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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名家经典] 隋丽娟说《慈禧》 作者：隋丽娟（正文完结+精彩正史） [打印本页]
作者: 慈禧太后    时间: 2013-5-2 09:16     标题: 隋丽娟说《慈禧》 作者：隋丽娟（正文完结+精彩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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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与历史学院副院长、硕士生导师。黑龙江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黑龙江省优秀教师、第十届黑龙江青年五四青年奖章获得者。1964年2月出生于哈尔滨。最后学历史学硕士。1985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同年7月至黑龙江大学历史系工作。工作期间，又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研究生，毕业并获得硕士学位。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先后讲授了中国历史地理、中国近代史、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中国现代史等十余门课程。2006年，入选《百家讲坛》，并主讲了《说慈禧》系列节目，成为黑龙江省入选百家讲坛的第一位人文社科教师。

隋丽娟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十分注重科研工作的进行。先后出版了《曾国藩》、《说慈禧》、《中国历史地理》、《黑龙江史话》等四部学术专著，参与撰写《黑龙江教育史》等五部学术著作，先后发表了三十余篇学术论文。与此同时，还参与完成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国家级重点课题《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子课题，《黑龙江省教育史》，2003年4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版。参与国家级课题《二十世纪以来黑龙江地区与俄国远东地区科技及人口素质对比研究》（东北边疆历史及现状工程），2003—2005年；参与国家级课题《传记·嘉庆朝道光朝》（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2005—2008年。主持教育厅课题《十九世纪以来的边疆危机与黑龙江流域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2003—2005年。先后获得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参编）、三等奖及佳作奖、黑龙江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内容简介：

慈禧太后（1835—1908），是晚清同治、光绪两朝的最高决策者，她以垂帘听政、训政的名义统治中国四十七年。长期以来，有关慈禧的史学论著和文艺作品，大都只讲慈禧祸国殃民的一面，甚至把一些与慈禧毫不相干的恶行也加在慈禧的身上。在人们的心目中，慈禧已成为一个昏庸、腐朽、专横、残暴的妖后。慈禧背负着近代史上的一次次丧权辱国；慈禧的一生，关联着中国社会的一场场深刻变革。一个辉煌的王朝，在慈禧的手里走向最后的没落；两个少年天子，被慈禧玩弄于股掌之间、形同虚设。一个嗜权如命的女人，何以能够在男人统治的世界里，掌控大清王朝近半个世纪？光绪皇帝、慈安皇太后之死，是否是慈禧一手策划的惊天命案？那么，历史上的慈禧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请接下来阅读本书，一一将为你揭晓答案：


百家精彩讲坛：


百家讲坛 隋丽娟评说《慈禧太后》（讲稿 视频 文字 全集）




隋丽娟说《慈禧》文本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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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慈禧太后    时间: 2013-5-2 09:21

序

　　受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的邀请，在《百家讲坛》大型系列节目中，全面系统地讲述慈禧，隋丽娟教授是第一人。她的电视讲稿，经过整理、充实、推敲、完善，以《说慈禧》为书名，由中华书局出版，现在同广大读者见面了。

　　我和隋丽娟教授虽说是清史界的同行，但在《百家讲坛》之前，各忙各的，从未谋面。《说慈禧》在《百家讲坛》播出后，我们只见过一次面，通过一次电话。一天我和隋丽娟教授在同一个现场录像，我在前，她在后，我刚录完在休息室里，隋教授匆忙到休息室向我打个招呼问候，便走向她的录像现场；电视台《隋丽娟说慈禧》第一讲刚播完，隋教授打长途电话给我，虚心地征求意见，我说我刚看过，这一讲讲得很精彩！不久，有的观众告诉我“演讲精彩”，也有的观众对我说“好评如潮”！

　　《说慈禧》出版之际，我想起了历史学高雅与通俗的关系。我做学术研究，也写通俗读物，还在电视台做系列讲座。我的体验是：为学术难，为通俗不易，为电视通俗更不易。同样，学术说慈禧难，通俗说慈禧很难，电视说慈禧更难。为什么呢？因为：一则，慈禧是皇太后，她的后宫生活，大多不见于正史记载，难于寻觅其真实踪迹；二则，慈禧是女人又是政治家，执掌权力时间太长，既突显作为女人慈禧的特点，又恰如其分地评述她的政治生涯，错综复杂，很难拿捏；三则，太平天国烽火，燃遍大半中国，局势纷乱，民生维艰，不大便于评述；四则，慈禧处于特殊的国际变局中，西方列强，威逼清朝，屡次侵略，割地赔款，国难当头，辱莫大焉；五则，清宫史料，浩如烟海，外文资料，多如牛毛，穷毕生精力，难窥万一；六则，电视时间紧促，语言亦须精练，不容啰嗦拖沓；七则，受众面宽，士农工商，童叟妇孺，众口难调；八则，对慈禧的评价，学界分歧大，民间争议多，众说纷纭，分寸难定。因此，既全面系统又纲举目张，既严谨高雅又生动通俗，这样来讲述慈禧皇太后的一生，实在是一件很难，很难，很难的事情。

　　隋丽娟教授讲述慈禧，首重全面系统。她把慈禧的一生，按照纪事本末与通鉴编年的历史体裁，向广大观众和读者，全面铺展，娓娓道来。《说慈禧》全书列为二十七个题目：选秀入宫/荣为贵妃/暗争皇权/叔嫂联手/实施政变/垂帘听政/整饬吏治/压制奕/初兴洋务/别样舐犊/归政同治/同治之死/二次垂帘/“君臣”母子/慈安之死/置换军机/猬集后党/曲折亲政/光绪大婚/六旬庆典/釜底抽薪/“规范”变法/“母子”反目/废帝风波/珍妃之死/光绪宾天/慈禧大葬。从以上纲目可以看出，从慈禧被选作秀女入宫，到光绪帝死亡，总述慈禧一生的政治与生活、性格与本色。体大思精，逻辑严谨，语言流畅，叙事生动，编排得体，实属不易。

　　清朝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清朝十二帝中，孝庄皇太后身历前四朝——太祖朝、太宗朝、顺治朝和康熙朝；慈禧皇太后则关系后四朝——咸丰朝、同治朝、光绪朝和宣统朝。经常有人问慈禧太后与孝庄太后之异同，慈禧太后与孝庄太后的相同点：她们都是大清国的皇太后，都年轻守寡，都辅佐年幼的儿子为君——顺治八岁继位，同治六岁继位，也都高寿——孝庄太后享年七十五岁，慈禧太后享年七十四岁。但慈禧太后与孝庄太后又不同：孝庄太后所处的清朝如日东升，慈禧太后所处的清朝则如日昏落；孝庄太后在后台参与朝政，慈禧太后则在前台御政；孝庄太后辅佐两代幼主，慈禧太后则掌控两代幼主；孝庄皇太后在皇位继承上按大清家法办事，慈禧皇太后则在皇位继承上过多考虑叶赫那拉氏家族的利益；后世对慈禧太后微词多，而对孝庄皇太后肯定多，等等。

　　在进行历史通俗化讲述时，应注意正史与野史的关系。其一，正史不一定全可信，野史也不一定全不可信。对正史与野史的资料都应当甄别、筛选、考据、分析，特别在引用野史资料时，应当慎重，特别说明。其二，应注意史实与传闻的关系。市井野闻，坊间俚语，道听途说，难以置信。如庄妃劝降洪承畴的故事，源于野史，纯属戏说。其三，应注意史实与戏说的关系。戏说是戏文，历史要真实，应分清戏说与历史，千万不可把戏说当历史。

　　史学学术化与史学大众化，其思维与表述的路径不同：史学的学术化主要是提出问题、搜集史料、审慎考据、分析论证、科学表述、做出新论，是一个求实求是的逻辑过程。而史学的大众化主要考虑对象的十个不同——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不同阶层、不同文化、不同时间、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国籍，其关注热点，其知识需求，既要有引人入胜的故事，又要有丰厚扎实的史实，应尽量地以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准确表述，满足广大受众的愿望与要求。然而，史学学术化与史学大众化也有共性，这就是求实求是，向大众准确地传递历史信息。

　　一本书像一个人一样，总在不断地完善。《论语·为政》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里是说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一本书的流传历程，也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如果每十年算一段，十年修订一次，经过三五次修订，虽不敢说是炉火纯青，却可以说是减少遗憾。愿以此同著书人共勉。

　　是为序。

　　阎崇年

　　2007年1月1日
作者: 慈禧太后    时间: 2013-5-2 09:21

第一讲 选秀入宫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有一个女人很是引人瞩目，她在男人一统的世界里，夺得了本来由男人把握的最高权力：三度垂帘听政；两次决定皇位继承人；将国家命运控制在她的股掌之中；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她对帝王之术驾轻就熟，却对世界发展潮流不甚了解，判断及决策一误再误，结果让中国滑向半殖民地的深渊。这实在是中国的悲剧，也是她个人的悲剧！这个女人就是慈禧。对于她在中国历史上的所作所为，人们痛恨过！人们谴责过！人们谩骂过！然而这个历史悲剧完全应该由慈禧负责吗？假如让一个男人当皇帝中国就必然躲过这一悲剧命运吗？这确实是历史上一道难解的高次方程。如何认识历史上的慈禧，解开慈禧其人其事的诸多谜团？让我们走进慈禧的世界，去解读历史上真实的慈禧。

　　我们常常称这个女人为慈禧，可慈禧既不是她的姓，也不是她的名，而是她贵为皇太后时所上徽号中的两个字。此号是她六岁的儿子载淳继皇帝位时所“上”，那一年她二十七岁。

　　徽号是给帝后加上的吉祥、美好的名号，以歌功颂德。对于自大欲无限膨胀的皇帝、皇后们来说，他们已经不能满足于死后才获得那些神圣、美好的字眼儿，他们希望在世的时候就能听到臣民的颂扬，于是上尊号的做法应运而生。“慈禧”是她晋封为皇太后时所加，以后每逢庆典就累加，她生前一共加了八次，计十六个字：“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都是溢美之词，没有实质性意义。徽号是生前所“上”，谥号则是死后所封。清代皇后死后与皇帝一样也有谥号。慈禧的谥号是生前的徽号加上“孝钦”和“配天兴圣显皇后”，合起来就是“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孝”是所有皇后谥号的第一个字，属于所有皇后，只要看到这个字就知道她是皇后。“钦”是评价慈禧本人的，概括评价她一生的性情、行为，解释为“神明俨义，威德悉备”，也就是指慈禧神明庄严，威严与德行兼备。“钦”字后的二十个字是她的生前徽号和死后又添加的尊号总和。“显”是他的丈夫咸丰帝的谥号，慈禧谥号中的“显”，表明他与咸丰帝的夫妻关系。所以，二十五个字中只要知道“孝钦显皇后”，就知道是慈禧了。

　　写有全部谥号的慈禧神牌慈禧生于清道光十五年十月初十（1835年11月29日）。她出生在哪里？家庭状况如何？回答这样的问题，对今天的普通人来说似乎是一个极其简单的事情，可对于慈禧来说，却是一个从她死后就出现诸多纷争的麻烦问题。因为在她呱呱坠地的刹那间，除了给她的父母增添一份获子的欣喜之外，并没有引起其他人过多的关注。关于她的出生，历史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正式的记录，因为谁也没有料到，二十七年后，这个普通人家的女子，却在紫禁城里，成为执掌大清国朝政四十七年的圣母皇太后，成为人人顶礼膜拜的“老佛爷”。

　　历史留下的这段空白，给后世想了解她的人带来了许多遗憾和困惑。自清末迄今，围绕她的家世和生平，有种种传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影响很大的说法有三个版本：

　　其一，是民初版。

　　见于恽毓鼎《崇陵传信录》和金梁《四朝佚闻》中关于慈禧身世的记载。恽毓鼎从光绪二十三年（1897）起充当日讲起居注官。日讲起居注是记载帝王言行的档册，皇帝每天的政事活动，都由日讲起居注官记录下来，按年月日的顺序编辑成册，一般每月两册，一年二十四册，用满、汉两种文字记载。起居注官必须每天伴随皇帝左右。恽毓鼎虽然算不上清朝知名的大人物，但是他久任讲官，熟知晚清宫廷内幕和花边新闻。金梁是满洲宗室，民国初年曾参与修纂《清史稿》的工作，熟谙宫廷掌故。他们是怎么记载慈禧身世的呢？

　　《崇陵传信录》载：慈禧的父亲死于湖南官任上，慈禧与妹妹扶父亲的灵柩归丧，由于穷困至极，连丧服都买不起。船过清江浦（属于今江苏省淮安市）时，正好赶上县令吴棠的一位部下死了，丧船也停泊于此，于是吴棠派人送丧礼三百两。可阴差阳错的是差官竟将礼金送到了慈禧的船上。差官回来复命，吴棠接到谢帖一看，才知道送错了，遂勃然大怒，命人要索回礼金。身边的一个幕僚对吴棠说：听说船上的女子是满洲的闺秀，此行也为了进京参加皇宫的选秀，怎么知道她就不能富贵？姑且与她结好，或许她秀女得中，对大人有利。吴棠对幕僚的这个意见颇为赞许：一旦这个女子发迹了，在皇帝身边我不就有个说得上话的人了吗？于是吴棠听从了幕僚的建议，没有索回礼金，而且还送佛送到西，亲自登上慈禧的船去吊丧。慈禧感激涕零，将吴棠的名帖小心地放在梳妆盒里，并对妹妹说：我们如果他日得志，一定不要忘记这个县官。后慈禧果然发迹，贵为太后时，吴棠官职一路攀升，最后升到四川总督，死于任上。

　　慈禧像《四朝佚闻》载：慈禧的父亲惠徵，是安徽徽宁池太广道的道员，（道员，俗称道台，是省以下、府州以上的地方高级行政长官。道员是非正式官称，公文直接以区域名为官名，习惯遂成为定制。道员除由知府升补外，也由京察一等的郎中、御史、编修而升得。）由于贪污公款被罢官，死在路上。慈禧奉母亲之命，扶父亲的灵柩归丧，由于家徒四壁，无以为生。恰逢北京有一民俗，有号丧的女子，也叫丧娘，丧家经常雇她们助哀。而慈禧嗓音洪亮，又能歌，又善哭，于是就当上了号丧女子，以此糊口。后参加选秀入宫，成为圣母皇太后。

　　以上两种记载，虽然记述慈禧的经历各不相同，有的地方可以说是南辕北辙，但我们不难发现相同之处：

　　慈禧书“龙虎福寿”四字第一，惠徵是慈禧的父亲。

　　第二，慈禧以秀女的身份入宫。

　　第三，慈禧入宫之前曾经历家庭的变故，家境艰难，屡经磨难，备尝人世艰辛。

　　我们可以意识到：两人一致认为惠徵为父、选秀入宫是慈禧的真实经历。

　　其二，现代版。

　　此说影响很大，可以说是弥漫在慈禧身世上最令人难解的谜团之一，主要根据是百年来流传于山西长治县西坡村和上秦村一带关于慈禧童年的口碑传说。

　　根据这个传说，慈禧不是满洲人，生父也不是惠徵，她原本是长治县西坡村汉族农民王增昌之女，名叫王小慊。四岁时，因为家境贫寒，母亲又不幸身亡，无奈的父亲将她卖给上秦村宋四元家，改名为宋龄娥。小龄娥天资聪慧，嗓音极好，爱唱小曲，被宋家夫妇视为掌上明珠，七岁读书，九岁会双手写字。可是，好景不长，她十一岁时，宋家遭难，无力继续抚养这个孤女，遂将她转卖给潞安府知府惠徵家做丫头。一次洗脚的时候，惠徵夫人富察氏无意中发现龄娥两脚脚心都有一个瘊子，这成为她命运的转机：惠徵夫人认为她是富贵之命，将她收为养女，改姓叶赫那拉，更名玉兰，又请人教她学习满文、汉文。天性机敏的她不仅学会填词赋诗，还能通读史籍。后来参加三年一次的选秀女，被选中入宫，从妃嫔一步步升为皇太后。

　　人们还为这个传说找到了大量的旁证和物证：

　　慈禧一直有家乡情结，爱吃长治的地方食品：黄小米、玉米面、壶关醋、萝卜菜；爱看山西地方戏上党梆子；爱唱山西民歌等等。这些可以作为旁证。

　　在西坡村王氏家谱上，有“王小慊后来成为慈禧太后”记录；西坡村外羊头山西麓的荒滩上有所谓慈禧生母的坟；上秦村宋家的土炕里，藏有慈禧给宋家的信等等。这些则成为物证。

　　但专家学者也对慈禧生于长治的说法提出了一些疑点和不同看法，他们认为，此说太富于传奇色彩，物证中有许多地方值得推敲：

　　（1）经考证，这段时间，历任潞安府的知府共有七个人，但是没有惠徵。既然惠徵没有在山西潞安府做过官，那么慈禧怎会在潞安被卖到惠徵家呢？

　　（2）王家从乾隆五十九年一直续到现在的家谱，虽然写着“王小慊后来成为慈禧太后”，但是这份家谱不是原件，而是重新抄写的，史料价值大打折扣。

　　（3）1958年西坡村平了许多坟，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时，该村和全国一样，在“农业学大寨”高潮中也曾到处平坟造地，据“长治说”的说法，“因该墓系慈禧太后生母之墓，得以保存至今”。这就令人十分疑惑，因为自清末以来，慈禧的名声极差，仅仅是因为慈禧这一名号，文革时期她母亲的坟就应属“封资修”一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许多历史名人的墓被毁被平，怎么会在西坡村独留下慈禧生母的坟？

　　（4）上秦村宋家的土炕里，藏有慈禧给宋家的书信残片，据说是慈禧娘家后裔宋六则从当年慈禧所住房屋东面的土炕里刨出的，这是支持这种说法的一个关键证据。可残片仅有四十五个字，不仅支离破碎，而且关键部分的一百余字是后补上去的。与保留在中国第一档案馆中的慈禧亲笔书写的便条比照，可以确认残信不是慈禧手书。

　　显然，在这些疑点弄清之前，“山西长治说”很难成立。

　　其三，正史版。

　　主要见于清史专著中。虽然具体表述不同，但我们还是能够从中把握她身世的脉络。

　　慈禧，那拉氏，祖居叶赫(今四平附近)，故称叶赫那拉氏。原名不详，正史中没有记载。原因可能有以下两个：

　　第一，与中国封建社会女人的社会地位有关。在中国封建社会，除了一些特殊的历史阶段女人拥有比较高的地位外，如唐朝，大多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女性深受社会的歧视和压迫，在男人独断乾坤的世界里，女人永远是男人的附属，“夫为妻纲”。所以出嫁以后的女人的名字没有任何意义，丈夫的姓氏加上自己的姓氏就成为公认的称谓，如“钱王氏”，“邓刘氏”等，闺中小名常被隐去。

　　第二，为了避讳。历史上与君主或尊者的名字音同、音近的字都要避讳，更不能直呼其名。所以，正史中只有她的尊号，如懿嫔、懿妃、慈禧太后等称谓，而没有名字的记载。

　　可是，我们却在清末的多种小说笔记中发现，入宫前的慈禧常常被称为“兰”、“兰儿”或“玉兰”，认为这是她的闺中小字，直到今天依然在文学作品中，甚至相关历史传记中被普遍采用。之所以众口一词，大概源于她被选秀入宫，初封兰贵人。“兰”字十分女性化，自古至今多被采用为女孩儿的名或小字，于是“兰”就从官式名号，变为她的名字。

　　慈禧属于满洲镶蓝旗，属于八旗中的下五旗。八旗分上三旗、下五旗：上三旗是正黄、镶黄、正蓝（多尔衮时改为正白），归皇帝统领，待遇高，属于王牌军；其余为下五旗，待遇低，属于杂牌军。镶蓝旗即属于下五旗。慈禧出生时他的父亲正在京城的吏部做一个只有八品大小的官——笔帖式，一个文职小官，直到咸丰二年才升为四品的道员。她的家庭出身充其量是一个一般旗籍官员的家庭。

　　从惠徵做官的履历中我们知道他曾在北京、山西、安徽为官，那慈禧出生在哪里？道光十五年(1835)慈禧出生，依据档案推断，他的父亲惠徵应在京城做笔帖式，如此说来，慈禧应该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近一时期，一些学者在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宫中杂件》第一二四七包中，发现了一份用大红纸写成的“排单”，即清朝皇帝选秀女的名单。其中有咸丰五年（1855）慈禧的妹妹被选为秀女的记录（慈禧的这位妹妹后来成为醇亲王奕的福晋，光绪帝的生母），也进一步证实了她是北京人。相关内容如下：

　　镶蓝旗满洲，恩祥佐领下，原任道员惠徵之女，年十五岁。

　　辛丑七月二十八日戌时生。

　　纳（那）拉氏

　　原任员外郎吉郎阿之曾孙女

　　闲散景瑞之孙女

　　原任副都统惠显之外孙女

　　住西四牌楼劈柴胡同

　　档案材料末尾“西四牌楼劈柴胡同”的地址，应是慈禧一家自曾祖父以来的老宅，即慈禧的出生地。按照京师八旗分城居住的规定，乾隆三十五年（1770），镶蓝旗满洲都统衙门在阜城门内嘉寺胡同。劈柴胡同距内嘉寺胡同很近，属于镶蓝旗的慈禧家人理应住在这一带。

　　关于慈禧身世的种种说法，乍听起来真让人无所适从，我个人认为，还是“北京说”的论据更加充分和可信。因为名人笔记或口碑传说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认定历史史实，档案更具权威性，更有历史价值和意义。

　　综上所述，我们现在就可以为慈禧填写一张现代意义的履历表。姓那拉氏性别女民族满出生

　　年月日道光十五年十月初十日(1835年11月29日)籍贯满洲叶赫（今吉林四平）家庭出身普通旗籍官员家庭住址北京西四牌楼劈柴胡同。为什么在慈禧的身世问题上会出现如此的分歧？

　　第一，是名人效应。慈禧的一生与晚清的历史相始终，人们都试图从这位赫赫有名的圣母皇太后降临人间的第一个驿站起，追根溯源，探录她的思想、性格形成的脉络和源泉，探录她成长过程中的偶然和必然，以解开发生在她身上那些给一个民族带来过深刻影响的许多历史之谜。

　　第二，关于慈禧出生地等问题确实缺少直接的文献记载，即使学者发现了她妹妹的选秀排单，也只能作为辅证，因为没有发现能够揭开这些谜团的确证，为各种各样扑朔迷离说法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这样一位名不见经传、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女孩，怎么就入了后宫成了咸丰帝众多后妃中的一个？皇帝选择后妃的标准是什么？

　　首先，是门第。怎么也应该是王公大臣的千金，这才门当户对。就像皇太极娶了科尔沁亲王貌美如仙的女儿为贵妃，也就是清初的孝庄太皇太后，这才门第相当，而不是王子娶灰姑娘。

　　其次，是美貌。似乎只有倾城之美，才堪与皇帝相匹配。虽然，历代君主都回避美貌，人们也常常把亡国的罪责推到女人的身上，“红颜祸国”。但不容否认的是，君主们依然将美色作为他们毕生的追求，通常美貌是女人走进男人世界的第一通行证。

　　慈禧没有高贵的血统，没有显赫的门第，但她有美色。她是凭借着在一场名为“选秀”的选美“大赛”胜出后，被选入宫的。清朝名为“选秀”的选美是为皇帝、皇子、皇孙、亲王和郡王物色婚姻的对象。它开始于顺治朝，每隔三年举行一次。为了保证满洲贵族血统的纯正与高贵，首先必须资格审查，只有八旗官员家中十三岁至十七岁的少女才能成为入选对象。审查合格，才目视选拔。应选之日，秀女们由神武门鱼贯而入，至顺贞门前“候台”。太监按名册顺序引入，由皇太后、皇帝评选。通常是五人一排，供皇帝或太后选阅，如有被看中者，就留下她的名牌，再定期复选，复选再度被选中的秀女，优秀的留于皇宫之中，随侍皇帝左右，成为后妃的候选人；其余的赐予皇室王公或宗室之家。咸丰二年恰逢选秀年，十七岁的慈禧，以满籍道员之女，参加了选秀，结果被选中，封为“兰贵人”。根据清朝的后妃制度，后宫的位号有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八个等级，贵人只位于第六等。这就意味着进宫后的慈禧必须身处下层，去应对、去挣扎。
作者: 慈禧太后    时间: 2013-5-2 09:21

第二讲 荣为贵妃
　　

　　咸丰年间修纂的《玉牒》中载：“兰贵人那拉氏，道员惠徵之女，咸丰四年甲寅二月封懿嫔。六年丙辰三月，封懿妃。七年丁巳正月封懿贵妃。”

　　慈禧即将跨进的后宫意味着什么？对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君主来说，他的后宫意味着六宫粉黛、三千佳丽、钟鼎玉食。入则黄罗伞盖，出则宝马香车、仆从如云。要不怎么历史上无数的人，宁可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如项羽一样喊出：“彼可取而代之！”

　　对于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来说，在前殿是君王，在后宫是主宰。后宫是他率性而为的乐园。而对于后宫的佳丽来说，这里却并非乐土。因为在这个超级大家庭里，真正的男人只有一个，皇帝的雨露有限，不能遍施，而可以承露的女人又无所不在，于是人们为了争夺皇帝的性爱而拼杀，拥有了皇帝的性爱就增大了生育皇子的机会，一旦皇子继承了皇位，即可“母以子贵”。为了获得和巩固皇帝的宠爱，后宫不断上演着一幕幕人间悲剧。南宋光宗宠爱皇后李凤娘，可有一次回到宫里后，无意间盛赞某宫女之手粉白异常。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就在第二天，光宗居然收到一个盛着这双小手的食篮。失败者或惨死，或深居冷宫，用孤独埋葬红颜，无声无息中，与草木同腐。顺治帝在十三岁时，在母亲与摄政王多尔衮的决定下，迎取了庄妃侄女博尔济吉特氏为皇后，由于顺治帝不喜欢这桩父母“包办”的婚姻，在顺治十年废掉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将她移出中宫，降为静妃，从一而终的社会准则，不允许她另择他爱，可怜的博尔济吉特氏，只能在冷宫里艰难度日。还不到二十岁的她，生活已无幸福可言，她的生活状况只能称之为活着，不能用“生活”或“幸福而快乐的生活”来形容。

　　对于即将进宫的慈禧来说，后宫处处弥漫着浓浓的血腥之气，这一点她不可能毫无所知。慈禧应该清楚地意识到了：在未来的日子里，摆在她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竭尽其所能，获得皇帝的宠爱，在夹缝中求得生存；二是听任命运的摆布，很有可能成为后宫倾轧的牺牲品。

　　刚刚入宫的慈禧面临着极大的竞争压力。与她先后入宫者共计四人：贞嫔、云嫔、兰贵人(慈禧)、丽贵人。

　　贞嫔，钮祜禄氏，咸丰帝即位之前就已入藩邸，登基后立刻由贞嫔晋封为贞贵妃，一个月后被立为皇后，是什么原因使她入宫后就获得如此的厚爱，历史缺乏记载，但由偏爱转而颇受重视是顺理成章的判断。云嫔是咸丰帝在藩时的侍妾，她比较了解咸丰帝的习性。丽贵人，容貌和体态都是佳中更优者。除此而外，民间传说圆明园里还藏有美女，名为“四春”。我们不知道慈禧宫中生活的细节，但在咸丰四年，也就是她入宫两年，慈禧获得了咸丰帝赏识，由兰贵人晋升为懿嫔，这一转变让我们相信：慈禧赢得了皇帝的欢心；从慈禧后来对身边人的回忆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她为赢得皇帝欢心所做的努力以及由此而招来的“同行”的嫉妒。她曾对身边人自豪地说过：

　　咸丰的第一位皇后——孝德显皇后“入宫后，宫人以我为美，咸妒我，但皆为我所制。”

　　从她颇为得意的表白中，我们不难看出她成功的秘诀：

　　第一，慈禧以美色成功地赢得了咸丰帝的心。

　　美国画家卡尔女士绘慈禧像

　　慈禧究竟美到什么程度？用她自己沾沾自喜的形容是“宫人以我为美，咸妒我”，容貌美到遭人嫉妒的程度。我们现在可以零星见到一些慈禧晚年的画像，即使从今天的审美角度来看，慈禧依然可以称之为端庄。有两个女人曾经在慈禧晚年与她有过近距离的接触：一位是德龄（1886—1944），满族人。其父裕庚是清朝外交使臣。德龄等家人随父在日本住了四年，又在法国住了四年。1903年归国后，慈禧得知德龄姐妹通晓外文，便召她们入宫，成为太后的第一女侍客，深得慈禧的宠爱和信任。她对慈禧的容貌评价道：“太后当伊在妙龄时，真是一位风姿绰约、明媚鲜明的少女，这是宫中人所时常称道的；就是伊在渐渐给年华所排挤，入于老境之后，也还依旧保留着好几分动人的姿色咧！”另一位是美国女画家卡尔，1904年8月进入清朝宫廷为慈禧太后画像，与慈禧朝夕相处九个月之久，将自己的亲见亲历，记录于《慈禧写照记》中。在书中她写道：“我看眼前这位皇太后，乃是一位极美丽极和善的妇人，猜度其年龄，至多不过四十岁（其实慈禧已年近七旬），而且其性情佳丽娇好，使人一见便生喜悦之情。”“慈禧太后身体各部分极为相称，美丽的面容，与其柔嫩修美的手、苗条的身材和乌黑光亮的头发，和谐地组合在一起，相得益彰。太后广额丰颐，明眸隆准，眉目如画，口唇宽度恰与鼻宽相称。虽然其下颔极为广阔，但丝毫不现顽强的态势。耳轮平整，牙齿洁白得如同编贝。嫣然一笑，姿态横生，令人自然欣悦。我怎么也不敢相信她已享六十九岁的大寿，平心揣测，当为一位四十岁的美丽中年妇女而已。”

　　然而后宫佳丽，个个优秀，哪个都是精挑细选的美女，皇帝身处其中，移情别恋、见异思迁是常有的事。对于慈禧来说，维护与巩固皇帝的专宠，还需要具备别人无法替代的潜质。

　　第二，后宫“皆为我所制”。

　　也就是慈禧用一步步的精心设计，制服他人，赢得皇帝的爱心。这才是她走向成功的要素。

　　以后的历史发展显示了她在后宫的设计。

　　首先，努力接近皇帝，赢得他的喜欢。这是后宫中所有的嫔妃都想做到的，但又不一定做得好。我们不知道慈禧究竟用了怎样的行为使皇帝喜欢她，但慈禧一向机敏开朗、洞悉人性、善体人意，也许是这些留住了皇帝的心。而玟贵人，徐佳氏，却出现了闪失。玟贵人入宫后初封为常在。因为她颇有姿色，所以不久就晋升为玟贵人。咸丰五年，不知玟贵人做错了什么事，咸丰帝极为恼怒，五月二十四日下令把她降为常在。二十多天过去后，皇帝仍怒气未消，余恨难解，再次下令把玟常在降为官女子，一下子又降了两级。官女子实际上就是可以陪皇帝睡觉的宫女，地位极为低下。徐佳氏在一个月内由主子一直降为奴婢，连降三级，但表面上又不敢表现出怨恨和悲伤，只能在夜间以泪洗面，似乎咸丰帝也觉得自己的做法有些过分，所以在八天以后，又恢复了她的常在地位，日子不长又晋升为贵人。

　　玟贵妃、春贵人行乐图

　　慈禧，凭借她的特质，常蒙皇帝恩幸，成功地躲过了这样无谓的惩罚。

　　其次，要为皇帝生下皇子。慈禧知道只凭借着美丽可人、侍应得体并不能确保皇帝的专宠。只有为皇帝生下儿子，才能猎取皇帝的心。子嗣兴旺是龙脉延续的保证，这是皇帝最为渴望的一件事情，更何况此时咸丰帝还没有一儿半女。

　　可咸丰帝是一个子嗣不旺的人，姑且不与他的五世祖康熙帝的三十五子、二十女相比，就是与他父亲道光帝九子、十女相比，他也是大为逊色，直到咸丰四年他还没有自己的骨肉来到人世（他一生只有二子、一女，且二子夭折）。清朝二百六十八年时间里，正是中国人口迅速增长的时代，至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口已由清初的几千万攀升到四亿多。

　　《懿妃遇喜大阿哥》档案

　　慈禧深知，后宫佳丽如云，可就是没有给皇帝生子的，她想率先生子占得先机，“母以子贵”，她可以凭借生子提高自己在后宫的地位。然而，设想是没有用的，慈禧不能怀有皇子，除了咸丰帝子嗣不旺以外，也可能与慈禧身体疾患有关系。每遇经期，她都会“腰腹胀痛，胸满呕逆”。入宫两年，此病症虽未见恶化，却也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为此，慈禧在太医的帮助下，精心调理。在保留至今的清代《宫廷医药档案》中记载了诊治时所开的药方：

　　懿嫔调经丸：香附一两童便炙、苍术一两、赤苓一两、川芎三钱、乌药一两、黄柏三钱酒炒、泽兰一两、丹皮八钱、当归八钱共为细末，水发为丸，绿豆大，每服二钱，白开水空心送服。

　　这份药方，经当代中医评议，主要是养血调经、行气活血、止痛散淤。足以证明慈禧年轻时患有痛经等妇科疾病。后经不断调治，慈禧“湿饮渐开，胀痛稍减”，坚持诊治，“诸症皆好”，月经不调之病得以痊愈。

　　咸丰五年六月，慈禧怀孕，咸丰六年三月二十三日（1856年4月27日）生下皇子载淳。从慈禧怀孕到生产，皇帝及后宫所有的人，都对此保持高度关注。因为这是咸丰帝的长子，也是皇帝迄今为止的唯一继承人。咸丰帝兴奋不已，挥笔写下了“庶慰在天六年望，更钦率土万斯人”。

　　《懿妃遇喜大阿哥》档案内页

　　咸丰帝高兴之余，更是重奖有功人员。首先，将西直门内新街口二条胡同路北的官房一所赏给慈禧的母亲；其次，慈禧的地位也由此发生了急遽变化。《清皇室四谱》载：“（慈禧）六年三月生皇子，是为穆宗（同治帝）。旋诏晋懿妃，十二月行册封礼。七年十二月晋懿贵妃。”

　　咸丰皇帝《谕后妃》

　　由此可见，因为慈禧诞育了咸丰帝的唯一皇子，她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后宫五级的嫔，而为四级的妃，而为三级的贵妃。因咸丰帝没有设皇贵妃，所以她已经跃居后宫第二位，仅次于皇后。这一年她二十四岁。

　　第三，要驾驭皇帝。由于生下了皇子载淳，慈禧位置一越而成为宫中第二，仅次于皇后。按照一般女人的思路与生活轨迹，此时就可以享受这显赫的荣誉，等待儿子继承皇位，做太后。可慈禧不这样想。她不认为她宫中的地位可以高枕无忧，毕竟她当时只有二十四岁。专制体制所赋予皇帝的权力是无所不在的，生杀予夺是他的权力，顺治帝不高兴即可废皇后，而贵妃的立与废应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情。慈禧要稳固宫中的位置，就必须驾驭皇帝。皇帝是人，他不可避免也有各种各样的习性与缺点，只是看慈禧是不是能充分掌握对手的特性，并加以利用。

　　慈禧有一项后宫嫔妃们无人能抵的能力——能读写汉文，这在当时的满族妇女中是极其可贵的。因为满族妇女与汉族妇女一样，不能入学，文化知识的获取的途径十分单一。因此，慈禧是宫中嫔妃中的既能掌握满语又能读写汉语的“双语”模范。

　　慈禧绘花鸟画慈禧很有天分，在圆明园居住时，“因日习书画以自娱，故后能草书，又能画兰竹”。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载：“西后入宫时，夏日单衣，方校书卷，文宗（咸丰帝）见而幸之。”

　　炎炎的夏日，她单衣伏案，校读书卷，不能不说对读书有极高的兴趣，同时说明慈禧知书识字。至于她掌握汉文的程度，从她垂帘听政后要求罢免恭亲王奕的上谕中可见一斑。

　　我们节录上谕部分文字：

　　“种种情形等弊，嗣（似）此重情，何以能办公事！查办虽无实据，是（事）出有因，究属暧昧知（之），难以悬揣。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傲，以（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朕冲龄，诸多狭致（挟制），往往谙（暗）始（使）离间，不可细问。”

　　慈禧所起草的共计三百余字上谕中，错别字竟高达十二个，语句亦不甚通顺，足以证明其运用文字的能力不高。咸丰帝逃避现实，寄情声色，对于国事穷于应付。由于慈禧能读写汉文，有些奏章就让慈禧代阅。“时时披览各省章奏，通晓大事”。在披览奏章的时候，慈禧逐渐通晓了国家大事。

　　咸丰帝为了省力气，有些奏章，就改为口头谕示，命慈禧代笔。好在内阁呈送御览的奏疏，绝大部分属于报告性或对各省督抚重大事件的指示意见，一般皇帝的朱批是“知道了”、“依议”等简单的字，对慈禧来说不是难事。

　　《崇陵传信录》载：“时洪杨乱炽，军书旁午，帝有宵旰劳瘁，以后书法端腴，常命其代笔批答奏章，然胥帝口授，后仅司朱而已。”

　　至于军机处奏折则关系军国大事，咸丰帝必须朱批具体指示方略，要皇帝亲自动手。但依慈禧的机敏与聪慧，很快就对朝政运作、君臣分际，了然于胸。这为她以后的执政打下了坚实基础。当第二次鸦片战争向纵深发展的时候，英法联军突破了清军道道防线并攻陷天津后，北京门户洞开，天子之都暴露于侵略军的炮火之下，如何应对这百年未有的变局，是考验一个统治者是否具有雄才大略的关键时刻。我们不妨对比一下咸丰帝与慈禧的表现。

　　《崇陵传信录》记载：“英法联军突破了清军道道防线并攻陷天津这日，正逢咸丰帝在圆明园的天地一家春与后妃共宴。酒至一半，军机处奏报：英、法联军已陷天津。咸丰帝痛哭不止，皇后钮祜禄氏与诸嫔妃哭成一团，只有慈禧一人走向前来对痛哭不已的皇帝建议：‘事危急，环泣何益。恭亲王素明决，乞上召筹应会之策。’”巨变面前，咸丰帝的懦弱、无主见暴露无遗，在他痛哭与束手无策之间、在寻求逃避国家巨变的危难时刻，慈禧却有着与咸丰帝截然不同的表现，冷静、沉着、敢作敢为。

　　慈禧在不露声色、谈笑风生间将至高无上的皇帝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成为后宫中仅次于皇后钮祜禄氏的第二位重量级人物。然而，与忠厚、质朴的皇后截然不同的是，慈禧对于前殿男人间权势之争夺、大局之掌控有着更为敏锐的感觉和判断，她不断地将在后宫与嫔妃争斗的经验渗透到太和殿那属于男人一统天下的世界中。

　　慈禧，有着自己所独具的能力，那就是洞悉人性、工于心计、个人至上、临危不惧、敢作敢为，这正是专制帝王所应具备的素质。
作者: 慈禧太后    时间: 2013-5-2 09:22

第三讲 暗争皇权
　　

　　慈禧在咸丰帝疏于朝政的时候，帮助皇帝批阅奏章，甚至有时以她的建议和主张影响皇帝的决策，这一违反祖制和家法的行为，必然引起朝中拥有实权的军机大臣和御前大臣的不满。在中国社会里，女人干政向来被视为“牝鸡之晨”——母鸡啼鸣,家有不宁（“牝鸡无晨。牝鸡之晨，唯家之索”。牝鸡即母鸡，这句话的大意是：母鸡不必为早晨打鸣。如果母鸡为早晨而打鸣，那么这个家就要败落。这里是以母鸡比作女性，是说女性不应代替男子主事，否则就会使事情弄糟。女人不能参与国事，否则就会祸乱国家）。在这个男人主宰的世界里，女人的社会活动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被容忍的行为，其结果必然遭到来自男性权力世界的绞杀。在那个男人至上的社会中，在那个为争夺权力而血肉横飞的世界里，慈禧能够走上男人独霸的政治舞台吗？她将面对怎样的血腥挑战才能踏着男人的脊背，爬向权力的巅峰？

　　一

　　自咸丰二年，慈禧选秀入宫，无论是调经生子，还是帮助皇帝批阅奏章，她的种种努力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享有权力带来的尊严和快乐。当她由嫔一步步升为贵妃的时候，当她帮助咸丰帝朱批奏疏的时候，她才真正领略了至高无上的权力能使千万人或喜或忧的魔力。

　　中国历史上大凡女人掌政，常常是因为：

　　(1)皇帝无力处理朝政；

　　如唐高宗因患有眩晕之症，目不能视，因此委托武则天来处理朝政，时人称为“二圣”。

　　(2)皇帝死后，即位的皇帝冲龄（幼小的年龄），母后辅政。如辽圣宗即位时年龄太小，母亲萧太后辅政（萧绰，953—1009，契丹名燕燕，辽朝皇太后，著名女政治家，辽景宗耶律贤的皇后。她是辽大臣萧思温的女儿，聪慧、美丽，有谋断。景宗即位时体弱多病，由她来辅佐。她选用贤德，励精图治，使衰落的辽朝呈现出全新的景象。983年，年幼的圣宗耶律隆绪即皇帝位，年仅三十岁的萧太后执政，在圣宗年间，辽朝君臣一心，使辽朝进入鼎盛，这与萧太后是分不开的。萧太后不仅治国有方，还用兵有道，在景宗时，宋朝大军逼近北京。她指挥三军，赏罚分明，任用“战神”耶律休哥为大将，为辽朝在高梁河之战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辽朝历代皇帝都对萧太后评价极高。1009年，太后去世，时年五十七岁。圣宗以天子之礼安葬萧太后，并表彰她对辽朝作出的伟大贡献）。由于聪明干练，知人善任，帮助辽圣宗成就了辽的强大。慈禧有这样的机会吗？

　　二

　　从表面来看，慈禧似乎暂时没有这样的机会与可能。虽然她拥有咸丰帝唯一的儿子载淳，且儿子年龄尚小，但咸丰帝诞育皇儿的时候只有二十六岁，正值青壮年，尽管从咸丰六年（1856）皇帝就“身倦体弱”，不时卧病，身体绝不能用硕健来形容，可也能正常处理朝政。依据常理，没有特殊的情况出现，慈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具有参政、议政的机会，更不具备走向权力巅峰的条件。

　　咸丰皇帝便服像然而，慈禧比谁都清楚她的丈夫——咸丰帝是身处忧患，无所作为，却风流成性的天子。

　　说咸丰帝身处忧患，是因为他在位的十一年里，没有一天是平安无事的，内忧外患无一日不在。

　　田黄石“咸丰御览之宝”

　　咸丰帝即位不久，咸丰元年（1851）元月就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虽然他竭尽全力地镇压，可太平军却一路攻城掠地，并在南京建立了太平天国。要不是太平军出现内讧，咸丰帝还真难获得喘息的机会。正在咸丰帝镇压太平天国之时，英、法两国于咸丰六年（1856）再次对华宣战，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战争步步升级，它时时掣肘着年轻皇帝的对外决策，使他陷于无所适从的境地。

　　说咸丰帝无所作为，是因为他没有迎接挑战的勇气，也不具备力挽狂澜的能力。

　　咸丰帝没有政治家的韬略和军事家的远谋。面对英法联军的肆意挑衅，咸丰帝没有抗战到底的决心，也没有讲和的勇气，而是在战和之间举棋不定。当战争爆发前夕，咸丰帝却在圆明园庆祝他的三十寿辰：在正大光明殿接受百官朝贺；在同乐园连演四天庆寿大戏。当英法联军突破大沽口、攻占天津后，他却束手无策，与嫔妃们在圆明园抱头痛哭。最后，索性将烂摊子留给恭亲王奕，自己率领朝臣及嫔妃逃至承德避暑山庄。

　　说咸丰帝风流成性，是因为国家的内忧外患，并没有激励起咸丰帝无穷的斗志，反而使他沉溺女色，不思进取。

　　慈禧非常清楚，咸丰帝一直纵情声色，使本已孱弱的身体更加每况愈下，不但面呈黄色，而且屡咳不止。御医建议常饮鹿血，既可以治病，又可以壮阳。为此，圆明园里饲养了许多鹿，每天都为咸丰帝取血。然而逃亡承德后，咸丰帝不去筹划如何振兴国家，而是纵情女色、嗜酒如命，更加肆无忌惮地寻欢作乐。慈禧知道，依咸丰帝目前的生活状态和身体状况，他的生命不会维持太久。作为咸丰帝唯一皇儿——载淳的母亲，慈禧有着别人无法替代的优势，那就是在咸丰帝死后，慈禧可以凭借皇太后的身份来辅佐幼帝，操纵皇权。但也正因为如此，朝廷中权臣们以百倍的警惕防范慈禧任何攫取权力的企图。肃顺等人就将她视为专权的最大障碍。

　　三

　　肃顺，字雨亭，宗室，他是郑亲王乌尔恭阿的第六子，庶出。“性格决定命运”，即是对他最好的写照。

　　1无赖但却率真

　　肃顺少时不愿读书，也没有什么谋生的技能，长大后只是以帮人做事为由骗人酒食。“戚党鄙之。而其状貌魁梧，眉目耸拔，见者亦知其必猎功名，而以亡赖，人莫敢近也”。只有同学墨裕怜悯他，时时接济他。一次，数九寒冬，肃顺盘辫——天冷，没有帽子，只能盘辫御寒；反披着羊皮褂——因穷，只能穿光板皮袄，毛接触皮肤不舒服，于是反穿；牵狗走在街上——如此潦倒，却不在意，依然牵狗，一脸“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悠闲，正好与墨裕相遇。墨裕见肃顺如此落魄不由得皱着眉头问道：“‘君自视似何等人？’顺对：‘亡赖耳。’曰：‘亡赖荣乎？’顺对：‘因亡所赖，斯亡赖耳。’”后墨裕以闲散宗室的名义，为肃顺求得一职（《奴才小史》）。

　　总管内务府大臣《奏报圆明园内外被抢被焚情形折》

　　2疏学但却有识

　　咸丰初年，经异母兄郑亲王端华和怡亲王载垣的推荐，“入内廷供奉”。不久，就成为咸丰帝最为依靠的核心力量，被授予户部尚书（相当于今财政部长）协办大学士，御前大臣，署领侍卫内大臣、内务府大臣。肃顺凭借什么获得咸丰帝的信任和赏识呢？

　　肃顺自幼机敏多谋，敢于任事。入朝以后，他善于揣摩咸丰帝的想法。皇帝最希望大臣忠孝，因此他每每与皇帝谈论天下大事的时候，一定直抒胸臆，表现出“言无不尽”的忠诚，得到了咸丰帝的赏识。

　　肃顺身为满人，却最看不惯同族，对待满族下属，恣睢暴戾，如同奴隶，而对汉员则礼数有加。他曾对人说：“咱们旗人浑蛋多，懂得什么，汉人是得罪不得的，他那枝笔利害得很。”故其受贿，亦只受旗人不受汉人也。汉人有才学者，必罗而致之，或为羽翼，或为心腹。他以尚书亲贵之尊，颇能折节下士，因此幕府中网罗了大批才俊。尤其是力保左宗棠不死一事被世人称道。

　　左宗棠，晚清名臣，颇具学识和才气，但他也曾是一个恃才傲物的人。咸丰十年（1860）三月，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府中做师爷，帮助骆秉章办理军务，颇受器重。骆秉章对他言听计从。如果有湖南各级官员向骆秉章汇报工作，骆让他们向左师爷请示汇报，他也就当仁不让，隐操湖南政柄，甚至代拟的奏折不经骆秉章过目就直接向朝廷拜发。可当时左宗棠的功名不过是个举人。一次，永州镇总兵、署理提督樊燮拜谒骆秉章，骆命他去见左师爷，樊燮只好去见，但未向左宗棠请安。左厉声喝曰：“武官见我，无论大小，皆要请安，汝何不然？快请安！”燮曰：“朝廷体制，未定武官见师爷请安之例。武官虽轻，我亦朝廷二三品官也。”左怒益急，起欲以脚蹴之，大呵斥曰：“王八蛋，滚出去！”燮亦愠疾而退。此事虽然好像到此为止，但不久樊燮被炒了鱿鱼，时人都知道樊燮被罢官与左宗棠有关。樊燮回到老家，将“王八蛋，滚出去”六字写在木牌上，置于祖宗神龛之下，又为儿子延请名师，规定儿子必须穿女子衣裤，“考中秀才进学，脱女外服；中举人脱女内服，方与左宗棠功名相等。中进士点翰林，则焚吾所树六字洗辱牌，告先人以无罪”。他的儿子樊祥增果然发奋读书，光绪三年中进士，授庶吉士，成为晚清大名士，又官居江宁布政使，护理两江总督（见刘禺生《世载堂杂记》）。

　　左宗棠的举动犯了官场的众怒。有人上奏弹劾，朝廷命湖广总督官文密查，如确有不法事情，可以就地正法。肃顺知道左宗棠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危乱之际，失去这样一个人才，是国家的损失。于是，他网罗周围的人，共同运作，联合大学士潘祖荫等上疏密保，说明左宗棠为人诬陷，并荐其能，“于地形厄塞险要，了如指掌……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人才难得，自当爱惜”。加上胡林翼、曾国藩也纷纷保荐，左宗棠因此获起用，随同曾国藩襄理军务，后独领一军，并成为“同治中兴”之名臣。

