，征发劳动力来耕种，收获物归贵族剥削者所有，所以也称“藉田”（“藉”是“借”劳动力的意思）：“私田”是授给耕种者的份地，用以维持劳动者的生活。故《汉书。食货志》上说：“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所“受”之田，即为私田。

　　井田中都分成等量的小块，它是干什么用的呢？有人认为，这些等量小块，对诸侯和百官来说是作为俸禄的单位，而对耕种者来说是作为课验勤惰的单位。但也有人认为，这些等量小块都是分配给单个家庭供其生活之用的，而且要定期实行重新分配。《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说：在井田上，官吏把田分为上田、中田、下田三等，并规定“三年一换土易居”。这样分得上田的人不能“独乐”，分得下田的人不能“独苦”。《周礼。大司徒》谓，分得上田的“家百亩”，分得中田的“家二百亩”，分得下田的“家三百亩”。这是后来的又一种分配方法。

　　井田上耕种者的身分是什么，采取什么样的剥削方式呢？有人认为耕种者是一无所有的奴隶，他们承受着奴隶制方式的剥削。也有人认为，井田上的耕种者受有“私田”作为生活份地，是封建社会初期的农奴；他们被征发到“公田”上去替主人耕种，承受着劳役地租的剥削；自春秋时代鲁国在宣公十五年“初税亩”以后，劳役地租又变为实物地租。还有人认为，井田上的耕种者虽受有份地，但他们仍被强迫进行奴隶制性质的集体劳动，他们是一体“授产奴隶”。此外，《孟子》说的夏人行“贡”法，殷人行“助”法，周人行“彻”法，其具体含义是什么？夏人每块小田为“五十亩”，殷人“七十亩”，周人“百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井田制施行时有“国”和“野”的区别。《孟子》上说：“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为什么又有如此的不同？对于这些，各家的解释不一，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总之，井田制是如何施行的，问题很多，众说纷纭。要了解历史的真相，还需详细占有材料，细心地鉴别探讨。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8 17:22

古代户口制度始于何时？

　　据史载，我国夏禹时分天下为九州，有人口约1300多万。周代增加了二三百万。战国末期，共有人口2000多万。《汉书。地理》》记载，西汉末年共有居民1223.3万户，5559.4万人。这是一个比较详细也是比较信得过的数字，说明了当时我国调查户口、编定户籍的制度已相当完备。

　　那么我国是从何时开始制订调查户口、编写户籍制度的呢？一般认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废除分封制，建立郡县制和户口编制制度，“十户为一里，十里为一亭，十亭为一乡，若干乡为一县”。全国从基层到中央政权，都通过户口制度像编席织麻一样编织起来，整齐划一地进行登记。

　　但是也有人认为，秦朝的户籍制度，实际上应从秦孝公就开始了，战国时期，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改革，其主要内容也是清查户口、按户分田地，每户一百亩。商鞅变法的户口编制是“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生了小孩要登记，死亡人口要除名，官吏要经常检验户口，凡是在册人户，都得向国家缴纳赋税，充服兵役，维护地方治安，检举捉拿“奸人”。

　　谈到户口的整顿、编审，有人认为，春秋时齐桓公任用管仲对全国进行严格的行政区和户口登记，控制了人口，增强了国力，这就比商鞅变法还早了几十年。当时的齐国京城里分为21乡，工占6 乡，士占15乡；京师外，分为五属，属下设县，县下设乡，乡下设卒，卒下设邑，邑下是家。政府要求多家多户“行同和”，“死同哀”。

　　春秋以前有没有户口制度？唐太宗李世民曾向大臣卢承庆提出过这个问题，卢承庆回答说，夏商周就有了户口编审，并且还谈了从夏商周到隋朝户口变化的情况。

　　夏商有无户口编审，至今尚无史料可以佐证，但是周代是确实编审了户口的。《周礼》中有这样的记载“听闾里以版图”、“凡在版者”。闾里即乡里，版图即户口册，后来才用以代指一国的疆域。西周是奴隶社会晚期，有的奴隶可以结婚生子，成家的奴隶称“臣”，以“家”计算，史书有奴隶主买卖和赏人“臣五家”、“臣十家”乃至“臣一百家”、“臣二百家”。历代王朝对户口十分重视，中央政府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对全国的户籍进行管理，周朝始置“司徒”官位，其职掌为治理民事，掌握户口，官司籍田、征发徒役和收敛财赋。春秋时沿置。秦代及汉初有“治粟内史”，其职掌与周朝时“司徒”类似。三国时专设户部，魏晋南北朝时为度支部，后周、隋朝称为民部，唐朝因为要避讳李世民的“民”字，将民部改为户部。户部是中央官僚机构六部之一，长官为“尚书”，其副手为“侍郎”。实权很大，掌土地、户口、农垦、钞币、租税、漕运、救荒、官俸、兵饷等。此后各代沿置，一直到清朝末年才又改为度支部。

　　户部向全国征粮、征兵的根据是户口簿，户口簿还是维持地方治安的图册。秦末刘邦起兵攻入秦都咸阳，萧何首先到秦朝中央保存档案图书的地方抓到了户口册和天下地理册，从而为刘邦掌握了粮源和兵源、以及天下各处关隘要塞的情况，为战胜项羽，统一天下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在历朝的户口簿上，一家称户，家中人口称丁。隋文帝诏令：3 岁以下为“黄”，10岁以下为“小”，17岁以下为“中”，18岁以上方才为“丁”，而60岁以上为“老”，“丁”得向国家负担各种差役、兵役，60岁以上的老人便可免除。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封建王朝穷兵黩武，加紧搜括，常常把“丁”的年龄定小，“老”的年龄推后。古代还习惯以户主的职业称呼其户，例如“织衣”、“灶户”、“花户”、“军户”，歌女乐师称“乐户”，长期居住船上漂泊江河湖海的人称“疍户”，讨饭为生的人为“丐户”。

　　史学界认为，古代最完善的户口簿要数明朝的“黄册”。明朝编审天下户口，国家的户口册用黄色纸（绸、布）作封面，故名“黄册”。上面登记着全国各省、府、县每家每户的人口数、性别、年龄、婚姻、田宅、资产等情况。按十户为一甲。若干户为一里进行“里甲”编制，向国家交纳赋税和充服各种役差。而对户口编制最为严密的是中国最末一代王朝——清朝，地方上一律实行保甲制，十户为一牌，十牌为一甲，十甲为一保。每户都要挂“一家牌”，上面写着家长姓名、职业、丁男数目。每十家要挂“十家牌”，上面写着十家户主姓名、人口情况和大家共同守法的公约，牌上还写着“一家犯法，十家连坐”八个大字。应该指出的是，封建王朝通过户籍固然对国家的严密管理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一些严格的制度把人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这种强制统治，也是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闭塞、落后、长期停滞不前的一个原因。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8 17:22

科举制度是何时创立的？

　　科举制度在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1000多年。直至清末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光绪皇帝下谕：“著即自丙午科（1906年）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科举制度才最终被废除。科举制度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影响真可谓深远。然而，关于科举制度创立的时间，却一直有不同说法。进士科的创置是科举制度创立的主要标志。因此进士科设置的时间，历来是史家注意的重点。在历史上，对于进士科设置的时间，早就有创设于隋和创设于唐两种不同意见。

       主张创设于隋朝的，从目前所见到的史料来看，最早的可能是薛登。据《旧唐书。薛登传》，他在唐武则天天授中（690 —692年）任左补阙时，鉴于当时“选举颇滥”，上疏要求改革。在疏文中他说道：“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于是后生之徒，复相仿效，因陋就寡，赴速邀时，辑缀小文，名之策学，不以指实为本，而以浮虚为贵。”在薛登此疏之后70余年，唐代宗宝应二年（763 年），礼部侍郎杨绾在上疏中又说：“进士科起于隋大业中”（《新唐书。选举志》），“汤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旧唐书。杨绾传》）在这之后的杜佑以及五代时的王定保也都认为进士科创设于隋朝：“炀帝始建进士科”（《通典》卷十四，《选举二》），“进士始于隋大业中”（《唐摭言》卷一）。值得一提的是南宋朱熹，他不仅肯定进士科创设于隋朝，而且还十分明确地指出，炀帝大业二年（606 年），始建进土科（《通鉴纲目》卷三六）。今查《隋书》、《资治通鉴》等史书，大业二年未见有设置进士科的记载，不知朱熹依据什么？

　　主张进士科创设于唐朝的，历史上也不乏其人。如唐武宗时宰相李德裕说：“李唐御统，艰阙制度，立进士之科，正名也；行辞赋之选，从时也。”（夏竦《文庄集》卷二十）唐宣宗时右补阙裴庭裕也说：“大中十年，郑颢知举后，宣宗索《科名记》，颢表曰：自武德已后，便有进士诸科。”（《涌幢小品》卷七）

　　关于上述两说在历史上的情况，邓嗣禹在1934年写的《中国科举制度起源考》一文中作了这样的概括：“唐宋而后，主隋者渐众；而在唐时，尚二说纷陈，莫衷一是。”（《史学年报》第2 卷第1 期）

　　解放以后，学者们对科举制度创立的时间，继续进行研究和探讨，提出了各种不同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种看法认为进士科创设于隋炀帝大业年间。具体的又有各种不同意见，张晋藩、邱远猷认为，“到隋场帝时，开始设立进士科，用考试方法来选进士。”（《科举制度史话》）毛礼锐等则认为进士科创置于隋炀帝大业二年。他们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中说：“隋炀帝大业二年始置进士科，这便是科举制度创立的开始。”顾树森用更肯定的语言表达了这种意见。他写道：“到了隋炀帝大业二年，始正式设置‘进士科’，实行以试策取士，虽然正史《炀帝本纪》与《资治通鉴》俱不载此说，但‘通鉴纲目’中则具有此目。证诸其他各方记载，可以断定此种设置是确凿无疑的。”（《中国历代教育制度》）范文澜持另外一种意见。他认为进士科开始于大业三年。他说：“607 年，隋场帝定十科举人，其中有‘文才秀美’一科，当即进土科。

　　隋炀帝本人是个文学家，创立进士科，以考试诗赋为主，是不足为奇的。这是科举（主要是进士科）制度的开始。“（《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3 编第1 册）

　　另一种看法认为进士科开始于隋文帝开皇十五或十六年（595 年）。韩国磐在《关于科举制度创置的两点小考》一文中认为，《大唐新语》、《通典》、《唐摭言》等书记载的材料，或言明经、进士两科都是炀帝时所改建，或言进士科为炀帝所创建，“实际并非如此”。他根据《旧唐书》和《新唐书》房玄龄本传都记载玄龄18岁“举进士”，并参照房玄龄墓碑的记载，推断“在开皇十五或十六年时，房玄龄被举为进士。因此，进士科必须是在开皇十五或十六年时已经出现。”（《隋唐五代史论集》）

　　同上述两种认为进士科创设于隋朝的看法不同，何忠礼认为科举制度起源于唐朝。他在1983年第2 期《历史研究》上著文《科举制起源辨析》，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具有三个特点：第一，士子应举，原则上允许“投牒自进”，不必非得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长官特别推荐。第二，举人及第或黜落必须通过严格的考校才能决定。第三，以进士科为主要取士科目，士人定期赴试。他指出，在隋朝这三个特点都没有形成。唐朝建立后具备了对选举制度实行重大变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唐高租武德五年（622 年）的诏书，“正式开创了科举制的先河”。科举制度的三个特点逐渐形成。因此，他的结论是：“从南北朝后期起，科举制已逐步萌芽，但三个特点基本具备，正式形成制度，应该是在李唐。”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对中国封建社会影响深远，前后持续了一千几百年的科举制度，它到底创立于何时，至今仍是一个尚待解开的谜。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8 17:23

唐朝“神龙”年号是谁制定的？

　　公元705 年1 月22日，唐都洛阳城的玄武门内人奔马突，刀光剑影，传来阵阵喊杀声。大臣张柬之、崔立、桓彦范、袁恕己、敬晖等人，经过密谋策划，率领部分羽林兵发动了宫廷政变。他们杀死武氏宠臣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拥立中宗李显复位，迫使统治了20余年的武则天退出朝政，在唐朝历史上，一年中出现两位君主，并非绝无仅有，但皇帝更替，而同年的年号只有一个，却是这次事变后带来的一个少见的现象。由此也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这个联系两朝的神龙年号，究竟是谁制定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不到当时的文献典籍中去寻找答案。现存的唐史典籍中，资料最丰富、体例最完备、叙事最详尽，当推五代时刘昫等人编撰的《旧唐书》和北宋时宋祁、欧阳修等人编撰的《新唐书》。这两部唐书对神龙年号的建制都有所记载，但令人困惑的是，两书的记载却截然不同。《旧唐书》卷六载：“（武则天）神龙元年，春，正月，大赦，改元（即更换年号）……癸亥，麟台监张易之与弟司仆卿昌宗谋反，皇太子（李显）率左右羽林军桓彦范、敬晖等，以羽林兵人禁中诛之……甲辰，皇太子监国，总统万机，大赦天下。”由此可见，《旧唐书》认为神龙年号是武则天所制定，唐中宗李显继续沿用了它。《新唐书》卷四却摒弃上说，改记为：“（唐中宗）神龙元年正月，张柬之等以羽林兵讨乱。甲辰，皇太子监国，大赦，改元。丙午，复于位。”按《新唐书》的意见，神龙年号是由唐中宗建立的，它与武则天无缘。新、旧两部唐书，虽然成书年代有先有后，著书目的也互有侧重，但所依的资料，各有根据；撰书之人，都是当时的名家；一旦书成，又是尺短寸长，自有千秋，因此，对于两书的任何一种记载，都不能随意地予以否定。那么，如何来分辨这个历史的是非曲直呢？后来的一些史学研究者（如著作《新唐书纠缪》的北宋人吴缜）对新、旧唐书各自记载上的错误，曾做过一些考订，但对神龙年号问题，则大都忽略了。对这个问题引起足够重视、并且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应当首推为《资治通鉴》作“注”的南宋人胡三省。他看到了新、旧唐书这个记载上的不同，并没有简单地肯定其中的一说，而是运用“它证”的方法，从其它唐史材料中去找根据。他发现《旧唐书》、《唐历》、《统记》、《纪年通谱》等书的记载都是相同的，而《新唐书》则一帜独树，缺乏旁证，据此，他才判断道：“新纪（《新唐书》本纪卷）误也。”

　　胡三省是一锤定音。因为他的论断言之有理，也因为唐史的不少原始材料后来都佚落了，很难再作考订，所以以后许多学者，大都袭用了胡三省的这个意见。神龙年号的问题，看来似乎是解决了。

　　但是，近年来出版的一些历史书籍，特别是一些历史年表，对于神龙年号的“归宿”，又有了若干不同的表述和意见。如方诗铭编的《中国历史纪年表》、荣孟源编的《中国历史纪年》、万国鼎编的《中国历史纪年表》等书，都将神龙年号从武则天朝列起，连续到唐中宗朝；而河南博物馆编的《中国历史年表》、文物出版社的《中国历史年代简表》，翦伯赞主编的《中外历史年表》等书，则把神龙年号完全标在唐中宗名下。无论这些著作的名称有同有异，内容也有详有略，但它们所表达的意见，大都有一定的根据，在学术界也有一定的影响。并且令人注目的是，这些名目诸多的著作，又将意见大体归结到新、旧唐书那两种不同的记载上去了。这是一种重复？还是一种失误？或是一种升华的研究？这些都值得思索。但不管怎么说，神龙年号的问题，是又一次被提出来了。中国历史上的年号向题，可以说是百枝千叶，不胜枚举。若把研究历史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这些问题上，那是重蹈清朝乾嘉考据学者的老路，当然不足取；若是对这些问题全然不顾，则又会使历史的研究失却真实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花费一定的精力，作出认真的努力，来解答神龙年号以及类似的问题，看来也是有必要的。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8 17:24

陈桥驿兵变是怎么一回事？

　　建隆元年（960 年）春天，后周大将赵匡胤奉命出征，抵御契丹和北汉的侵犯，但是军到汴梁（开封）东北的陈桥驿，部众发动兵变，给他披上黄袍。第二天，赵匡胤回到汴梁，登上了皇帝宝座，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宋太祖。从此，结束了自安史之乱后的200 年混乱局势，四分五裂的中国又得到了统一。

     赵匡胤轻易夺得政权，旧史书归因于“人望固已归之，于时主少国乱，中外始有推戴之意”；宋王朝君臣也每称是“本朝以揖让得天下”。（魏泰《东轩笔录》）可是，大概也有破绽之处，在赵匡胤陈桥兵变前，有记载说，他的母亲、姐姐以及政敌韩通之子、学士陶谷等都在不同角度窥测赵匡胤将返朝称帝，汴梁民众也有风传，“及将北征，京师喧言，出师之日，将策点检为天子”。（《涑水纪闻》卷一）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因此，几十年后，郑州知府李淑因作“弄耜牵车晚鼓催，不知门外倒戈回”的诗句而获罪罢官。但陈桥兵变事由，千百年间仍为人怀疑，有如岳蒙泉说：“黄袍不是寻常物，谁信军中偶得之”（《绿雪亭杂言》）；查初白也称：“千秋疑案陈桥驿，一着黄袍便罢兵”（《敬业堂集》）。

　　本世纪初，蔡东藩撰写演义小说，于此提出种种疑问，他说：“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史家但言非宋祖意。吾谓是皆为宋祖所欺耳。”接着他提出，契丹和北汉何以不闻深入？点检作天子之谣，自何而来？何来黄袍？在赵匡胤称帝时，何以首赏功臣？……“足见宋祖之处心积虑，固已有年”，“第借北征事瞒人耳目而已“（《宋史演义》）。

       类似这种看法，也见于部分通史和专著，尚钺说：”赵匡胤虚报辽和北汉联合入侵，借奉命出征的机会，利用五代以来将士拥立的风气，在陈桥驿组织兵变，自立为帝。“（《中国历史纲要》）陈登原以为这是阴谋，”所谓陈桥兵变，真曹丕所谓‘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者也。“并以周太祖郭威亦为士兵拥立为帝之例说：”即黄袍加身，亦不止陈桥兵变时为然矣。“（《国史旧闻》）张家驹亦称，”其实所谓契丹入侵，仅仅是一个谎报，它不过是赵姓集团实现阴谋的一个步骤罢了“，”利用出兵机会，得以提早实现他的阴谋“。（《赵匡胤》）

　　另一种说法，大体循旧史韦：“匡胤奉命出兵时，汴京已有传说，将士将拥立都点检为天子”，“乃于夜深强以黄袍加于赵匡胤之身，逼令作天子，并逼回京，先即皇帝位。”（《中国通史》）也有人认为陈桥兵变前，镇、定两州并非“谎报”军情，“其实这是没有根据的”，因为这两州守将“都不是赵氏集团的人”，“他们怎么可能去配合赵氏兵变而谎报军情呢？”“契丹趁后周‘主少国乱’之机，起兵人寇是完全可能的。”（《历史知识》1984年第5 期）陈桥兵变是有史可查的，正是这次兵变才导致赵匡胤称帝。但它是赵匡胤预谋，一手操纵，还是遵循五代将士拥立主帅旧例？这还是个谜哩！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8 17:24

郑和下西洋的使命是什么？

　　1405年至1433年，郑和受明成祖朱棣及明宣宗朱瞻基的派遣，先后7 次率领舟师，乘风破浪，扬帆远航，途中经历了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郑和下西洋，这在明初被传为一时“盛事”，且在世界航海史上，也是空前的刨举。郑和不辞辛劳，出没风波，屡下西洋，往返再三，究竟负有何种神秘的使命？

　　《明史。郑和传》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由此看来，明史的纂修者，把到海外跟踪询查惠帝，看作是郑和出使的主要目的，而沿途炫耀武威，则是附带的行为。传中所说的惠帝，即朱元璋长孙建文帝朱允奭. 建文帝登极之初，鉴于诸王兵权过重，尾大不掉，曾决心进行削藩。

　　当时燕王朱棣公开反叛，以“清君侧”为理由起兵北平，号称“靖难”。靖难之役后，建文帝下落不明，有传说他已逃亡海外，若果真如此，那岂不是祸根！因此朱棣遣郑和出洋追查，以绝后患。《明史》的说法，以后修史者多有因陈，就是解放后出版的著述，完全承袭此说的也不乏其例，如许立群在《中国史话。三保太监下西洋》一节中写道：“永乐皇帝（朱棣）派郑和航海的目的是寻找建文帝，因为永乐篡了建文帝的帝位之后，建文帝失踪了，永乐皇帝怕他逃到国外，将来回来复辟，所以派人去找他。”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也说郑和下西洋的用意是“以探寻朱允奭踪迹为首”。

　　然而，建文帝是否逃亡海外，却还是悬案一桩。永乐年间修撰《明太祖实录》，据载当朱棣的燕兵攻入南京金川门时，建文帝纵火焚宫，已死于宫火。清初开馆修《明史》，史馆诸臣对建文自焚的问题看法不一，雍正元年王鸿绪进呈《明史稿》，史稿之首有《史例议》一册，论定建文帝必以焚死的内容竟占此册的一半，若确如王氏之言，则寻找建文的说法就成了空中楼阁，于是史家们便试图从其他方面，解释郑和下西洋的原因。

　　近人梁启超据“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一语，在其《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一书中指出，朱棣雄主野心，想通过扬威的壮举，达到震慑与笼络海外诸国来朝受封的目的，其实只不过是“聊以自娱”罢了。李长傅的《中国殖民史》甚至干脆把下西洋的动机说是“耀兵异域”，别无他意。

　　与以上两说不同，韩振华的《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载《厦门大学报》1958年第1 期）、陈得芝的《试论郑和下西洋的双重任务》（载《历史教学问题》1959年3 期）、剪伯赞的《中国史纲要》（第三册）、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部的《中国古代史常识。明清部分》等著述则认为，郑和下西洋，既有政治目的，也有经济意图。朱棣以燕王身分凭武力强占了侄儿允炆的帝位，自知“夺嫡”声名不佳，遣使出洋炫武异域，使万国来朝，并安抚或镇压那些逃居沿海岛屿和海外的不愿与他合作的臣民，自然不失为提高国际威望和巩固统治的积极措施，另一方面还可打开一条通往西洋诸国的海上航道，扩大明朝官方的对外贸易市场，用中国精湛的瓷器、绞罗绸缎等手工业品，去换取外国的香料补药、奇珍异宝，以满足王公贵族的奢侈享用，这从郑和统率的船队被称为“宝船”或“西洋取宝船”，即可得到证明。不过也有人认为，郑和一再远航，又是出于建立广泛的国际友好关系，瓦解朱允奭残余势力的政治需要；或说主要是为扩大对外贸易、借此增加财源的经济目的。前者见于南京大学历史系编写的《中国古代史》（中册）、冯尔康的《郑和下西洋的再认识》（载《南开史学》1980年第2 期）；后者见于田培栋的《明朝前期海外贸易研究——兼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载《北京师院学报》1983年第4 期）。

　　还有些人说，郑和七下西洋，其使命应随时间推移而有所不同。尚钺的《中国历史纲要》认为，15世纪初，帖木儿帝国崛起于中西亚，永乐二年（1404年）十一月，帖木儿调兵数十万准备东征中国，但于永乐三年（1405年）二月死于途中，所以同年六月朱棣遣郑和第一次出使，“大概是想联络印度等国抄袭贴木儿帝国的后方，牵制它东侵”，后6 次则是为了“寻求通西方的航路和达到通商的目的”。李光壁的《明朝史略》虽同意郑和后6 次的使命如尚钺所述，但又指出第一次则带有扩大贸易、提高“威望”、联络印度等国的三重任务。郑鹤声、郑一钧在《郑和下西洋简论》（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3年第1 期）中认为，郑和前3 次下西洋，主要是为了和东南亚，南亚沿海诸国建立一种国际和平局势，附带解决“疑惠帝亡海外”的问题，后4 次则主要是向南亚以西，继续向未知世界前进，通过开辟新的航路，让从来不通中国的海外远国“宾服中国”。以上各家之言，无不持之有据，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哪一种说法才符合历史的真相呢？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8 17:25

“东林党”“东林”之名从何而来？

　　明代末期，党事纷乱，政治腐败已到极点，士大夫分邪正两派，互相攻击，宦官魏忠贤又与邪派勾结，合力迫害比较正直的朝臣。万历三十二年无锡籍大臣顾宪成被革职回乡，修宋朝学者杨时（号龟山先生）所建的东林书院，聚会失官归隐的一些大臣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等人讲授程朱道学。

　　一时政治上不得志的士大夫等皆进书院听讲。书院除诵习古书外，兼议论时政、批评人物，一时成为全国舆论中心，在朝的一部分正派官员，也与东林通声气，依靠舆论力量对抗邪党。在朝的邪派官员则以“东林”二字为犯罪的代名词，给政敌加上东林名号，便可惜题攻击。虽然朝廷中有些人并不承认自己是东林党人。但有些人却要求挂名于东林党自以为荣，这种党争攻击一直到明朝灭亡为止。

　　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政治集团大多是无锡人，他们活动的区域一般也在无锡附近，为何人们不像称他们的政敌浙党、宣党、昆党等一样，称他们为锡党，而称他们为“东林党”呢？

　　从最简单的解释来看，这是由于他们聚众讲学的书院之名“东林”而形成的，东林书院，旧址在“锡邑城东隅弓河之上”（今无锡市苏家弄3 号），相传称为“东林精舍”。宋杨时寓居无锡的讲学处，后曾一度废为僧庵。明万历年间在常州知府欧阳东凤和无锡知县林宰的赞助下，罢官归里的顾宪成、顾允成等人在废址上重建书院，仍以“东林”名之，从此东林“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一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东林”之名大著，传闻中外。

      那么，原先建造书院的南宋学者杨时，为何用“东林”二字来命名其讲舍呢？有学者考查过宋代以前的所有无锡城乡的地名，均无“东林”之名。那么“东林”之名从何而来？还必须以题名者杨时本身的经历和思想言行方面去寻求答案。杨时早年中进士，因敬羡程颢、程颐的学问人品，“调官不赴”，专程以师礼见“两程”、“程门立雪”之后，“杜门不仕者十年，久之历知浏阳、余杭、萧山三县，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当金兵大举南侵之际，他极力主张反对投降、主张加强边防，并提出收复失地要以“收复人心为先”的建议。然而执掌朝政的蔡京、童贯之流却置之不理，救国无门，所以他屡次“乞归林泉”。

      这期间，他曾游庐山东林寺，追怀东晋文学家陶渊明，名僧慧远，道士陆修静等人谈儒论经的雅事。并留有《东林道上闲步》诗三首。清代初年，有人就根据这些猜测“先生或爱庐山东林之胜而移名吾邑讲学处，亦未可知”。这种猜测是有一定道理的。历史上，常有一些文人学士，因留恋或向往某处名胜古迹而将其美名移至他处，北宋苏舜钦被谗遭贬后，居苏州，买水石筑亭造园，因慕湖南沧南之水可濯缨灌足，故名之日：“沧浪亭”。苏东坡客宜兴丁山，颇爱此处山水，欲买田种桔，在此定居，但又怀念家乡四川，故名这里的山为“蜀山”。

      有学者认为，杨时所以要“移名”与苏舜钦、苏东坡有所不同，并非单纯出于“爱庐山东林之胜”，更主要是执意继承和发扬白莲社之风。位于庐山西北麓的东林寺，是我国佛教净土宗（莲宗）发源地。东晋太元六年，名僧慧远在此建寺讲学，并创设白莲杜，倡导“弥陀净土法门”，后世推尊他为净土宗始祖，国内外许多名僧来此求经拜佛。唐时极盛，扬州高僧鉴真东渡日本前也来该寺，后与该寺和尚智恩同渡日本传经讲学，慧远和东林净土宗的教义也随之传入日本，至今日本东林教仍以庐山东林寺慧远为始租。慧远创立的“净土宗”的主要教义认为世俗众生居住的世界为所谓“秽土”、“秽国”，而佛居住的地方为“净刹”、“净界”、“净国”。因而他邀僧俗18人成立“白莲社”，发愿往生西方净土。杨时先生起名自己的书舍为“东林”，也就有它特殊的含义。

