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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古今历史] 盛唐假象：两种文明的生死碰撞 [打印本页]

作者: 雨漫漫 时间: 2014-1-5 15:51 标题: 盛唐假象：两种文明的生死碰撞

以民兵为主力的大食偏师全歼七万唐军：华夏文明与阿拉伯文明间的生死碰撞

　　一、最佳的战争时机

　　唐朝倒行逆施，竟与宿敌大食合谋，毁掉了自己在中亚最重要的盟友突骑施，之后又丧心病狂地将另一个重要盟友石国屠灭，这两件事令大唐在西域人心尽失。在石国被屠后，中亚诸国尽皆怨愤难平，又人人自危，纷纷求援于阿拉伯帝国，“与大食连谋，将欲攻四镇”。由《旧唐书》卷113中的这句记载来看，似乎是石国事件激化了大食与大唐之间由来已久的矛盾，并直接引发了怛逻斯之战，其实这只不过是表象而已，此战爆发的本质原因，是唐朝试图趁大食内乱未平，迫其与自己尽快决战；若是大食不应，就趁机大幅改变西域格局。事实上，唐廷从747年大食内乱后就有了这种想法，这也正是唐廷在这几年中授意高仙芝屡次进行军事挑衅，安西唐军在西域咄咄逼人的原因所在。

　　阿拔斯王朝在750年才刚刚推翻了旧朝，于战火中建立，此时各个方面都未上轨道，正是百废待兴之时，极不适宜对外做战；而刚刚历经的这场翻天覆地的改朝换代也造成了严重的内耗，令大食的整体国力下降不少；更重要的是，此时内乱未平，主力军团都在西境做战，呼罗珊行省的兵力异常空虚；河中地区的大起义又是刚刚平息，统治本就摇撼不安……在这个时候与唐帝国在西域进行一场决战，对大食而言极为勉强，因此大食并没有趁西域诸国来投之机主动发起进攻，利用其哀兵之气，而是将会战的主动权拱手让给了唐朝。

　　虽然大食诸般退让，希望拖延时间，集中精力先行解决内乱，但唐廷高层也不傻，并不做宋襄公，一心要趁人之危。在唐帝国的步步紧逼之下，大食退无可退，只得勉强应战；而大食人素来狂傲，尽管时机不对，但自恃战斗力远胜唐军，认为以一介偏师便足能取胜；兼且唐朝近来倒行逆施，在西域搞得天怒人怨，众多原本并不真心归附的国家也纷纷主动来投，在此时击败唐军，便能趁势在西域建立起统治威信。经过多方面的考量，大食最终决意担任反唐盟主，出面为西域诸国撑腰，率众救援已危如累卵的怛逻斯城。

　　在如今的主流历史中，将怛逻斯之战的爆发全部归因于高仙芝个人的贪功好战，这完全是胡扯，是有意在割裂歪曲历史，而这样做的原因无非就是大唐在此战中惨败。如果唐军此次在怛逻斯取得大捷，主流史论中就必然会风头大转，将此事描述为唐廷中枢运筹有方，大破群丑……说白了，历史学家们竭力将此战曲解为边将妄为，就是为了丢卒保帅，将失败的羞辱大半推到高仙芝个人头上，从而为唐王朝讳饰失败。此外，还试图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即此战只不过是西域一隅的少量唐军被击败，而并非唐帝国败于大食帝国，如果大唐以举国之力出手，那大食肯定不堪一击……

　　事实上，此战并非一场不期而遇的遭遇战，也不是边将擅作主张，而是唐与大食两个大帝国之间矛盾长期积累后的总爆发。大唐西域政策的主事者是李林甫，而李林甫的诸般决策也只有得到玄宗的全力支持，才敢也才能授意高仙芝这样的封疆大吏具体执行；从很多细节都能证实，此役并非安西唐军孤军作战，唐廷还抽调了其它地区的军队前来助阵，因此能够确知，安西唐军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并非边将自专。

　　从宏观层面来看，在747年大食内乱之前，唐帝国在西域的形势每况愈下，被彻底击败并逐出西域只是时间问题，唐廷高层也深知自己并非大食的对手，因此趁大食内乱未平，呼罗珊地区力量空前薄弱时孤注一掷，在西域发起全面进攻，试图乘隙夺取那一线生机。平心而论，这个决定不能算错，唐朝也确实把握住了最佳的战争时机，只可惜双方的军事实力相差太过悬殊，占尽便宜的唐军最后仍然大败亏输，汉文明和阿拉伯文明在西域的碰撞最终以大唐彻底失败而收场。其实这样的结果并非意外，而是两国军事实力的正常表现，唐史大家薛宗正先生在《论高仙芝伐石国与怛逻斯之战》一文中亦曾提到：“问题在于唐与大食之间的政治、文化、军事实力的对比仍然是唐劣敌优，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受到来自外国的强力冲击，反映了时至公元8世纪，我国的应变、应战能力已难跻身世界一流强国之列了。”

作者: 雨漫漫 时间: 2014-1-5 15:52

二、以民兵为主力的大食军

　　1、占尽便宜

　　在怛逻斯会战爆发之前，唐军已经占到了不少便宜。据《旧唐书》卷132记载：“举兵围怛逻斯，黑衣救至”。

而在《新唐书》卷153中亦载：“仙芝讨大食，围怛逻斯城。会虏救至，仙芝兵却，士相失。”显见是唐军先下手为强，抢先发起进攻，与藩国军一起围攻怛逻斯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一带，当时是中亚的一个大的贸易市场），主动选择了与大食决战的时间和地点，掌控了整场战役的主动权；而大食急急招聚众藩属前往救援，之前缺乏准备，属于被迫仓促应战。

此外，唐军先行抵达战场，以逸待劳，围城打援；大食军则远道而来，在体能上也颇为吃亏。

　　更为有利的是，在之前的几年中，黑衣大食一路向东，与白衣大食激战，这种你死我活性质的战争必然会充分发挥双方的每一分力量，呼罗珊都督府麾下的精兵做为黑衣大食的主干部队，定然早已不在行省之中。

尽管白衣大食在750年便已失国，但其毕竟统治多年，根深蒂固，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因此激烈的抵抗一直持续了数年之久。从753年黑衣大食在西部国土（今埃及一带）上平灭白衣大食残余势力的记载能够看出，直到753年时，白衣大食的残余力量仍然颇具规模，活跃于伊比利亚半岛。