　　3做事果断不妥协

　　肃顺做事果断，不妥协。他雷厉风行地究治了戊午科场案等大案要案，对于遏止当时官场的吏治腐败、贿赂公行、稳定政局起到了一定作用。

　　满清一代，科举考试舞弊现象很普遍，如果考官也牵涉在内（所谓通关节），往往就会“兴大狱”，自上而下，死伤无数。清朝初年，天下甫定，为警示、驯服汉族读书人起见，惩治尤为严厉。但科场舞弊的案件依然屡屡发生。

　　咸丰八年的科场案，以受刑官员级别之高创了纪录。这年，文渊阁大学士兼军机处领班大臣柏葰担任顺天府乡试主考官。明、清两代，科举分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乡试，每三年在省城举行一次，称“大比”，取中者称“举人”。乡试的第二年春天举行会试，由礼部举行，在京城考试，取中者称“贡士”。殿试则由皇帝亲自主持，只有贡士才有资格参加，分“三甲”录取，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当时，顺天府乡试中舞弊现象之严重，令人震惊。此案败露的导火线是考生平龄枪替（替考）被人举报。平龄系满洲旗人，爱唱戏，但只是票友，不是专业艺人。平龄虽没有违反清律规定的“优伶”即职业演员不能参加科考，但其不学无术，竟然高中乡试第七名，令世人大惑不解，有人知道他考试舞弊，遂被检举。咸丰帝命人严审，最终发现“本年乡试主考、同考荒谬已极”，有问题的试卷竟达五十本之多。咸丰帝大怒，着令将主考官柏葰革职，副考官朱凤标、程庭桂解任听候查办，似乎事情就应到此为止了。

　　可户部尚书肃顺却觉得此事只是冰山一角，于是他暗中派人继续追查，又发现了罗鸿禩“通关节”案。参加顺天府乡试的考生罗鸿禩通过关系找到了柏葰家的门卫靳祥。柏葰年老，杂事都委托靳祥办理。柏葰阅卷，将错误百出的罗卷定为副榜。考试被录取，称为正榜，获得参加会试的资格；副榜则入国子监学习、肄业，不得参加会试。罗鸿禩贿赂柏葰从正榜内取出一卷，和己卷对调。于是，罗卷进入了正榜。不过，正榜取中之卷，还要进行“磨勘”，也就是复查。此案即在磨勘时暴露。罗卷文理一无可取，光错别字就有三百之多，磨勘官一见大惊，但慑于柏葰权位，不敢公开批驳，但此事却被私下里传播出来。于是此案定性为“通关节”，交刑部“究治”。靳祥吓得自杀，希望能保住老东家。但是会同刑部审案的肃顺毫不姑息，自柏葰以下五人，拟弃市、流放等处罚者几十人，俱交给皇帝定夺。咸丰帝颇有念其昏老，宽恕柏葰的意思，肃顺则按律力争，坚执不可。转年，柏、罗等都在菜市口被砍下了脑袋。

　　肃顺办此案，反对者视为“严酷”，有“倾轧”的嫌疑，但是不得不承认，自此以后，科场清肃，效果持续三十年之久。肃顺一时间名声鹊起，成为朝野上下公认的统治中枢的核心人物。

　　4拥权且跋扈专行

　　肃顺有能力有主见，咸丰帝十分倚重于他，某种程度上，肃顺成为朝中第一人。拥权的同时，专横跋扈、一意孤行的特点也日益显露，他排挤任何一个有可能成为他拥有权力的竞争者，即使对贵为亲王的奕也如此。英法联军攻占天津以后，咸丰帝束手无措，在慈禧的力荐下，皇帝起用奕为钦差大臣，委以与英法谈判的责任。由于奕主和，肃顺主战，两人观点针锋相对，竟然在皇帝面前争吵起来。“主和，顺主战，哄于御前，不能决”。

　　而对于慈禧在后宫逐渐参与朝政活动，并偶有决策方面的上佳表现，肃顺更不能见容，他不能允许有人同他一样影响着皇帝的决策，尤其是他不能允许一个“无知”的女人在皇帝面前指手画脚。

　　四

　　慈禧知道与肃顺这样强大的对手抗衡，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比对手更强大更狡猾，而当时慈禧年仅二十七岁。十七岁即被选秀入宫的她，十年间深居皇宫，难有与外界接触的机会，没有任何根基或同党能帮助她与肃顺在权力场上角逐。慈禧曾将希望寄托在咸丰帝的偏爱上，为此她施展了所有的心机和魅力来吸引咸丰帝的注意。可这种命悬一线的依赖是最不可靠的，还险些由于肃顺的倾轧而成为第二个钩弋夫人。

　　钩弋夫人像钩弋夫人是汉武帝的宠姬，汉昭帝弗陵的母亲。弗陵，年少，身体健壮，十分聪慧，汉武帝“奇爱之”，并筹谋立他为皇嗣。但由于弗陵年少，而其母年轻充满活力，汉武帝担心在他死后钩弋夫人以子专权，所以对于是否立弗陵为皇嗣，一直犹疑难决。一日，汉武帝无端谴责钩弋夫人，钩弋夫人叩头“谢罪”也不得恕，汉武帝高声命令左右将钩弋夫人带走。钩弋夫人不解，回头用乞求的目光希望在汉武帝的神情里寻找到答案。汉武帝坚定地对她说：“快走，你不能活！”随后，赐钩弋夫人死。事情过后，汉武帝问左右人：“外面如何看待我杀钩弋夫人的事情？”左右人回禀：“人们都说，既然立她的儿子为皇嗣，又何必杀了他的母亲？”汉武帝长叹道：“此间的奥妙哪里是你们这些庸人所能明白的。以往国家之所以出现动荡，多半是因为主少母壮！女人主政，恣意而为，不能禁止。难道你们没有听说过高祖死，吕后专权，为害一时吗？前车之鉴，我不得不先去掉母后擅权的隐患。”

　　咸丰帝抱病承德，卧床期间，一直筹划着未来权力的安排。他曾担心自己死后，由于儿子年幼而出现母亲慈禧擅政的局面。“帝晚年颇不满意于慈禧，以其佻巧奸诈，将来必以母后擅权破坏祖训。平时从容与肃顺密谋，欲以钩弋夫人例待之。”（《清史拾遗》）

　　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咸丰皇帝即崩逝于此

　　此时的避暑山庄，对于慈禧来说是危机四伏，强敌肃顺控制着避暑山庄的一切事物，深居后宫的她，没有任何外在的力量可以借助，整日面对的就是病恹恹的皇帝与贴身的奴才。如何才能躲避随时到来的杀身之祸？

　　慈禧清楚地意识到，在热河行宫，与被授以全权行在（皇帝在紫禁城以外的驻跸之地）事的肃顺明火执仗地争斗，其结果只能落得个以卵击石的下场。于是，慈禧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回避肃顺的锋芒与挑衅，不与他争一日之短长。

　　首先，对肃顺鼓动咸丰帝效仿钩弋夫人典故杀掉自己的事情，慈禧佯做不知。因为一旦让对手了解她已经知道了内情，势必引起他们的警觉，反而打草惊蛇，给自己带来更多的祸患。

　　其次，对于肃顺处处为难自己，甚至克扣宫份也一忍再忍。宫份就是皇宫中按照嫔妃等级按月分发银钱及物品。在清宫膳档中记载，避难热河的咸丰帝陆续收到了各地进贡的物品，如鹿肉、黄羊、熏肉及卤虾等物品，分赏时，总管此事的肃顺每次都有皇后的份，可经常不给身为贵妃的慈禧，而当时慈禧是仅次于皇后的宫中二号人物。对于肃顺的公然挑衅，慈禧忍下了。

　　慈禧在回避肃顺锋芒的同时，常常以无助的形象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只是为了向人们传递一个信号：我没有野心，我只是六岁皇儿的母亲，以此博得人们对弱者的同情。据说，咸丰帝病重期间，“慈安谦退不肯负责，而慈禧日夜抱其子聒于上前，上病中不忍其母子失所，业已允之。”（《清史拾遗》）咸丰帝是否在临死之前不忍皇儿载淳母子分离，遂放弃了杀慈禧的念头，而使慈禧免于劫难，我们不得而知，但或许病中的咸丰帝也意识到汉武帝即使杀母留子，避免了母后专权，却无法避免丞相霍光专政，这一定是汉武帝下决心除掉钩弋夫人时不曾预料到的。咸丰帝了解肃顺一意孤行的特点，他无法保证杀慈禧后就不会出现肃顺专权。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1861年8月21日）晚饭后，咸丰帝突然晕厥，半夜以后方才苏醒。他自知难以支撑，于是急忙传谕内廷大臣前来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的上谕咸丰皇帝“派载垣等八大臣赞襄一切政务”的上谕安排后事。弥留之际，咸丰帝口述了两道谕旨，命辅臣承写：

　　其一，皇长子（载淳）立为皇太子；

　　其二，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

　　也就是大行皇帝的“遗诏”确定了未来一段时间里的政权体制：小皇帝继立，八大臣“赞襄一切政务”的辅政体系。

　　这一套政权体制与顺治时期的“摄政王制度”以及康熙朝的“四大臣”辅政制度有何区别？

　　顺治时期，多尔衮受封为摄政王，那就是他直接代表皇帝摄理政务，也就意味着多尔衮是那个阶段的无冕之王；康熙朝的四大臣辅弼制度是从旁辅佐皇帝处理政务，但由于人数较少，所以形成鳌拜一人专权的格局。而此次咸丰帝没有采用摄政王制度，而是效仿康熙朝采用了大臣辅弼制度，只是人数上由四人变为八人，希望能通过多人的互相牵制，杜绝“鳌拜式”专权的出现。

　　“御赏”、“同道堂”章同时，咸丰帝鉴于康熙时期四辅臣觊觎皇权，致使大权旁落，将两枚随身印章“御赏”与“同道堂”分别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和儿子载淳，作为皇权的象征。在皇帝年幼尚不能亲政时，由皇帝下达的谕旨，经皇后和小皇帝的同意后，全文开始时加盖皇后持有的“御赏”印；文末则钤印皇帝拥有的“同道堂”印，以解决皇后不能书写汉文，而皇帝又太小不能正常处理朝政的问题。小皇帝只有六岁，无法正常处理政务，他的母亲慈禧理所当然地挺身而出，代表小皇帝执行保管钤印的职责。这就意味着在咸丰帝弥留之际，出于对皇权的长久考虑，还是把慈禧纳入到皇权的核心中来。慈禧通晓汉文，熟知一切朝政运作，皇后有她协助就会如虎添翼；八大辅臣虽然对慈禧颇有芥蒂，但在情在理他们都无法公然反对。于是，在朝政的运作上就形成了两宫太后代政和八大臣辅政兼而有之的体制。

　　在咸丰帝生命的最后关头，慈禧躲过了成为钩弋夫人的悲惨结局，跻身统治集团的核心。
作者: 慈禧太后    时间: 2013-5-2 09:22

第四讲 叔嫂联手
　　

　　咸丰帝临终的时候，精心设计了权力的分配方案，那就是两位皇后和皇帝为一方，八位辅政大臣为一方，缺一不可。目的就是通过多方牵制，达到权力的制衡，确保皇权不会旁落。这样的安排，对于慈禧来说是难得的掌握权力的机会。然而，以肃顺为首的赞襄八大臣能够甘心于平稳的权力过渡吗？慈禧又将如何面对这样的挑战？

　　一

　　咸丰帝遗诏对皇权的最后安排可谓用心良苦。然而，百密一疏，咸丰帝对于谕旨的拟订、呈览、修改、颁发等一系列问题没有留下任何安排意见。当两宫皇太后和八位赞襄政务大臣的名位相继确定以后，首要解决的是如何确定双方的权责，如何分工合作。慈禧非常清楚，谕旨是皇权的象征，谁掌握了谕旨拟订和颁布的权力，谁就控制了最高的权力——皇权。她知道对于朝政运作了如指掌的肃顺不会放弃操控的欲望和企图，她必须从容应对。

　　咸丰帝逝世后的第三天，为了尽快恢复朝廷政务的正常运作，慈禧、慈安两位皇太后共同召见八位辅政大臣，商议有关谕旨的拟订、颁发及疏章上奏和官吏任免等最为紧要的事项安排的处理方法。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提出了早已准备好的条陈：

　　“谕旨由大臣拟订，太后但钤印，弗得改易，章疏不呈内览。”

　　这就是说：一、皇帝的谕旨由王大臣拟订；二、皇后只管钤印，不得改动；三、臣下的奏折一律不进呈皇太后阅看。

　　清朝入关以来，谕旨必须由皇帝亲拟或口授；全国各地的奏折到京后，由内阁票拟，呈交皇帝御览。皇帝逐件朱批后再交下去，由相关部门办理。这是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臣下如有伪造谕旨或擅动朱笔批示奏折，将处以抄家灭门之罪。对于肃顺等人的意见，慈禧一眼就看出这是一件极其严重的“侵权”行为。她知道肃顺等人根本没有把她们孤儿寡母放在眼里，她清楚此时肃顺等人的心理是：不出宫门的年轻寡妇和幼稚的小儿不会有什么见识和能耐，没有皇帝撑腰，你们只能任其摆布，俯首听命。

　　其实，肃顺犯了一个严重的战略性错误，他完全低估了慈禧对于事物分寸的把握能力和对于事态发展的驾驭能力。自从慈禧进宫以来，她朝思暮想、全力以赴的就是等儿子成为皇帝后，自己成为皇太后。当梦已成真、前途大有可为的时候，肃顺等人却要把它夺走，这岂是她能够接受的！几年里，慈禧在侍应咸丰帝处理章疏诏旨时，悉心学习，用心领会，不仅对历朝留下的规制深入探讨，而且特别留意君臣应对中的轻重分际。

　　在肃顺等人提出条陈以后，慈禧便不徐不急地从咸丰帝的安排说起。首先，她表示皇帝的遗诏是派八大臣“赞襄一切政务”，赞襄就是从旁参赞襄助皇帝处理政务，而不是像顺治朝多尔衮为摄政王一样，直接代皇帝处理政务。其次，如今皇帝虽然年幼，不能担纲政务，但咸丰帝生前已做出安排，用“御赏”和“同道堂”二印代皇帝行使权力，并非将皇权全部委托给八大臣。今天八大臣的意见，不仅违反祖制，而且置先帝遗命不顾，更置他所赐予两宫太后御印于不顾。如此，你们不是在藐视皇权吗？

　　慈禧的一番阐释，不仅条理明晰，而且简明扼要，处处站在一个“理”上，让人不能不服，不敢不服。谁也没有想到年轻的慈禧竟有如此的表现，连平素跋扈骄横的肃顺也一时无以应对，而其他七人更是愣在当场，面面相觑。慈禧见状，心中暗喜，适时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我意，今后章疏奏折依旧先行呈览，谕旨则由赞襄政务的八大臣拟进，经两宫皇太后和皇帝阅后，加盖两印以为凭信。所有一切应用朱笔处，均以此代之。

　　至于官员的任免，慈禧完全依从了八大臣的建议，各省督抚等要缺由八大臣提名，请两宫太后裁决；其他人员任命则用掣签（抽签）方法选定。

　　二

　　这场没有硝烟的较量，以两宫太后的胜利而收场，可经过与八大臣的初次交锋，慈禧深深地意识到肃顺等人的目的就是要驾驭皇权。在避暑山庄，在八大臣势力的包围和控制之中，她们随时还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非难。摆在她们孤儿寡母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要么，忍辱负重，一任肃顺等人摆布，坐视皇权被臣下僭越；要么，必须在肃顺等人凭借遗诏所赋予的顾命权力肆意妄为的时候，针锋相对。忍辱负重不是慈禧的性格，有胆有识、敢做敢为才是真正的慈禧。她决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清除她通向权力道路上这一最大羁绊。然而，环顾周围，慈禧不由得心生悲凉，可以说此时的她孤立无依。皇帝只有六岁，这还是一个需要她日日照顾的孩童，不足以为依；慈安皇太后虽然是咸丰帝的中宫皇后，凡事理应以她为主，可是慈安忠厚仁慈，不事张扬，“见大臣呐呐如无语者”，不识汉字，每有奏折必由慈禧亲自来读并讲给她听，有时竟然一个月也不曾决定一事，她只能是慈禧宫中的姐妹，而不能成为她与肃顺一党斗争的中坚和依靠；虽然自己的妹妹与妹夫醇亲王奕也随驾来到热河，然而奕是权力核心之外的人物，没有什么势力与影响，妹妹偶尔到宫中探望她，也只能传递一些无关紧要的信息。她要突破肃顺一党的重围，必须寻求热河以外的帮助。这时，她想到了远在北京的恭亲王奕。

　　奕是道光帝第六子，才智过人。人们一直认为与咸丰帝相比，他是当年皇位继承的更好人选。他没有继承皇位，是阴差阳错，还是另有隐情？

　　英法联军占领北京时的奕皇帝立太子始终是件大事。每到阿玛驾崩、阿哥即位之时，更是人心惶惶，机险百出。雍正帝的继位诏书，“传位于四皇子”和“传位十四皇子”的笔墨官司，早就脍炙人口，算是清朝最为著名的接班故事。咸丰帝继承大宝，也有一些“异闻”，而异闻的主人公则都是恭亲王奕。

　　道光帝共有九子，立储时，适合候选的只有四子奕（十六岁）、六子奕（十五岁）。

　　奕的生母死得早，当时奕只有十岁。道光帝将奕托付奕的生母抚育，由于兄弟两人只相差一岁，因此感情甚好。

　　道光帝晚年，立储大事一直犹豫不定。皇四子奕，“长且贤”，十分仁孝；皇六子奕，“天资颖异”，能文能武。随着他们年龄渐大，皇储争夺，暗藏机关。就在道光帝难以取舍的时候，一件看似无意实则暗藏机关的表演，导致了道光帝选择立储人选的天平倾向了皇四道光皇帝赐给奕的“白虹”刀

　　子奕。《清史稿·杜受田传》：“文宗自六岁入学，受田朝夕纳诲，必以正道，历十余年。至宣宗晚年，以文宗长且贤，欲传大业，犹未决；会校猎南苑，诸皇子皆从，恭亲王获禽最多，文宗未发一矢，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立储遂密定。”

　　文宗的这段话，就是杜受田揣摩道光帝的心理而为。道光帝立储的标准是以德孝为根本，四子所谓“藏拙示人”的表演，掩盖了他“才”的不足。这正是中国历史的遗憾！

　　道光帝立储密旨及建储匣道光二十六年（1846），道光帝亲笔写下了两份朱谕：皇四子奕立为太子皇六子奕封为亲王两道谕旨同藏于金匮中，这在大清秘密建储的金匮御书中，是仅有的特例。对于一贯遵照祖制的道光帝来说，这种行为充分显示了他内心对于兄弟两人同样的喜爱之心，以及在由谁继统的抉择过程中踌躇难决的心态。

　　咸丰帝授权恭亲王办理与各国换约事宜的上谕可这个被道光帝左挑右选的接班人，却是一个不成器的皇帝。入宫十年，慈禧对于自己丈夫——咸丰帝忧患无为、风流成性的特点了如指掌，她清楚奕在才智上的练达和活跃，以及在皇位继承过程中两兄弟的暗中角逐，一直是咸丰帝心中抹不去的阴影和时时发作的隐忧，虽然咸丰帝一度任命奕在军机处行走，但咸丰帝无法大度地包容周围人对于奕的认可与爱戴。慈禧知道，正是由于康慈皇太后——奕的生母不慎所做的一件事情，咸丰帝就迁怒于奕，不仅开去了奕一切职务，而且还明令奕去“上书房读书”，不给予奕参与国家大事的机会。

　　在王闿运的《祺祥故事》中，记载了咸丰帝与奕反目的经过：咸丰五年夏间，已被册封为贵太妃的康慈贵妃病重，咸丰帝、恭王这对兄弟时常探问。某日，咸丰帝前去问安，太妃睡得迷迷瞪瞪，以为是儿子恭王，就说：“你怎么又来了？能给你的，我都给了。他性情不测，莫生嫌疑就好。”咸丰帝发现她说错了话，立即喊了声“额娘”，太妃定睛一看，原来是皇上，不是恭王，随即转身装睡，不再言语。自此，咸丰不得不琢磨这几句话的意思，对恭王生了嫌疑。又一天，咸丰帝问安，恰逢恭王从内出来，咸丰帝问病情如何，恭王哭着跪下说怕是没治了，就等着上皇太后封号，方能瞑目。咸丰帝面无表情，只是“哦”了两声，再没表示。谁料恭王随后就到军机处，命令臣僚准备了册封典礼。承办官员拿着封典方案来找皇帝，咸丰帝大为气愤，但不好明着拒绝，勉强同意了封号，尊皇贵太妃为康慈皇太后。不久，康慈皇太后去世。一周后，诏令恭王罢职军机，回上书房读书。皇太后的丧仪也被大大减损，据称是秉遵遗诏执行。咸丰帝和恭王的密切关系也到此为止。

　　慈禧虽然没有更多的机会与奕接触，但对奕的能力还是略知一二。她知道奕的魄力与才干，完全在咸丰帝之上。对于这位小叔子，她由衷地赏识。因此，在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后，她向咸丰帝力荐奕。而在咸丰帝逃至避暑山庄后，奕更是不负众望，在奉命收拾北京残局的过程中，将一切事情的摆布得井井有条。

　　在以慈禧为主的两宫皇太后与肃顺一党对峙的时候，奕的力量就成为重要的政治砝码，谁能争取恭王，谁就能掌控大局。慈禧知道与恭王合作的条件，无非就是委以重任，而慈禧眼下的迫切需要就是打败专权的肃顺一党，孤儿寡妇，能够垂帘就是大胜利，暂时分权给恭王，实在不是过分的条件。不能予则不能取，吝于名则失于实，这种“大智慧”慈禧是具备的。

　　避暑山庄内懿贵妃居住的西所慈禧坚信奕一定能担此大任。可如何能够将“橄榄枝”送交到奕手里？从肃顺一党严密控制之下的热河送信去北京，对于慈禧来说居然成了一件高精尖的“科研任务”。在稗官野史中有一个颇富戏剧性的传说：慈禧为了能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与奕取得联系，在紧要关头，极大地展示了非凡的想象力与智慧。她在众人不注意的情况下，制造了一件看起来极其平常的后宫事件。她授意宠监安德海与慈安最宠信的宫女双喜发生严重的争执。为了表示对慈安太后的敬重，她严惩了安德海，并命敬事房首领太监将他遣送回京，派在“大扫处”当差，以示惩戒。安德海回京以后，先到主管部门——内务府报到，可一开口就要见主管内务府的大臣宝鋆。内务府的主事早就知道安德海是慈禧的“红人”，不敢怠慢，急忙把他送到宝府。宝鋆得报，安德海由热河被押解回京，且声称要见内务府大臣，知道此事非同小可，立即召见。安德海叩见后，取出缝在贴身内衣兜里加盖着“御赏”和“同道堂”印的慈禧亲笔信：两宫太后同谕恭亲王，着即设法，火速驰来行在（热河），以备筹咨大事。密之！特谕。

　　钤盖“御赏”、“同道堂”章的上谕真实过程是否如此，今天我们已经无从查考，但慈禧一定是以极其秘密的方式将信息从热河传递到北京，这一点符合历史的真实。

　　有一点是可信的，那就是慈禧克服了难以想象的信息封锁，将热河的政治状况和两宫的真实意图完全传递给了恭亲王。

　　应该说，恭亲王对于咸丰帝在遗诏中将他完全排除出统治集团的核心就满腹狐疑，并心生不满，他不知道按照遗诏中所安排的赞襄大臣辅政的方向走下去，自己能否还有施展抱负的机会。因为他知道肃顺跋扈异常，依肃顺的做人原则和办事方针一定会竭力排挤自己。他何尝不想如先王多尔衮一样，挺身而出，放手一搏。而恰在此时，两宫太后希望与恭王联合，扳倒肃顺。一致的目标，使得叔嫂一拍即合。

　　三慈禧知道奕此次来热河将会颇费周折，因为肃顺等人曾千方百计地阻挠奕来此。在咸丰帝病重期间，奕屡次奏请来热河探望哥哥，但肃顺不愿给他们兄弟提供重归于好的机会，因为他担心如此会对自己显赫的权势构成威胁。咸丰帝死后，虽然肃顺勉强把奕列在“恭理丧仪大臣”的名单之列（皇帝治丧委员会），但在列入名单的五位京中官员，除了与肃顺关系密切的吏部尚书陈孚恩奉命“星速赶往”热河，其他四人“均毋庸赶赴热河”。如果说奕未被列入八位赞襄大臣之列，犹可认为是咸丰帝的遗命，但连以恭理丧仪大臣的身份都不能到热河去吊祭哥哥，这实在是肃顺等人骄愎妄为。肃顺之所以骄，是因为他倚仗遗诏，目中无人；之所以愎，是因为他一向刚愎自用，跋扈异常，不能容忍奕分得他丝毫权力。奕获得热河信息以后急奔热河。

　　咸丰十一年的八月初一，奕赶到了咸丰帝的灵堂。他悲痛地祭奠了哥哥，“伏地大恸，声彻殿陛；旁人无不下泪。”(《热河密札》)祭奠结束，慈禧就迫不及待地要单独召见奕。

　　按照清朝的制度，一般情况下恭亲王奕晋谒两宫太后的行为，是有一定困难的。清制：王公亲贵谒见后妃，等闲不得见面。一般来说，只有在皇太后或皇帝万寿节（过生日），或者新春元旦，诸王才可以在率领福晋入宫恭贺时得见一面。在热河，两宫太后召见赞襄大臣是因为有咸丰帝的遗命，为了代小皇帝咨商国事。此次，为了掩人耳目，慈禧“以探问京城被劫后情况”为由，要求单独召见。

　　薛福成《庸庵笔记》记载了这次难得的会面：两宫太后要求单独召见亲王，肃顺等企图阻拦。咸丰帝的师傅杜受田之子“侍郎杜翰倡言于众，谓叔嫂当避嫌。且先帝宾天，皇太后居丧，尤不宜召见亲王。肃顺拊掌称善曰：‘真不愧杜文正公之子矣！’然究迫于公论，而太后召见恭亲王之意亦甚决。太监辈数传旨出宫，恭亲王乃请端华同进见。端华目视肃顺，肃顺笑曰：‘老六，汝与两宫叔嫂耳，何必我辈陪哉！’王乃得一人独见。”就这样，两宫皇太后才得以单独召见奕。

　　这次叔嫂之间的会面，可以称得上当时最高层次首脑之间的首次会晤，其内容与宫廷“政变”有关，因此正史自无详细记载。我们只能根据零星史料和时人笔记中透露出的内容，对这次“峰会”做一番推测：此次会面共计两个小时，详细商议政变的细节，主要有：政变的地点，奕认为热河是八大臣所控制的特区，不宜在热河发难，“非还京不可”，必须迅速启銮回京；外国人对于政变所能采取的态度；确定政变拟旨的人选，这个人既要绝对可靠，又要笔力雄健，双方一致的意见是醇亲王奕，他既是奕的弟弟、慈禧的妹夫；慈禧还对回銮时间、抵京的时间及车驾与梓宫护卫人员之间的联系等细节，以及京中如何迎接梓宫、捉拿八大臣等过程都与奕进行了详细的商议。经过此番过招，奕这位自诩为文武双全、又有与洋人交涉经验的亲王，不得不对自己仅有二十七岁的嫂子刮目相看，慈禧的聪慧机敏、工于心计、敢作敢为的品性，使他相信他们一定可以完成这一扭转乾坤的大业。
作者: 慈禧太后    时间: 2013-5-2 09:22

第五讲 实施政变
　　

　　奕与慈禧商议了政变的整体计划以后，就要启程回京着手准备，而肃顺一党压根儿就没看重这次“叔嫂会”，也乐得奕早日离开热河。所以，在肃顺严密控制的热河，一个旨在推翻肃顺一党的政变计划就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商议完成。八月初七日，奕启程回京。政变计划在了无痕迹的操作下启动了。

　　一

　　慈禧知道，按清朝祖制，后妃、宫监不得参与国家大事。要不是咸丰帝遗诏给予她代小皇帝掌管“同道堂”印玺的机会，她根本没有参与朝政的正当理由。而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则不然，他们是钦定辅佐幼帝的集体，具有政治上的合法性。原则上来说，除非到小皇帝长大成人，八大臣仍然贪恋权力，不归政于皇帝，那才是过街的老鼠，“人人得而诛之”。否则，在此之前，任何人侵犯、剥夺八大臣的辅政权力，都是抗旨犯上，应当视为“乱臣贼子”。然而，政治是肮脏的，政治又是屈服于武力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强者往往主宰政局的发展走向。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正当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随时赋予的。成王败寇的原则，不但适用于改朝换代，也适用于宫廷政变。慈禧清楚她必须成功，才能改写历史。可是此时，她所能够控制的唯一的力量，也是最大的王牌却只有小皇帝载淳。要实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能够依赖的同盟力量只有恭亲王，而这是不够的。虽然恭亲王可以借助掌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全面负责外交事务的机会，调动与之相关的一些文武大臣，但要想与势力强大的肃顺等八大臣进行殊死的较量，她还必须扩大群众基础。那些不满肃顺“铁腕”统治的“苦大仇深”的满汉官员很自然地成为慈禧要争取的同盟力量，这样，大学士周祖培就进入了慈禧的视线。

　　尊钮祜禄氏、叶赫那拉氏为皇太后的谕旨

　　周祖培从嘉庆朝就进入翰林院，不仅勤于政事，尤其擅于文墨。历经整个道光朝，由于笔墨出众，曾被委以《宣宗实录》（即道光帝的实录）副主编的重任。他也曾出任户部汉尚书，掌管天下钱粮赋税，略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长。在他就任户部汉尚书时，肃顺为户部满尚书青玉“慈禧皇太后之宝”。清朝入关以后，为保证满族具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和足够的统治力量与统治基础，在各个政府部门的职位中，都安排满汉两个官员，以满族官员为先。他与肃顺是同僚，且年长肃顺二十多岁，可肃顺专横跋扈，根本没有把他这个汉尚书放在眼里。为政敌打造小鞋是肃顺信手拈来的好戏，工作中不失时机地奚落与排挤更是家常便饭。某日，僚属将汉尚书周祖培已经批阅过的部分文件交肃顺审核时，肃顺佯做不知，故意问道：“是谁之诺也？”（是谁批阅的文件呀？）部下小声告知：“为周中堂之诺。”（是周中堂批阅的）肃顺破口大骂：“呸！这帮混混，就会吃干饭，哪里懂得公事！”于是将公文拟稿“尽加红勒帛”（就是用红笔涂抹不合适的文句，表示严厉批评），连周祖培的画诺（就是表示“同意”的批示）也一并加上“红勒帛”。肃顺是个不爱读书的人，对汉学造诣颇深的周祖培他也敢如此粗野的奚落，足以证明肃顺为人的跋扈。慑于肃顺的淫威，周祖培“默然忍受，弗敢校也”，终日提心吊胆，难安于位。后来终于找了个机会，跑到内阁躲避起来，宁肯放弃有权有利的肥缺，甘愿做一个有名无实的大学士。

　　“慈禧皇太后之宝”宝文二

　　慈禧知道，历朝历代都很忌讳女主临朝的“垂帘”。自己要由幕后走到台前，代小皇帝临朝执政，首先，必须有吹鼓手为自己鼓噪，作好舆论上的准备，让朝野上下形成一种太后垂帘的舆论气氛。由谁来带头制造这种舆论是至关重要的，这个人既能体会权力争夺的微妙之处，又能不露声色地引导舆论，还要不暴露夺权计划。毫无疑问，选择合适的人是对慈禧运筹能力的严峻考验。

　　在慈禧的授意下，奕与协办大学士周祖培积极配合，四处物色合适人选。周祖培将他的得意门生——山东道监察御使董元醇推上前台。董元醇不负重托，以《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奏折吹响了太后垂帘的第一声号角。找一个没什么名望的董元醇来开这个头，正是慈禧与奕的深谋远虑。第一，由董元醇吹响号角，表面看来与北京的奕和热河的太后没有关系，使政变计划得以在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不打草惊蛇；第二，由一个小人物抛出这样一个奏折，可以不露声色地试探肃顺一党对此事的反应，可攻可守。如果可以向纵深发展，北京随即进行舆论配合；第三，董元醇不是要害人物，一旦被肃顺等人揪住不放，可以为了政变的大局而舍卒保车。

　　董元醇是这样为慈禧鼓噪的：他在奏折中公然提出三点建议：(1)目前处于天下多事之秋，皇帝年龄太小，皇太后应该“权理朝政，左右不得干预”——皇太后应该垂帘听政；(2)自古以来，帝王莫不以尊贤为急务，现在应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其同心辅弼一切事物”——恭王等诸王应该辅政；(3)“于大臣中择其义理素优者”充任皇帝的师傅——前两个政治性太强，加上此项用以冲淡过于敏感的议题。

　　前两条是赤裸裸的夺权。不但赤裸裸，还有找死的嫌疑。清代祖制，历来严格限制后妃、皇子、亲王、宫监干预朝政，敢于提建议破坏这种制度的大臣，标准量刑一定是死罪。咸丰帝托孤，把二后排除在外，无非也是遵从祖宗之制。凭这点，就可以说董元醇有找死的嫌疑。至于增加亲王进入领导集体，其意所指，当然是恭王奕和慈禧的妹夫醇王奕。辅政八臣内固然有怡亲王载垣和郑亲王端华，但是咸丰帝以帝王之尊，变动祖制，自上而下，属于违规；臣子倡言亲王辅政，则是自下而上，属于违法了。此条虽不至死罪，但也不是小过。

　　即使是慈禧也没有预料到，董元醇的奏折在热河引爆了一场政治地震。

　　八月初八，董元醇奏折到达热河，八大臣细阅以后十分气愤：这哪一条不是冲着我们襄赞八大臣而来！建议太后垂帘，实质就是在八大臣襄赞权力之上，设置皇太后的绝对领导权，八大臣将如何控制皇权？建议亲王与八大臣共同辅弼，岂不是从钦定给他们的权力中分权出去予亲王，专权又从何而谈？

　　与八大臣态度相反，慈禧阅折后，大喜过望，不由得拍案叫绝：董元醇孺子可教呀！这第一声号角正中肯綮，慈禧想说而不能说的话，在奏折中尽情展示，尤其是奏折中皇太后应该“权理朝政，左右不得干预”的建议，实质上就是建议她行使皇权，这是她求之不得的。于是，她发下同一天报上来的其他奏折，惟独将这一奏折留着没发，按照宫中的规制，这称为“留中不发”，她要认真考虑一下对策。

　　可八大臣急呀，他们必须即刻反击：誓将董元醇太后垂帘的建议扼杀在摇篮里。于是不待太后批示，他们已经责成八大臣之一的焦佑瀛将批驳董元醇奏折的谕旨拟定，假小皇帝口，开篇就直指太后垂帘：

　　我朝圣圣相承，向无皇太后垂帘听政之礼。朕以冲龄，仰受皇考大行皇帝付托之重，御极之初，何敢更易祖宗旧制。

　　该御史必欲于亲王中另行简派，是诚何心？所奏尤不可行。

　　谕旨定下了“是何居心，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基调，就等着太后们盖章了。可慈禧却将折子“留中不发”，这样，他们以皇帝的名义驳斥董折，并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处理意见就不能进行。于是，八大臣不顾君臣礼节，竟然反复催要。

　　八月十一日，两宫太后抱着小皇帝召见了八大臣，要求将董元醇的奏章交由群臣共商。八大臣当然知道两宫太后打的是什么算盘，立即反唇相讥。两个女人一次最多只能同时说两句话，八大臣却能同时说出八句话，不但“声震殿陛”盖过了两宫太后细弱的嗓音，还字字句句都直刺两宫太后身为女子，尤其是懿贵妃身份不过是皇帝的妾室，只有侍奉皇帝寝居的资格。并公然宣称：“请太后看奏章就已经是多余的了！”直将东太后气得眼泪直流，小皇帝载淳则当场被八个壮硕男人的吼叫声给吓得钻进慈安皇太后怀里，并且毫不含糊地将一泡龙尿全撒在了裤子上。

　　八大臣吵上了瘾，第二天不等宣召，就径自入宫与两宫太后大吵大闹，面对这群不打招呼就直冲进寡妇宫里的男人，两宫太后气得浑身发抖，几乎晕过去。为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太后的尊严，慈禧再次拒绝了八大臣的强硬要求。

　　八大臣眼见两个女人还不肯服输，干脆以罢工相威胁，一切朝政国事都拒不处理，也不移交给太后。翻阅大清朝任何一代的历史，找不出任何一朝曾经发生过大臣罢工的事情。

　　慈禧知道这是一场严重地违抗圣命的政治事件，这是八大臣对皇权的挑战，是八大臣向她及小皇帝所进行的政治恫吓，潜台词就是——我们八大臣的能量是巨大的，两宫太后及小皇帝是我们手中的玩偶，如果不听从安排，我们就让朝政停摆。慈禧清楚地意识到，八大臣的行为直接关乎朝政的运行与否，如果处理不当，必将影响全国的政局稳定。纵使拖过了今日，可明日、后日又将如何？此时的热河已经完全被八大臣所掌控，逼之太甚，两宫及小皇帝随时有被劫持的危险，而恭王奕又远在北京，一时难以形成呼应，如果过分坚持垂帘听政的主张，一旦让久经沙场的八大臣识破了她夺权的用意，那不仅前功尽弃，还会带来杀身之祸。此时发生的一件事情明确地反映此时慈禧的心境。

　　八大臣拟订的驳斥董元醇关于太后垂帘的谕旨据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编》载：由于奉咸丰帝梓宫回京是早晚的事情，于是八大臣为了减轻回京的负担，先行准备了一些车辆，安排咸丰帝的妃嫔陆续回京。临行前，“嫔御入辞两宫，两宫泣谓：‘若曹幸自脱，我母子未知命在何所，得还京师相见否？’”

　　双方生死相斗，可见一斑。

　　在遭受了如此的冲击之后，身处险境的慈禧很快冷静下来。审时度势，她再次选择了理智地退让：局部地退让是为了全局的胜利，是为了以时间换空间，是为了顺利实现移师北京后的最后大决战。

　　慈禧决定将八大臣拟订的公开批驳董元醇的谕旨下发，且一字不改。谕旨下发以后，八大臣这才“照常办事，言笑如初”。

　　这一回合是肃顺等人胜利了。经历了这场较量，慈禧意识到自己在对待董元醇奏折的态度上过于草率了，自己迫切希望一蹴而就，实现垂帘之梦，而低估了肃顺等人盘结在热河的能量，以至于贸然激活了这场斗争，与肃顺一党强硬对峙，落得灰头土脸。无疑，这是慈禧心中的痛。但为了实现铲除肃顺一党并对政治力量重新洗牌的目的，慈禧忍了，每天照常召见八大臣，对各地的奏折悉心批阅，该准的准，该驳的驳，不流露丝毫的不满。慈禧战略性的退让，保证了全局的稳定，同时也麻痹了肃顺一党。“肃党”果然入彀，以为经此一驳，底下不晓事的中下层官员必不敢再发怪论，“垂帘”之事即可中止，顾命辅政的大局也就这么定下，其合法性已经不容置疑了。于是，八大臣在两宫太后和朝臣倡议早些回京的建议下，遂决定“择九月二十三日辰时，恭奉大行皇帝梓宫回京”。

　　三

　　对慈禧而言，回北京可谓求之不得。离开了肃顺严密控制的热河，慈禧才有扭转乾坤的机会和可能，才能实现她的梦想。但如何回京却大有文章。

　　如果按照惯例，回京的方式应该是这样的：在九月二十三日咸丰帝梓宫起运前，小皇帝应该跪在“大升舆”（灵车）的旁边，等候梓宫登上灵车。小皇帝恭送后，再由间道（径直的小道）赶赴当天梓宫停放的地方，恭候灵驾前来，再行奠礼。第二天、第三天……依然如此，直到京师。可如此行事，八大臣就有可能联袂同行，他们的能量就有可能得到最好的发挥，他们就有可能察觉政变的动议，慈禧也无法预知肃顺是否会在路上对她们下黑手。所以，当务之急是将八大臣的合力分解，可又不让他们察觉是蓄意安排。于是，慈禧煞费苦心地进行了一番设计。她以小皇帝年龄太小，经不起如此的折腾为借口，找八大臣商议可否有变通的方式，以确保小皇帝健康无忧。八大臣也没有多想，就与恭理丧仪的五位王大臣商议，对于小皇帝做出如下权宜安排：

　　“臣等拟请皇上于九月二十三日在（热河行宫）丽正门外恭送梓宫登舆后，由间道先行起跸回京，即可于（九月）二十九日还宫（北京紫禁城）。所有梓宫沿途一切事宜，宜由臣仁寿（睿亲王）等敬觐办理，俟灵驾到京之日，皇上在东华门外祗候跪迎。庶圣体不至过劳，借以仰慰大行皇帝在天之灵。”

　　根据这一安排，政变有了两个关键性的发展：

　　一、小皇帝、两宫皇太后与大行梓宫分开行走，使两宫太后可以提前几天到达京师，有充裕的时间对政变进行安排；二、小皇帝、两宫皇太后与大行梓宫分开行走，促成八大臣必须分为两批，一批护驾，一批护梓宫，铜墙铁壁的八大臣被隔离开了。

　　避暑山庄丽正门

　　于是，载垣、端华奉命护送两宫太后与小皇帝，而肃顺则护送咸丰帝的梓宫。载垣、端华离开了肃顺的设计与安排，两人便没有了主心骨，成不了任何气候。

　　这是政变中最关键的部分，也是主导政变的慈禧令人扼腕叹服的画龙点睛之作，足以见证慈禧的睿智。我们特别能够感觉到慈禧的精明与老到。

　　四

　　两宫太后及小皇帝于九月二十八日抵达京郊石槽。慈禧不待进城，立即在郊外召见奕，共商政变的具体程序。

　　时人薛福成记载了政变的过程，具体步骤如下：

　　首先，两宫太后痛说肃顺等辅政大臣欺凌孤儿寡母的行为，以笼络人心。

　　九月二十九日午时（11月1日12时），两宫太后的轿子到达北京德胜门。一顶轿子是东太后带着小皇帝，一顶轿子是西太后。按照筹划好的算盘，恭亲王奕带着大群王公官员前来迎接，两宫太后虽然疲倦却并不急于返回皇宫，而是当场就由两宫太后公开向众人控诉八大臣欺侮孤儿寡母的行径。在奕派和两宫太后的配合下，很容易就使众人群情激奋，公誓要与八大臣势不两立。周祖培公报私仇，假意问道：“何不重治其罪？”二位太后也装模作样：“彼为赞襄王大臣，可径予治罪乎？”熟悉行政程序的周出谋划策：“皇太后可降旨先令解任，再予拿问。”（就是先罢免其职务，再行逮捕）太后曰：“善。”恭王早就派人写好了治罪诏书，立即奉上，二位太后分别用印，签下了逮捕令。

　　其次，大做广告，使太后垂帘听政并与亲王辅政深入人心。

　　九月三十日（11月2日），两道奏章同时送到两宫太后的手里。一道出自文臣之手，由大学士贾桢与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联名，一道出自武将之手，作者正是直系兵马护送咸丰帝灵柩的胜保。两道奏章的内容大同小异，都是请求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并以近支亲王辅政的。

　　武将与文官都倒向了两宫太后与小皇帝，八大臣的结局可想而知。

　　第三，签发通缉令，捉拿案犯。

　　当天群臣朝会，恭王宣布拿问载垣、端华、肃顺的诏书，载、端还傻乎乎的质问：“我辈未入，诏从何来？”边上侍卫早就一拥而上，褫去二人冠带，押赴宗人府。那边，肃顺刚到密云，睿王仁寿、醇王奕带了人马前去捉拿，破门而入，从床上把他捉住，连夜解往北京。一日之内，三个首犯全部到案。政变的实施只用了短短的三天时间，真可谓迅雷不及掩耳。

　　第四，公开审判，量刑定罪。

　　十月六日，慈禧对八大臣做出了处分决定：载垣、端华自尽；肃顺斩立决；其余五人革职；其他则仅处分了与肃顺来往密切的六名官员、五名太监。除此之外，她没有大搞株连，尤其令人叫绝的是她竟然将肃顺等人家中抄得的书信及账簿统统“公开焚毁，毋庸呈览”。她是否有着与曹操一样的胸襟，此时还不能确认，但此举确实为两宫太后赢得了“恩泽惠下”的名声，并轻易地得到了众王公大臣对太后垂帘的心服口服。

　　将载垣等即行治罪的上谕

　　咸丰十一年(1861)，仅仅二十七岁的慈禧在恭亲王奕的配合下，经过缜密地准备，以闪电的方式，发动了中外历史上罕见的宫廷政变，攫取了当时中国最高的权力。这次政变设计之缜密、呼应之巧妙、舆论之完善、行动之周密、时间之准确、处理之精当，无不令世人拍案叫绝，扼腕叹服。直到今天，当我们重温这段历史的时候，依然不由得使人瞠目结舌。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慈禧的性格特点：机敏、睿智、巧诈、冷静、决断。

　　这一成功的政变，成就了慈禧人生中的第一次垂帘听政。
作者: 慈禧太后    时间: 2013-5-2 09:23

第六讲 垂帘听政
　　

　　中国历史上一场惊心动魄的政变，在短短的三天之内，不发一矢一枪，以极小的代价尘埃落定，朝野波澜不惊，浑若无事。

　　该杀头的杀头，该做王的做王。历史再一次为我们演绎了“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经典论断。毫无疑问，慈禧在这次政变中不仅是总策划、总导演，而且还是绝对的领衔主演。她的表现极为精彩，令这些男人世界的政治家们也不得不由衷地佩服。她会激流勇退吗？不会！她的人生目标十分明确：不做这一出历史大剧的耀眼流星，而是做这一出历史大剧的主宰。铲除政敌，仅仅开启了慈禧政治人生的精彩序幕，她没有丝毫谢幕的打算，她要继续在她的人生中书写属于她的政治篇章——君临天下。可是，在一个拥有着几千年专制主义王权的男人至上的国度里，慈禧能够操控大清政权吗？她将怎样与这些被奉为“阳”、为“天”的男人们周旋？

　　一

　　咸丰帝在弥留之际设计了一个旨在防止大臣僭权、皇太后擅权的“听政辅政兼而有之”的政治格局。在这个政权体系里，以肃顺为首的襄赞八大臣是王朝大政方针的设计与日常事务处理的主体，而慈禧与慈安这两宫太后只是权力制衡的部分，就其所能掌控的王朝权力的实质而言，并不具备强有力的驾御和运作能力。

　　当慈禧通过政变，扳倒八大臣所盘结的力量，推翻了咸丰帝设计的权力制衡方案后，王朝的政权出现了真空。慈禧将以怎样的方式来填补权力的真空？

　　早在慈禧与恭亲王奕酝酿政变之初，叔嫂两人就精心设计了未来的皇权执行方案，那就是他们借着山东御史董元醇之手在奏疏中提出的两宫太后听政，亲王辅政。如此设计可谓一举两得：

　　(1)确保慈禧紧握皇权；

　　(2)确定奕显赫地位。

　　此时，慈禧清楚：当务之急是实施自己的听政计划。

　　然而，在男女授受不亲的文化氛围里，后妃直面王公大臣是绝对不能被这个社会所接受的。

　　慈禧知道，在这个古老的国度里，男人为天女人为地，女人是男人的附庸已被这个社会奉为至上的真理，不能逾越。即使是母仪天下的太后，也必须遵循男女有别、内外有别的古老信条。进入宫中以后，慈禧亲眼目睹了皇后、皇太后必须履行宫中规定。

　　依据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皇后责无旁贷地担起了统领内宫的职责。可前提是不能在皇帝以外的众多男人面前尽显姿容，宫中规定：在春节、皇后的生日，内外文武官员都要上贺折，但并不能面见皇后；皇太后过春节、生日的时候，在京官员可以进表称贺，也就是说皇太后可以接受官员的行礼，但是不能当面行礼。这天，皇太后要在慈宁宫内落座，王公大臣则在慈宁门外阶下跪拜，而三品以下文武官员竟然要在午门外跪拜！慈宁宫与午门之间可还隔着千山万水呐——午门是紫禁城的正门，中间要隔着太和门、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然后向西左转，经过乾清门广场、养心殿门，才到慈宁宫门，进得慈宁宫门，最终见到慈宁宫。这实在是名副其实的遥拜，要想见到皇太后的尊容和芳姿，真比登天还难。

　　然而慈禧要以皇太后身份临朝听政，就不可避免要与群臣见面。怎样做才能既不违制，又能正常处理朝政？

　　读过史书的慈禧知道，太后临朝听政在汉代高祖刘邦死后就已经出现了，可吕后是如何临朝听政的，文献缺少记载。此后，东晋的历史上也有太后听政的，为了规避不得直面男人的规则，便在朝堂上垂帘执政。