　　杨时先生的这种志向和意图，后来也被东林党人所继承，他们不但修复了东林书院，还建造杨时祠堂——“道南词”（取意于程颐目送杨时南归时所说“吾道南矣”之语），聚朝野之臣、林下之士讲学于其间，仿庐山东林寺，庄严肃穆，溪云庭月、景色幽美，追慕古贤、聊舒胸臆、远思悠悠；抨击时弊，慷慨陈词，与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最腐朽的势力——阉党邪党抗衡，力讦他们的秽状劣迹。“进则正言直谏于朝，退则明善淑人于野；丹心矢谒于少壮，素节不改于暮龄”。

      天启五年，魏忠贤矫诏杀死了顾命大臣杨涟、左光斗以及魏大中等东林党人，又毁了复兴20余年的东林书院。为复建东林书院而竭尽全力的高攀龙来到那儿，他明知自己即将遭害，仍然书写下了成为千古绝唱的《过东林废院》诗，其中一首云：“蕞尔东林万古心，道南祠畔白云深。纵令伐尽林间木，一片平芜也号林。”这也清楚他说明了“东林”两字被顾宪成、高攀龙等人承名后，又有了新的更进一层的含义，他们以林比书院，以木喻党人，坚信东林党人伐不尽，正义之气世间永存。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8 17:26

八旗创建于哪一年？

　　八旗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独创的一种“军政合一”、“寓兵于民”的组织，遇有征伐，抽调旗下甲士组成军队，即通常所说的八旗兵；同时它又是政权组织，具有管理旗下人民户籍、田土、赋役、教养、诉讼、婚姻等广泛职能。清入关前，凡人均隶于八旗，可以说旗外无兵无民，八旗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就是入关以后，清统治者仍视八旗为国家根本，以八旗禁旅卫护京师，驻防冲要大城。清一代八旗既如此重要，按理说它创建于何时在清官书中本不应有歧异，但其实不然。

　　一说创建于1615年（明万历四十三年）。清太宗皇太极时首次纂修的太祖实录称《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该书乙卯年（1615年）条下记载：“原旗有黄、白、蓝、红四色，将此四色镶之为八色，成八固山”。八固山即八旗，固山是满族人的称呼，汉人一开始也跟着叫固山，若问某人所属，便回答是正黄旗或别的什么旗固山的，久而久之，索性以旗色这一特征来指代不同的固山，八固山也就成八旗了。《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是清开国第二个皇帝太宗核准的，撰写的史官不少是创建八旗时的见证人，以后康熙朝、乾隆朝重修的《清太祖实录》都沿用乙卯年建八旗之说，可见这个说法是准确的，在清代也具有绝对的权威性。然而嘉庆初成书的《八旗通志》却说八旗创建于1614年（万历四十二年），它的根据是什么呢？经查是乾隆皇帝钦定的《大清会典则例》，该书说：“甲寅年（1614年）……增设四旗，以初设四旗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增设之旗为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合为八旗”。

       这个说法载在专门讲八旗历史的《八旗通志》里，又是得到乾隆皇帝钦准的，因此在清代也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上述“乙卯说”和“甲寅说”虽仅一年之差，但毕竟不好通融。究竟孰是孰非，何去何从，这可难坏了史官，不过，他们自有取巧的办法。同一部《八旗通志》中，《兵制志》说八旗创建于甲寅年，而《旗分志》和《职官志》却说是乙卯年，反正一个以乾隆皇帝为据，一个以乾隆皇帝的四世祖太宗皇帝为据，虽说互相抵触，也能相安无事。当然，也有的史官态度比较严肃，在甲寅年建八旗的说法之下，用“臣谨案”的方式记述了“乙卯说”备考。总之，从清朝中期开始，官书对八旗创建于何时的记载便有了歧议。

　　近世以来，通行“乙卯说”，认为八旗创建于1615年，理由是《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在前，所以采用此说。但“甲寅说”仅仅因为记载在后就应该被摒弃吗？近来有人指出，“甲寅说”之所以是错误的，在于它的根据错了。从常理推断，乾隆时出现的“甲寅说”必有所据，而其所据不外前此成书的不同版本的《清太祖实录》、康熙和雍正两朝纂修的《大清会典》以及乾隆初修竣的《八旗通志（初集）》，经查《实录》和《会典》都没有“甲寅说”，而《八旗通志（初集）。职官志》甲寅年十一月癸酉朔条下记载：“上以削平诸国，每三百人设一牛录额真，五牛录设一甲喇额真，五甲喇设一固山额真。”在上述内容之后，纂修的史官特注明：“右俱太祖实录。”

　　由此看来，认为八旗建于甲寅年的史官还是以《清太祖实录》为据的，但遍查不同时期成书的《清太祖实录》甲寅年条下根本没有编旗设官一事，再查甲寅年十一月朔日并非“癸酉”，而是“已酉”，而乙卯年十一月朔日恰是“癸酉”。这说明纂修《八旗通志（初集）》的史官确实以《清太祖实录》为根据，只不过是乙卯年误为甲寅年，铸成了一个离奇的大错。在一般情况下，以史官治学的严谨，是不会闹这类笑话的，由此而推想会不会因为抄官、刊刻或装订中缺页等技术方面原因所致呢？经核查满文体《八旗通志（初集）》，发现该处满文的错误与汉文毫无二致。这样就可以判定《八旗通志（初集）》的错误乃是史官们疏忽造成的，这一错误到乾隆中期修纂《大清会典则例》终于演化为甲寅年创建八旗之说，连晚清大学问家魏源也宗奉“甲寅说”，其影响所及，不可谓不深远。上述经考证得出的结论虽推翻了“甲寅说”，但发表未及，还有待治清史者进一步检验。

　　除“乙卯说”和“甲寅说”的分歧外，史家对八旗创建之前是否先有黄、白、蓝、红四旗，即旗制究竟始于何时，意见也不一致。传统的看法以《八旗通志》为据，认为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努尔哈赤始建四旗，其后归附日众，至1615年乃析四旗为八旗。另一种看法则认为，1601年建四旗不过是乾隆朝史官的臆造。“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开始于1615年。上述两种观点的分歧涉及颇广，叙述起来难免繁复乏味，这里姑且从略。总之，八旗制度是清史研究领域中一个重要课题，关于八旗创立的时间，中外学者虽然进行了长时间深入探讨，但尚有不少疑难之点有待继续研究。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8 17:27

乾隆年间的“越班事件”是怎么一回事？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四月二十日，先是翰林院，接着是吏部，分别向乾隆皇帝弘历上奏，报告在五天前的“常朝”时发生了越班事件。乾隆闻报后十分恼火，即指派专人为承办大臣负责查实，准备对违制越班的人予以惩处。一时间，紫禁城内沸沸扬扬，接受召见的官员更是人心惶惶，唯恐祸从天降。越班事件是怎么回事呢？

　　清制，皇帝“常朝”召见官员时，官员要行谢恩礼。谢恩的官员不仅要提前到达，并且要按照事先安排定的品级出班次行礼，任何人不得站错班次，也不得逾越或交谈。

　　四月十五日这天，乾隆皇帝到太和殿视朝，接受召见的官员早就聚集在丹墀雨道的两旁候驾，行谢恩礼。不料散朝以后，翰林院编修许兆椿对人说，是日行谢恩礼时，他见到一个身穿二品武职补服的人竟然越班走过甬道，实乃大不敬。消息传出后，引起翰林院的重视。清代规章制度严格，越班的事情极少发生。表面看起来好像是小事，但如果有人上奏说这是故意对皇帝大不敬，越班者轻则降职，重则革职。即使是无心的，也要受到一定处分。翰林院觉得事关重大，即上奏乾隆皇帝。吏部在闻说越班事件后，也向皇帝上了奏章。

　　承办大臣奉乾隆“严加查办”的御旨后，首先传询翰林院编修许兆椿。许兆椿说，行谢恩礼这天，他“随众臣于入班趋走，尚未行礼之时，远见一人由西过东，穿越甬道，及到品级山班内，伊即尾前行走”。承办大臣接着传询了十五日这天参加谢恩礼的所有二品武职官员计6 人。甬道东班4 人：内阁学士兼副都统成策、镶黄旗汉军二等男宝柱、镶黄旗副都统恒瑞、镶黄旗满洲散秩大臣松龄。甬道西班2 人：正黄旗二等男索诺木札什，正黄旗汉军一等男刘沛德。承办大臣要许兆椿当面指认。

　　成策等二品武职官员6 人站在一排，一个个怒目而视，接受许兆椿的指认。许兆椿硬着头皮一一看过，答复说，十五日这天“遥从背后看见，伊所穿的系二品武职补服，但未经觌面，实在不能指出”。

　　承办大臣问许兆椿，既是从背后看见，那个越班人是否戴翎子？许兆椿说：“是日所见走过甬道的人，不戴翎子。”承办大臣再问，此人身材高矮如何，同时警告许兆椿要如实回答，“勿因恐怕招怨，有意隐瞒，你倒有不是了！”然而许兆椿还是无法确切回答，他说：“至身材高矮，约略相同，未便混行指认。”他还表示说，如果他能认出，当时就会指出，绝不敢隐瞒，更不怕招怨。许兆椿既没有指出具体的越班人，也没有指出越班人的具体特征。越班事件查不下去了，承办大臣只得将结果如实向乾隆奏报。乾隆不肯善罢甘休，卜令继续追查。

　　承办大臣奉旨后，再次传询成策等6 位二品武职官员，要他们说出实情。不料成策等6 人竟众口一辞，说：“是日俱依照品级山行礼，礼毕退出并未穿越甬道，亦未见有穿越甬道行走之人。”

　　成策等6 人将事情推得一干二净，承办大臣无法向皇帝交差，威胁成策等6人“各抒大良，据实指认”，“若恐干重戾，不肯承认，及有意为人隐瞒”，处分则加重。成策等6 人一口咬定，说：“我等都受皇上厚恩，敬谨行礼，按依东西两班二品品级山向北跪立，前面只有一品班次，并未见有越班之人。”承办大臣后将成策6 人分为甬道东班和甬道西班分别询问，亦无结果。甬道两班的二人说：“今蒙查问，如稍有隐瞒，则是自蹈欺隐之罪，不是更大，我等何敢自昧天良，不据实说呢？”。

　　越班事件经反复查询，毫无头绪。承办大臣只好如实上奏，这一次乾隆没有再抓住不放。奇怪的是，乾隆为什么当初大动干戈，专案审查，最后又不了了之呢？许兆椿明明看见有人越班，为什么在承办大臣面前不敢指认呢？许兆椿与“众臣”“趋走”，为什么他看到有人越班，而其他“众臣”却没有看到呢？是许兆椿看花眼了吗？成策等6 人为什么众口一辞，不肯据实指认呢？越班者是有心的还是无意的？从承办大臣最后一次向乾隆奉报后，清代的文献资料中再未见有关此事的记载，种种疑问遂不得而知。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8 17:27

光绪年间疯子大闹金銮殿真相如何？


　　紫禁城在明、清两朝是皇宫禁地。清制，由八旗的满洲、蒙古兵挑选精锐，别组为“护军营”。“护军营”官兵多达1.5 万人，上三旗官兵守护紫禁城内，下五旗官兵守护紫禁城外，负责稽查所有进出宫廷人员。戒备之森严，真犹如铁桶一般。寻常百姓别说进入皇宫，连在高大的宫墙外驻足停留，也会立即遭到严声呵斥。可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初八日，一个疯子不仅潜入紫禁城，并且闯入皇帝举行盛大典礼的太和殿跳舞自乐，目睹此情此景的王公大臣无不惊讶得张口结舌，这是怎么回事呢？

　　七月初八日这天，宫内各门值班章京循例稽查各个宫殿，这是每天例行的公事，无非是检查门锁、火烛及当值人员有无渎职行为。中左门值班章京继山、中右门值班章京隆海、后左门值班章京阿克当阿、后右门值班章京胜禄四人会同稽查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四人由保和殿至中和殿，再至太和殿，漫不经心地观察各处动静，开始未发现任何异常。其中一人偶然一瞥，发现太和殿西间东窗棂脱落，顿时警觉起来。四人驻足停步，正待详细察看，忽然隐隐听到大殿内有人声，四人起初以为是错觉，静心细听，嘈杂之声清晰可闻，四人惊愕得面面相觑，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太和殿，俗称金銮殿，这是皇帝举行重大典礼的地方，如新皇登基、颁布重要诏书、公布新进士黄榜、派大将出征及每年元旦、冬至、皇帝生日等，皇帝在此接受百官朝贺，发布诏令。皇帝平日处理事务皆在内廷。太和殿日常由专职太监定时打扫，非庆典，非当值太监，非清扫时间，任何人不得进入太和殿。是谁如此斗胆，竟破窗而入并故意喧哗？四个值班章京觉得事态严重，不敢擅自作主，急忙向值班正白旗司钥长护军参领松全和值班续办事章京正红旗护军参领魁联呈报。松全和魁联二人闻讯后也惊愕不己，随即禀报景运门值班大臣兜钦。兜钦当即会同总管内务府大臣率同松全、魁联、四个值班章京及值班弃兵直奔太和殿。与此同时、三大殿值年员外郎毓祥、三大殿值年内管领延仁、代总管内务府大臣值宿郎中连庆等也闻讯赶到。

　　众人聚集在太和殿外，殿内嘻笑哭闹、大呼小喝之声已不绝于耳。兜钦、毓祥等一行铁青着脸，喝令打开殿门大锁并开启槅扇门，众人见一破衣褴衫之人正念念有词在殿内舞之蹈之。众弃兵一拥而上，将跳舞之人拿获。在他身上当场搜出带鞘短刀一把，无鞘小刀一把及杂物若干。

　　景运门值班大臣兜钦当即严讯殿内跳舞之人。此人供称名贾万海，年29岁，京郊大兴县人。再加诘问，贾万海则前言不搭后语，且嘻笑哭闹无常，似有疯疾之症。

　　七月初九日，兜钦上奏皇太后和皇帝，禀报捕捉贾万海经过及难以追讯之状，请求交刑部审讯。当日奉旨：“依议。钦此。”

　　刑部遵旨提讯贾万海，贾万海目瞪神呆，答非所问，用刑也无济于事。刑部无法审讯，饬令就医。贾万海服药近一个月，刑部堂官再审，却依然言语糊涂，无法取供。

　　刑部以为奉旨审办之案，未便搁置久悬。贾万海虽无供词，然系景运门值班大臣督率弁兵人等在太和殿内拿获，并当场搜出凶器两件，证据确凿。清律，不系宿卫应值合带兵仗之人，但持寸刀入宫殿门内者绞监候。为此，刑部于八月初九日请旨按律惩办，拟绞监候。当日奉旨：“依议。钦此。”贾万海遂被处以绞刑而死。

　　一个疯子跳舞竟跳到了金銮殿，对于这样一件使清廷十分难堪的事情，官书野史均语焉不详。由于贾万海没有留下口供，所以留下了许多不解不谜：贾万海为什么要携刀进宫？有没有同谋和主使之人？贾万海是何日由何门进宫的？是如何绕过层层关卡、躲过巡查弁兵的？又是如何潜人太和殿的？人们怀疑，贾万海究竟是真疯还是装疯？是不是值班大臣与值班章京及各有关系之人串通一气，硬将贾万海说成是疯子而开脱自己的罪责？贾万海是不是有内应？种种疑问，令人百思不解。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8 17:28

戊戌变法发生在哪一天？

　　光绪二十四年（农历戊戌年、1898年），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依靠光绪皇帝进行变法，遭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的反对。下诏变法才一百余天，慈禧太后再次发动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重新临朝听政，这就是对晚清政局颇有影响的戊戌政变。由于这是一次宫廷政变，知晓内幕者甚少，加上有关著录诸多曲述，所以关于这次政变的真相，还有不少至今未解开的谜。政变发生的日期，即是其中之一。

　　关于戊戌政变发生的日期，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说法，即八月初四日（9 月19日）政变说、初五日（9 月20日）政变说和初六日（9 月21日）政变说。翰林院侍讲恽毓鼎于清朝最后一年将所见所闻纂成《崇陵传信录》。据此书记载，戊戌年八月初四日黎明，光绪皇帝诣慈禧太后住处颐和园请安，而太后己由间道入西直门，车驾仓皇而返。慈禧太后抵光绪皇帝住的大内养心殿，尽括章疏，携之以去，怒诘说：“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光绪皇帝战栗不发一语，良久才嗫嚅着说：“我无此意。”慈禧太后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遂传懿旨，以皇帝不能理万机为辞，临朝训政，政变发生。此为初四日政变说的主要依据。作者恽毓鼎曾事光绪帝19年，“传螭头，领兰台，所居皆史职”。是书记述清宫内幕甚多，为研究清末统治集团活动的重要资料，信者不少。颇有影响的史学家李剑农所著《戊戌以后三十年政治史》即采此说。

　　与康有为至交笃谊的同乡张荫桓，戊戌政变时为户部侍郎，他被牵连获罪，流戍新疆。途中，对解差王庆保、曹景郕谈及不少变法之事，王、曹据以整理成《驿舍探幽录》刊行。此书说初五日这一天，日本前相伊藤博文在勤政殿觐见光绪皇帝时，由张荫桓带领，到班时，张向伊藤拉手；上殿时，对答词毕，又挽伊藤之袖。拉手、挽袖本为外国礼节，而此时西太后正躲在帘幕之后，这一切都被她偷听偷看了，她怀疑其中有诈。燕谷老人张鸿的小说《续孽海花》还明确描写：这天早晨，慈禧太后从颐和园住所赶回皇官，搜检光绪帝文件，当晚发生政变。台湾学者萧一山据此推断当日发生了政变。（见《戊戌政变的真相》）

　　比较流行的是初六日政变说。费行简的《慈禧传信录》、袁世凯的《戊戌日记》以及苏继祖的《清廷戊戌朝变记》等都是如此记述的。史学界的老前辈范文澜、郭沫若、胡绳等的著作都主此说。研究生房德邻的硕士论文《戊戌政变史实考辨》，挖掘了不少新材料，进一步证明政变确于初六日发生。

　　光绪皇帝亲政时有行动自由和独立处理政事的权力。这一天之后，光绪皇帝已无独立批阅奏章的权力。政变前，光绪皇帝处理政事是在大内乾清宫或颐和园仁寿殿，这一天发布的《吁恳慈恩训政诏》却规定“今日始，在便殿办事“，即在中南海仪鸾殿（今怀仁堂）随同太后办事了。这一天开始，光绪皇帝的住处也发生了变化，即由通常住的大内养心殿，搬到了涵元殿。涵元殿在名为南海的大内离宫中心赢台，这里四面皆水，有一板桥以通出入，由慈禧太后信任内监十余人监守。房德邻并且认为：初六日政变与袁世凯告密并无关系。慈禧太后得知密告是在初六夜晚，而政变在此日一早便已发生。

　　在维新过程中，光绪皇帝罢黜顽固派官僚礼部尚书怀塔布，召见握有重兵的袁世凯，引起慈禧太后的不满和惊惧。及至八月初三日，李鸿章的儿女亲家杨崇伊上密折，请太后“即日训政”，说康有为兄弟“引入内廷”，并“变更成法，斥逐老成，位置党羽”，还要将政柄拱手让与东洋前相伊藤博文，触及慈禧太后痛处，于是决定发动政变。初四日她从颐和园回宫，作了一番布置，为避免政局震荡并稳往光绪皇帝，故意放出消息说：将于初六日仍回颐和园。初六日卯初二刻，尚蒙在鼓里的光绪皇帝，按原计划准时到中和殿看祝版（礼部拟祀社稷坛秋祭文），阅毕出殿，有侍卫、太监来，称奉太后命，将他引到慈禧太后处。慈禧太后责之曰：“汝之变法维新，本予所许，但不料汝昏昧糊涂，胆大妄为，一至于此。汝自五岁入宫，继立为帝，抚养成人，以至归政，予何负于汝？而汝无福承受大业，听人播弄，如木偶然，朝中亲贵重臣，无一爱戴汝者，皆请予训政。汉大臣中虽有一二阿顺汝者，予自有法治之。”遂发动了政变，将光绪皇帝幽禁于南海瀛台涵元殿。（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9 10:24

烽火篇

◆庄是楚国将军，还是农民领袖？

　　战国时代后期，在楚国有一个名声烜赫、影响颇大的人物——庄。但是，各种史书关于他的记载十分歧异，因而使后世对庄这个历史人物的身份、事迹、评价，一直争论不休。

　　许多史书记载着庄是楚国将军。《史记。西南夷列传》说：“楚威王时，使将军庄将兵”沿着长江西征，一直打到今云南省的滇池附近，以兵威使该地属楚。正要归国向楚王报功，恰遇秦兵攻入巴、黔中郡（今四川南部和贵州东部一带），因道路阻塞，庄就在滇池自立为王，晋代堂璩撰写的《华阳国志》，所记与此略同，两书还明言，庄是“楚庄王苗裔”（即后代子孙）。《史记。索隐》更说他是“楚庄王弟”。可知庄还是一位与楚王室有着亲属关系的贵族。《荀子。议兵篇》称：“齐之田单、楚之庄、秦之卫鞅、燕之缪肌（即乐毅）”都是当时的“善用兵者”。足见庄在楚国为将，就像田单在齐、商鞅在秦、乐毅在燕一样，曾因善于攻城略地而立过大功。

　　然而另一些记载却表明，庄是楚国的农民起义领袖。《韩非子。喻老篇》记，有人向楚王谏道：“主为盗于境内”，官吏不能禁止，这是“政之乱也”。《论衡。命义篇》也说：“盗跖、庄，横行天下，聚党数千，攻夺人物，断斩人身”，真是太“无道”了。《荀子。议兵篇》指出：“庄起，楚分而为三四”；《商君书。弱民篇》并言：“庄发于内，楚分为五。”可知，同于庄的起义，楚国内部一片混乱，政权系统受到阻隔而分裂为三、四、五部分。《吕氏春秋。异用篇》、贾谊《吊屈原赋》都把庄与春秋战国间著名的奴隶起义领袖“盗跖”相提并论。《吕氏春秋。介立篇》更提到“庄之暴郢”，彼此“相暴以相杀”。高诱注：“庄，楚成王之大盗。”足见庄的农民起义队伍曾经打到楚的国都郢，在那里和楚国的统治阶级进行过殊死的战斗。

　　在史籍记载中，楚国的庄忽而是听从国王调遣的能攻善战的将军，忽而是向统治者进行武装斗争的农民起义领袖。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目前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大致有这样三种意见。

　　一、变叛说。据《荀子》和《商君书》的论述，庄农民起义发生于楚“兵殆于垂沙，唐蔑死”之后，即公元前301 年。这一年，秦、齐、韩、魏四国联合，大举攻楚，在垂沙（今河南泌阳一带）把楚军打得落花流水，主将唐蔑被杀。这就必然会加深楚国内部的危机和阶级矛盾，庄农民起义因之爆发。至于楚王遣将军庄西征至滇池，后因秦攻占黔中郡而道路阻塞，此事当在公元前281 年。据《史记。秦本纪》载，秦昭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 年），“攻楚黔中，拔之。”《后汉书》所记和《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太平御览》等书所引，遣庄的楚王都作“楚顷襄王”，正与此时的楚王相合。庄领导起义与庄将兵西征，前后正好相差20年。故《荀子》杨倞：“初为盗，后为楚将。”显然他背叛了农民阶级。

　　二、两人说。宋人王应麟所著的《困学纪闻》，在《楚庄有二》条中认为，一个庄是“楚之大盗”，与“盗跖齐名”。《韩非子》明言“庄为盗于境内”，他的身份是十分明确的；而楚王派出去西征至滇池的将军，是“楚庄王苗裔”，乃贵族统治者，“此又一庄也”。近来也有学者认为，如果“为盗”的庄与“将军”庄是同一个人，那么一定是庄在起义后投降楚王成为将军的，但历史上绝无这方面的记载。因此，说当时的楚国有两个同名的庄，比较合理。

　　三、农民领袖称王说。主张这种意见的学者认为，楚国当怀王末年至顷襄王时期，在与秦及中原诸国的战争中接连败北，丧师辱国，内外交困，国势积弱。遭遇如此困境，楚国不可能再派重兵远征至滇池等西南边地。因此，楚顷襄王遣将军庄长驱西南略地之说，当是一种错误。实际的情况应该是，庄在领导了楚国内部的农民大起义，一直打到楚都郢之后，终因敌不过楚国统治阶级的强大围剿，在不利的形势下，庄毅然率起义军向楚国统治力量薄弱的西南地区转移，到达滇池附近与当地民众结合，建立起农民政权，自立为王。王充《论衡》所说的庄为盗“横行天下”，即指此事。庄称王、建立农民政权，要比秦末陈胜，吴广称王、建立农民政权，早了70多年。

　　上述三种解释，究竟哪一说符合于历史的实际呢？杨宽先生所著《战国史》，在1955年初版时持变叛说，到1980年修订重版时又改为两人说，近年来还不断有人提出商榷。看来，庄这一历史人物的面貌，仍然是一件疑案。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9 10:26

陈涉究竟是何地人？

　　陈涉是我国封建社会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领袖。他的大泽乡揭竿而起之举，在我国农民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司马迁在《史记。陈涉世家》中记录了这次起义的全过程。可是作为这次农民大起义的领袖陈涉究竟是何地人，却众说纷纭，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目前比较流行的说法认为陈涉是阳城人。阳城即今河南登封县东南告成镇。著名学者王伯祥先生的《史记选》注为：“阳城，古城邑，汉置县，故治即今河南省登封县东南三十五里之告成镇。”这一说法主要依据唐司马贞《索隐》：“韦昭云属颍川。《地理志》云属汝南。不同者按郡县之名随代分割，盖阳城旧属汝南。”张守节《正义》云：“即河南阳城也。”《辞海》1980年版云：“古县名。春秋，郑邑，秦置县。治所在今河南登封东南告成镇。武周改名告成。唐天祐中又改名阳邑，五代唐复改名阳城，周显德中并入登封。

　　旧说秦未农民起义军领袖陈胜即本县人。“现在的中学教科书也采用此传统说法。但近年来，有人对此说法存疑。

　　王秀山同志在《光明日报》1984年3 月21日撰文认为：经河南有关考古工作者几个月调查研究考证，陈涉家乡在今河南商水扶苏村。秦末陈胜假借被秦始皇废黜的世子扶苏名义举兵，在家乡阳城陈庄修一城池（今叫扶苏城）。《史记》载：“陈胜起兵，自称公子扶苏，从人望也，盖涉筑此城。”

　　宋时的《舆地纪胜》也说：“在县西二十里，秦二世时，陈涉诈称扶苏，此城盖涉所筑。”据《商水县志》记载，秦时商水名阳城，归汝南郡辖。《大清一统志》云：“扶苏城在商水县西廿里。”今城毗邻陈庄多陈姓。出土的文物中有一印戳“夫胥司工”，字样清晰可见。专家辨析认为古代“夫”与“扶”同，“胥”与“苏”通用。“司工”即“司空”，这是秦代官名。合起来为“扶苏司空”。由此可见，陈涉当时不仅诈称公子扶苏筑城举兵，而且己刻制官名印章。还有一种说法：钱汉东同志在《语文教学通讯》1981年12期《陈涉故里考》中指出陈涉系今安徽省宿县南湖沟人。作者曾在大泽乡实地考证。当地姓陈氏者都认为陈涉是他们的祖先。在宿县东南有湖沟集，古称阳城，在浍河的南岸，位于大泽乡南约60里。陈涉、吴广等900 闾左适戍渔阳，从故地安徽的阳城应征出发，由南向北而行，中途屯大泽乡，恰遭大雨，只好住在大泽乡避雨，“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于是官逼民反，闾左们“揭竿而起”，干了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如果陈涉确实是河南阳城人，他们从河南出发去北京附近的渔阳，一路正是华北大平原，途中虽有山川河流，但不足挡道，交通还算方便。而河南阳城离大泽乡足有一千余里，古时往返不易，加上途中限期又如此之紧，根本无须绕道大泽乡。可能是后来的注家将浍河南岸的阳城与黄河南岸的阳城相混，因此以讹传讹，一直至今。大泽乡附近还有陈涉之妹陈雪花墓，也为陈涉是安徽人的说法提出证据。相传陈涉在大泽乡“首发难”后，即将其妹从安徽阳城接到大泽乡，看守大后方。