当751年夏天爆发怛逻斯战役时，白衣大食的残余势力肯定比753年时还要强大得多，对于阿拔斯王朝来说，铲除这样一支强大的前朝余党无疑才是当时的重中之重，根本无暇在西域这种无关痛痒的边地上与唐相争，因此黑衣大食的主力精锐751年时正尽集于大食西部苦战是毋庸置疑地。

作者: 雨漫漫 时间: 2014-1-5 15:54

2、仅有几千人的大食正规军

　　如今网上谣传，为解怛逻斯之围，呼罗珊总督府最终出动了四万大食军，这种说法毫无根据（笔者怀疑是某些痞子把“二万”这个唐军数目翻倍得出来的），也并不符合情理。虽然阿拔斯王朝在怛逻斯战役前的总兵力并无确载，但从其它史料中却能够略窥端倪。

750年时，阿拔斯与其得力盟友什叶派势力反目，于是在河中地区（以布哈拉为中心）爆发了以沙里克-本-谢赫-马里为首的反对阿拔斯政权的什叶派大起义。

据《布哈拉史》记载，当时黑衣大食出动了驻扎于河中地区的一万兵马，前去镇压起义。结果大食军接连战败，最终被三万起义军团团包围，前锋主将战死，副将齐雅德突围而出，靠着找米国借兵才平定了叛乱。

通过阿拉伯史料中的这些记述能够看出，大食在750年留驻于河中的正规军充其量也仅有一万人，再减去大起义时被杀伤的数量，751年能够动用的正规部队也就只有几千人。也正是因为750年河中起义后，大食在西域变得空前虚弱，唐朝才选择从这一年开始在西域大举反攻。

　　762年，al-Nafs al-Zakiyya和其兄弟Ibrahim又发动了一次什叶派大起义，哈里发al-Mansur对其进行了镇压，这个事件留下了一些记载，阿拉伯史学家Kennedy曾经据此分析过黑衣大食的兵力分布。

史料中提到的兵力只有七万五千，起义爆发时，在库费哈里发身边仅有千余兵卒，主力则分驻各处，其中三万人驻守莱伊（今伊朗德黑兰省），由其子al-Mahdi（迈赫迪）统领；四万人驻守伊弗里基（今北非西部），由al-Ashath al-Khuzai统领；还有四千人则由Isa b Musa指挥，在麦地那与起义军首领al-Nafs al-Zakiyya做战。

Kennedy进一步分析道，除了这些兵力外，阿拔斯王朝应该还有两千人驻守在摩苏尔，负责防御哈瓦利吉派的军队；此外可能还有大约两万五千精兵驻守在西境，与拜占庭帝国对峙。

由此可知，在762年时，阿拔斯王朝的兵力满打满算也就是十万上下，而大食疆域辽阔，地跨三洲，于印度、北非、西班牙等地均有驻军，国中各个枢要地区也都需要派驻重兵，与强大的拜占庭帝国对峙又要分走数万大军，因此即使是在和平时期，也决不可能派出四万正规军前往远东。

更何况751年正是剿灭白衣大食这个前朝势力的关键时刻，内战正如火如荼，黑衣大食又怎会将近半的兵力派往遥远的西域呢？

　　综上所述，我们基本可以确知，此时黑衣大食在远东地区的正规军大部分已被西调，呼罗珊行省内兵力空虚，留驻的正规军数量既少，又都是些二流部队，这也正是大唐敢在此时与大食翻脸，大举进攻怛逻斯城的主要原因。

由于路途遥远，埃及附近的大食主力根本来不及调往西域；阿拔斯王朝也绝不会舍帅保卒，冒着让白衣大食死灰复燃的风险，在此时去和唐帝国全力争夺远东，因此当大唐在西域发起大规模攻势时，大食帝国完全无力应援，只能倚靠呼罗珊行省自身的力量（即上面提到的不足一万的正规部队）应对。

作者: 雨漫漫 时间: 2014-1-5 15:55

3、可笑的“二十万”藩属军

　　当然，大食人也并非仅以不满万人就去迎击十万唐军。大食每次出战，必以常备正规军为核心，再征发大量平日并不隶属军中者辅助做战，如此已成惯例，因此此次大食军的主体，当为临时征召拼凑起来的民兵武装，具体说就是由奴隶、平民之流组建的宗教战士（其数目已不可考，按循例来看，有两三万亦属正常）。

而除了大食自身的力量之外，在此时的西域和中亚地区，有着大量的藩属国正尊奉呼罗珊总督府的号令，因此大食一方的兵力还要再加上从征的属国军。

　　如今网上盛传此战的阿拉伯军团总兵力多达二十万人；还有一种说法是属国联军十五万，大食军四万，共十九万。由于“二十万”这个数字一看就是胡扯，笔者便探寻了一下源头，发现原来是出自柏杨所著的《中国人史纲》，但书中却完全没有提到其史料来源。平心而论，柏杨先生多有特立持正之语，也确实揭破了不少历史学界盛传的谎言，算是一位有勇气、敢直言的史家，但此人也素有治史不严谨的风范，评断历史常常流于主观，因此这个缺乏实证的说法是不足取信地，然而如今这个荒诞的数字却被大量网文当做信史引用，误导了不少人。

其实传播“二十万”这个数字的这些人并非真就如此天真轻信，其治史的态度也并非素来就如此不严谨，更不是就看不到这些昭然若揭的破绽，只不过为了维护唐朝“战无不胜”的形象，便需要夸大对方的兵力，从而为己方的失败寻找理由，因此才装傻充愣，佯作不觉。

　　其实大食在751年时能够聚集起多少属国军，从当时河中地区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便可以略见端倪。由于大食国力强横，诸国畏惧，在747年内乱之前又曾在西域频频重挫大唐，因此在中亚地区一度有大量藩属国依附，除了乌浒水域的诸国外，还有波斯降部，以及康、安、米、史、曹、何、火寻、黑姓突骑施等中亚诸粟特国家。

不过由于大食强推伊斯兰教，引发了诸国的强烈不满，因此这些降附的力量并不稳定，750年时还爆发了大起义，三万属国军将驻守于此的一万大食军团团包围，齐雅德狼狈地落荒而逃。由此事便能看出，大食在河中地区的驻军较少，而且众多表面降顺的属国也摇摆不定，关键时候根本靠不住，否则区区三万临时拼凑起来的叛军又怎敢起事？又怎能让齐雅德如此狼狈？