　　东晋康帝司马岳仅做了两年的皇帝就死了，两岁的儿子司马聃即位，是为晋穆帝。由于穆帝年幼，无法亲理朝政，领司徒蔡谟等人要求太后听政，小皇帝的母亲褚蒜子以皇太后身份临朝称制。永和元年(345)正月新年朝会上，皇太后褚蒜子抱着小皇帝登临太极殿前殿，大会群臣。大殿之上，为临朝的皇太后褚蒜子专设了白纱帷帐。褚蒜子悬挂帘子在朝堂听政，既象征性地回避了与男人的直接接触，又代小皇帝处理了朝政。在向传统文化妥协的条件下，促成了皇权的连续发展。于是，太后垂帘就成为中国历史上一种封建专制主义皇权统治的特例，被那些企图临朝称制的太后们奉为圭臬。

　　慈禧听政也必须遵循垂帘的惯例。

　　九月三十日，抵京的第二天，慈禧就颁布上谕，对于听政一事“著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如何酌古准今，折衷定义之处，即行妥议以闻”。经过大臣们一议再议、一改再改，经过半个月的反复磋商，一份史无前例的的垂帘章程终于出笼，对两宫太后垂帘一事作出规定：

　　两宫太后召见、引见臣下时，都需要隔着帘子进行。

　　召见、引见是很有讲究的。

　　除了定期的朝会大典以外，清朝皇帝与大臣的交流有两种比较常见的形式：折奏与面奏。而臣下面奏皇帝时，又分为召见、引见。召见，俗称“叫起”，皇帝要商议军国大事时，就召见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六部九卿等官员，召见时必须由重要的官员带着面见，这些重要的官员主要是亲王、御前大臣轮流带领；引见，俗称“递牌子”，是被任命的有一定品级的文武官员上任之前，面见皇帝，引见需先进名单、履历折、绿头签，一人或数人觐见。召见或引见的官员须由奏事处的太监传旨，直呼被召见人的姓名然后领进屋，大臣进来必须先跪安养心殿明间，口称“臣某某某恭请皇上圣安”，满人则称“奴才”，起立后趋走到皇帝所坐近前，在预设的白毡垫上再次跪下，皇帝问即答。无论召见、引见的时间有多长，官员必须一直跪奏，待皇帝说“跪安”，方表示谈话结束，才可起立后退至门口，然后转身退出。清代只有极少数人因身份特殊，可坐或站与皇帝谈话。如顺治时摄政王多尔衮免礼仪，康熙时顾命大臣鳌拜赐座谈话，同治初期议政王奕、光绪时期醇亲王奕不仅“王爵世袭，食亲王双俸”，并“免召对叩拜”，即可站立与皇帝谈话。但也不是永远不变，如恭亲王在同治时以议政王身份可站立谈话，但进门时也要跪安。在光绪时期恭亲王只是领班军机大臣，就必须跪奏了。跪奏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因此大臣们都练就了言简意赅的本领，常常在三句话内就将问题说清楚，以免皇帝继续追问，以减少跪奏的时间。而且多半用厚棉絮做成护膝，以免跪奏时间过长引起疼痛，并且经常练习以免“失仪”（清制君前“失仪”要受处分）。清代笔记载：同光时军机大臣王文韶年届七十，仍每日在家练习下跪。皇帝召见大臣在养心殿的东暖阁，引见大臣则在养心殿的明间。

　　为了显示两宫太后听政与历代皇帝处理朝政没有区别，是政权的延续，慈禧决定召见、引见臣下时，地点不变，依然在养心殿，只是隔上了薄薄的帘子，在东暖阁召见时，在东大墙前的栏杆上罩上一幅黄幔；在明间引见时，则用八扇黄色纱屏相隔。

　　慈禧如何引见大臣？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后来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与其父亲翁心存被引见时即在明间，翁同龢记载了引见的过程。是日黎明，翁同龢与父亲入宫，辰正（上午八时），引见于养心殿的明殿，慈禧、慈安坐在精致、华丽的八扇黄色屏风的后面，透过纱屏，可以依稀看到两宫太后分别端坐在左右两侧。小皇帝坐在屏风前的御榻上，前面设有御案。恭亲王奕立于左，醇郡王奕立于右。吏部堂官递绿头笺，奕接后呈送皇帝案上，小皇帝示意，再由醇亲王送至帘前，由帘内的首领太监接下，捧至两宫太后的案前。前后引见半个多钟头，即退出。

　　养心殿东暖阁太后垂帘听政处在被太后引见的时间里，翁同龢与其父亲翁心存与太后进行了怎样的交流，翁同龢没有记载。但在同治七年十一月，曾国藩由两江总督改任为直隶总督时，在上任前被两宫太后召见的时候，他记载了整个交流的过程，节录其中的一段，略做介绍。

　　《曾文正公日记》载：

　　入养心殿之东间，皇上向西坐，皇太后在后黄幔之内；慈安太后在南，慈禧太后在北。余入门跪奏臣曾某恭请圣安，旋免冠叩头，奏称臣曾某叩谢天恩毕，起行数步，跪于垫上。

　　太后问：汝在江南的事都办完了？

　　对：办完了。

　　问：勇都撤完了？

　　对：都撤完了。

　　问：遣撤几多勇？

　　对：撤的两万人，留的尚有三万。

　　……

　　问：你从前在京，直隶的事情自然知道！

　　对：直隶的事臣也晓得些。

　　问：直隶甚是空虚，你须好好练兵。

　　对：臣的才力怕办不好。

　　旋叩头退出。

　　以上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两宫垂帘听政的细节，透过文字我们可以了解慈禧听政的一般过程。

　　慈禧在筹谋垂帘听政的同时，也一直考虑如何兑现筹谋政变计划时对恭亲王奕的承诺——亲王辅政问题。

　　二

　　慈禧知道，如果没有恭亲王奕的呼应和全力支持，孤儿寡母的她即使拥有三头六臂也无法与肃顺一党抗衡，更不要说顺利完成中外历史上这一著名的政变。然而，慈禧心怀隐忧：

　　恭亲王奕文武兼备，有勇有谋，经历咸丰朝的挫折与压制，做事更加历练、老到。扳倒肃顺一党后，朝中诸事还需仰仗他全面斡旋。但是，如果封赏不当，或者奕心怀不满，处处为难自己；或者奕权倾朝野，功高盖主，那么自己将如何控制局面？

　　慈禧清楚，自己要的并不是皇太后垂帘听政之名，要的是垂帘听政的名实相符。所以，慈禧封赏奕的原则就是封赏与控制相结合。

　　1只以“议政王”相许

　　慈禧从政变成功的当天开始，接连下发了奖赏奕的谕旨：

　　(1)十月一日，“恭亲王奕，著授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

　　(2)十月二日，“恭亲王奕，著授总管内务府大臣”。

　　(3)十月初八日，“恭亲王奕，著先赏食亲王双俸，以示优礼”。

　　(4)十月初九日，“恭亲王之长女，著即封为固伦公主，以示优眷”。

　　按清制，只有皇帝的正宫所生嫡女才可封固伦公主，其他妃嫔所生之女只能称为和硕公主。如果是宗室女儿经由正宫皇后抚养的，在出嫁时也只能享受和硕公主的待遇；亲王的女儿则只能封为郡主。奕本人并非皇帝，即使其女儿由两宫太后抚养，也只能封为和硕公主。恭亲王之长女享有这样的称呼与待遇是对恭亲王的格外礼遇。

　　大公主（恭亲王长女）、大阿哥（载淳）

　　(5)十月初十日，“恭亲王生母康慈皇太后，请升祔太庙，并据请将前上尊谥改拟，从十字加至十二字的最高规格以表尊崇”。

　　(6)同治元年元月初一日，“恭亲王加恩著在紫禁城内坐四人轿，以示优异”。

　　短短六十天的时间里，慈禧对于恭亲王奕的恩遇，如漫天花雨般从天而降，无论对奕本人，还是其家人，无不优礼逾恒。表面看来，慈禧对于奕在政变中的积极作用以及实现垂帘听政的心愿回报之隆厚，已达无以复加的程度。但是，如果人们真的这样认为慈禧，那实在太小看慈禧的心机了！

　　慈禧在发动政变的第二天，授予恭亲王奕为“议政王”，乍看起来，亲王似乎拥有了摄政王多尔衮般的尊崇和权力。然而，“议”者，商议也！对于朝中上下大小事情只有商议、建议的权力，绝无决定的权力。而“摄政”则是直接处理政务，多尔衮的权力任何人不得干预，他一人独断大清帝国所有的军国大事，即使是孝庄皇太后也不得不看他的脸色行事，对于他的决断听之任之。“议”与“摄”一字之差，可作用却完全不同。虽然随后又令奕掌管军机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内务府、宗人府等政府重要的部门，然而奕权力的行使，必须遵行黄帘子后面皇太后的允准，无论他权力有多高、位置有多重，他也只不过是皇太后手里掌控的一枚棋子罢了，大清朝廷的权力完全掌握在皇太后的手里，因为任何谕旨的颁发，都需要两宫太后钤印才能生效。

　　这就是慈禧，她不会给任何人可以凌驾于她之上的机会！

　　2向世人晓谕两宫太后的权力

　　慈禧清楚记得，咸丰帝死后与八大臣的第一次交锋，之所以八大臣要从根本上剥夺两宫太后的权力，是因为咸丰帝的遗诏中没有明确划分决策权的归属，以致给肃顺等人以可乘之机。慈禧对权力的追逐有着令人难以想象的渴望，她要驾驭她所能驾驭的全部，绝不给对手或者哪怕是忠实的臣下以任何可乘之机。因此，垂帘听政伊始，慈禧就向朝廷上下大小官员明确她的权力：

　　“特通谕中外臣工、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者，皆得据实直陈，封章密奏。务各抒己见，毋以空言塞责。”

　　按照这一规定，凡是各省和各路军营的一切关于行政的事物的疏章，都必须先呈报皇太后御览，然后再发还给军机大臣悉心详议。这样，慈禧就给奕戴上了一个紧箍咒：议政王奕处理军国大事的前提是，必须获得两宫太后，其实也就是慈禧的允准；而皇太后也就如同历代的皇帝一样，拥有着专制主义制度下皇帝所掌握的一切权力。

　　这就是慈禧，独霸、阴鸷、决断、睿智、机敏，在权力的把握上不给竞争对手或者是合作者丝毫可以攫取的机会。

　　慈禧非常清楚，仅仅凭借着为咸丰帝阅读奏疏和代批一般性的奏折的基础，难以胜任即将到来的听政生涯。只有二十七岁的她，在品尝胜利成果的同时，清晰地意识到统治这样一个庞大的、内忧外患接踵而至的国家，还有力所不能及的地方——那就是她的学识。

　　三

　　咸丰十一年十月十一日（1861年11月13日），也就是两宫太后与小皇帝回京后的第十二天，给事中孙楫向两宫太后奉上了明朝张居正等人所编辑的《帝鉴图说》一书，希望这本书能成为小皇帝载淳的启蒙教材。《帝鉴图说》，全称《历代帝鉴图说》，取唐太宗以古为鉴之意，故名“帝鉴”。它是由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在辅佐只有十岁的小皇帝神宗朱翊钧的时候为他编的课本，由一个个的小故事构成，每个故事配以形象的插图。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圣哲芳规”讲述了历代帝王的励精图治之举，下篇“狂愚覆辙”剖析了历代帝王的倒行逆施之祸，详尽记载了张居正对帝王之道的理解与评价，是明清以来历代帝王的必读书。慈禧拿回去以后，认真阅读，爱不释手，她认为：此书“于指陈规戒，绘图辑说，切实显豁，不无裨益”。

　　我们知道，慈禧虽然可读写汉字，但水平并不很高，因此，图文并茂的儿童读本，对她来说实在是最合适不过了。于是，她将图书留下，作为自己每天的阅读功课。

　　明万历刻本《帝鉴图说》我们已经领略了慈禧运筹帷幄的能力，但我们还是很难想象一个仅仅粗通汉语文，替皇帝念念奏折、代写朱批，从未涉足政治操作的满族妇女，竟然有如此惊人的练达与圆融。更令人费解的是，在这场波谲云诡、瞬息万变的宫廷政变中，她面对的政敌是如此的强大，可我们完全看不到在其身后出现过任何一位斫轮老手为她筹划与安排，因为以她当时在热河的处境与身份，能够与她接近的人除了慈安与小皇帝以外，只有她的妹妹——醇亲王的福晋，通过这位福晋，可以得到醇亲王的意见。然而依据史料，我们可以看到，这位亲王年轻冲动，无清廷关于汇纂历代垂帘事迹的上谕

　　（咸丰十一年十月十五日）

　　论是经验还是眼界都不足以成为慈禧的得力干将和智囊。这一切应该都是慈禧一人所为，她凭借着自己天赋的机敏、决断、睿智，出人意料地赢得了形势的大逆转，也许从上面慈禧勤于求知的事例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比较合于情理的解释。

　　慈禧很喜欢这样形式的书籍作为自己的日常读物，而不是充斥自己书柜的摆设。十月十四日（1861年11月16日），江南道监察御史徐启文所上的一份奏折更使她十分喜欢，徐启文建议：

　　“将列圣实录、宝训择其简明切要者，恭纂一编；将汉唐以来，母后临朝的各事实，择其可法可戒者，不假修饰，据史直书，汇为一册，恭录进呈。”

　　这正中慈禧下怀。她当即谕令南书房、上书房、翰林院马上编辑，据史直书，简明注释，以备御览。

　　经过相关大臣五个多月的努力，这本书终于编辑完成，慈禧大加赞赏，特赐名为《治平宝鉴》，并经常由大臣们隔帘为其讲解，从中学得了更多的统治之术。

　　清内府抄本《治平宝鉴》翁同龢曾经先后为两宫太后讲解了宋、金、元、明四朝帝王政治事迹的十五个专题，在他的日记中先后记载了为太后讲解的过程：

　　翁同龢坐在事先准备好的椅子上，旁边坐着恭亲王、醇亲王，另一边站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尚书。两宫皇太后则坐在黄色帷幔内的御座上。在讲解的过程中，皇太后还不时地提出一些问题。

　　“知识就是力量”，在慈禧这里完全可以被诠释为“知识就是权力”。正是由于慈禧不断地汲取与统治相关的知识，拓展了她的视野，使慈禧的政治驾驭与操作能力如虎添翼。

　　十月初九日，也就是政变成功的第九天，小皇帝在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年号由“祺祥”改为“同治”。

　　原来，咸丰帝死后，慈禧与小皇帝还在热河的时候，八大臣就迫不及待地将新帝的年号定为“祺祥”，“祺”是“吉祥”的意思，而“祥”也含有“吉祥”的意思，“祺祥”，就是“吉祥”，并且连铜钱上的“祺祥通宝”都铸好了。所以，历史上也称这次政变为“祺祥政变”。政变结束以后，原来八大臣所定的年号自然会被皇太后派的大臣们所否定，大学士周祖培等认为“祺祥”无论是文还是义都不顺，“祺”字自古以来年号中没有用过，而“祥”字也只有南宋的少帝用过为“祥兴”，而少帝是南宋最后一个皇帝，是被蒙古大军一直追赶到南海边上的小皇帝，他不仅是亡国之君，而且结局悲惨，是被臣下陆秀夫背着跳海而死的，用他的年号中所采用过的字，那该有多么的不吉利。

　　肃顺等八大臣拟订的四个年号，奉旨用“祺祥”二字

　　周祖培对八大臣所定年号的评价是“不学之弊，一至于此，呜呼！国家可无读书人哉！”

　　此时，周祖培的感慨应该是对当年做户部汉尚书时肃顺对他肆意羞辱的回答。于是，他建议将“祺祥”改为“同治”，隐含着两宫太后共治之意。

　　十一月初一，在养心殿举行了两宫太后垂帘仪式。此殿从雍正帝开始，就成为皇帝处理日常政务之所，批阅奏章，召见引见臣下，均在此进行。这一天，养心殿从里到外，布置一新，金碧辉煌，大殿正中高挂着雍正帝御书的“中正仁和”的匾额，他是在告诫自己与子孙：做“以明年为同治元年”的谕旨

　　帝王要中庸正直，仁爱和谐。慈禧能够明白其中的含义吗？六岁的小皇帝载淳端坐御案后的宝座上，他的身后放置八扇精致的黄色纱屏，透过纱屏可以看见两宫太后端坐在后，此时的慈禧一定是志得意满，因为刚刚年满二十七岁的她，将在这里开启大清帝国两百多年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历史。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年轻女人，竟然在她以后的人生岁月里，牢牢控制大清朝政长达四十七年之久，王公大臣无不心悦诚服地匍匐在她的脚下，顶礼膜拜。这就是慈禧！
作者: 慈禧太后    时间: 2013-5-2 09:23

第七讲 整饬吏治
　　

　　听政，对于慈禧来说是一件具有极大挑战色彩的事情，因为她所面对的是千疮百孔的政局、纷繁复杂的朝政、瞬息万变的军机。虽然她伴随咸丰帝左右时，通过各级上疏、奏报，对军国大势有比较清晰地通盘把握。然而，当她自己来处理朝政的时候，她才真正体会了日理万机的辛劳。她很清楚，大清帝国江河日下、虚弱不堪的形势，绝非一时一人所致，而力挽大清帝国于既倒也绝非一蹴而就所能完成。她知道万事有主有次，而此时最为棘手的事情就是官场的腐败与官员的无能。慈禧在重新整合帝国的领导中枢之后，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吏治整顿。

　　一

　　清代自嘉庆、道光以来，世风日坏，根源就是官场的腐败。投机钻营、贿赂公行、骄横不法是当时吏治的真实写照。当国的前有曹振镛，后有穆彰阿，只知弄权纳贿，贪赃枉法，不思为国分忧解难，在外敌入侵、农民起义日甚一日之时，朝中却缺少带兵之良将、治国之能臣。因此，慈禧认为治本之道当为整顿官吏拖沓溺职、投机钻营、贿赂成风、骄横不法的风气，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整个行政队伍的办事效率。乱世需用重典，如此，既可以树立新一代领导的皇威，又能够使各级官员引以为戒。因此，慈禧掌权伊始，就采取了一系列严厉整顿吏治的措施。

　　第一个撞到枪口上的是兵部侍郎庆英。庆英因在兵部动用公款而被议罪，兵部拟给他降二级处分。庆英想通过恭亲王在两宫太后前议政时“格外开恩”，于是，就带着银两，趁着夜色，到恭王府恳求奕说情。他先是吞吞吐吐地说了些闲话，然后从怀中取出两大包银钱，恳求奕收下。奕推测此番英庆夜间来访，应与降职一事有关，坚持不受。庆英误以为奕之所以不收，是出于“无功不受禄”的意思，于是和盘托出来意，特请恭亲王在两太后前议政时“格外开恩”。奕知道庆英挪用公款，按律应当革职，而此次只给他官职降两级已属法外开恩。一番劝导之后，无效，庆英干脆长跪不起，恳求奕为他开脱。这下可惹恼了奕，他声色俱厉地将庆英赶了出去。第二天，奕把庆英所为向慈禧、慈安两宫太后禀报，同时把庆英贿送钱物上缴。慈禧非常气恼，他竟然敢如此贿赂公行、胆大妄为，务必严惩。当日，命内阁发出上谕，公布此事的始末，给予庆英严厉制裁，由降二级改为革职。这件事情让慈禧充分意识到，贪污受贿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痼疾和毒瘤，不痛加整饬，她将面临更大的统治危机。于是，慈禧诏谕各级官员，严惩贪污受贿。随后，慈禧又处置了包括直隶顺天府知府蒋大镛等一批行贿受贿的府县官员，并明令各地“随时严查，按律惩办”。庆英偷鸡不成反蚀米，充当了慈禧杀鸡儆猴的角色。

　　慈禧清楚，如果不严肃官场，无以为治。国家兴事、用兵，或劳而无功或每遭败绩，主要原因是文官委靡不振、渎职亵职，武官贪生怕死、临阵脱逃。慈禧认为，要改变积弊，收到惩罚效果，必须改变从前抓小放大的方式，从高官，从封疆大吏入手，否则，不足以引起各级官员的高度重视。这样，两江总督何桂清就成为慈禧严打中祭旗的对象。

　　何桂清，云南昆明人，道光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太仆寺少卿、太常寺卿、户部右侍郎、浙江巡抚、两江总督。他是朝野上下人所共知的一品大员、封疆大吏。这位朝廷重臣，在太平天国袭击清军的江南大营时，正在常州主管饷事，却坐视清军溃败，拥兵自卫，不施援手。随后太平军进攻常州，何桂清见大事不妙，企图逃脱。他先将父亲和两妾秘密送至通州，然后在城内张榜，禁止常州市民迁徙，并封锁各城门。城内百姓见何桂清要跑，绅民耆宿数百人手执香烛赴辕门，跪请何桂清留下共同抗敌。何桂清见出城受阻，遂令所率部队开洋枪扫射，民众死者十九人，伤数十人。何桂清逃到苏州，时江苏巡抚拒绝其进城，并上疏，奏劾。咸丰帝闻何桂清事后大怒，谕令革职严审。然而，何桂清却逃到上海，躲藏起来。不久，英法联军进犯北京，咸丰帝自顾不暇，何桂清一案遂被搁置。慈禧垂帘听政以后，借整顿吏治之机，此案又被提及。慈禧痛下决心，一定严惩，要杀一儆百。负责总办秋审的刑部郎中余光绰就是常州人，对何桂清十分愤恨，而他恰好负责此案。他认为仅依据“封疆大吏失守城池斩监候，秋后处决律”是不够的，又加上何桂清击杀执香跪拜父老十九人，伤天害理，罪当加重，拟斩立决。然而，盘根错节的政治网络，却使本已定罪明确的案件变得十分复杂，来自于方方面面的说客竭力为其开脱。这些人各怀心腹事，有的是私交甚厚，有的是兔死狐悲，有的是不明是非，有的是见风使舵。一时间，围绕是否诛杀何桂清掀起一股狂澜。慈禧执意认为举国用兵，如果包庇临阵脱逃的将帅，又何以鼓舞三军士气？争论没有阻挡住慈禧杀何桂清的决心，慈禧最终毅然发布谕旨，将何桂清处决。自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以来，清廷封疆大吏及府县各官，连连失地弃城。有的府县官员赴任之所因地当要冲或邻近太平军，竟规避不前，数年不到任；有的官员则是太平军一到，即弃城逃走，为逃避失城罪责，事后托请上司倒填年月，捏称因公赴乡出境。此类积弊一直未予严肃处理，以致吏治日坏，丧师失地之员日见其多。慈禧断然处决何桂清，军兴以来第一次使一品大员以失地弃城罪伏诛，刹了上述歪风，整饬了吏治，纲纪为之肃然。

　　二

　　慈禧垂帘不久，也就是同治元年，适逢三年一次对官员进行考核的“京察”和“大计”。

　　这是效仿明朝的官员管理制度而实施的一项对现任官考核的制度。每三年考核一次，对京官的考核叫“京察”，对地方官的考核叫“大计”。按照清朝的制度，京察时三品以下官员由吏部和都察院负责考核，三品以上官员及总督、巡抚等方面大员，则先自陈政事得失，最后由皇帝敕裁。经过考察后，官员按照“称职”、“勤职”、“供职”三种等级，实行奖惩。“大计”是考核道、府及州县官员。一般是由各级官员依隶属关系逐级考察，做出评断，最后申之各省督抚，核其事状，注考造册，送吏部复核。“大计”后的官员，按“卓异”与“供职”两个等级奖惩。清朝对官员的考绩，不论是“京察”还是“大计”都以“四格”、“六法”作为考核标准。所谓“四格”是指“才”（指才干，分长、平、短三等），“守”（指操守，分廉、平、贪三类），“政”（指政务，分勤、平、怠三类），“年”（指年龄，分青、中、老三类）。所谓“六法”是指“不谨”、“罢软无为”、“浮躁”、“才力不足”、“年老”、“有疾”等六个方面的缺失。经过考核，被列入“不谨”“罢软”者，革职处分；属“浮躁”“不才”者降级；“年老”“有疾”者勒令退休。

　　这种制度的实施，其目的在于奖优罚劣，使各级官员时时恪尽职守、效忠朝廷。京察与大计涉及官员的奖惩，贿赂徇庇、虚应故事是司空见惯的官场事情。“长官往往博宽大之名，每届京察，只黜退数人，虚应故事，余概优容，而被劾者，又不免冤抑”。

　　慈禧认为，此次官员考核是她推行吏治整顿不可多得的机会，通过考核可以裁汰庸懒、老弱、不称职的官员，也可以使官场有所警示，寻求振作。

　　为达到自己满意的效果，慈禧亲自掌握这次考核的奖惩大权。

　　慈禧认为，要取得此次考核不同以往的效果，就不能虚应故事。因此，慈禧亲自掌握奖惩大权，议政王奕提供考察依据，两宫太后分别引见各级官员，依据政绩，给予考核。

　　考核的原则：以官声、政绩取人。成绩突出者，给予破格提拔；平庸衰朽者，不论“年已逾岁”或将近休龄，都勒令退休。为的是将年富力强有进取心的官员安排在重要岗位上。

　　潘祖荫像潘祖荫，字伯寅，号郑庵。咸丰二年(1852)探花。他以才华出众、耿介敢言蜚声朝野。左宗棠由于樊燮一事被劾时，潘祖荫就曾积极上疏为左宗棠辩白，竭力推荐左宗棠的才能，其中“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就是出自他之口。慈禧垂帘听政伊始，曾经诏求谏言，潘祖荫上疏请皇上勤圣学，求人才，整军务，裕仓储；敬请免民赋以纾民力。慈禧批阅后颇为欣赏，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多得之人才，京察中将其升任光禄寺卿。

　　将年老体衰已不能胜任工作的内阁学士巴彦春、平庸无能的光禄寺卿雷以諴和“品行污下”的光禄寺少卿范录典，一律同时勒令退休。

　　在官员任用上不分满汉，奖惩分明。

　　在清朝的政治体制中，一直坚持满重汉轻的原则。满族官员不仅在决策中拥有绝对的权力，而且占据重要职位，以维持满人的显赫地位。然而，随着满人整体政治素质的下降，越来越多的政治、军事活动不得不依赖汉人官僚和士绅。肃顺就喊出了“天下满人混蛋多”，应该是这一时期社会的真实写照。慈禧虽然还不能抛弃崇满抑汉的民族政策，然而垂帘听政的她也不得不面对汉人士大夫整体政治素质远远高于满人，且汉人士大夫正日益发挥着强大政治作用的现实，因此官员考核中，她不得不重视这一问题。考核中，对因剿杀太平天国起义而丧生的官员进行追加奖励的时候，她十分注重对汉官员的奖励。受到表彰奖励的不仅有满族官员江苏巡抚吉尔杭阿、江宁将军祥厚、西安将军札拉芬，还有汉族官员江南提督张国栋、浙江布政使李续宾、湖北巡抚胡林翼等。

　　这些措施对于改变官员尸位素餐的现状，减轻官员老龄化，提高行政效率等产生了积极作用。

　　三

　　慈禧知道，在清朝的各级政府机构中，官员的设置都是重满轻汉，重要部门设置满汉两套长官。中央的六部就是这样，如，户部满尚书是肃顺，汉尚书就是周祖培，而实权掌握在满官手里，汉官“备员”而已。清政府一直以来对汉族官员都是限制任用的。为了稳固政权，虽然也注意吸纳汉族地主和士人参政，但一些重要的职位，如内务府大臣、理藩院尚书等，规定只能由满族贵族担任，从未授予汉人。军机大臣，特别是首席军机大臣，同样只能由满族贵族充任。各地的总督、巡抚也大多用满人。军事领域，任用汉员为统帅更是清廷的禁忌。圣祖康熙征噶尔丹，世宗雍正时征噶尔丹策零，高宗乾隆征廓尔喀、缅甸和大小金川等，都是任用亲贵大臣统兵征伐。即使其间有特例，如康熙平定吴三桂时，也曾用了一批汉将；乾隆时任用张广泗为总指挥出战金川等。但受“满汉分畛”传统思维的影响，除极个别外，绝大多数或遭排斥，或被杀，结果都非常凄惨。

　　清朝前期的常胜将军岳钟琪的遭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岳钟琪，清代汉旗大将。字东美，号容斋，据说是岳飞的后代，自幼兼文习武，历经康、雍、乾三朝的重大军事活动，战功卓著。雍正年间，岳钟琪被任襄赞军务、奋威将军，会同川陕总督年羹尧平定青海头人罗卜藏丹津叛乱。有一次，岳钟琪率五千人的骑兵，发动突袭。从西宁城向西急行军，在荒原上捕捉到罗卜藏丹津的主力。罗卜藏丹津的部队从梦中惊醒，但战马都没有备鞍，无法迎战，霎时间全军崩溃，四散逃命，罗卜藏丹津换上女人的衣服溜掉，投奔准噶尔。岳钟琪穷追不舍，每天奔驰一百五十公里，两天后，追到一个叫桑骆海（青海省西南角）的地方，只见红柳蔽天，渺无人迹，才带着他的俘虏，包括罗卜藏丹津的母亲在内，凯旋而回。这是中国战争史上最有名的战役之一。岳钟琪以其计谋神奇、身先士卒立下头等战功，被雍正帝封赐三等公，赐黄带。随后，升任四川陕西总督，任宁远大将军，节制川、陕、甘省。在太平天国之前，他是仅有的以汉人而握重兵的大将。正因为如此，招致了诸多猜忌。大学士鄂尔泰等人以不实之岳钟琪像词弹劾岳钟琪“智不能料敌，勇不能歼敌”，查郎阿等人又弹劾岳钟琪“骄蹇不法”，意欲反叛。阴鸷多疑的雍正帝翻脸不认人，大骂岳钟琪“误国负恩”，处以削职夺爵下狱。雍正帝本想马上砍岳钟琪脑壳（斩立决），又恐岳统率已久的士卒不服，才改判为斩监候（缓期执行）！岳钟琪狱中引颈待毙。幸好雍正帝死得早，他坐了整整五年大牢，才在乾隆年间被特赦归故里，在成都百花潭北结庐村居。

　　对于刚刚垂帘听政的慈禧来说，她与历代皇帝一样，对于汉族官员尤其是统军大员有着极大的戒备心理，然而慈禧清楚，直接威胁她统治稳定的是长江流域的太平天国和黄河流域的捻军，这些心腹大患一天不除，她的统治就一天不得安宁。然而，环视左右，那些满族大员不是颟顸无能，就是妄自尊大。从太平天国起义到自己垂帘听政的十余年间，一直尽心尽力效忠朝廷、屡受挫折却坚持围剿太平天国的最大功臣，却是以曾国藩为首的汉族官员。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科举及第后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理兵、工、刑、吏部侍郎。咸丰二年(1852)，因为母亲去世，曾国藩回籍奔丧。正赶上太平军由湖南北上，攻克武汉三镇，并沿江东下，咸丰帝震恐，下诏举办团练，授曾国藩为湖南团练大臣。于是，曾国藩复出，起用儒生为将佐，招募农民为营勇，勤加训练，号“湘勇”（又称湘军）。咸丰四年(1854)初，曾国藩组成湘军水陆军一万七千余人，并奉命出征，围剿太平天国。屡败屡战，可谓备尝艰辛与屈辱，然而他矢志不移。湘军出征不久，便在岳州、靖港连吃败仗，曾国藩羞愤难当，纵身跳入鄱阳湖里自杀，被其左右救起。随后，曾国藩整军再战，在湘潭取得大捷，并攻陷湖北重镇武昌，受到咸丰帝的欣赏，命他“署理湖北巡抚”。但后来咸丰帝听信了祁嶲藻、翁心存、彭蕴章等人的劝告，惟恐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又命他以兵部侍郎的虚衔领兵东征。由于曾国藩没有统辖地方的实权，军事发展与军饷的补给一直受地方大员掣肘，他只能忍辱负重。

　　曾国藩像

　　慈禧同样担心曾国藩的发展会成为威胁自己统治的地方势力，然而她更清楚，对于她来说为患最重的是太平天国的存在。而对于官员任命中的满汉分治，慈禧有着更为现实的考虑。毫无疑问，此时为她围剿太平天国最为得力的干将，只有曾国藩。垂帘听政不久，她就命曾国藩统领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的军务，巡抚、提镇以下全部归他节制。曾国藩拥有了前线最高指挥权。随后又依据曾国藩等人的建议，任命一批汉人官员为地方要员，左宗棠为浙江巡抚，郑元善为河南巡抚，张曜为河南布政使，李续宜为安徽巡抚，严树森为湖北巡抚，沈葆桢为江西巡抚，李鸿章为江苏巡抚，刘长佑为广西巡抚，毛鸿宾为湖南巡抚，江忠义为贵州巡抚，刘蓉、李恒、蒋益沣、韩超为布政使等等。上谕发出，一时朝野哗然，同时将这么多作战省区的行政大权交于汉族官僚手中，两宫皇太后也太冒险了！这样，“西至四川，东至海”的长江中下游乃至西南内地的半壁江山全掌控于曾国藩之手，这太危险了！总之是一个“险”字。一时间，朝廷屡屡收到上奏，多为满族亲贵，他们提醒慈禧要注意防止曾国藩权势太重，难以控制，并建议裁其军，削其权。

　　慈禧将拯救几近崩盘的清朝统治的重任交予以曾国藩为首的汉人官员，这是她的无奈之举，也是她的冒险之举。曾国藩能够不负重托吗？
作者: 慈禧太后    时间: 2013-5-2 09:23

第八讲 压制奕訢


在《整饬吏治》节目当中，隋丽娟教授讲到，慈禧冒险重用汉臣曾国藩，把中国的半壁江山交给汉臣统领。曾国藩也不负重望。同治三年六月二十日，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一举攻克了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天京的沦陷，使慈禧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就在大清朝刚刚度过一场统治危机的时候，一场政治危机又凸现出来。在辛酉政变中赫赫有功的恭亲王奕訢不断遭到慈禧太后的打压。那么慈禧太后为什么要屡屡打压奕訢？恭亲王奕訢在这次打压中最终的结局如何？

　　在前面的节目讲到，恭亲王奕訢是道光帝的第六子，咸丰帝的胞弟。奕訢这个人有很多史学家常说，他是一个没有坐上皇位的人。人们也常常设想，如果当时不是咸丰帝做了皇帝，而是恭亲王奕訢的话，大清王朝的历史会不会重写。但是历史毕竟是历史，它不能假设，我们也无法去假设它，我们希望他做了皇帝能把国家治理得更好。所以面对慈禧的打压，我们不禁要问，慈禧为什么要打压奕訢？奕訢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恭亲王奕訢这样公开小视慈禧太后，这对于慈禧来说是万万不能接受的。然而更让慈禧感到不安是，慈禧重用的汉族官员反而与奕訢的关系更为密切，如果奕訢异军突起，那就意味着慈禧没有了市场，慈禧感到了威胁。所以慈禧不能再眼睁睁地看着奕訢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人搞在一起，威胁自己的权力，于是，慈禧决心扳倒奕訢，让文武百官包括奕訢在内明白，她才是这个王朝的最高主宰。那么，慈禧打压奕訢实施的第一步计划是什么呢？隋丽娟教授又是如何看待慈禧的这步计划呢？

　　慈禧发表一系列上谕，目的是要明确两宫太后和奕訢在权力上的界定和从属关系。但是恭亲王奕訢对慈禧的压制却置若罔闻。在奕訢看来，他是大清王朝的皇子，赫赫有功的议政王。慈禧奈何不了他。所以一边是慈禧上谕屡下，一边是议政王我行我素。双方这种暗中的争斗，随着时间的推移，日趋表面化。这时一些臣僚，特别是那些善于投机经营的人，敏锐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妄图从慈禧同奕訢的争斗中，邀功慈禧，这时一个惟利是图的小人的出现，使慈禧与奕訢的斗争转向公开化，那么，这个小人是谁？慈禧又是怎样借助他的发难，实施打压奕訢的第二步计划呢？

　　嗜权如命的慈禧绝不容忍自己的政权受到议政王的威胁。为了捍卫自己的全权，她毅然选择主动出击。而蔡寿祺参劾议政王奕訢的奏疏，适时地为她提供了打压奕訢的借口。精明强干的慈禧开始进行了一番缜密的设计。那么，慈禧打压奕訢所实施的第三步计划是什么呢？

　　当慈禧拟定的这份诏书公布于众时，朝野上下一片哗然。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功高盖世的议政王奕訢在一日之间所有的职务荡然无存。如此巨大的政治风暴，竟使朝野上下猝不及防，许多满汉官员不知所措；这时不论是宗室亲贵，还是部院大臣，纷纷上书，为其鸣不平。这时一个重要人物的出现，使慈禧打压奕訢的计划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个重要人物是谁？他的出现能挽回奕訢受打压的局面吗？

　　哈尔滨师范大学隋丽娟教授将为您精彩讲述大清王朝一次惊心动魄的宫廷斗争《压制奕訢》。

　　同治三年（1864）六月二十日，对于慈禧来说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攻占天京。一时间，京城内外、朝野上下一片欢腾。来之不易的胜利，是对慈禧重用汉臣决策的有力验证，正是因为慈禧重用曾国藩等汉臣，对于拯救几近崩盘的大清统治，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慈禧兴奋异常，大奖功臣：奕以议政王主持朝廷军政大事，居首功，赏加三级军功；曾国藩着加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各路统兵大员李鸿章、官文、左宗棠为伯爵。军机大臣、前敌将帅、各部、院、督抚，均有重赏。其中，奕更是获得时人的高度肯定，颂扬他是“豁达大度”、“定乱绥邦”的“贤王”，甚而一度形成了“只知有恭亲王，不知有大清朝”的局面。人们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光芒四射的奕身上，慈禧清晰地感觉到她的光彩已经渐被奕所掩盖。对此，意欲独霸天下的慈禧犹如芒刺在背、鱼鲠在喉，她不能坐视奕的异军突起，她无法容忍自己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

　　一

　　同治四年三月初四日（1865年3月30日）恭亲王奕照常入值觐见两宫太后。慈禧拿出一份奏折严肃地对奕说：“有人参劾你！”奕一愣，忙问：“是谁上的奏折？”慈禧非常不满意奕的傲慢态度，极不情愿地答道：“蔡寿祺！”奕脱口而出：“蔡寿祺不是好人！”(《越缦堂日记》)

　　蔡寿祺，字梅庵，江西德化人。道光十九年（1839）进士，曾入翰林院当编修。这一职务约可视为皇帝的顾问，比起一般官员来，有着较多的升迁机会。但是他当了多年的编修未见提升，于是到处投机钻营。他先窜到了四川，希望能踩出一条升官发财的路子。他果然就敢私刻关防，招募乡勇，把持公事，大肆招摇。不久，新任川督骆秉章对他的行径十分看不惯，命藩司刘蓉（原湘军将领）将他赶回江西原籍，使其感到相当难堪，当即存下日后必报一箭之仇的想法。之后，他又投靠正在陕西围剿回民起义的胜保，在胜保手下当幕僚。胜保失势后，蔡寿祺混入宫中，担任起居注官，从此他便利用在宫中任职的条件，与慈禧的心腹太监安德海有了勾结。

　　奕在恭王府花园然而，小小的日讲起居注官，竟敢参劾如日中天的恭亲王奕，是智商低下，还是吃了熊心豹子胆？

　　此时的奕哪里知道，这个新近以翰林院编修补上日讲起居注官的蔡寿祺，若背后没有大人物作后盾或者预感到此举一定会博得大人物的赏识，怎会胆敢弹劾权倾一时的恭亲王奕呢？而这个大人物就是慈禧。蔡寿祺是一个很会投机取巧、到处钻营的人。他通过内廷太监安德海嗅到了西太后慈禧的动向，觉察到慈禧对奕的不满，所以连上两份意欲扳倒恭亲王的折子，借机沽名钓誉，从中渔利。

　　慈禧对奕的不满，表面来看，是奕随着声望的日益隆升，对待两宫太后日渐傲慢无礼。

　　比如：每次入宫议政，太监给太后和皇上献茶时，慈禧必命也给奕献茶。有一天，诏对颇久，慈禧忘了命太监给奕献茶，结果，奕一时忘形，径自拿起案上之茶欲饮，但马上意识到此乃御茶，便仍放置原处。奕此举，在慈禧眼里，无疑是目无皇上、目无太后的放肆之举。

　　再如：奕在与太后议政时，有时佯装没有听到，请太后重述一遍。每与太后有不同意见时，则高声抗辩。

　　还有，两宫太后召见之地任何人不得擅入，无论是谁，不经总管太监传旨，不得径入。而奕往往不经太监传旨，就径直入内。

　　实质观之，是慈禧不能容忍奕权力的膨胀给她带来的威胁。

　　前面已经讲过，政变以后，慈禧对奕的封赏确实十分慷慨，但是，慈禧给奕圈定了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慈禧所赋予他的权力。在荣誉、物质上慈禧尽显慷慨，但在分配清王朝最高权力的问题上，慈禧则毫不含糊，决不让步。为此，慈禧发布了一系列的上谕，明确两宫和奕在权力上的界定与从属关系：

　　（1）在授恭亲王奕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后的第二天，两宫即以内阁奉上谕的形式郑重宣告，两宫“亲理大政”，两宫“万机日理”，要求中外臣工关于用人行政方面的一切事宜要向太后直陈密折，而对于议政王的权力和责任却只字未提。

　　（2）诛杀载垣等人的第二天，两宫又以内阁奉上谕的形式表明她们的态度：凡需降旨的各省及各路军营折报，都必须先呈交两宫皇太后阅览，再发奕等军机大臣悉心详议，当日召见恭请谕旨后再行缮拟，并于次日呈请两宫皇太后阅定钤印后方能颁发。这就是表明，奕对任何行政事务都没有最终处理权。

　　（3）咸丰十一年十月九日(1861年11月11日)，内阁再次奉上谕明确地确定了两宫与奕之间的权力界限：“现在一切政务均蒙两宫皇太后躬亲裁决，谕令议政王、军机大臣遵行。”

　　（4）十月十四日(11月16日)慈禧再次晓谕天下：“至中外臣工，于时事阙失，均宜直言无隐。即议政王、军机大臣等赞理庶务，如未能尽协机宜，亦准其据实指陈，毋稍瞻顾，以期力挽颓风，共臻上理。”这个上谕的用意很清楚，就是让文武百官敢于直言不讳，对议政王奕及其施政班子军机处的军机大臣们起个监督作用，以免其专权。

　　恭王府花园湖心亭但是，朝廷上下大小臣工亲眼目睹了叔嫂联合发动的宫廷政变，恭亲王奕位高权重，对这位总揽内外行政大权的人，谁还敢去拿鸡蛋碰石头呢？况且表面看，两宫皇太后与奕又是那样的和谐。于是朝野上下大小官员趋附奕者日多。军机大臣、六部九卿惟奕马首是瞻。慈禧对这一情况不是不了解，她在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并且寻找时机对奕进行必要的限制，对趋炎附势的大臣进行警告。

　　镇压了太平天国以后，奕所受的恩遇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令慈禧十分不安，尤其是恭亲王执掌内廷外朝大权，外省督抚尽用汉人，满人所占比例日益减少。到同治四年五月，全国十名总督，除湖广总督官文一人外，其余九人都为汉人；至于十五省巡抚，均为清一色汉人。且九名总督中，湖南人占有五名，即直隶总督刘长佑、两江总督曾国藩、云贵总督劳崇光、闽浙总督左宗棠、陕甘总督杨岳斌。各省巡抚中，湘淮军将领也占大半。对慈禧来说，更令她忧虑的是，那些被提拔重用的汉族大员，却对奕感恩戴德，过从甚密，“阴行肃顺政策，亲用汉臣”，万一他要仿效肃顺岂不易如反掌？慈禧对恭亲王与洋人打得火热也极为反感，认为他是挟洋自重，以便揽权。为此，慈禧决意寻找机会打击恭亲王，她要让朝廷上下都知道，自己才是清王朝的最高主宰，其他人包括恭亲王在内，都不过是她驱使的臣仆，都必须向她效忠。

　　此时，身在宫中的蔡寿祺，得知慈禧对恭亲王嫌隙日深，经多方窥测，认为有机可乘，遂于同治四年二月二十四日，以“请振纪纲以尊朝廷”为名，上折遍参曾国藩等人捏报湘军战功，取巧避罪，不仅指责恭亲王重用汉人不当，图谋使汉人重掌军权，还把所有这些人的过失统统推在恭亲王身上，要求奕“虚衷省过，以弭不变，以服人心”。蔡寿祺作为一名汉人官员，如此放肆地攻击恭亲王，按例应予惩治。但慈禧看到奏折后很是高兴，竟免予申饬，连蔡寿祺也感到意外。十天之后一看慈禧没有降罪，于是又放胆在三月四日上奏一篇洋洋三千言的折子，直接点名参劾恭亲王，罗织的十大罪名有揽权、纳贿、徇私、骄盈等，要求他“归政朝廷，退居藩邸，请别择懿亲议政”。慈禧收到蔡寿祺这道奏折，正中下怀，因此，她如获至宝，以此为契机，开始打压奕。

　　二

　　首先，慈禧大打舆论声势战，她要用眼泪获得人们的同情。

　　慈禧在召见了奕之后，避开军机处，单独召见大学士周祖培、瑞常、吏部尚书朱凤标、户部侍郎吴廷栋、刑部侍郎王发桂、内阁学士桑春荣、殷兆镛等人。慈禧哭哭啼啼地说：“议政王植党擅权，渐渐到我不能忍受的地步了，我要重治议政王的罪！”诸位大臣看见太后盛怒，不知何事，面面相觑，胆战心惊，不敢答话。慈禧接着说：“诸位大臣应当以先帝为念，不要害怕议政王，议政王罪不可逃，应当从速议罪！”此时的慈禧，尽显她作为垂帘听政皇太后无奈的苦涩，眼泪再次成为她博取人们同情的法宝。诸大臣莫名其妙，不知这叔嫂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摩擦，一时无以言对。还是周祖培老谋深算，他叩头说道：“此惟两宫乾断，非臣等所敢知。”慈禧厉声反问：“如果什么都要我们太后说话，那还要你们这帮人干什么？等以后皇帝长大成人，你们能逃过处罚吗？”周祖培略一沉吟，找到了一个缓兵之计，他答道：“此事需有实据，容臣等退下后详察以闻。”并请与大学士倭仁共同审理这个案子(《越缦堂日记》)。慈禧不好再作驳斥，遂准奏。周祖培和倭仁不敢迟延，立即着手办理。他们就蔡寿祺在奏折中所称奕贪墨、骄盈、揽权、舞弊四大罪状一一讯问证据。贪墨，即指收受贿赂，任用私人。蔡寿祺只就此一项，指出薛焕、刘蓉二人，并且也还只是风闻，并无实据。其他几项更是含混其词，纯系诬告。这下他们犯了难，如据实回禀太后，那太后不也同有诬告之罪，况且她处理此事的底细是什么，也还没摸清。最终大家在复奏中用了甚为谨慎的语言叙述审讯的结果和处理建议：阅原折内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各款，虽不能指出实据，恐未必尽出无因。况贪墨之事本属暧昧，非外人所能得见。至骄盈、揽权、徇私，必于召对办事时流露端倪，难逃圣明洞鉴。臣等伏思黜陟大权操之自上，应如何将恭亲王裁减事权，以示保全懿亲之处。

　　其次，慈禧亲拟上谕，尽除奕一切职务，并昭示天下。

　　慈禧再次召见周祖培和倭仁，不待看完他们的奏议，就拿出一份她以同治帝名义亲拟的朱谕：

　　朕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本月初五日据蔡寿祺奏，恭亲王办事徇情、贪墨、骄盈、揽权，多招物议，种种情形等弊。嗣（似）此重情，何以能办公事！查办虽无实据，是（事）出有因，究属暧昧知（之）事，难以悬揣。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敖（傲），以（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视）朕冲龄，诸多挟致（制），往往谙（暗）始（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满口胡谈乱道，嗣（似）此情形，以后何以能办国事？若不即（及）早宣示，朕归（亲）政之时，何以能用人行正（政）？嗣（似）此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方知朕宽大之恩。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方示朕保全之至意。特谕。

　　并且要求不经军机处，由内阁直接昭示天下。

　　从慈禧的这份手谕中，我们不难看出以下几个问题：

　　1慈禧用自己不高的汉语水平亲拟谕旨，显示了她打压奕的决心慈禧虽然粗通文墨，但她的汉语文水平不足以达到草拟诏书的程度。然而，争强好胜的慈禧，全然不顾她会将自己的不足之处暴露于世，并可能成为全天下笑柄的可能，毅然抛弃御用大臣，执意自己动手起草诏书，整个朱谕文字之尖刻激烈，让人感到畏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慈禧的用心昭然若揭。

　　2慈禧要的就是发难的机会，并不在意发难理由的真实与否

　　慈禧对于奕日益膨胀的权力十分担心，她对于权力追逐的强烈欲望使她不能坐视奕力量的壮大，更何况此时奕的风头正健，她不需要确凿的证据，只需要可以发难的口实。因此对于蔡寿祺参劾奕的所谓徇情、贪墨、骄盈、揽权等罪证全属风闻，由此完全可以为奕开罪的事情，并不感兴趣。仅仅是“莫须有”的罪名就足够了。从慈禧所列举的奕罪状来看，也无非是一些工作态度问题。