　　陈涉遇害后，她仍生活在这里，直到死后葬于此。解放前尚存一座尼姑庵，有人看护，现已拆除，但雪花墓至今仍然完好地保存着。如果陈涉是河南阳城人的话，陈涉在陈县建立张楚政权后，即使将他妹雪花从河南阳城接出来，也该让其住在陈县（今河南省淮阳县），一般不会住在大泽乡，更不用说死后葬于此了。《明一统志。中都。古迹》载有：“阳城，在宿州南，秦县，陈胜于此。”宿州即今宿县，这段史料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并恰好与今天淮地人民的传说不约而同，这就进一步证明了当地人民世代相传的说法具有一定的可靠性。

　　以上各家之说都有一定的依据，很难断言谁是谁非。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9 10:28

田横五百壮士的最后结局如何？

　　田横，狄县（今山东高青东南）人。齐国贵族，秦末从兄起兵。“齐王田广死后，田横乃代立为王，与灌婴战于赢（山东莱芜西北）下，横败走与其属五百人人居海岛”（见《元和郡县图志》）。当年这个海岛就是今天江苏连云港市云台山的田横岛，这是后人为纪念田横而起的名。

      山东境内即墨县东北海中也有个纪念田横的田横岛，有人考证田横当时人居的是此岛。故田横率部属五百人究竟逃于哪个海岛，至今还是个谜。据说追田横的汉将艾不追至艾塘湖畔，不敢过海上岛，为把田横及五百壮士困在悬居赣榆县海中郁州山海岛上，于艾塘湖泻湖口构筑起一座土城（遗址在今江苏赣榆县罗阳乡大沙村北），后人称艾不城，并改艾塘湖叫艾不湖。

　　汉高祖刘邦知田横深得民心，田横又是齐国旧贵族，居在齐地海疆岛屿上，怕他们日后乘机作乱，用武力征服不行，只好派使者去招降。田横与五百壮士商议，谢绝归汉，并要求使者替他们拜谢汉王，让他们能平平安安地做个老百姓。这时，处心积虑的汉高祖不放心，当然也不愿放过他们。于是再次派使者带着使节、诏书去海岛招收田横及500 名壮士。

      田横考虑再三，只好带两个壮士，跟随使者出海岛奔洛阳，走到离洛阳30里地，田横不愿称臣于汉，也不愿落入汉王之手，于途中自杀了。这时，汉高祖刘邦为了笼络人心，收买壮士，以安葬国王的礼节安葬了田横，这就是传说的现在河南省偃师县西的田横墓。两位忠于田横的随从也于田横墓前自杀，然而汉高祖仍不肯放过忠于田横的五百壮士，他认为他们情深义重，不能留他们于海岛，第三次派使者去骗五百壮士归汉。

      这五百壮士被骗出海岛，走在路上，听说田横已死，拜了齐王田横墓之后，便于墓前集体自杀，不少史料就是这样概述的。但据《史记》记载：五百壮土是“蹈海”死的。而许多书籍则说五百壮士是在海岛上集体自杀的，《中国历史人物辞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和《辞海》等均说：“留居海岛者闻田横死讯，也全部自杀。”

     《科学画报》1984年第8 期《“殷人东渡”考析》说：“秦末汉初，齐人后裔即有逃亡于山东海上孤岛，后来演出了‘田横五百壮士’宁死不臣服汉朝的悲壮史迹。”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说五百壮士当时并未集体自杀。依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田横之弟一直避汉居住在离田横岛不远的小鬲山里生活至老。此处三面绝壁皆百余仞、惟东南一道略能容行。由此推断那五百壮士也不会尽数自杀。

      《北京晚报》1983年8 月25日发表《田横的壮士到哪里去了》一文则指出，《史记》说田横来到洛阳便自觉耻辱，遂自杀身亡，这是事实，但田横的五百壮士集体自杀是假的，其实他们已逃走了，而且是驾舟渡过太平洋，逃到了美洲。据《三十八国游记》载，直到本世纪初，美洲大陆还有“田人墓”的遗迹，“田人墓”就是田横门人之墓。他们及其后代，曾有人回过山东。这样，五百壮士的下落牵涉到古代中西交通的问题，更增加了传奇色彩。看来对他们的结局之谜，是要下一番更大的功夫才能揭开的。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9 11:03

孙恩、卢循的水上活动与五斗米道有关吗？

　　孙恩、卢循起义，是东晋末年在南方爆发的一场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这场起义沉重地打击了魏晋以来日渐腐朽的世家大族的势力，为南朝较有作为的寒门地主登上历史舞台扫清了道路，因而在魏晋南北朝史上颇为引人注目。与中国古代历次农民起义相比，孙恩、卢循起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们的活动总是局限在长江沿岸与南方沿海地带，几乎到了离不开水的地步。人们不禁要问，孙恩、卢循起义军为什么喜欢在水面上活动？难道他们是海盗吗？

　　从历史记载来看，孙恩、卢循起义军最早与水结下不解之缘，当与他们所崇奉的宗教——五斗米道有关。五斗米道又称天师道，东汉末年以来曾多次被人用来号召、组织农民起义，而流传于东南沿海的五斗米道则与水有特别密切的关系。相传东晋末年南方五斗米道的首领是钱塘人杜子恭，他特别精于利用水中的鱼给千百里外的信徒远距离传递物品之类的法术，孙恩的叔父孙泰就是杜子恭的弟子，并在他死后继承了老师的衣钵，成为本地五斗米道的教主。东晋隆安二年（398年），孙泰聚集起数千名信徒准备乘乱起兵，不料事泄被东晋朝廷诱捕斩首，他的六个儿子也同时被杀，只有孙恩带领百余人侥幸逃到海岛上。孙泰死后，信徒们纷纷传说他是“蝉蜕登仙”了，把他的侄子孙恩当作他在人世间的代表。而孙恩也自称“征东将军”，并把他手下的人马都称作“长生人”，显然是继承了他叔父以前在五斗米道中教主的位置。在日后的起义中，孙恩、卢循及其部下一直对水怀有特殊的感情。

　　如他们喜欢把死者投入水中水葬，并且念“贺汝先登仙堂，我寻后就汝”（祝贺你先去了仙境，我过一会就跟你去）的祷语。孙恩在战败以后，选择的死亡方式就是投水，而部下及信徒们却称之为“水仙”，一时间百余人随同孙恩投水自尽。卢循也是在战败以后投水自杀的。可见在他们的教义之中，死于水中只是完成了“登仙堂”（成仙人）的过程，因而在水面上作战时，往往能够不惧死亡，奋勇争先。也正是出于这一宗教原因，孙恩、卢循在起义过程中总是偏爱在沿江沿海地区多水面的地理条件下作战。

　　不少人对宗教在农民起义中是否真的能够发挥如此重大的影响表示怀疑，认为孙恩、卢循起义的根据地长期以来一直设在东南沿海的海岛上，由此决定了起义军的活动只能以战舰往来于江海水面为主。早在孙泰被东晋王朝杀害之初，孙恩确实是因为走投无路才逃到海岛上的，但他们在岛上不仅休养了生息，而且得到了五斗米道信徒的“资给”接济，并借机于东晋隆安三年（399 年）渡海登陆，旬日之间聚集起数10万人的大军，横扫东南。从此，起义军采取的策略便是立足海岛，伺机渡海进攻。历史上他们曾经三进三出海岛，其中一次竟有20万人同时入海，可以推测平时如果没有适当的后勤准备是不可能轻易做到这一点的。而从史书记载来看，孙恩、卢循每次战事遇到挫折退入海中，东晋王朝的官兵大都停止追击，而在沿海要冲设防，力图堵截住起义军再次渡海攻击内陆。因此，退保海岛的战略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起到了保护起义军主力的作用。然而，海岛狭小、贫瘠的土地毕竟难以承受过多人口的压力，孙恩、卢循起义军也正是在这一因素的驱使之下不断地渡海再沿江沿河深入内地，以补充人力、物力的不足，并试图推翻东晋王朝的统治。

　　也许是由于孙恩、卢循起义军从一开始就频繁地往来于江海水面之上的缘故，孙恩、卢循及其部下一直长于水战而弱于陆战，这也是他们始终不敢过多地远离水面登岸上陆的原因之一。在现存的各种关于孙恩、卢循起义军的资料中，对于水战的记载明显多于陆战的记载，即便是陆战也常常有起义军的舰船以弓矢支援、掩护陆军等情况发生。孙恩在其力量达到极盛的时候，能够同时调集起“战士十余万，楼船千余艘”，溯江而上，直逼东晋都城建康。即使在孙恩战败自杀以后，由卢循率领的起义军残部仍能千里迢迢“浮海”攻占广州城，并招兵买马，分两路浮江东进，击败由刘毅率领的2 万东晋水军主力，恢复到战舰千余、兵士10万的旧观。反观其对手东晋王朝的军队，则一直避免与起义军在水上决战，而是想方设法筑栅拦水，或在关键要塞依水设置堡垒，逼孙恩、卢循的军队上岸作战。好几次起义军兵逼建康，只是因为高大的楼船逆风逆水行驶困难，加上风雨交加，给养不济或者疫病流行，才不得不主动停止了进攻。总之，东晋军队只有在陆上才能稍占上风，而孙恩、卢循率领的起义军也一直在水上占有优势。这场起义的最终失败，是由于东晋军队偷袭了已经失去了海上根据地的起义军的后方，使登岸进攻建康屡遭挫折而又疲惫不堪的卢循大军“无所归投”，仓惶之中匆忙后撤南下，结果进入东晋军主力的包围圈，被彻底击败的。从中人们不难理解到，坚持水面作战对孙恩、卢循的起义军来说是以己之长克敌之短，因而要竭力避免陆上作战。

　　孙恩、卢循起义军尽管总是在江海水面上活动，但他们前后的行动目的都是为了推翻东晋王朝，占领其首都建康。因此，他们与那种单纯以江海水面为掩护而杀人越货的海盗有本质的区别，不能简单地因为历史记载中称之为“海贼”而断定他们是海盗。但问题是他们的水上活动究竟与五斗米道有关吗？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9 11:06

黄巢最后有没有剃发为憎？

　　唐末农民起义军领袖黄巢，自起兵至失败，长达10年之久，其间曾攻占唐都长安，建立起政权。导致黄巢失败有内部叛变、战略错误等各种因素。他失败后的结局如何，至今还有不同的说法。

　　一种是正史上的记载，其说有被杀和自杀两种，前者见于《旧唐书。黄巢传》：“黄巢入泰山，徐帅时溥遣将张友与尚让之众掩捕之。至狼虎谷，巢将林言斩巢及二弟邺、揆等七人首并妻子皆送徐州”（《僖宗纪》和《时溥传》的记载同，司马光编写的《资治通鉴》也取此说）。后者见于《新唐书。黄巢传》：“巢计蹙，谓林言曰：”汝取吾首献天子，可得富贵，毋为他人利。‘言，巢甥也，不忍，巢乃自刎。“

　　另一种是当时民间传说以及好几种笔记的叙述，都认为黄巢失败后并没有死，而是脱身投入空门为僧得善终的。例如陶谷的《五代乱离记》说：“黄巢遁免，后祝发为浮屠，有诗云：”三十年前草上飞，铁衣著尽著僧衣。天津桥上无人问，独倚危栏看落晖。‘“又如邵博的《河南邵氏闻见后录》说：”唐史中和四年六月，时溥以黄巢首上行在者，伪也。东西两都父老相传，黄巢实不死，其为尚让所急，陷泰山狼虎谷，乃自髡为僧得脱，往投河南尹张全义，故巢党也。各不敢识，但作南禅寺以舍之。“

      邵博还谈到，他曾多次至南禅寺游览，见壁上画有黄巢服僧衣之像，“其状不逾中人，唯正蛇眼为异耳”；寺中“更有故写真绢本尤奇，巢题诗其上云：”犹忆当年草上飞，铁衣脱尽挂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凭栏干看落晖。‘“再如张端义的《贵耳集》说：”黄巢后为缁徒，曾住大刹，禅道为丛林推重。临入寂时，指脚下，有黄巢两字。“这几条记载基本相同。不过，也有人对此表示异议，那是南宋末年的赵与时。

      他说：所谓黄巢题诗原是取诗人元的两首《智度师》诗”窜易磔裂，合二为一“的伪作。元原诗之一为：”四十年前马上飞，功名藏尽拥缁衣。石榴园下擒生处，独自闲行独自归。“之二为：”三陷（史）思明三突围，铁衣抛尽纳禅衣。天津桥上无人识，闲凭栏干看落晖“（见《宾退录》）。但是，赵与时只是怀疑诗的不可靠，对黄巢的生死问题并无阐述。黄巢失败后为僧的记载只见于宋人，以后似未有提及，并且在今人的一些著作论述中，也未涉及此事，大多是称其为自杀。比如《隋唐史纲》、《黄巢起义考》等是这样说，而《辞海》也不例外。但是，既有离黄巢较近的宋人记述，其事毕竟可疑。这是不是出于封建统治阶级的讳避而有意把“黄巢为僧”的事抹杀呢？要弄清其真相，看来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探索。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9 11:08

李顺的结局是否被杀？

　　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均贫富”战斗口号的，是北宋川峡地区农民起义首领王小波。宋太宗淳化四年（993 年）冬，王小波在江原（今四川崇庆东南）阵亡后，起义军推举李顺为领袖，继续坚持斗争。次年春攻克成都，被推为大蜀王，建元“应运”。一面实践“均贫富”口号，一面分兵攻占北至绵州（今四川绵阳），东至巫峡之地，扩军数十万，震动整个北宋王朝。

　　宋太宗赵光义得知消息后，急派宦官王继恩等率禁军分两路人川镇压。五月，成都陷落，义军3 万人英勇战死，8 名首领被俘遇害。

　　关于李顺的最后结局，历来有以下几种说法：一、淳化五年成都陷落后被杀。据《宋史》记载：“五月丁已，西川行营破贼十万余，斩首三万级，复成都，获贼李顺。”“丙子，磔李顺党八人于凤翔市”。

　　二、宋仁宗景佑中（1035年至1036年间）在广州被捕遇难。

　　北宋著名科学家、政治家沈括在名著《梦溪笔谈》卷二十五记述说：“至景祐中，有人告李顺尚在广州，巡检使臣陈文琏捕得之，乃真李顺也，年已七十余，推验明白，囚赴阙，复按皆实。”

　　三、兵败逃匿，下落不明。

　　据南宋陆游所撰《老学庵笔记》云：“王师薄城，且城破矣，李顺忽饭僧数千人，又度其童子亦数千人，皆就府治削发衣僧衣，晡后，分东西两门出，出尽，顺亦不知所在，盖自髡而遁矣。明日，王师入城，捕得一髯士，状貌类顺。遂诛之，而实非也。”

　　以上三说何言为实，何言为虚，使人难以定论。

　　《宋史》虽为正史，但由于成书时间较晚，距李顺义军失败约近三300 年，且多有脱漏，所以不可全信。从其“复成都，获贼李顺”句看，应是抓住了李顺。但从“磔李顺党八人于凤翔市”句看，却含混其词。不知8 人中是包含李顺，还是指李顺部下8 名首领？若与沈括《笔谈》之“及败，人尚怀之，故顺得脱去三十余年始就戮”句相联系，莫非李顺于成都被俘后，在群众掩护下又设法逃脱，辗转岭南，30余年后才在广州被捕遇害？若从沈括语：“朝廷以平蜀将士功赏已行，不欲暴其事，但斩顺，赏文琏二官，閤门祗候”句推论，也说明朝廷为不失尊严，对此事极力遮掩，不愿泄露几十年后才得以杀掉真李顺这件事。另外，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也说成都城破，王师抓了一个假李顺处斩后，有一名叫张舜卿的官员向朝廷密报说：“‘臣闻顺已逸去，所献首盖非也’。

      太宗以为害诸将之功，叱出，将斩之，已而贷之，亦坐免官。”也可说明北宋朝廷确有遮掩之事。这不能不使人对李顺在淳化五年被杀产生满腹疑团。南宋人杨仲良在《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十三“李顺之变”中，有成都陷落，“顺就义”之说。但杨氏此书，是根据南宋史学家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所改编。李焘系四川人，曾在四川任地方官多年，后任朝官又主持修史多年，他熟悉当代典故，其著作对保存北宋史实有较大贡献，为何李氏《长编》不载其事？这说明杨氏之说也使人难以置信。

　　沈括治学较严谨，所处年代又与李顺史实较近，沈氏之说本应可信。但亦有人提出沈氏在《笔谈》中既然说：“文琏予尚识之”，还说“文琏家有《李顺案款》本末甚详”。但不知捕杀“真李顺”事，是沈氏风闻他言，还是听文琏亲自面语告知？《李顺案款》本末甚详，是自己亲自过目，还是捕风捉影？这些重要情节均未尽详。所以沈氏之说虽然可成一家之言，但还是难以使人确信。陆游留蜀甚久，《笔记》中记蜀中遗闻轶事颇多，尤其是记成都江渎庙壁李顺画像多条等，保存了北宋一些重要史实，如果记述属实，那么，同时之蜀人李焘书中为何不载？这正如清朝康熙时毕沅在《续资治通鉴》中发问说：“李焘以蜀人记蜀事，何以不载？”因此，在疑似之间，陆氏之说也使人产生疑义。可能由于以上原因，所以现代著名学者及有关论著对李顺之结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辞源》、《辞海》等工具书，也只好同时录用两种以上说法。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9 11:13

李顺下落不明的原因是什么？

　　宋太宗淳化四年（993 年）二月，四川爆发了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这次起义虽然在两年后就被镇压下去了，但其余波却延续了八九年时间，尤其是起义发生在北宋王朝建国后不久国力尚属强盛之际，因此，从宋代起便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当代的历史学家们，则因为他们曾经喊出了“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口号而对这次起义有特别的兴趣。然而，关于这次农民起义的两个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李顺是怎么死的，古往今来的记载与著述却一直存在着较多的分歧与争论，某些有影响的专著与通史如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等，甚至对于李顺的生死避而不谈。那么，李顺究竟是怎样死的呢？

　　长期以来，大多数史家一直认为李顺是在淳化五年（994 年）五月宋朝军队攻占成都时被捕牺牲的。此说见于《宋史。太宗本纪》，在一些宋元时期著名的笔记如《宋朝事实》、《桯史》等中都有类似的记载，因此清人毕沉的《续资治通鉴》沿用了此说，蔡美彪等许多当代史家也持同样的看法。然而，令人惊奇的是，以上诸书的记载大多只是说“获贼李顺”、“擒贼帅李顺”以及“枭李顺”、“斩李顺”之类，具体到如何斩或在何时何地斩等重要细节却都语焉不详，由此也引起了古今史家的众多推测与争论。一些人认为宋朝军队在攻占成都后不久就把捕获的李顺就地杀害了，其原因很可能是当时指挥讨伐农民起义军的宋军统帅张继恩为了独占大功。另有人推测李顺很可能在宋军攻人成都的激烈战斗中阵亡，而以后捕获并杀害的只是一个与之相似的牺牲者，因此张继恩才会匆匆就地杀害李顺，而不是将他押送京师炫耀战功。

       以上两种说法当然都不无可取之处，但多出于推测，缺乏证据确凿的原始资料的支持，难以令人信服。不少人根据《宋史。太宗本纪》以及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淳化五年五月在凤翔市斩李顺的党羽卫进、计词、吴文赏、李俊、徐师中、吴利涉以及彭荣等8 人（一说12人）的记载，推断李顺也同时被害。但“李顺党”毕竟不能代表李顺本人，要证明李顺也在其中，必须拿出更直接的证据。显然，在宋元时期众多的历史记载、特别是官方正史中，对于捕获并处决李顺这样重要的“贼首”的记录却如此简单含糊，这不禁令人怀疑其可靠性与真实性。

　　其实，早在宋代就有人提出李顺实际上是化妆逃出了成都，直到起义军被镇压后30多年，才在广州或岭南某地被发现逮捕，以70余岁的高龄被杀于狱中。按此说见于宋代著名学者沈括的《梦溪笔谈》、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以及周密等人的著述笔记之中，并且大同小异，其中沈括生活的年代距王小波，李顺起义仅仅60年左右，因而有相当大的可靠性。综合诸家之说，李顺之死的情况大致如下：在宋军攻破成都城的前一天，李顺在支持者的帮助之下剃去头发，化妆成僧人逃往岭南。

       宋仁宗景祐年间（1034—1038年）因人告发被广州巡检陈文琏捕获，后又被押送京城审明确系李顺。宋廷当局考虑到平定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将士早已授功领赏了，为了不失面子，才没有正式公布此事，而是在狱中暗暗地处死了李顺。尽管沈括曾在陈文琏处看到过这一事件的有关案档文件，陆游、周密也反复声称此事乃“推验明白”、“覆按皆实”的，但传世的大量宋代官方记录却没有类似的记载，人们仍然有理由怀疑这一说法是出于后人维妙维肖的伪造，而使沈括、陆游、周密这样的大学者也信以为真了。

　　正是因为以上二种说法都有点似是而非，因此有人提出了李顺下落不明说。据曾经参与镇压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宋朝官员刘锡的回忆：“李顺力屈势穷，藏于群寇，乱兵所害，横尸莫知，即免载于槛车，亦幸逃于枭首。”

　　（《至道圣德颂》）由此可知占领成都之时宋军确实没有捕获或杀害李顺，而史书上记载的那个被杀害的“李顺”相传是一个面有胡须、“状颇类顺”的无辜的受害者。据宋人陆游等笔记的记载，早在淳化五年五月王小波、李顺起义被镇压后不久就有一位名叫张舜卿的官员向宋太宗奏道：“闻顺已遁去，诸将所获非也。”被太宗以“平贼才数日，汝何从知之？徒欲害人功尔”为由驳回。20多年后，即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年），有人在岭南捕获了“蜀盗”李顺，押送京师。后经审讯证实，此人系广州人李延志。如果李顺真的已经被杀无疑了，为什么两宋数百年间有这么多人念念不忘地提及李顺，甚至在李顺“死后”二三十年仍在寻找并宣称捕获了真正的李顺呢？答案似乎应该是李顺当年并未被宋军擒获，而是在激战之中下落不明了。

      从历史记载来看，指挥镇压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宋军统帅张继恩是颇受宋太宗宠信的大臣，因此每当有人提及李顺可能仍然活着的时候，太宗总是很不高兴，张舜卿为此险些掉了脑袋，最后弄了个降职丢官的下场。可能从此以后，无人敢言李顺仍然下落不明这一事实，历代相沿，将错就错。也正是因此，宋代的官方纪录对李顺之死只能语焉不详，后人对此又猜测纷纷，于是造成了目前这种众说纷纭的局面。

　　无论是认为李顺于淳化五年死于成都或凤翔，还是认为死于景祐间，乃至认为李顺下落不明，其立论都带有不少猜测与想象的成份，难以得到较可靠的正史的直接证实。因此，对李顺之死采取兼容诸说，保持有疑的态度，是较为可取的。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9 11:13

方腊的出身是“富户”还是“雇工”？

　　方腊是我国民间最熟悉的历史人物之一。他所率领的起义军，攻州夺县，席卷了现在的浙江、皖南和赣东北，影响苏南，波及闽粤，是北宋末年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这位使赵宋统治者为之惧怕、威震东南半边天的农民领袖是怎样一个人呢？人们自然要探究一下他的出身和籍贯。

　　宋人陈均的《宋九朝编年备要》、刘时举的《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以及《青溪寇轨》附《容斋逸史》等书中，均说方腊“家有漆园”，但具体情况如何，没有更多的明确记载。只有曾敏行在其《独醒杂志》中，对方腊的家产和政治地位，留下了一点简短的记述：“方腊家有漆林之饶。时苏杭置造作局，岁下州县征漆千万斤，官吏科率无艺。腊又为里胥，县令不许其雇募。

　　腊数被困辱，困不胜其愤，聚众作乱。“多年来，我国史学界多据上述史料，断定方腊出身于中小地主家庭，由于深受”花石纲“征调之苦，被迫起义。对于这种方腊出身于漆园主的“富户说”：在很长时间里，人们未曾提出过异议，直到1974年《文物》杂志发表了冠绰的《关于方腊的出身和历史》一文后，方腊的出身与籍贯问题又扑朔迷离起来。

　　冠绰依据谱牒材料，首先否定了方腊出身于漆园主的“富户说”。在《桂林方氏宗谱》中收录的徐直之的《忠义彦通方公传》和刘彭寿的《宋故承信郎彦通公墓亭记》中，分别写道：“有佣人方腊者，其初歙人，来隶公家”；“有歙人名腊者，来佣于家。”由此提出方腊的出身是“佣人”。不久，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分别组织了调查组，在安徽和浙江有关地区进行实地调查，他们依靠多种传世的谱牒、碑刻和口碑材料，支持了方腊出身于“佣人”的“雇工说”。其根据很多采之于民间传说材料，或说他是“长工”，或说他是“桶匠”。他们凭藉《桂林方氏宗谱》和《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的有关记载，认为方腊根本不是“家有漆园”的“里胥”，而是“里胥”方有常、方庚家里的“佣人”、曾敏行张冠李戴地把东家的情况错按到方腊头上，证明《独醒杂志》的记载是不可信的。（安徽师大历史系《关于方腊的出身和早期革命活动》载《安徽师大学报》1975年第3 期。

　　考古研究所《方腊起义的遗迹和民间传说的调查》，载《考古》1976年第5期）

　　不同意“雇工说”，而坚持“富户说”的同志又认为，《桂林方氏宗谱》中刘彭寿撰写的《宋故承信郎彦通公墓亭记》，材料来源于元人徐直之的《忠义彦通方公传》，因而，方腊出身于“佣人”的材料只是一条孤证。因为“无论是宋代还是元代，都找不到任何旁证”说明方腊出身于“佣人”。徐直之之所以要编造这条材料，其目的是要把一个犯了“叛逆”大罪的方腊从桂林方氏族谱中开除出籍，为其宗族掩饰。同时还指出：《独醒杂志》所说方腊“家有漆园”，“又为里胥”的记载是可信的。这是由于作者的父亲曾亲自参加过镇压方腊起义的活动。曾敏行从其父那里获得第一手材料写成，此书是较可靠的。不能以《四库全书总目》的评语来否定其价值。按照宋制，里（保）正是封建统治机构中基层组织的代表，一般由上等户轮流充当。

      方有常当里正时距方腊起义仅一年多，因而不能排除在这之前方腊也有当“里胥”的可能。从史籍记载来看，北宋末南宋初的方勺、洪迈、陈均都异口同声地肯定方腊“家有漆园”，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若用距方腊起义二百多年的徐直之等人的口述来否定当事或当时人的记载，是没有充分理由的（吴泰《关于方腊评价的若干问题》，载《学术月刊》1979年第7 期。吴泰《方腊出身问题考辨》载《文史哲》1980年第6 期。李祖德《曾敏行的〈独醒杂志〉与方腊起义》载《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1 期）。

　　于是有人对方腊的出身提出了一个折衷的意见，说方腊“出身贫苦，有小片漆园，民间传说，他是桶匠”（浙江淳安县县革委会报道组《关于方腊起义》，载《文史哲》1974年第4 期）。

　　关于方腊的籍贯问题，主张方腊出身“雇工”的人依据《桂林方氏宗谱》，《柘源方氏宗谱》等记录与传说，认定方腊原籍是安徽歙县永丰乡马岭村人，后移居浙江淳安县为“佣人”，所以从谱系来说，方腊是柘源方支派，不属于桂林方支派，而持方腊出身于“富户说”的人凭籍《宋史。童贯传附方腊传》中“方腊者，睦州青溪人也，世居县堨村”等记载，认为他是今浙江省淳安县人，是桂林方的后裔，与方庚、方有常分属于桂林方的两个支派。所以，方腊杀方有常一家42口，不是杀“家里人”，认为不能以此作为断定方腊不可能是淳安桂林方而是歙县柘源方的理由。