事实上，就连此次平乱的主要助力米国，大食也无法信任，艾布-穆斯林在平定起义后就杀了米国国王，结果导致米国王族反水投唐，其后不久便爆发了怛逻斯战役。

　　从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大食在751年时能够征发的属国军十分有限。起事的河中诸国虽然又已臣服，但其主要的军事力量已被打残，大食也决不敢再聚拢起这么多的潜在叛逆源，更无法确定这些心怀叵测的新降者会不会当场倒戈，而唯一的助力米国此时又已反目，因此大食虽然也征发了一些新降的属国军助战，但数量绝不会多，其斗志何等低落也可想而知，因此并无大用。

真正能给大食提供助力的，也就是因屠虐石国而对大唐恨之入骨的昭武诸胡，这些人其实完全是被唐帝国的愚蠢行为硬逼到敌方阵营地。

　　4、结论

　　综上可知，此次大食出动的正规军当在万人之下，而且多半是一支二流部队。其它两支兵力在既存的史料中并无确数，笔者细析各方资料，并无太多依据地主观认为，临时征召的民兵约两三万，此外还有两三万藩属军，总兵力计七万上下。

作者: 雨漫漫 时间: 2014-1-5 15:56

三、关于唐军兵力的争议

　　1、折兵七万，两个文明的一致记载

　　关于参与怛逻斯大决战的唐军数量，如今也存在不少争议，其实事实还是比较清楚地，唐军总数在十万上下早已是中外学界的共识，学术界争的只是其中汉兵的比例多少而已。只不过一些人不愿承认唐军在优势兵力下仍然惨败这一事实，始终试图利用对史料进行断章取义来缩减唐军的参战人数。

而他们之所以有上下其手，混淆视听的空间，又是因为史官们出于维护自家的考量，也均讳言此战，在史书中有意含混记载，专门误导读史者低估唐军的参战人数。

　　在《通典》卷185中，评述了玄宗时期对外战争中的几场惨败：“我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竞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逻之战，云南渡泸之役，没于异域数十万人。天宝中哥舒翰克吐蕃青海，青海中有岛，置二万人戍之。

旋为吐蕃所攻，翰不能救而全没。安禄山讨奚、契丹于天门岭，十万众尽没。高仙芝伐石国，于怛逻斯川七万众尽没。杨国忠讨蛮阁罗凤，十余万众全没。”其中明确指出高仙芝麾下的唐军共计七万之众，而且全军覆没。

　　《通典》的作者是唐朝的宰相杜佑，凭仗其身份，能够轻易接触到此战的真实数据和内情，因此所述远比几百年后据前朝残留资料而撰写的新、旧《唐书》更为可信。

而且杜佑的侄儿杜环曾被阿拉伯军队俘虏，并因之游历中东、非洲十余年，得到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所著的《经行记》考据严谨，素被史学家视为信史，因此“七万”这个数字的可信度颇高。其实撰史者就算歪曲自家兵力，在记载一场全军覆没的惨败时，也只会尽量往少说，断然没有专门夸大己方数量之事。

　　做为战役的另一方，阿拉伯世界的史学家们也对TALAS战役做了记载。著名史家穆塔海尔-麦格迪西（al-Mutahhar al-Maqdisī）在《肇始与历史》（al-Bad’ wa al-Tārīkh）第六卷中记载：“他（艾布-穆斯林）派齐亚德继续挺进，后者征服了河外地区的城镇乡村，一直打到怛逻斯和伊特莱赫。于是中国人出动了，发兵10万余人。赛义德-本-侯梅德在怛逻斯城加固城防，艾布-穆斯林则在撒马尔罕的军营中镇守。

大批将领和招募来的兵士聚集在赛义德那里。他们分几次将他们（中国人）各个击败，共杀死4万5千人，俘获2万5千人，其余纷纷败逃。穆斯林们占领了他们的军事要地，进军布哈拉，降服河外地区的国王和首领们，将他们斩首，并虏走他们的子孙，抢去他们的全部财产。

　　而十二世纪的阿拉伯史学家伊本-阿西尔（Ibn al-Athr）在《历史大全》（al-Kamil fial-Tanrkh）第五卷中也做出了相似的记载：“这一年，拔汗那的伊赫希德与沙什国王反目为仇，伊赫希德向中国国王求救。中国国王派出10万大军驰援，将沙什国王包围。沙什国王归顺中国国王，他和手下没有受到他（中国国王）的迫害。消息传到艾布-穆斯林那里，他派齐亚德-本-萨利赫前去交战。

两军大战于怛逻斯河。穆斯林们最终战胜了他们，消灭近5万人，俘获约2万人，残部逃回中国。此役发生在（伊历）133年12月。

　　两则不同时期的阿拉伯史料均记载此役歼灭唐军共七万人，与《通典》中所述完全吻合。对于古典时代两个远隔文明的史料记载而言，基本不存在相互抄袭的可能，因此交战双方的史料达成一致，依史学界惯例，已基本可以确认其真实性。

作者: 雨漫漫 时间: 2014-1-5 15:58

2、唐史中的不同记载

　　产生争议的肇始是《旧唐书》卷109中的一则记载：“（高仙芝）领兵二万深入胡地，与大食战”（《新唐书》的编撰者也沿用了这个数字），这则记载令原本清楚的事实产生了混乱。

　　其实“二万”这个数字一看就不可能。据《全唐文》卷284中录入的《敕河西节度牛仙客书》记载，为了进攻突骑施，唐玄宗曾下令在安西胡人和汉人中招募了一万士兵，在河西、朔方则各招募两万，由此可知，对于唐帝国而言，在西域征召六万以上的兵马并非难事。

唐廷趁大食虚弱，全力发动了这场决战，要与世界霸主大食进行战略性的西域争夺，对这场战事准备数年，高度重视，肯定会集结优势兵力，尽量增加自己的胜算；且唐军主动开战，也有充足的准备调度时间，又怎会坐视两万人在前面打生打死，其他兵马在后方看热闹呢？事实上，此次唐廷从军事要塞石堡城调来了大批精锐唐军，在侧翼策应做战，对此战的重视程度已不言自明。