　　3慈禧大胆违制行事，只为扳倒奕

　　慈禧命令罢免奕的谕旨不必经由军机处，而由内阁速行天下，是严重违反祖制的事件。因为自雍正设立军机处百余年以来，如此重大的上谕必须经过军机处，她违制而行的原因，就是因为此时军机处掌握在奕手里，军机大臣也都是奕的羽翼，她绕开军机处，就是希望能立竿见影地晓谕天下，以免节外生枝。

　　奕等向两宫皇太后恭进的春帖子这样，慈禧毫不留情地开去了奕一切差使，可怜的恭亲王只剩下光杆皇子的身份了。在清末的好几种笔记中都记载了一则无法证实的故事，而且故事发生的时间也各有不同，由于恰好与我们刚刚讲到的处分结果相符，因而转录在此似也贴切：

　　一次，慈禧与奕两人为不同的政见争吵起来，慈禧愤然责备奕无理，对他说，“你事事与我为难，我革你的职！”奕也不甘示弱，回敬道：“臣是先皇第六子，太后能革我的职，却不能革我皇子的身份！”果然，这次慈禧革了奕所有的职务，只为他保留了皇子的身份。

　　回想政变成功以后，慈禧竟然在几日之内连封恭王几项要职，其恩泽上被母亲，下及子女。一时叔嫂之间互信之诚，报恩之厚，于历代鲜见。不想，短短三年里，所有恩赏，一日之内，荡然无存。不由得让人慨叹世态的炎凉！或许，这并不仅仅是人情的冷漠，而是权力的角逐与政治斗争的惨烈已到了泯灭人性的境地。

　　三

　　诏书发布后，“朝野骇愕”，如此巨大的政治风暴，朝野上下猝不及防，许多满汉大员不知所措；慈禧仅凭蔡寿祺一道捕风捉影、“难以悬揣”的奏折，便给奕定下罪状，并开去所有职务的做法，人们很不理解。一时间反应之强烈，出乎慈禧意料，她面临极大的压力和挑战。

　　1诏书发布后，不论宗室亲贵，还是部院大臣，外省督抚，都对慈禧的做法表示反对一时间，满朝文武上自亲王、大学士、军机大臣，下至科道言官，大家众口一词，要求恭亲王复职。

　　更令慈禧没有想到的是道光帝的第五子惇亲王上书为奕辩白。他说：“有关于恭亲王的事情，实属暧昧，仅仅以语言和行为上的小过错，就骤然予以严惩，无以昭示天下。”并一语中的地指出：“恭亲王自做议政王以来，办理事物，没有听说有什么大的劣迹，惟有皇太后召对时，在言语词气之间，有一些不恭，这也不是臣民所共见共闻的；而所参劾的内容又没有真凭实据，若一味坚持罢斥奕，恐怕传闻中外，议论纷纷。”

　　惇亲王是“奕”字辈中最年长的亲王，而且性格直率敢言，如今他出面吁请，慈禧自然不能不考虑。次日，早朝中发生的一件事情颇能说明此时慈禧内心的矛盾和所承受的压力。

　　接到惇亲王奏疏后的早朝，慈禧分别召见了倭仁和周祖培等八位大臣，明确表示对奕的处分不能更改；召见文祥等军机大臣时却说，你们共同上疏请求重新任用奕，照办就是了。

　　于是倭仁等与文祥等共同召开六部九卿等参加的会议，可当文祥传达了太后旨意后，倭仁坚决反对，说这不是太后的旨意，双方各持己见，争论不休。于是，大家只好让钟郡王（奕的八弟）出来作证，因为这天早晨是钟郡王以押班者的身份分别带领他们去召见的，也只有他才听到了慈禧的两次懿旨。但是钟郡王却语出惊人：“固皆闻之。”也就是这两方面转述的太后懿旨都是慈禧说的，他完全听到了。这是怎么回事？大家面面相觑，无所适从。

　　慈禧向来以机变、狡黠著称，听政三年，一直以明断与果决为朝臣所倾服，然而此时她却一个早朝两种态度，如此的犹豫不决，难怪朝臣“相顾失色”了。

　　2蔡寿祺所言为不实之词

　　经审讯，蔡寿祺所言总理各国事物衙门的薛焕与陕西巡抚刘蓉均是贿赂奕而得此任，系属风闻，反倒是刘蓉戳穿了蔡寿祺在四川招摇撞骗、惨遭驱逐的事实。获悉真相以后，朝野哗然，大清帝国二百多年中，还没有一个人敢用“莫须有”的罪名参劾一个亲王，而这个亲王是皇帝的嫡亲叔父，是为小皇帝的母亲一手完成垂帘听政事业的功臣，更是军机处的领班大臣。然而正是依据了这些不实之词，他竟然被革去一切职务。慈禧感觉到了沉重的舆论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慈禧被迫做出妥协，当然，她认为打击、羞辱恭亲王的初衷已经达到，便在四月十四日召见了奕，恭亲王当时伏地痛哭，其实他多半是百感交集——原来他确实没把这个嫂子放在眼里，而且自己功高盖世，命运竟然像羽毛一样顷刻间被折转翻覆，他深感猝不及防！慈禧又以同治帝的名义下达谕旨，说由于恭亲王伏地痛哭，无地自容，经面加训诫后，既然能够领悟此意，改过自新，所以“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但免去他议政王头衔，“以示裁抑”。

　　慈禧通过蔡寿祺的奏折所引起的这场风波，“玩一亲王于股掌之上，谴责之，以示威，开复之，以示恩”（蔡东藩语），使恭亲王的权力大为削减，而自己得以正式执掌朝廷内外大权。此后又进一步对恭亲王领导的洋务事业进行打击和限制，使其“事无巨细，愈加夤畏之心，深自敛抑”，可谓进一步退三步，举步维艰，大清帝国刚有点新气象的洋务运动又落在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后面。
作者: 慈禧太后    时间: 2013-5-2 09:25

第九讲 初兴洋务
　　

　　慈禧垂帘听政初期，正值西风东渐、洋务兴起的特殊时期。也就是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清政府一批上层官员，以自强、求富为目标，从中央到地方，积极发展近代教育、近代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建立了近代的海陆军。在专制主义皇权至上的历史时期里，如此重大的政治决策，没有最高统治者的允许和支持，是不可想象的。

　　一

　　慈禧垂帘听政以后，一场持续近三十年的学习西方的改革运动在中国开展起来，像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办合资企业、建立外语学校、送学生出国、购买军舰和洋枪洋炮、建设新式海军等等。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这些与洋人密切相关的事物，时人称之为“洋务”，我们今天称它为“洋务运动”。如此大规模地引进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原因是多方面的。

　　最直接的原因是经历了鸦片战争以后，在一次次的被动挨打中，部分中国人被“打”醒了，他们开始意识到中西之间存在的差距，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所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所未有之强敌”，怎么办？他们提出办法就是兴办“洋务”，而恭亲王奕就是其中的一位。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火烧到北京的时候，奕被留在北京负责与洋人交涉。恭亲王首先发现清军的武器不如洋人，根本打不过人家。签订《北京条约》的前几天，英法联军占领了安定门，把大炮架在城墙上，不签的话就炮轰北京城。过去清朝的大臣们包括林则徐都认为洋人只是在海上打仗厉害，在陆地上打仗根本不行。结果双方一开战，发现洋人不仅在海上有坚船利炮，陆地作战也很有一套。签约后，英法联军举行了入城仪式。恭亲王一看清军的仪仗队与外国的仪仗队根本没法比，装备差得太远，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刺激。尤其令他羞愧难当的是，与洋人谈判的时候，整个北京城找不到一个会讲洋话的人，只能请外国人翻译。结果，外国人怎么说，大清官员就怎么听……他不由得慨叹：大清帝国的武器和技术确实太落后了。只有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才能使中国改变落后的局面，才能改变被动挨打的状态。

　　北京条约签字图

　　与此同时，一些封疆大吏，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也在要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这一点上与奕形成共识，这些人逐渐凝聚为一股强大的势力，形成了上下呼应的局面。他们认为要挽救统治危机、抵御外侮，必须仿效西方的“坚船利炮”，“练兵制器”以“求强”。于是各项洋务活动在这些洋务派的手中一步步地发展起来：1865年在上海设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内设翻译馆；同年在南京设立金陵机器制造局；1866年在福州建立马尾船政局；1870年在天津建立军火机器制造总局；1868年，破天荒地委派美国前驻华公使蒲安臣率清朝外交使团出访欧美十几国。1872年在上海设立轮船招商局；同年第一批选派幼童留学美国；1875年，委派福建按察使郭嵩焘出任驻英国公使，后又兼任驻法国公使。这是中国第一次在西方国家驻有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官。1878年，在兰州建立兰州织呢局，这是中国最早的一家机器毛纺织厂。1880年，在上海建立上海机器织布局，这是中国最早的棉纺织厂。同年在天津设立水师学堂，购置军舰，并设南北电报局。1881年，设立开平矿务局。1882年，建设旅顺军港。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在天津设立陆军武备学堂。

　　福州船政局

　　这些洋务活动慈禧是知道的，也是支持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哪一项活动都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物，哪一项事业的实施都是平地里的一声惊雷。如此大的动作，如此大的影响，如果得不到慈禧的允许和支持，坚持哪一项活动都可以给这些官员冠以犯上作乱之名，操作哪一项事业都足以令这些官员死个七回八回。难道慈禧是一个有着与时俱进思想的改革家吗？

　　二

　　人们支持一项新生事物，从大的方面说是人们意识到了这项新生事物对于国家、社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从小的方面看，是对个人有利。应该说，慈禧已经意识到洋务活动是当时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有效手段，无论对于大清王朝，还是她的个人统治都有好处。因为：

　　1慈禧痛恨外来侵略，她希望清政府能够拥有有效的抵抗外侮的手段如果说慈禧欢迎外来侵略，慈禧是一个天生的卖国贼，那是有失历史的客观与公允的。因为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外来侵略对王朝统治，对慈禧个人都没有任何好处。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从天津大沽口强行登陆，然后打到通州，打到北京。慈禧亲身体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的惊险，也目睹了圆明园被侵略者付之一炬的景象。正是这些侵略者的肆意侵略加速了大清帝国衰亡，是洋鬼子使她后来的统治险象丛生，岌岌可危。慈禧无论如何都不会赞同这样的侵略行径。据可靠的历史记载，慈禧在英法联军突破天津防线、步步进逼北京的时候，是坚决主战的，她不赞同咸丰帝的怯懦与逃避。当咸丰帝面对英法联军兵临城下，携家带口准备逃往热河避暑山庄的时候，慈禧站出来，劝阻皇帝不要离开北京。

　　吴可读《罔极编》载：

　　“当皇上之将行也，贵妃力阻。言：皇上在京可以镇慑一切；圣驾若行，宗庙无主，恐为夷人毁踏。昔周室东迁，天子蒙尘，永为后世之羞。今若遽弃京城而去，辱莫甚焉！”

　　应该说，此时的慈禧比咸丰帝更加清楚英法联军的侵略对于清政府来说意味着丧权与灾难，比她的丈夫更加懂得一国之君在“数千年未有之巨变”到来之际所应该承担的责任。

　　2慈禧对于能够稳固统治的富国强兵的措施是来者不拒并积极支持的（1）面对列强环视、侵略接踵而至的危殆时刻，慈禧非常清楚：只有寻找到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途径，她的统治才能稳固和长久。从后来洋务事业的发展来看，有时慈禧对于强兵的渴望有着一种希望一蹴而就的大跃进式的癫狂。

　　江南制造局炮厂如，慈禧已经从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事实中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的海防十分脆弱，可谓豆腐渣般不堪一击。于是，以曾国藩为首的一些洋务领袖建议：如果凭借中国人自己的造船技术，想要短时期打造一支能够与英法强国相匹敌的中国海军是不可能的。改变这一局面的有效手段，就是尽快购买一批军舰，用以武装中国海防，缩短与强国之间的距离。

　　“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曾国藩全集》)

　　慈禧特别渴望这种简捷的强兵之路，她梦想着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完成拒强敌于国门之外的壮举。所以，她非常支持购舰计划，并从本已经捉襟见肘的财政中支出一笔资金用于购买军舰。同治元年（1862），洋务派委托当时正在英国休假的总税务司李泰国向英订购兵轮七艘，计有中级兵轮三艘,小级兵轮四艘,造舰、武器总经费共计八十万两。对于当时财政捉襟见肘的清政府来说，八十万两军费开支，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慈禧却认为非常值得，她欣欣然于大清朝找到了一条快速赶上世界强国的捷径。

　　如果能如此轻而易举地壮大国防实力，从而很快摆脱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威胁，那这个世界就不会有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游戏规则了。同治二年(1863)，七艘军舰打造成功，九月十八日军舰驶入天津，可令慈禧及所有积极倡议购买军舰的洋务派干将们没有想到的是，到达的不仅仅是七艘军舰，还有由英国人充任的舰队总指挥阿思本以及由他雇佣的洋水兵六百人，这就意味中国的水兵不能登上属于清政府的军舰。毫无疑问，英国政府跟慈禧开了一个大大的国际玩笑——中国人花巨资购买了一只英国人控制的舰队。慈禧十分无奈，不知她此时是否明白弱国无外交的道理。经过多次交涉，清政府最后决定退货：各舰交由阿思本带回伦敦拍卖，所得款项尚需扣除遣散六百名洋兵之费用与阿思本个人所得。结果清廷耗时两年，总共损失了三十八万两千两白银却一无所得。

　　清廷向外商购买武器清单（2）在古老的中国推行与传统文化格格不入的西方科学技术与文化，没有慈禧的支持，洋务派所推行的任何一项措施都将举步维艰。改革同文馆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京师同文馆

　　慈禧垂帘听政后，奕奏请设立京师同文馆，加强学习西方语言。慈禧知道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外国使馆已纷纷进驻北京，只有掌握他们的语言，才能实现与他们的沟通。于是，慈禧批准在京城设置同文馆。经过一年多的筹备，于同治元年(1862)正式开馆，最初只设英文一馆，学员仅十人。第二年又添设了法文科，并将原来官办的俄罗斯文馆也并入了同文馆。

　　随后，奕又建议：在同文馆内再添设一馆，专门学习天文、算学，即自然科学知识，同时提出聘请西人任教。可是，这一建议遭到了来自京城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以当朝的大学士倭仁为首的保守派认为学语言还可以，但算学和天文学也要学洋人的，岂不是完全洋化了。他坚决反对增设这两门课，认为自强之道不在制造轮船、洋枪，而在气节。有了气节，“以之御灾而灾可平，以之御寇而寇可灭”，关键是“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为了支持洋务派建立天文馆，慈禧予以申斥：

　　“朝廷设立同文馆，取用正途学习，原以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不过借西法以印证中法，并非舍圣道而入歧途，着毋庸议”。

　　倭仁是当时有名的理学大师，又是同治帝的师傅，位高权重，在意识形态上是很有发言权的。慈禧知道他的意见不能小看，必须慎重对待。为了能够使同文馆顺利招生，慈禧再次显现了她在权术运用上的智慧。她当即通过内阁明发一道上谕：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遵议大学士倭仁奏同文馆招考天文算学馆请罢前议一折。同文馆招考天文算学，既经左宗棠历次陈奏，该管王大臣悉心计议，意见相同，不可再涉游移。即着就现在投考人员，认真考试，送馆攻习。至倭仁原奏内称：‘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该大学士自必确有所知，著即酌保数员，另行择地设馆，由倭仁督饬讲求，与同文馆招考各员互相砥砺，共收实效。该管王大臣并该大学士，均当实心经理，志在必成，不可视为具文。钦此!”

　　或许这是慈禧故意装聋作哑，给老夫子倭仁出的难题；或许是慈禧确想让倭仁借此换换脑筋。

　　可倭仁却为难了，因为他力所不能及。于是他赶快申辩：所谓中国“不患无才”，不过是自己“以理度之”，为想当然之事，“应请不必另行设馆，由奴才督饬办理。况奴才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倭仁受此挫抑后，竟郁闷成疾，请求开缺休养。

　　同文馆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

　　实践证明，慈禧的决策没有错。两年后，同文馆聘用美国人丁韪良为同文馆总教习，负责全面教学工作。同文馆在以后的几年里继续聘用外籍教习，开出化学、数学、天文、物理、国际法、外国史地、医学、生理学和政治经济学等新学科。同文馆真正成了中国第一所综合性的高等学府，成了中国第一个培养科技人才的近代教育机构。在它的带动下，继之而兴的有上海的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福建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广东水师学堂、湖北武备学堂、上海南洋公学等第一批新式学堂，这一切都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大批翻译人才、外交人才和科技人才。

　　正是因为有了慈禧的支持，许多洋务措施才得以顺利推行。那么我们能否由此断定：慈禧就是洋务运动时期的总指挥、总设计师？

　　三

　　毫无疑问，不能。不仅仅是因为所有推行的洋务活动没有一项是缘于慈禧的建议，更重要的是慈禧对于洋务事业的支持必须限定在不妨碍她的封建专制统治：当洋务事业的发展局限在物质层面上，引进的属技术、器物层面，且以购买为主，有利于专制主义王权的加强，慈禧就会大力支持；当洋务事业的发展必须进入到制度层面，甚至于文化层面，需要触动慈禧和慈禧赖以存在的既得利益集团时，慈禧便不再是洋务的支持者，而是终结者。这是因为：

　　慈禧同中国历代多数帝王一样，把维护个人的绝对权威放在首位。当权力受到威胁时，她不惜发动政变，就像铲除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一样，毫不留情。但权力到手后，她却宁可守成——在原有制度下按部就班地运作，以维持政局和权力的稳定。

　　慈禧对于洋务活动中所推行的各项内容的支持也是如此，如果她认为某项内容对她所拥有的权力不利，她一定制止。不论这项内容对民族和未来的发展是否有益。她断然终止第一批留美学生计划就应属于这样的原因。

　　选派人员出国留学，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文化，是洋务运动发展的必然。洋务运动起步以后，洋务派认识到要把西学西技学到手，聘请洋人专家到中国教习是一条路径，而更好更有效的一条捷径，则就是派遣人员出国留学，培养懂得洋务的专家。在洋务派的积极倡议下，一项一百二十名幼童分四批留学美国的计划付诸实施。

　　首批赴美留学幼童同治十一年（1872），三十名穿着长袍马褂、拖着辫子的中国男孩子在上海港登上一艘邮船，远渡重洋去美国留学。

　　这些穿着长袍马褂、拖着辫子的中国幼童们第一次出现在美国城市的街道上时，他们聪明的头脑还未被“四书五经”完全禁锢，很快就适应了美国生活。他们被分配到美国人家里生活，异国自由独立的空气激发起他们久被压抑的童心。他们脱下了长袍马褂，换上美式服装，有的还大胆地剪掉了辫子。他们迅速学会了打棒球、踢足球、溜冰和骑脚踏车，有人甚至敢于用拳头和人较量。

　　这些事情立即引起了负责留学生事务的陈兰彬等人的注意，他们认为这是西方教育对纯正的中国思想的一种“污染”，必须采取防范措施，不然这些中国幼童就都会变成“洋鬼子”了！

　　慈禧不断地接到有关于留学美国的学生们的情况汇报，她对于留学生抛弃传统文化的悖逆行为深感担忧，她不能坐视这些中国幼童都变成“洋鬼子”，从而成为大清王朝的掘墓人！于是，慈禧毅然决定放弃留学计划，招回所有的学生。

　　1881年9月6日，对留美的中国幼童来说，是一个极为悲愤和忧伤的日子。清廷招回幼童，幼童们被迫中断学业，全数“遣送回国”。而这时，大多数人学而未成。六十多人中断了在大学的学业，许多人还在中学学习。一百二十名幼童中真正完成大学学业的只有两人。

　　唐山至胥各庄铁路通车式中国近代留学事业的第一次尝试，就这样夭折了。这不仅是慈禧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

　　尽管被迫中断在美的学业，这批留美幼童中最终还是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铁路、煤矿、电讯、外交、海关、新闻等专业人才。他们中有设计建造京张铁路的詹天佑，负责勘探建设唐山开平煤矿的吴仰曾，担任过电报总局局长的唐元湛，以及民国时期担任总理的唐绍仪和曾任外长的梁敦彦。

　　慈禧缺乏作为一个新时代最高统治者应有的知识和思想。她没有高瞻远瞩的眼光，不能纵观全局，缺乏改革的目标。数千年的专制思想所形成的高高在上的孤傲、专横并没有在她身上消失，所以她不愿主动吸纳新知识，导致她在某些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愚昧和无知。令中国人汗颜的“马拉火车事件”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1876年在香港和上海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唐廷枢（1832—1892）奉李鸿章之命开发开平煤矿。开办之初，唐廷枢就以企业家的锐利眼光，提出必须修建铁路，解决运输问题，优质的开平煤才有竞争力。如果沿用传统运输方式，用牛车将煤运至江边，再用小船运至天津，每吨计价六两四钱，比从日本进口的每吨六两的煤还要贵，无人愿意购买。如果修建铁路转水运至上海，每吨成本才四两，必能打开销路，并解决轮船和军舰的燃料问题。李鸿章采纳了这个建议，上报朝廷批准，兴建从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

　　慈禧却迷信火车头运行影响风水的流言：火车的运行会破坏位于遵化东陵的风水，喷出来的黑烟会给周围农田里的庄稼带来损害。于是慈禧决定：如果想修铁路的计划得以批准，必须以驴马拖载，方可批准。

　　1881年，全长97公里的唐胥铁路通车，中国总算有了自己修建并且至今（成为京沈铁路一部分）仍在运行的铁路。不过，令中国人脸红的是，它是用马拉的，时人称之为“马车铁路”！经过唐廷枢等努力补救，好话说尽，极力开导，几个月后，机车才恢复行驶。

　　慈禧在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巨变”的危殆时刻，没能够像俄国的彼得大帝和日本的明治天皇那样审时度势，睁开眼睛看世界，顺乎潮流，励精图治，奋起直追，痛下决心，改造我们的文化，使之融入现代文化的大潮之中。相反，她将一己的权力看得比国家、民族的利益和未来的发展还重，顽固地坚持已经过时了的东西，没有把中国带入近代化的门槛。这是她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遗憾。
作者: 慈禧太后    时间: 2013-5-2 09:25

第十讲 别样舐犊
　　

　　慈禧垂帘听政时，她唯一的儿子载淳只有六岁。对于这位成年之后就要亲政的小皇帝来说，他的成长与教育是一项肩负着王朝发展未来的系统工程，从两宫太后到王公大臣，都高度重视，并给予了特别的关照。

　　一

　　慈禧做了令人羡慕的皇母，可慈禧知道，在这深深的皇宫里，她不能尽情享受动物都可以拥有的舐犊之情。按照清朝的祖制，皇子诞生以后就交给乳母、保姆和宫女、太监抚养，生母不能随时见皇子。载淳出生以后，慈禧希望他就是将来皇帝的唯一继承人。所以，在咸丰帝活着的时候，载淳不在慈禧的身边，慈禧一方面可以用更多的时间防范皇帝的生活过于泛滥，以免不时地又蹦出几个其他什么皇子，来争夺本应属于她和载淳的特权；另一方面，她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在皇帝的身边，不仅可以多与皇帝接触，而且潜心学习处理朝政的方法，日益清晰地把握咸丰帝的思维和行动。这个时期，她没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频繁地接触儿子，更没有机会去表达母亲对儿子体贴入微的关怀，对儿子载淳必然有所冷落。

　　皇后钮祜禄氏，膝下没有子女，因为她不识汉字，天性温厚，常常以中宫皇后的身份关心载淳的成长，因此皇后与皇子在一起的时间远比慈禧与皇子在一起的时间要多得多。咸丰帝死后，两宫太后收到山东道御史董元醇《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并将其留中，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前来索要，与两宫太后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争执。当时小皇帝被双方怒目而视、吵声震壁的形势吓坏了，索性大哭起来并尿湿了裤子。当时有一个细节，小皇帝害怕时没有躲进他的生母慈禧的怀里，而是扑进了钮祜禄氏的怀抱以寻求孩子式的本能的母亲保护。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在小皇帝的心目中，谁那里更具有母亲的温暖和爱护。

　　慈禧清楚，在同治帝之前，清初顺治、康熙两个小皇帝中，康熙帝的教育非常成功，他五岁开始读书，十三岁就能下笔成文，成就了一番文治武功的大业。慈禧对于载淳也有同样的或更高的期望，她希望通过自己的打造，为大清培养出一个卓越的帝王。

　　同治元年，载淳在太和殿登极。载淳即皇帝位后，慈禧就开始多方为载淳寻找名师。她为小皇帝精心挑选了四位鸿儒，给小皇帝授课。

　　同治帝师祁寯藻像

　　李鸿藻，出生于名宦世家，累代仕进通显。咸丰二年（1852）会试及第。他禀赋聪颖，读书刻苦，十几岁时已经钻研经训，博览群书了。因此，百家之言，无所不见，其才华为世瞩目。咸丰十一年（1861）被咸丰帝选中做载淳的老师。

　　祁寯藻，嘉庆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已经先后做过道光、咸丰的老师。他最为突出的是书法，深厚遒健，自成一格，为清代中晚期著名书法家，有“一时之最，人共宝之”、“楷书称首”的赞誉。

　　翁心存，道光二年（1822）进士，官内阁学士、兵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他死后，由儿子翁同龢继续做帝师。

　　倭仁，道光朝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是著名的理学大师。

　　慈禧，平日里缺乏对儿子无微不至的关心，但对于给儿子延聘师傅，她是真的颇费一番琢磨，除了保留咸丰帝选中的帝师李鸿藻外，她又给儿子额外加了三位大学士，他们都是赤胆忠心的博学老臣，且各有专长。她希望通过名师的教诲，使自己的儿子成为像康熙帝一样博学、睿智的皇帝，可谓用心良苦。今天，我们依然可以感觉到慈禧尽展母亲襟怀的一面。

　　二

　　小皇帝开学了。小皇帝长大以后要亲政，要统领万民。他学习的内容就应该与执政有关。

　　我们知道，昔日中国教育的模式是，普通小孩一般先从《三字经》、《千字文》开始，在背诵的同时，以认字为主。然后，《孝经》、《唐诗》、四书——《大学》、《论语》、《中庸》和《孟子》。随着年龄逐渐增长，而《诗》、《书》、《礼》、《易》、《春秋》五经。按部就班，由简到繁，循序渐进。这是中国千百年以来学子们潜心学习的不变定式，除了超常生进行跳跃式的学习之外，一般人都无法回避这一学习的过程。

　　皇帝的学习与众不同。

　　依据前朝的惯例定制，恭亲王为小皇帝制定了课表和作息安排：

　　(1)每日先拉弓，次习蒙古文，次读满文，最后读汉文。

　　(2)皇帝上课时间，在每日临朝引见臣僚之后。开始时只读半天书，八岁之后延长为全天。

　　(3)诵读与讨论不可偏废。皇帝读书之暇，应时时与师傅讨论问题，以求深入了解文中经义。

　　(4)拉弓而至步射，步射而至放枪，随年龄增长调整。

　　(5)自幼即需骑马，入学后每隔五日，即于下书房后在宫中长弄学习骑马，由御前大臣压马及教习。

　　(6)学习步射和放枪时，由御前大臣及乾清门侍卫数人随同校射。

　　(7)为重功课计，拟请懿旨严饬皇帝于驾幸紫光阁习打枪时，不得各处游览。打枪毕，稍坐即还宫。

　　从以上的安排，我们可以了解到，小皇帝是各种语言全学，骑马射箭放枪样样都要精通。这完全是一个培养全能型人才的计划，果真能够如法炮制，那么长大后的小皇帝应是一个“超人”。

　　慈禧为了能更好地管理好小皇帝的学习，使所有的计划行之有效，特别安排惠亲王绵愉专门负责小皇帝的学习事务。惠亲王绵愉是嘉庆帝的第五子，最小的儿子，因为在皇族亲贵中辈份最高、品行端正，特别受人爱戴。慈禧安排他来管理小皇帝的学习生活，尤其是还特别安排了绵愉的两个儿子奕祥、奕询伴读，对小皇帝既是督促又是陪伴，可谓安排周详。

　　老师如何给小皇帝上课？

　　少年同治帝写字像《清宫述闻》载：小皇帝进入教室之前，受命的师傅、谙大——满人师傅(内谙大教满文和蒙文、外谙大教授骑射弓箭)、惠亲王绵愉，还有陪读的奕祥、奕询按照顺序排列在外。见到小皇帝，所有人要行三叩九拜之礼。小皇帝进入教室后，面向东坐，授读的师傅面向西坐。伴读的奕祥、奕询在西面靠墙坐着。其他的师傅则在旁门设座。

　　开学的第一天，第一节课由大学士祁寯藻讲授四书中《大学》的前两节：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讲授的方式是，先教小皇帝识字，再逐字逐句讲解。按照时间推断，小皇帝上课的时候不过六岁有余。给一个不谙世事的顽童讲解“四书”中的《大学》，而且是涵盖全书核心思想的前两节，对于今天具备一定学养的成人来讲，理解它的精义尚且有一定的难度，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只能是鸭子听雷，蛤蟆跳井——不懂。揠苗助长如此，真是难为了这个小皇帝了。

　　同治帝绘《管城春满图》

　　慈禧完全不顾及一个小孩的心理承受能力，她一贯的好胜心和主宰欲，使得她从一开始就给予这个孩童以巨大的学习压力，她让小皇帝学习的目的十分明确：

　　“帝王之学不在章句训诂，惟冀首端蒙养，懋厥身修，务于一言一动，以及天下民物之颐，古今治乱之原，均讲明切研，悉归笃实。庶几辅成令德，措正施行，宏济艰难，克光大业。”

　　慈禧如此严厉和高标准地要求小皇帝学习，无情地剥夺了本应属于孩子那份自由的空间和时间，小皇帝在无法自主之间就承担起他力所不能的重负。而他是什么样的表现呢？

　　同治四年（1865）末，翁同龢继父任做皇帝的师傅，他在日记里记载了小皇帝每日学习的情况：同治帝《御制诗文集》同治五年正月初九日：“是日读书（皇帝）微倦，略有戏。”——这天，皇帝读书时有点倦怠，略有嬉闹。

　　正月二十八日：“上至书斋，时刻仍如昨，是日精神不聚。”——皇帝到书斋学习的时间和昨日相同，今天注意力不集中。

　　二月二十五日：“卯正（晨六时）上至。是日多戏言。龢与诸公（师傅们）急切谏，读当勤。”——早晨六时皇上到。是日皇上学习多戏言。我与各位师傅急切劝谏，读书应当勤奋。

　　从翁同龢日记所记载的小皇帝学习的片段中，我们可以看到，小皇帝学习不在状态。倦怠、嬉戏、注意力不集中是小皇帝学习中的普遍现象。翁同龢做帝师时，小皇帝也不过十岁左右，可我们知道，他每日都需“天未明即起”，与母亲慈禧一同早朝，召见或引见大臣，虽然不参与其中任何事情，但他也必须如同木偶一样端坐在那里。然后清晨六点就来到书斋学习，在昏暗的灯光下，书斋里寂静无声，小皇帝读书需要到中午。对于孩童来说，他一身兼有皇帝、学生、儿子三个角色，每个角色都要做好，每个角色都不能偏废，对于一个正处于成长和发育中的幼童来说，无疑是缺少人性而且是相当残忍的。

　　载淳是唯一的皇位继承人，他在没有竞争却缺少关爱的环境里逐渐成长，虽然日日学习，可他的学业鲜有进步。直到他十六岁的时候，连皇帝每日需要批阅的奏折，仍然“读折不成句”。面对小皇帝不成器的状态，慈禧心急如焚，她常常督促师傅们：“设法劝讲，不可再耽搁。”面对母亲的严厉督促，同治帝并没有从此振作起来，他在每日的功课里没有获得乐趣，与慈禧期望的相反，处于青春期的他，开始在纵情声色中寻找生活的乐趣，并由此一发不可收拾。

　　三

　　慈禧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在多大的时候获得了性知识，也不知道他多大的时候发生了性关系。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同治帝的发育很早。因为满族、蒙古族男女一向有早婚的习俗。皇帝选秀，女孩儿的年龄要在十三至十七岁间，十七岁就是上限了，十三岁左右的孩子结婚是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孝庄皇太后嫁给皇太极时，也只有十三岁。女孩如此，男孩娶妻的年龄也不会太迟。

　　慈禧对同治帝的严格要求，并没有使他充分理解母亲的良苦用心，反而使他性格中形成了对母亲极强的逆反心理，到宫中戒律的范围外去寻求冒险和刺激。

　　有两个人在这个时期对同治帝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一个人是恭亲王的长子载澂。

　　管理皇帝学习事物的惠亲王去世以后，奕祥、奕询两个伴读也结束了与皇帝共同的学习生活，随后由慈禧指派恭亲王的长子载澂伴同治帝读书。慈禧只看到了载澂聪敏、开朗的性格特点，可她有所不知的是载澂的生活放荡不羁，章台走马，无一不精。慈禧精挑细选的“伴读”，最终成为同治帝的“伴游”。

　　《十叶野闻》载：“同治帝与贝勒载澂尤善，二人皆好着黑衣，倡（娼）寥、酒馆及摊肆之有女子者，遍游之。”

　　一个是翰林院侍读王庆祺。

　　王庆祺，顺天人，生长在京师，是世家子弟。王庆祺是个“美丰仪”的男人，“工度曲，擅长谄媚之术。初直南书房，帝爱之，授以五品官加二品衔，毓庆宫（应为弘德殿）行走，宠冠同侪，无与伦比。”

　　王庆祺的学问应该不错，因为能以翰林侍读的身份入值弘德殿——同治帝学习的地方，足以说明。他的貌美丰仪，他的擅长谄媚，对于涉世不深的同治帝来说，自然多了几许诱惑。

　　《清朝野史大观》载：“日者，有一内监见帝与王狎坐一榻，共低头阅一小册。太监伪为进茶者，逼视之，则秘戏图，即丰润（直隶县名，以绘春宫图名闻全国）所售之工细者。二人阅之，津津有味，旁有人亦不觉。”

　　在他的引导下，同治帝竟然与王庆祺同卧起，保持着极其暧昧的关系。

　　《李鸿藻先生年谱》称：“因之宵小乘机诱惑引导，遂至日惟嬉戏游宴，耽溺男宠，日渐羸瘠。”世间所传闻的同治帝生活放纵，似乎不是空穴来风。

　　而这一切，慈禧并不知道，或许慈禧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对儿子寄予厚望却会落得如此的结果。

　　四

　　同治孝哲毅皇后像慈禧喜欢权力，尤其喜欢驾驭权力时那份胜利者的快感。慈禧知道清初的顺治帝与康熙帝都是十四岁亲政，按照惯例和成制，她也应该在同治八年（1869），同治帝十四岁的时候，给他举行亲政仪式，将皇权悉数交予儿子，而她也应撤帘，由前台回归幕后。但慈禧不愿意，她不愿意就此放弃权力，放弃由权力所带来的快感与充实，她找出种种借口，尽量推迟还政的时间。慈禧所能找到的最为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皇帝学业不成”，她不断指责师傅们“督责不严”。从而，很容易地，慈禧就为自己的不撤帘找到了充分的理由。

　　但皇帝毕竟一天天长大，归政是早晚的事情。慈禧知道归政之前，无论如何也不能再继续拖延给同治帝“物色”皇后了。

　　同治十一年，同治帝十七岁，慈禧决定在二月初二龙抬头的日子里，给皇帝选皇后。物色之前，慈禧与慈安将能动的脑筋全部动起来，把满朝满蒙文武官员家待字闺中的女孩子都理了一遍。慈禧看上了刑部江西司员外凤秀的女儿富察氏，富察氏当时年仅十四岁，属于满洲正黄旗，是满洲八大贵族之一，世代均出将入相。而慈安与同治帝却看中了同治三年夺得一甲一名的蒙古状元崇绮的女儿阿鲁特氏。

　　阿鲁特氏，出生在一个世代官宦的家族，隶属蒙古正蓝旗。她的祖父赛尚阿嘉庆年间中举，曾为大学士，并曾任道光年间兵部尚书兼刑部尚书，可谓权倾一时。父亲崇绮是同治三年的状元，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在汉文考试中夺魁的蒙古族人，此事曾轰动朝野。这里还有一段插曲。清朝虽然入关后不久就开了八旗科举，凡是旗人，不管是满八旗，还是蒙八旗都能参加，但那是乡试，至于殿试，还是“满不点元”，即不取满人为前三名。采取这样的政策，主要是为了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同治三年的殿试，实际由两宫太后做主。当会试成绩呈给慈禧看的时候，慈禧真的为难了，因为排在前位的居然是蒙古族崇绮。正在慈禧不知所措的时候，大学士瑞常等人为她解决了难题，他认为：既然是科举取士，则“但凭文字，何论满汉”，崇绮最终得以金榜题名，担任翰林院修撰。

　　坤宁宫帝后大婚洞房阿鲁特氏在这样的家庭里成长，自幼知书达礼，父亲崇绮亲自给女儿授课。阿鲁特氏读书聪颖，文才极佳。有一次，同治帝无事，便与阿鲁特氏在后宫谈诗，同治帝问其唐诗，阿鲁特氏背诵如流，足见其文学素养的深厚。阿鲁特氏“雍容端雅”，端静婉肃，“美而有德”，她性格耿爽，不善阿谀。同治帝很喜爱她，也很敬重她。

　　这样，在同治十一年二月三日，两宫发布懿旨，选翰林院侍讲崇绮的女儿阿鲁特氏为皇后，员外郎凤秀的女儿富察氏为慧妃，知府崇龄之女赫舍哩氏为瑜嫔，前任都统赛尚阿的女儿阿鲁特氏为珣嫔，并在九月十五日与阿鲁特氏举行了大婚。

　　可慈禧由衷地不喜欢这个儿媳妇，原因如下：

　　1同治帝没有采纳慈禧的意见，加重了慈禧对儿子的怨恨心理，并将这种怨恨转嫁到了皇后的身上慈禧做事一向有主见，敢作敢为，尤其是垂帘听政的十一年中，她更是恣意摆布所有的事情，专横、跋扈、颐指气使已成为她生活中最鲜明的特点。虽然儿子是皇帝，但慈禧依然以严厉的家长方式安排着他生活的方方面面。儿子学业不佳，已使她十分恼火，越来越严重的逆反心理更使她怒火中烧。此次，她费尽心机为儿子精心选择了她认为美丽、可人的富察氏，然而儿子却不买账，偏偏选中了她并不看好的阿鲁特氏，并且与慈安一起来反对她的选择，作为母亲的那种失落与嫉妒必然会在慈禧的心中投下挥之不去的阴影。

　　2皇后阿鲁特氏不善逢迎

　　慈禧垂帘听政以后，虽然对于慈安皇太后依然恭敬有加，但朝野上下的人都知道一切权力都掌握在慈禧的手里，因此上至王公大臣下到宫女内侍，哪一个不是对于慈禧恭敬、逢迎、顺从，竭尽谄媚之能事。可皇后阿鲁特氏却特立独行。她性格耿爽，自幼所形成的高贵品性，使她不善阿谀、逢迎，即使在慈禧面前，也依然保持着孤傲的特性。

　　野史中有一段记载，颇能说明阿鲁特氏的性格特点：

　　双“喜”金如意阿鲁特氏不得慈禧的欢心，以至于每每慈禧见到皇后时，从不给她好脸色看。身边人就点拨皇后说：你不见皇太后对你不满意吗？你也不妨学学慧妃富察氏，处处逢迎皇太后，以讨皇太后的喜欢。阿鲁特氏正言道：“我是从大清门被抬进宫中的皇后。”按照清制，只有皇帝大婚时，皇后才可以坐轿从大清门抬进宫中，这是对皇后地位的肯定。虽说此时慈禧已为皇太后，但她被选秀入宫时只是贵人，她没有资格享受从大清门被抬入宫中的隆重而尊贵的礼遇。以慈禧争强好胜的性格，这样的待遇是她一生都难以解开的心结。当慈禧知道阿鲁特氏如此地刺激她，那种由衷的嫉恨可想而知。

　　由于慈禧不喜欢皇后，所以她肆无忌惮地破坏同治帝与皇后之间的感情。同治帝新婚燕尔，与皇后感情十分甜蜜。慈禧心中十分不乐，她无法容忍她选中的慧妃遭受冷遇，她认为冷落了慧妃就是与她过不去。于是，慈禧拿出了母后的尊严，一方面教训同治帝不应该沉溺后宫，有碍政务；另一方面又指责同治帝不应冷落慧妃。同治帝心生不满，逆反的性格促使他更加远离慧妃。为了表达对母亲干预自己私生活的反抗，同治帝竟然一气之下独宿乾清宫。母子关系几近难以同处的境地。

　　慈禧与同治帝之间的情感交流不畅，制约了慈禧尽享天伦的乐趣。慈禧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儿子的身上，造成母子失和，但我们也能依稀感觉到慈禧望子成龙的那份渴望。这种别样的舐犊之情留下的是几许酸楚，几许无奈。
作者: 慈禧太后    时间: 2013-5-2 09:25

第十一讲 归政同治
　　

　　恋栈的慈禧，以同治帝“典学未成”为由，迟迟不肯撤帘归政。然而，同治帝业已成年，这是慈禧无法回避的事实。慈禧将如何归政？

　　一

　　同治十一年九月十五日（1872年10月16日），慈禧终于为自己十七岁的儿子载淳举行了大婚典礼。十七岁结婚，对于入关后的清朝皇帝来说，无疑属于晚婚。因为冲龄继位的皇帝中，顺治帝十四岁结婚；康熙帝十三岁结婚。而其他在藩结婚的皇帝，年龄也多半在十四、十五岁。中国帝王将传宗接代视为王朝命脉，因此，历朝历代都将取妻纳妾、生子生孙作为宫中的头等大事来看待，由不得年轻的皇帝或皇嗣们恣意妄为。那么，为什么载淳会这样晚婚呢？是载淳从心理上排斥女性，不愿意结婚吗？

　　不是。

　　首先，同治帝绝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虽然他从小就背负着皇帝的盛名，可王朝的重托、母亲的殷切期望及严格管教并没有给他带来更多发奋图强的动力与压力，他反而以率性而为、叛逆越轨、钟情女色的行为，恣意展示不羁的个性。

　　还在同治二年（1863）载淳读书伊始，他的师傅们——那些鸿学巨儒为小皇帝拟定了教育方针：

　　“伏愿皇上恪遵慈训，时时以忧勤惕励为心，事事以逸乐便安为戒。屏玩好以节嗜欲，慎游观以定心志，省兴作以惜物力。”

　　师傅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积极强调，是希望对小皇帝勤管严教，防微杜渐，使之成为一代名君。可是没有想到的是，渐渐长大的小皇帝却反其道而行之，“玩好”、“游观”、“嗜欲”无一不好。

　　据美国人马士所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载：

　　“对于他自己宫廷的欢娱还不满足的同治皇帝，曾同一伙挑选出来的年轻满洲贵族，养成了一个浪迹北京的冶游习惯；而在这些宵游夜宴之中，他耽湎于饮宴，并且伴游于中国城的最下等的欢乐！”

　　清人笔记更将其描写成纵情声色的浪荡青年。费行简《慈禧传信录》载：

　　“（太监）杜之锡有姊，固金鱼池倡（娼）也，更引帝与之狎。由是溺于色，渐致忘返，两后弗知也。”

　　从以上材料分析，同治帝并不讨厌与女人交往，更进一步的是他不仅不讨厌与女人交往，而且可以说他对纵情声色乐此不疲。对于年轻勃发的同治帝来说，女人魅力的吸引，远胜过王朝的重托、母亲的期望。“晚婚”与他本人关系不大。

　　那么，皇帝的晚婚与慈禧有关吗？慈禧为什么不按照惯例给儿子及早安排婚姻大事？

　　同治帝的晚婚确实与慈禧有关。因为：

　　(1)慈禧嗜权如命，无论是与赞襄八大臣进行殊死的较量，还是无情地打压奕，她的唯一宗旨就是掌握全权。她与来自任何一方阻碍她控制权力的势力都是不能两立的。儿子大婚，就意味这是皇帝成年之时，同时意味着是她撤帘归政之日。因此，她迟迟不愿给儿子物色后妃。

　　(2)慈禧已经深深感到儿子难以担当皇帝重任。虽然载淳六岁开始天天读书，但十多年光阴的磨练、四位天下名师的悉心教诲，并没有塑造出一代圣君。更让慈禧大为失望的是儿子直到十六岁依然“读折不成句”。一向争强好胜的慈禧颇觉颜面无光，她不敢想象如此下去，儿子如何承担起君王的重任。

　　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中载：同治六年五月二十日（1867年6月21日），是日闻竹庄言：今上聪慧而不喜读。一日，与师傅执拗，师傅无可如何，涕下以谏，时御书适读至“君子不器”（《论语·为政》），上以手掩“器”下二口，招之曰：“师傅看此句何解？”盖以为“君子不哭”也。其敏如此。

　　同治皇帝朝服像小皇帝机敏、顽劣，读书不成，慈禧非常着急。

　　据《翁同龢日记》记：慈禧为儿子“典学未成”，曾严厉督责师傅，称皇帝“年已十六，亲政不远，奈何所学止此！”

　　更有甚者，慈禧对于儿子的师傅们“督责不严”、“支吾搪塞”非常生气，竟然说出了“恨不能自教”的过激语言。慈禧的汉语水平并不高，读的书也有限，然而，面对毫无建树的儿子，慈禧却萌生了越俎代庖的急躁念头，大有赤膊上阵、沙场点兵的急切。没有给儿子早些举行大婚庆典，慈禧确有不得已的苦衷。

　　但，归政是早晚的事情，无论慈禧如何恋栈手中的权力，如何有恨铁不成钢的无奈，在载淳的年龄已经超越顺治帝和康熙帝亲政三年之久的同治十一年，慈禧还是为儿子选择了后妃，并举行了大婚庆典。

　　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十八岁的同治帝在太和殿举行了亲政大典，大清王朝第十代皇帝在经历了十二年的蹉跎之后，终于隆重出场，开始了他亲政的人生岁月。与此同时，在属于男人的权力场中苦心经营的慈禧，也不得不收起那象征着她无所不在的黄色纱幔，悄然回归幕后。

　　二

　　在同治帝亲政的时候，慈禧以两宫太后的名义，懿旨勉励载淳“祗承家法，讲求用人行政，毋荒典学”。具体做法是：“皇帝每日办事召见后，仍诣弘德殿与诸臣虚衷讨论。李鸿藻、徐桐、林天龄、桂清、广寿均照常入值，尽心讲贯。”在慈禧一再的耳提面命中，我们不难看出慈禧对儿子的疏学非常担心。

　　同治帝用什么来回馈慈禧？

　　同治帝回馈慈禧的举动可谓是震惊朝野的大举动——重修圆明园。

　　圆明园“万方安和”同治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1873年11月19日），同治帝发布上谕，决定重修圆明园。这犹如引爆了一枚重磅炸弹，在朝野间产生了巨大冲击。人们纷纷提出质疑：有重修圆明园这种可能吗？再造如此庞大、精美的工程，朝廷有这样的财力吗？

　　仅仅事隔两天，也就是十月初一日，御史沈淮奏请同治帝缓修圆明园，他认为“今时事艰难，仇人在国，即库藏充溢，亦不当遽议兴修”。

　　与此同时，御史游百川也“袖疏廷诤，谔谔数百言，声震殿瓦”。

　　若不是同治帝以革掉御史游百川的职位作为惩戒，并且告诫群臣不准再行谏阻，还不知有多少臣下谏言不应草率决定重修圆明园。

　　因为重修圆明园的工程实在太庞大了，要恢复到被英法联军焚毁之前的水平，将耗费巨资，这是同治朝内忧外患的政局下所难以承担的重负。

　　圆明园“上下天光”圆明园最初是康熙帝赐给四子胤祯（雍正帝）的一片明代故园，雍正年间开始大事兴建，以后规模日渐扩大。历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朝的建设，投入了难以记数的人力、物力，形成了周长二十华里，面积总计五千三百多亩的巨大皇家园林。它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园林建筑奇珍。它不仅继承发展了我国传统园林建筑艺术，创造性地吸收和借鉴了南北名园的胜景，而且还吸收了西洋建筑的特色。园内建筑辉煌，陈设豪华，聚集了大量的文物、珍宝和图籍。以至于当时欧洲有关文献盛赞它是“万园之园”、“人间天堂”。慈禧曾经长时间伴随咸丰帝在此居住，这里是清王朝仅次于紫禁城的政治中心。它之所以能够建成是凭借着清王朝雍乾时期国力的强大以及统治者对社会财富竭泽而渔式的掠夺和占有。

　　要重修圆明园，保守地估计也需要斥资白银一千万两以上，甚至更多。如此一笔巨款在当时根本无法筹措。早在同治七年（1868），满族御史德泰就曾奏请修复被英法联军焚毁的圆明园，但是被慈禧坚决否决：“未准，且获严谴。”因为慈禧太清楚了，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等各地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王朝的财政捉襟见肘、入不敷出，哪里还有额外的银两去重修圆明园。