　　辨明方腊的出身与籍贯有助于我们认识方腊起义的原因和某些史实。但由于人们对《独醒杂志》，《桂林方氏宗谱》和民间传说的史料价值的理解不同，造成了互为对立的两种说法，谁是谁非，还必须在史料的真伪上下一番功夫。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9 11:18

刘福通、韩林儿是怎样死的？

　　刘福通、韩林儿是元末农民起义中最先举义的将领，曾被北方各支红巾军尊为共主，因而一向被认为是当时最重要的两位红中军领袖。然而，关于他俩最后是如何牺牲的，历史记载却都模糊不清，后人对此猜测纷纷，颇多争议。

       史载韩林儿于至正十五年（1355年）二月在毫州（安徽毫县）正式称帝，同年十二月因元军围攻毫州不得不迁居安丰（安徽寿县）。至正十八年（1358年）五月，刘福通北上攻占了汴梁（河南开封），并迎韩林儿居之。次年八月，元军察罕帖木儿攻陷汴梁，韩林儿与刘福通不得不丢下数万名官吏、将士及其家属，匆忙逃回安丰。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盘踞南方的割据者张士诚趁红巾军北伐失败，苦战元军即将不支之际，派遣大将吕珍率军20万（一说10万），从背后袭击安丰。韩林儿不得不飞檄向朱元璋求援。朱元璋一方面考虑到不能让张士诚如此轻易地扩大地盘与势力，另一方面也想借此控制小明王韩林儿，挟天子以令诸侯来壮大自己的力量，打算派兵救援安丰。

       但谋士刘基极力反对，认为这时如果陈友谅偷袭应天（南京），朱元璋的后方会丧失殆尽。而即使没有这一威胁，如何处置被救出的韩林儿与刘福通也颇费脑筋。犹豫再三，朱元璋还是决定亲率大军救援安丰。所幸陈友谅此时去围攻南昌，朱元璋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击败了吕珍率领的张士诚军，解除了安丰之围。但韩林儿、刘福通却没能坚持到这一时刻，安丰城在援兵来到之前已被攻破，韩、刘二人的下落与生死从此成了人们争论的焦点。

　　许多人认为刘福通在安丰阵亡，韩林儿则迁都于滁州（安徽滁县）。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太祖平吴》曰：“二十三年（1363年）二月，张上诚、吕珍率众十万围刘福通于安丰，福通间道遣人求援。珍破安丰，杀刘福通，据其城。韩林儿走滁州”。张廷玉《明史》、夏燮《明通鉴》、毕沅《续资治通鉴》以及《明太祖实录》等众多史书的记载与之略同。推测当时的情形，刘福通可能力守安丰而阵亡，韩林儿则突破重围到了滁州，适逢朱元璋援兵赶到，故得以保全性命。日后朱元璋在滁州大兴土木，将韩林儿软禁于豪华的宫中。

      这样，既借张士诚之手除掉了难对付的刘福通，又能够挟天子以令诸侯，继承了红巾军的余部与地盘，朱元璋是大收实利的。到了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朱元璋几乎扫平了南北所有强大的竞争对手，韩林儿也失去了利用的价值。于是，朱元璋暗中指使部将廖永忠，以迎韩林儿入应天（南京）为名，将他溺死在瓜步的长江之中。此说流传最广，当代史家如吴晗、翦伯赞等均持此说，因而几乎成了定论。另一些人认为刘福通被杀于安丰，朱元璋救出了韩林儿并将他带回到应天。据高岱《鸿猷录》卷二《宋事本末》：“张士诚遣将吕珍率兵攻安丰，福通遣使诣建康（南京）求救，上（朱元璋）自率诸将救之。未至，吕珍攻破安丰，杀福通，据其城。三月，上至安丰，击吕珍，大破之，珍弃城走。

　　上遂以宋主韩林儿归金陵“。查继佐《罪惟录》、郎瑛《七修类稿》、陈邦瞻《元史记事本末》与之略同，谈迁《国榷》则认为韩林儿是先到滁州再与朱元璋一同去应天的。朱元璋在解了安丰之围后把韩林儿带在身边，以便随时操纵利用，这当然也不是不可能的。然而，此说认为韩林儿于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死于应天，却引起了不少人的怀疑，因为这一事实不见于正史及大多数笔记，相反韩林儿死于瓜步倒是诸书众口一同的。

       出于同样的理由，明末人钱谦益在《国初群雄事略》中力斥此说为”承小说家之讹“，当代史家也鲜有采用此说者。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刘福通、韩林儿两人是同时溺死于瓜步的，据权衡《庚申外史》载：“小明王驻兵安丰，为张士诚攻围，乘黑夜冒雨而出，居于滁州。至是（1366年），朱镇抚（朱元璋）具舟楫迎归建康。小明王与刘太保（刘福通）至瓜州渡（江苏六合东南），遇风浪掀舟没，刘太保、小明王俱亡。”吴宽《平吴录》、近人柯绍忞《新元史》以及当代史家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均采此说。从历史记载来看，韩林儿确实曾经多次在危难之际放弃都城，另觅新居。

       因此，在张士诚大兵围攻，朱元璋援兵迟迟未到的情况下，乘机突围至滁州，也是很自然的事。然而，有人指出安丰之役后刘福通就再也不见于史书记载，此时突然声称他被溺死，未免令人怀疑。以刘福通的性格与经历而言，既然他尚有能力突围而出，就不会甘于寄人篱下，刘基反对救援安丰的一个重要理由也是刘福通难以控制的，因此刘福通在安丰阵亡的可能还是较大。当然，关于刘福通究竟是死于安丰还是瓜步，争论的双方都未能拿出真正确凿无疑的证据来。

　　翻阅元明史书，对于刘福通、韩林儿之死，所有的记载几乎是寥寥数语，或意义模糊，或语焉不详。究其实，根源在于未元璋不愿过多地张扬他曾奉韩林儿为盟主这一史实，也不愿承担杀害韩林儿或刘福通的罪责，因此不惜暗中指使人掩盖甚至篡改历史。今人根据这些残缺不全，舛误与漏洞层出不穷的史料来研究历史，就难免要众说纷坛了。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9 11:29

葛成为何易名葛贤？

　　明代万历年间，朝廷派出大批宦官充当所谓“税监”、“矿监”，分别到各手工业、商业发达的城市进行敲诈勒索。一场反封建掠夺的斗争立即在全国十几个城市同时掀起。规模及影响较大的是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苏州的一次。近万人投入斗争，赶走了太监孙隆，打死了一些土棍并烧了他们的家，最后迫使统治者取消横加的各项捐税。这次苏州市民运动的首领葛成，事后改名为葛贤。“成”为什么要改为“贤”，是谁改的，为什么要这么改？

　　至今似乎还是个谜。说法大致有三：一说，是吴人给改的，同治《苏州府志》上有一处说：“吴人讳成名，改曰贤”。这“吴人”是民间还是官方，为什么对“成”名需加避讳？语焉不详。

　　二说为官方所改。朱国祯的《皇明大事记》说：“官曰成非佳兆，改为贤。”褚人获的《坚瓠集》也说：“当道以乱民不宜为诚，改为贤”。陈继儒的《吴葛将军墓碑》上，更明确提出为吴郡太守朱燮元所改，《墓碑》记载了葛成起事之后，主动投案，与太守有一段这样的对话：“成因请于太守曰：始事者成也。杀人之罪，成愿以身当之，幸毋及众也。遂请就狱。太守曰：我实不德，以致于斯。尔民何罪，壮士其无辱。成曰：为民除害，义也；杀人抵罪，法也。无义则乱，无法亦乱。成固当死，敢逃刑乎？公若不诘，请自杀也。乃自投于阶下。太守不得已而听焉。乃改其名曰贤，诚贤之也。”

　　葛成是否有上述“贤”言，“贤”行，姑且勿论；但改名者为朱太守则是指明的。

　　三说，葛成易名有一个过程，先为“咸”，后为“贤”。清代俞樾在《茶香室三钞》中指出：他读了褚人获的《坚瓠集》、朱彝尊的《静志居》以及章有谟的《景船斋杂记》等史料，一直对葛成易名问题抱有疑问。他认为：“乱民不当名成，岂当名贤乎？余疑其初名成，当道以乱民不当名成，改其名曰咸，从其形也。及后遇赦得出，吴人义之，又改其名曰贤，从其声也。

　　此虽臆说，颇似近是。“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9 11:30

奉天玉和尚是否李自成？

　　明末大顺农民军领袖李自成兵败后是否当了和尚，三百多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成了一桩悬案。前几年，湖南石门夹山发现了奉天玉和尚墓葬骨灰、砖刻《塔铭》，以及传系李自成所作的《梅花百韵》木刻版，于是奉天玉和尚成了人们热烈讨论的对象。因为能否搞清奉天玉的身分，对了解李自成是否当过和尚有着密切的关系。

　　有人认为，根据多方事实证明，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第一，根据何璘到夹山实地调查，见到一位服侍过奉天玉和尚的、口音像陕西人的70岁老和尚，他告诉何璘，奉天玉是顺治初年来寺的，并取出其画像，观之“肖似史书所记李自成的模样”。第二，李自成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你“奉天倡义大元帅”，后又称“新顺王”。自号“奉天玉”即“奉天王”加一点来隐讳的。第三，夹山新发现的《梅花百韵》木刻版中有一首《东阁梅》说，“徐听三公话政猷”，那口气与和尚迥然不同，而像皇帝听三公阁老论政。

　　第四，夹山现存的三块石碑：奉天玉弟子野拂立的“奉天玉”断碑、康熙十四年杨彝子写的《重修夹山灵泉禅院功德碑记》和道光三十年通州知州王大猷撰的《重修夹山灵泉寺碑志》，都证明“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有人还认为，李自成所以要当和尚，是为了实现联明抗清的夙愿。当时大顺军与明代统治者的矛盾已下降到第二位，与清统治者的矛盾上升到第一位，因此必须联合国内武装力量共同抗清。但李自成考虑到人川与张献忠合作，怕他“念旧恶”；与南京朱由检集团合作，则因马士英、阮大铖继续祸国殃民；只有湖南何腾蛟拥立唐王朱聿键，据西南半个中国，可以联合抗清。但与何腾蛟谈判，部队必须交何指挥，而何是唐王的宰臣，李自成自己是皇帝，这在情理上是难以接受的。同时，李自成逼死崇祯，恐唐王不谅。由此，李自成只得采取假死、隐居的做法，而由高氏和李过出面来完成他的与何腾蛟联合抗清的战略部署。

　　有人则认为，奉天玉和尚不可能是李自成。第一，何璘之说不可信，例如奉天玉画像，与史书并不一致，《明史》谓李自成“状貌狰狞”，且在崇祯十四年左目中箭，被称“瞎贼”，而那画像左目未吵，可见与李自成无关。第二，夹山现存的三块石碑，并不证明李自成终于夹山，而只能证明确有奉天玉其人。第三，《东阁梅》中“徐听三公话政猷”之句，无非按题作诗，悬拟之辞，并不指实，且李自成也未置三公。第四，李自成早已称帝，为“李万岁爷”，并“至死不去僭号”，他不隐用帝号，而用王号称“奉天玉”，也不可信。据考察，奉天玉和尚是顺治年间从四川云游到石门县夹山寺来的云游和尚，原籍和出家前的俗名都无可查考。他到夹山以后，眼见这所唐代古刹除宋朝的一口洪钟外已荡然一空，乃大发善心，沿门托钵，并得到清朝官绅的多方支持，使夹山寺在他死前已粗具规模。无论是他初来时的抛头露面、沿门托钵，还是后期的结交官府、广收门徒，都恰恰证明了这位清初老和尚不可能是“逃禅隐居”的农民军领袖李自成。

　　也有人认为，奉天玉和尚是明朝遗臣。第一，根据《弘律奉天大和尚塔铭》，奉天玉的身分与李自成不符，而与明朝遗臣相合。首先，奉天玉是清朝县官请来的和尚，一定是有名望、并与官场有关系的人；其次，《塔铭》作者刘萱，是忠于明朝的遗臣，不可能为农民领袖李自成写铭。第三，从1981年冬湖南慈利县新发现的《野拂墓碑》也可证明。碑文记载野拂“久恨权阉”、“敢逐寇林”、“方期恢复中原”，这些词句可以看出野拂是痛恨宦官的明朝武官。而野拂与奉天玉关系密切，并“事之甚谨”，可见奉天玉也是明朝遗臣。

      有人还认为，所以会出现李自成禅隐之说，是因为李自成的死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这样一位叱咤风云的农民起义领袖，虽在抗清中接连失利，但仍大军在握，怎么会突然死在不是劲敌的乡民程九伯之手？因而必然引起人们的各种猜测：同情者，不愿这位农民起义领袖的结局太惨，于是产生了李自成削发为僧、高寿善终之说；而仇恨者，则编造出神杀、崇祯索命等胡言，并为某些稗史汇编录用。

　　总之，奉天玉和尚究系何人，李自成最终是否出家，至今仍是一个谜。（谢宝耿）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9 11:31

有没有李岩其人？

　　姚雪垠在长篇小说《李自成》中所塑造的李岩的艺术形象，是一个在正面人物群雕中别具一格的典型人物。他不仅在文学作品中留下大名，史学界也为他打过不少笔墨官司。

　　关于李岩的传说流传很广，传说他参加了李自成起义军，提出了“均田免粮”和“不当差”的口号，位至中营制将军。但是，对于他的生平活动，明代各种史书的记载均有所不同。首先提到李岩的是顺治二年懒道人所著《剿闯小史》。顺治八年，蓬蒿子又著有《定鼎奇闻》。这两本书都把李岩写成是李自成手下的干将。但它们都是演义式小说，既为小说，自然是可以虚构编造的。

      但是清人计六奇看到书中对李岩的描写，竟信以为真，经过他的一番精心加工，小说中的李岩被“请”进了《明季北略》。此外，谷应泰于顺治十三年编成的《明史纪事本末》在《李自成之乱》一篇中也提到：“杞县诸生李岩为之谋主。”此后，《绥寇纪略》、《国榷》、《石匮书后集》等野史都有关于李岩的记载。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明史》，由于它记载了李岩的活动，更多的人便相信李岩的存在了。关于李岩的真伪之争，主要集中三点。争论的焦点之一是李岩的籍贯问题。一派意见认为，杞县根本没有李岩其人。康熙年间编订的《杞县志》中，编者专门写了《李公子辨》，对《明季北略》和《明史纪事本末》认为的“李岩是杞县人”的说法，进行了论驳，指责谷应泰《纪事本末》“妄行采入”“不足论”的野史，并从李岩的身世、家世和参加农民革命的经过等三方面否定李岩的存在。更有价值的是与传说中的李岩同属河南开封府的商丘人郑廉写的《豫变纪略》，该书指出：“如杞县李岩则并无其人矣。予家距杞仅百余里，知交甚夥，岂无可闻？而不幸而陷贼亦未闻贼中有李将军杞县人。

　　不知《明季遗闻》何所据而为此也。而《流寇志》诸书皆载之，不知其为乌有先生也。“少年时参加过明末十三家起义军的郑廉，居然没有听说过李岩的大名，不正说明李岩来历可疑吗？另外，清初地方志保存了大量与起义军有关的材料。参加李自成起义军的许多地主阶级知识份子，一般都有迹可寻，惟独李岩却无影无踪，下落不明。

　　肯定李岩的一派则认为：郑廉之言不可信。因为他当时只是罗汝才手下的“芝麻小官”，很可能见不到农民军中的高级将领。《杞县志》等之所以矢口否认，则是由于当时“胜者王侯，败者贼寇”的封建正统观念，使杞人不敢认李岩为同乡。今人曹贵林在《李岩述论》和《再谈李岩》等文中认为，《绥寇纪略》、《国榷》、《明季遗闻》、《明史纪事本末》、《石匮书后集》、《怀流寇始终录》、《罪惟录》、《平寇志》、《明季北略》、《后鉴》、《明史稿》、《明史》、《甲申纪事》、《鹿樵纪闻》、《爝火录》、《小腆纪年附考》等等史籍，均有李岩事迹的记载，说明李岩这个历史人物是不能轻易否定的。

　　争论焦点之二是李岩的亲属关系。肯定李岩有其人的一派认为，李岩是兵部司马李精白之子，其历史依据是《流寇志》、《明季北略》、《明史》等书都记载着这一段史实。吴伟业的《绥寇纪略》也说：“杞县举人李岩者，初名信，熹庙大司马（即兵部尚书）李精白之子也”；今人刘弢在《也评〈甲申三百年祭〉》中，在承认李岩存在的前提下，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李岩不是李精白之子，但《明季北略》中记载的“父某，进士”的说法是正确的。

　　否认李岩其人的一派指出：明兵部尚书李精白是安徽阜阳人。康熙年间编订的《阜阳县志》中，进士李祖旦对李精白家世作过一番考证。李精白确有两个儿子，次子鹤孙早死，长子孙，后改名栩，曾参与镇压河南农民起义军，崇祯十五年被起义军袁时中所杀，根本不可能去参加什么起义军。

　　争论焦点之三是“李公子是谁”。有一种说法认为李岩即李自成。他们引用顾炎武在《明季实录》中所附录的苍梧兄《西阳杂笔》：“闯贼名自成，一名炎，米脂人。”《程氏宗谱》卷三载：“程九伯于顺治元年甲申剿闯贼李延于牛迹岭下。”明末曹应昌写的《上高记旃先生书》里也提到李自成：“且闻其更名李兖，以应孩儿兑上之谣。”（见《蔬堂遗文》）“炎”“延”“充”三字读音与“岩”相同或相近，这恐怕不会是偶然的巧合吧。据此，今人顾诚等认为，早期传说中的“李公子”或李岩，往往指的是李自成。如彭时亨在《中兴制寇策》中有这样一段话：“彼所称李公子者，……据中原，吞江汉，袭三秦，凌晋跨蜀，奄有四国，如建瓴然。虽古帝王之成功，不若是速矣，则民心使然也。”另有刘尚友的《定思小记》，他在记载李自成起义时这样说：“愚民幸灾乐祸，俱言李公子至，贫人给银五两，往往如望岁焉。”

　　但清初不少史家不相信这种说法，吴伟业在《绥寇纪略》卷九写到李岩和宋献策归自成后，接着说：“自成大悦，过城不杀，因以所掠散饥民。民多归之，号为李公子仁义兵。传闻者认为自成，不知有李岩也。”计六奇在《明季北略》卷二十三说：“时此年饥旱，官府复严刑厚敛，（百姓）一闻童谣，咸望李公子至矣。第愚氓认李公子即闯王，而不知闯王乃自成也。”

　　明清的各种史籍，对于李岩的记载，时有矛盾。而史学家们又根据自己手头掌握的史书材料，各执一说，使得李岩至今还是个有争议的人物。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9 11:57

有没有红娘子其人？

　　在明末的历史上，有两个妇女的事迹行踪特别引人注目，至今还在吸引着研究者们的兴趣。一个是“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三桂之爱姬陈圆圆，另一个便是明末农民起义高级将领李岩之妻红娘子。

　　最早对红娘子作过一番研究，并认定红娘子确有其人的是郭沫若。他在1944年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引用了《明史。李自成传》中的记载：“会绳妓红娘子反，掳信，强委身焉”，说的是江湖卖艺的杂技演员红娘子造反后，看中了杞县举人李信（岩），一定要嫁给他。李岩开始放不下举人公子的身份，不肯就范，在被迫做新郎后又逃脱，被官府抓进监狱。红娘子率领杞县饥民，破杞县城，把李岩救了出来，结为夫妇，又劝李岩投奔李自成。这个故事，颇有戏剧性，因此使郭沫若一直念念不忘，想改写为历史剧。三年后，即1946年，他在《关于李岩》一文中说，《甲申三百年祭》对“关于李岩与红娘子的逸事有所叙述，颇引起读者的注意”。又经过三年，他在无名氏的《梼杌近志》和吴梅村的《鹿樵纪闻》中，发现了有关李岩与红娘子的一些记载，可惜都很简单，内容与《明史》所述中无甚出入。因此他认为，《明史》中的记载可能就是根据吴梅村等人的著作写成的。

　　解放以来的研究证明，绳妓红娘子破杞县城救李岩的故事，确实如郭沫若所言，最初见于吴伟业（梅村）的《绥寇纪略》（即《鹿樵纪闻》）。吴梅村是明清之际的大诗人，声望很高，他的《绥寇纪略》又成书较早，如此故事影响较大。稍后的戴笠的《怀陵流寇始终录》、冯苏的《见闻随笔》、毛奇龄的《后鉴录》中，都采用这一故事。有人认为《明史》中的《流贼传》系毛奇龄主稿，他根据《绥寇纪略》等书，便将这一故事写入了《明史。李自成传》。《明史》在官修史书中较受推崇，这个故事也就流传很广了。

　　明史专家谢国祯，也主张红娘子确有其人，写有《红娘子与卦子陈四》一文，引用了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中的有关红娘子的记载。在他编的《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中，收集了毛奇龄的《后鉴录》。该书称红娘子为“踏绳妓也”。上述史料，均为郭沫若当年所未见，但内容与《明史》中的记载也没有什么出入。所有这些记载，有一点是共同的：有关红娘子的事迹，都与李岩紧密相联而不可分，讲的都是红娘子破杞县城救李岩这件事。

　　前几年，学术界对历史上是否有李岩其人，进行过热烈的讨论。有的学者认为，李岩不过是某些人虚构出来的“乌有先生”。持否定说的人论证说，李岩其人其事，在他家乡河南地方史料及父老的口碑中并不存在，当年，郑廉在《豫变纪略》中，就矢口否认杞县有李岩其人。他家离杞县仅百余里，他的朋友中有许多杞县人，他本人包括其他一些被李自成部队捉去过的人，都未听说李自成部队中有个杞县的李将军。此外，康熙《杞县志》中，还专门附有一篇《李公子辨》，否认李岩是明代大学士李精白之子，否认有举人李岩的存在。据此，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认为，红娘子破杞县城救李岩出狱“绝无其事”，“这故事是一个虚构的传说”。

　　有些研究者认为，李岩虽不是李精白之子，也不是河南杞县的举人，但并不等于无其人和无其事。因为，从当时保存下来的塘报及一些在北京目击者的记载看，在李自成的农民军中，确有一个被称为“李公子”的担任都督制将军的李岩存在。但他们认为，即使李岩确有其人，而红娘子破城相救之说仍不可信。因为查乾隆《相县志》，在崇祯年间，从未发生过饥民攻破县城杀死知县的记载。此外，许多记载有李岩事迹的史籍，都不提红娘子破城劫狱之事。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较《绥寇纪略》问世早，根本不提及红娘子；彭孙贻的《平寇志》、计六奇的《明季北略》，较《绥寇纪略》成书晚，也不提红娘子，显然是有意删去的。连小说《剿闯小史》和《定鼎奇闻》中，都没有把这极好的小说材料写进书中去。

　　在《绥寇纪略》等书中，有关红娘子的身世和起事始未，都语焉不详。我们至今连她姓什么，都还不知道。仅知道她是一个“踏绳妓”，走江湖的杂技表演者。所称“红娘子”，恐系以穿红色衣为标志。这，在明末农民起义中也并非无线索可寻。

      崇祯十二年十二月，活动在山东、河南、河北的有一支地方起义军，就都头戴红唐巾。另据查继佐《国寿录》记载，李自成进京后，“忽有衣红衣一人，随数卒”到杞县进士出身的刘理顺家，说刘家有恩于他。他能“自达于李将军”，要对刘进行保护。有些研究者认为，红娘子率领的大概是一支白莲教起义军，因为身穿红衣，被称为红娘子。李岩出狱后统率的这支起义军，基本群众就是杞县一带的贫苦农民，其中骨干可能就是红娘子所领导的起义军。

　　红娘子的最后结局，同李岩一样，也是一个谜。按《永昌演义》中的说法，红娘子后来成了白莲教首领，李岩死后还见过出家当了和尚的李自成。当然，这只是小说家言，而不是历史。世上有无红娘子？只好期待专家们作出进一步的回答了。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9 11:58

谁是三元里杭英斗争的组织者？

　　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

　　因义生愤愤生勇，乡民合力强徒摧。

　　近代进步诗人张维屏的这首诗（刊《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4 册），描写的是鸦片战争中广州郊区三元里群众英勇抗击英国侵略军的壮烈场面。三元里抗英斗争是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第一仗，表现了中华儿女同仇敌汽、誓死捍卫家园的浩然正气。但是，三元里抗英斗争的组织者是谁？历来有几种说法：其一，菜农韦绍光是三元里抗英斗争的组织者。解放后的多数论著都持此说。所据是韦绍光的孙子韦祖的回忆。1951年6 月广州市人民政府民教科有人赴三元里调查，韦祖说：“本人祖父韦绍光首先发难，四处宣传、宁死不辱，大家愤起搏斗，死伤英军三四人”。1958年11月，韦祖又说：“我祖父韦绍光是耕田种菜的农民，身强力壮，练习武艺。当时英军到三元里奸淫掳掠，我祖父首先发难，由他带头，村人都奋勇参加杀敌，就在这东华里口空地，杀死英军10余人。事后，将那些英军的尸体丢进我祖父住屋旁边的猪屎坑里。我祖父还在我村及各村进行抗敌宣传，得到各村群众的热烈参加，打败了英国鬼子。”（《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本文未注出处者均见该书）

　　其二，韦绍光是发难者，但不是斗争的组织者。所据则是三元里老人李伟的回忆。他在1951年写的一篇笔记中说：英军10余人到三元里东华里，见韦绍光之妻，恣意调戏。乡人见状，忍无可忍，群愤而击之，杀死敌兵八九人，将尸弃于里口之猪屎坑里。12年后，李老又对广东文史馆的同志说：那一天正值农村的节日，韦绍光的妻子到东华里口大榕树下社坛拜神，被英军拦截调戏。韦绍光见其妻受辱而与英军搏斗，乡人遂群起助战，当场消灭了来扰敌军的大部，大战便因此展开。可见韦绍光至多是发难者，而英军调戏韦绍光新婚妻子则是斗争的导火线。

　　其三，举人何玉成才是组织者。因为梁廷楠的《夷氛闻记》卷三有这样一段话：英军“闯至泥城、西村、萧冈诸村落，大肆淫掠，奸及老妇，村民大哗。举人何玉成即柬传东北南海、番禹、增城连络诸村，各备丁壮出护”。也许柯玉成及梁廷楠都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之故，持此说的专家学者为数甚少。

　　其四，斗争是骤然兴起，无人组织，只是在斗争过程中何玉成联络各乡，组织乡民抗英的。《广东军务记》说：逆夷往三元里及萧冈各乡复行扰害，由是乡民共愤，鸣锣聚众，杀死逆夷六七人，余逆脱回。因率众而下，约数百人，乡民复鸣锣集各乡约数千人，与夷决战。见过何玉成的萧冈老人汤澄安也说：“后来又来了许多英国兵，企图报复，我乡何玉成号召大家奋起抵抗。”“杀死一个番鬼，赏十满鸡（十元）”。

　　记载三元里抗英斗争组织者的史料大抵如此。孰是孰非，请读者评议。

　　刘永福为何称其所部为黑旗军？

　　刘永福（1837～1917年），字渊亭，本名义。祖籍广东钦州（今属广西），后随父母迁徙广西上思，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爱国将领。在他漫长的戎马生涯中，无论在中法战争或中日战争中，为了抗击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他率领所部黑旗军建立了彪炳史册的赫赫战功，使侵略者闻风丧胆。那么，刘永福为什么要将自己的部队命名为黑旗军呢？对此，史家众说纷坛。归纳起来，有以下三种：其一，黑旗军原是太平军的余部，太平军分为中、东、南、西、北五营。