　　唐朝在对外用兵时，即使是面对弹丸小国，也常以优势兵力大举而攻。如640年进攻弹丸小国高昌时，“交河道行军总管右骁卫将军将军上柱国□□□□□萨孤吴仁领右军十五万；交河道行军总管左武卫将军上柱国□□县开国公牛进达领兵十五万”（《姜行本纪功碑》）。648年进攻小小的龟兹时，据《旧唐书》卷210记载：“……率五将军，又发铁勒十三部兵十余万骑，以伐龟兹。”十余万番军加上“五将军”统率的汉军，总兵力当在二十万上下，同样非常倚重优势兵力。

　　从唐朝对外军事行动时大量用兵的这种习惯不难看出，751年仅出动两万唐军是并不符合常情地。在天宝八年进攻仅有几百吐蕃人戍守的石堡城时，唐廷都出动了六万多军队，此次与大食决战，只出动两万人未免太不可信。就以同一时期而言，连进攻剑南地区这种战略价值远逊的地方，面对南诏这种比大食弱小许多的对手，唐廷一次都会出动十几万兵马（“剑南留后李宓率兵十馀万”----《新唐书》卷219），西域是唐帝国此时最为重视的要地，之前为了夺取西域也付出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此次又是与大食这种一流强国展开大决战，又怎么可能不负责任地只出动两万人呢？

　　显而易见，“两万”之数并不符合逻辑和常情，如今一些史家竭力要误导人们相信，此战是高仙芝独立擅专的行为，其实就是担心暴露这个逻辑漏洞。

怛逻斯会战的结果决定了西域之地的归属，意义重大，可对于如此关键，且影响深远的一场战役，两《唐书》中记述得却极其简略，显然是在有意避讳此事，如此扬功掩败，不能秉正直书的治史态度，所载内容何等失实不难想象。事实上，唐史中类似的夸大敌军数量，删削己方兵力，从而为失败遮羞的事例比比皆是，此处的歪曲不过是常态罢了。

　　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曾记载道：“马宇段秀实别传云：‘蕃、汉六万众’，今从《唐历》”，说明司马光也认为“二万”这个数字不可信，但他也并未采纳《段秀实别传》中的“六万”之数，而是取了《唐历》中的“三万”为准，因此在《资治通鉴》卷216中便记载为“仙芝闻之，将蕃、汉三万众击大食”。

其实别将段秀实是怛逻斯之战中高仙芝的左膀右臂，他传中所述显然比《唐历》要更为可信，司马光未采此数，恐怕还是出于华夏面子的感情考量。至于《通典》中记述的最贴近事实的“七万”之数，司马君实就更不会采信了。

作者: 雨漫漫 时间: 2014-1-5 15:58

3、选择性失明----史官们歪曲历史的秘密武器

　　一些人认为，《旧唐书》中的“领兵二万”，与“七万”之数相差甚远，其原因是《旧唐书》的撰写者删削了数目，笔者对此不以为然。

虽然两《唐书》的撰写者缺乏秉正直言的品操，但却很少利用瞪眼胡诌这种缺乏技术含量的手段来曲解历史，通常都是靠选择事实、语言倾向、偷换概念等伎俩，用所谓的“事实”来误导后人。

因此既然其言之凿凿地说出“二万”之数，多半就有所实指。而据《旧唐书》卷42记载，在733年时，安西都护府“戍兵二万四千人”，之后有记载的扩军有两次，再考虑到大食对西域压力的增加，在751年安西唐军的数量肯定已比两万四千为多，出动两万人前往怛逻斯，留下万人上下戍守安西四镇，亦是合乎情理之事。

　　当然，虽然“领兵二万深入胡地，与大食战”这句话并非谎言，却不表示这个数字就是唐军参与此役的兵力总数，那些断言此次唐军仅仅出兵两万的人，不过是些连唐代兵制中除了额内兵外，还有城傍兵等额外兵员都不清楚的史盲罢了。这些人也不想想，如果安西都护府仅仅只有两万来人的战力，又怎么可能与吐蕃、大食这样的强大帝国争抢西域多年？又怎么可能击败拥兵二十万众的突骑施呢？

　　事实上，史官们提到的这两万兵马，仅仅只是额内兵，即“军有常额”，却并没有算上那些临时征召的募兵。这些志愿兵包括健儿、彍骑、团结、义征，其中有汉人也有羁縻区内的游牧战士，他们在役为兵，放役为民，临战集结，战罢解散，数量通常比正规编制内的募兵还要多。据《资治通鉴》卷215下考异记载，在天宝年间，“是岁天下健儿、团结、彍骑等，总五十七万四千七百三十三”，可见其规模之盛大。

　　在编外兵中，最出名的即城傍兵，即所谓的“旁侧诸军士”，属“团结”中的一种。这些兵卒不占正规兵额，但出战时却往往大量征行，有些战役甚至全由编制外的军队执行。仅就西域而言，安西唐军在出征时，额内兵很少占到半数以上，大部分军队都是从辖下的州县临时征募。如开元三年时，张孝嵩率领万余人救援拔汗那，这万余人就全是“蕃兵”，且都不是额内兵。747年高仙芝率部进攻吐蕃控制下的小勃律时，唐军中还阵亡了一位国王。

　　城傍兵并非只是汉兵，少数民族的部落战士也是其重要来源之一。这些城傍蕃胡们自备鞍马，被称做“城傍少年”，常常和汉军混编作战，因此安西唐军每次出征时都是“蕃、汉兵”齐出。唐史学家李锦绣在《“城傍”与大唐帝国》一文中便曾指出：“城傍相对定额边兵而言是补充，但在征战时，他们并不只为辅助，而是主力军。城傍因其部落组织及骑射之强，是唐开疆拓土战役中主要依赖对象，城傍是唐兵中最为善战者。”

　　城傍兵不仅善战，战斗力多凌驾于编内唐军之上，数量也常为额内兵的数倍，因此常常成为唐军中的主力，承担前锋等要职。据《命吕休璟北伐敕》记载：“北庭副都护郭虔瓘……领瀚海、北庭、碎叶等汉兵及骁勇健儿五万骑。金山道前军大使、特进贺腊毗伽钦化可汗突骑施守忠，领诸蕃部落健儿二十五万骑……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张仁愿……领蕃汉兵募健儿、武用绝群飞骑、城傍等十五万骑。赤水军大使、凉州都督司马逸客……领当军及当界警汉兵募健儿七万骑。丰安军大使、灵州都督甄粲……领蕃汉兵马六万骑…… ”根据这则记载，唐帝国原本计划动员58万人，减去突厥的25万藩属军，唐军自身当有33万人，而天宝年间北庭和朔方的额内兵总数仅有84700人，再抛掉各镇留守的额内兵，显然额外兵超过25万，是额内兵的三倍上下。