　　对此同治帝是应该清楚的，他曾经为财政的窘困而采取过节省开支的措施。亲政伊始，他发布上谕，要求“内务府核实樽节，于岁费六十万外，不得借支”。那么，他又为什么宁可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启动重修圆明园的工程？

　　首先，同治帝昭示天下重修圆明园的理由是报答母恩，以尽孝道。

　　在决定重修圆明园时，同治帝曾经信誓旦旦地表达他的宗旨：“两宫皇太后保佑朕躬，亲裁大政十有余年，劬劳倍诸，而尚无休憩游息之所，以承慈欢，朕心实为悚仄，是以谕令内务府大臣设法捐修，以备圣慈燕憩用资颐养。”

　　报答母恩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可同治帝亲政以后的第一项尽孝的举措就如此兴师动众。我们有理由相信，同治帝一定认为这种方式可以获得母亲的欢心，甚至是赞许。

　　其次，同治帝还有一个不能昭示天下的理由：将慈禧送出紫禁城，以独揽皇权。

　　慈禧是一个处处插手的严母，性格跋扈，在与儿子的相处过程中批评、指责代替了母亲应有的细腻、温柔。同治帝不愿意学习，可慈禧却督促甚严，这常常成为他的一种心理负担。如，同治帝课后必须谒见慈禧，尽管慈禧文化程度很低，但仍细细询问儿子读了什么书，某句作何解等等。所答内容如果不满意，慈禧一定严责。一天，同治声称师傅倭仁所教的“太极图说、西铭之类艰深莫从获解”，慈禧立即转告绵愉、奕等，“于是，罢习性理书，日诵唯‘五经’‘四书’、《通鉴辑览》。经皆宋、元人注，鉴则高宗御批也。”由此，课程内容变得更加单一、无聊。即使亲政以后，慈禧依然规定皇帝每日办事后，要回到教室里与师傅学习、讨论。怠学、喜嬉、叛逆的载淳希望摆脱母亲，逃脱她的日日督促，恣意处理身边的诸种事务。

　　更加过分的是慈禧对同治帝的私生活横加干涉，并将对儿子的不满情绪迁移到皇后的身上，使得深爱皇后的同治帝难以忍受。据说，因阿鲁特氏“体微丰，趋蹡弗便，乃故令奔走以劳苦之；复以其不娴仪节责让之。尤异者，谓帝行将亲政，国事繁颐，宜节欲，勿时宿内寝”。她还“阴使内监，时复监视之”。个性叛逆、率性而为的载淳对于母亲在政事上的指手画脚和私生活上的妄加干预十分厌烦，他渴望脱离母亲的势力范围，独立决定自己的事情，真正实施皇帝的全权。

　　因此，他竭尽全力希望把母亲送出紫禁城，送到能让母亲颐养天年的乐土上去。重修圆明园就是最好的方法。

　　重修圆明园，如果没有慈禧的允肯和支持，刚刚亲政的同治帝是无法进行这项庞大工程的。据说，慈禧十分支持重修圆明园的计划，她曾经亲自校审圆明园修改图样，因为在修改计划中突出了对慈禧居住和游玩的安排。万春园成为专为慈禧规划的庭院，将昔日与咸丰帝共同居住的天地一家春的名字移到万春园中旧日敷春堂、水春室的故址上，并在此规划出一个规模宏大的集观戏、演戏和后台功能为一体的建筑群，供慈禧消闲。满足了慈禧观戏、游玩的欲望。

　　难道听政多年的慈禧不知道王朝的财政不能承担如此巨大的工程？她对此了如指掌，同治七年，她曾亲自否决满族御史德泰重修圆明园的提议，但那仅仅是为了她听政时期的政治需要。而归政同治以后，不满四十岁的慈禧对于自己未来岁月安排的关心超出了她对于王朝未来发展的关心。叱咤风云、独断乾纲十余年的慈禧，已经习惯了对臣下的颐指气使，习惯了周围人的俯首贴耳，习惯了权力带来的绚烂和奢华。即将开始的平淡与寂寞的生活，对她来说无疑是一种煎熬。她希望能够用奢华的生活来排遣她退居幕后的空寂与落寞。

　　慈禧是一个惯于讲排场和享受的女人，姑且不谈她后来置国家安危于不顾，挪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的事情，从她每天膳食上就可以看到她的奢华。美国女画家卡尔在宫中目睹了慈禧用膳的场景，她在《慈禧写照记》中写道：

　　太后用膳时，南向，坐于一长桌之一端，桌上布置银碗银碟无数，皆盛以极珍异之食物。

　　单士元《故宫史话》中保存了慈禧的一张御膳单子，上面记载珍贵大件佳肴共十八品、燕窝火锅两上、克食（点心）一桌。同时还有挂炉猪和挂炉鸭、蒸食、炉食等。

　　同治帝重修圆明园的计划，无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满足她对奢侈生活的渴望。而同治帝有了母亲的默许和支持，也就更加有恃无恐地启动了大兴土木的工程计划。

　　三

　　在慈禧的支持下，小皇帝亲政后重要的“形象工程”隆重登场。

　　首先，同治帝公开要求社会捐献。

　　由于库帑不足，在决定重修圆明园的同时，同治帝发布上谕：明令王公以下京内外大小官员量力捐献银两。恭亲王奕不好拒绝，率先捐银两万两，并指示户部拨银两万两。

　　其次，清理废墟，采办木料。

　　下令重修圆明园的同时，同治帝就命令内务府官员马上开工，迅速拆除了“天地一家春”等房屋一千多间。任命广东的李光昭为圆明园工程监督，前往各省“采办木植”。

　　第三，亲自监工，时时督促。

　　十月初八日（1873年11月27日），内务府员司督促民工拆除被英法联军毁坏的残垣断壁后，十三年正月十九日（1874年3月7日）各处正式开工，三月十二日（1874年4月27日），同治帝视察园工，盘桓整日；三月下旬，又传旨准备再到圆明园驻跸，并诣黑龙潭拈香。四月初，又到安佑宫视察工程；五月十一日（1874年6月24日），再次视察园工。

　　在一片反对声中，同治帝一意孤行，重修工程仓促上马。不久，朝廷重臣们就发现了隐藏在工程背后的问题。

　　最先引起人们注意的是被同治帝委以重任的李光昭，在他采办木料时“浮报”银两，侵吞工程款项。经李鸿章查明，李光昭为圆明园所办“木植”，系买自英法商人，原议定价为洋银五万四千余元，而李光昭在向内务府呈报购运洋木费用时，却谎称值银三十万两之多。事发后，李光昭又面求美领事代瞒价格。此事充分暴露了重修工程中用人不当的问题。李光昭事件令同治帝自扪耳光。

　　与此同时，大臣们发现在同治帝频繁出现圆明园工地的同时，不仅懈怠朝政、荒于学习，而且还有借视察工程之名花公款游山玩水、夜不归宿之嫌疑。

　　同治十三年初，工程开工以后，几乎每个月同治帝都到工地视察，并借此机会遍游周边山水，还时常在外留宿。深居后宫的慈禧并不知道。于是，师傅李鸿藻借着向慈禧汇报皇帝的学习状况的机会，向慈禧陈述了皇帝的执政状况。据《李鸿藻先生年谱》载：同治帝“每月书房不过数次，且时刻匆促……不几有读书之名，况读书之实乎？”并称同治帝对朝政敷衍塞责，召见大臣每次只一二人，“每人泛问三数语，人才之贤否，政事之得失，皆不得深悉”。

　　对于在外留宿，大臣们不便明示，于是侍讲徐桐、广寿借口星象异常，暗示皇帝要“慎起居、严禁卫”，同治帝置若罔闻。

　　意气用事的同治帝，视国事如儿戏，置王朝命运于不顾，使朝中大臣们十分担忧。恭亲王奕预感到了事态的严重，如果继续发展下去，不仅会导致同治帝荒于政事愈加严重、终将一发不可收拾，而且王朝的未来也会掉进圆明园工程这个无底洞里。

　　奕决定出面干预。

　　奕见小皇帝实在不可救药，忍无可忍，在同治十三年七月十六日（1874年8月27日）与醇亲王奕等十几位大臣共同呈上《敬陈先烈请皇上及时定志用济艰危折》，历举清朝开国以来诸帝创业之艰难，说明守成之不易，希望同治帝能够“畏天命”、“遵祖制”、“慎言动”、“纳谏章”、“勤学问”、“重库款”，规劝同治帝做个明君。在这个奏折上署名的有御前大臣、军机大臣等十余人。奕推测这个不成才的小皇帝一定会将奏折丢掷一边，置若罔闻，故请求皇帝召见以便面陈。

　　七月十八日，同治帝被迫召见军机大臣及御前王大臣，奕请求停修圆明园，一一指陈同治亲政后的疏失，奕、文祥也偕同力谏。同治帝不得已打开奏折阅批未及数行，便不耐烦地说：“我停工何如？尔等尚有何哓舌？”奕回答：“臣等所奏尚多，不止停工一条，容臣宣诵！”遂拿出奏折底稿，逐条讲读，同治帝大怒曰：“此位让你何如？”吓得文祥伏地大恸，几乎昏厥，奕复泣谏，同治帝仍坚持“园工一事，未能遽止”。及至奕劝同治帝不要“微服”，意指他私出皇宫冶游，夜不归宿，同治帝一再追问“何从传闻”，奕指实时间、地点，同治帝方哑口无言。

　　同治帝对被人指实“微服”一事耿耿于怀，七月二十七日，同治帝主动召见奕，不问国事，只追问“微服”一事从何处听说。奕无奈，只能说“臣子载澂”，同治帝怒及载澂。为出心中恶气，七月三十日颁布上谕，削去恭王世袭罔替的亲王的爵位：

　　“朕自去岁正月二十六日亲政以来，每逢召对恭亲王时，言语之间，诸多失议，着加恩改为革去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载澂革去贝勒郡王衔，以示惩儆。”

　　意犹未尽的同治帝又于八月初一日再降谕旨：尽革恭王奕、醇王奕、御前大臣伯彦讷谟祜、景寿、奕劻，军机大臣文祥、宝鋆、沈桂芬、李鸿藻等十人官职，指责他们“朋比谋为不轨”，遍召六部尚书、侍郎、左都御史、内阁学士，准备当众宣布此谕。

　　同治帝如此一意孤行，慈禧十分担忧。如果真的开去了这十几位朝廷重臣的职位，不仅朝政的正常秩序将被打乱，而且朝野上下势必会莫衷一是。谙熟朝政运作的慈禧与慈安急忙赶至弘德殿，在同治帝将谕旨明发之前，出面干预。她面见皇帝及群臣，据说母子相见的场面颇有几分悲凉。

　　据吴汝纶《桐城吴先生日记》载：

　　“两宫垂涕于上，皇上长跪于下。谓十年以来，无恭王何以有今日？皇上少未更事，昨谕着即撤销。”

　　见母后动怒，同治帝不得不恢复所罢各官职务，并停修圆明园，一场闹剧就此收场。

　　同治帝亲政的一年中，在嬉戏中做了两项关乎王朝命运的决定：一是重修圆明园；一是尽免恭王奕和御前大臣及军机大臣的职位。虽然都是无果而终，但让人们清楚地看到，这是一个既无统治之道，又乏驭人之术，将国脉视同儿戏的顽主。他在政治舞台上的拙劣表演，是慈禧教子的失败，也是专制主义王权发展的必然结果。

　　终止了圆明园的重修工程不久，同治帝就病倒了。
作者: 慈禧太后    时间: 2013-5-2 09:26

第十二讲 同治之死
　　

　　在举朝一片反对声中，慈禧没有一意孤行，她采纳了亲王、大臣的意见，出面断然终止了重修圆明园的工程，使得清政府本已艰难万分的财政免于陷入这一庞大工程的泥沼，从而雪上加霜。毫无疑问，终止重修圆明园对于王朝发展而言，是一件幸事。伴随着慈禧暂停哨音的吹响，同治帝亲政一年中最大的一项形象工程轰然倒塌。同治帝没能圆他做园林设计师的梦想，当他准备在修“三海”（即北海、中海和南海）的工程中继续他的园林抱负时，不满二十岁的他却病倒了。

　　同治帝究竟得了什么病？他会一病不起吗？

　　一

　　同治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1874年11月28日），同治帝驾幸西苑时受凉，身体有些不适。然而，十天后，也就是十月三十日（12月8日）下午，同治帝病情突然加重，他开始发烧，并伴有四肢无力、浑身酸软等症状。太医向慈禧描述了同治帝的症状：发热头眩，胸满烦闷，身乏腿软，皮肤上出现没有凸起的疹形红点。慈禧大惊失色，她担心同治帝染上了天花！

　　天花，古称“虏疮”，中医学则称之为“痘疮”，民间一般也称为“出疹”或“出痘”。这是一种因病毒引起的接触性传染病（今已绝迹）。发病后皮肤或粘膜上出现痘疹、水疮和脓疮，伴随着高烧、惊悸、烦躁、嗜睡等症，全身或头面迅速出现疱疮，病重者常因脓毒引起败血症而在数日内死亡；轻者痘疹溃破后结痂脱落，愈后往往留有疤痕而形成麻脸。

　　其实中国人很早就已经了解天花了。早在清朝建立前一千三百年的两晋时期关于天花的医学记载就已经出现在文献中了。当时著名思想家葛洪著有《肘后备急方》。“肘后”是指该书篇幅很小，可以挂在胳膊上随身携带，相当于现代所说的“袖珍本”。“备急”就是应急的意思，用现代话说，就是一本“急症手册”。他在《肘后备急方》中写道：有一年发生了一种奇怪的流行病，病人浑身长出一个个的病疮，起初是小红点，不久就变成白色的脓疮，不断溃烂，一碰就破，伴以发高烧，说胡话，十个有九个治不好。侥幸治好的，皮肤上也会留下一个个小斑痕，起初发黑，一年后才逐渐消失。这病就是天花，记载十分准确和详细，比西方医学界认为最早记载天花的阿拉伯医学家雷撤斯要早五百多年。此后随着传统医学的进步，到宋朝和元朝，不少医生已经能专门诊治天花，并缓解其发病的症状。正因如此，尽管民间百姓及宫廷贵族虽不免仍有患病甚至致死者，但就其危害本身，已不足以影响社会的稳定。因此，在野史及正史中，我们很少发现对天花的描述和因此而引起恐惧的记载。

　　同治皇帝像

　　可是，我们在明末清初这一时期的文献中却发现满族对天花十分恐惧。谈迁《北游录》载：

　　“满人不出疹，自入长安，多出疹而殆，始谓汉人染之也。于是民间以疹闻，立逐出都城二十里。而都城外俱满洲赐庄，彼窭人子安所适乎？多茹泪弃婴道侧。或恋一室，不能单外，至毙其子女。见闻交痛。”

　　此外，清初的文献中常常有关于清王朝大举“驱痘”的记载。

　　清廷如此兴师动众防范天花是因为入关前后天花对满族民众生命安全的威胁远远超过了它对中原地区民众生命的威胁，在天花高发期，人口的大量死亡直接威胁政治稳定和军事安全。

　　为什么天花的感染率和死亡率在满族人群中有如此高的比例？

　　首先，东北寒冷，病毒不易流行。

　　满族是东北地区的原住民，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这里气候寒冷，人口稀少，病毒不易流行传染。而天花的泛滥以中原地区为主，因而，入关前天花对于满族的威胁不大，因此满族民众也就缺少抵抗天花的免疫力。

　　其次，清初满族民众不适应中原气候。

　　伴随着满族入关，部众南移后，中原湿热的气候使他们难以适应，在最初满族移居和适应这种气候的时期里，他们对于各种流行病的抵抗能力大大降低。因此，满族感染天花，并由感染不治而亡的人数十分巨大，在满族人的心里，天花就是吞噬人们生命的恶魔！

　　慈禧知道，在大清皇室家谱《玉牒》里面，记载了大量皇室成员的死亡数字，观之怵目惊心：顺治皇帝生有八个阿哥，其中四个早亡，另外六个格格竟死得只剩一个；康熙皇帝共有三十五个皇子，其中十五个早亡，二十五个公主则死掉十三个，其他皇室成员的子女，死的就更多了。死的原因主要是疾病，而天花是最主要的致命杀手。天花不仅危及未成年人的生命，对于成年人，依然有很高的感染率。

　　顺治初年，正是天花高发时期。努尔哈赤的第十五子，也就是多尔衮的弟弟多铎，骁勇善战，威震中原，可健壮的他依然没有躲过天花的劫难，在顺治六年，三十六岁的多铎因感染天花不治身亡。

　　顺治帝一生都在躲避天花，在他统治时期，他曾规定皇室成员“避痘”，也就是在天花流行的时期尽量回避与可能感染天花的人的接触。顺治八年，京城天花泛滥，在十月至十二月期间，顺治帝以狩猎为名，携带着太后、皇后躲避于遵化的深山里。皇子出生以后，按照朝中规定是即刻抱出宫外，由保姆等人照顾，以“避痘”。如康熙帝出生以后就被保姆抱出皇宫，直到他两岁以后出过天花方才回到宫里。顺治帝一生都在躲避天花，可命运却偏偏和他开了一个玩笑。顺治十七年，正在京城张灯结彩、准备春节的喜庆时间里，宫中却传出了消息：顺治帝感染了天花。虽然找来了最好的御医诊治，五天以后，二十四岁的顺治帝依然离开了人世。

　　因此，人们想尽办法防治天花。到康熙时期，民间已经有了预防天花的措施——鼻苗法。

　　具体方法是：在还没有出过水痘的人鼻子里放置痘苗，就是把症状较轻的天花患者的疱浆植入还没有出过水痘人的鼻腔，或者将结痂碾碎后吹入鼻腔，所以又叫“吹苗法”，预防效果很好。公元1681年，康熙帝将江西种痘的民间医师朱纯嘏招至宫中，专门给皇室子孙和宫廷官员子孙种痘。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统治者推广种痘的开始。康熙皇帝为此很是得意，在其《庭训格言》中明示：

　　“国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种痘方，诸子女、尔等子女，皆以种痘得无恙，今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诸蕃，俱命种痘，凡所种皆得善愈。尝记，初种痘时，年老人尚以为怪，朕坚意为之，遂全此千万人之生者，岂偶然耶。”

　　既然如此，慈禧为什么还如此惊慌？

　　因为宫中水痘得以控制以后，人们就渐渐地忽视了天花的威胁。嘉庆以后，阿哥种痘制度已形同虚设，同时传统的种痘方法并不能百分之百地有效。咸丰帝就曾出过天花，虽然生命无忧，可在脸上却留下了无法抹平的麻点，成了人们通常所说的“麻子”或“麻脸”。当慈禧听说儿子生病，尤其听人禀报：儿子皮肤上出现没有凸现的疹形红点时，慈禧失魂散魄，因为天花的感染并没有高贵与低贱之分，死神的光顾不分皇帝与平民。如果儿子真的感染天花，那是非死即伤。慈禧为儿子担心。

　　同治帝是否真的感染了天花？如果不是天花会是什么病？

　　二

　　当慈禧在十月三十日下午得知同治帝生病，且患病症状是发烧出疹，慈禧忧心如焚。经过一夜的观察，次日，同治帝开始明显地表现出出疹症状：“疹形透出，挟杂瘟痘”，“颗粒透出”，由此御医判断，同治帝感染了天花。

　　慈禧不敢怠慢，一面吩咐御医全力诊治，一面依照祖上传下的规矩，谨慎照做，惟恐出现疏忽和纰漏，对儿子闯过天花这一关不利。

　　首先，供送痘神。

　　慈禧命令将同治帝发病以来就供奉的痘神娘娘迎供到养心殿来，宫内到处铺上红地毯、红对联，营造出一片喜气，期望痘神娘娘早点将撒下的天花收回。供奉三天以后，又举行了隆重的仪式，恭送痘神娘娘于大清门外，用纸扎的龙船、金银玉帛举火焚烧，使痘神娘娘在飞腾的烈焰中升天而去，希望由此带走同治帝满身的水痘，平安度过劫难。

　　其次，祈求祖先神灵。

　　慈禧和慈安一起到供奉祖先的景山寿皇殿——这里从乾隆时期规定作为奉祀“神御”的殿堂，祈求祖先神灵赐福，保佑儿子平安无事。

　　此后，同治帝不断出现痘粒，并开始收浆结痂脱落，似乎一切正朝着慈禧期盼的方向发展。

　　然而，十一月二十日以后，同治帝病情突然恶化，他开始出现毒疮，而且毒疮在腰部溃烂如洞，流脓不断，疼痛不止，面颊肿硬，口喷臭气。“湿毒流聚腰间，红肿溃破流脓水。……痘后余毒湿盛”。之后，虽然“痘痂俱落，而腰间溃孔，左右臀部溃孔……”

　　至十二月初五日酉刻，同治帝“六脉已绝”，病逝于养心殿东暖阁。

　　少年皇帝还没有来得及过他二十岁的生日就死去了，虽然朝廷对外宣称是死于天花，但依然引起了朝野上下种种议论与猜测。

　　从一般常识上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虽然尚未找到医治天花的有效办法和药物，但就是普通百姓，患天花一般也还不至于死亡，所以民间把天花称作“天花之喜”，何况是堂堂天朝皇帝，身边有的是高明的御医，怎么就那么容易死了呢？就是在宫廷里曾经贴身服侍过慈禧太后的女官德龄，也对同治死于天花的说法有所怀疑，她认为：“同治的身体一向十分健壮的，论到天花这一种病症也绝非就是绝症，只要医治合法，调护适宜，要治好也是很有可能的，至多不过使同治那样一个美少年变为麻脸而已。”

　　另外，从十月三十日发痘到十一月二十日，痘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痘结痂脱落。为什么此后又突然流毒继发，而且部位集中腰臀，溃烂流脓，继发失眠多梦、遗精尿血等并发症状，又并非是一般出水痘的症状。于是，同治帝的死因引人联想。

　　人们怀疑同治帝不是死于天花，而是死于梅毒！

　　梅毒是一种慢性接触性性病。起源于美洲，十五世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梅毒通过海员和士兵在欧亚两洲迅速传播，十六世纪以后传入我国广东岭南一带，后逐渐传入内地，大多流行于社会底层，尤其是花街柳巷。因为患者皮肤上毒疮红肿溃烂，状似杨梅，民间就名之为“杨梅疮”，简称为梅毒。

　　人们怀疑同治帝死于梅毒并非毫无根据。

　　第一，人们认为他有感染梅毒的可能。

　　根据是同治帝在选皇后的时候，与慈禧发生了意见分歧。婚后，慈禧千方百计地离间帝后二人的关系，派太监阻止皇帝和皇后相见，又强迫同治帝亲近慧妃。同治帝虽有一妻四妾(慧妃之外还有瑜妃、瑨妃和珣妃)，却左右不是，不能自主，因此索性谁也不亲近，终年独宿乾清宫。又有传言说，不止一人在市井中亲眼见过同治帝的行踪。后来，宫中就传出同治帝出痘病重之事。据此，人们有理由怀疑，皇帝微行时染上了梅毒。

　　第二，人们认为他临死的症状像梅毒。

　　根据是同治帝从十一月二十日以后，开始出现毒疮，而且毒疮在腰部溃烂如洞，流脓不断，疼痛不止，面颊肿硬，口喷臭气。后身体溃疡，并蔓延连接在一起，最后“走马牙疳”而死。这一症状与梅毒患者临终十分相像，因此人们认为他是梅毒而死。

　　同治帝真的死于梅毒吗？

　　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同治得病以前已经患有梅毒的可能。因为同治帝的微服私访不仅仅是时人笔记、稗史中的描写，事实上在《翁同龢日记》中也有记载，因为朝野早已议论纷纷，哄传皇帝在宠臣和太监的带领下冶游、私访，只是碍于君臣名分不敢直说。问题是，可能感染梅毒的同治帝，是否就一定死于梅毒？

　　据现代医学知识，梅毒感染发病十分缓慢，须经过三个发展期，如果达到全身溃烂，不治而死，须得五年以上乃至更长的时间。依据史料判断，同治帝即使死前真的感染梅毒，病史也不应该很长。如果没有其他材料的印证，就确认同治帝死于梅毒，这样的结论还有待商榷。

　　同治帝死于梅毒缺少确凿的证据，那么，朝廷对外宣称是死于天花就可信吗？难道就不会出现慈禧为掩盖同治帝感染梅毒而篡改事实的情况吗？人们对此十分怀疑！

　　于是，在同治帝死后，人们为他的死因是天花还是梅毒争论不休，各执一词。他的死因也与“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夺位”并称为清宫四大奇案。

　　那么，同治帝究竟死于什么病？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研究人员从堆积如山的清宫档案中找到了《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这是敬事房太监根据御医李德立、庄守和从同治帝得病入宫请脉起，直至十二月初五日夜同治帝病死，前后三十六天的脉案、处方以及服用一百零六服药的情况所誊抄汇辑成册。这是同治帝病情的完整记录，非常有价值。研究人员依据这个药底簿的记载，邀请中医学方面的专家共同认定药底簿所描写的病状是天花而不是梅毒。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药底簿记载同治帝发病之初连续发高烧七天，“脉息浮数而细，系风瘟闭束，阴气不足，不能外透之症，以致发热头眩，胸满烦闷，身酸腿软，皮肤发出疹形未透，有时气堵作厥”以及“咽喉干痛，胸满作呕，头眩身热”等，这些都是出天花的症状。而患梅毒者则起病不急，无发烧症状。

　　第二，从药底簿的记载里可以看出，同治帝患病时出现头痛、背痛、发冷、寒战等全身性的天花症状，而梅毒患者是不会有这些全身性的明显症状的，表面上看也许像个健康人。

　　第三，从天花皮疹的分布部位和转化规律上可以看出同治帝患的是天花。

　　从分布部位上看，天花皮疹一般发于额部、发际、面颊、腕，逐渐延及臂、躯干、下肢，多见于身体暴露部位，呈离心状分布，这与药底簿所记的症状是相吻合的；而梅毒则不同，发病的周期要比天花长，而且梅毒的斑疹大小如蚕豆，形状为圆形或略带不规则形，不是天花疱疹的那种脐形。

　　同治皇帝崩逝当日用药档

　　那么，患天花怎么会导致同治帝的死亡呢？因为同治在天花的后期不幸皮肤感染，“发热头眩俱退，惟湿毒乘虚流聚，腰间红肿溃破，浸流脓水，腿痛筋挛，头项胳膊膝上发出痘痈肿痛”。这种并发性的皮肤感染愈来愈重，使病人逐渐丧失了抵抗力。最后，皮肤感染发展到发生“坏疽性口炎”(俗称“走马牙疳”)的地步，此病一般发生在全身性疾病的末期，很可能导致全身衰竭而突然死亡。

　　从《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的记载来看，同治帝所患之病确为天花。

　　同治帝《患天花进药档》然而，《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是敬事房的太监所记，有没有御医与太监为了掩盖皇帝的丑闻联袂编写假病历的可能呢？

　　研究人员又找到了另一份重要的辅证材料，那就是《翁同龢日记》。翁同龢是同治帝的老师。自御医李德立、庄守和确诊同治帝患天花，翁同龢就忠实地履行着监督御医的职责，每天到御医处询问病情，查看脉案与处方，并在日记中记录下来。《翁同龢日记》所记的同治帝生病状况与治疗过程，与《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的记载是相符的。根据《翁同龢日记》记载，同治帝确实是得了天花，导致毒热内陷，最终“走马牙疳”而死。

　　如果说同治死于梅毒，而为了掩盖这个事实，宫中编造了《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那么，为了与《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所记内容相符，翁同龢也得事后改写日记，按天花而不是梅毒逐日造假。

　　同治皇帝的惠陵

　　但事实上，验之于《翁同龢日记》的原稿影印件以及翁同龢的秉性人品，不存在这种可能性。而且至今尚未有人指出《翁同龢日记》存在造假的痕迹和记录。鉴于以上研究成果，依目前发现的史料与研究成果判定同治帝死于天花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傍晚，偌大的紫禁城笼罩在一片玄素之下，同治帝经历了三十六天的病痛折磨，带着满身疮痍，带着母亲的厚望与悲痛的泪水，匆匆离开了这个世界。王公大臣们摘下帽缨，太监卸下宫灯，一切器物鲜艳的颜色被迅速尽行遮盖。从亲贵到大臣，从太监到宫女，似乎都在为同治帝的丧事悲涕奔忙。然而，每个人的心中都思忖着同一件事情：同治帝无子，新皇帝将会是谁？慈禧又将如何规划未来的政局？
作者: 慈禧太后    时间: 2013-5-2 09:26

第十三讲 二次垂帘
　　

　　不满二十岁的同治帝，拖着恶疾缠身的病体，早早地撒手人寰。古人云，“王侯蝼蚁，毕竟成尘”，早死晚死，都是个死。不过皇帝的生死毕竟与芸芸众生大有区别，区别就在于百姓死了仅仅牵扯到一家人的感情，而在一个民族命运系于一人身上的时代，皇帝死了，那可是非同小可的大事情！首先一个问题就是谁来继承大统啊。常言道：“国不可一日无主。”否则这个专制政权怎么维持得了？然而同治帝虽然后宫美女如云，竟然没给大清皇朝留下半个可供传承皇位的子嗣。那么这一国脉所系的头等大事究竟应该如何解决？

　　一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酉时（晚6时），同治帝晏驾了。这一突发事件又让刚刚退居幕后的慈禧走到政治舞台的中心。

　　按照祖训，皇位继承应该采取秘密立储的方式，也就是皇帝在自己的皇子中进行全面考察，最后秘密确定一位皇位继承人，等老皇帝死后，依此颁布新皇帝的名单。这种方式历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朝而成为定制。但是秘密立储需要几个前提条件：

　　(1)秘密立储最关键的环节是皇帝一言九鼎，政由己出。即他有百分之百的权力决定皇位继承人。这才能够保证他秘密观察，择“贤”而立，避免选非其人，诸子纷争。如道光帝在秘密立储之前，以他手中所操纵的绝对的全权，对于有希望继承皇位的儿子进行充分的考察后，按照他自己所确立的标准，最终选定皇四子为皇位继承人，这一过程谁也不得插手。

　　(2)秘密立储为当朝皇帝提供了灵活的选择权，但他必须生有多个子嗣。如康熙帝生育了三十五个皇子，成年的有二十位，然后在符合条件的皇子中进行选拔。咸丰帝生了两个皇子，二子出生当日而卒，咸丰帝死于热河的时候，只有长子载淳一人可继承皇位，这是天下共知的事实，也就没有了秘密立储的必要。

　　可在同治朝立储的问题上，秘密立储的方式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处境。

　　同治帝没有高度集中与强化的皇权作为保障。虽然他在位十三年，可亲政以前皇权一直操纵在母亲慈禧的手里，他只不过是母亲手里的一个提线木偶——政治傀儡罢了。即使在亲政的一年里，大政方针也依然必须遵循母亲的意志，他不会拥有全权去秘密立储。

　　最要命的是他没有把一儿半女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失去了秘密立储的基本条件。

　　所以，秘密立储对于他而言，既没有可能，也没有意义。

　　秘密立储已历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朝，这个方法受人推崇、令人瞩目。可同治帝死后，皇位继承没有了秘密立储作为保障，为慈禧在皇位继承权的重大问题上玩弄权术、上下其手提供了可乘之机。由于这一偶然的因素，中国的历史再次被纳入慈禧意志的轨道，危险地滑行下去！

　　二

　　养心殿西暖阁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酉时（晚6时），同治帝死于养心殿的东暖阁。戌正（晚间8时），慈禧便与慈安在养心殿西暖阁紧急召见各亲王、贝勒、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和总管内务府大臣、弘德殿行走等二十多人召开紧急御前会议。

　　毫无疑问，会议的主题就是确定皇帝继承人。

　　对于刚刚丧子的慈禧而言，主持这样一个会议，心情一定十分复杂。

　　自然，慈禧中年丧子的那种切肤之痛是难以言表的，从徐珂的《清稗类抄》中可见一斑：

　　“（咸丰帝）即宾天矣。予见大事已定，心始安。然彼时虽极悲痛，以为犹有穆宗（同治帝）可倚。孰意穆宗十九岁，遽又夭折。自此予之境遇大变，希望皆绝。”

　　然而，她恰恰又不是一般的母亲，悲痛之余，她首先想到的是最高权力如何传承的问题，此事不决，天下大乱！

　　她所谓的“希望皆绝”，确是当时的实录。但其中的利害之计与感情纠葛孰重孰轻，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总而言之，此时的慈禧必须收敛痛苦，镇定和果断地确定立嗣大计，其他的一切都不在考虑之列。有多年垂帘经验的慈禧，总衡内外，操持朝政，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惊涛骇浪，早已锻炼成一个铁石心肠的“铁女人”了！眼下的政治危机与当年丈夫咸丰帝死后苦斗肃顺一党，夺权杀人的场面相比；与垂帘听政、打压奕、使所有的皇亲国戚俯首贴耳相比；与扫平洪水猛兽般的“长毛”、“捻匪”相比；与和咄咄逼人的“夷人”虚与委蛇、转祸为福相比，废立一个皇帝又何足挂齿！此时此刻，她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她为什么只有一个儿子。既然自己绝了后，那谁当皇帝就更得由我说了算！说不定这倒是个转祸为福的好机会呢。

　　同治帝无后，自己不是更可以说了算吗！

　　三

　　其实，在同治帝痛苦的弥留之际，宗室亲贵就已经在私下里围绕着皇位继承人的问题议论纷纷，当时出现了如下几种推测：

　　1在“溥”字辈中进行挑选

　　清朝的皇统一直是父死子继，可同治帝死后已经无法按此规矩办事了。那么谁有资格当皇帝呢？按照清朝的惯例和中国历史上的皇位继承制度，继承人选应该从比同治帝低一辈的“溥”字辈近支宗室中挑选，算是为同治帝立嗣承祧。虽然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但也符合“父死子继”的传统。可当时“溥”字辈的人只有两人：溥伦和溥侃。溥伦十七岁，而溥侃只有八个月，他们都是道光帝长子奕纬的孙子。八个月的溥侃太小，没有继承大统的可能，而十七岁的溥伦与八个月的溥侃相比，年龄可以，但考虑到血缘，问题又出现了。溥伦和溥侃的父亲贝勒载治都不是奕纬的亲生儿子，而是由旁支过继而来的养子，从血缘上追究不能算是近支宗室。因此“溥”字辈能否继立，还有待商榷。

　　2选“奕”字辈中的奕继统

　　据恽宝惠《晚清宫廷生活见闻》记载：同治帝刚刚死去，两宫太后即命内务府大臣荣禄传旨，叫近支王公、御前、军机、内务府大臣，以及弘德殿行走等人入见。当时首先碰到奕，传旨后，奕说：我要回避，不能上去。试问他为什么要回避呢？现在我回想起来，有两种说法：一说同治帝病重，由师傅李鸿藻代为批答奏章，君臣每日必见。有一天，同治帝当面交出朱谕一道，大概说时事艰难，赖国有长君，可传位于朕叔恭亲王，并命到了时候再宣布；一说同治帝并无皇子，在近支内或溥字辈内找一人继任，则奕的子孙可能性很大，所以他要回避。

　　这种推测虽然流传甚广，但仔细推敲，无法自圆其说。

　　首先，奕与咸丰帝是兄弟，如果奕出任君位，那么将置咸丰帝与同治帝父子于何地？历史上很少有“叔王”继统的先例，即使有，又将置慈禧太后于何地？

　　其次，虽然奕一直历练政务，为皇室宗族中最优秀的人物，且拥者如云，然而从同治朝十余年的政争过程来看，奕的权力多次遭到慈禧与同治帝的摧抑，甚至在同治帝病重的时候，依然受到严词警告：“当敬事如一，不得蹈去年故习（指谏阻修圆明园的事情）。”（《翁同龢日记》）

　　如果说慈禧与同治帝在大政方针上不尽相同，但对于奕的使用原则上却一脉相承，既利用又压制。也就是充分利用他治国上的韬略，但在权力上却一定要压制，不能让其羽翼丰满，威胁皇权。所以，同治帝病重的时候，不太可能有传位给奕的想法。

　　另外，由李鸿藻来起草传位奕的诏书也不近史实。同治帝生病之初，曾让师傅李鸿藻代为批答奏章。但同治帝的病情一直不见起色，于是在斥责奕的当天，同治帝“拟求太后批答奏章，俟百日之喜余即照常好生办事”（《翁同龢日记》）。自此，李鸿藻已经再无“草诏”的机会，这一让奕继位的诏书也就无从谈起。

　　3从“载”字辈中推举

　　以“兄终弟及”为原则，在与同治帝同辈的近支兄弟中进行推举，也未尝不可。当时，“载”字辈中已有数人，除奕纬过继之子载治除外，奕之子载澂、载滢（时刚刚过继给嘉庆帝的孙子奕谟为嗣）；醇亲王奕之子载湉（时不足四岁）。其他皆为远支，血缘较远，不应选择。

　　众人的议论和猜测不过是说说而已，最后的裁决还得听慈禧的。

　　四

　　养心殿西暖阁里的御前会议依然在进行，而各怀心腹事的亲贵权臣们也被迅速召集到养心殿，等待处理同治帝的丧事与迎接新皇帝进宫事宜，他们将期待和狐疑的目光投向西暖阁，那里将决定至高无上权力的归属。

　　很快，慈禧为天下人解开了这一“悬念”。

　　慈禧是怎样运筹帷幄，决定新君之位的，正史记载得很少，据亲自参加了西暖阁御前会议的翁同龢在日记中透露的消息，大致情况是这样的：

　　“太后召诸臣入，谕云：此后垂帘如何？枢臣中有言宗社为重，请择贤而立，然后恳乞垂帘。”

　　西暖阁会议刚开始，慈禧并未提出立嗣之事，而是先问以后怎么垂帘听政，这是一个大大出乎群臣意料的示意，但立即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应该先解决立嗣问题。

　　慈禧反驳说：“文宗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慈禧与慈安）同一心，汝等敬听。”

　　在谜底揭开之前，慈禧先做了一个铺垫，也就是对她即将做出的抉择来一个“合理”的解释。她的解释是，咸丰帝没有次子可以继立，而在“载”字辈中寻找年长的人继立，缺少早期储君教育，心有不愿，选幼小的人为皇帝，可以进行教育。于是，她适时地搬出了慈安以压服众人，“我二人同一心”，你们就敬听我们的安排吧。

　　这时，她才揭开谜底，“则即宣曰：醇亲王奕之子着承继文宗显皇帝（咸丰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

　　这个人就是载湉。

　　慈禧选中载湉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完全出于她的政治需要。玩这种政治杂耍的人历史上所在多有，并不新鲜，这么做，无非为了一个“权”字，对于嗜权如命的慈禧来说，她的这种选择应该在意料之中，没有必要大惊小怪。

　　人们一直对慈禧太后的垂帘听政予以谴责，总觉得她的垂帘听政名不正，言不顺；总觉得男人当国比女人当国强得多，这不是，晚清的烂摊子不都是慈禧搅和的吗？换了男人当皇帝也许中国就不会这么倒霉了！

　　对此，我倒有另一种看法。

　　男人当国还是女人当国，在今天看来没有什么争论的必要。问题的关键是你慈禧当国之后打算干什么？是励精图治，革除积弊，放眼世界，重振华夏雄风；还是暗藏一己之私，抱残守缺，蝇营狗苟，醉生梦死，置天下苍生于不顾？

　　如果是前者，这个“帘”“垂”得；这个“政”“听”得！

　　君不见，在中国历史上，帝位之争曾上演过多少骨肉相残、流血火并的悲剧，引发多少次生灵涂炭的社会动荡。就清王朝而言，在乾隆帝即位前的几乎每一次皇嗣之争都伴随着一场刀光剑影的争斗。尤其是康熙末年，皇子争立，各树党羽，雍正帝虽然取得了皇位，但为了统治的稳固，也不得不对诸兄弟及其党羽大开杀戒。如此的手足相残，势必是亲者痛、仇者快，其结果是内耗了自己的力量。如何才能避免这不必要的仇杀与对立？没有一个铁腕人物行吗？

　　而慈禧恰恰就是这个铁腕人物。

　　问题是慈禧“垂帘听政”的目的不是前者而是后者。这就让人扼腕切齿了，因为她的“垂帘听政”将把中国推向更危险的深渊！

　　她所以要“垂帘听政”，无非是要为所欲为，要过舒坦日子，仅此而已。

　　她要尽一切努力确保新皇帝继任以后她依然可以操纵皇权。

　　剩下的问题就是选谁当未来的皇帝对自己最有利了。

　　盘算来，盘算去，觉得如果选择“溥”字辈的人，姑且不虑血缘稍远的问题，仅仅对于慈禧而言就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威胁，那就是一旦“溥”字辈的人继承同治帝的皇位，慈禧将成为太皇太后，而以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的就是同治帝的皇后阿鲁特氏。嗜权如命的慈禧，怎么可能把权力拱手相让给他人？

　　如果选择“载”字辈中年龄接近成年的载澂、载滢，那么伴随着他们继承皇位的同时，也就意味着他们即可亲政。慈禧不仅无从再行垂帘，况且其父奕也可为之出谋划策，更加有利于摆脱慈禧的控制。慈禧必须放弃对这兄弟两人的选择。

　　慈禧最后把目光聚到载湉的身上。

　　其一，载湉以咸丰帝儿子的名义继承大统，而他所继承的只是皇位，慈禧依然可以凭借皇太后的名义把持皇权，只有四岁的载湉离亲政还需有十余年的光景，慈禧依旧可以垂帘听政；

　　其二，载湉的父亲是咸丰帝的弟弟，而母亲又是慈禧的妹妹，从血缘亲情上看，在诸候选人中无人能比。

　　所以，慈禧只能选择他，而且必须选择他。

　　慈禧的决定令在场的人惊诧不已！

　　五

　　对于慈禧出人意料的决定，参加西暖阁御前会议的人们毫无思想准备，大家面面相觑，瞠目结舌。而醇亲王奕的失常反应，又使在场的人于惊诧之中平添了几许慌乱。

　　《翁同龢日记》载：

　　“维时醇亲王惊遽敬唯，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

　　醇亲王奕近乎夸张的表现，是他惊悉自己的儿子已成为大清皇帝瞬间的真实反应，他复杂的心情人们很难准确理解，更是语言难以确切描述的。在当时复杂的心境中，喜与忧的成分是最主要的。

　　首先，古往今来，皇位意味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也是尊荣富贵的极致所在，更是所有的野心家、阴谋家倾心关注与竭力争夺的焦点。而慈禧的决定对于奕而言无疑是“喜从天降”，自己的儿子顷刻之间就成为万乘之尊的大清皇帝，眼前的一切亦真亦幻，他怎能不被这无比的幸运给砸晕呢？

　　其次，与此同时，奕也一定意识到这一决定对自己而言也许是“祸从中生”。从此，他深爱的儿子不得不离开家，离开自己的庇护与关爱，像同治帝一样成为慈禧操纵权柄的工具而被玩弄于股掌之中。自己虽为皇父，却不得不与儿子执守君臣之礼。更为可畏的是，他的言行将被万人瞩目，慈禧也会高度关注，自己将如何而为？

　　因此，手足无措的他自然是难以自持。

　　当我们重温这段历史并抚卷沉思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西暖阁御前会议仅仅是为我们记录了一段确定皇位继承人的历史过程吗？

　　其实，透过西暖阁会议，我们不难发现以下二个问题：

　　1这一时期，慈禧所代表的“后权”力量甚嚣尘上

　　虽然慈禧以御前会议的形式召集了亲王、贝勒、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和总管内务府大臣等亲王权贵来商议新皇帝的人选，但我们看到慈禧并没有给大家提供各抒己见的机会，她以自己的强势力量公布了人选，亲王权贵只有服从的义务。而在后权上升的同时是皇权的日渐衰落。此前，清王朝长期采取秘密立储的方法，也就是皇帝在自己的皇子中进行全面考察，最后秘密确定一位，死后颁布，储君继承皇位。确立皇位继承人的权力完全掌握在皇帝手里。虽然同治帝的死非常特殊，匆匆而去，且没有留下皇嗣。但皇权在握的他，对于后事的安排，包括继承人的选择，似乎并没有全权决定的能力。而慈禧也根本不想听取皇帝的意见。

　　2慈禧采用了皇位传承与皇权传承相分离的方法

　　通常情况下，皇位的传承也就是皇权的传承，皇帝得到了皇位也就意味着拥有了最高统治权，比如雍正帝继承了康熙帝的皇位的同时，也就拥有了皇权。如果皇位继承人尚在幼年，势必出现皇位与皇权的分离，即由母后与大臣代行皇权。如顺治初年，由叔父多尔衮代行皇权，皇位与皇权暂时分离，这是为了确保皇权连续发展的权宜之计。然而，在同治帝死后，强烈的权力欲望使慈禧在决定嗣君人选的时候，不是考虑谁更合适继承皇位，而是处心积虑地要维护皇位传承与皇权传承的分离，以操控皇权。新帝只是慈禧行使皇权的傀儡而已。其性质已大为不同。

　　醇亲王府原址

　　面对慈禧强悍的决定，参加西暖阁会议的“诸王不敢抗后（慈禧）旨”（《翁同龢日记》），加上奕突然昏厥所引起的混乱，当太监们把奕扶上轿子回府准备迎接新皇帝进宫事宜的时候，西暖阁会议便草草结束了。在慈禧的指挥下，一部分大臣准备大行皇帝的“遗诏”和新皇帝即位的诏书；一部分大臣准备仪仗迎接新皇帝入宫即位。

　　《慈禧外纪》载：

　　檀香木“光绪之宝”“此时已过九点，狂风怒号，沙土飞扬，夜间极冷，但慈禧于紧要时机，不肯片刻耽延，立即派兵一队，往西城醇王府，随从黄轿一乘，用八人抬之，迎接幼帝入宫。”

　　不足四岁的载湉在睡梦中被唤醒，他哪里知道自己已经摇身一变成为大清帝国的皇帝，他哭着喊着被永远带离了自己熟悉的王府，离开了无限关爱自己的父母。长长的路，长长的夜，一路急匆匆的人马在寒风中直奔紫禁城而去。

　　《翁同龢日记》载：

　　“寅正（清晨四时）一刻闻呼门，则笼烛数支入自门矣。余等通夜不卧，五鼓出。”

　　当新皇帝被接入养心殿以后，人们揭开轿帘，小载湉在“舆中犹酣睡矣”（《翁同龢日记》）。

　　在举朝都为同治帝置办丧事和为新皇帝登基大典做准备的时候，慈禧也在加紧自编自导她的第二次“垂帘听政”。

　　十二月初九日，宣布以明年（1875）为光绪元年，光绪的寓意是：“缵道光之绪也”，也就是继承道光传下来的皇位。光绪元年（1875）一月二十日，光绪帝举行登基大典。就这样，载湉成为清朝历史上第十代第十一位皇帝。为什么是第十代第十一位皇帝？因为载湉虽然在同治之后继承皇位，但他是以载淳弟弟的身份继承咸丰帝皇位，因此第十代就有了同治帝与他两位皇帝。

　　至此，慈禧精心设计、苦苦经营的第二次垂帘听政徐徐拉开了大幕。相比第一次垂帘听政初期的不谙朝政、处处摸索而言，慈禧的第二次垂帘可谓游刃有余。她再不必手捧看图说话学习帝王治国之道，她要考虑的就是怎样把小皇帝打造成处处惟她是听的傀儡，确保她久居权力金字塔的顶尖上。
作者: 慈禧太后    时间: 2013-5-2 09:26

第十四讲 “君臣”母子
　　

　　慈禧将不足四岁的载扶上了皇帝的宝座，并非因为慈禧觉得他是一个可造之材，具有成为一代明君的潜质，而是因为只有载继承皇位，她才能够继续操控皇权。载只不过是她御案上不可缺少的摆设罢了。然而，慈禧知道，载终究有长大的那一天，终究会有把皇权部分或全部还交给他的时刻。将载塑造为惟命是听的“儿皇帝”，才能使自己长长久久地掌握权力。

　　一

　　慈禧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醇亲王奕之子载湉做新皇帝，实在是一石数鸟，这不仅可以保证自己稳操皇权，而且还检验了自己的权威。虽然归政同治帝一年有余，但在整个立嗣过程中，诸亲王权贵还算忠诚无违，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言听计从，自己的权威依旧。再次听政后，她不必为排除异己而费尽心机，对于一切朝政的操作犹如归政同治之前那样得心应手，这使慈禧颇为得意。但在得意之余，慈禧也有隐忧，那就是载湉不是自己和先帝的儿子，虽然已经颁布懿旨，晓谕天下，载湉生有皇子以后，承继载淳皇嗣，也就是说载湉必须以咸丰帝为父，载湉的皇子继承同治帝的大统。

　　《光绪朝东华录》载：

　　“皇帝龙驭上宾，未有储贰，不得已以醇亲王奕之子载湉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俟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特谕。”

　　然而，慈禧清楚，现实生活中醇亲王奕夫妇就是载湉的亲生父母，这是不容抹杀的事实。要想让载湉心悦诚服地认自己为母亲，成为自己可操可控的政治提线木偶，就必须割断他与醇亲王奕夫妇之间的一切联系，让自己的威严深深地烙印在小载湉的心上，以便于实现对皇帝的长期控制。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慈禧决定从载湉入宫那一天开始就对他实施“威严”教育。为此，她专门制定了断亲情、立威严、传孝道的生活准则和教育方针，她要以强制性的手段，用灌输的方法实现这一目标。