　　当时刘永福在北营，北营属水，所以用黑旗，因此，他所率领的部队也称黑旗军。

　　其二，据曾参加过黑旗军的老人及他们的后裔口述材料论定，说刘永福曾对别人说过自己生来很黑，又不识字，只有黑色才适合。

　　其三，刘永福曾经是上恩绿林好汉梁八的部下，梁八一贯活动在中越边境，以黑旗为号，称黑旗军。梁八死后，刘永福做了“大哥”，继续用黑旗，仍称黑旗军。

　　然而，最近读了由广西通志馆编写、广西博物馆修订的《中法战争调查资料实录》一书，据该书编者向一些黑旗军后代及家属调查，对此又有另一种说法。广西靖西县安德圩梁文生老人说：“刘二（刘永福乳名）来安德时，驻扎在北帝庙，庙中有三个神像，中间是北极玄天大帝，赤脚，左脚踏龟，右脚踏蛇；右侧是花婆神；左侧是周公，周公手拿黑旗，旗身是三角黑布，边沿镶狗牙形白布。旗上绣有北斗星，像骨牌的杂七一般。刘二仿照庙里的黑旗做旗号，就在庙里祭旗。”

　　“庙里的那面黑旗，以前每碰到蝗虫作害，乡里人就拿去治蝗虫，说它神威大，蝗虫一见它，不死即逃。”
　　这个材料与由刘永福口述，经黄海安记录，罗香林校注的《刘永福历史草》的记载不谋而合。

　　广西，是太平天国革命的摇篮。洪秀全取得了金田村起义成功，率部北伐时，广西天地会为了响应起义，纷纷组织起来。他们虽然公开都是打着太平天国农民军某部的旗号，但是并不直接接受太平天国农民军的领导。因此，1857年刘永福投军，虽几易其主，但所投部队多是这一性质的义军、民团。

　　直到1868年秋，他投奔到广西境内声势颇大的吴亚终所部，吴亚终见刘永福机智勇敢，多谋善策，为了表示对刘永福的信任，遂命令刘永福领导与指挥和他一起来投军的穷苦兄弟。吴亚终情真意挚地对刘永福说：“尔既带家，即由尔管辖，以一事权。”还命令刘永福率部前往安德圩北帝庙驻扎。经过长时间的颠沛，刘永福深知，自己之所以每每壮志难酬，就是没有一支由自己领导和指挥的部队。如今，吴亚终的决定，使自己“如愿以偿”。刘永福大喜过望、领命后，即率领前往安德圩。

　　有了一支由自己管辖的部队，总得有个名称吧。刘永福本人信神奉佛，所以当他的部队驻扎在此，他听住在这里的百姓们说，这北帝庙“很是灵验，有求必应”，特别是庙中周公像的手中拿着的那面小黑旗，更能“除邪避难”，于是刘永福决定以此旗为军旗，称自己所率部队为黑旗军。如上所述，即是《刘永福历史草》中所载的：“安德有一北帝庙，最应。公在庙前制七星黑旗一面（黑旗军之始也）”。

　　中法战争爆发，唐景崧万里请缨，初见刘永福及他所领导的黑旗军，后来他所撰写的《请缨日记》第二卷中这样写道：“旗纯黑，有‘三宣提督’军务旗，篆书‘刘’字旗，七星旗，八卦旗”。显然，“三宣提督”和“刘”字旗是刘永福因被清政府迫害，率部流亡到越南境内，帮助越南政府抗击法帝国主义侵略者，而给刘永福封了官爵后绣上去的。综上所述，无论从口碑材料及《刘永福历史草》及唐景崧的《请缨日记》所叙，都与前三种说法大相径庭。孰是孰非，尚难论断。刘永福为什么以黑旗为军旗？他所领导的部队为什么称之为黑旗军？还待专家、学者进一步探讨。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9 12:00

洪秀全是怎样死的？

　　过去许多名关太平天国史的论著，都说洪秀全是在清军逼紧时服毒自杀的，现在不少太平天国的论著则说洪秀全是病死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洪秀全之死，由于原始材料记载不一，加上曾国藩篡改史料，以假乱真，因此分歧颇多。一百多年来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者，大多认为洪秀全是“服毒自杀”的，所据史料主要有三条：一是曾国藩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奏称：“首逆洪秀全实系本年五月间，官军猛攻时，服毒而死”。另一条是曾国藩同治三年七月七日奏稿称，洪秀全“四月二十七日，因官军急攻，服毒身死，秘不发丧”。还有一条就是曾国藩刊刻的《李秀成自述》记载：“天王斯时焦急，日日烦躁，即以四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这三条材料出自当时清政府和太平天国双方的知情主将之手，因此，被史学界的大部分人当成信史。

      但当时在洪秀全身边的幼天王洪福瑱在“自述”中却说：“本年四月十九日，老大王病死了，二十四日众臣子扶我登极。”这条材料自然也无法列在信史之外。这样一来，洪秀全究竟是自杀还是病死，便成为历史之谜。尽管大部分太平天国史论著都从曾国藩及其刊刻本《李秀成自述》的说法。但都以存疑的办法，把洪福瑱、洪仁玕所记史料罗列于后。如郭廷以在《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中根据“李秀成供状及曾国藩奏报”，认为洪秀全之死“以服毒说为近真”。在罗列了洪仁玕，洪福瑱供词中关于洪秀全之死的文字之后，又说“似洪秀全系病死”。简又文在《太平天国全史》中认为洪秀全自杀是“事实”，但又对曾国藩奏稿中的内容多加批驳，如在“官军急攻”语下批驳说，在洪秀全死前三个月“曾国藩未攻城，天京外亦无战事”。

      曾国藩奏稿说，洪秀全“服毒”材料来自天王府宫婢黄氏，简又文批驳道：“其言由黄氏宫婢供，伪言也”。可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史学界对洪秀全之死实无定论。60年代初，藏在曾国藩家中达一百多年的《李秀成亲供手迹》（即《李秀成自述》）正式影印发行，其中关于洪秀全之死的原始记载，有力地证明了洪秀全是病死，并非自杀。《李秀成自述》刊刻本中有关此事的记载，是经曾国藩篡改过的。李秀成当时正在天京，对天王府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他所记洪秀全之死的材料最为后人所重视。为说明问题，现把正伪两段材料摘录如下：《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此时大概三月将尾，四月将初之候。……天王斯时已病甚重，四月二十一日而故。”

　　“此人之病，不食药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药，是以四月二十一日而亡。”曾国藩在刊刻《李秀成自述》时将上述说法篡改成：“天王斯时焦急，日日烦躁，即以四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

　　原稿和刊刻本对照，真相大白，人们历来所据信史系曾国藩所伪造，而李秀成“亲供”原稿则明明白白记载了洪秀全因病而死。再和其他原始记载对照，洪秀全病死更可确信无疑。上述《洪福瑱自述》明确记载“本年四月十九日，老天王病死了”。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五月初六日条也记有：“闻探报禀称，逆首洪秀全已于四月二十八日病死（彼中之四月二十日）”。当时清、太双方记载是一致的。洪仁玕虽然不在天京，但他在湖州和幼天王会师，自然要谈到洪秀全去世情况，所以他在“自述”中关于洪秀全之死的记述，也为史学界所重视。

      但《洪仁玕自述》前半部分说：“至今年四月十九，我主老天王卧病二旬升天。”后半部分又说：“天王之自杀，更令全局混乱”。这个自相矛盾的记载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不得而知，不过，《洪仁玕自述》前半部分，即病死说是出自洪仁玕供词原稿，而后半部分，即自杀说，出自英译本，原稿己失，无法查证。但英、中两次翻译受《李秀成自述》刊物本之影响，并不是不可能的。人们也许会问，曾国藩为什么一定要篡改《李秀成自述》中关于洪秀全之死的说法呢？这是因为，湘军攻破南京之后，曾国藩在安庆给清廷的一个奏折中已经说过洪秀全是“官军猛攻时，服毒而死”的。而在他到达南京之后，又于七月初四日亲自拟写了七月初七日的奏稿；并在奏稿中重申了洪秀全因“官军急攻，眼毒身死”。

      这两个奏稿都是在曾国藩看完李秀成亲供前写成的。曾国藩看到李秀成亲供有关洪秀全之死记载和奏稿截然不同，他在把亲供抄送军机处时，把这些文字给篡改了，当不难理解。至于曾国藩两次谎报军情，罗尔纲和周村合写的《洪秀全论》说：“洪秀全因天京缺粮，久吃甜露充饥，致病发逝世。”并在注中说：“曾国藩刻本《李秀成供》所说洪秀全因被围急自杀死，乃是曾国藩为着要向清廷报功而盗改的。”由于《李秀成亲供》影印出版，曾国藩篡改史料骗局被揭穿，洪秀全死因之谜已初步解开，近年来有关太平天国史论著，大多改变了“自杀”说的看法。当然也还有一些同志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9 12:36

◆“干王书谕”是真迹还是赝品？

　　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早年执教于村学。参加革命后，一度总理天国朝政并出任文衡正总裁。他喜爱舞文弄墨，擅写大字，由于战乱，其手迹传世者极少。洪仁玕曾亲笔手书“福”字，镌于天京干王府照壁上。清军攻陷天京后，此碑毁于战火，今存两份拓本传世，一份藏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院，一份藏国内。

　　洪仁玕未赴天京前，避居于香港永安村永培书室。他在永培书室墙壁上手书了“龙凤福禄寿”五个大字。“龙”“凤”两字高约182 厘米，“福”“禄”“寿”三字高约120 厘米。

　　罗尔纲先生对这五个字和“福”字碑进行了考证，认为二者笔迹一致、风格相同，确为洪仁玕手书真迹。

　　1973年，王庆成先生在《文物》第12期撰《洪仁玕手书“干王书谕”跋》，将“干王书谕”与上述两件洪仁玕手迹对照，发现笔迹风格一致，认为“干王书谕”是洪仁玕的真迹。此说为《太平天国》、《近代中国史稿》等著作采用。

　　“干王书谕”大笔直书“磨炼风霜存骨相”七字，分为两行，右行四字，左行三字。题首书“御赐金笔干王书谕”八字，八字下端钤“御赐熙载延祺”篆书阳文朱印一方。“相”字下端书写收藏者题识，曰：“此联为洪秀全书赐其从弟仁玕者，文虽割截而笔势豪迈，亦可想见当年驰骋之概。丁丑晚春，吾友冯君山岑出此相质，云得自农家。为题数语，亦史料也。老莱居士汪恩书雨窗并记”。未端铃“汪恩”便章三枚（见牟安世《太平天国》）。

　　俞丁对汪恩所藏“干王书谕”进行了考证，发表《“干王书谕”考伪》一文（载《江海学刊》1982年第2 期），认为将“干王书谕”与洪仁玕手书真迹相对照，笔迹风格均不相同，“正证明‘干王书谕’纯属伪造品”。

　　俞文考证，“干王书谕”“磨”字中“口”字上下左右不对称，而真迹“福”字中“口”字能把握住字的重心，显得刚劲有力。“干王书谕”中“凤”字第三笔用的是带笔内勾，显得极为平常，而真迹中“凤”字第三笔为竖弯上勾，写得活泼潇洒。又，“干王书谕”中“存”字里的“子”，其坚笔在底端无顿笔，竖勾成圆勾状，而真迹中“禄”字里的竖左勾，竖笔笔锋在底端有顿，出锋成勾，竖勾鲜明。从对照结果看，笔迹不同，风格也有异。

　　有人曾将“干王书谕”与洪仁玕“福”字碑拓本及“龙凤福禄寿”拓本三件，未加任何说明，同时提交公安部门作笔迹鉴定。鉴定结果，认为“福”字碑与“龙凤福禄寿”为一人笔迹，“干王书谕”为另一人笔迹。鉴定结果与俞丁对笔迹的考证相同。

　　文物部门的有关同志及俞丁同志曾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干王书谕”原件，竟然清楚地看到“磨炼风霜存骨相”七个字，“字字都有描绘的痕迹，笔划的周围，显露着描绘线条。描绘线条的笔迹，与线条内的墨迹，浓淡分明，足见这不是一气呵成而是用二次写成的笔迹。”有的同志说，描绘的线条似为铅笔勾勒。如果观察不误，则作伪的年代尚不久远。

　　据汪恩题识说，此件系好友冯山岑“得自农家”。汪恩、冯山岑为何许人，今己难考。但从题识可以肯定，收藏者汪恩不请太平天国史实与典制。汪恩据题首“御赐金笔干王书谕”八字，认为“此联为洪秀全书赐其从弟仁玕者”。其实，所谓“御赐金笔”乃是天王洪秀全御赐给干王洪仁玕的金笔。洪仁玕曾作《题御赐金笔》诗两首并记其事说：“本军师洪忝列宗演，荷蒙真圣主暨救世幼主恩遇之隆，赐以金笔龙袍靴鞋出帅”（《钦定军次实录》）。“御赐金笔于王书谕”八字意为干王用天王御赐金笔手书谕文，而不是天王洪秀全御赐给干王的手书谕文。太平天国制度，天王文告称诏、称旨，天王、幼天王以下称谕。

　　题首朱印“御赐熙载延祺”，按制度，应钤于“御赐金笔干王书谕”八字上端。“于王书谕”将朱印钤于八字下端，此印当是不明太平天国典制的人所钤，而非身居天国要职的干王所钤。

　　针对“干王书谕”中的破绽，俞文说：“这是汪恩为了故意提高这份赝品的身价，不顾常识地编造了一个自欺欺人的骗局。”

　　作伪者是不是汪恩？目前尚无证据。令人生疑的是，此联何以在题首载明为“干王书谕”，而题识中却说成是“洪秀全书赐其从弟仁玕”呢？如果此联确为赝品，作伪者的目的在于牟利，对于作伪者来说，伪造“干王书谕”或“天王书谕”，其价值是一样的，此联何以出现如此明显的破绽呢？“御赐金笔干王书谕”八字如系作伪者拟就，拟文者不明文理，岂非大谬？笔迹鉴定固然有一定根据，但同一个人，由于情绪、环境、年龄、健康、笔墨等若干原因，书写笔迹与风格出现差异，亦是在情理之中。

　　“干王书谕”的来龙去脉尚未弄清，究竟是真迹还是赝品？看来一时还难下断论。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9 12:40

冯云山是战死于蓑衣渡吗？

　　1984年夏天，广西全州县郊蓑衣渡竖立了太平天国南王冯云山纪念碑。碑的上部雕塑着一代英杰冯云山的头像，正面刻有“太平天国南王冯云山殉难处”12个苍劲有力的大字。

　　冯云山是参与太平天国永安建制后，北上途中殒命的。对于他的死事、过程和地点，一百多年来就有不同说法。

　　当时隶属于前军萧朝贵部的圣兵李秀成，后来追忆说：“攻破全州之后，南王在全州阵亡，计议即下道州。”（《李秀成自述》）

　　起义7 年后来到天京，担任“总理朝政”任务的洪仁玕也说：“攻荃（全）州之下，南王冯云山中炮升天“（《洪仁玕自述》），出自太平天国后期领导人文献，虽颇简洁，但确证南王死在全州境内无疑。即在攻打全州或攻占后牺牲的。

　　在此期间的清方记载，亦有称冯云山是在进攻全州城时战死的。张德坚据采访整理的《贼情汇纂》记：“壬子四月，攻扑全州，都司武朝显以劲兵四百，与贼大小十数战，更率百姓登啤，以热桐油稀饭浇之，十日之内，毙贼无算，云山亦死乱军中。”苏凤文《平桂纪略》记太平军攻打全州，“十六日火发，崩塌城垣二丈余，贼蚁附登，愤城中固守，贼党冯云山毙于炮，屠杀甚惨。”以上所说均认为在攻克全州城前夕，冯云山已战死了，所以后人多有以此为据，如民国《桂平县志》：“陷全州时，云山中炮死”。戴逸《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亦有“南王冯云山中炮牺牲”之说。这样的提法在60年代颇为通行。

　　另一种说法是冯云山在蓑衣渡战死。解放前出版的许多史书均采纳此说。著名者如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华冈《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等。此说最初见于郭嵩焘、左宗棠所撰的《江忠源行状》：“公令所部于全州下游蓑衣渡伐木作堰，连营西岸力扼之；贼党来斗，以悍贼护船，更番迭进，鏖战两昼夜，贼渠冯云山中炮死。”清人笔记野史和民初所撰《清史列传》、《清史稿》亦从其说。

       1879年（清光绪五年）日人曾根俊虎《粤军志》即据此改写：全州“城遂陷，城中伏尸成冈，流血染地，逃走者皆顺流而趋长沙；南王冯云山追之。时浙江知县江忠源督兵堵蓑衣渡，苦战两昼夜，遂击杀云山等。”刘成禹《太平天国战史》即从此说。无可置疑，蓑衣渡之战，使太平军造成重大损失，但江忠源本人实不知此情，他后来说，“鏖战两昼夜，夺获贼船三百余只，贼之精悍若无几矣”（《江忠烈公遗集。答刘霞仙》）。所以《清文宗实录》、《咸丰东华实录》等官书亦未见有蓑衣渡冯云山战死记载。民国《全县志》也没有把冯云山死事写进蓑衣渡战役。

　　此说在解放后多为“全州战死”论所代替。近年又有根据李秀成、洪仁玕所称，认为冯云山系在全州占领后中炮牺牲。他们说冯云山不是在攻打全州时中炮的，“南王牺牲于克城之后的战事，而且战场在全州境内，这只能在蓑衣渡会战”，“可见，南王在蓑衣渡中炮殒命”（崔之清《太平军全州战役新证》，载《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2 期）。

　　冯云山究竟是否在蓑衣渡战死？1942年，史学家简又文曾到全州城内外及蓑衣渡采访，认为冯云山先在全州城外受伤：“然据吾人采访所得，则地方人士交口传言，金谓当时致祸之由，实因城上守军先开炮轰中南王冯云山，于是惹起大祸”，在全州攻占后，南王实已负伤，而后行至蓑衣渡，与清军鏖战，“在危急中，南王亦被舁上岸，”“舁至东岸，竟一瞑不起，先作国殇矣”（《太平天国广西首义史》）。简又文称其说采自故老目睹，“故全州几位深识掌故者（如新《全县志》主编王竹斋先生等）均相信南王先在全州城外受炮伤而后在蓑衣渡去世。”并称当时所谓在蓑衣渡牺牲事，因全州官员均“殉节，无一人留下报功”，“在当时戎马仓皇真相不明之际，也许就连江忠源本人亦未知道南王先在全州城中炮受伤，而确信是在蓑衣渡被已之伏军所轰毙。”简又文认为经过就地调查，致使90年沉积的模糊史案，足可真相大白了。

       罗尔纲亦表示赞同他的看法。建国后，广西史学界对蓑衣渡战事作了调查，提出当时发生战争的地点，不是在水波平静的蓑衣渡，而是在江狭地险的水塘湾，此地在蓑衣渡北面三里许，江忠源团练就埋伏在附近狮子山一带。广西师院历史系的《金田起义》说冯云山率后军，在全州城北“经过柳山尾时，盘踞在城内西北角凤凰山上的清军，突然向太平军打炮，冯云山中弹负伤”。太平军在水塘湾中伏后，“南王冯云山带伤协同天王指挥战斗，在蓑衣渡北边的泻母岭上架炮轰击敌人”，“南王冯云山伤势恶化，不幸壮烈牺牲。”

      据调查，当地群众传述了冯云山牺牲详情：“太平军破全州城后，向湖南进军是走水路的。当时水塘湾西岸驻有清兵，清兵用大木桩栏河。太平军的东西多是用船来运，共有几百只船，都是装得满满的。到蓑衣渡时，被官兵放炮把船打破了，走不过去，便丢了船。南王上岸带队与清兵打仗，打了半天，在水塘湾受伤死了。”（《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近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知识手册》（中华书局版），《中国近代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版）和田原的《洪秀全传》均从此说。

　　冯云山死事，距今不过130 余年，却有各种说法，最后的定论，还有待继续深入的考察和确证。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9 12:48

◆《李秀成自述》的真相如何？

　　《李秀成自述》，是评价李秀成功过之关键，众所周知，弄虚作假，冒功请赏，此乃清朝官吏的惯例。故1864年《李秀成自述》曾国藩刻本问世以来，人们就对其真实性提出种种怀疑：呤唎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说：“1852年，在太平军占领雨京以前，满清官方即已捏造了一篇他们名为《天德供状》的文件，伪托是叛军领袖的供状，谎称他们俘获了这个领袖。《忠王自述》很可能也是同样靠不住的。这篇文件或为某个著名的俘虏所伪造（他可能因此而得赦免），或为两江总督曾国藩的狡猾幕僚所伪造。”

　　此后，随着《李秀成自述》各种不同版本的出现，人们围绕其真伪问题，提出不同的看法。1944年，罗尔纲根据广西通志馆从湖南湘乡曾国藩后人家中抄录来的《李秀成自述》原稿的抄本及拍摄来的《李秀成自述》原稿的一部分照片，从笔迹、语汇、用词、语气、内容等方面作出鉴定，认定“曾国藩后人家藏的《李秀成自述》确是李秀成亲笔”。1956年，有同志以司法部法医研究所研究笔迹的专家审定为依据，提出曾氏后人所存的《李秀成自述》乃“曾国藩所伪造”。正当讨论深入之时，曾氏后人在台湾世界书局影印出版《李秀成自述》原稿了。不久，戚本禹的奇文《评李秀成自述》，《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出笼了。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又降临，学术界笼罩了“万马齐暗”的黑云。但它终究不能挡住太阳的光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学术界带来了春天的气息。围绕着《李秀成自述》的真伪问题，又展开了一场更为热烈的争鸣。

　　1979和1984年荣孟源两次撰文断定：“《李秀成自述》不是李秀成的真迹，而是曾国藩修改后重抄的冒牌货。”其理由如下：一、李秀成写了9 天，每天之间应有间隔，全文应有8 个间隔。今所见《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文字相连，看不出每天的间隔，显然是曾国藩派人把李秀成每天所写的真迹汇抄在一起的。二、写供人李秀成，删改人曾国藩、赵烈文，三方面的材料都说明李秀成真迹应是5 万余字，而今留下的《李秀成自述》只有36000 多字，这明显地说明是被曾国藩动过手脚的。三、《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从第1 页到40页，书口均写有页码，整整齐齐，并无差错，这就说明并非李秀成的真迹，而是曾国藩删节后的抄件。四、《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中出现的“上帝”、“天王”多数并不抬头；凡“清”字均不讳，而把不该讳的“青”字写成“青”。这些，显然是违背了太平天国严格的书写规定和避讳制度。

　　针对荣孟源的看法，陈旭麓认为：“《李秀成自述》是李秀成的亲笔。”他说，我们不可能设想当时的李秀成好像后来的作家一样，有一个每天分节写出的章节安排；字句的款讳问题，这是李秀成的有时疏忽，又回到早年的写法，犯了讳，也并不奇怪；《李秀成自述》原稿如果是假的，曾国藩为什么要把这个假东西当作宝贝传之后代呢？为什么他的第四代曾孙曾约农还要把这个易招物议的假东西公之于世呢？

　　此外，还有人断言：《李秀成自述》不但是李的真迹，而且是完整无缺的。即曾国藩对他只有删改，并未撕毁；至于《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最末一句话“实我不知知也，如知”，这说明李秀成已经“彻肠彻肚”，实在无话再说了，对此断言，罗尔纲明确表示：不敢苟同。罗尔纲说：“一看‘如知’两字，谁都知道连一个句子还没有写完，必有下文，断不能到此止步。”

　　“查现存原稿影印本最后一页是第74页，全页写满，最末一行，最后一句说：‘实我不知知也，如知’，纸已写尽，文章未完，所以面对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大家都认为必有撕毁。”罗尔纲又指出：今天所见的曾家影印出版的《李秀成自述》并不是完整无缺的；其74页以后，肯定是被曾国藩撕毁了，并不是冒牌货，而是真的李秀成亲笔写的。

　　《李秀成自述》真伪之争，不仅国内争论热烈，在国际上也引起不少人的关注。1978年4 月8 日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坦率地对《李秀成自述》的真实性提出了看法。他说：“如果像曾国藩这样一个肆无忌惮的卖国贼官吏竟然会不去充分利用被俘的李秀成来进一步达到满清的目的，这是绝对不可思议的。他可以先鼓励李写下他本人的历史，然后再通过他的专家在同样的纸张，以同样的文风，添加上有害于太平天国事业的东西。之后，在显示他本人宽宏大量的同时，对全部东西加以编辑剪裁。”又说：“由于自首书是经过篡改的，所以，曾国藩对它的完全显得异常的神经过敏。他曾命令其家属不得给他人看这份自首书。我曾亲自在上海听见过他的孙子说过这件事。”

　　而台湾出版的《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的英译本译者、伦敦大学柯文南则说：我相信我们今天所能细查的《李秀成自述》的确是他亲手写的，而看不出什么重要的、决定性的遗漏。

　　《李秀成自述》真伪之争己近半个世纪，至今仍是真伪难辨。若能对下列的一些问题作出一个圆满的答案，那对《李秀成自述》真伪之谜的揭晓，肯定是大有益的。

　　早在抗日战争之前，史学家陈寅恪、孟森曾以委婉的言词希望曾家后人及时发表李秀成亲笔的《李秀成自述》，为什么当时曾家后人并不理会？1944年，曾家后人只是勉强答应广西通志馆可派人前往抄录李秀成亲笔的《李秀成自述》，为什么到了1962年，曾家后人才“落落大方”地让它在台湾影印出版？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9 13:00

东西捻军于何时间地分军？

　　太平天国起义时期，捻军是纵横于中原的一支劲旅。1864年，天京沦陷，太平军部与捻军结为一体，在豫南地区进行整顿与改编，组成了以赖文光、张宗禹、任化邦等为首的一支新捻军。

　　由于太平天国失败，全国农民起义力量失去了中心，西北、西南等少数民族起义虽然此起彼伏，但彼此隔绝、孤立无援。满、汉地主阶级沆瀣一气，加紧围剿新捻军，新捻军的活动愈益艰难。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1865年至1866年，由赖文光和张宗禹分别率领，新捻军曾两次分军又两次会合。

　　1866年秋，新捻军从山东返回河南。赖文光“恐独立难持，孤立难久”（《太平天国》丛刊第2 册），决定派张宗禹、张禹爵等率领一部分新捻军往陕西、甘肃联合当地抗清回民起义军，以为犄角之势。新捻军由此分军两部：由张宗禹、张禹爵率领向西北进军的一部称为西捻军，由赖文光、任化邦率领转战于中原的一部称为东捻军。

　　新捻军分为东、西两军是捻军史上的一件大事。东、西捻军于何时何地分军？据现在见到的资料，大约有三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同治五年九月十三日（1866年10月21日）在河南中牟分军。《淮军平捻记》说：“贼首张总愚、任柱、赖汶洸分道各窜，遂为东西二股，世号东捻、西捻”，“张总愚率股自中牟窜许、陕，经灵、阌入秦是为西捻；而任柱、赖汶洸一股复由豫回窜东境，是为东捻，二股自此遂分”。

　　时河南巡抚李鹤年向清政府奏报，也称在中牟分军：“逆捻自中牟南窜，旋分两股：东股任、赖等逆由陈留、兰仪、考城窜向东北，扰及金乡以南；西股张逆南窜许州”（《剿平捻匪方略》）。李鹤年是同捻军交战的豫军头目，他的奏报应较为可信。直录总督刘长佑在《捻匪东西分窜片》奏报中与李鹤年所奏相同。此外，又有《豫军纪略》等记载可作旁征。

　　一种说法是同治五年九月十五日（1866年10月23日）在河南许州（今许昌）分军。这种说法主要见于当时负责镇压捻军的清朝钦差大臣曾国藩的信函。曾国藩《复刘子恕太守》记：“不料贼至许州等处，分为两股：张逆则由禹州西窜汝、洛，任、赖则由鄢陵东窜曹、考。”在另一通《复李幼泉副郎》函中，曾国藩据各处探报，亦记在许州分军。同治五年十月十三日，曾国藩在《汇报近日军情折》中说：“窃捻逆全股，由山东曹州窜回预境杞县、扶沟等处，臣于九月十三日驰奏在案。维时尚不知贼分两股之说”（《曾国藩全集。奏稿》二十五卷），此折中又提到捻军“攻扑许州”。据此，捻军分军在“杞县、扶沟等处”，但是此折并没有排斥在许州分军。