　　就在高仙芝西征的同时，剑南战区节度使鲜于仲通也发兵攻打南诏，这支唐军的数量史有明载，达八万人，但剑南战区的额内兵数量却仅有三万，多出来的这五万人就是没有正规编制的城傍兵，剑南的额内编制和安西差不多，因此安西战区出动编内数量一倍左右的城傍兵可谓合情合理。安西的编内唐军在两万四千以上，此次出动两万，再征发五万临时征召的募兵，加起来便是七万之数。

　　至此我们已经能够看明白这些史官的秘密手段：《旧唐书》的撰写者玩弄文字游戏，有意断章取义，只说及唐军的一部分，却对大量编外部队只字不提，巧妙地偷换概念，误导后世的读史者，令其大大低估了唐军的出兵数量。据《资治通鉴》卷215记载：“时边将耻败，士卒死者皆不申牒，贯籍不除。”而在《通典》卷148中亦载：“开元二十年以后，邀功之将，务恢封略，以甘上心，将欲荡灭奚，契丹，翦除蛮、吐蕃，丧师者失万而言一，胜敌者获一而言万”，可见当时夸功掩败之风盛行，而这种造假的习惯也同样泛滥到了史官身上。由于史家们这以偏概全的手法运用得如行云流水，不着半点痕迹，在之后的一千多年里，倒也确实成功蛊惑了不少人。

作者: 雨漫漫 时间: 2014-1-5 15:59

4、“三万余”藩属军

　　唐帝国此次大举进攻怛逻斯城，就是要迫使大食正面决战，毕其功于一役，因此全力以赴，安西都护府兵马几乎倾巢而出，又大量征募志愿兵，还尽量征发西域的属国军助战。

不过失道寡助，由于之前对苏禄不得人心的剿灭，以及唐军跌破底线地在石国大肆杀戮平民，令大唐在西域早已众叛亲离，人人喊打，大多数西域国家均已抛弃唐朝投向大食，此时在西域诸国中，肯效命的藩属就只剩下拔汗那和葛逻禄这区区两个了，其中葛逻禄还属于新附部落，与唐朝渊源不深，因此在藩属国的辅助作用方面，唐朝在西域落于绝对的下风。

　　如今网上盛传，说唐朝有一万藩属军助战，笔者遍寻不到这个数字的来源，后来才偶然得知，居然是靠减法算出来地。

一些人首先取信了《资治通鉴》中记载的“将蕃、汉三万众击大食”（“三万”这个数字其实是出自《唐历》），然后再减去《旧唐书》中的“领兵二万深入胡地”，于是便得出一万藩属军的可笑结论。坦白说，笔者还从未见过如此荒谬的计算方法，也没有见过这么荒诞的结论居然能被诸人采信这种荒唐事。《唐历》中的三万，和《旧唐书》中的两万，只不过是同一个概念在两个史料中的不同记载罢了，唐军素来都是蕃、汉混编出动，高仙芝带领深入胡地的两万安西军，又不是全为汉人，又怎能拿来当成汉军的数量去减，并得出蕃人为一万的结论？更何况很多蕃人都是自羁縻区，甚至是大唐本土中征发，就算蕃人数量真为一万，也不能说藩属国的兵力就是一万。

　　由于史料撰写者刻意的疏忽，如今并没有藩属军数量的直接记载，不过既然唐军的总兵力为“10万余”，那减去七万之数，便能轻易得出藩属军为“三万余”的结论。

作者: 雨漫漫 时间: 2014-1-5 16:00

5、天威健儿赴碎叶

　　近年来在吐鲁番出土了一些残篇断简（即历史学界所谓的“吐鲁番文书”），给我们提供了大量之前未曾现于人世的史实，也大大丰富并改变了历史界对八世纪中叶西域军事、政治形势的认知。通过这些新出土的史料，历史学界已经意识到，虽然直接参与怛逻斯战役的唐军是“10万余”人，但除此之外，唐军还有其它的策应部队，原本用于制衡吐蕃的石堡城守军也被调来，在侧翼间接参与、辅助了这一战。

　　751年五月，唐代著名诗人，高仙芝的僚属岑参曾赋诗一首，名为《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高开府即安西四镇），其中有一句“太白引官军，天威临大荒”，其中的“天威”二字之前一度被认为是喻指大唐君主之威。然而在吐鲁番文书出土后，其中一片上面刻载了“唐天宝十载七月交河郡长行坊牒为补充缺人事”文书，里面出现了“天威健儿赴碎叶，准　[敕”这样的记载，此后史学界便对“天威”二字有了新的解读。据《新唐书》卷44记载：“又南隔涧七里有天威军，军故石堡城，开元十七年置，初曰振武军，二十九年没吐蕃，天宝八载克之，更名”，由此可知天威军就是以前的石堡城，而戍守于此的“天威健儿”，就是当年攻下这个军事要塞后戍守于此的唐军精锐。而据杜环所撰的《经行记》可知，碎叶城是突骑施汗国的政治中心，位置就在石国旁边。

　　显而易见，唐廷曾于751年五月将驻扎于“天威军”的“健儿”调往碎叶做战。而在“天寶十載交河郡（西州）客使文書”的第四片上，也有诸如“押突骑施生官果毅栾贵一人，乘帖马八匹”、“使押天威健儿官别将宋武达一人”这样的记载。

而且在这组西州的来往客使文书中，还存在着大量安西四镇军官和唐廷中枢官员的名字（如从“九月廿九日从西到，至十月一日发向东”的内侍大夫骆玄表并判官、内侍王下判官、押军资甲仗官、内诗大夫王献朝等四人，就显然是此战结束之后自西域归来），这些人在交河郡的出现，有力地证实了石堡城与安西四镇的驻军往来频繁，而中央也时常遣使居中协调。