　　首先，断亲情。

　　载湉进宫以后，慈禧不顾骨肉之情，强行切断了载湉与亲生母亲之间的一切联系，甚至中断了原来在醇王府那些照顾载湉的保姆、丫鬟、太监的联系。

　　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中记载：“他（光绪帝）自三岁被抱进宫中，身体本不强壮，时常闹病。在府（醇王府）中虽有奶嫫，太后不允许奶嫫进宫。摘下奶来就交范督（总管太监范长禄），范总管性子温和，有婆子气，能哄小孩，然而究竟不及女人。”

　　幼童对于熟知的环境和亲人有着一种本能的依赖，但慈禧为了使载湉忘记这一切，不顾孩子的心理，粗暴地终止了这一切，致使“他的父母都不敢给他东西吃”（德龄《清宫禁二年记》）。载湉入宫十八天，慈禧便以两宫太后的名义颁布懿旨，规定今后光绪帝“所有左右近侍，止宜老成质朴数人，凡年少轻佻者，概不准其服役”（《德宗实录》）。所谓“老成质朴之人”，无非是能顺从慈禧的旨意行事的宫中太监，而这些老成质朴的人也确实不折不扣地贯彻慈禧的指示。据德龄《瀛台泣血记》说：“当光绪初进宫的时候，太后就嘱咐那一班服侍他的人，像灌输什么军事知识一样的天天跟他说，使他明白了自己已经不是醇王福晋的儿子了，他应该永远承认太后是他的母亲，除这个母亲之外，便没有旁的母亲了。”

　　慈禧希望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方法，在光绪帝小小的心灵中，逐渐树立起她与孩子之间这种所谓的母子关系。

　　其次，立威严。

　　慈禧割断了载湉所熟知的醇亲王府一切联系之后，以威严教育强化他，在光绪帝幼小的心中，强化她绝对权威的形象。为了能够使光绪帝时时依从自己的主张，光绪帝入宫不久，慈禧就不断地折杀光绪帝心中天子至尊的形象。

　　《戊戌变法资料》记载：“西太后待皇上无不疾声厉色，少年时每日呵斥之声不断，稍不如意，常加鞭挞，或罚令长跪；故积威既久，皇上见西太后如对狮虎，战战兢兢，因此胆为之破。至今每闻锣鼓之声，或闻吆喝之声，或闻雷辄变色云。皇上每日必至西后前跪而请安，惟西后与皇上接洽甚少，不命之起，则不敢起。”

　　难道还有人胆敢鞭挞或惩罚至高无上的天子？然而这并非夸张。从1903年开始随侍慈禧身边的女官德龄亲眼见证了类似的事情。德龄在《清宫禁二年记》中记载道：光绪帝“一至太后前，则立严肃，若甚惧其将死者然。有时似甚愚蒙”。“其母子间，严厉之甚，岂若吾徒对于父母者耶？”

　　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奕、生母叶赫那拉氏

　　光绪帝在成长过程根本体会不到至高无上的帝王、天子所拥有的独断乾坤的尊严和君临天下的霸气。入宫后，每逢太后在养心殿召见或引见臣工时，他都必须到场，正襟危坐。前有群臣跪对，后有皇太后垂帘，对于臣下来说，他是至尊天子，而对于慈禧来说，他只是奉命唯唯的“儿皇帝”，在他的心里永远都有一个挥之不去的绝对权威、绝对的君主——慈禧，自己的“亲爸爸”。

　　第三，传孝道。

　　慈禧在断亲情、立威严的同时，还借助传统伦理道德约束光绪帝，反复强化孝道教育。

　　据德龄在《瀛台泣血记》中说：慈禧为了让光绪帝长大成人后仍然能够顺从她，“特地再三教人去传翁同龢，要他格外侧重孝的教育。除掉把启蒙时所读的《二十四孝》不断地继续讲解之外，《孝经》那部书，也是最注意的”。

　　慈禧从主宰者的立场出发，站在施与者的角度，片面强调载湉及其家人必须对她感恩戴德。可是她不明白，感恩是由爱激发个体心灵而产生的共鸣，促使受体产生更深刻的情感体验，萌发他们的感恩心理，增强他们的感恩意识的一种行为。慈禧无法意识到，她所谓的恩赐，无情地拆散了人世间最真挚的情感——骨肉亲情，慈禧强行实现的与载湉之间的母子关系是建立在幼儿从小失去家庭的保护与温暖、父母失去骨肉亲情的极度痛苦之上的霸道行为，而不是慈禧所理解的千年等一回的恩惠！这就是专制！这就是霸道！慈禧是专制的代表，她霸道地剥夺了本属于载湉及其家人的家庭温暖，她的霸道无情对于亲人也绝不例外。

　　小载湉被强制地带离了父母，离开温暖幸福的家，走进了陌生的深宫。这里有周而复始的繁琐礼节，有难以穷尽的应对，还有慈禧无所不在的威严。这位大清历史上第十一位皇帝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他得到了令人羡慕的锦衣玉食、仆从如云的“幸福生活”和亿万人无限向往的王者之尊吗？

　　二

　　慈禧把小载湉带入宫中，建立了所谓的母子关系，却疏于对小载湉的关心与照顾。这一方面源于慈禧忙于朝廷纷繁复杂的政务，另一方面则源于慈禧作为母亲所呈现的自身的不足，她对儿子，无论是前期的同治帝，还是后期的光绪帝，都是威严有余而关爱不足。慈禧奉行威严教育，她完全不考虑一个孩子有什么感情需要，更不考虑一个还处于幼童期的光绪帝需要什么样特殊的生理与心理照顾和关心。总之，她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根本不理解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最需要的就是“母爱”，在正常“母爱”的滋润下，让成长中的孩子感到生活的美好和人间的温暖。

　　小载湉入宫前，在醇王府曾经得过重症痢疾，险些丧命。幸亏采用针灸治疗，才得以不死，但身体一直很弱。入宫以后，慈禧把他交给太监全权管理。由于小载湉常常受到慈禧的严斥和惩罚，年龄又太小，照顾他的太监也未免对他心存不敬。

　　从《翁同龢日记》中所记载的内容看，光绪帝入宫时身体确实很差，瘦弱多病，经常感冒，腹痛头疼。说话结结巴巴，且胆小怕声，雨天打雷，会吓得大喊大叫。一次光绪帝“读（书）时正雷电，以一手拥护，左右而大声，以雨声相乱”。

　　这样一个性情敏感、体弱多病的小皇帝，他所需要的是母亲般的体贴与关爱、父亲般的依靠和支持。然而，他既没有皇帝应有的尊崇，也没有一个属于幼童所应得到的关心与照顾。

　　《戊戌政变记》中引述太监寇连材的笔记说道：“中国四百兆人中境遇最苦者莫如我皇上（指光绪帝）。盖凡人当孩童时无不有父母以亲爱之，顾复其人，料理其饮食，体慰其寒暖，虽在孤儿，亦必有亲友以抚之也。独皇上五岁（实为不足四岁）登极（基），登极（基）以后，无人敢亲爱之，虽醇邸之福晋，亦不许亲近，盖限于名分也。名分可以亲爱皇上者，惟西后（慈禧）一人。然西后骄侈淫佚，绝不以为念。故皇上伶仃异常，醇邸福晋每言辄涕泣云。”

　　从个人关系而言，光绪帝是慈禧的外甥也是侄儿，他们之间有密切的血缘关系。然而，在封建社会等级分明的宫廷政治中，权力大于亲情，一切无不以权力得失的利害关系为归依。由此引起骨肉相侵、父子相杀、兄弟相残历史上屡见不鲜，从来不讲什么血缘亲情。慈禧对光绪帝“绝不以为念”倒还不至于，因为光绪帝的存在与慈禧政治命运攸关。然而，却也很难想象慈禧的关照会真正等同于母亲的照顾。

　　慈禧忽略对载湉精神的抚慰、情感的交流和生活的关爱。入宫后的光绪帝，是在孤独中长大的。繁琐的宫中礼节，经常不断的严词训斥，没有母爱，饮食寒暖没有人真心去细心照料，应倡导应禁忌之事，无人去指点揭示。小载湉常常“腹痛不思食”，由于太监们不负责任，他的日常饮食非常不合口味。

　　《戊戌变法资料》记载：光绪帝每日饭食“大率久熟干冷不能可口，皇上每食多不能饱。有时欲令御膳房易一馔品，膳房必须奏明西后，西后辄以俭德责之，故皇上竟不敢言”。

　　因此，吃不饱的小皇帝常常跑到太监房间里找吃的。

　　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说：光绪帝“十岁上下，每至太监房中，先翻吃食，拿起就跑。及至太监追上，跪地哀求，小皇帝之馍馍，已入肚一半矣。小皇帝如此饥饿，实为祖法的约束，真令人无法”。

　　光绪帝从小面对的就是慈禧冷若冰霜的面孔，咄咄逼人的目光，严厉的呵斥，严格的管束。有道是“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为了让载湉成为自己心目中合格的工具，她给予载湉的是疏于关心的日常生活和正常人难以忍受的压力！长期陷于无助和孤独之中的光绪帝，没有童年的欢乐和自由，从小就心情抑郁，精神不快，造成身体积弱，难以抵挡疾病的侵袭。这直接影响着他以后的精神状态及身体状况。

　　转眼间，光绪帝在宫中度过了他最初最不适应的一年，至光绪二年（1876）年初，虚岁六岁（实际只有四岁半）的他按照清朝的祖制该上学了。

　　三

　　翁同龢慈禧将小载湉带进宫中一年后，按照祖制给他安排帝师。

　　以往的朝代，因为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因此为皇太子设立专门的老师。而清朝自雍正朝开始，实行秘密立储制度，不公开继承人，于是所有皇子普遍实行教育，且课程时间和纪律要求十分严格。

　　赵翼《簷曝杂记》载：“本朝家法之严，即皇子读书一事，已迥绝千古。余内直时，届以早班之期，率以五鼓入，时部院百官未有至者。惟内务府苏拉数人往来。黑暗中残睡未醒，时复依柱假寐，然已隐隐望见有白纱灯一点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吾辈穷措大专恃读书为衣食者，尚不能早起，而天家金玉之体乃日日如是。既入书房，作诗文，每日皆有程课，未刻毕，则又有满洲师傅教国书、习国语及骑射等事，薄暮始休。”

　　清朝祖制规定皇子六岁开始读书。同治帝登基就是读书的年龄，因此应设帝师。小载湉也是皇帝，慈禧同样要为他找寻帝师。如何把自己费尽心机扶立起来的光绪帝培养成称心如意的听话国君，成为这一时期慈禧反复思虑的头等大事。经过一番权衡和比较，慈禧认为翁同龢是最合适的人选。不仅仅因为翁同龢国学功底深厚，才华横溢，更重要的是他曾做过同治帝的师傅，授读时尽心尽力，效果之佳，在人耳目。慈禧决定选翁同龢做光绪帝的师傅。

　　正式开学的时间，选择在光绪二年四月二十一日（1876年5月14日），而“开学典礼”却提前进行了。

　　在养心殿东暖阁内，小皇帝面南坐在一张小桌后，翁同龢与侍学诸臣叩拜后，翁同龢走上前，在皇帝面前的小书案上铺好纸张，端端正正地写下“天下太平”和“正大光明”八个字，众人对小皇帝的期望无不包含其中。然后，他又把着皇帝的小手，在红仿格纸上重写一遍。整个师生见面会只持续了三刻钟。

　　养心殿东暖阁从这年开始，到光绪二十三年正月（1897年2月）书房裁撤，光绪帝共与师傅相伴学习二十二年。

　　我们来看看翁同龢在日记里对光绪帝学习状况的记载：

　　“读极佳，一切皆顺，点书不复争执矣”（光绪四年十一月四日）；

　　“读甚佳，膳前竟无片刻之停”（光绪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自是日起，上不俟军机，起即到书房，此于功课大有益也。卯正二来，读极佳，且能讲宫中所看《圣训》”（光绪八年元月二十四日）；

　　“事下极早，读甚发奋，功课虽未照常，亦复八九矣”（光绪八年七月十一日）。

　　从整个《翁同龢日记》记载的情况来看，光绪帝的学习情况大致分成两个阶段：

　　1光绪四年以前，不适应期

　　光绪皇帝

　　《临颜真卿自书告》这一时期，光绪帝的功课以认字、背书为主，学习内容枯燥、乏味，又由于此时光绪年龄太小，日日晨起学习，正是活泼好动的年龄却被束缚在教室里读书，因此小光绪不耐烦，常常无论如何相劝，就是静坐不理，甚至嬉戏啼呼，哭闹不止。

　　2光绪四年以后，渐入佳境光绪四年以后，课程改为全天，压力加大，身体较差的光绪帝难以承担，但他却渐渐地热爱学习，学习的状态也越来越投入。翁同龢在日记中如上记载比比皆是。

　　光绪帝与同治帝都是幼年继承皇位，都由翁同龢做老师，都是慈禧垂帘听政，而两个皇帝的学习状态上竟然如此的不同。我们不否认两个孩子之间有着巨大的个体差异，但除此而外，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

　　有这样两个原因值得考虑：1心理的原因慈禧是同治帝的亲生母亲，虽然宫中的一些规定使得母子不能尽享母爱儿欢，但对亲生骨肉发自内心的疼爱与关心是无法阻隔的，即使有时显得严厉与无情。然而，光绪帝则不同。不足四岁的小载湉幸福而温馨的家庭生活在一个晚上被突然打断，代之而起的是陌生的环境、繁杂的事物和这个被称为“亲爸爸”的女人无穷尽的呵斥与严惩。光绪帝的宫中生活孤独、无助，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使他不得不仰人鼻息，他以一颗幼小的心灵努力体会慈禧的喜怒哀乐。渐渐他发现，读书不好，就会遭到慈禧严厉叱责。而读书认真一些，慈禧就能够给自己一点温情。当他渐渐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就常常以读书来讨得慈禧少有的温情。2对翁同龢父亲般的依恋

　　翁同龢自从成为光绪帝的师傅以后，就将自己的一片怜爱倾注在这个可怜的小皇帝身上。他不仅在学习上耐心细致、不厌其烦地开导，而且在生活上也无微不至地体贴和照料，常常为光绪帝排解心中的烦恼。光绪六年，慈禧生病，光绪帝的生活更加无人过问。太监有时就让他自己照顾自己：光绪帝自己铺炕，弄得手指出血；自己倒水，结果手上被烫起了泡。翁同龢见状气得大骂：“左右之人皆昏蒙，不识事体！”翁同龢的一举一动在光绪帝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孤独、无助的他，把师傅视为保护神和依靠。光绪帝时常因“腹痛不思食”而空腹到书房读书，太监既不向慈禧禀报，也不向翁同龢说明，于是光绪帝常常出现血糖太低、体力不支的情形。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形，翁同龢总是找太监理论，为光绪帝撑腰。师傅为孩子排解心中的小小不安是极其平常的事情，而在光绪帝的心中，翁师傅是多么慈祥、多么公平、多么伟大，师傅是他心中的依靠。随着时间的推移，光绪心里渐渐地形成了对翁同龢犹如父亲般的依恋。师傅让他努力学习，他就照着师傅说的去做，他要让师傅开心，他要让师傅永远留在自己的身边。

　　光绪三年七月（1877年8月），翁同龢请假回籍处理家事，光绪帝从慈禧那里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非常失落，一天都“意绪不佳，彷徨不已”（《翁同龢日记》）。本来第二天无课，可他仍“传明日书房照常”，不愿意让师傅走。翁同龢离京的两个月中，光绪帝无心读书，不但遍数减少，甚至连读书声也没有。待翁同龢回到书房，光绪帝拉着翁同龢的手，眼里含着幸福的泪水哽咽地说：“吾思汝久已！”一个说得情真意切，一个听得老泪横流。这一天，光绪帝意气风发，一遍遍大声读书。小光绪是用自己本能的童真表达着师傅归来的那种幸福与欣喜，他更想用自己优异的表现来挽留住师傅，希望师傅不要将自己一个人孤独地留在这个没有温情、没有关爱的深深禁宫之中。孩子的童真感动了书房的太监，他们偷偷地告诉翁同龢：“久不闻此声也。”（《翁同龢日记》）此时，光绪帝只有七岁。

　　至光绪八年以后，光绪帝在书房里学习和看书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这里成为他寻找依靠和精神慰藉的乐园。每逢宫中节日、庆典，慈禧偏爱看戏，而光绪帝却对此不感兴趣，在这样的时候，他常常一个人躲到书房读书、写字。他说：“随从人皆愿听戏，余不愿也”，“此等皆郑声也”（《翁同龢日记》）。连慈禧都说：“（皇帝）实在好学，坐、立、卧皆诵书及诗。”

　　对于光绪帝渐渐表现出来的聪明好学和感悟力强的特点，翁同龢欣喜不已，他觉得只要好好引导，光绪帝一定会成为大有作为的君主。
作者: 慈禧太后    时间: 2013-5-2 09:26

第十五讲 慈安之死
　　

　　光绪七年（1881）三月初十日戌时，年仅四十五岁的慈安皇太后猝然崩逝于钟粹宫。随着这位比慈禧还小两岁的仁爱忠厚皇太后突然暴毙宫中，清廷的垂帘听政由两宫并列骤然变成慈禧一人独裁。因此，对于她的死因朝野上下议论纷纷，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将她的猝死与慈禧联系起来。

　　一

　　光绪七年（1881）初，慈禧忽然患重病，久治不愈，卧床不起。于是，遍召天下名医入京诊治。朝政也只好由慈安一人打点。据史载，三月初九日晨，慈安依然召见军机大臣，处理军国大事，未见身体有何大的异常之处，只是“两颊微赤”（《述庵秘录》）。然而，次日早，“东太后（慈安）感寒停饮，偶尔违和，未见军机”（《翁同龢日记》）。晚间即暴病身亡。病情如此之重、如此之急，令人难以接受。一时间，人们对于一向身体比较健康的慈安的死，大为不解。时任军机大臣的左宗棠，听说慈安突然得病身亡，顿足大声说：“昨早对时，上边（指慈安）清朗周密，何尝似有病者？即去暴疾，亦何至若是之速耶？”（《清稗类钞》）于是，朝野上下种种猜测不胫而走。人们以所掌握少之又少的“线索”，对慈安的死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推测，更有甚者，人们任想象的野马自由驰骋，不断地结构着关于她不幸去世的篇章，使得她的死变得疑云密布。我们梳理了关于她死因的资料，归纳起来，大致有二类说法：

　　第一类：清朝官方的“正常病死说”。

　　《德宗实录》载：“（光绪七年三月）初九日偶染微疴，初十日病势陡重，延至戌时，神思渐散，遂至弥留。”这一记载见于慈安的《遗诰》。但《遗诰》完全是在慈安死后，按照慈禧的指示所做，因此人们有理由怀疑它的真实性，怀疑慈禧有可能为了掩盖某种阴谋而肆意编造死因。

　　第二类：慈禧逼死或毒死说。

　　1慈禧逼死

　　《清稗类钞》记载：慈安与慈禧共同垂帘听政。慈禧权欲极重，慈安却倦怠少闻外事，并不与之争权，因此倒也相安无事。光绪七年初，慈禧患血崩剧疾，不能视事，慈安有一段时间独视朝政，致使慈禧大为不悦，“诬以贿卖嘱托，干预朝政，语颇激”，以致慈安气愤异常，又木讷不能与之辩，恼恨之下，“吞鼻烟壶自尽”。

　　2慈禧毒死

　　据《崇陵传信录》载：当年咸丰帝临终时，曾秘密留下一份遗诏给慈安，要她监督慈禧，若慈禧“安分守己则已，否则汝可出此诏，命廷臣传遗命除之”。但老实的慈安却将此事告诉慈禧并当着慈禧的面，将此遗诏烧掉。阴险毒辣的慈禧表面对慈安感泣不已，实际上已起杀机，遂借向慈安进献点心之机，暗下毒药，加以谋杀。

　　这一类描述，多见于野史笔记，虽然十分生动，犹如作者亲眼所见，但可信性稍差。著名史学家谢国桢先生定义野史笔记为：“凡不是官修的史籍，而是由在野的文人学士以及贫士寒儒所写的历史纪闻，都可以说是野史笔记。”（《明末清初的学风》）首先，野史笔记不是在占有大量的史料基础之上形成的记载，不具有权威性。其次，在野的文人学士及贫士寒儒随笔记录的主要内容也多半是当时见闻，或阅读古今图书、经手文物，随笔撰写带有虚构性的人物故事，这就使得野史笔记具有一定的内容复杂性和记录方式的自由与随意性。因此，它的可信性要因事因人而分析。对野史笔记中的反复转载和传抄的慈安的死因，当时就有人提出质疑。著名学者金梁曾言：“近人依托宫闱，流言无实，尤莫甚于恽氏笔录所载孝贞暴崩事。即云显庙手敕焚毁，敕语何从而知？食盒外进，又谁确见？”（《清后外传》）

　　正如金梁所言，既然是秘密的遗诏，在只有当事人慈禧和慈安在场的情况下秘密烧毁，那谁又能知道呢？慈禧用毒药害死慈安，谁又能确认那食物就一定是慈禧安排？

　　二

　　要解开这一疑团，关键与前提是我们必须确认慈禧与慈安是否有不共戴天的仇恨。验之两人三十年相处的历程，似乎没有太大恩怨。

　　慈禧与慈安的关系，以咸丰帝去世为分界线，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咸丰二年至咸丰十一年。在这一阶段里由于两人宫中位阶差异太大，似乎无法构成恩怨。　　

　　慈安，钮钴禄氏，满洲镶黄旗人，广西右江道穆扬阿之女。自从咸丰二年，慈安与慈禧先后入宫，在确定皇后时，慈安很快就被册立为皇后。而慈禧仅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贵人，虽然她随后为咸丰帝生下了第一个，也是唯一存活下来的皇子，母以子贵，她的宫中排位也就一路攀升，由嫔至妃，再到贵妃，成为宫中仅次于皇后的人物。然而，在封建的等级社会中，宫中后妃的阶位不仅森严，且难以逾越，嫡庶（妻妾）的差别更是不可抹杀。皇后母仪天下，总管六宫。在宫中即使是咸丰帝也颇为敬重慈安，更何况聪颖如慈禧这样的人物，自是执礼恭谦，不敢稍有放肆。

　　第二个阶段，从咸丰十一年咸丰帝死至光绪七年慈安去世。在这一阶段里虽然两宫垂帘，但慈安优于德，慈禧优于才，一退一进，相得益彰，似乎也不构成对彼此的威胁。

　　两宫垂帘以后，虽然慈安名分高于慈禧，但并未给慈禧揽权造成任何障碍。《清宫遗闻·慈安皇太后》载：

　　“当时天下称东宫（慈安）优于德，而大诛赏大举措实主之。西宫优于才，而判阅奏章，及召对时谘访利弊，悉中款会，东宫见大臣呐呐如无语者。每有奏牍，必西宫为诵而讲之，或竟月不决一事。”慈安对权力不感兴趣，所以日常朝政多让慈禧处理。慈禧虽长慈安两岁，但是嫡庶之分，仍不得不称慈安一声“姐姐”。凡是涉及朝政举措的大事，慈禧明知道慈安没有异议，依然也先要请示，“慈禧慑于嫡庶之分，亦恂恂不敢失礼”。两人在长达二十年间的垂帘听政期间，一直保持比较和谐、稳定的关系，未曾见得两人有重大分歧和争执的记载。这是历朝历代后宫生活中所罕见的。

　　然而，两个判断是非标准存在差异的掌权者，要说他们之间完全没有任何不愉快，甚至演化成扞格，那也是不可能的。有两件事情令慈禧耿耿于怀。

　　一件是慈安命令山东巡抚丁宝桢杀掉慈禧宠侍安德海。

　　安德海，又名安得海。直隶南皮县人。年少时他就羡慕那些因在宫中当太监而发迹的乡人，于是自残入宫做太监。他为人“艺术精巧，知书能文”，可以读《论语》、《孟子》这类书籍。他很善于察言观色、阿谀逢迎，“以柔媚得太后欢”，并赢得慈禧的器重，当上了总管太监，成为慈禧非常器重的内侍。为此，无论是慈禧诛杀肃顺，还是打压奕、削夺其“议政王”的封号，都有安德海参与其中。因此，小人得志的安德海更以慈禧为靠山，不把慈安、同治帝和奕放在眼里。他培植党羽，势焰熏天。

　　就这么一个干政擅权、不可一世、有慈禧这样坚硬后台的人，还是被杀了。杀他的人是山东巡抚丁宝桢。

　　同治八年七月，在慈禧太后的默许下，安德海借皇上大婚、采办龙袍的名义，乘楼船沿运河南下。按清朝祖制：太监不准出京。但安德海不仅出京，而且还私挟妇女、张挂龙凤旗帜、抓差纳贿，一路招摇，惊扰地方。所过顺天府衙门、直隶总督衙门，都隐忍不发。结果在山东被丁宝桢查拿，并以太监出京违背祖制请旨处置。对安德海在宫中拨弄是非、混乱朝政按捺已久的慈安，在接到了奕率领军机大臣持折请示两宫太后的行动后，她立即召集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共同商议，时逢慈禧生病，慈安独处朝政。于是，大家一致认为：“祖制不得出都门，犯者杀无赦，当就地正法。”（《清宫遗闻·安德海》）慈安明确表态，同意将安德海就地正法。

　　这一举动，使慈禧丧失了心腹，却又大丢颜面、有苦难言，由此心生嫉恨确属正常。但从而对慈安萌生了杀心又似乎与事实不符。如果说慈禧嫉恨有人杀了她的心腹太监，那么最要害的人物应该是丁宝桢。他不仅没有顾及慈禧的颜面，毅然决然地缉拿了安德海，并就地正法，慈禧应该整治甚而杀了他以解心头之恨才对。然而，丁宝桢并未因此而丢官，这位以“严刚有威”、清正廉明著称的贵州人此后虽不是官运亨通，却也屡有升迁，颇受重视。光绪二年（1876），做了近十年山东巡抚的丁宝桢升任四川总督，而且在这个令人眼热的肥缺上一干就是十年。光绪十一年（1885），丁宝桢逝于成都，当时慈安及同治帝都早已不在人世，实权掌握在慈禧的手里。由于丁宝桢一生清廉为公，性情刚猛，在官场上得罪的人很多，死后有很多实权人物追着告他的状，慈禧都不予理睬，将丁宝桢追赠为太子太保、上美谥“文诚”，准许山东、四川、贵州等地为其建忠良祠。对此，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在朝政的大局面前，慈禧具备令朝野上下信服的公正。待丁宝桢尚且如此，她又有何理由杀慈安呢？

　　另一件是慈安与同治帝违背慈禧选后意旨，一致坚持选慈禧并不看好的阿鲁特氏为皇后。

　　慈安和同治帝在选后问题上与慈禧的意见有分歧，这对嗜权如命、颐指气使的慈禧来说无疑是空前的打击，她无法原谅自己的亲生儿子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与慈安联盟背叛自己的旨意；她也会十分嫉妒慈安在儿子的心目中拥有比她更为尊崇的地位。她将这一切痛苦转嫁到阿鲁特氏身上，用变相折磨皇后的手段来恣意表达自己的不满。同治帝死后，阿鲁特氏只得到了一个“嘉顺皇后”的封号，这将意味着她只能以新皇帝寡嫂的身份深居宫中。慈禧立嗣光绪帝，进一步将皇后阿鲁特氏置于难堪的境地，一旦光绪帝确立了皇后，自己将以何身份在这冷寂的宫中安身？本已处境十分艰难的皇后未来的宫中生活不堪设想，她的位置将变得异常尴尬。“刻薄寡恩”的慈禧更使这位皇后深感生活无望，这一切都让她感到不寒而栗，又不敢有所申言抗辩，死亡是她唯一的出路。据说，阿鲁特氏曾以一纸片请命于父亲，父亲批了一个“死”字，于是，殉节之志遂决。

　　因此，在同治帝死后不到百日（光绪元年二月二十日），皇后阿鲁特氏，也就是“嘉顺皇后”殉死于储秀宫。

　　伴随着嘉顺皇后的死，慈禧郁积心中多年的不悦也就渐渐舒解，二次垂帘后，慈禧风光无限，一切朝政得心应手，她没有任何理由依然为此怀恨慈安，动起杀心。

　　所以，传言慈禧逼死或毒死慈安的说法，缺少说服力。因为面对慈安凡事退让、不与人争的个性，慈禧在政治上的权力和影响不可动摇，慈禧完全没有必要逼死或毒死慈安。

　　三

　　野史笔记可信性差，就让我们一起分析一下《翁同龢日记》中有关于慈安死亡过程的记载。此时翁同龢除了依然承担着光绪帝老师一职，同时他还是礼部尚书。礼部主管皇室的婚丧大典，慈安大丧自然归属他的职责范围。翁同龢负责办理慈安丧仪，对于慈安的死因就有了比较深入和翔实的了解与记载，可信性较强。

　　根据《翁同龢日记》记载：慈安发病于光绪七年三月十日（1881年4月8日），这一天，“东太后感寒停饮，偶尔违和，未见军机”。

　　翁同龢在慈安死后，记下了慈安脉案、药方和病情进展状况，可以从中了解慈安发病过程：“晨方：天麻、胆星；（脉）按云类风痫甚重。午刻一（脉）按无药，云神识不清、牙紧。未刻两方虽可灌，究不妥云云，则已有遗尿情形，痰壅气闭如旧。酉刻，一方云六脉将脱，药不能下。戌刻（晚八时前后）仙逝。”

　　依据这一病情进展记录，咨询资深中医专家，慈安死因多半为脑血管疾病急性发作所导致。根据是：

　　（1）病情特点：起病急骤，进展迅速。按照现代医学判断，如此快速的病情进展多见于心脑血管疾病。

　　（2）临床表现：“神识不清”应为有意识障碍；“牙紧”、“有遗尿情形”应为现代中医所称的牙关紧闭和尿失禁。

　　（3）辨证分析：依据以上症状，这一病症按照中医学辨证为脑中风病。而在《翁同龢日记》中，翁同龢记载的御医脉案为“类风痫甚重”，实际就应归属于当今中医学疾病中的中风范畴。由此，可以初步判断，慈安所患之病应为脑中风，也就是现代医学中的脑血管疾病。

　　其实，慈安的脑血管疾病并非突发，而是宿疾。《翁同龢日记》中曾经记载过慈安的两次病史。一次是同治二年二月九日（1863年3月27日），时慈安二十六岁，“慈安皇太后自正月十五日起圣恭违豫，有类肝厥，不能言语，至是始大安”。此次生病共计二十四天，由“有类肝厥，不能言语”来判断，应视为现代医学的脑供血不足，属于中风先兆，只不过病症较轻，恢复较快。另一次是同治八年十二月四日（1870年1月5日），时慈安三十三岁，再次病倒，“昨日慈安太后旧疾作，厥逆半时许。传医进枳实、莱服子”。这次所谓的“厥逆”依然是脑供血不足的再次发作，只不过由于治疗及时，没有造成遗留病症。

　　这些情况说明慈安患有脑血管疾病，具有发生急性脑血管疾病的潜在危险因素。而这次，由于慈禧生病，慈安一人独理朝政，不善于摆布朝政大事的她，在这一时期里承担着巨大的压力，身心疲惫在所难免。慈安在发病的前一天，根据《述庵秘录》记载，她“两颊微赤”，虽然自己无感觉上的大碍，但从这一面色判断，慈安此时“肝阳上亢”，可能已经血压很高，直接诱发脑中风、甚至脑出血。

　　脑血管疾病的急性发作，对于掌握现代医学技术的专家们来说都是一筹莫展的病症，缺少根治的良方，更何况一百多年前的医学。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比较接近事实的结论：慈安死于脑血管疾病，而并非野史中所描绘的为慈禧所害。

　　对于慈安的死，慈禧该如何应对呢？

　　四

　　慈安居住的钟粹宫慈安由生病到死亡不到二十四小时，对于和她接触最多、过往最密的慈禧而言，既要安排慈安的后事，还要想办法开脱嫌疑，慈禧的应对，在《翁同龢日记》中有比较详尽的记载。

　　1即刻召集相关大臣入宫，安排后事。慈安死于十日晚八时，半夜（子时）翁同龢就接到了入宫的通知。“子初，忽闻呼门，苏拉李明柱、王定祥送信，闻云东圣上宾，急起检点衣服，查阅旧案，仓促中悲与惊并”。

　　进宫后，发现各枢臣陆续到来。在慈安的后事时间的安排上，慈禧没有片刻拖延。

　　2令王大臣瞻仰慈安的遗容。天明以后，各位守候在宫中的大臣，接到旨意，进入钟粹宫（慈安的寝宫）。慈禧命太监去掉蒙在慈安脸上的“面幂”，令大臣们瞻仰。此时，慈禧并没有遮遮掩掩，而是泰然地安排着一切。

　　3慈禧为慈安准备了一个很大的金匮。翁同龢与各位王公大臣进入慈宁宫以后，看见慈安的金匮置于地中，金匮“甚大，时灵驭已移至宫，安奉于金匮之西”。如此安排，可以证明慈禧是把慈安放在皇太后的位置上处理其后事的，没有丝毫的怠慢。未正二刻（中午12时左右），大殓，也就是将慈安入棺。这完全符合清朝的礼制。

　　五

　　慈安的中年早逝似乎没有给朝局的稳定带来什么不利的影响，皇帝依然要专心读书，皇太后垂帘听政因为有慈禧的存在依然可以持续。似乎这位仁厚与豁达的皇太后只是两宫垂帘的一个可有可无的配角罢了。

　　事实并非如此！慈安的死对于朝局的影响非常之大。

　　慈安死后，对于慈禧而言，为其专权扫清了道路。尽管慈安生前清心寡欲，极少参与政治，不像慈禧那样有谋略和魄力，然而慈安的存在本身，对慈禧的专权就是一股巨大的威慑。有慈安在，慈禧就不敢那么明目张胆、恣意妄为。慈安一死，权力尽归西宫，慈禧可以惟我独尊、专执国政而无所忌惮。从此两宫垂帘格局变为西宫独尊，光绪帝还未成人，慈禧大权独揽，开始成为名副其实的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奕的势力也就更加削弱了。

　　慈安、慈禧太后的定东陵

　　慈安的死，无疑也使奕在最高统治集团中少了一个可以依靠的同盟。多年来，慈安和奕与慈禧之间均有矛盾，奕多以“嫡庶之分”为由，通过支持慈安压制慈禧的嚣张气焰，慈安也多倚重和信任奕，无形之中，奕和慈安形成一种联合力量，来共同对付慈禧。诛杀安德海就是如此。慈禧感到势单力薄，也在努力培植自己的势力，在内务府、军机处相继安排自己的人或者是牵制奕势力的人。慈安在时，尽管奕屡受打击，但因慈安的倚重，他依然能保住军机处的位子，执掌军机处大权；慈安一死，形势大变，慈禧不再受约束，同时由于自己的党羽势力大增，消长之间，她对奕也就不再顾忌了。
作者: 慈禧太后    时间: 2013-5-2 09:27

第十六讲 置换军机
　　

　　慈安死后，慈禧听政已无任何障碍，无冕女皇名副其实。然而，光绪帝却在一天天长大，且“学识德业”俱佳。恋栈权力的慈禧，岂能甘心让皇权回归？！

　　一

　　按照中国古代宫廷的惯例，皇帝十四岁就应该亲裁大政了。清朝也延续了这一惯例，无论是六岁登基的顺治帝，还是八岁登基的康熙帝，都在十四岁亲掌朝政。然而，到了同治帝，就像清朝本无“母后垂帘”而慈禧仍然能将“垂帘听政”实施下去一样，什么“惯例”、什么“祖制”，慈禧都能找到打破的借口。同治帝直到十八岁才得以亲政，除了因为同治帝“学识俱劣”和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客观实情之外，慈禧恋栈皇权、不愿撤帘归政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光绪十年（1884），光绪帝十四岁了，无论是按照历史的惯例，还是按照清朝的祖制，光绪帝都应该临朝亲政。可有慈禧所创造的同治帝十八岁亲政的先例，亲政的问题朝野上下无人敢于提及。慈禧独揽皇权的欲望早已被大小朝臣洞悉，只是彼此心照不宣罢了。无形之中，人们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光绪帝十六岁、十八岁甚至二十岁上，因为大家知道，慈禧这位“老佛爷”善于创造历史奇迹。

　　光绪十二年，光绪帝十六岁。如果说同治帝十六岁的时候，由于顽劣、不成器，慈禧可以用皇帝“典学未成”、“读折不成句”为由，推迟归政的时间。可是，现在十六岁的光绪帝，除了口吃这一先天不足以外，无论在哪一方面，都远远地超过了当年的同治帝。光绪帝性情宽厚、沉毅静穆。在老师翁同龢的指点下，读了清朝开国以来的历史和列祖列宗的圣谕圣训以后，他变得更加懂事，责任感和使命感陡然而增，“自欲振励，勿用人扶”（《翁同龢日记》）。为此，他汲汲渴求新知，读书尤为刻苦。他每天黎明前即进书房读书，一年四季，光绪皇帝御笔

　　每日如一，即使下了书房后，他也是行立站卧皆诵读诗书，连慈禧也不得不承认：“皇上实在好学。”光绪十二年（1886），光绪帝一病数月，“日服药五剂，尤诵书不止”（《翁同龢日记》），身体刚刚恢复，又进书房学习。翁同龢每每忆起同治帝典学时期的顽劣与师傅们每每挥泪劝学的情形，他就为光绪帝的好学所感动，他似乎在光绪帝的身上看到了王朝未来的希望，“上（光绪帝）体犹未平，仍日日来书房，勤学如此，非人间所及”（《翁同龢日记》）。此时，诸王亲贵、枢机群臣，乃至于慈禧本人都不得不承认，无论是礼法、祖制，还是光绪帝的“学识德业”，似乎再也没有推迟归政光绪帝的理由了。

　　时间在分分秒秒地与慈禧的权力欲进行挑战！

　　二

　　早在十二年前，慈禧强立不足四岁的载湉为帝。为了笼络人心，慈禧曾经公开做出两项保证：

　　(1)待光绪帝生子即为同治帝立嗣；

　　(2)一俟皇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

　　然而，对于慈禧来说，二次垂帘的十余年如白驹过隙，兑现诺言的时刻倏忽之间临近。尽管，为同治帝立嗣的保证由于光绪帝还没有大婚，可暂且不提；然而，归政一事，即使百般不愿，可到底已是迫在眉睫。此时，她心如烛照：对于归政一事，既已“早经降旨宣示中外”，如果“旋即反复”，将“使天下后世视予为何如人也？”（《光绪朝东华录》）但是，操控皇权二十余年，她早已习惯了发号施令、驾驭臣工。可以说，慈禧为了经营与维护自己的地位和权力，费尽心机，一朝放弃，岂能甘心！因此，为继续巩固她无冕女王的地位和权威，她就不能不为归政后继续操纵朝局做好一切准备。

　　慈禧准备工作的第一项就是军机大换血！

　　军机处是一个直接关系到王朝大政方针运作的机要部门。现有的军机处所有成员进行全部撤换！

　　紫禁城军机处一般认为军机处大约组建于雍正七年（1729）。当时，正值雍正对西北准噶尔用兵，往来军报紧急频繁，必须迅速而缜密地处理。可是内阁距宫禁太远，往来不便；而且耳目又多，不利于保密。为此，雍正帝便在宫内隆宗门附近建板屋数间，称军需房，办理机密事务，后来又改名为军机房、军机处。

　　隆宗门内便是养心殿，清代自雍正帝开始，将皇帝日常办公地点从乾清宫搬到了西路的养心殿。西北用兵告毕，军机处并未裁撤，因为它已成了皇帝得力工具，职权反而大大扩充。军机处的板屋，也改成今天我们所见的砖瓦房。

　　雍正帝及其以后的历代皇帝都十分看中军机处的作用，乾隆帝称由于有了军机处“权衡悉由朕亲裁”。究其原因是军机处的特殊职能和办事方式符合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日益加强的需要。

　　军机处的特殊表现在它不是清朝法定的、独立的政府衙门，而是直属皇帝领导。它无官署（只有值班办事的地方，称“值庐”，隆宗门旁的瓦房便是）、无定员、无专官、无属吏。人员由皇帝自己从亲王、重臣中拣选，均是兼职，按资历地位分别称为军机大臣、军机大臣上行走、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等，统称“军机大臣”，俗称“大军机”。人数不定，少时三人，多时六七人，内中为首者，称为“领班”或“首枢”。起初，每日只有“领班”见皇帝。军机大臣一般是六七十岁的人，更有年过八旬的。

　　军机处办事是迅速而机密的。每天清晨都要谒见皇帝请旨，并迅速处理军国大事。军机处昼夜都有人值班恭候，以备接见，从不误事。皇帝外出巡幸、谒陵、避暑，都有军机大臣相随，因此像隆宗门旁那样的军机处值庐，别处也有。每日折奏无论是几十件或上百件，一律当天办完，从不耽搁。“密谕”的传递速度，十分可观。只要军机大臣在信封上注明，一日便可行三百里、五百里，甚至“加快六百里”，快捷程度，前代罕有。军机大臣掌握机要之事，因此皇帝接见他们时，左右太监一律退出。可是，进出门时不是要掀帘子么？这件事也只得由军机大臣中的末一位来担任，因此当时有“挑帘军机”之称。军机处的值庐是机密重地，不准闲人窥伺。内中使用的杂役人员，都是十五岁左右不识字的幼童，俗称“小么儿”。皇帝经常派人在军机处附近稽查、监视，嘉庆时还传旨：自亲王至满、汉大臣都不得到军机处与军机大臣谈说，违者严惩。军机处后院有一扇小门，也特旨堵死，大概是防止有人“走后门”吧！

　　慈禧联合奕发动政变以后，奕一直领导军机处，虽然期间经历了同治四年慈禧的打压，被革去“议政王”的王位；经历了同治十二年同治帝的肆意打压，险些革去亲王王位与一切职务。但二十余年的用人行政足以证明奕不是素餐尸位的庸碌之辈。他练达的能力、相对开阔的视野以及一定的外交能力，是慈禧执政中不可缺少的干将，无论慈禧怎样打压他的势力，领班军机的职位一直由他担任，这充分体现了奕不可或缺的才干。然而面对归政光绪帝时间的迫近，慈禧心中隐忧丛生，她决心在归政前一定将奕驱逐出权力核心！

　　慈禧这样做的目的是很明确的：

　　（1）从根本上铲除奕力量。光绪帝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归政后，自己能否依然操控自如？这是非常令慈禧担忧的。尤其令她不放心的是，奕统领的军机处是掌管军国大事运作的中心所在，如果自己撤帘归政，谙熟朝政运作的奕势必如脱缰的野马，到时自己将鞭长莫及，又如何暗操皇权？此时，对于慈禧而言，如果能够组建一个由自己的嫡系组成的军机处，就可以在军国大事的运作上贯彻自己的主意，由此就可以达到自己长久把持朝政，而根绝奕东山再起的可能。

　　（2）要切实建立自己独立操纵的军机处。更换军机、免除奕的职位，留下来的权力空缺正好可以安插慈禧认可的、即使光绪帝亲政以后也不会无视自己存在的亲信宠臣。这样，不仅可以操纵亲信挟持光绪帝继续按照自己的旨意办事，可以保证自己虽撤帘却仍在幕后，保证自己操纵朝局目的的实现。

　　决心已定，慈禧要做的就是等待时机了。

　　三

　　中法战争进行期间，慈禧找到了良机。

　　光绪九年(1883)，法国一方面不断向越南调兵遣将，并大举北进；一方面利用外交手段向清政府进行讹诈，力图用武力恫吓逼迫清政府满足它的侵略要求。面对法国所制造的西南边疆严重危机，朝野上下“战”、“和”分歧十分明显。

　　主战者以醇亲王奕、军机大臣李鸿藻以及湘系官僚左宗棠、刘坤一等为代表。他们强调抗法的必要性：就利害关系而论，中越山水相连，唇齿相依，法国侵越，“非徒并越，而特欲以越为根脚耳。粤边之煤矿，滇中之金矿，无不垂涎”（《中法战争》），所以中国断无坐视之理。

　　主和者主要是淮系官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是其代表。光绪十年正月（1884年2月）李鸿章给总理衙门的一封公函，从士气、战术、装备、训练等方面分析法军优越于清军的状况，要奕或者避战求和，或者下令前线避开阵地战，展开丛林战和游击战，方能取胜。这封公函表达了长久以来李鸿章一直主和的缘由。

　　作为当时最高权力的控制者，慈禧在对法交涉的“战”、“和”态度上游移不定，迁延不决。相当长的时间内，慈禧没有明确的态度。她把处理这一严峻局势的全权交给李鸿章，命其“相度机宜，妥为筹办”（《中法战争》）。很明显，慈禧态度的含混，表明她对中法战争存在极大的侥幸心理。而此时，身为军机领班的奕，对“战”、“和”这样关乎国家命运与未来的大问题上也不置可否，甚至动辄请假或不入朝，不和不战、麻木不仁。奕的态度，令当朝诸臣十分不解，翁同龢更是心急如焚：“如何如何，愤懑填膺也。”（《翁同龢日记》）

　　人们不禁要问：那个纵横捭阖的奕哪去了？此时的奕身心俱疲，锐气全消，孤立无援。

　　1身体欠安

　　自从咸丰十一年（1861）与慈禧联手扳倒八大臣以后，奕就入值军机处，这一做就是二十余年，内忧外患的国家政局，使得奕几乎没有片刻闲暇。光绪八年，长期的劳累奔波，日积月累，奕的身体健康状况迅速下降，经常感觉倦怠。八月以后，更是感觉身体不支，有时甚至几天不能入值军机，且经常便血，无奈请长假在家养病。十二月初一日（1883年1月9日），鉴于奕病情无法在短期内恢复，总理衙门许多事亟待处理，慈禧太后正式谕令李鸿章代理该衙门有关外交大事。次年二月（1883年3月），奕病愈，但仍精神不振。慈禧召见，见其依然难堪繁巨事务，于是又赏假一个月，让他安心调理。直至该年六月（7月），奕才重入军机。而此间正是法国不断在西南边疆挑起事端、朝野上下“战”“和”难决的时候。

　　2锐气全消

　　奕在与慈禧二十余年的合作中，对于慈禧的专断擅权、阴险毒辣的领教，早已非止一二。每一次的挫折都使他的锐气有所消磨。同治初年，奕意气风发，大有挽江山于既倒的胆识与魄力，朝野上下好评如潮，“恭王任事，委权督抚，朝政号为清明。颇采外论，擢用贤才能，待达者不为遥制”（《祺祥故事》）。然而，奕势力的异军突起，使慈禧无法容忍，于是就有了慈禧在同治四年以日讲起居注官蔡寿祺参劾为口实的全力打压，不仅削去了“议政王”的名号，而且还致使骄傲的奕经历“双膝跪地，痛哭谢罪”的蹉跎。同治十二年，又因在同治帝重修圆明园的问题上拍案而起，被同治帝削去王号，罢免本兼各职。虽经两宫太后做主，撤销了处分，仍主持军机，但鼎力任事的魄力已远不如任事之初，凡事多有回避，很少建言。

　　3孤立无援

　　光绪七年，慈安暴病身亡，两宫垂帘骤然变成慈禧独裁。虽然慈安生前，朝政的掌控也是慈禧为主，但毕竟有慈安的牵制，慈禧还有所顾忌。伴随着慈安的故去，奕势单力孤，更不敢轻易与慈禧面折廷争。

　　中法战争爆发前后，他对言战颇感犹豫，对言和又颇多顾忌。遭受多次打击和大病初愈的奕此时尽量保持少言说的态度，不断揣摩慈禧的意向。当他觉得慈禧似乎以妥协、议和为得策时，就在各军机大臣们主战的情况下，仍“不欲轻言战”（《清史稿》）。当光绪九年九月（1883年10月）底，在国内外主战的强烈呼声下，慈禧态度变得强硬起来的时候，奕也随之附和“言战”。然而，他对中法战争的犹豫不决和对慈禧的一味应付，终于引起了朝臣的不满和慈禧的愤怒。奕似乎也感觉到了慈禧的不满，为讨好慈禧，奕为半年后慈禧寿典一事煞费苦心，企图博得慈禧的好感。

　　《翁同龢日记》载：光绪十年三月初四日（1884年3月30日）“恭邸述醇邸语请旨，则十月中进献事也（为慈禧祝寿事），极琐细不得体。慈（慈禧）谕谓本不可进献，何用请旨，且边事如是，尚顾此耶。意在责备。而邸（恭王）犹刺刺不已，竟跪六刻，几不能起”。

　　此时的奕已经完全没有了昔日的果敢与睿智。

　　四

　　对于嗜权如命的慈禧而言，从肉体到心灵，每一个细胞、每一根神经，都是由权力所组成的。来自于任何一方的挑战，乃至于一丝一毫的碰撞，都会引发她的全力反击。即使是潜在的力量，她也绝不姑息。更何况奕这样举足轻重的人物，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慈禧都把他视为权力的威胁，她岂能姑息？慈禧缺少的就是借口和机会。光绪十年初，中法战争连续失败，朝野舆论哗然，慈禧找到了难得的借口。