　　曾国藩于1865年5 月被清政府任命为剿捻的总头目，奉命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曾国藩四布坐探，情报灵通，他对于他的主要敌手捻军的行踪，尤其是捻军分军这样一件大事是不可能不清楚的。

　　另一种说法是在同治五年九月十二日（1866年10月20日）于河南陈留、杞县分军。这种说法主要见于《湘军志》、《湘军记》等史料。曾国藩在奏稿中也曾提到在杞县分军。《太平天国史事日志》明确记载：1866年10月20日（阴历九月十二日），“捻在河南陈留、杞县复分为二支”。《清史稿》记河南巡抚李鹤年曾“亲赴陈留、杞督战”，但没有提到捻军在陈留、杞县分军。

　　由此看来，分军时间三说为：同治五年九月十二日；九月十三日；九月十五日。分军地点三说为：河南中牟、许州，陈留、杞县、扶沟等处，其资料来源均较可靠。有的同志以为，捻军分军是一件大事，似不可能商定将某天作为分军日，或在某天迅将军队一分为二，所以分军时间可能在九月十二日到九月十五日。关于分军的地点，由于新捻军主要采用流动作战方式，忽来忽去，飘泊不定，因此分军不一定有具体地点，也不一定局限于某地作为分军地点。从地图上看，许州、中牟、陈留、杞县四地构成一个三角地带，分军有可能是在这三角地带流动作战中完成的。但这仅仅是一种推测。

　　新捻军分为东、西捻军是战略上的失策。东、西捻军分军后，不仅未能互为犄角、相互支援，反而削弱了捻军的力量。东、西捻军被迫在两个战场上分别对清军作战，势孤力单，给敌人造成了各个击破的机会。新捻军分军是捻军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由于资料记载不一，捻军究竟于何时何地分军还是一个悬案。

　　石达开在大渡河畔写的信是给谁的？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分兵出走之后坚持进图四川、自立一国，结果在大渡河畔被清军与土司紧紧围困，成为釜中之鱼。石达开率部左冲右突，未能血战脱脸。于无可奈何之际，石达开命军师曹伟人给清军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窃思求荣而事二主，忠臣不为；舍命以全三军，义士必作”（《太平天国文书汇编》），要求清军赦免他的部下。信写成后，用箭射人驻守在大渡河对岸的清四川重庆镇总兵唐友耕军营中。关于这封信的收信人，有人说是重庆镇总兵唐友耕，有人说是四川总督骆秉章。

　　1908年，唐友耕的儿子唐鸿学为其父所编《唐公年谱》问行于世。年谱中附录了石达开的信，说这封信是石达开写给唐友耕的，也就是说石达开是向唐友耕乞降的。

　　关于石达开写信给唐友耕的事，《纪石达开被擒就死事》一文记载最为详细。文中说，石达开于“四月二十三日，以书射达北岸唐友耕营”，“唐得书，不敢奏亦不敢报。石军不得覆”。根据此说，唐友耕收得石达开信后，隐匿不报，也未给予石达开回复。

　　1935年，四川沪定西沙河坝农民高某在紫打地偶然发现石达开函稿三通。其中一通在《农报》发表，标题作《致四川总督骆秉章书》，收信人是骆秉章，而不是唐友耕。

　　1937年，萧一山撰《翼王石达开致清重庆镇总兵唐友耕真柬伪书跋》，认为《农报》发表的《致四川总督骆秉章书》是错误的。他说，他在成都黄某家中曾亲见致唐友耕“真柬伪书”一通，系用翼王所遗之柬帖转抄的。萧一山断定《唐公年谱》附录的石达开信函是可靠的，该信确是石达开写给唐友耕的。《广东文物》从萧一山的说法，载有《石达开致唐友耕书》著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种《太平天国》所辑此信据《广东文物》排印，故而唐友耕为收信人的说法流传较广。

　　简又文先生认为紫打地农民高某发现的“三遗函，其致王千户与致唐友耕两通，……可认为真品”，说法与萧一山不同，但认为石达开致唐友耕信是可靠的，“致唐函更见之《唐公年谱》，尤为可信”（《太平天国全史》中册）。罗尔纲先生对石达开写信给唐友耕一事十分怀疑。他认为唐鸿学将原收信人骆秉章盗改为唐友耕，其意图是要为其父脸上贴金。

　　石达开信中说：“惟是阁下为清大臣，肩蜀巨任，志果推诚纳众，心实以信服人，不蓄诈虞，能依请约，即冀飞缄先覆，并望贲驾遥临，以便调停，庶免贻误，否则阁下迟行有待，我军久驻无粮……”（《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罗尔纲指出，石达开信中“肩蜀巨任”的话，应是对身为四川总督、担负四川全省重任的骆秉章说的，而不是对只管重庆一镇的绿营兵唐友耕说的。太平天国己未九年，李永和、蓝大顺在云南昭通府起义。时唐友耕为起义军中的一个小头目，后降清。以唐友耕的身份和地位，石达开是不会写信向他请求赦免三军将士的，何况唐友耕也没有这么大的权力。

       唐鸿学知此有破绽，故将“肩蜀巨任”改为“当得巨任”。石达开对唐友耕的来龙去脉一清二楚，石在信中怎么会称唐为清朝大臣呢？石达开说“并望贲驾遥临”，此话显然是对远在成都的四川总督骆秉章说的，而不是对隔河相望的唐友耕说的。唐鸿学将原信改为“拜望台驾近临”。又，石达开信中还有“阁下如能依书附奏清主“的话，而当时总兵是不能直接向皇帝上奏的。以上种种破绽，可以证明此信是写给骆秉章的。

　　1945年，都履和据李左泉《石达开涐江被困记》整理修校而成《翼王石达开涐江被困死难纪实》，其中附录有石达开的信。李左泉文系根据土千户王应元幕僚许亮儒遗著《擒石野史》笔记润色重编，来源可靠。

　　罗尔纲认为，《农报》所载高某发现的钞本及都履和《翼王石达开涐江被困死难纪实》附录的石达开信函是真实的，是未经唐鸿学篡改过的。石达开这封信的收信人应是骆秉章而不是唐友耕。

　　奇怪的是，石达开这封极为重要的信，当时骆秉章、唐友耕在公私文件中均未提及。加之信末署“太平天国癸亥十三年五月初九日”，此时石达开已成阶下囚，正在解往成都的途中，显然与史实不符。有人认为，石达开的这封信可能是伪造的。

　　王庆成撰《石达开大渡河覆败事实》认为，石达开这封信来源于多方面，“表现了它不可能出于某一人的伪造”。王先生经过周密考证，说：“尽管骆秉章、唐友耕等人的公私文件中从未提到此事，但可以相信，他们得到了这封信”。（《石达开论集》）石信中要求“赏驾遥临，以便调停”，骆秉章委派四川布政使刘蓉亲临前线，即是对于这一要求事实上的回答。唐友耕收石信后隐匿不报的说法看来不确。清方不但收到了石达开的信，并且利用了石的要求与愿望设密计对石进行诱降。因为所设密计太不光彩，所以俘获石达开以后，骆秉章、唐友耕之流需要否认这件事的存在，因而对石达开信函的内容不能不讳莫如深或者语焉不详了。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9 13:03

太平天国失败后有多少人流亡海外？

　　太平天国史学者罗尔纲教授曾说，天京沦陷后，太平军中人多有走避海外的。那么有哪些人出奔、安居海外呢？这里说的海外，泛指香港、澳门以及南亚、美国等地，当时都是清政府鞭长莫及的地方。

　　香港因毗连广东，是太平军将士出亡海外理想的落脚点和桥头堡。早在天京内辽后，洪秀全的大舅子，能文善武的赖汉英，目睹同室操戈，心灰意冷，从南京溜出，在香港寄居多年，本世纪初始返回家乡。此说虽有传奇色彩，不足为信。但天京沦陷后，有些太平天国人物匿居香港却是事实。现在有本本在案的，是曾担任水军司令官的森王侯裕田，他以开设金成泰店为掩护，暗运军火粮食接济太平军漳州余部，后来和另一个匿居香港的毛王某先后被引渡到广州杀害。据简又文调查，洪秀全的三个本家侄子也避难香港：琅王洪魁元以铲磨剪刀掩护；琅王洪绍允初以贩卖咸鱼为业，后来当上了警察，继又在九龙红砌开设广济堂药店；瑛王洪春魁，逃到香港后改名为洪和，自卖身为猪仔赴古巴充任挖鸟粪劳工，后返香港悬壶行医。他也就是后来辛亥革命前夕，策划建立“大明顺天国”的洪全福。

　　挂一漏万。上述仅是能够列举名字的头面人物，至于其他流亡海外之人，估计还多些，但随着岁月流逝，因缺乏文字和口碑传世，就阀失了。

　　不少的太平军成员是赴美国，有人说这是与美国要开垦西部，需要大量劳工有关；但是19世纪中期，欧洲资本主义蓬勃发展时期，也需要成千上万的劳工。英国少校、“常胜军”领队戈登不就是在攻陷苏州后，将太平军俘虏充作猪仔，用兵轮装到海外圭亚那等处英国殖民地当苦工吗？可见美洲也是需要劳工的，那么这些太平军成员为什么要横渡太平洋跑向美洲呢？像洪仁歼长子，能以英文会话的洪葵元，在天京失陷后出逃，由广东浮海，来到美国哥朗帮工，后就寄住南美洲英属圭亚那。据广东花县纪念馆调查称，洪仁玕的后代在美国是确有其人的。国民党元老陈友仁的父亲，也是流落南美洲西印度群岛马提尼克的太平军将领。

　　太平军余众和后裔出走香港和海外，绝大多数人已销磨了斗志，由此默默无闻。据传洪秀全的两个小儿子，被封为光王的洪天光和明王洪天明，从香港转辗流离到印度加拉吉打，开设钟表店业；据简又文说，抗战期间有洪青鸟（译音）者，在重庆美国军部活动，自称由印尼来，原为洪天王后人；又说，近年在香港又得闻印尼有华裔绅士名洪约翰者，自称天王之后，其先人屡经播迁，流落该处，并于年前在香港偶遇一洪姓青年，自云即来自印尼之洪姓族人，并云其先代确为天王之裔逃难至南洋一带。诸说不一。此外还有说“天王家族，当南京陷落时，尚有逃往日本而入其国籍者，经改姓矢野氏，其子矢野兴，尝为驻粤使馆随员”。

      抗战时期有个叫矢崎的日本侵华军军官，在1939年某日来到广东花县官禄怖，说是奉命来访问洪氏家人，他还携去《洪氏宗谱》。这些洪秀全后裔在海外，但仍不能界定，这是因为都是口碑言传，不足为信，难以为凭。尤其是本世纪初，鼓吹反清革命，人们发现香港和海外中下层的洪门组织都崇仰太平天国，因此又有幼天王洪天贵福和辅王杨辅清在旧金山创立美洲洪门三合会之说。“辅清既导洪福由欧至美，西友即倾其产业以奉养之；凡华人有来美者，皆出资赡其衣食，结为死党，是后来者渐多，始创一会曰三合会，华人之在海外秘密结杜自此始，其所在地名，则旧金山也，其党人相会之暗号名曰三水共合，始创之祖则曰齐福天，即颠倒洪福字而成”（《太平天国轶闻》）。甚至还炮制大批太平军将士像潮水般拥进美洲、澳大利亚和南洋等地，“其后太平天国失败，洪秀全、陈金刚诸部将亦多远赴美洲，重张旗鼓。”（冯自由《革命逸史》）“失败之后，起义之洪门弟兄，不能容身于国内。于是杨辅清率领数万弟兄赴美洲，平南王黄德滋率领数万弟兄赴澳洲（平南王建立之洪门会所，尚存于澳洲大金山），黄仲涵之父率领数万弟兄赴爪哇，其余多赴南洋各地，从事开发工作”（《上海洪声》创刊号）。

       事实上，杨辅清从未到过美洲，也未“为美洲旧金山三合会开幕之祖”（胡蕴玉《太平轶史》），他只去过澳门；黄德滋等乃乌有人物。炮制者的这种莫须有的说法，无非是参照唐人传奇中的虬髯客或《水浒后传》李俊赴暹罗创业重演而已，但也反映了当时太平军将士多有匿居美洲、澳大利亚和南洋事。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代中国，它已不再是封闭世界了。在此大背景下的太平军将士，当其失败后在大陆不能安身时，是懂得出奔海外的，所以就产生上述的真真假假的多种说法；囿于时空因素，这里所举的每种说法，即使是言之凿凿，也还是事隔经年后人的调查和追记，至于臆测，推理和编造那就更多了，但它确也为人们提供思路，为什么对太平军将士流亡海外有这么多种说法，而太平军究竟有多少将士匿居香港和海外，看来还得随着今后文化学术的频繁交流，方能有较多的资料证实。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9 13:04

义和团中的“黄莲圣母”是何许人？

　　1900年春季，在震惊中外的义和团反帝爱国风暴中涌现出不少传奇式人物，他们沿袭了一些从清代乾隆朝以来民间秘密结社的神秘主义宗教色彩，托言有众神保佑，能避枪弹，闭炮火，水火刀刃不能伤。天津出现的“黄莲圣母”就是其中之一。

　　天津是华北地区最大的通商口岸。这时，从山东沿运河北上的义和团，成群结队地进入天津城内。天津附近的静海县独流镇，有张德成、曹福田为领袖的两支义和团队伍，团民约两万人，自称“天下第一坛”。与此同时，以青年妇女为主的“红灯照”也开始出现在群众斗争的行列中。“红灯照”“皆十余龄幼女，红衣裤，挽双丫髻，左手持红灯，右手持红巾及朱色折叠扇，……自言能干空中掷火焚西人之居，呼风助火，焚无余。津民深信之。入夜，家家悬红灯，迎红灯照仙姑也。”其他一些地方也陆续有“圣母”、“娘娘”一类人物走上神坛，如北京的“金刀圣母”、“龙天圣母”，山西的“杨娘娘”，河北宁津的“王母娘娘九仙女”，等等，天津出现的这位自称“黄莲圣母”的少妇，很快就成为“红灯照”的领袖。“黄莲圣母”确是一位富于宗教色彩的神秘人物。她把自己真实姓名隐藏起来。

      无数崇拜者虔城地相信她就是上天仙女下凡。她乘的大船用红布围着，有“三仙姑”、“九仙姑”同住船上陪伴。船的桅杆上飘扬着一面红色大旗，上书“黄莲圣母”四个大字。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运河两岸向她焚香跪拜。有史料记载，直隶总督裕禄曾用八抬大轿把“黄莲圣母”迎接到督署，自己穿朝服跪拜。“黄莲圣母”与裕禄“分庭抗礼，互相尔汝。军械粮米，随意指索”。裕禄问她：“天津的前途如何？”她回答说：“不要紧！”裕禄为她制黄旗两杆，大书“黄莲圣母”，派乐队吹吹打打，送到侯家堠某神堂。“黄莲圣母”平日端坐在神厨中，黄幔低垂，香烛供奉，远近人士不断前往参拜。

      还有史料记载，北京义和团、“红灯照”进攻华北最大的天主教堂——西什库教堂，屡战失利，有人向载畸、刚毅建议请“黄莲圣母”进京，并说：“若由黄莲圣母来，则莫有不济者。”“端刚等乃以其言为然，惟令速请”。但“黄莲圣母”以天津局势紧急为借口，未能亲自前往。还有材料说：“黄莲圣母能治刀枪创伤，手到即愈”。其治法是用香灰涂敷伤处，谓能止痛收口，因此受枪伤的多被抬往救治。如治疗无效，甚至创口长了蛆虫，“黄莲圣母”就传言：“此人生平有过处，神人不保佑，故不能好耳。”“黄莲圣母”究竟是什么人？她的家世、出身、经历，至今还是一个谜。有人说她是“看香头的巫婆”；有人说她是“土娼，略有姿色，而悍泼多智巧”；有人说她是“船家女”；有人说她是善“绳技”的卖艺人；还有人说她“幼习拳棒，善剧艺，曾挟技走江湖，在上海奏技。其父以犯洋人之禁，曾被逮入捕房，圣母以是恨洋人刺骨”。直到解放以后，50年代末期，天津的一些史学研究者在民间进行调查，才揭开宗教的面纱，露出些微真面目。

　　多数人认为“黄莲圣母”姓林，名黑儿，是船户李有的儿媳妇。至于她的年龄、容貌、出嫁以前的生活、她的丈夫及其家庭，她从哪里学来装神弄鬼的本领，等等，至今仍然无人知晓。

　　“黄莲圣母”最后的结局怎样，她的下落和她最后在帝国主义迫害下的牺牲，更无从得知其详。仅从片断、零星的材料中获悉，八国联军攻陷天津，“黄莲圣母”被人劫于舟中，她的身分暴露后，为人出卖，缚送到各国所设暂行管辖的都统衙门换取重赏。一位“仙姑”投水死，一位“仙姑”与“黄莲圣母”同时被执。“黄莲圣母”——这位被神化了的人物，没有辜负广大群众给予的荣誉和尊崇，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被杀而死。也有传说称最后“不知其所终”。在一些封建文人的笔记、小说中，还渲染她被帝国主义分子“载往欧美各国”，这完全是捕风捉影之谈。

　　“黄莲圣母”在历史的迷雾中出现，又在历史的迷雾中消失。这深刻地说明，义和团运动发生在我国北方商品经济较为落后、思想文化较为闭塞的农村，它的首领一般缺乏文化知识，受封建宗法的神权禁锢较为严重，因而沿袭了一些秘密结社的神秘主义宗教色彩，这正反映了农民阶级的阶级局限。但是，它那奋勇杀敌、抗击帝国主义侵略、挽救民族危机的爱国主义精神，应当是永垂青史的。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9 13:06

宋景诗是真投降还是假投降？

　　山东黑旗军领袖宋景诗的名字，在50年代初期全国文艺界思想界批判武训奴才行为的浪潮中，是非常响亮的。他是被尊称为坚韧不拔的“农民革命英雄”而走遍中华神州城乡的。

　　宋景诗所以走红，当然得力于大张旗鼓开展批判武训运动，使这个名罕见于经传，影响不大的鲁西南反清武装的首领成为后人学习的楷模。当时《人民日报》还发表《武训历史调查记》、陈白尘又整理了《宋景诗历史调查报告提要》，这些据说都是由山东堂邑宋景诗老家实地考察调查而来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有了调查，这个发言权也就成为唯一正确的定论了，“农民的阶级立场和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立场是一致的，他们口中所讲的宋景诗的历史材料，才是最正确的”（《宋景诗起义史料》，1954年10月）。宋景诗是农民革命领袖获得完全肯定，由此1950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的《宋景诗史料》，在由中华书局重版时，也改名为《宋景诗起义史料》了。

　　说宋景诗是革命领袖，因为他坚决打击了地主反动派。但是，宋景诗却有一个投降与否的问题。

　　宋景诗劫牢起义后，就和山东白莲教各旗联合作战，杀富济贫，为穷苦人谋福利；只是在敌强我弱时，为保存实力和清将胜保谈判。“所谓‘招抚’，实际上是胜保打了败仗，为了要欺骗清朝，为了要邀功，和宋景诗取得暂时的妥协”（同上），“胜保的‘招抚’，实际上是想借农民起义军的势力以自重，来挟制朝廷，宋景诗是和胜保暂时妥协，并不曾为清朝出力。所以胜保后来给他报上去的战功，完全是捏造的”。因此，陈白尘认为，宋景诗虽易帜，仍是有条件的，“‘招抚’的结果，一方面通过改编的形式，五大旗保存了一部分武装，并由此保障了‘安插归农’的战士们以及他们所持有的马匹、枪械，使革命力量没有完全被消灭，为后来再度起义保留了一定的力量”（《宋景诗历史调查记》，人民出版社1957年5 月）。“据我们对宋景诗和黑旗军这一时期前前后后的全部活动的调查结果来看，认为它自始至终是个假投降”（同上）。

      从历史剧《宋景诗》看，宋景诗投降后连升三级，做到正三品的参将，但服饰仍保持原黑旗军一套；他们都没有发，而发是清王朝从来界定诚心投降的标志。这种假投降真革命之说，在50年代几乎是一边倒的，正如郑君里所说的，在宋景诗脱离了胜保牢笼，奔回家乡后“一口气跟地主打了70几仗，他变得比前更顽强而坚定！后来他又率领黑旗投太平军，参预扑杀僧格林沁的战役，直至花甲高龄，他仍为家乡的革命事业奔走。他以‘造反’始，以‘造反’终，中间经过一连串的艰险而曲折的斗争”。（《谈谈宋景诗》，《中国青年报》1957年5 月31日）

　　50年代的舆论一律对宋景诗都无不持肯定论说法，谁都没有半点怀疑，也许当时也有学者感到迷惑，有不少未解之处，但见于宋景诗问题是一个政治圈，文为时而作，是不允许质疑的。

　　其实，宋景诗投降与否就是一大谜团。50年代在调查时，就提出“宋景诗投降胜保这一事实，其具体情况异常复杂，其经过又极其迂回曲折”（《宋景诗历史调查记》）。当时，虽有“假投降”结论，但今天重作检验，这些问题并非能在当时大背景下调查清楚的。有如：

       （一）所谓宋景诗等受“招抚”，宋景诗接受“招抚”，但有否“改编”？通常降众都要加以紧缩人员“勒缴马械”的。宋景诗投降后，所部经淘汰后编为靖东营，但他究竟有否服从“先缴旗械马匹”，即将原来起义造反时的旗帜和武器、马匹送缴清营，这里还应包括黑旗军所用的印信及有关文书档案和银钱等等，但此处语焉不详。出乎寻常，胜保虽以跋扈、骄横著名，但也不至如此不合常理。

       （二）宋景诗投降清王朝有否发和更换服装帽子，这在《调查记》里没有提及，但从该书“前记”所说，由历史文学剧改编电影的《宋景诗》“也多灾多难，迟迟未能问世（感谢导演的努力，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大约总可以出世了），推究原因，是同研究工作迟于创作工作有关的”，但又可证宋景诗和他部属几千人在投降后随胜保到陕西镇压回民起义时，仍是原来旗帜、服饰。这位宋参将在银幕出现仍是“高身量，额盖上有高粱粒大一个黑猴子，身穿蓝布大棉袄，蓝呢棉套裤，头戴黑毡帽”（《钟秀函稿》）。此处“黑毡帽”换成了黑头巾。如此依旧是黑旗黑甲的部队，夹在有翎带马褂的清军官兵中间，实在是不论不类。按常理说，蓄发的农民军投降，第一也就是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发。在近代中国头发去留从来是一个革命与否的符号，宋景诗及其部属的投降，确未见有发记述，也无他人指责他投降而未发的记载。这都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既投降就得发，即使非真心投降也会发了的；因此宋景诗投降后发与否，服饰更改与否，始终是个谜。

       （三）宋景诗投降后，升至参将，“宋景诗是和胜保暂时妥协，并不曾为清朝出力。所以胜保后来给他报上去的战功，完全是‘捏报’的”（《宋景诗起义史料》）。但也有人说，宋景诗投降后，“在随同胜营对义军的血腥镇压中‘战功卓著’，而多次获得清廷的‘破格擢升’”。认为投降后的宋景诗，“贬斥革命，颂扬敌人，口口声声要赎革命之‘罪’，效反革命之力，足证其思想到行动上已经彻底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沈芦《农民起义‘英雄’宋景诗析》，《争鸣》1983年1 期）。在当时官场舞弊，致使临阵畏缩、不战而回而有擢升者多多。但宋景诗不是胜保嫡系和亲信，这是什么原因，此中必有奥秘所在，有如凡降将必向招降的主帅纳输大量金银财宝；对过去所作所为要大大地检讨一番，以今是而痛昨非，而这里都不甚清楚。双方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四）宋景诗在参加1865年（清同治四年）的曹州高楼寨歼灭僧格林沁王牌军后，就下落不明了，而这个时候却正是北方捻军兴旺发达之际，他们在两年后才走向低潮而失败。在此期间，他为什么要脱离捻军和家乡山东埋名隐居或远走他乡呢？此间原因是否也有“他投降清军，特别是那样起劲地帮同清军攻打农民军，不但时间比较长，而且范围相当广，在此期间，完全站在农民军的对立面，给鲁西农民起义造成了很大危害”（吴万善《实事求是地评价宋景诗》，《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1 期），使他难以在本地和农民军中有容身之处？但这样却因孤身离群易于遭敌方的通缉追捕，这也是难以合符常理的。总之，当年宋景诗的投降行为真真假假，牵涉到在投降过程中还出现不少奇奇怪怪问题，由此于今人对他提出投降真假与否的看法，这些还得有更多的史实考信；先有框架，填以材料，仍是不能解开谜团的。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19 13:17

孙中山和黄兴相识的介绍人是谁？

　　孙中山和黄兴是辛亥革命的二杰。在推翻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斗争中，黄兴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名字是和孙中山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孙中山和黄兴的相识，是谁介绍的呢？

　　近几年出版的著述，大多说黄兴经日本人宫崎寅藏（白浪滔天）的介绍，才结识孙中山的，时间是1905年7 月下旬，地点在日本东京凤乐园，如《孙中山传》、《黄兴集》的《前言》和附录《黄兴生平主要活动年表》、《黄兴年谱》、《黄兴与中国革命》。有的则认为介绍孙、黄相识的是杨度，地点在日本东京黄兴、章士钊的住所若宫町，如《杨度传》。还有的则回避介绍人，或者诸说并存。由此可见，孙、黄相识的介绍人是谁？至今还悬而未决。宫崎介绍说和杨度介绍说，各有所本。有人早就注意到这一点，因此主张“姑并存之”。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两说之本吧。

　　宫崎介绍说。宫崎寅藏本人最早提出此说。他在武昌起义后不久发表的《清国革命军谈》中写道：1905年夏，孙逸仙由欧洲回到日本后，来我家里访问。……我们两人就一起到神乐坂附近黄兴的寓所访问。……到达黄寓时，我要孙逸仙在门口等一等，我推开格子门喊了一声“黄先生”，末永节（即狼啸月，日本福冈县筑紫郡人，曾加入中国同盟会，并任《民报》发行人。

　　——引者）和黄兴一起探出头来，看到孙逸仙站在外面，说：“啊，孙先生！”……

　　顷刻，黄兴、末永节、张继三个人出来了，将我们带到中国餐馆凤乐园。寒暄过后，彼此不拘礼节，有一见如故之感。他们很快就开始谈起国家大事来。我不大懂中国话，不知道他们讲些什么，但是，中国的革命豪杰在此欢聚一堂，畅所欲言，使我们感到高兴。

　　5 年后，宫崎在一次座谈时重复了这一叙述，并说孙、黄初会时宋教仁也在场。

　　张继（溥泉）在《回忆录》中也持宫崎介绍说：“1905年夏间，（孙）总理由美来倭（日本），宫崎寅藏介绍克强（黄兴的号）晤面，商组革命大同盟事。“

　　后来冯自由在《中国同盟会史略》中也持宫崎介绍说。

　　杨度介绍说。黄兴领导的华兴会重要成员章士钊叙述比较详尽。他在《与黄克强相交始末》中写道：1904年冬初吾抵东京未久，克强移来同居。适中山先生由横滨携小行囊，独来东京……留学生时以杨度为有名，彼寓富士见町，门庭广大，足以容客。于是中山与杨，聚议三日夜不歇……卒乃杨曰：“度服先生高论，然投身宪政久，难骤改，……度有同里友曰黄兴，当今奇男子也，辅公无疑，请得介见。”中山喜。翌日，吾若宫町宅，有先生足迹见临。杨度本人也多次向亲戚朋友讲过他介绍孙、黄相识的情形，言之凿凿。左舜生在《万竹楼随笔》中记其事：“皙子（杨度的号）乃介绍黄克强先生与中山晤谈，孙、黄之携手，实以皙子为之媒介也。此事余亲闻之皙子，时在座同闻此一段故实者，为章太炎先生、赵夷午先生、皙子先生之哲嗣公恕及余也。”（按：夷午应为炎午，即赵恒惕，公恕应为公庶。）后来左舜生在《黄兴评传》中重申：“克强与中山第一次见面，乃为杨度所介绍。”