　　在“天威健儿赴碎叶”的刻载出土后，历史学届中对此事有了一个新的见解，认为唐廷在751年五月从石堡城抽调大军前往碎叶，是因为高仙芝之前刚刚污蔑突骑施谋反（应该是指唐朝着力打压的黄姓那一支），并对其大举进攻，还俘虏了移拔可汗，但唐军撤离后黄姓突骑施的残余势力仍然盘踞在碎叶一带，并因为同仇敌忾而与石国等反唐势力结盟。唐廷担心当自己与大食和西域诸国决战时，盘踞于碎叶一带的突骑施势力自后夹击自己，因此才调石堡城守军前往策应，牵制突骑施，间接支援怛逻斯战局……如果这种猜测属实，那说明尽管之前高仙芝靠偷袭俘获了移拔可汗，但该支突骑施的力量却并未遭到重创，此时仍能对唐军构成较大的威胁。
　　由大量皇帝亲近的内廷人员出现在西州，以及石堡城大军前往碎叶等记载均能看出，此时唐廷中枢对于万里之外的西域非常关注，而怛逻斯之战也决非高仙芝的擅自行动，而是大唐帝国整体发力，调动举国的军事资源，以地方军镇为主力，由朝廷派出中央高级官员，协调各军区部队进行的协同作战。

或许当高仙芝攻打石国时，纵容麾下士兵大肆劫掠烧杀是擅专之举，但唐廷决意趁大食内乱，在西域势力剧减之时夺取其旧有地盘，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攻势，却是从上到下的一致决策。因此高仙芝进攻石国、偷袭突骑施，以及之后与大食的决战，均得到了唐中央的鼎力支持，绝非仅有安西唐军在孤军而战。唐史学家张日铭在著作《唐代中国与大食穆斯林》中（P73）也曾提到：“在征募其他都护府士卒，或迫使安西北庭合作，以便加强某些重要战役的问题上，玄宗皇帝似乎并未退缩。”

　　综上可知，如果严格来看，在怛逻斯战役中，唐帝国一方的参战人数并非仅仅只有“10万余”，还应该再加上前往碎叶的“天威健儿”。尽管这批来自石堡城的精兵数目不详，但唐军在总兵力上大占优势却毋庸置疑，这一点也得到了史学巨匠范文澜和白寿夷的认同。

作者: 雨漫漫 时间: 2014-1-5 16:01

四、怛逻斯惨败

　　出于尽量淡化的考量，对于这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会战，诸家唐史中却均无发生的确切时间。不过几则阿拉伯史料都记载此役发生于回历133年祖·尔·贾月，即公历751年7月，由于这个时间与新出土的《吐鲁番文书》中所载的完全吻合，因此可信度很高，基本能够确定此战爆发于天宝十载八月。

　　在各家唐史中，都讳言了此战的详细过程，只是粗略叙述了几句战败后的情景。《旧唐书》卷132中记载道：“黑衣救至，仙芝大衄，军士相失”。《新唐书》卷166中则载：“围怛逻斯城。会虏救至，仙芝兵却，士相失。

秀实夜闻副将李嗣业声，识之，因责曰：‘惮敌而奔，非勇也；免己陷众，非仁也。’嗣业惭，乃与秀实收散卒，复成军”。《新唐书》卷151中则载：“为大食所败，残卒数千……仙芝曰：‘吾方收合馀尽，明日复战。’嗣业曰：‘事去矣，不可坐须菹醢。’即驰守白石，路既隘，步骑鱼贯而前。会拔汗那还兵，辎饷塞道不可骋，嗣业惧追及，手梃鏖击，人马毙仆者数十百，虏骇走，仙芝乃得还。”

　　虽然各家史料中均未提及交战时的具体场景，但从“免己陷众”四字能够看出，当情势不利时，副帅李嗣业丢下士卒率先逃窜，而从“惮敌而奔”、“军士相失”等记载也能依稀看出，唐军中存在明显的畏敌、不敢战等现象，这大概是因为大食的宗教战士悍不畏死，武器装备和作战素养又占据明显上风所致。

至于战败后的情景，记述得则相对较为清楚，结合几则史料不难看出，首先是唐军被击败，仅剩数千溃兵，高仙芝将其聚拢，“复成军”，但此时大势已去，只好继续溃退。逃至白石时，恰逢拔汗那残部也退至此处，败兵填阻道路，李嗣业生怕被追及，挥舞大棒毙杀拔汗那友军士兵“数十百”，表现勇不可挡，硬生生在自家士兵中杀出一条血路，拔汗那士兵被迫让开道路，让唐军先逃，李嗣业这才得以与高仙芝等少量唐军逃得性命。

　　据《资治通鉴》卷216记载：“仙芝大败，士卒死亡略尽”；而在《通典》卷185中亦载：“于怛逻斯川七万众尽没”，由此可知大唐镇国的安西精兵在此役中损失惨重，前赴怛逻斯的尽皆覆没，而数万参战的城傍健儿也基本无幸。

不过唐帝国一方的损失却不止于此，据常理揣测，既然连抢道先逃的李嗣业等唐军主将都没能带回去多少士卒，那前来助战的拔汗那属国军就更走脱不了几人，因此唐朝一方的“10万余”参战兵马多半全部折损（其中葛逻禄部属倒戈投敌）。其实此战的结果如此之惨并不奇怪，阿拉伯战马的远跋之能天下居冠，在大食骑兵的追击下，溃兵们想逃出生天无疑非常困难，这也是被俘唐军多达数万的原因所在。

　　怛逻斯会战是唐帝国与大食间发生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大会战，战争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西域之地的最终归属。在此之前，两国之间始终并未发生过直接的大规模冲突，只是彼此争夺属国，或操纵麾下属国争斗而已。在这场两大帝国争夺西域的决战之前，大唐占到了不少的先机。首先唐军是主动挑起战事，迫使大食应战，因此会战的准备比较充分，且决战的战场也是由自己选定，占得了地利；而大食却是仓促成军，被动应战，失去了战役的主动权，准备也严重不足。

况且唐军在兵力上占据优势，在怛逻斯城下直接做战的唐军超过了十万，还有调到碎叶的大批天威健儿在侧翼策应；而大食一方则兵力远逊。更重要的是，此次大唐出动的是帝国中最精锐的安西军，而大食军却是由二流部队和临时征召的民兵组建而成，战斗力与真正的大食精兵相差甚远。况且在十万直接参战的唐军中，藩属军仅有三万，并非主体，大食军中战斗力较差的藩属军的比例也要高于唐军。