　　年初，不断传来进入越南的两支清军连连战败的消息，一支是广西巡抚徐延旭统领的粤西防军约六千人，另一支是云南布政使唐炯统领的滇省防军约八千人。御史们开始纷纷谏言，要求追究战争责任。按律最先逃跑的前敌将领应处死，统兵大员当拿问。慈禧震怒，广西巡抚徐延旭和云南巡抚唐炯均革职拿问。任命潘鼎新为广西巡抚，张凯嵩为云南巡抚。谁来承担失败的主要罪责呢？

　　奕！慈禧不会错过这个置奕于死地的机会。

　　三月初八（4月3日），慈禧召见军机大臣，不失时机地为罢免军机大臣改组军机处制造舆论。她在分析战争责任时，大谈特谈官员因循守旧，应对不力。据《翁同龢日记》记载：“今日入对时，谕及边防不靖，疆臣因循，国用空虚，海防粉饰，不可以对祖宗。”言辞颇为严厉，所指非常明确：军机大臣不得力，不惩办无以对祖宗。

　　在慈禧的舆论导向下，日讲起居注官左庶子盛昱上《疆事败坏请将军机处交部严议》奏折，严厉弹劾张佩纶、李鸿藻，同时敦促恭亲王奕和军机大臣宝鋆等，不要蒙蔽视听，诿卸责任，而要戴罪图功。

　　张佩纶像

　　慈禧如获至宝，将折子留中不发，她要不露声色地安排一切。首先，她要把奕支开。恰好第二天，即三月初九日（4月4日）是清明节，慈禧派奕去东陵祭祀，主持慈安皇太后三周年祭典。往返东陵需要一些时间，她完全可以借此机会逐一安排。然后，频频召见亲信宠臣。随后，慈禧以祭奠九公主的名义前往九公主府并留下用膳(九公主也称寿庄公主，奕的同母妹，排行第九，一个月前逝世，当时慈禧已经赐祭过一次)，此次，她又以祭奠为借口，不露声色地制造了一次单独召见奕的机会，两人进行了秘密的商讨。十二日，慈禧在召见军机后，相继密见了孙毓汶和奕。

　　一切准备停当，慈禧发出致命一击。十三日，奕办理完祭典相关事宜后回来，本应召见，但这一天，慈禧只召见御前大臣、大学士、六部满汉尚书，军机大臣一概未得召见。就在奕和诸军机大臣耐心等待召见的时候，忽然传出太后懿旨，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大吃了一惊！这是一份革除奕及全体军机大臣的上谕，宣布将奕为首的军机处全班撤换。奕被革去一切职务，并撤去恩加双俸，令家居养疾，处罚最重。跟随奕二十多年的宝鋆也被开去一切差使，仍以原品休职；李鸿藻和景廉降两级调用；翁同龢革职留用，退出军机，仍在毓庆宫行走，继续为光绪帝授读，处罚最轻。

　　上谕加给奕等人的罪状是：“军机处实为内外用人行政之枢纽。恭亲王奕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屡经言者论列，或目为雍蔽，或劾其萎靡，或谓簠簋不饬，或谓昧于知人。”（《清代通史》）

　　同日又宣布了新军机处的人员组成：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在军机大臣行走，工部左侍郎孙毓汶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慈禧完成了军机处大换血，建立了完全听命于自己的中枢机构。这次高层人事大变动，借口之恰当、行动之迅速、更换之彻底、安排之巧妙、反响之微弱，确实出人意料。

　　光绪十年是甲申年，历史上又把这次重大的人事变动称为“甲申易枢”。

　　这次奕惨遭罢黜，反对之声寥寥无几，与同治四年那次弹劾风波引起的反响完全不同。那次慈禧在举朝的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被迫收回成命，只是削掉奕“议政王”的封号。而这一次罢免反对的呼声甚微，仅寥寥数人上疏。前后十九年，同样是罢黜奕，反差如此之大！
作者: 慈禧太后    时间: 2013-5-2 09:27

第十七讲 猬集后党
　　

　　慈禧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将奕的力量彻底铲除。至此，自“辛酉政变”以来，慈禧与奕之间二十余年的政争终告结束。可是，慈禧对于奕这致命一击，却没有再次引发朝野上下巨大反响，与同治四年慈禧打压奕时的情形迥然不同。

　　一

　　作为归政前的政治准备，慈禧通过军机大换血，顺利地解除了奕的“威胁”——这是慈禧归政心中最大的隐忧。然而，慈禧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高层进行如此彻底地置换，却没有引起统治集团的连锁反应，人们不禁要问：原因何在？

　　首先，就慈禧而言，统治之术已驾熟就轻。

　　慈禧经过二十多年垂帘生涯的经营与历练，在朝野上下盘结了自己的实力。大量事实证明，慈禧在维护与巩固个人权势时，头脑异常清醒，权术谋略过人。不仅熟谙宫廷斗争的艺术，而且政治经验也越来越丰富。此次罢黜奕，与十九年前利用蔡寿祺那漏洞百出、无凭无据的弹劾折子来打压奕，使自己陷入舆论危机的情形迥然不同。她不露声色，抓住中法战争中，清朝军队屡屡战败，徐延旭和唐炯被革职拿问后，廷臣纷纷要求追究最终责任人的这一有利的时机，归罪奕和宝鋆因循失职。与十九年前发下诏书让廷臣讨论相比，这次诏书的发布更显果断和威严。慈禧单独召见了领班军机章京，以“御前拟旨以上，朱书授之以出”的方式发下谕旨，表明这是宸断，不容妄议。因此，一切安排都显得有理、有力，朝野间难以掀起反对的舆论波澜。

　　其次，就奕而论，“不二”贤王地位已成为过去。

　　慈禧垂帘听政之初，内有太平天国运动、外有西方列强侵略不利局势，内忧外患，因而欣然采纳奕的建议，重用汉臣。对以曾国藩为首的汉族封疆大吏有求必应，全力支持，不加遥控；对列强实行“外敦信睦，隐示羁縻”的外交路线，力求中外和好，稳定对外关系。最终扑灭了太平天国运动的熊熊烈火，使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的统治得以稳定，奕也因此获得“中兴贤王”的美誉。

　　然而，在经历了慈禧同治四年的打压后，奕在慈禧的眼里，任事则“窃权乱政”，不任事则“委蛇保荣”，可谓进退两难，宏图难展。尤其是他不可替代的外交能力也逐渐被李鸿章集团所取代。奕的势力已江河日下，与同治初年那个不可替代的“贤王”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慈禧弃掉奕这颗棋子是早晚的事情，乘中法战争而采取行动只是以此为借口，而绝非有意对法主战而进行的断然措施。

　　《十叶野闻》评价道：“及中法之战，议和失策，慈禧即借是以逐恭王。”

　　取而代之的是醇亲王奕！

　　二

　　奕（右）与奕慈禧彻底罢黜奕领导的军机处，组成由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工部左侍郎孙毓汶所组成的新军机处，这一人员安排，可谓煞费苦心。她选任的标准就是要死心塌地为自己服务。慈禧的目的就是要在自己身边构建起一个势力，即使归政以后，依然可以操作自如，依然可以通过他们影响光绪帝的决策。与此同时，她特别地突出了奕在朝局中的重要地位，在公布军机处大名单的时候，慈禧还连发了另一个懿旨：“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会同醇亲王商办，俟皇帝亲政后再降懿旨。”（《翁同龢日记》）

　　在大事的处理上，军机处必须与醇亲王奕商办、裁夺，实质上就是将奕置放在军机处领班的位置上。

　　慈禧罢斥奕后，有人曾竭力为奕开脱，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日讲起居注官盛昱。当知道慈禧正是利用了自己的奏折罢免了奕以及全体军机大臣以后，他懊悔不迭。因为他知道奕的领导才能和对王朝使命感无人能替，他上书的目的无非是希望促使奕焕发朝气。而慈禧罢免奕确实与自己的初衷相去甚远。在突发事件面前，他所能做的就是连忙上书，试图补救：“恭亲王才力聪明，举朝无出其右者……国步阽危，人才难得，若廷臣中尚有胜于该二臣者，奴才断不敢妄行渎奏。……奴才前日劾章，请严责成而不敢轻言罢斥，实此之故。”（《晚清宫廷纪实》）迂腐的盛昱哪里知道，聪明如此的一个女人，怎么会不知道与自己合作二十余年的人所具有的超凡能力。即使没有盛昱的劾奏，恭亲王之获谴，也是早晚的事情。而盛昱一再强调奕“才力聪明，举朝无出其右”，只会触动慈禧更深的嫉妒，企图以此让慈禧收回成命，岂不是缘木求鱼？

　　慈禧免去奕所有职务的同时，毫不犹豫地用奕来替代奕，看重的是奕对自己的敬畏和忠诚。她就是要通过奕——当今皇帝的生父来影响即将亲政的光绪帝，时时保持对自己的一片忠诚。

　　有两件事情令慈禧深深感到奕的“忠诚”。

　　首先，奕主动提出辞掉一切官职。就在载湉被抬入宫中的第二天，醇亲王奕似乎知道慈禧心有隐忧，“明智”地向慈禧提出辞掉一切官职。《光绪朝东华录》记载他上奏说：“臣前日仰瞻遗容，五内崩裂，已觉气体难支，犹思力济艰难，尽事听命。忽蒙懿旨下降，择定嗣皇帝。仓促间昏迷罔知所措。迨舁回家内，身战心摇，如痴如梦。致触犯旧有肝疾等症，实属委顿成废，惟有哀肯太后恩施格外，洞照无遗，曲赐矜全，许乞骸骨。”

　　儿子做了皇帝以后，醇亲王奕充分意识到自己从此将无法参与中枢政务了，这不仅是因为儿子当了皇帝，上殿面君时，难以叩拜如仪，更重要的是他以后出一言、建一策，动辄就会被视为“皇父”、“太上皇”的威势。处理不当，会引起慈禧的疑心。俗话说：功高盖主。可对于他来说，势高也可盖主。怎么办？为了让慈禧放心，最好的方法就是自折锋芒。辞职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选择。

　　无论醇亲王奕是如何考虑的，他的辞职确实令慈禧盘结于心的隐忧得以舒解。由此，慈禧也颇感奕对自己无条件的服从，她特别欣慰。“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慈禧深谙此道。奕提出辞职九天以后，慈禧虽然开去了醇亲王奕所管的各项差使，但却特别给予他两项特权，以示奖赏：

　　（1）“嗣后恭遇皇帝升殿及皇帝万寿，均拟请毋庸随班行礼”。

　　（2）赏给“亲王世袭罔替，用示优异”。

　　其次，奕十分配合慈禧对小载湉实施的一切教育手段。慈禧为了使入宫以后的小载湉忘掉原来生活的一切、完全服从自己的意旨，确立了“断亲情”、“立威严”和“传孝道”的教育模式。不管慈禧对小载湉的教育有多么不近人情，奕总是十分理解、百般配合，这令慈禧颇为欣慰。

　　翁同龢在日记中记载了小载湉不适应慈禧的教育方式，对于刚刚开始的学习生活有非常大的抵触情绪，或是静坐不理，或是嬉戏啼哭，即使翁同龢使出浑身解数，也“无知如何”。对此，慈禧的方法就是严厉的惩戒：责骂的同时辅之以不许多吃。为了能让小载湉的学习进行下去，翁同龢不得不求助于奕。奕一到书房，小载湉就非常高兴，人也变得配合多了。但几次以后，奕便不再来了。虽然翁同龢不断邀请，他也借故推辞。今天，我们颇能理解奕的无奈和苦衷。儿子思家、思亲人的孤独与痛苦，他非常清楚，在这难以割断的父子亲情面前，他又何尝不惦念自己孤苦无依的儿子。但现实是残酷的，他不得不面对慈禧一言大于天的事实，儿子被选择为皇帝，这是自己无法改变的事实，对于儿子今后的一切事情，他已没有任何决定的权力，关心一时不能关心一世，况且过于频繁的往来也会引起慈禧的不满。所以，奕索性不管不问，听凭命运的安排。慈禧知道以后，为奕对自己心怀敬畏而非常满意。

　　所以，慈禧在这个时候倚重醇亲王奕，她并不担心醇亲王奕与光绪帝联手与自己作对，因为醇亲王奕对自己服从有加。

　　对于嗜权如命的慈禧而言，她不是不知道奕的功劳和能力，可是在归政之前的特别时期里，她首先考虑的不是什么枢臣治国之才能，而是枢臣对自己绝对的忠心和服从。此刻，慈禧全然不顾奕是光绪帝的生父，理应回避，她要的就是奕对自己十几年如一日的效忠尽力，有此就足够了。至于易换中枢是否会带来不利的政治影响，也就只能让位于她对于权力的追逐和安排了。

　　奕则以进一步的行动表达了自己对慈禧不二的忠心。

　　三

　　那就是曲意逢迎。

　　有一件事特别能说明奕对慈禧竭力维护和曲意逢迎的事实，那就是奕积极建议重修颐和园。

　　颐和园原名清漪园，位于圆明园之西，是乾隆帝为他的母亲钮祜禄氏的六十大寿而建的一片皇家园林，历时十五年，耗银四百五十万两。然而，咸丰十一年（1861）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纵火焚烧圆明园的同时，又派一队人马冲入颐和园，不仅将园中数万件珍贵的陈设抢劫一空，而且还将万寿山的“大报恩延寿寺”、“田字殿”、“九百罗汉堂”以及后山的苏州街的建筑焚烧殆尽，连万寿山顶的“智慧海”也未能幸免劫难。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间，这座皇家园林已成杂草丛生、野狐出没的废园。时人王闿运曾经在诗中描写了被侵略者洗劫一空后园中满目疮痍的悲凉景象：

　　玉泉悲咽昆明塞，唯有铜犀守荆棘。

　　青芝岫里狐夜啼，绣漪桥下鱼空泣。

　　慈禧一直为自己归政以后的生活进行着精心的设计，经过同治十二年重修圆明园的风波以后，慈禧知道在现实条件下再次重修圆明园的计划只能停留在想象阶段，那么自己将在哪里颐养天年？

　　最先为慈禧考虑并提出重修清漪园的不是慈禧本人，恰恰是当年与奕一起坚决反对修圆明园的奕。没有史料直接证明这位当朝皇上的生父为什么会突然转变态度而第一个出来建议重修清漪园，分析其原因，充其量也不过是为自己的儿子打点将来吧。奕知道慈禧早晚是要归政的，而且他还非常了解慈禧深好炫耀游逸。因此，不如投其所好，借此表示对这位操纵自己儿子、自己及其全家人命运的“皇嫂”一片忠心。

　　可是，奕清楚国家财政捉襟见肘，加强海防、筹建海军尚且需要寅吃卯粮，又能以什么样的理由和借口提出重修清漪园并筹措资金呢？

　　光绪十一年九月（1885年10月），清政府成立了海军衙门，慈禧任命奕担任总理海军事务大臣。这就为奕贡献自己的赤诚提供了理由和施展的机会。

　　首先，奕为重修清漪园找到了理由。光绪十二年八月十七日（1886年9月14日），奕呈上了《奏请复昆明湖水操旧制折》，“查健锐营、外火器营本有昆明湖水操之例，后经裁撤。相应请旨仍复旧制，改隶神机营、海军衙门会同办理”（《清末海军史料》）。既然，建议恢复在昆明湖进行水操的惯例，那么重修一下沿湖的建筑设施亦在情理之中，于是他继续奏请：“因见沿湖（昆明湖）一带殿宇亭台半就颓圮，若不稍加修葺，诚恐恭备阅操时难昭敬谨，……拟将万寿山暨广润灵雨祠旧有殿宇台榭并沿湖各桥座、牌楼酌加保护修补，以供临幸。”（《内务府档案》）

　　颐和园石舫旧影这种瞒天过海的做法，奕也深知不堪一击，在几天后与庆亲王奕劻谈论时局时，他道出了自己的无奈与苦衷。在《翁同龢日记》中，翁同龢记载了奕的真实想法：奕通过庆亲王奕劻“转告吾辈，当谅其苦衷，益以昆明易勃（渤）海，万寿山换滦阳也”（渤海指北洋海军，滦阳指承德避暑山庄）。也就是说，表面上是为了加强水军，恢复在昆明湖操练水军旧制，实际上借此名义重修清漪园作为慈禧颐养天年的游憩场所。奕无奈地道出了他建议修清漪园的苦衷，且理由又冠冕堂皇，自然就没有人戳穿他的戏法。于是，重修清漪园的计划得以实施。

　　其次，为重修清漪园筹措到了经费。同治十二年重修圆明园计划一经颁布，几乎遭到了举朝反对，根本原因是朝廷财政困窘，无以应付如此庞大的工程。可现如今，财政非但没有任何好转，反而雪上加霜，朝廷的财政可谓国敝民贫。主要表现为：中法战争刚刚结束，而边疆危机却日益加深，朝廷无一日不用钱；国内自然灾害连年不断，危害甚重，其中危害最为严重的是黄河年年决口——光绪十一年七月（1885年8月），黄河在长清决口，河北、河南均遭水灾；光绪十二年，黄河于河南决口，又泛滥成灾。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们，性命尚且难保，更何谈上缴租赋！时人对朝廷的财政状况有过一针见血的描写：“自军兴以来，财用匮乏，加以水旱频仍，供亿繁费。会计之臣，东罗西掘，或害重而利微，或损多而益少。征税银不遗尺帛，于币项无补丝毫。海内虚耗，百姓困苦，盖未有如今日者也。”（《光绪朝东华录》）

　　财政如此拮据艰窘，上哪里去筹措经费呢？同治十二年，同治帝为修圆明园，让官员捐修，而直到同治十三年四月二日，即修园上谕发布半年之后，总捐款数还不足三十万两，可谓杯水车薪！重修清漪园如果重蹈官员捐修的覆辙，其结果只能是失败。慈禧深明此理。

　　然而，强盗自有强盗的逻辑。总理海军事务大臣奕终为慈禧重修清漪园找到了款项。既然，昆明湖操练水军的旧制的恢复是为了加强海防，那么重修清漪园也自然是加强海防的必要组成部分，经费也自然应该在海军建设经费中挪用，这种瞒天过海的专款挪用方式成就了慈禧的梦想，可留给我们的却是民族的耻辱和遗憾！

　　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1887年1月6日），“醇亲王奕与李鸿章商筹南海工程费，拟以创建京师水操学堂为名，借洋款八十万两”（《北京历史纪年》）。同时，排云殿业已开工，四十四天后，“水操内学堂”于昆明湖畔开学。就这样，这项花费巨大的工程便在心照不宣的前提下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大量海军建设经费通过总办大臣奕之手源源不断地移到“清漪园工程”上来。

　　据研究，奕所挪用的海军军费大致有：海军军费的息银、海防捐银、海军衙门“闲款”和海军军费正款等数项，颐和园重修工程仅挪用海军军费就高达数百万两（《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

　　据研究，北洋海军的七艘主力舰，定远、镇远、济远、来远、致远、靖远、经远的购置费为七百七十八万两。而在奕统领海军衙门的九年中，没有购置过一艘新舰（《慈禧大传》）。

　　慈禧、奕等人为满足自己私利，置海军建设于不顾，为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埋下了祸根。固然，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但仅仅在挪用海军军费这一项上，他们就难逃其咎。

　　慈禧在归政光绪之前，不遗余力地笼络自己的朝中势力，逐渐构建起后党作为自己的力量，这就使得王朝政治更加黑暗。
作者: 慈禧太后    时间: 2013-5-2 09:27

第十八讲 曲折亲政
　　

　　同治十年，同治帝十三岁，慈禧以其“典学未成”为由，迟迟不肯归政；光绪十二年，光绪帝十三岁，慈禧又将以怎样的借口与形式阻挠光绪帝的亲政呢？

　　一

　　中法战争后的光绪十二年（1886），光绪帝已经十六岁。屡经蹉跎的他，不仅学已有成，而且在“批阅奏章，论断古今，剖决是非”（《光绪朝东华录》）等方面，也具备了一定的能力。时间在一天天地无情流逝着，可光绪帝的亲政与慈禧的归政却不见任何动静。养心殿里，每日无论是召见还是引见，光绪帝依然如泥塑的菩萨一样端坐在前，而慈禧依旧神采奕奕地垂帘于后，听政问政，发号施令。即使光绪帝偶尔对国家军国大事发表意见，也很难引起群臣的注意和重视。此时慈禧的威严仍像一道无形的枷锁，成长中的皇帝无论在治国的韬略上，还是在个人的心智上，都无法自由地发挥。慈禧正以她对权力极度的贪婪欲望，分分秒秒地挑战光绪帝渴望亲政的耐心。朝臣们无法预知这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老佛爷”还会有怎样的表演。光绪十二年六月十日（1886年7月11日），慈禧与光绪帝召见醇亲王奕等人，并发出一道懿旨：

　　“前因皇帝冲龄践阼，一切用人行政，王大臣等不能无所秉承，因准廷臣之请，垂帘听政。并谕自皇帝典学有成，即行亲政。十余年来，皇帝孜孜念典，德业日新，近来批阅奏章，论断古今，剖决是非，权衡允当。本日召见醇亲王及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等，谕以自本年冬至大祀圜丘为始，皇帝亲诣行礼。并著钦天监选择吉日，于明年举行亲政大典。”（《光绪朝东华录》）

　　在这份懿旨中，慈禧表达了三个观点：一是自己有言在先，待“皇帝典学有成，即行亲政”；二是皇帝现在典学有成，表现在“近来批阅奏章，论断古今，剖决是非，权衡允当”，已具备了亲政的条件，我应该践约了；三是确立了皇帝亲政的时间，从今年“冬至大祀圜丘为始，皇帝亲诣行礼”，明年即行亲政。

　　懿旨中前两个含义我们已经十分明白，但第三个含义或许就有些疑惑，为什么要把光绪帝的亲政放在冬至皇帝祭天这天作为开始？莫非冬至对于一国之君而言，还有什么特殊的标志性的意义吗？

　　《皇朝礼器图》中的天坛祭器“苍璧”古代帝王亲自参加的最重要的祭祀有三项：天地、社稷、宗庙。主要指的就是祭天地、祭社稷（社是指土地，稷是指五谷）、祭祖先；除此而外。还有其他一些祭祀活动。但在所有的祭祀活动中，最隆重莫过于祭天，表示“受命于天”的含义。帝王之术，惟在“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乃至理之言。上下五千年，历代帝王深谙此道。但在万千人中，何以自己偏是帝王之“种”？锦绣河山，何以能摄入自家囊中？必须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否则，这天下坐不得，性命也保不住，何谈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这等大事，马虎不得！可是，怎样的理由才能使芸芸众生坚信不移？于是，帝王们终于在虚无的“天意”里寻得了正名的依据。所谓“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成了帝王们神圣的政治谛理。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对“王”字是这样诠注的：“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实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孰能当？天子也。这天子上可通天、下则润物、中以治人，三位一体，以一代之。所以，就有了“奉天承运”的政由天启；就有了囊括四海、鞭笞六合的不世之伟烈；就有了“以民随君，以君随天”的君权天授的神圣。

　　那么，既然君权天授，皇帝祭天，以示敬意，实属正常。可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偏偏要选中冬至这一天祭天来完成亲政的大业呢？

　　从自然现象来看，冬至不过是北半球全年中白天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过了冬至，白天就会一天天变长。可古人对冬至的说法，却有着一些人文的含义：阴极之至，阳气始生，日南至，日短之至，日影长之至，故曰“冬至”。《汉书》中说：“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人们认为：过了冬至，白昼一天比一天长，阳气回升，是一个节气循环的开始，也是一个吉日，应该庆贺。《晋书》上记载有“魏晋冬至日受万国及百僚称贺……其仪亚于正旦”，说明古代对冬至日的重视。《周礼·大司乐》云：“冬至日祀天于地上之圜丘”，规定了祭天的地点。因此，冬至日祭天是祭祀中的大礼，选择这一天作为光绪帝亲政的开始有着极大的象征意义。

　　问题是慈禧归政的诚意到底有几分？

　　二

　　慈禧太后像慈禧的懿旨一经颁布，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满朝文武纷纷猜测，这真的是“老佛爷”的本意吗？醇亲王奕更是心事重重。那么，慈禧的本意究竟是什么呢？

　　慈禧此时归政的真正用意，历史没有明确记载。但今天回顾这段历史，验之于慈禧一生的所作所为，我们似乎可以对其真正用意做一个符合人性的推断：她并不情愿归政，但形格势禁，她又不得不做出归政的姿态来。

　　就慈禧个人而言，放弃权力就等于放弃生命。

　　慈禧是一个嗜权如命的女人，无论是在热河与八大臣进行殊死的斗争，还是屡次打压奕，还是立不到四岁的载湉继皇帝位等行为背后，自始至终无不贯穿着她对权力的追逐，她的生命是由权力铸成的，即使是对别人小到蚊虫叮咬般的分享权力的企图，她也会集聚所有的力量拼死反击，以维护自己权力的完整并证明权力的强大。光绪十二年，慈禧已掌握大清朝政二十五年，可这一年她还不足五十二岁。三十多年血雨腥风的宫廷斗争，慈禧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与游刃有余的驾驭能力；充沛的精力和过剩的生命力，使得正处于壮年的慈禧能够从容应付繁重的朝政而没有丝毫的倦怠和不适。她怎能甘愿放弃手中的权力，将其拱手让给“乳臭未干”的光绪帝。

　　然而，严峻的客观形势迫使她不得不摆出一副归政的姿态来。

　　已经成年的光绪帝，是慈禧无法回避的事实。第一，按照清朝祖制，光绪帝早已过了亲政的年龄；第二，光绪帝典学勤勉，成绩显著；第三，慈禧原本就有承诺：俟皇帝典学有成即刻归政。如果她继续把持权力，无视光绪帝的存在，于情于理都无法交代，势必陷入被动而不能自拔，这不是慈禧处世的原则和做事的方式。

　　可是，也存在这种可能：一旦慈禧发布归政的懿旨，众臣都同意，公然表示“皇太后圣明”，她将怎样应对？毫无疑问，慈禧一定预料到有这种可能。但三十余年的宫中历练，慈禧早已成为谙熟政治权术的老手，对于审时度势、欲擒故纵的政治谋略，她自然是驾轻就熟。慈禧已经更换了枢臣，她十分清楚，论治国的韬略与才干他们远逊于上届军机大臣们，然而论对自己的忠诚，她却深信不移。在国家与自己的利益之间，慈禧选择了牺牲国家的利益来满足一己之私欲。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正是自己需要他们发挥作用的时候。在这盘政治赌局中，她坚信：在她与光绪帝的政治天平上，这些亲信枢臣们一定会将政治的砝码加在自己的一边。所以，在摆出归政姿态的同时，她有控制局面发展的把握。

　　三

　　不出所料，懿旨发布的第三天，也就是六月十三日，请求皇太后收回成命的折子纷纷呈到了慈禧的手里，主旨只有一个，那就是希望皇太后继续掌权。其中，以军机处领班大臣礼王世铎为首的诸臣工奏折和醇亲王奕的奏折颇具代表性。

　　礼王世铎折中主张：伏请皇太后“训政数年，于明年皇上亲政后，仍每日召见臣工，披览奏章，俾皇上随时随事亲承指示”（《光绪朝东华录》）。皇帝虽然亲政了，但皇太后也要依然每日进行召见，继续批阅奏章，皇上无论有大事、小事都要随时请示。毫无疑问，这种主张就是要慈禧归政不归权，光绪帝即使亲政也不过是一个傀儡罢了。

　　醇亲王奕的折请就更加过分了，用翁同龢的评价来解释就是：“含意深远！”（《翁同龢日记》）“王大臣审时度势，合词吁恳皇太后训政。敬请体念时艰，俯允所请，俾皇帝有所禀承。日就月将，见闻密迩，俟及二旬，再议亲理庶务。……臣愚以为归政以后，必须永照现在规制，一切事件，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光绪朝东华录》）。按照醇亲王奕的主张，连皇帝现在亲政都不合适，即使要亲政也要等到二十岁，亲政后皇帝也务必按照现在的规制，每日请示，再做决断。

　　醇亲王奕如果说礼王世铎的主张代表了慈禧的亲信大臣们对慈禧的忠心的话，醇亲王奕就近乎于虚伪了，如此表白肯定不是奕的心里话。慈禧归政，对奕来说是一件高兴的事情，应该说他早就盼着自己的儿子能够亲政了。然而，他心里非常清楚：十二年前，慈禧之所以选择了自己的儿子继承皇位，无非是为了满足她继续控制权力的欲望。现在慈禧提出归政，只不过是掩人视听，做做样子，她绝不会轻易交出政权。为表忠心，也为避嫌疑，奕必须要向慈禧与众人传达一个信息：我永远不会以皇帝生父自居；我永远没有任何非分的妄想。

　　在这场政治赌局的轮盘中，每一个人都在固守自己利益的前提下掷下了自己的政治砝码。

　　对这样的结果，慈禧自是欣喜不已：事态正按照自己预定的轨道向前进展。就这样，一向独断专行的慈禧，此时却从谏如流，痛快地接受了醇亲王奕——皇帝生父的建议：即使确定了皇帝亲政，也要以皇太后绝对的权威为永远不变的原则。在这场政治游戏中，慈禧成为最大的赢家：既躲开自己迟迟不归政的舆论责难，又可以名正言顺地继续保持至高无上的尊严。大臣们再次进言以后，慈禧正式发布懿旨：“皇帝初亲大政，决疑定策，实不能不遇事提撕，期臻周妥。既据该王大臣等再三沥恳，何敢固守一己守经之义，致违天下公论之公也。勉允所请，于皇帝亲政后再行训政数年。”（《光绪朝东华录》）

　　就这样，慈禧以臣下屡次恳请作为前提，将训政的提议确定下来，此一结果虽然是慈禧的预设，但却落得个“不得已而为”的美名。我们不得不慨叹：慈禧将群臣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手段已近乎出神入化！

　　四

　　光绪皇帝朝服像为了使训政制度化，慈禧责成礼王世铎起草《训政细则》，经过一番筹划，终于在十月二十六日出笼。在这个《细则》中，除了祭祀、问安等礼仪依然按照垂帘听政的旧制实行，在施政上做了如下规定：

　　一、凡召见引见，皇太后升座训政，拟照礼臣会议，暂设纱屏为障；

　　一、中外臣工呈递皇太后、皇上安折，应请恭照现式预备，奏折亦恭照现式书写；

　　一、乡会试及各项考试题目向例恭候钦命者，拟请循照旧制，臣等进书恭候慈览，择定篇页，请皇上钦定题目，仍进呈慈览发下，毋庸奏请派员拟题……

　　一、内外臣工折奏应行批示者，拟照旧制均请朱笔批示，恭呈慈览发下……

　　我们清楚地看到，根据这个细则，光绪帝没有任何可以自行决定和独立施政的空间，他完全被置于慈禧的控制之下。

　　“恭候慈览”、“恭呈慈览发下”是这一训政体系的最实质的表现：(1)用人权由慈禧裁夺；

　　(2)处理日常事务必须考虑慈禧的意见；

　　(3)召见引见臣工依原仪；

　　(4)披览奏章只有经慈禧阅览后才能下发。

　　显而易见，由垂帘听政到训政，慈禧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名称罢了，而操控皇权的实质不仅没有任何改变，反而更加名正言顺。

　　首先，慈禧可以充分利用训政统治模式来搪塞视听、平息舆论。她可以向天下堂而皇之的表白：我已经归政光绪帝了，至于我继续为王朝操劳，那是群臣的恳请，不是我的本意。

　　其次，慈禧在制度上为自己确立了主宰的地位。

　　有了《训政细则》作为保障，慈禧可以放心大胆地为光绪帝举行亲政大典了。

　　光绪十三年的正月十五日（1887年2月7日），是大臣们按照慈禧的授意为光绪帝的亲政所择的大吉之日。虽然，光绪帝的亲政不过是一场掩人耳目的骗局，但这个仪式毕竟还在向世人昭示光绪帝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不仅存在，还在日益成长。

　　上午九点，十六岁的光绪帝头戴金冠，身着大黄龙袍，精神焕发地在太和殿接受百官的朝贺，并颁诏天下。
作者: 慈禧太后    时间: 2013-5-2 09:27

第十九讲 光绪大婚
　　

　　慈禧“归政”光绪帝了，履行了十二年前的诺言。然而，她却通过《训政细则》，使自己获得了在幕后操纵皇权、事事“提撕”的制度保障。但是，对于慈禧而言还有一件事情已经到了无法继续拖延的地步，那就是光绪帝的大婚。

　　一

　　光绪十四年（1888），光绪帝十八岁，对于入关后的清朝皇帝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晚婚的年龄。慈禧迟迟不给光绪帝举行大婚，其目的就是要在权力的巅峰多恋栈一些时日。因为皇帝只要大婚，就应该亲政，况且民间也有“成家立业”之说。然而，慈禧蒙蔽视听的举措或许连她自己都知道漏洞百出、难以服众。人们不禁要问：慈禧究竟要在何时给光绪帝择后选妃呢？

　　光绪十四年六月十九日（1888年7月27日），慈禧终于颁发了给光绪帝举行大婚及亲政的懿旨：

　　“前因皇帝甫经亲政，决疑定策，不能不遇事提撕，勉允臣工之请训政数年。两年以来，皇帝几余典学，益臻精进，于军国大小事务，均能随时剖决，措置合宜，深宫甚为欣慰。明年正月，大婚礼成，应即亲裁大政，以慰天下臣民之望。”（《德宗实录》）

　　这一懿旨昭示世人：慈禧终于允许光绪帝大婚了！

　　没有更翔实的资料来记述慈禧此时的真实想法，但是可以想见慈禧一定是万般无奈。对于慈禧来说，两年前，也就是光绪十二年，在所谓的光绪帝亲政以后，她获得了“训政数年”的机会，实质上就是慈禧继续临朝称制。可是光绪帝日渐长大的年龄并没有给慈禧提供充分的训政时间，因为光绪帝的“晚婚”已经成为慈禧不容回避的事实。虽然，没有关于光绪帝晚婚因而招来朝臣们颇多议论的记载，但是对于这件事情朝臣以及后宫中不会没有看法和议论。光绪帝的婚姻大事已经到了无法继续拖延的境地。

　　这个令人期待已久的懿旨颁发后，朝廷上下颇为震动，反应最强烈最直接的人就莫过于光绪帝本人。在懿旨颁发的当天，光绪帝不再客气，亦不再推辞，顺水推舟地发下了一道上谕：

　　“兹奉懿旨于明年二月归政，朕仰体慈躬敬慎谦抑之本怀，并敬念三十年来，圣母为天下忧劳况瘁，几无晷刻可以稍资休息，抚衷循省，感悚交深。兹复特沛恩纶，重申前命，朕敢不祗遵慈训，于一切机务，兢兢业业，尽心经理，以冀仰酬我圣母抚育教诲有加无已之深恩。……所有归政届期一切典礼事宜，著各该衙门敬谨酬议具奏。”（《德宗实录》）

　　从上谕中，我们可以看到光绪帝当时的心情：

　　首先是按捺不住的喜悦之情。

　　如果说当四岁不到的载湉被慈禧选定为皇位继承人时他还不知皇帝是权力的主宰的话，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教育程度的加深，光绪帝已经逐渐意识到自己仅有皇位而没有皇权的尴尬，他努力地学习，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早日胜任皇权。然而，慈禧在归政问题上的反复，确实令光绪帝的亲政之路曲折而漫长。光绪十二年，慈禧在归政问题上大做文章时，确实使光绪帝大为失望，为此他在书房读书时心情特别沮丧。老师翁同龢曾“力陈时事艰难，总以精神气力为主，反复数百语，至于流涕，上颇为之动也。”（《翁同龢日记》）

　　所以，漫长等待后的那份喜悦之情自不待言。

　　其次是跃跃欲试的激动之心。

　　慈禧懿旨光绪帝大婚，那就意味着亲爸爸的“归政”和自己“乾纲独断”的梦想，十四年的控制和束缚一朝解脱，亲裁大政的夙愿即将实现。因此，光绪帝在随后的上谕中，虽然没有也不敢流露出对慈禧在“归政”问题上的反复的不满情绪，却也在字里行间表达了希望慈禧可以休息、自己完全能够“尽心经理”朝政的心情。

　　二

　　慈禧的懿旨一经发下，相关部门即开始忙碌。

　　顺治朝开始，皇帝的后妃主要从来自八旗十三岁至十七岁的秀女中选择。慈禧决定为光绪帝准备大婚后，选秀工作便紧锣密鼓地开始了。经过反复筛选，至九月二十八日（11月1日）五人“入围”：慈禧的内侄女、其弟桂祥之女；江西巡抚德馨的一双女儿；侍郎长叙的一对千金。

　　光绪皇后叶赫那拉氏朝服像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记载了一段宫中太监的回忆：

　　“西后为德宗选后，在体和殿，召备选之各大臣小女进内，依次排立，与选者五人，首列那拉氏，副都统桂祥女，慈禧之侄女也（即隆裕皇后）。次为江西巡抚德馨之二女，末列为礼部左侍郎长叙之二女（即珍妃姊妹）。当时太后上坐，德宗侍立，荣寿固伦公主（荣寿固伦公主，1854—1924，恭亲王长女。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两宫皇太后宣布将恭亲王长女抚养于宫中，晋为固伦公主）及福晋命妇立于座后。前设小长桌一，上置镶玉如意一柄，红绣花荷包二对，为定选证物（清例，选后中者，以如意予之。选妃中者，以荷包予之）。西后手指诸女语德宗曰：‘皇帝，谁堪中选，汝自裁之，合意者即授以如意可也。’言时，即将如意授与德宗。德宗对曰：‘此大事当由皇爸爸主之（据宫监谓，当时称谓如此）。子臣不能自主。’太后坚令其自选，德宗乃持如意趋德馨女前，方欲授之，太后大声曰：‘皇帝’，并以口暗示其首列者（即慈禧侄女），德宗愕然，既乃悟其意，不得已乃将如意授其侄女焉。太后以德宗意在德氏女，即选入妃嫔，亦必有夺宠之忧，遂不容其续选，匆匆命公主各授荷包一对与末列二女，此珍妃姊妹之所以获选也。”

　　这是一段后人转引十分频繁的史料，细节的真实性还有待考证，但在十月初五日，伴随着两道懿旨同时发下，皇后的人选终于公诸于世：

　　“兹选得副都统桂祥之女叶赫那拉氏，端庄贤淑，着立为皇后。特谕。”

　　“原任侍郎长叙之十五岁女他他拉氏，着封为瑾嫔；原任侍郎长叙之十三岁女他他拉氏，著封为珍嫔”（《光绪朝东华录》）。

　　在以上两道懿旨中，我们不难发现以下二个问题：

　　(1)皇后是慈禧的内侄女；

　　(2)懿旨中只有长叙女儿的年龄，而没有桂祥之女的年龄。

　　到底是有意还是无意？

　　要想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我们不妨查一下史料。

　　从现存的照片中，我们找到了慈禧侄女也就是后来光绪帝皇后的照片，如果用相貌平平来形容，应该是恰如其分的。仅从外貌来看，与面如冠玉、眉清目秀、体态适中、举止雍容的光绪帝相比，实在无法相匹。

　　验之于年龄，我们又有了更大的发现，这位被选为光绪帝皇后的慈禧的侄女出生于同治七年正月初十日（1868年2月3日），至光绪十四年选秀时她已经二十二岁，比光绪帝长三岁。帝、后的年龄相差如此之大，在清朝的历史上是罕见的。仅凭二十二岁的年龄参加选秀，也属于超龄。按照清朝选秀的惯例，秀女的年龄应在十三岁至十七岁，虽然乾隆年间为了强化皇室选秀制度的优先性，规定没有参加选秀的八旗女子即使年龄至二十岁，亦不许擅自出嫁。但嗣后被选为后、妃的秀女也鲜有超过二十岁的。

　　慈禧就是选秀入宫的，而且慈禧又贵为皇太后，对于选秀的祖制，她是烂熟于胸。由此判断，慈禧将自己的侄女选为皇后，并在懿旨中忽略年龄应是有意而为。

　　慈禧强行将侄女指派给光绪帝做皇后的一个最为真实的目的是为了在皇族中加强叶赫那拉氏的血缘。因为光绪帝的后代是要给自己与咸丰帝的儿子同治帝承祧的，光绪帝虽然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却是自己的妹妹和咸丰帝的弟弟的儿子，而皇后又是自己弟弟的女儿，一旦帝、后育有皇子，不仅拥有一半以上的叶赫那拉家族的血缘，而且还是当然的皇位继承人，可以弥补同治帝没有后代的遗憾。还有一个考虑就是安插心腹。归政光绪帝是迟早的事情。嗜权如命的慈禧，是断然不肯彻底归政的，为了能够暗中操纵皇权，慈禧只有选择自己的侄女去影响光绪帝。正如《慈禧外纪》所分析的那样：“太后以己之侄女，选为皇后，亦具有深意。前此为同治帝选择有勇有德之阿鲁特皇后，其后常与太后反对，至其死而后已。太后惩于前事，故此次为光绪帝选后，其意重在为己心腹，以监察皇帝之行为，而报告之。”

　　慈禧主导了光绪帝的大婚，在光绪帝并非所愿的前提下，为皇帝选后择妃。大清王朝在同治帝举行大婚的十五年后，又将再一次举行皇帝的大婚庆典。

　　三

　　光绪帝的大婚庆典定于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1889年2月26日）。正当后宫上下为皇帝的大婚忙碌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1889年1月16日）深夜，这是一个雪花纷飞数九寒冬之夜，紫禁城突起大火，烧毁了太和殿前的太和门。

　　故宫里的所谓“门”其实也都是庞大的建筑。太和门是从午门进入紫禁城之后通往朝堂三大殿和后宫的极其堂皇的“朝门”，跨度九间，高度六丈五尺二寸（约合22米），虽是平房却相当于六七层楼那么高。左右陪衬的贞度门和昭德门也都高达四丈四尺五寸（约合15米），相当于四五层楼的高度。门内东西庑各三十二楹，廊庑相接。起火地点是西边的茶库，结果火借风势，火焰很快冲出了茶库的房顶，眼看着飞上了太和门的门檐。紫禁城里所有的建筑，可以说都是用上好的木料堆砌起来的，而且都历经多年极端干燥。一点小小的火星迸上去，眨眼之间就变成熊熊大火。也就是转眼之间，太和门门檐上的火苗已经变成腾腾烈焰。火势发展之迅速实在惊人，顷刻之间，它又越过了太和门，继续向东进发。大火很快就烧毁了武备院的毡库、甲库和鞍库等多间宫室，再向东进，就烧到了昭德门。尽管九城水龙奋力扑救，仍无以为计，眼看着一座恢弘建筑化为一片灰烬。亲临火灾现场的翁同龢慨叹道：

　　“此灾奇也，惊心动魄，奈何奈何！”（《翁同龢日记》）

　　面对紫禁城中的熊熊大火，慈禧心神不宁、寝食难安。

　　首先，她担心火灾过后无以为家。慈禧清楚，火起地点虽然是太和门，距朝堂三大殿和后宫还有一段距离，但水火无情，尤其是紫禁城建筑多为木料，一旦遭遇火灾，火势难以控制。

　　其次，她担心大火过后舆论难平。中外臣工会以“天怒人怨”之词来品评自己的执政。

　　此时她必须先发制人。在满朝文武还沉浸在大火过后的惊叹气氛中时，慈禧对于火灾的处理意见已经下发：

　　第一，以光绪帝的名义发下谕旨，惩罚与奖励并行。对点灯入睡引起火灾的直接责任者处以死刑。负有管理责任的总管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前锋统领等，也分别受到了降级、罚俸的处分。奖励救火有功的人员，由户部拿出一万四千余两白银作为赏资。

　　第二，暂停颐和园重修工程。在如此突变的面前，慈禧知道自己必须做出一种“夤畏天威，益加修省”的姿态，以蒙蔽视听。于是，慈禧颁下颐和园工程部分暂停的懿旨：

　　“本月十六日贞度门不戒于火，固属典守不慎，而遇灾知儆，修省宜先，所有颐和园工程，除佛宇暨正路殿座外，其余工作一律停止，以昭节俭而迓庥和。”（《光绪朝东华录》）

　　第三，大肆奖赏，笼络人心。大火过后，慈禧为了稳定人心，三天之内，连下懿旨，对朝廷文武百官、封疆大吏以及皇亲国戚大加封赏，即使驻京的外国使臣，她也不忘“设宴款待”（《光绪朝东华录》）。

　　太和门大火的不良后果，在慈禧的搪塞中，没有掀起大的波澜。然而，后宫中为光绪帝筹办大婚的喜庆气氛已被这场天灾人祸笼罩上一层晦气，大婚庆典还能如期进行吗？

　　四

　　大火过后，太和门化为废墟，有一件事情令慈禧颇费斟酌：

　　按照大清的祖制，皇帝大婚时，皇后必定要坐轿从紫禁城的正门——午门被抬入皇宫。在进入第一道“朝门”午门之后，还必须再走进第二道朝门——太和门，然后才向北进入内宫。然而现在太和门被烧毁了，皇后没有第二道朝门可进，无疑是大不吉利。

　　光绪皇帝大婚时用过的喜轿

　　可是，重修太和门需要很长时间，而光绪皇帝的婚期已定，不可随便更改，并且清朝历史上也没有更改大婚日期的先例，如若更改，必然是大不吉利。

　　这可真是进退两难。

　　慈禧断然做出决定：婚礼如期举行，并且皇后必须经过太和门再入后宫。那么如何解决皇后入二道朝门的问题呢？在短时期内恢复昔日太和门的壮丽，即使鬼斧神工也不可能啊。慈禧再次做出令所有人意外的决定：她居然责令扎彩工匠日夜赶工，在火场搭盖太和门彩棚！

　　搭彩棚可不是一件小事。何况皇宫之内哪有小事！动工就是大事！更何况是为了皇上的大婚而动工！更何况这是慈禧的懿旨！

　　内务府迅速找来了宫内外大批搭棚、裱糊、扎彩的工匠，木钉纸糊，倒也搭起一座足可以假乱真的太和门：不仅高度和宽窄分毫不差，而且兽头、雕饰、瓦沟等都酷似真物，竟然使长期在内廷行走的人，一下子也难辨真伪。

　　正月二十六日，是奉迎皇后的吉日。午正三刻，光绪帝头戴珠冠身着龙袍，升坐太和殿，文武百官三跪九叩，礼部官员宣读册封皇后的诏书。奉迎正使和副使待光绪帝回宫之后，率领着奉迎大臣们前往后邸迎接皇后入宫。与此同时，瑾、珍两嫔也由神武门被迎入后宫。

　　慈禧终于由她的侄女完成了一个自己无法完成的心愿，那就是将叶赫那拉氏家族的女人由大清门经由午门、太和门被抬入皇宫。这一切似乎喜气洋洋，歌舞升平。然而，大清王朝就如同这纸扎的太和门一样，看上去威严、气派、恢弘，内里却是朽木、烂纸。光绪帝的大婚庆典在这瑟瑟的西风中宣告结束。
作者: 慈禧太后    时间: 2013-5-2 09:28

第二十讲 六旬庆典
　　

　　大婚后，光绪帝开始了他的“亲政”生涯。垂帘听政近三十年的慈禧，将怎样开始撤帘归政的生活？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她又将怎样度过六旬大寿呢？

　　一

　　光绪帝既已大婚，自然就该“亲裁大政”了，与此同时，慈禧也在表面上撤帘并回归幕后。一晃五年过去，转眼间已是光绪二十年（1894），这一年是慈禧的六十大寿。

　　慈禧太后庆寿是清宫的重要典礼之一，其隆重程度与元旦、冬至并列。皇太后的生日叫圣寿节，按照惯例，皇太后、皇帝同到慈宁宫受贺，慈禧垂帘听政以后改为养心殿。具体的做法是：

　　“王、公、二品以上官，集慈宁门外，三品以下集午门外，朝鲜使臣列西班末，按班行礼，不赞。唯遇大庆年，俟皇太后升殿后，增用宣表例。”（《清史稿》）

　　逢旬寿时，即满十年的生日，往往比较隆重，尤其是六十岁更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六十是一轮花甲，祝寿的规模与形式，超过以往，属于情理之中。康熙皇帝的六旬整寿（康熙五十二年，1713）和乾隆皇帝的八旬整寿（乾隆五十五年，1790）都曾举办大规模的“万寿庆典”活动。仅仅就慈禧作为皇太后而言，办一次规模盛大并隆重的六十庆典，符合中国文化传统。可问题是慈禧六旬生日正值国力衰微、内忧外患之时。在这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是收敛私欲，同仇敌忾，奋起抗敌；还是为逞一己的贪欲，而置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于不顾？前者，是品德高尚、懂得利害轻重的人；后者则是民族的罪人，应大加挞伐。慈禧选择了后者，她的六十庆典非比寻常，竟然成为清政府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早在光绪十八年（1892）十二月初二日，光绪帝即颁下上谕，提前近两年的时间为慈禧六旬生日做准备：