　　章士钊、左舜生二人的回忆，内容吻合，但在时间上有异。章说无确切时间，大抵上是在1904年冬初以后，左说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查黄兴是在1904年11月抵东京的，结识孙中山不可能在1904年冬初或1905年7 月以前。宫崎介绍说和杨度介绍说，长期以来各说各的，无人辨正，包括孙、黄初会时在场的末永节（他活了96岁，1965年才谢世）、亲闻杨度回忆的赵恒惕等。近时报上有文讨论此事，带来了揭开这件故实的希望。

　　有人注意到宫崎回忆中的一个细节：黄兴等探出头来，见到孙中山就说：“啊，孙先生！”说明黄兴等在这以前已经认识了孙中山。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与此有关的是，孙、黄的挚友日本人萱野长知在描述孙、黄于凤乐园会见时说他们是“久别重逢”。

　　还有人注意到，宫崎的回忆虽然最早，但是有讹误。如宫崎说他在东京认识黄兴是明治十三年（1901年），而事实是黄兴1905年6 月才抵东京入弘文书院，1901年黄兴还在武昌两湖书院。又如，宫崎说孙、黄初会时宋教仁在场，而查宋教仁日记、张继《回忆录》，均未提到宋教仁在场。显然，宫崎回忆有误。宫崎介绍说在前，杨度介绍说在后。后说客观上否定前说，但现在看到的文字记载，字面上没有纠正前说。后说见诸文字以后，当事人只有末永节在世，他持何见解，不得而知。

　　宫崎介绍说发表时，孙、黄均在世。他们不知道宫崎说的可能性极小。（宫崎的《清国革命军谈》1911年10月9 日起在东京《日日新闻》上连载发表，同年10月29日起上海《时报》译载。）他们有可能是赞同的，有可能无暇顾及，也还可能并不赞同但不便改正，这就和杨度的政治行迹有关。

　　杨度的政治主张，不但在孙、黄相识时与孙、黄不同，而且在同盟会成立后，特别是在辛亥革命后，杨度一步步地走向另一阵营，以至成了臭名昭著的“筹安会”首脑。（后来又参加革命，1929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

　　由此看来，是宫崎还是杨度介绍孙中山黄兴初会的这个问题，还有待于新资料的发现。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20 21:32

兵刑篇

◆古代驱兽作战始于何时？

　　传说我国古时候，有过许多在战争中使用飞禽猛兽打仗的故事。

　　明代小说《封神演义》描写商、周之间改朝换代的战争，就描写了各种人物使用兽魔禽妖互争高低的趣事。例如姜子牙骑四不像、闻太师骑墨麒麟，黄天化骑玉麒麟，李老君骑青牛，普贤真人骑白象，慈航道人骑金毛犼，赵公明骑虎，黄飞虎骑五色神牛，申公豹骑虎。郑伦和崇黑虎骑火眼金睛兽，二兽大战，郑伦还放出三千乌鸦兵。崇黑虎与苏全忠大战，崇黑虎放出铁嘴神鹰将苏全忠坐骑眼睛啄伤，全忠因此跌下马来，当了俘虏。当然《封神演义》只是小说家言，虚构成份很多，不能信以为真。而且《封神演义》中有些野兽如麒麟，火眼金睛兽，狴犴等，都是传说中的动物，世界上根本没有这些动物，这是古人想象出来的。

　　那么古代，是不是真的有过驱兽作战的事例呢？据《战国策》、《史记》等记载，公元前279 年，燕国攻打齐国，包围齐国的即墨城已有三年，齐国守将田丹，一方面麻痹敌人，另一方面不断激发城内士兵和民众对敌人的仇恨，鼓舞士气，并且作好了决战的准备，暗地里搜罗了1000头牛，牛身上披着大红大绿的褂子，角上捆上两把尖刀，牛尾上系着浸过油的粗麻绳子，半夜里战斗开始，1000多头牛尾巴上的油绳全被点燃，被火烧痛的牛拼命狂奔，后面数千名壮士挥刀砍杀，燕国士兵一个个从梦中惊醒，被黑压压冲来的怪兽吓得魂飞魄散，燕军阵地大乱，死伤无数。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火牛阵”。

　　“火牛阵”之战是战争中运用家畜打胜仗的范例，其实古人作战都骑用战马。马、牛、羊、犬这些都是人们通过长期驯养的畜牲，从严格的意义上已经算不上是野兽了。

　　有人提出，我国最早驱使野兽作战，并见诸史载的应是先古时黄帝和炎帝之间为争夺中原而展开的一场大战。据《列子。黄帝》云：“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罴、虎为前驱，雕、鹖、鹰、鸢为旗帜”。飞禽猛兽一起上阵，其战斗之酷烈，规模之大可想而知。但是也有人认为，黄帝和炎帝之间作战驱用的禽鲁中狼、豹、熊、虎，鹰、雕等现在动物园中尚能见到，其余几种仅仅是传说中的动物，真真假假难以分辨，因而细考起来，也当不了真。更有人认为，先古时期的这场大战驱用的这些猛兽，并不是真正的猛兽，而是以猛兽命名的一些“战斗团体”，也就是说：是以猛兽为图腾的氏族之间的大战。

　　旧题汉朝东方朔撰写、实则是六朝人伪托的《海内十洲记》记载：“征和三年，西胡月支国王遣使献猛兽一头，帝（汉武帝）见之，……问使者：‘此小物可弄，何谓猛兽？’……使者曰：”……猛兽一声叫发，千人伏息‘。……于是帝使使者令猛兽发音，试听之。使者乃指兽，命唤一声。兽舌唇良久，忽叫，如天大雷霹雳。……帝登时颠蹶，掩耳震动，不能自止，使者及武士虎贲皆失仗伏地。诸内外牛马豕犬之属，皆绝绊离系，惊骇放荡，许久咸定。“北魏郦道元作《水经注，大辽水》引《博物志》也记载说：”魏武于马上逢狮子、使格之，杀伤甚众。王乃自率常从健儿数百人击之。狮子吼呼奋越，左右咸惊，王忽见一物，从林中出，如狸，超上王车轭上。狮子将至，此兽便跳上狮子头上。狮子即伏，不敢起，于是逐杀之，得狮子而还。

　　未至洛阳四十里，洛中鸡狗，皆无鸣吠者也。“虽然，这两本书记载的猛兽均是真的，而且凶狠异常，如用以战事效果是很明显的，但是书中均没有详述这类猛兽的具体形状，也没有用于真正的战事上。

　　有人认为，真正使用猛兽作战，而且在史书上有详细记录的是南北朝的宋朝《宋书》第七十六卷记载，宋文帝刘义隆派宗悫反击割据岭南的林邑的侵扰，宗悫起先屡战屡败，原因是敌人驱赶大象群作战，大象象皮很厚，普通刀剑不易伤着，宋兵无法抵挡，总是败下阵来。宗悫在失败后沉思，狮子为百兽之王，大象应该是惧怕狮子的，于是他命士兵做了许多假狮子装在车上。再次作战，当林邑又一次驱赶象群前来时，宋军将狮车推到阵上，大象见到狮子，嗷嗷长鸣奔回阵中，敌营大乱，宋军趁势掩杀，大获全胜。

　　驱赶猛兽作战以壮军威、掩护士兵进攻的战术，在历史上还有多起，如北宋宰相王安石同意广西周士隆的建议多造车辆，以抵御南边一些小国以象阵作战骚扰；明末张献忠死后，他的义子李定国在抗清战场上，常常驱象作战，使清兵惊溃，死亡遍野，他有战象13头，俱名以美名、封大将军。

　　综上所说，在我国古代，有过驱兽作战的事例，这是确凿的，但究竟从何时起，还无法定论。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20 21:41

周代有军一级编制吗？

　　武王伐纣灭商建立周王朝后，为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统治，西周初期就开始扩大武装力量，组建了大量新的常备军部队，军队的编制体制也有发展变化，这些都是人们的共识，但对周代是否有军一级编制却有不同见解。

　　历来兵家学者都将《周礼》记载的军，作为西周有军一级编制的重要依据。据《周礼。夏官》记载：“凡军制，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二千五百人为师，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夫。百人为卒，卒长皆上士。二十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五人为伍，伍皆有长。”《周礼》称西周已开始实行征兵制度，大约乡遂中每户征召一人为兵，比（五家）编伍（五人），闾（二十五家）编两（二十五人），族（一百家）编卒，党（五百家）编旅（五百人），州（二千五百家）编师（二千五百人），乡（一万二千五百家）编军（一万二千五百人）。在家称比、闾、族、党、州、乡，军中称伍、两、卒、旅、师、军。在此前后成书的一些史籍，也都有西周存在军一级编制的记载。例如：《国语。齐语》有“五乡为帅，故万人为一军”；《左传。襄公十四年》有“周为六军，诸侯之大者三军也”的叙述。唐、宋、明编纂的《通典》、《通志》、《太平御览》、《永乐大典》，均转载了《周礼》中关于“军、师、旅、卒，两、伍”编制的文字，却未见与此相悖的论述。历代军事史学家，也深信西周有军一级编制存在。

　　据史籍中有关西周兵力作战情况来看，周代可能有军一级编制。《伯木懋父教》称：“大夷反，王命伯懋（卫国君）以西六师、殷八师东征。”《小孟鼎铭》云：“鬼方南窜，周公与成王大举征讨，俘一万三千八十一人，将其驱回晋北”。《诗。小雅。采芑》记载有周宣伐楚，调成周八师和中原诸侯国军队，出动战车3000乘。西周后期有“西六师”、“成周八师”、“殷八师”，共22师，各诸侯国和卿大夫还有相当数量的军队，常备军总兵力达数十万人。这样庞大的军队，这么多师的单位，如果师以上没有一级组织，直接由周天子指挥管理，就是有司马协助，也将是非常困难的。

     再说，西周后期师以下基本上都是“五五制”编制，设立军一级组织统管若干师，应当说是毋庸置疑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总领条，有“西周军制沿袭殷夏，而有所发展，严格执行‘国人’从军，据《周礼。夏官》记载，已形成军、师、旅、卒、两、伍的编制“的论述。台湾的军事著作《中国历代战争史》称：”周军编制为军（五师、兵车125 乘、战斗人员12500 人、将）；师（五旅、兵车25乘、战斗人员2500人、帅）；旅（五卒、5 乘、战斗人员500 人、帅）；卒（四两、一乘、战斗人员100 人、卒长）；两（五伍、战斗人员25人、两司马）；伍（战斗人员5 人、伍长）“。

　　有的论者则认为，周代国家军队最高编制单位是师，军一级行政单位是春秋时期才出现的，主要理由有如下几点：（1 ）《周礼》所述难以为据。古文经学家认为《周礼》为周公所作，今文经学家则认为出于战国，也有人指为西汉末年刘歆所伪造。近人曾从周秦铜器铭文所载官制，参证该书中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学术思想，定为战国时的作品。西周铭文中经常提到的固定编制是师，《春秋》、《诗经》等古籍中未见军一级编制，由于先秦史料匮乏且难免有误，《周礼》可能是混合了西周时期的产物。《中国历代军事史》（解放军出版社出版）认为：周王朝国家常备军的最高编制单位是师，《周礼》既记有周代的制度，也杂采了许多春秋战国时的制度，西周出现军一级编制的说法不可靠。

　　（2 ）军并非专指军一级编制。“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的军，是泛指军队或武装力量，而不能理解为军一级编制。西周时的“军”含意甚广，古籍中的“军”存在着多种多样解释。例如：“王毁军而纳少师”（左传。桓传》），军是指军队：“使曼伯与子元潜军军其后”（《左传。隐传》），军是指行军：“王亦能军”（《左传。桓传》），军是指统帅与指挥：“军於瑕以待之”（《左传。桓传》），军是指驻军：“罗与卢戎两军之”（《左传。桓传》），军是指攻击。《历代兵制浅说》认为，古籍中用军的地方，并非指军一级行政单位，正如古籍有的称“西六师”也有称“西六军”一样。（3 ）周代没有建立军级单位的迫切性。据《成鼎》、《舀壶》、《小雅》等典籍所载，周天子直辖有“西六师”、“成周八师”、“殷八师”三支武装力量，总兵力仅20多万。西周时从中央到地方诸侯国均设军事行政长官司马，具体职掌军赋、兵器、指挥军队和护国器与宗器，并采取分区而治的办法。例如《旬子。王制篇》有“司马知师旅甲兵乘白之数”；《左传》有“司马之节”的记载。这些都可以说明，没有军一级行政单位，周天子统帅全国军队并不困难，设立军一级编制的必要性不大。

　　那么，西周有没有军一级编制？还需进一步考证。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20 21:42

寓兵于农始于西周吗？

　　寓兵于农是兵制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历来为众多兵家学者所关注。它究竟始于何时？至今仍是众说纷坛，难以达成共识。

　　《庄子。盗跖》称“黄帝前耕而食，织而衣无相害之心，此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商子。画策》云：“神农之师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由此可见，五帝以前很少战争，没有专职军队，不存在寓兵于农的问题。夏王朝建立了由王控制的军队，平时由少数不参加生产的贵族上层组成卫队，战时以其为骨干征集大量平民组成军队（《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军制、《中国军事史》军制）。商王朝建立了右、中、左三师（《殷契粹编》：“丁酉贞作三（师）右中左”），以贵族为骨干的国家军队，仅9000人。从以上情况看，夏商军队的数量少，成员多为不参加生产的贵族，奴隶不能参加军事活动（《易经》：“高宗伐鬼方……小人（奴隶）勿用”），当然也无寓兵于农的必要。有的军事史学者认为，商王朝已开创寓兵于农的先河。从商代甲骨文和《周礼》、《左传》、《诗经》看，武丁时期就开始实行军民制度。军队采取预定编制和隶属关系，先在贵族中固定各级指挥官，再将适合服役人员登记列编，使“平时任户计民”以预定其军籍，做到：“人有隶属之军，军有所统之将”。在编甲士（多为平民）、徒兵（农业奴隶）并不脱离生产，而进行短期射、御和使用戈、矛等武器的训练。战时指挥官逐级下达征集令，迅速按编制集结出证。《左传。隐公五年》：“故春蒐、夏苗、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整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这些史料就反映了西周亦兵亦农，士、农、工、商均服兵役的实际情况。

　　军事学术界的多数专家学者则认为，寓兵于农是始于西周。《禹鼎》、《滔壶》等史籍记载，西周有“西六师”、“成周八师”、“殷八师”，周天子直属的常备军二三十万。当时生产水平很低，难以养活如此庞大的军队，除少数贵族成员以外，所有士兵均须参加农业生产。《国语。周语》：“三时务农，一时讲武”。《管子。小匡篇》：“商工之乡六，土农之乡十五。

　　公帅十一乡，高子帅五乡，参国故为三军“。周王朝每年军事演习三次（《周礼》称四次），在农闲时进行。所有役龄内的人员，无论是否在营都要参加。演习通常还与田猎结合，演习完即进行狩猎。

　　有的军制专著还认为，西周还建立了相应的制度，配合寓兵于农的贯彻实施。撮《史记》等古籍记载，周代的井田制与兵制结合紧密，人民“划井而居”，因井田而缴纳赋税，税以出粟为主以足食，赋以出军为主而足兵，从军赋到征兵都体现了寓兵于农。据《周礼。地官。司徒》记载，西周普遍推行了义务兵役制，乡遂之中大致每户征召一人为兵，按比（5 家）、闾（25家）、族（100 家）、党（500 家）、州（2500家）、乡（12500 家），编成伍、两、旅、师、军。在乡称比、闾、族、党、州、乡，在军称伍、两、卒、旅、师、车。周王朝初期大规模战争很少，以后也不是战火连绵，实际上是每家出兵一人备征，7 家（另一说10家）轮流有一人在营服役。口粮、衣服自备，战车、马匹、兵器等装备由国家供给。（《周礼正义》：“六乡之卒，出于乡里，而兵车、大车、马、牛出于官）”。一旦发生战争，未在营的适龄人员，根据需要被征召入伍，使作战部队编制满员。

　　西周时军训与教育和生产结合紧密，也充分体现了寓兵于农的精神。《周礼》称：“乡有庠，州有序，党有校，闾有塾”。《礼记。学记》称：“古之教育，家有塾，党有庠、术（遂）有序，国有学”。学校不分文武，教育内容为六德、六行、六艺。小学学习个人技术性的礼、乐、御、书、教（周礼。大司徒》），大学学习六德、六行等理论，结合军事演习，学习集体性的礼、乐、射、御及战阵指挥等知识。“国人”每年参加短期受训而不脱离生产劳动，少数贵族常年在校学习。

　　军事学术界有的还认为，寓兵于农始于西汉的屯田兵制。汉文帝时，开始推行屯田制，徙民皆习武耕种，抵抗匈奴入侵。武帝时，为消除戍卒更代之烦和安定边防，在西北边民新设六郡，“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史记。平准书》）。设有屯田校尉、护田校尉、农都尉等官职，自敦煌到盐泽沿路均有屯田兵戍守。以后各帝进一步发展了屯田兵制，使数10万屯田兵“有警则战，无事则耕”。像这样的兵农一体，亦兵亦农，才是寓兵于农的开端。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20 21:43

方阵始于何时？

　　方阵是古代军队作战时采用的一种队形，是把参战部队（车、步、骑兵等）按照作战要求排列的阵式。一般按古代军队的编制，以伍或队为基础，组成包括中军、左拒（矩）、右拒（矩）在内，形成方形或长方形。根据作战规模的不同，能大能小，大方阵可达万人以上；按照不同的作战情况，内容有多有少，有分有合，“分如掣电，合如乌云”。聚散率然，变化多端。

　　可以说方阵是古代一种适应各种情况的用兵方法，所谓“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讲的也是这个道理。但是，方阵是何人何时创造的，看法不尽一致。一说是黄帝时代产生的。据《李卫公问对》记载，方阵为黄帝创造。“黄帝兵法，世传握奇文”，“考其辞云：四为奇，四为正，余为握奇。奇，余零也。”这种“握奇阵”，实际上是将一支军队分为八个小方阵，四正四奇总为八阵，按井字形、环形配置，大将居中掌握，称为“握奇”。部队环卫前后左右，形成八个活动区。做到一处受敌，多方可救。“其形井字，开为九焉，五为阵法，四方闲地”。李靖（李卫公）认为，黄帝创立的这种方阵是阵的最初形式，诸葛亮的八阵图，就是这种八行方阵演变的。“天地风云，龙虎鸟蛇”的“八阵”，实际是一阵。“天地风云”原本是旗幡之名：“龙虎鸟蛇”，原本是队伍之别。要不然打一次仗旗号帜别那么多，为何只有八种呢？

　　但是，有人认为上述这种方阵，来自黄帝最早所立的“丘井之法”（八家为井，十六井为丘），并没有用于战争实践。传说黄帝与炎帝在阪泉（今河北怀来县境）发生的战争，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教熊罴貔貅驱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文中所指的猛兽，实际上是以动物为图腾的各氏族部落，并非真正的兽类。从记载实战情况看，并未列成方阵。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中国历代军事史分册）载，黄帝与蚩尤之间的战争，蚩尤率领所属72族，利用浓雾天气围困黄帝族。黄帝族率领以熊、罴、狼、豹、雕、鹘等为图腾的氏族，九战九不胜。后得到玄女族帮助，吹号角，击夔鼓，乘蚩尤迷惑、震慑之际，冲破迷雾重围，击败蚩尤。这一仗是否按黄帝创造的方阵列阵，还有待进一步考查。

　　另一说是周代时出现。据明代何良臣在《阵纪》中记载，传说中的方阵，是周代齐国的始祖吕尚（姜太公），改变黄帝的握奇阵，“画为九区，方诸井字，而作三才五行阵也”。何良臣认为，这种阵是按井字形画为九个方阵，前为天阵，后为地阵，左右为人阵，名为三才；按金木水火土结构，土居井字形中央，其他分居四角，称五行阵。三才、五行实为一阵，交战时可布奇兵，奇正能互相变化使用，出奇制胜，进退无常，变化多端。传说吕尚在辅佐武王灭商时，曾使用过此阵。一说是在灭商的战争中，逐渐创立的。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武王继位后四年（公元前11世纪），率兵车300 乘，虎贲3000人，开赴商郊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先列阵布兵，“阵师牧野”（陈与阵同义），后庄严誓师（史称“牧誓”），声讨商纣罪行，激励斗志，要求保持阵形严整，并令吕尚率一部精兵攻击商军，商军土崩瓦解，周军占领商都，商朝灭亡。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方阵是在军队普遍使用金属兵器的春秋时期形成的。据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出土的《孙膑兵法》记载，方阵是军队使用金属兵器作战的基本队形。其基本单位是各基层单位组成的小方阵，由这些小方阵组成大方阵，形状可方可长。排列方法“必薄中厚方，居阵在后”。

　　即中间兵力少。四周兵力多，机动部队位置靠后。中间兵力少可以虚张声势，，四周兵力厚可以粉碎敌人，机动兵力靠后，可以灵活的使用。有人认为这种方阵，内外相维，四面如一，攻守结合，有正有奇，虚实并用，战车、步兵、骑兵都能使用。这时的方阵，已经是智谋与力量的结合，并进到比较成熟的阶段。

      方阵的产生并不是随着金属兵器的出现和发展自然而然产生的，它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金属兵器较普遍的运用于战场，增强了战斗对抗的力度。虽然商和周时作战中已使用铜兵器，但到了春秋铜兵器在种类和形制上都有发展，出现了戈、矛合体的戟，戈身也改进为弧形，头部更尖，勾、啄的能力更强。当时战争频繁，规模越来越大，参战兵力越来越多，交战双方谁要想取得胜利，就要善于发挥或增强自己的力量，这样把军队集中起来排成一定阵式作战，就成了一种自然的选择，方阵由此产生。

       二是人们对战斗实质是力量的对抗的认识逐渐深化，《孙武兵法》、《孙膑兵法》在这一时代产生，就可以证明。《六韬。均兵篇》载，不列阵的单个士兵，一名骑兵抵当不了一名步兵，但是若排列成阵式，则骑兵可与八倍数量的步兵抗衡。所以，有人认为“方阵”的出现，是兵法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是智慧第一次战胜蛮力的标志。它说明人们在作战中，只要发挥军队的整体作用，巧妙地组织力量，就能夺取战争的胜利。上述各种看法，虽然各有依据，各有各的道理，但方阵究竟始于何时，是黄帝、是周还是春秋？或者是哪位未被人们发现的将帅，还有待人们去发现和探讨。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20 21:46

文官武将何时分开？

　　文武分离是国家体制的重大变革，是社会政治、军事发展的必然结果。所谓文官武将分开，是指有了专职军将，文官不再率兵作战，这在史学界已达成共识。但是，文官武将究竟何时分开？人们尚存不同见解。

　　《史记》、《淮南子》称：黄帝时已设立“司马”等军事首领官职。《今文通典。尧典》、《古文通典。舜典》称：夏王朝设立了“司徒、司马、司空”等文武官职。

     《尚书。洪范》称：商王朝有“司徒、司空、司寇”和“马、亚、射、戎、卫”等文武官员。《舀壶》、《舀鼎》称：西周中央政府有“司徒、司马、司空、司寇”等文武百官。从《史记》等古籍看，西周继承了夏商体制，虽分别设立了各种文官、武职，但卿、大夫既执掌政务，又受王命率兵出征，司马只主管平时军事行政，战时统帅由天子临时任命，征战结束即解除统兵之权。

     《周礼》还详细记载了西周著名政治家周公旦多次率兵平定武庚管蔡及东夷叛乱，周宣王派秦仲统兵伐西戎，尹吉甫统兵伐狁，方叔统兵伐荆蛮，穆公统兵伐淮夷，亲自统兵伐徐夷的情况。这些史实说明，西周以前文官武将并没有分开。

　　春秋时期周王朝的王权下移，各诸侯均建立了常备军，据《史记》、《国语》记载，国君是军队最高统帅，天子常亲自率兵作战，文官武将率兵征伐的也不少。周桓王二年，北制之战，郑庄公派大夫祭足、原繁、泄驾、公子伯和子元率兵抗击燕军（《左传。隐公五年》）。

     周襄王十四年，桑楚泓水之战，宋军由襄公统帅，太宰子鱼和大司马公孙固辅助；楚成王派成得臣、斗勃等军将统帅楚军（《左传。僖公二十二年》）。楚昭王元年，吴军包围潜城，楚王派王麇（宫廷主管）、王尹寿（营造、手工业主管），统帅救兵增援（《左传。昭公二十七年》）。

     周襄公十八年，城濮之战中，楚成王令尹子玉率楚军攻宋，晋文公亲自出征，派先轸、狐毛、栾枝、狐偃等军将和大夫领兵作战（《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春秋末期，吴楚柏举之战，吴王率文臣武将伍员、伯、孙武，击败了楚将尹子常、沈尹戎和武城大夫黑及大夫皇率领的楚军（《中国历代军事史》）。以上大量史实证明，这时的文官武将也并没有分开。

　　战国时期，各国新兴地主阶级执政后，见于以往国家上层官员文武不分，卿、大夫等奴隶主贵族平时管理政务，战时统兵作战，军政权力过于集中，造成国君丧失大权的弊端，于是采取文武分职，以相、将为百官之长，建立了封建君主专制政权机构。《尉缭子。王霸篇》、《吕氏春秋。举难篇》也有类似的叙述。所以，《中国军事史》、《中国政治制度史》等都认为，战国才出现了专职军将和独立的军事系统。

　　战国时期，战争规模扩大，军队数量不断增加，军队指挥成为一种艺术。统帅军队的指挥官必须掌握专门的军事知识，富有管理、训练和指挥作战的经验。《韩非子。显学》称：“明君之吏，宰相必起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史记》、《吕氏春秋。异宝》，还有战国取消分封制，按军功授爵，从军中选将帅的记叙。吴起、孙膑、乐毅、白起、廉颇等名将，正是遵循这个原则选拔起来的。这时，文官只在朝中执掌政务，不再率领军队出征。例如，著名的马陵之战和长平之战，统帅魏军的是庞涓，统帅齐军的是田忌（孙膑为军师），统帅秦军的是王龁（后为白起），统帅赵军的是廉颇（后为赵括）这些专职军将。

　　基于上述情况，史学界普遍认为，文官武将分开始于战国，而且一直延续至今。但是，也有人认为它始于春秋，因《国语》、《左传》称：春秋末期世袭制度多已废除，军将已开始按军功选拔，多数诸侯大国中的军帅，通常都兼三军统帅，平时主管军事行政事务，战时负责指挥军队作战，文官率兵出征者日益减少。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20 21:47

军队斩首何时开始？

　　斩首是古代死刑的一种，它是随着法律的建立而出现。但它作为军队中的一种刑罚始于何时？至今仍是个谜。

　　有人说斩首是春秋时期开始的。那时曾流传过孙武斩吴王宠姬的故事。据《史记。孙武吴起列传》载，孙武献《兵法》于吴王阖庐，吴王为考验孙武的用兵才能，当即命他训练宫女。孙武受命后，将180 名宫女编成两队，并以吴王的两个宠姬任队长。讲解要领，宣布纪律，待宫女们回答明白之后，才开始操练。先发令向右转，谁知宫女们却大笑不听命令。孙武又将要领讲了一遍，再次宣布纪律，又发令向左转，宫女们仍然大笑。孙武宣布：“约束不明，中令不熟，将之罪也；约束已明而不知法者，吏士之罪也”。

      立即按军法从事，“遂斩队长二人以徇，用其次为队长，于是复鼓之，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无敢出声”。这一故事，是否能说明当时军中就有斩首这一刑罚呢？其实春秋时期已公布了成文法，并把刑书铸在鼎上，从以往的不公布状态走向公布状态。法律以对付逃亡和镇压盗贼为重要内容。那时军队规模扩大，增加了新兵种，为了巩固部队，军事法己初步建立。不但对逃亡者使用酷刑，对练兵中违纪者也施以重刑。《左传》载，楚将子玉治兵，一天时间，就处死3 人。类似孙武斩吴王宠姬的事，在军队中已出现。