　　尽管在各方面都占尽便宜，但大唐最终却仍然大败亏输，举国精锐竟然不敌对方在内乱中仓促拼凑的一支偏师，而且最终还全军覆没，输得惨不忍睹，这种鲜明的落差构成了一种辛辣的讽刺，令一些史官，甚至是后世的很多读史之人都无法接受。

这些人尤其不能相信，战斗力一向被吹得天花乱坠的唐军，在真正的军事强国面前竟然如此不堪一击。为了遮羞掩辱，史官们竭力淡化这场导致唐帝国被基本逐出西域，百年苦战却最终前功尽弃的大战，以致于这样一场意义深远的战事，在诸家唐史中却笔墨极少，而且记载模糊，语焉不详，如今已然少有人知了。

作者: 雨漫漫 时间: 2014-1-5 16:05

五、令人触目惊心的意淫

　　一些历史学家在解析此战时缺乏公允的态度，对大食军不过是阿拉伯帝国的二流偏师只字不提，还将唐军战败的责任全都推给葛逻禄部的阵前倒戈，笔者对此不以为然。其实葛逻禄部倒戈一事在新、旧《唐书》这些原始史料中均未提及，只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216中提到过一句“与大食遇。相持五日，葛逻禄部众叛，与大食夹攻唐军，仙芝大败”，属于孤证，其叙述也颇多疑点，不足取信。

　　按照司马光的记述，似乎五日间两军未交一兵，只是排成两队相向呆立，然后葛逻禄忽叛，唐军遂溃，这与《旧唐书》中所记载的“黑衣救至，仙芝大衄，军士相失”大相径庭，而双方傻站五天不交兵也显然不符合常情，更没有指出为何葛逻禄部会突然反戈一击。事实上，以两《唐书》的撰者素来对大唐的回护态度来看，如果真地是因为葛逻禄部倒戈而导致全军溃败，肯定会对此大书特书，推诿责任，断然不会对此事只字不提。况且葛逻禄是新附部落，高仙芝对其应该会有所防范，而且葛逻禄部人数只占唐军总兵力的一小部分，其战斗力也值得商榷，很难撼动全局。如果唐军自身真地强于大食军，那几千葛逻禄军就算阵前倒戈，也断不致于导致胜负易手，更不可能令近十万唐军全军覆没。如果唐军自身真地强于大食军，那葛逻禄部又怎么可能做叛强投弱的荒诞事儿呢？

　　笔者认为，两军在怛逻斯城外对阵五日，肯定已经有所交兵，在激战之下，唐军渐渐不支，葛逻禄部眼见败局已定，为求自保，这才通敌倒戈，于是本就左支右绌的唐军立时崩溃，发生了大溃逃。葛逻禄部的倒戈多半确实发生过，但却决非唐军战败的主因，最多只能算是导致其崩溃的加速剂而已。

司马君实并未给自己的那句话标明史料来源，所述又与之前的各家史料不符，很可能是在撰史时动了私心，刻意用隐讳含混的笔法将这五日中的大战记为“相持”，从而遮掩在葛逻禄部倒戈之前，唐军就已在决战中大败这一事实。此外，司马光还将葛逻禄倒戈一事煞有介事地记在“仙芝大败”之前，从而误导人们认为这才是唐军战败的主因，藉此来为中华败于异族制造借口。而这样做的根源目的，其实就是不愿意承认此时中原王朝的军事实力已远非阿拉伯帝国的对手这一事实。

　　司马君实聊聊几字，真相立掩，手法颇为高妙，不愧是史学大家。出于维护自家的初衷，后世众多论史者多将司马光的这句话奉为至宝，对其它记载和诸多疑点则选择性忽视，立场偏颇地去解读历史。更有甚者，一些人为了吹捧唐朝，甚至毫无根据地编造出唐军原本胜利在望，只是葛逻禄部无耻地于胜利前夕叛变，才导致全盘崩溃的谎言。在如此巧妙地歪曲之后，双方的实力高下立时互易，全军覆没的唐军反倒成了强大的一方，不免令笔者狭隘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唐朝在怛逻斯之战后失去了争夺西域的资格，此事众所周知，不易颠倒胜负，于是便退而求其次，利用文字游戏来颠倒双方的实力强弱，自吹自擂，关起门尽情意淫。

　　一些无良的历史痞子甚至还编造谎言，说什么“唐与大食间发生过七次有记载的较大战役，六胜一败，大食人撞得头破血流……”意淫得简直没了边儿。事实上，怛逻斯之战是唐与大食间爆发的唯一一次大规模军事冲突，其规模和后续影响远非两国间的其它战事所能相比。

其实在唐与大食对西域的百年争夺中，双方都是操纵藩属国争斗，或者直接出兵攻击对方旗下的藩属国，怛逻斯会战是唯一的一次对决。而即使不提怛逻斯之战，唐朝在西域也是败多胜少，除了在大食三次大规模内乱期间能做到暂时稳住阵脚外，其它时间中基本上都是在节节退却，大片领疆沦失，孰胜孰负可以说是一目了然，真不知道这些人是如何得出“六胜一败”这种结论地？按这些无良痞子的说法，除了怛逻斯之战外，似乎大食在这百余年中就从来没赢过，一直在不断吃瘪，其颠倒黑白之嚣张，委实令笔者感到触目惊心。也就是此战结果天下知闻，实在无法抵赖，否则被吹嘘为大捷也未可知。

　　仅从这一件史实的记载，我们就能看出当今中国史学领域中存在的许多问题。事实上，在中国的史书和近、现代史学评论中，素来存在着几种重大的缺陷。

一是读书不求甚解，人云亦云，除了会把古代历史照字面翻译一遍外，别无建树，根本没有质疑、分析、总结这些过程，甚至连这些意识都没有。

二是逃避问题，遇到存在矛盾和逻辑说不通的地方，就装着看不到，假装其不存在，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三是常常不是按照逻辑和史料去客观推理，得出结论，而是先依据政治要求和个人倾向定好结论，然后再牵强地拼凑中间过程，发明历史。四是研究历史者普遍缺乏军事知识，分析打仗时完全不提双方的战略和战术分析，把两方都写得如同傻瓜下棋一般，一招就赢，所记述的内容根本无法真实地反映战场的复杂。

五是喜欢把胜败的原因泛道德化，赢是因为顺天应命，败是因为人心不附，与双方的战斗力好像没有关系一样。

六是将胜负过多地归因于主帅的韬略和个人道德，败了就怨将领无能，奸臣当道，好像与士兵的战斗力、武器的好坏，指挥艺术的高下和战场的随机性等客观因素都无关一样。

七是态度不够客观，对己方一味偏袒，对敌手竭力丑化，夸大胜利，讳言失败……

作者: 雨漫漫 时间: 2014-1-5 16:06

六、意料之中的结局

　　其实如果抛开那些惑众的吹捧唐军战斗力的言辞，细查双方当时的军事体系和军队结构，便能轻易发现，尽管高仙芝是唐朝当时顶尖的名将，安西唐军又号称“天下精兵之最”，但这只不过是在唐朝自己内部而言，虽然安西军在当时也算是战斗力较强的军队，能轻易欺负一些弱国，但与大食这种实力顶尖的军事集团相比，却仍然颇存差距，最终战败半点也不奇怪。虽然在之前数年的内部倾轧和混战中，大食的实力已然大为减弱，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无论是士兵素质、武器补给，还是兵甲、后勤、战术，阿拉伯人仍然远在唐军之上。

步骑两用的阿拉伯弯刀锋锐无比，在唐代就已享有盛名，杜甫就曾在《荆南兵马使太常卿赵公大食刀歌》中对其盛赞（“吁嗟光禄英雄弭，大食宝刀聊可比”），而阿拉伯马也是公认的当时世界上最好的马种。因此尽管在怛逻斯会战中，参战的大食军不过是一支以民兵为主体的偏师，却仍非唐军所能抗衡。

　　当然，唐军和阿拉伯军最主要的差距还是体现在兵员素质方面。虽然玄宗时期唐帝国已经采用了募兵制，军队的战斗力比起推行府兵制的唐太宗统治时期，以及贞观之后半个多世纪中都要强得多，但比起正处于上升阶段的阿拉伯帝国，却仍然遥不可及。

此时大食国中几大家族内的阿拉伯血统居民已经全部成为职业武士，毕生追求武艺和战阵配合，因此兵源素质极高，又具备狂热的宗教信仰，斗志旺盛，成为穆斯林世界在这一时期四处扩张的力量支柱。对于这样一支刀、马、士气、作战素养都遥遥领先的强兵而言，大破唐军完全是意料中事，这场会战的结果也合情合理。

其实对于一个深悉双方虚实的将领而言，唐军此次的惨败在战前便可预料，不过唐廷高层虽然能够正视自己不敌大食主力这一事实，却万万料不到自己的精锐部队竟然连对方的偏师也打不过，结果妄自启衅，为自己遭致了更为惨重的损失。如果唐廷能够看清形势，主动撤出西域，集中精力戍守河陇地区，保留下帝国最强悍的这支部队，河北道以安禄山为首的藩镇势力就未必敢于反叛，即使真反了，唐廷也不会束手无策，被叛军打得七零八落，要靠出卖子民，以乞求回纥人出兵方能平乱。

　　在多年自吹自擂的阿Q式教育之下，如今有不少人认为安史之乱前的唐帝国是世界上疆域最大，国力最强，军队最为精锐的国家，其实此时阿拉伯帝国的版图要比唐帝国大得多，军事实力也不在一个数量级上。由于农耕民族的军队往往喜守恶攻，擅守拙攻，因此在“开边”上不可能走得太远，遇到弱小的对手还能够耀武扬威，但一遇到真正的强者，便立即左支右绌。也正因为有这个弱项，在中国历史上，除了蒙古人外，还没有一个中原王朝能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中亚以西。

　　大量的融合、取长补短、兼收并蓄才是军事技术和军事工业进步的源泉，而这点正是安于自守的华夏民族所欠缺的弱项。在东方战场上，阿拉伯军队吸取了大量波斯帝国和中亚突厥骑兵的军事长处，博采欧、亚军事技战术之长（之后的蒙古兵也是因为善于吸收学习才能天下无敌）；而唐帝国除了西境之外，在其它方向上都是些军事技、战术平庸，甚至比自己更差的接壤者，缺乏与强者的交流和磨砺，提高的空间和幅度自然远不能与大食相较。

　　在630至660三十年中，东、西两突厥汗国相继因内乱崩塌，北亚大片土地出现了力量真空，唐帝国趁机大幅扩张，接管夺占了这些土地，一跃成为东北亚地区的大国，所谓的“盛唐”假象也在这数十年中建立。然而大唐实际上只是一个捡到漏子的纸老虎罢了，之前能够取胜只是因为从来就没有遇到过真正强大的对手。就在唐朝君臣们还在这虚浮的胜利上沾沾自喜之时，阿拉伯帝国已经在频繁的苦战、学习、吸纳中大幅提升了自己的军事水准，成为了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军事强国，连强大的拜占庭帝国都要避其锋芒，早就将外强中干的唐帝国远远甩在身后了。

　　下面引用一段唐史大家薛宗正先生的分析：“唐朝安西汉军虽号称天下精兵之最，但其本质上仍属武装起来的农民，所依恃的优势不过是一人二马，清一色的轻骑兵，却人无坚铠，马无护甲，其武器则唯恃弓箭、长矛、陌刀，所善者乃夜袭、守城，缺乏攻坚阵战所需的投枪等西方武器，大食则本身属骁悍的沙漠游牧民族，以战争为发财之道，战则五军并出，号五肢阵，最善阵战。入主定居以后，又兼而吸纳波斯、东罗马的军事成就，具备各种先进冷兵器，其冶铁业尤为中世纪之冠，兵刀犀利，盔甲齐全，为唐军所不能比。以后勤支援而言，唐军负责战时运输的“长行坊”不过以牛为主，次乃马，而大食方面则以驼为主，加之皮囊储水，阿訇鼓志，厚赏格以激士气，皆是一味讲求军中纪律的唐军所不能敌……”

　　做为一个军事实力较为弱小的国家，其实大唐在西域争夺中已经算是尽了力，唐廷中枢也确实为决战捕捉到了较好的时机，然而由于绝对实力相差过大，最终终究未能挽回颓势。其实唐帝国的运气已经算得上是很不错，大唐之所以敢在八世纪中叶与大食在西域做这拼命一搏，也是因为大食国中大乱，内耗和动荡极其严重，否则唐帝国连做这一次尝试的机会和勇气都不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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