　　另一种观点认为：斩首始见于西周。西周的刑罚共有墨、劓、剕、宫和大辟五种，称“五刑”。大辟是当时死刑的通称。据《尚书。吕刑》记载，西周有五刑之属3000条。根据犯罪人等级及罪行大小，各种刑罚都有不同的执行形式，规定着不同的条文。如死刑就有杀、斩、磬、膊、焚等多种。据《周礼。秋官。掌戮》对死刑的解释，杀，“杀以刀刃”；斩，“斩以斧钺”。

　　说明西周就有用斧钺斩首的刑罚。那时的军队实行“国人”（自由民）当兵的等级制度，随着战争规模扩大，“军旅皆出于乡”，军队由6 个师扩展为22个师，频繁地征伐争战。为惩治军中的犯罪者，习惯法和不成文法中均有“杀”、“斩”之刑。国王的军令、训词及权臣的命令是法律形式之一，《周礼。秋官。士师》载：“誓，用之于军旅”。周武王率兵伐纣，在商郊牧野誓师（史称“牧誓”）时，就宣布过严明的军纪。如无命不许轻退，敌退不许追杀，务须严守约束，若有不遵者杀无赦。在这次作战中，当周军攻人商都朝歌时，周武王对已死的商纣王，“乃射三发而后下车，击之以轻吕（剑名），斩之黄钺（铜斧）”，交将纣的头悬挂在大白旗上（见《史纪。周本纪》）。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斩首始于秦。秦的死刑，种类多，执行手段极其残酷。仅秦律中规定的死刑就有：弃市、斩、枭首、磔、戮、具五刑、戮尸、车裂、阬、定杀、绞和族等12种。其中“斩”和“枭首”，都属于“斩首”类。一说“枭首”是处死后悬头示众，不包括斩首。

　　那时军队中法律比较完备，据出土的秦简《军爵律》和《商子》载，对违反军令的人要按法严惩，对作战中畏死不前，临阵脱逃者，处以死刑。军中规定的死刑还有：“降敌”罪，“降敌者诛其身，没其家”，杀本人，全家还要没为官奴：“不得”罪，下级军官带兵作战，得不到敌人首级的，要处死：“誉敌”罪，赞扬敌军，瓦解士气者，要处“戮”刑。那时军队由于条件限制，执行死刑时，往往是斩首。

　　说军队斩首始于秦，不仅是其法律中明文规定有“斩”的刑罚，还因为一是秦建立空前统一的强大的封建帝国后，奉行了先秦法家关于“法”、“术”、“势”的法治理论，司法机构健全，立法完备严密，用刑严峻苛刻，主张依靠法律的强制力贯彻统治者的意志，强调重刑厚赏。二是秦时军队中实行了赏勇罚怯的制度，认为士兵的勇敢在于“制”。军中还实行了征兵制度，从中下阶层的士民中征集兵员，为了巩固部队，赏罚十分明确，特别强调严惩和重刑，“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刑重则内畏，内畏则外坚矣”。三是军队中普遍使用了铁制兵器，执行斩首时，较之春秋前使用的黄钺（铜斧）要便利得多。

　　但是，也有人认为，秦律中虽有“斩”的刑罚，并无“斩首”之刑。“斩”既包括斩首，也包括腰斩、斩手足以及处死后砍杀等。那么，军中斩首究竟始于何时？确实成了千古之谜。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20 21:48

水军何时开始建立？

　　提起三国时的赤壁之战，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曹操号称80万大军，却败在东吴水军手下。宋金时黄天荡之战，韩世忠、梁红玉率兵大败金兀术。这些都是靠水战获取的胜利，它说明我国历史上早就建立了一定规模的水军。但水军究竟何时建立？至今仍是个谜。

　　水军在我国古代称舟帅，是当代海军的前身，军队的一个军种。我国是水军的诞生地之一。它是随着造船业的发展，武器装备的改进和作战区域的扩展而产生的。传说在原始公社末期就出现了独木舟和木筏，用于交通运输，后来用于渔业和通商。《周易。系辞下》就有“刳木为舟，剡木为可楫”的记载。当时部落之间争战频繁，黄帝与九夷作战，是否渡过淮河、长江，有没有建立水军，还有待考证。

　　商代甲骨文中多次出现过“舟”字，西周金文中不仅有“舟”字，而且开始出现了“船”字。周时舟船的数量显著增加，已有多人撑驾的大船。商和西周的军事力量，开始由中原地区逐渐向东南扩展，商已有向东南夷的记载。西周的势力已达到东南沿海和我国南方多水地区。当时军队已具有相当规模，并有运用舟船输送军队或实施渡河的记载，但尚未发现记载舟师建立的时间。

　　春秋时期临江傍水的吴国、越国、楚国和面临东海的齐国等都有水军，并多次在水面上交战。那时水战中使用的舟船，具有相当的规模。据《神机制敌太白阴经》载：“水战之具，始于伍员。以舟为车，以辑为马”。这些代替陆上车马的舟楫，为水军的建立创造了条件。《越绝书》记载，伍子胥还著有水战法，规定舟船的尺寸、水军的编制和船队的战法。《伍子胥战法》说，“大翼一艘，广丈六尺，长十二丈，容战士二十六人，擢（手）五十人，舳舻（手）三人，操长钧、矛、长斧各四，吏、仆、射长各一人，凡九十一人”。水战使用的武器，有刀矛弩矢和长钩、长斧。

      鲁国公输般还创制水战的装具——“钩拒”，这是一种带铁钩的竹篙，对敌船“退则钩之，进则拒之”。用这些战船和武器实施水战，使水战具有相当的规模。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战术条记叙“公元前485年，吴、齐在黄海进行了海战”，当时吴国的舟师，从长江口出海北上，实行远航奔袭，声势浩大。但齐国舟师，没等吴军到达，就在水面上实施截击，结果吴军战败。显而易见，双方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水战，一定早就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水军。

　　公元前549 年，楚国派水军进攻吴国，《左传》叙述：“夏，楚子为舟师以伐吴”，这次水战比上述吴齐黄海水战早64年。这说的是进行水战的时间，建立水军将比水战还要早。那么我国水军究竟何时建立？还有待进一步探讨考证。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20 21:50

军法始于何时？

　　在中国古代的许多典籍里，有“刑始于兵”，“师出以律”的记载，“兵律”、“军律”等军法也有许多专篇。特别是到了唐代出现了一套完整的包括“律”、“令”、“格”、“式”俱全的军法，如《卫禁律》、《擅兴律》、《捕亡律》、《官卫令》、《军防令》、《兵部式》、《兵部格》等，详细地规定了军人的职守、赏罚。凡是违犯了“令”、“式”中的有关规定，就要按“律”、“格”进行惩处。而最早的军法出于何时呢？还是一个谜。

　　军法是治军的法规，它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具有阶级性、强制性。在中国的原始社会，由于那时处在公有制和军事民主时期，战争的胜败直接关系到部落的每个成员的生死存亡，作战时常常都是男女老幼志愿参加，不需要用带有强迫性的军法来进行约束。

      随着私有制的产生，阶级的形成，氏族制度的瓦解和奴隶制国家的建立，战争开始成为争夺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原始社会时期军事民主制下的群众武装，开始蜕变为由奴隶主操纵的、专为压迫大多数人和掠夺财物的、夺取和维护奴隶主政权的军队。这时，战争的胜败，直接关系到奴隶主贵族的切身利益。而对于军队的大多数成员——平民和奴隶——来说，则关系甚小，他们对待战争的态度没有贵族那样积极。

      为了鼓励参战，提高军队的士气，便出现了带有强制性的各种行为规则和明确的赏罚规定。对立功的军人，按圣旨或军律赏赐钱财、官爵、田地、奴仆，对违犯纪律和军律的官兵，处以杀戮、鞭打、徒刑等处罚。如《尚书。甘誓》中记载：夏王启，为了确立其统治地位与有扈氏大战于甘（今陕西户县西南）时，在战前，召集了带领军队的六个贵族，进行战前动员和宣布作战纪律、赏罚标准。

      规定凡是服从命令，忠于职守、勇敢战斗、努力完成作战任务的，就在宗庙里予以奖赏；不努力执行命令，完不成作战任务的，就要杀死在宗庙里或者降为奴隶，“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拏戮汝”。这种简单的口头规定军队纪律与赏罚的做法，是早期的军法。

　　有的认为，这种口头规定的纪律与赏罚，虽然带有军法的含义，但有很大的随意性，而且赏罚也不容易一致，还不能算是军法。我国的军法大约形成于春秋、战国之交。因为这时，各诸侯国频繁进行“争霸”、“攻战”，为了提高军队战斗力，各诸侯国对攻战的赏罚都作了明文规定，建立起了一套以军功授爵制为中心的赏罚制度，并与严格而残酷的刑罚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带有强迫性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军法。

      这些军法，虽然由于各诸侯国的情况不尽相同，实行的程度也不尽一致，但基本的精神都是根据官兵在战争中的表现和贡献，给予一定的奖励或惩罚。当时，实行得比较彻底，规定也比较具体的是秦国，而且在商鞅变法时就全面推行了这种制度。据出土的秦简《军爵律》和《商子》等文献可以看到赏罚的具体规定。

      如：士兵个人，在战争中杀敌一人者，免除其全家徭役和赋税；士兵个人斩杀敌军官一名，并取得其首级者，授爵一级，赐田一顷，宅九亩和赏给一个农奴（庶子）；大部队作战，在攻城战斗中斩首八千以上，野战中斩首二千以上，均评为“满功”，部队内各级军官都升一级，其中功大者可升三级；士兵五人一伍，其中一人逃跑，余下四人处以二年以上徒刑；畏死不前，临阵脱逃者，处以死刑，在千人大会上车裂等等。此外，春秋末期的大军事家孙武。在其所著的《孙子》兵法一书中，也把军法列为进行战争的五大要素之一。

       写着：“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显然，当时的军法已经成为军队建设和进行战争的重要内容。但是，也有的认为军法形成的时间还要早。据《周礼。夏官》记载：“国有大事，则帅国子而致天大子，惟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则授之车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军法治之”。从这段文字看，显然早已存在军法。

      另据《司马法》记载说：虞舜时代的作战命令，是劝告式的，希望民军体念君王的困难，自动应命为国效力。夏代的作战命令是强迫式的，在组成的军队中下达，希望民军完成君王所考虑的任务，商代的作战命令也是强迫式的，在军队列阵处下达，以统一全体的意志，共同对敌作战。周代的作战命令也是强迫式的，在和敌人将要交锋时才下达，用以激励士气，鼓舞斗志。“有虞氏戒于国中，欲民体其命也。夏后氏誓于军中，欲民先成其虑也。殷誓于军门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将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我们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军法的形成正和其它事物一样，有一个形成和充实的过程，那么，到底形成于春秋、战国之交？还是夏朝之初？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20 21:51

间谍始于何时？

　　 间谍，是国家情报机关派出或指使进行窃取、刺探、传送机密情报或进行颠复、破坏活动的人员。在中国的历史上，各朝的封建帝王都十分重视间谍的使用。他们遴选了各种人才，设置了专门机构，投入了大量金钱，使用了各种手段，为他们进行向外扩张或巩固政权服务。

      春秋末期的孙武，在著述的《孙子》兵法中阐述了间谍的作用和间谍的分类。他把间谍分为五种，“故用间有五：有乡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提出要任用大智亲信去进行间谍活动。“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强调用间要极端秘密，“事莫密于间”等等。那么中国究竟何时有间谍的呢？

　　《战国策》记载，郑武公在伐胡前，曾反用了敌方的间谍，使胡麻痹，从而一举袭击成功。“郑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因问群臣曰：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思其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而不备郑。郑袭胡取之”。

　　传说中西周的太公吕望，曾为西周做过间谍。《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吕望博闻强记，曾在殷朝做过官，知道商王朝的许多机密；他也到过各诸侯那里进行游说过，了解各方国的情况。“太公博闻，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而率西归周西伯”。他到了西伯那里，根据掌握的商朝情况和天下的形势，提出各种建议和制定各种正确的决策，使商朝的诸侯、重臣叛变纣王，投归西伯，有效地瓦解了殷王朝。所以《孙子》兵法中称：“周之兴也，吕牙在周”。把周朝的兴起归功于吕望在殷的间谍活动。

　　《吕氏春秋。慎大览》记载，商在灭夏前，曾使用伊尹为间谍两次去夏朝进行间谍活动。伊尹原来是有莘氏的媵臣，有莘氏嫁女时，作为陪嫁的一名奴隶、随着有莘氏嫁到汤家司烹。以后，受到了汤的赏识，于是两次派伊尹去夏王朝了解情况，进行间谍活动，为了使夏桀不怀疑伊尹，由汤亲自射伊尹，表示其有罪才逃亡。“欲令伊尹往视旷夏，恐其不信，汤由亲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报于毫。……汤与伊尹盟，以示必灭夏。伊又复往视旷夏，……“伊尹到夏后，一方面积极宣扬汤之仁德，消除夏王与汤之间的嫌隙；一方面积极刺探夏的机密，调查中原的地形；同时以重金收买夏朝重臣，离间君臣之间以及夏王朝与各方国、部落的关系，并使一些有影响的臣子叛变投商，从而孤立了夏王，为商朝覆灭夏王朝的作战创造了可靠的条件。另据《左传》、《竹书纪年》记载，夏朝少康时，在攻打过、戈两个方国的时候，曾派汝艾和季抒进入两国，了解情况，查明地形，收买重臣，进行间谍活动，为灭两国创造条件。“世子少康，使汝艾伐过杀浇”。注“哀元年传使汝艾谍浇。……汝艾，少康臣谍侯也”。又“伯子抒帅师灭戈”。

　　注：“灭戈前，先使其弟季抒诱之耳”（《竹书纪年。帝太康》）。以上这些传说都可算中国早期的间谍史，但究竟哪一个可信，可算最早使用间谍的鼻祖呢？看来还得进一步查证。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20 21:52

盔甲何时产生？

　　参观过秦皇陵兵马俑的人，都会对一个个盔甲整齐、威武雄壮的兵马俑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穿在这些武士身上的盔甲，究竟何时产生的？看来还是一个不易解开的谜。

　　盔甲是一种古代将士防护身体的装备。盔在古代叫做胄、兜鍪、头鍪，形状像帽，用以防护头部；甲又叫介、函、铠，形状类似衣服，用以防护身体。据古代传说，盔甲是母系氏族社会黄帝时就有了，还是黄帝创造的。《事物纪原》卷九记载：“兜鍪、胄也，黄帝内传所述，盖玄女请帝制之，以备身也”。而甲，相传是夏朝第七代帝抒在和东夷人作战时创造的。《世本》记载：“抒作甲”。注：“抒或作与，少康（夏第六代帝）子也。”原始的盔甲大多用藤条、兽皮制作，盔似乎也有用金属做的。《史记。五帝本纪》正文中记载：“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兽身人语，铜头铁额”。这里的所谓“兽身”，很可能就是用兽皮制的甲，“铜头铁额”，也许就是金属制的头盔吧！

　　但这些毕竟还是传说和推测，缺乏考证，不能作为信史。

　　从考古发现，早期的头盔，有皮和金属做成，商时已发展得比较完善。从出土的先秦文物看，已有商朝青铜盔，而且制作技术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如河南省安阳市出土的商朝青铜胄，不仅有较好的防护性能，而且胄顶还有装缨的铜管，胄面上还铸有虎纹和牛纹及其它图案。除此以外，皮胄、铁胄也有出土，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春秋时制作的皮胄，由18片髹漆皮甲片编缀而成，上有脊梁，下有垂缘护颈，既可防护头部，也可防护颈部；河北省易县燕下都出土的战国晚期制作的铁质护头装具，是用89片甲片编缀而成，其防护性能更优于皮胄。从这些头盔的实用价值看，其结构科学、合理，有较好的防护性能，已是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

　　早期的甲由整片的皮革改制，可以伸缩活动。它的制作，通常是根据护身部分的不同形状，将皮张裁制成形状各异、大小不等的革片，并把两层或多层的皮革合在一起，制成坚固、耐用、美观的甲片，然后在皮片上涂上油漆、穿孔，用绳编联成甲。《周礼。考工记》的“函人为甲”中，比较完整地总结了有关选材、制甲的全套工艺。“函人为甲，犀甲七属，兕甲六属，合甲五属。犀甲寿百年，兕甲寿二百年，合甲寿三百年。凡为甲必先容，然后制革。权其上旅，与其下旅，而其长为之围。凡甲，锻不挚则不坚，已敝则桡。“《旬子。议兵篇》中也记载，楚国的制甲技艺更为精良，制的甲坚如金石：”楚人鲛革犀以为甲，坚如金石。“此外，还有用藤条编织的甲，也有一定防护作用。从这些记述看，这时甲已发展到较为成熟的阶段。出土的文物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皮甲，经复原后，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皮甲的结构是由甲身、甲裙和甲袖三部分组成的，并配有一顶由皮甲片编缀成的胄，形成一副完整的盔甲。穿戴后不仅可以自由活动，而且具有一定的防护性能。同时，有的还在甲上使用一些青铜铸件，使皮甲的防护性能更优。如山东胶县的西周车马坑中曾出土过一件青铜兽面甲，在河南省、北京市等的西周墓中，还发现过钉缀在皮甲上的各式青铜甲泡。它和盾结合作用，可以有效地防御青铜兵器的攻击。

　　此外，《周礼》还记载，这时的盔甲已发展到相当数量，所以管理盔甲还设立了专门的职官，并规定了一定的编制员额，“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从以上出土的盔甲看，无论实用价值、制作工艺，都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而且国家还设置了管理盔甲的职官，这说明盔甲不论质量和数量都已发展到一个相当阶段。但是，事物总是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盔甲也毫无例外，不可能一出现就那么完善。更何况有的认为在皮盔皮甲之前还有藤盔藤甲，而这些易于腐烂之物，在考古上是难以发现的。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盔甲的产生要比出土的实物更早。那么，盔甲到底产生于何时？

　　是商代、还是夏代，或者真如传说中的黄帝时期，我们等待着考古的发现。（庞成保）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1-20 21:54

致远舰是怎样沉没的？

　　东沟海战天如墨，炮震烟迷船掀侧。

　　致远鼓楫冲重围，万火丛中呼杀贼。

　　勇哉壮节首捐躯，无愧同袍夸胆识。

　　著名维新思想家郑观应的这首诗，描写的是1894年9 月17日黄海大战的悲壮场面。这天下午3 点半，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已经鏖战一百分钟，处境困难。旗舰定远号屡中敌弹，超勇、扬威二舰先后中炮沉没。平远舰中炮后驶离战场暂避，日本舰队由北洋舰队的右翼向左翼回旋，驶至旗舰定远号前方，向定远舰进逼。情势危急！致远舰管带邓世昌为保护旗舰，下令开足机轮，驶出定远舰之前，迎战来敌。日本四艘先锋舰围攻致远舰，致远舰连续受到十吋至十三吋重炮榴霰弹的轰击，中弹累累，水线下受伤，舰身倾斜，弹药将尽，但仍于“阵云缭乱中气象猛鸷，独冠全军”。

      邓世昌见敌舰吉野号横行无忌，最为凶狠，随即命令大副陈金揆“鼓轮怒驶，且沿途鸣炮，不绝于耳，直冲日队而来”，志欲与日舰同归于尽。遗憾的是，致远舰还未来得及与吉野号相撞，就倾斜沉没了！邓世昌等250多名将士全部落水。邓世昌落水后，其侍从刘忠将浮水救生艇推给他，但他却扬臂高呼：“为杀敌而死，不要偷生！不做俘虏！”义不独生，奋掷自沉。其随身爱犬“太阳犬”凫到他身边，衔住他的手臂，被他推开了；又叼住他的发辫，不使下沉，他把犬首捺入水中，终于饮恨海底！全船将士除7 人遇救，全部壮烈殉国，谱写了一曲爱国主义的悲壮颂歌。

　　致远舰沉没后，朝野震惊。光绪帝曾为邓世昌书挽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又作诗一首发到邓世昌祖居：”城上神威炮万斤，枉资剧寇挫我军。后来天道终许我，致远深沉第一勋。“（《邓世昌遗事及有关文献》，刊《图书馆杂志》1982年第2 期）日本海军也承认，致远舰”勇敢果决，极有胆量“。（川崎三郎《日清战史》）但是，致远舰究竟是怎样沉没的，至今还是一个谜。史籍记载主要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是中鱼雷沉没说。姚锡光所撰《东方兵事纪略》称：“致远药弹尽，适与倭舰吉野值。管带邓世昌……谓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舰，则我军可以集事，遂鼓快车向吉野冲突。吉野即驶避，而致远中其鱼雷，机器锅炉迸裂，船遂左倾，顷刻沉没。世昌死之，船众尽殉。”姚锡光曾任驻日领事，甲午中日战争时正在山东巡抚李秉衡衙署任事，经常往来辽、碣、登、莱，观察军情，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他以所见所闻，参以中外记载撰成此书，记载详赡清晰，远胜一时诸作，向为史家所重视。1935年国民党参谋本部第二厅第六处编印的《甲午中日战争纪要》即持此说。解放以后出版的著作，如丁名楠等合编的《帝同主义侵华史》（第1 卷）、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陈旭麓主编的《近代中国八十年》，以及孙克复、关捷的《甲午中日海战史》、戚其章的《北洋海军》、1979年版《辞海》，均沿用此说。邓世昌的孙女邓素娥在回忆邓世昌轶事时也说致远舰被鱼雷击中而炸裂沉没。电影《甲午风云》也以鱼雷命中致远舰作结尾。港台学者也采此说，如包遵彭的《中国海军史》即是一例。

　　另一种是中炮沉没说。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海战时在定远舰上指挥作战。他在战后第二天向北洋大臣报告海战经过时说：“倭船快，炮亦快且多。对阵时彼或夹攻，或围绕，其失火被沉者，皆由敌炮轰毁。“（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盛宣怀档案中保留了参战官兵在1895年3 月总结海军利弊的呈文近十件，镇远舰枪炮官曹嘉祥、守备饶鸣衢的呈文说：”譬如致（元）、靖（远）两船，请换截堵水门之橡皮，年久破烂，而不能修整，故该船中炮不多时，立即沉没。“守备高承锡的呈文说：”水师战船贵有铁甲，甲厚则船坚，交锋之际，经战持久，不易沉没。如大东沟之役，超勇、扬威、致远皆因无甲，故中炮即透入机舱，进水沉没。“（《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甲午中日战争》）当时参战的外国军官泰莱在《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中说：”为敌炮所沉者三舰，其中有一为忠勇之邓君所统之致远舰。“”躬履行间“的水师提督英国军官斐物曼特而对林乐知说：”致远既受重伤，志欲与敌舰同归于尽，……不料日炮毕萃于其舰，独中沉渊之祸，惨哉！“（蔡尔康译编《中东战纪本末》）主”中炮沉没“说的，均为海战参加者。亲见目睹之说，自然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了。

　　参战目击者都说致远舰是中敌炮致沉，而治史者却众口一辞：中鱼雷而沉。于是致远舰沉没的真相，也就成为至今未解开的一个谜。
　
作者: 旅行者    时间: 2013-12-10 21:28

社会篇

◆夏商人口究竟有多少？

　　关于夏商的人口问题，由于缺乏准确可靠的人口数字记载，长期以来难于进行认真的探讨。

　　《左传》哀公元年记载了一则流传于春秋时期的夏代史事，谓夏后相失国，其子少康逃奔有虞，有虞的酋长“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以收夏众”。杜预注云：“方十里为成，五百人为旅。”收众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了夏代国家的盛衰兴亡。此“有众一旅”，似指族落组织可出兵员数，如连老弱妇孺在内，以五口之家或三口之家可出一人计，则少康在纶邑的人口总数，大概应有1500到2500人。这则传说表明，早在夏代，统治者就有过人口统计之举。

　　有关夏代和商代的人口数，文献中说法不一，但都未得到证实。

　　一种见于《尚书大传。虞传》：“古八家而为邻，三邻而为朋，三朋而为里，五里而为邑，十邑而为都，十都而为师，州十有二师焉。———郑注：州凡四十三万二千家，此盖虞夏之数也。”

　　如按一家五口计，则上说虞复全国总人口数有216 万。但是像邻、朋、里、邑、都、师、州这类如此整齐规范的行政区划和社会组织结构，在夏代并不存在。甚至在商代金文和甲骨文中，都还没有出现邻、里字样；朋字只用来称贝；都字最早见于西周金文；商代称王都为大邑或大邑商；师是军队之称；州是族名兼地名。再者，以个体家庭作为人口统计单位，也不符合早期人口调查的特点。显然这种说法是出于后人附会，根本靠不住。

　　另一种说法见《后汉书。郡国志一》刘昭补注引《帝王世纪》：“及禹平水土，还为九州，……民口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人。

　　至于涂山之会，诸侯承唐虞之威，执玉帛亦有万国。……及夏之衰，弃稷弗务，有穷之乱，少康中兴，乃复禹迹。孔甲之至桀行暴，诸侯相兼。逮汤受命，其能存者三千余国，方于涂山，十损其七；民离毒政，将亦如之。殷因于夏，六百余载，其间损益，书策不存，无以考之。又遭纣乱，至周克商，制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国，又减汤时千三百矣；民众之损，将亦如之。

　　及周公相成王，致治刑错，民口千三百七十一万四千九百二十三人，多禹十六万一千人。“

　　这段文字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叙殷因于夏之间损益时，指出“书策不存，无以考之”，似乎在其它方面有一定的史载依据。其二，谓夏商时代方国林立，在文献中亦有类似之说，如《左传》哀公七年云：“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战国策。刘策》云：“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

　　看来，除夏国未必有万国外，众多族落小国林立，确为夏商社会实际状态。其三，尽管人口落实到百、十、个位数，且夏初和商末周初的这三位数都为，“九二三”，不免荒唐之甚。但其注重不同时期的民数得失，又按单纯人口而不是以户计数，却具有早期人口清查的特色。故此说有一定参考价值，不能贸然否定。

　　按照此说，从总体上推算，夏代直至商初诸侯方国规模均甚小，平均人口仅1300多人；后众国相兼及人口繁殖，到商末周初平均人口增加到了近8000人。商初成汤时有三千余国，则总人口约为400 万左右。

　　唯夏代人口不可能达到1350万以上，须知直到西汉初年全国总人口也不过1500万至1800万。夏代人口也不可能超过商初的400 万，因为夏王朝统治区和活动范围远比商代小得多。《淮南子。泰族训》称商国“左东海，右流沙，前交趾，后幽都。”即商疆域东到海边，南抵五岭，西达甘肃内蒙，北至河北北部及辽宁。据至今全国已发现的商代文物遗迹，遍及豫、冀、晋、陕、鲁、鄂、赣、湘、川、辽及江浙地区，与文献所言可相印证。夏代领土大大小于商，竟是“诸侯万国”，且总人口也多出两倍多，不能不说是虚张附会之言。

　　近代甲骨文的出土及考古学的发展，对夏商总人口提出了新的观点。据迄今发现的11处龙山文化晚期和夏商之际的古城遗址，估测当时城邑居民的平均人口数大致在1500人左右，这与前述《帝王世纪》所记夏至商初族落方国平均人口1300余人的数值比较接近。前云夏初“千八百国”，总人口约240 万，如按现今遗迹考证总人口为270 万。商初三千余国，人口数似应在400 ——450万人之间。

　　另据甲骨文、金文和考古资料等线索来分析，甲骨文、金文中有族氏地名约550 个。此外，甲骨文中有称“侯”的诸侯约40个，可知其所出族氏或自有其领地人口。《周官。载师》云：“凡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郑注：“一夫百亩之税，一家力役之征也。”“夫”以成年男丁为单位，自然包括了他们的家属老小。

　　西周早期不少地域组织的人口规模约平均8000余人数，与殷商晚期正前后相系。按这个平均人口规模数计之，总人口数约略有575 万人左右。

　　夏代和商代的人口数，一直是历史之谜，说法各异，莫衷一是。近代考古学及文献线索所提供的数字仅是粗估，有待进一步深入考察。
作者: 快乐随风    时间: 2015-6-26 18:49





欢迎光临 草根学园 (http://www.caogenleyuan.six168.com/) Powered by Discuz! 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