　　“甲午年，欣逢(慈禧太后)花甲昌期，寿宇宏开，朕当率天下臣民胪欢祝嘏。所有应备仪文典礼，必应专派大臣敬谨办理，以昭慎重。著派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劻，大学士额勒和布、张之万、福锟，户部尚书熙敬、翁同龢，礼部尚书崑冈、李鸿藻，兵部尚书许庚身，工部尚书松溎、孙家鼐，总办万寿庆典。该王大臣等其会同户部、礼部、工部、内务府，恪恭将事，博稽旧典，详议隆议，随时请旨遵行。”（《皇太后六旬庆典档案》）

　　从光绪帝的上谕中，我们可以看出三个问题：

　　(1)上到皇帝下到臣民，普天同庆；

　　(2)中枢大臣全员上阵；

　　(3)重要的行政部门协同作战。

　　光绪十九年（1893）春，又成立庆典处，专司办理庆典事宜。

　　随后，一切为庆典而进行的准备工作，大张旗鼓地进行着：油饰庆典场所，添置庆典所穿的服饰，令江西烧造绘有“万寿无疆”字样和各种吉庆图案的餐饮具。全国各地贡献的圣寿礼品以九为基数，九九为最多，寿礼囊括人间稀罕之物。为显示“圣寿”的隆重豪华，慈禧还下令设计《万寿点景画稿》，计划从西华门到颐和园的数十里路上用彩绸搭建六十多处彩棚、戏台、牌楼、经坛和各种楼阁等点景工程（后因甲午战争爆发，点景工程未实现）。现存于故宫的慈禧六十万寿六十段点景画稿真实地再现了慈禧大搞庆寿活动的情景。

　　颐和园大戏楼已经亲裁大政的光绪帝在国难当头之际为何还如此支持慈禧隆庆六十寿诞？

　　二

　　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于“亲裁大政”的光绪并没有摆脱慈禧的控制：

　　第一，慈禧在制度上规定了归政不退养的执政方针。

　　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初一日（1889年1月2日），慈禧为了在光绪帝大婚后还能够遥控光绪帝，经策划，由礼王世铎亲自操刀，制定了一个旨在规定光绪帝亲政以后皇权行使的细则——《训政细则》：

　　“一、中外臣工奏折，应恭书皇上圣鉴，至呈递请安折，仍应于皇太后、皇上前各递一份；一、各衙门引见人员，皇上阅看后，拟请仍照现章（即“训政”章程），于召见臣等时请旨（懿旨）遵行。”等等（《光绪朝东华录》）

　　表面上看，光绪帝似乎拥有了一半接受臣工奏折的权力，然而，我们不难看出，这个细则依然坚持在朝廷的大政方针上“秉承慈训，始见施行”的原则，这就意味着光绪帝即使大婚亲政以后，仍然是慈禧控制朝廷军政大局。

　　第二，光绪帝无法超越慈禧的全权。

　　光绪帝大婚后最初的一段时间里，慈禧表面上似乎退养后宫，间或小住颐和园，然而，光绪帝必须依然按时问安、请示。慈禧住在宫内，光绪帝依惯例每日请安；如果住在颐和园，他也必须间日或数日一问安。没有确凿的史料证明光绪帝对此是心甘情愿还是百般无奈，但有一个事实可以确认，慈禧十几年中对于光绪帝立威严与传孝道，使光绪帝断然不敢无视这尊“老佛爷”的存在。慈禧这个无所不在的主宰，像枷锁一样束缚着光绪帝的手脚，迫使他只能谦恭自抑、谨慎恭维、拿捏分寸，处理好无关大局的朝中琐事。

　　对此，翁同龢洞若观火，他在日记中记载道：“现在办事一切照旧，大约寻常事上决之，稍难事枢臣参酌之，疑难者请懿旨。”（《翁同龢日记》）

　　英国人濮兰德、白克浩司在他们所著的《慈禧外纪》中，更加一针见血地分析道：“太后此时，表面上虽不预闻国政，实则未尝一日离去大权。身虽在颐和园，而精神实贯注于紫禁城也。”

　　此时，光绪帝无法超越慈禧至高无上的权力与威严。

　　第三，慈禧威严无人能敌。

　　归政以后的慈禧，应该住在哪里？按照宫中的惯例，慈禧应该住在慈宁宫，因为这里是专供过世皇帝的遗孀们居住的地方，是宫中的寡妇世界。依封建礼仪，皇帝不能与前朝妃嫔同居东西六宫。为了安置业已归天的老皇帝的妃嫔，特地建造了慈宁宫供她们居住。于是，慈宁宫就成为皇太后的正宫。

　　慈禧理应住在这里。

　　但是慈禧不愿，因为依慈禧的做事原则来判断，慈宁宫无以显示自己的威严。

　　慈宁宫从孝庄皇太后开始就成为历代皇太后、太妃、太嫔们了却残生之地。慈禧认为自己与碌碌无为的她们不同，自己是这个男人世界的主宰，不应与历代皇太后一样在慈宁宫中掩藏光芒，她应该住到能够彰显她的与众不同的处所。

　　慈禧看中了宁寿宫！

　　宁寿宫是乾隆帝为自己年老归政后辟出的一个养老之地。只不过，乾隆退居太上皇以后，并没有立即移住到宁寿宫来。他之所以推迟入住宁寿宫，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身体依旧硬朗，朝廷依然需要他继续在养心殿主宰乾坤。乾隆皇帝谢世以后的一百年间，宁寿宫一直无人入住。原因很简单，因为这座修缮一新的福寿宫殿，是宫中专门为太上皇准备的。由此，宁寿宫就为未来的主人设置了很高的门槛：功盖乾隆帝，至少也应为太上皇。试想想，这样的门槛，有谁敢入住？又有谁能够入住？从乾隆皇帝之后的百年间，没有哪一位皇帝能获得这种资格，也没有哪一个皇帝敢于入住这里。

　　然而，光绪十五年（1889），光绪帝亲政以后，本应移居慈宁宫养老的慈禧，却偏偏选中了这令皇帝们都高山仰止的宁寿宫。她要在这里向光绪帝以及大小朝臣昭示：她虽为皇太后却犹如太上皇；她的秉政成就堪比乾隆帝伟业；她有资格循乾隆帝至死归政不归权的先例。

　　至此，我们已经可以清晰判断光绪帝虽然已经亲政，但他却没有操控全局的能力，大政方针的制定还取决于慈禧。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慈禧六旬庆典筹备和进行中，无论是作为“皇儿”的孝心，还是慑于皇太后的积威，光绪帝对于实权在握、高高在上的慈禧的花甲寿诞不能有丝毫怠慢，也不敢有丝毫怠慢。

　　在中日战争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光绪帝却不得不率领朝臣大张旗鼓地为慈禧六旬寿诞做着精心的准备。庞大的颐和园工程不断地吞噬着王朝的财政收入，而对日备战军队的编练、沿海的防卫也无一日不亟需款项，可慈禧的寿诞庆典又接踵而至。在王朝库帑空虚，战争将至的危殆时刻，庆典的费用又如何筹集？

　　三

　　举国兴办如此规模宏大、豪华铺张的“六旬庆典”，巨大的开支犹如压在光绪帝身上的一座大山。就在筹备庆典的同时，为了应付军费开支，户部刚刚向国外银行借贷。

　　据《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3期记载：

　　由于战局恶化，为了军事需要，清政府向英国、德国订购了几艘快艇，又向阿根廷订购了十三艘快艇，共计需款四百余万两；

　　为了应付战局，军队的开拔、招募和编练、沿海的防御，总计需款三百九十余万两。

　　“致远号”中国官兵（中立者为邓世昌）如此巨大的军事开支，短期内集结在一起，令国库空虚、靠借贷度日的清政府难以为继。百般筹措，依然无果，不得已户部只得再举外债。光绪二十年六月（1894年7月），也就是慈禧寿典的筹备接近尾声之际，户部通过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向英国银行借贷一千万两，年息七厘半，十年以后还本，十年中利息银四百二十万两。

　　前线战事愈演愈烈，军费的筹措尚且需要举借外债，那么庆典的费用又将如何筹措？毫无疑问，从已经寅吃卯粮的清政府的财政状况来看，用于慈禧庆典的费用，只能是挪用、拼凑与搜刮，此外绝无他途。据《皇太后六旬庆典》档案资料记载，费用主要来自二个方面：

　　(1)“部库提拨”：从“筹备饷需、边防经费两款”中提用一百万两，从铁路经费中挪用二百万两；

　　(2)“京外统筹”：即向京内外臣工摊派的银两。据档案记载，宗室王公、京内各衙门、各省督抚将军等文武官员共计报效银两二百九十八万余两。

　　这笔费用来源是《皇太后六旬庆典》档案中有据可查的银两，至于不见于账面的隐性费用还不知有多少。此外，慈禧索取的贡品，不可胜计，其价值更是无法估量。

　　在慈禧“六旬庆典”铺天盖地的准备过程中，清军与日本军队的海陆作战屡遭败绩。慈禧六旬庆典的正日是光绪二十年十月十日，而是年的六月二十三日（1894年7月25日），日本不宣而战，在牙山口外丰岛附近袭击并击沉清朝运兵的商船“高升号”，船上七百余人全部遇难。七月一日（8月1日）中日正式宣战。八月十八日，日本海军在鸭绿江口的大东沟海面挑起了黄海大战，北洋海军顽强抵抗，统帅丁汝昌负伤，“致远号”等四艘战舰被击沉，几百名北洋海军官兵壮烈殉国。九月二十六日（10月24日），日军渡过鸭绿江，大举侵入辽南，随后向大连、旅顺进犯。

　　四

　　前方战事吃紧，军费开支屡屡告急，而慈禧却为自己的生日庆典大肆挥霍，朝中部分官员产生不满情绪，他们纷纷上书，呼吁停止庆典工程，将祝寿费移作军费。户部尚书翁同龢更是在奏折中历陈户部筹款之艰难，请求停止“以后寻常工程，其业经兴办之工毋庸停止”（《翁同龢日记》）。

　　此时，慈禧心中矛盾重重。

　　首先，慈禧心有不甘。

　　从咸丰十一年垂帘听政开始，慈禧一直执掌着清朝最高的权力，即使期间经历了同治帝、光绪帝的亲政，但她从未离开政治舞台。在清朝的历史上，她的执政时间仅次于康熙帝与乾隆帝，虽然没有文字记载慈禧曾经自比两位先帝的伟业，但仅从归政以后自恃有资格入住宁寿宫一事，就足以证明。既然，康熙帝有规模宏大的六十寿诞、乾隆帝有声势浩大的七十庆典，那么自己也完全可以享受花甲之年的普天同庆。尤其是慈禧一直对自己的生日逢十不顺耿耿于怀：二十年前，四十岁生日刚过，意想不到的是，儿子同治帝死于天花；十年前，五十岁生日，虽想筹办一个开心的五十大寿，可中法之战，又搅得她昼夜不宁。六十岁生日即将到来之际，极度膨胀的贪欲已使她无法客观面对现实。为应对战争而放弃自己的一时私欲，慈禧心有不甘。

　　其次，慈禧心有压力。

　　进入慈禧庆寿之年后，为了讨好这位当朝的老佛爷，在慈禧的指使下，从上到下都把庆寿作为王朝中压倒一切的大事来做。即使战火已燃至家门，光绪帝及大小臣工依然不敢有丝毫懈怠。为大清朝当家三十余年的慈禧，不是不知道中日之间剑拔弩张，当下最为紧要的开支应是军费；她也十分清楚举借外债一千万，意味着此后十余年间，大清王朝将背负着沉重的还债压力。而自己的六十庆典就在这多事之秋进行，朝野间的议论就会接踵而至。特别是黄海大战，北洋海军惨遭败绩，朝野哗然。臣下们纷纷建言，矛头直指庆典工程。慈禧感到事态严重，若继续一意孤行，自己必然陷入舆论的汪洋之中。慈禧颇有压力。

　　放弃不甘心，一味坚持又压力重重，慈禧进退两难。于是，在坚持庆典继续进行的同时，慈禧表面上对庆典的规模进行了限制。

　　八月二十二日，慈禧匆忙发布懿旨：“着由宫中节省项下，发出内币银三百万两，交由户部陆续拨用，以收士饱马腾之效。”

　　八月二十六日，慈禧又发懿旨：“所有庆辰典礼，着仍在宫中举行，其颐和园受贺事宜，即行停办。”（《光绪朝东华录》）八月二十九日，慈禧又发懿旨：一切点景俱暂停办。工程已立架油饰的不再添彩绸（《翁同龢日记》）。

　　这也许是慈禧最大的让步吧，正当臣下为慈禧懿旨“额手称道”的时候，慈禧为敷衍舆论而采取权宜之计的策略暴露无遗。因为，从九月二十五日，王大臣以及外省各大臣呈进万寿贡物，拉开了慈禧六旬庆典的序幕。从十月初一起，内外臣工“穿蟒袍补褂一月”，隆重的祝寿活动正式开始了。自此，宫里日日有隆重的庆祝活动，直到十月十七日六旬庆典才告结束。

　　十月初十日，是慈禧六旬庆典的高潮。这天，宁寿门外至皇极门外设慈禧皇太后仪驾。辰刻，慈禧御礼服，由乐寿堂乘八人花杆孔雀顶轿出神武门、进北上门，至寿皇殿列圣前拈香行礼。又至承乾宫、毓庆宫、乾清宫东暖阁、天穹宝殿、钦安殿、斗坛等处拈香行礼毕，还乐寿堂。巳初，慈禧由乐寿堂乘八人花杆孔雀顶轿出养性门，升皇极殿宝座。礼部堂官引光绪帝于宁寿门中门入，诣慈禧前跪进表文，宫殿《点石斋画报》之“太后圣寿”监侍一员跪接表文，安于宝座东旁黄案上。光绪帝步行至宁寿门槛外拜褥上立，率诸王大臣等行三跪九叩礼。礼毕，还宫。随后，接受皇后、瑾妃、珍妃、荣寿固伦公主、福晋等参拜。礼毕，慈禧还乐寿堂，升宝座，光绪帝诣慈禧前跪递如意毕，皇后率瑾妃、珍妃等诣慈禧前跪如意毕。慈禧由乐寿堂乘八人花杆孔雀顶轿至阅是楼院内降舆，光绪帝率皇后、瑾妃、珍妃跪接、进膳、进果桌、看戏。戏毕，光绪率皇后、瑾妃、珍妃跪送，慈禧乘八人花杆孔雀顶轿还乐寿堂。

　　如此的规模、如此的欢庆，令亲身参与庆典的翁同龢瞠目结舌，在日记中他写道：“济济焉，盛典哉！”（《翁同龢日记》）而这一天，日军攻占了辽南重镇大连。国土沦丧、重镇失守、民众惨遭屠戮的危殆时刻，慈禧却在宫中升殿受贺，大宴群臣，并接连赏戏三天。这是一个怎样腐败的统治者，这是一个怎样无能的政府！

　　慈禧太后赏戏班银单当一个王朝把最高统治者的寿诞看得比民族的兴亡还重要的时候，这个王朝就走向了毫无希望的穷途末路。据后来史料披露，日本政府之所以选择光绪二十年发动这场侵略战争，原因之一就是：“日知今年慈圣庆典，华必忍让。倘见我将大举，或易结束，否则非有所得，不能去也。”（《李文忠公电稿》）慈禧的六旬庆典在日军肆意侵略的战火中徐徐落下帷幕，朝野上下群情激愤，后来人们撰写对联来表达对慈禧所作所为的愤慨之情：万寿无疆普天同庆　三军败绩割地求和
作者: 慈禧太后    时间: 2013-5-2 09:28

第二十一讲 釜底抽薪
　　

　　由于中日战争的爆发，慈禧的六旬庆典没能按照原计划进行，这应是盘桓在慈禧心中的一个痛。然而，这个痛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下一个更为宏大的寿诞庆典的到来而逐渐缓解，甚至消失。可是，另一个更大的痛却郁积在心，挥之不去，并与日俱增。

　　一

　　六旬庆典过后，慈禧十分不痛快，以致庆典刚刚结束，已经归政的她，又亲自出面严惩光绪帝身边的人，明目张胆地发泄自己的不满。惟我独尊、恣意妄为的慈禧对精心筹划了近两年的生日庆典没能按预定计划圆满实现，尤其是没有能够实现堪比甚至超越康熙帝六十寿诞、乾隆帝八十大寿的庆典规模，她的心情肯定十分不乐。但仅仅是这样的一个不乐似乎不能完全构成她迁怒于光绪帝身边的人并因此惩罚他们的理由。导致慈禧这尊“老佛爷”痛下狠手是因为她觉察到表面上依然对自己恭敬有加的光绪帝，骨子里却产生了越来越强大的离心力。

　　首先，慈禧无法容忍光绪帝仰赖翁同龢超过了仰赖自己。

　　光绪帝亲政之前，光绪帝与翁同龢之间的关系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师生关系，建立了几同父子的情感，光绪帝对老师翁同龢不仅言听计从，而且专信有加。光绪帝亲政以后，这种情同父子的关系有增无减。因此，光绪帝亲政以后，他又将翁同龢、李鸿藻擢为军机大臣。

　　《清史稿·翁同龢列传》记载道：“同龢善伺上意，得遇事进言。上亲政久，英爽非复常度，剖决精当。每事必问同龢，眷倚尤重。”光绪帝对翁同龢这种极度的信任和依赖，表现为：要么与翁同龢在书房，“造膝独对”，秉烛长谈；要么在朝房召见军机大臣之前，单独召见，每每如此。光绪帝对翁同龢如此依赖，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光绪帝刚刚亲政，周围的辅弼大臣都是慈禧精心挑选、蓄意安插的亲信，不谙世事、缺少历练的光绪帝在很多事情上都需要老师的提示与辅佐。

　　二是二十多年的朝夕相处，光绪帝深知老师不仅博学多才、谙熟世事，而且居官清廉、责任心强，因此他认为老师值得信赖。有一次因翁同龢卧病数日而不能到班，会议就不开始，一定要等翁到会才开始（《翁同龢日记》）。

　　志锐光绪帝与翁同龢交往甚密，引发了慈禧对光绪帝的不满和对翁同龢的猜忌。翁同龢对此深感不安。他在《松禅年谱》中记下了自己的无奈与担心：“最难处者，于枢臣见起之先，往往使中宫笼烛宣召。及见，则闲话数语而出。由是同官侧目，臣亦无路可以解释。尝叩头奏：‘昔闻和珅曾如此，皇上岂欲置臣于死地耶？！’终不能回，亦奇事也。”

　　久处权力漩涡中心的翁同龢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光绪帝与自己来往亲密，势必会带来慈禧对光绪帝和自己的猜忌，反而不便于自己为光绪帝运筹国家大事。但尽管翁同龢叩头求免，单纯的光绪帝依然固执己见，宣召如旧。

　　其次，慈禧无法容忍在光绪帝的身边有异己力量的存在。

　　光绪帝亲政以后，慈禧逐渐觉察到在光绪帝周围，已经形成一股势力。这些人除了光绪帝一直依赖的翁同龢以外，还有志锐、文廷式等台馆诸臣。

　　志锐，字公颖，满洲正红旗人，陕甘总督裕泰之孙。父长敬与瑾妃、珍妃的父亲长叙是兄弟。志锐自幼颖异，光绪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后被光绪帝擢为礼部右侍郎。

　　文廷式，江西人，字道希、芸阁，曾做过珍妃入宫前的老师。他从小酷爱科学，博览群书。光绪十六年（1890）科举考试中一甲第二名进士(榜眼)。任过翰林院编修、侍读学士等职，受光绪皇帝的器重。文廷式

　　他们事事秉承光绪旨意，并且敢于无视她这尊老佛爷，甚而抗衡，这无异于公然在向慈禧挑战。

　　有两件事情令慈禧耿耿于怀且无法容忍。

　　一件事情是中日战争爆发后，追随光绪帝的官员企图扳倒军机大臣孙毓汶。

　　孙毓汶是慈禧在甲申易枢时提拔起来的亲信，此人善于投机钻营和运用权术，他常常看慈禧的脸色行事，因此颇得慈禧的欢心。中日战争打响以后，身为枢臣的他，不仅不进行积极的筹划，反而抱着侥幸的态度，因此遭到志锐的严厉弹劾：中日战争，“天下皆知李鸿章措置之失，独孙毓汶悍然不顾，力排众议，迎合北洋；及皇上明诏下颁，赫然致讨，天下皆闻风思奋，孙毓汶独怏怏不乐，退后有言，若以皇上为少年喜事者”（《清朝事典》）。

　　志锐坚持立即罢斥孙毓汶，并勒令其退出军机处。慈禧分明感觉到了这是光绪帝的意向，她不能容忍有人居然胆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一件事情是慈禧筹备六旬庆典，而他们力主停办庆典。

　　中日开战以后，又是这些人，特别是文廷式，居然敢不避利害，联合几十人上疏，力主对日作战，并大胆地提出停办慈禧太后六十生日大庆，把这笔庞大的开支用作军费（《翁同龢日记》）。这使得慈禧十分被动。慈禧的初衷是既能举办一个风光、宏大的庆典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同时又想忸怩作态，拿出不得已而为的形式——这是皇帝和臣下的孝心，并非我之主张。战争爆发以后，随着战争规模不断扩大，为了虚应舆论，慈禧确曾发布懿旨：

　　“内而王公、一二品文武大臣，外而将军、督抚、都统、副都统、提督、总兵，照例应进贡缎匹，均著毋庸进献，以示体恤。”（《皇太后六旬庆典》）

　　懿旨发出，官员们似乎看到了大清朝寻求振作的良机，在人们还沉浸在“额手称道”的喜庆中时，慈禧随即又规定了各地官员进贡的时间：

　　王公大臣、各省官员的贡品于“本月二十五日呈进，蒙古二十六日呈进”（《皇太后六旬庆典》）。

　　出尔反尔是慈禧的惯用手法，只不过文廷式勇敢地站出来，做了《皇帝的新衣》中那个指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小孩罢了。慈禧虚伪的面纱被揭开，这是她断断不能接受的。她清楚这是光绪帝及其周围人对她的威严和权力的挑战，摆在她面前的出路有两条：要么把权力全部归还光绪帝，自己实现真正意义的退养；要么重拳出击，令光绪帝回归自己的卵翼下，也要警示光绪的追随者反对自己没有好结果，“今日令我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生不欢”（转引自《六十年中国与日本》）。这是慈禧的信条，也是慈禧的做事原则。

　　嗜权如命的慈禧只能选择也必须选择后者，她绝不允许有人胆敢无视她的权威，挑战她的权力。

　　二

　　瑾妃十月二十九日，也就是慈禧六旬庆典过去不久的一次召见中，慈禧做出了一件令举朝震惊的大举措。翁同龢在他的日记中有记载：

　　“皇太后召见枢臣于鸾仪殿，先问旅顺事，次及宫闱事。谓：瑾、珍两妃有祈请干预种种劣迹，即降旨缩降为贵人，等因。臣再三请缓办，圣意不谓然。是日，上未在座，因问：上知之否？谕云：皇帝意正尔！”

　　随即，光绪帝上谕：

　　“朕钦奉慈禧……皇太后懿旨，本朝家法严明，凡在宫闱，从不敢干预朝政。瑾妃、珍妃承侍掖廷，向称淑慎……乃近来习尚浮华，屡有乞请之事，皇帝深虑渐不可长。据实面陈，若不量予儆戒，恐左右近侍藉以为夤缘蒙蔽之阶，患有不可胜防者。瑾妃、珍妃均着降为贵人，以示薄惩，而肃内政。”

　　记载中，两件事情值得注意：

　　（1）这一“薄惩”使瑾、珍两妃刚刚到手的“妃”，瞬间无存，并被连降两级，变成了贵人。

　　（2）光绪帝为何喜欢珍妃，据说是因大婚之后隆裕皇后失欢于光绪帝，而瑾妃性情忠厚，不会巴结人，她与皇后走得很近，似乎同病相怜，反与光绪帝相处漠漠。惟珍妃因年幼而最活泼，又聪明伶俐。光绪帝其时也不过十七八岁，每日凌晨寅时上朝，午时退朝还宫，工作时间长达七八小时，很是辛苦。珍妃日侍左右，想着法子顺应光绪帝的喜爱，如扮出男装宛如少年美差官，加之她本来就工翰墨、会下棋，与光绪帝共食饮共玩共乐，对于男女之事毫不在意，所以博得光绪帝专宠。“德宗尤宠爱之，与皇后不甚亲睦”（《国闻备乘》）。珍妃还很大方，对宫中太监时有赏赐，太监们得些小恩小惠，也都竭力奉承这位“小主儿”。时间一长，这位“小主儿”也被捧得有点不知所以，渐渐失去自我节制。

　　清宫有制，皇后每年例银不过千两，递减至妃这一级别，每年仅三百两，嫔为二百两。珍妃用度不足，又不会节省，亏空日甚，不得不寻找生财之道。这样，就有了她与太监联合起来向外受贿卖官的事儿。珍妃依靠胞兄志琮，串通奏事处太监拉官纤（收人钱财为人跑官）。奏事处是太监与朝廷官员传达沟通的地方，因为有利可图，当时太监中很多人染指其中。珍妃住在景仁宫，景仁宫太监亦多有染指。私卖官职所收之贿款，一部分供给珍妃，其余由各层分肥。珍妃的主要“任务”是向光绪帝求情，最后搞定，“功劳”最大，自然分赃亦最肥。然而这种事可一可二不可三，毕竟会有影响，日渐彰显。有一次甚至卖到上海道员，搞出风传一时的鲁伯阳被劾案，惹得外界舆论纷纷。胡思敬《国闻备乘》云：“鲁伯阳进四万金于珍妃，珍妃言于德宗，遂简放上海道。江督刘坤一知其事，伯阳莅任不一月，即劾罢之。”

　　珍妃居住的景仁宫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四月间，珍妃又为玉铭搞定四川盐法道一职，按例这一级别的新官放任，要由皇帝召见一下。光绪帝在召见时问玉铭在哪一衙门当差，居然对曰在木厂，光绪帝闻之骇然，于是命其将履历写出，玉铭竟久久不能成字，原来是一文盲。光绪帝大惊，于是另下一旨：“新授四川盐法道玉铭，询以公事，多未谙悉，不胜道员之任。玉铭着开缺，以同知归部铨选。”此事风播朝廷内外，慈禧闻后切责光绪，要求他必须追究责任。明清两朝明令规定：后宫不得干预朝政。何况居然推荐一个文盲去当道员，实在不像话。此时，就是光绪帝有意庇护珍妃，也很不好办了。

　　那帮拉官纤的太监均被处以极刑。据信修明说：“太后宫的掌案太监王俊如，其徒弟小太监宣五、聂八，皆在其内。因为太后留面子，将王俊如等三人发遣奉天，缓些时日，方以密旨命盛京将军长顺将王俊如就地正法。其余奏事处总管太监郭小车子、奏事太监文澜亭，以及光绪帝御前太监杨姓孪生两兄弟，人称“对儿杨”者，并无姓名可稽的内殿技勇太监，珍妃景仁宫的太监等，共同交内务府慎刑司立毙杖下，前后打死的太监六十余人。”可见珍妃一案在宫中引起的牵涉面甚大，影响可知。事败后，珍妃之兄志琮惧祸逃沪，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八月被革职。

　　在此关键时刻，后党则连下两步重要的棋：第一步，是以慈禧的亲信荣禄补授步军统领。步军统领的全称是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下属八旗步兵营三万余人，主要负责京师的卫戍、警备、治安工作；由绿营组成的巡捕五营万余人，防守外城及京郊地区。其目的是将整个北京地区安全保卫的指挥权牢牢掌握在后党手里。第二步，是成立督办军务处，以奕为督办，奕劻帮办，翁同龢、李鸿藻、荣禄、长麟会同商办。这个督办军务处权力极大，“所有各路统兵大员，均归节制，如有不遵号令者，即军法从事”。这实际上是把最高军事指挥权完全收归到后党手中。值得注意的是，荣禄既为步军统领，又会办军务，成为后党新的中坚。他与翁同龢共事，“几于无日不因公事争执”，成为抑制帝党的主要后党人物。
作者: 慈禧太后    时间: 2013-5-2 09:28

第二十二讲 “规范”变法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以后，慈禧力主“避战求和”。然而，对于清王朝而言，“避战”没有逃过甲午战争的惨败，“求和”的结果是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在战争的失败与屈辱中，年轻的光绪帝急切寻求自强的途径。

　　一

　　颐和园仁寿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1898年6月15日），对于慈禧来说似乎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春末的一天。然而，对于帝师翁同龢来说却是一个不普通的日子。这一天是老人六十九岁的生日。可是，令这位已经伴随光绪帝学习和生活近二十年的老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天自己的人生轨迹出现了陡然的转折。

　　这一天天未亮，翁同龢与往常一样，早早就与其他的大臣一起，来到颐和园朝房外，等候皇帝的召见。颐和园修好以后，慈禧时常驻跸这里，光绪帝也就必须按时到颐和园向慈禧请安，并咨询对军国大事的处理意见。前日，光绪帝按惯例来颐和园给慈禧请安，所以翁同龢等大臣们也就在颐和园留宿值班。这天，天气特别阴沉，晚春的小雨下个不停，“檐滴有声”(《翁同龢日记》)。此时，翁同龢的心情也犹如这阴郁的天气一样，难以豁然。

　　不一会儿，御前太监就传呼诸大臣进殿，但同时又宣布“着翁同龢勿入”。闻听此言，在场的人无不面面相觑。当其他大臣鱼贯而入，孤零零的翁同龢依然正襟危坐在朝房外等候。宦海沉浮了数十年的老人已经预感到某种不测即将发生，在“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封建君主专制的时代里，身为臣下，此时的他也只有等待命运的安排。三刻钟左右，被召见的大臣纷纷退出，并从翁同龢身边匆匆而过。随后，御前大臣出来传一份罢免翁同龢一切官职的上谕，其主要内容为：

　　“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近来办事，多未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光绪朝东华录》）

　　这份出乎人们预料的上谕读罢，老人已是涕泪纵横。

　　人们不禁要问：翁同龢与光绪帝之间亲如父子，怎么在没有任何铺垫的情况下，就有这样的上谕颁下？

　　师徒二人也会出现在一些事情存在不同见解的情况，但万万不到一定要把翁同龢从身边赶走的地步，即使在开缺前一日，同僚们依然见得两人十分融洽。

　　“即在开缺前一日，（翁）尚在内廷行走，上意固鱼水契恰如常也。”（《蜷庐随笔》）

　　显然，骤然终止老人的官宦生涯并将其开缺回籍的上谕出自慈禧的旨意。事实也确实如此。“此旨系刚毅、西太后亲自手拟”（《崇陵传信录》）。据说，光绪帝得知慈禧要颁下如此的诏书，竟然惊得瞠目结舌。

　　宣诏时，光绪帝“战栗变色，无可如何，惊魂万里，涕泪千行”（《清廷戊戌朝变记》）。

　　二

　　从上谕看，慈禧给翁同龢罗列的必须开缺回籍罪责有两个：

　　1“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

　　也就是指责翁同龢最近一个时期做事难服众论，同僚中已经有人多次参奏。

　　2在召对时，“喜怒见于词色”

　　也就是指责翁同龢在召见时，不够恭谨，喜怒情绪见于召对时的言辞与面色中。

　　如果说两条罪责中，“众论不服”是工作的失误，那么“喜怒见于词色”充其量也只能归属于工作态度，将其作为开缺回籍的理由太过牵强，大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味道，显然这一条是为了配合“众论不服”，避免孤证，使其更有说服力罢了。那么，“众论不服”究竟指的是什么，以致惹怒慈禧，使她断然做出将翁同龢开缺回籍的决定。

　　翁同龢思来想去，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导致“众论不服”，从而使慈禧与自己过不去，那就是他全力支持光绪帝变法，使慈禧感觉到了危机的存在。

　　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失败之惨、屈辱之甚，极大地震动了国人，也极大地刺激了光绪帝，对风雨飘摇中的江山社稷一筹莫展、无能为力，日渐成熟的他，痛苦可想而知！

　　正当光绪帝为挽救清王朝危亡希图有所作为的时候，恰逢康有为写成《上清帝书》并联合十八省在京会考的举人联名上书，要求拒和、迁都、变法，历史上称为《公车上书》。一时间要求维新变法的倡议和行动风起云涌。

　　光绪二十年（1894）是会考年，康有为偕弟子梁启超赴北京参加会试，适逢甲午惨败，《马关条约》这一空前丧权辱国的条约内容已《点石斋画报》之“公车上书”

　　传到北京。当时云集京师的举人义愤填膺，奔走相告，强烈要求清廷拒绝批准条约，继续抗战。康有为等人联合十八省举人联名共上一书，向清廷提出强烈要求。这就是长达一万八千字的《公车上书》。《公车上书》情词慷慨，气势磅礴，极言救时之方，详陈自强之道，引经据典，可以说是当时爱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一篇宣言书。

　　光绪帝得到了这一信息之后，似乎看到了自强维新的希望，他“日夜忧愤，益明中国致败之故，若不变法图强，社稷难资保守，每以维新宗旨商询于枢臣”（《清廷戊戌朝变记》）。

　　朝野上下人人知道，虽然光绪帝亲政久矣，然而慈禧一刻也没有放弃在大政方针上的幕后操作。光绪帝并没有真正意义的皇权，他要大刀阔斧地在政权中进行改革，势必处处受制，寸步难行。据说，一向慑于慈禧积威的光绪帝，竟然对庆亲王奕劻发出了近代史上非常著名的一句牢骚：如果还不给我办事的权力，我愿退让此位，不甘做此亡国之君。

　　三

　　大大出乎光绪帝意料的是，对他大不敬的怨言，慈禧并没有大发雷霆，相反，慈禧在光绪帝到颐和园给自己请安的时候，竟然表示支持和理解。

　　据说，慈禧曾明白无误地告诉光绪帝：“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凡以图富强也。”（《崇陵传信录》）从史料中慈禧的表白来看，慈禧似乎并非蓄意阻挠变法。如果说三十余年前慈禧曾经同意、采纳了曾国藩等人发展洋务的建议，那么对于光绪帝所要推动的变法维新，也不应该一味反对。

　　首先，作为清王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慈禧清楚大清王朝正处于列强环伺的危殆局面。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陷入了空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危机面前，她随时有失掉显赫皇权的危险。这个在权力场上混了大半生的女人不会不明白，只要有能够巩固清王朝统治，并对加强其权力有好处的机会，她就不应该错过。因此，在光绪帝主张变法的起始阶段，慈禧并没有公然阻挠，这完全符合她的身份、地位与思维的必然逻辑。

　　其次，慈禧的支持是有条件的。对于嗜权如命的慈禧而言，判断得失的唯一标准就是她心中那个权力下的利益。如果变法能增强她的权力，她一定支持变法；而如果变法要削弱甚或要消灭她的权力，她必须全力镇压，哪怕付出血的代价。对她这种具有僵化的沉着、冷冰冰的权力逻辑和非常人的坚强性格的人来说，变法不过是她前台的道具，权力才是她的生命之本。基于这样的原则，慈禧为光绪帝制定了变法的根本原则：“凡所实行之新政，但不违背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儿可自为之。”（《清廷戊戌朝变记》）

　　也就是说，变法的前提是：

　　(1)“但不违背祖宗大法”，也就是祖宗的大法不能变。祖宗的大法是什么？祖宗的大法是指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不能变，封建的皇权不能有任何削弱。

　　(2)“无损满洲权势”，就是说满族权贵的利益是根本，任何变法维新都要以最大力量去满足满洲权势的利益，以维护统治的根本。

　　光绪帝获取了慈禧关于变法基本原则的指示之后，启动了变法。

　　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颁发了《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自强。戊戌变法正式开始。四月二十五日，光绪帝命工部主事康有为于本月二十八日预备召见，当面倾听他的变法主张。

　　既然，慈禧在光绪帝酝酿变法的起始阶段并不反对变法，那么她又为什么恰恰在变法刚刚开始，在光绪帝即将召见康有为的关键时刻，将全力支持光绪帝变法的翁同龢开缺回籍呢？这不就是在阻挠变法吗？

　　四

　　慈禧支持变法的前提是必须能够加强她的权力，她必须使光绪帝的一切行动规范在她的掌控之中。虽然，慈禧已经为光绪帝规范了变法的原则，但控制光绪帝并高度地操控光绪帝的权力她是断然不会放弃的。慈禧最为担心的是光绪帝借助变法的机会，培植自己的势力，以至于逐渐壮大，最终脱离自己的控制。

　　慈禧或许对于控制这位不足四岁就在自己身边被严格管教成长起来的皇帝有一定的信心，因为即使是光绪帝亲政以后，对自己依然恭敬、从命有加。

　　“帝慑于积威，见太后辄战栗，虽亲政不敢自主。戊戌变法，亦事事请慈主。”（《四朝佚闻》）

　　这种“帝弱母强”的形式是慈禧一直以来苦苦经营并真心希望达到的结果，她绝不能允许有人在皇帝身边破坏这种平衡。谁又胆敢破坏这种平衡呢？翁同龢就是她最担心的一个人。

　　其实，慈禧对于翁同龢这位德高望重的状元帝师的能力与官品是非常赏识的。

　　前面我们讲过，翁同龢是接替他的父亲翁心存做同治帝的老师，虽然当时翁同龢年轻，没有经验，加之同治帝的顽劣，教育的结果并没有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这使翁同龢的心中有着极大的愧疚。然而，令翁同龢没有想到的是，在同治帝死了以后，慈禧依然对他寄予重望，令他继续担任帝师，教育小载湉。翁同龢为了知恩图报，尽心竭力，力求辅导出一位有道明君。某种程度上，翁同龢对于光绪帝而言，既是严师，又是慈父。对此，慈禧颇为满意。所以，翁同龢为官数十年，一直位居枢臣，少有蹉跎和坎坷。

　　然而，伴随着光绪帝的亲政，光绪帝事事依赖师傅并事事要找师傅做主。特别是光绪帝在变法的酝酿和启动阶段，更是仰赖师傅，竟然把吹响变法号角的《明定国是诏》撰写的重任委托翁同龢。毫无疑问，《明定国是诏》是变法的宣言书和指导纲领，这里集中了光绪帝与翁同龢的变法思想。而在变法前光绪帝对于翁同龢的专信，使慈禧及其围绕在慈禧身边的势力十分担心。

　　四月二十日（6月8日），慈禧召见奕劻、荣禄、刚毅，“询及皇上近日任性乱为，要紧处汝等阻之？”同对曰：“皇上天性，无人敢拦。”刚伏地痛哭，言：“奴才婉陈，屡遭斥责。”太后又问：“难道他自己一人筹划也，不商之你等？”荣、刚皆言曰：“一切只有翁同龢能承皇上意旨。”刚又哭求太后劝阻。太后言：“俟到时候，我自有法。”（《清廷戊戌朝变记》）

　　慈禧的“法”是什么呢？

　　（1）一定要给予光绪帝以警示。慈禧要通过这件事情警示光绪帝：我是这个世界的真正主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你必须在我圈定的领域内变法，不可越雷池半步。

　　（2）必须铲除光绪帝的最大依靠。慈禧一直认为，光绪帝应该将自己奉为神明并视之为最大的依靠。而翁同龢却在不知不觉中代替了自己在光绪帝心目中的神圣地位，因此她必须铲除他，那就是从根本上阻止翁同龢与光绪帝之间这种依赖和被依赖的关系，她不能坐视光绪帝在翁同龢的辅佐下日益壮大，以至于摆脱自己的控制。

　　所以，在光绪帝变法启动伊始，慈禧毅然决然地将翁同龢罢职，此一举措既在人们的意料之外，也应在人们的意料之中。

　　五

　　慈禧在发下令翁同龢开缺回籍的谕旨后，又连续颁下了三道谕旨：

　　1命二品以上大臣谢恩陛见并诣太后前谢恩，外官一体奏谢

　　慈禧再一次向朝野上下宣布，她对于二品以上的高级官员有任免的权力。按照清朝的官制，二品以上的官员主要有：一品：太师、太傅、太保、内阁大学士、内阁协办大学士、侍卫处领侍卫内大臣等；从一品：少师、少傅、少保、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各部尚书、都察院左右御史、总督(巡抚)、侍卫处内大臣、各省驻防将军、八旗都统、各省总督、总兵、提督等；二品：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内务府总管大臣、八旗副都统、护军统领、专城副都统，前锋统领、护军统领、专城副都统镇守总兵、銮舆使等；从二品：内阁学士、各部左右侍郎、翰林院掌院学士、各省巡抚、布政使司布政使、侍卫处散秩大臣等。

　　这就意味着慈禧牢牢地控制着中央高级官员以及地方封疆大吏的用人权，光绪帝在变法中对任何高级官员的任命和罢免必须经过慈禧的允肯。光绪帝没有用人权。

　　2以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荣禄，字仲华，号略园。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辛酉政变前后为慈禧太后和恭亲王所赏识。官至总管内务府大臣。后因被劾纳贿，降二级，去职十余年。起用后，光绪二十年，允准入京拜贺慈禧太后六十寿辰，适逢中日战事紧急，留京再授步军统领，会办军务。战后，授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督练北洋新建陆军。

　　此次，在变法的关键时刻，荣禄再一次被慈禧所倚重，令其为直隶总督、军机大臣并节制北洋海陆诸军，成为慈禧最为信任的控制军事实权的中枢大臣。

　　3太后和皇帝将于本年秋间到天津阅操，命荣禄预备一切

　　到天津阅操就是到天津去阅兵。只有真正拥有兵权的人才有资格去检阅军队。慈禧提前三个多月向天下颁布她要与皇帝到天津共同检阅全国最有实力的北洋诸军，无疑是向天下传递一个信息：我是全国军队的主宰，任何人不能撼动军队的指挥权。

　　三道旨令将朝廷的人事任免权、京畿军事防务权和全国的兵权都收到自己的手里。剩下的事情就是静观光绪帝如何变法了。她进可帮助光绪帝变法成功，退可阻止变法向不利自己的方向发展，前提就是看你变法是给了我什么还是让我丢了什么。慈禧的心中只有权力的得失，而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昌盛只能隶属于她的权衡权力得失。

　　六

　　被命开缺回籍的翁同龢接到谕旨以后没有即刻动身，按照惯例，大臣无论升迁还是革职，都需要在第二天向皇上谢恩。翁同龢也特别希望能够再见皇上一面。第二天一早，也就是四月二十八日，光绪帝要从颐和园返回紫禁城，翁同龢顾不得心中的悲痛与失落，早早赶到东宫门，双膝跪在雨后御道旁的湿地上，叩头迎驾，老人的白发在晨风中格外醒目。据太监回忆，自光绪帝发下了令翁同龢开缺回籍的谕旨后，“寝食俱废”，痛苦异常。我们今天完全可以理解和想象到当时光绪帝那种无奈、痛苦的心情。当他坐着步辇回城的时候，突然看到御道旁长跪叩头的师傅，一定是百感交集，欲说无语，欲哭无泪。翁同龢在日记中回忆，师生之间这最后一面是光绪帝随着车驾而去，“上回顾无语，臣亦黯然如梦”（《翁同龢日记》）。此时的翁同龢心中一定只有对光绪帝的默默祈祷和祝福。

　　六年以后，也就是光绪三十年（1904），翁同龢在家乡寂寞死去，享年七十五岁。

　　推行维新变法的光绪帝，在变法的起始阶段痛失依靠，是变法的损失。梁启超认为：“常熟去国，于变法成败为最大关键。”（《梁启超年谱长编》）
作者: 慈禧太后    时间: 2013-5-2 09:28

第二十三讲 “母子”反目
　　

　　在启动变法的关键时刻，慈禧将翁同和从光绪帝身边赶走，斩断了光绪帝的最大依靠。与此同时，又颁布了三道懿旨，来控制与“规范”变法所能达到的深度和广度。此时，有充分把握掌控全局的慈禧，静坐颐和园，冷眼旁观，伺机而动。

　　一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1898年9月21日）晨，这一天戊戌变法刚好推行了一百零三天。按照内务府的日程安排，这天光绪帝要在卯初二刻，也就是早晨五点半左右，前往中和殿阅视祭社稷坛的祭文。

　　社稷坛是皇帝们祭祀土地神和五谷神的地方，明清时期的社稷坛位于紫禁城的西侧。在明清两代，皇帝都要在二、八月进行祭祀。此时，又是一年的八月，按照惯例光绪帝又要率领群臣前去祭祀，而在举行祭祀之前，光绪帝必须阅视礼部起草的祭文。所以，这天早晨的安排是先阅视祭文，随后处理政务。然后，到后宫向八月初四日回宫的慈禧请安、侍膳。可是，一件改变中国历史进程以及光绪帝命运的事情就在这一天早晨发生了。

　　中和殿宝座旧影

　　黄鸿寿在《清史纪事本末》中记载：光绪帝“入中和殿，阅礼部拟祀社稷坛秋祭文，甫出殿，即有侍卫太监及荣禄之兵一队，称奉太后之命，引帝入西苑内之瀛台”。

　　紧接着，慈禧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布了慈禧再次训政的上谕：“现在国事艰难，庶务待理。朕勤劳宵旰，日综万机。兢业之余，时虞丛脞。恭溯同治年间以来，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两次垂帘听政，办理朝政，宏济时艰，无不尽美尽善。因念宗社为重，再三吁恳慈恩训政，仰蒙俯如所请，此乃天下臣民之福。今日始在便殿办事，本月初八日朕率诸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礼。”（《上谕档》）

　　谕旨的实质就是结束光绪帝为期十年的“亲政”，重新恢复慈禧的“训政”。随后，慈禧以“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罪名，将维新派领袖工部主事康有为革职；命步军统领衙门四处捉拿维新志士。维新变法成为非法的政治行为。至此，推行了一百零三天的维新变法顷刻之间被慈禧所颠覆。

　　慈禧为什么会在变法推行了一百余天以后断然终止？变法期间，慈禧与光绪帝之间究竟产生了怎样的纠葛？

　　二

　　要想弄清楚这对“母子”之间矛盾冲突的原因，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光绪帝亲政以后，光绪帝与慈禧之间政治权力的归属关系。学界的共识是虽然光绪帝已经亲政，但其权力有限，真正的大权依然掌控在慈禧的手中。那么，慈禧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来把握权力呢？

　　1、“事后报告制度”

　　“事后报告制度”是指慈禧允许光绪帝在朝廷一般事务的处理上有朱批权、口谕权，并可以对谕旨的形成有相当的处置权。但在事后，准确说是在第二天，光绪帝对于重要的奏折及其所做出的相关决定，必须向自己报告。我们可以认为，光绪帝对一般事务有处理权，而慈禧有监督权。

　　2、“事前请示制度”

　　慈禧在光绪帝亲政以前曾明确规定：“简放大员及各项要差”由“皇上奏明皇太后”；满汉尚书、侍郎及地方布政使、按察使等重要官员的任命“拟请暂照现章”，也就是依然由慈禧做主（《上谕档》）。如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十日，光绪帝令刑部尚书廖寿桓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翁同龢在日记中赫然记载“昨日请懿旨”。

　　颐和园乐寿堂

　　查阅《清代起居注册》我们发现，光绪帝亲政以后，光绪帝与慈禧同住一处的时间大大多于分开的时间。慈禧住颐和园时，光绪帝就要间日或几日，单程花三个小时，赶赴十五公里的路程去颐和园；慈禧也时常回城，住西苑的仪鸾殿。无论是同住颐和园还是城里，两人的住地都很近，皇帝每日请安、侍膳（早、晚餐）和陪同看戏。按照宫中规定，光绪帝请安要下跪，慈禧来宫中或西苑，光绪帝也要跪接跪送。如此频繁的接触，使光绪帝在处理朝中事务时，事前请示慈禧并得到懿旨的允准便成为一种惯例。

　　慈禧通过这样的制度，对于光绪帝以及朝中事务通盘把握。可以确认的是，在权力关系上，国家机器对光绪帝负责，而光绪帝要对慈禧负责。在光绪帝亲政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严格地说是戊戌变法以前，光绪帝一直恪守着这样的权力约定。在此前提下，“母子”之间相处比较融洽。

　　百日维新期间，查阅《清代起居注册》和其他宫中档案可知，慈禧时常回宫，而光绪帝也经常来颐和园小住，重大的决策都得到慈禧的同意，包括启动变法。既然，光绪帝的重要决定都是在慈禧允准的前提下推行的，那么慈禧又何以推翻变法？如此，慈禧岂不是出尔反尔？难道光绪帝有什么事情没有得到慈禧准许而擅作主张，从而挑战了慈禧的绝对权威吗？

　　三

　　对于嗜权如命的慈禧而言，变法前提是不能触动她的统治利益。这是她为变法所设置的底线。在七月上旬以前，变法主要是在经济、文化领域推行，在慈禧看来似乎还可以容忍。因此，“母子”之间没有发生剧烈的冲突。然而，进入七月中下旬以后，情况发生了逆转。

　　在内务府的档案中记载，七月十八日，慈禧由宫中回颐和园；七月二十一日，光绪帝计划去颐和园。十九、二十日光绪帝独处宫中。可就在这两天，光绪帝做了两件令慈禧十分震怒的事情。光绪帝在没有事先请示慈禧的情况下，擅自发下了维新变法以来最重要的二道谕旨。

　　七月十九日，光绪帝颁下了罢免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以及侍郎、署侍郎共计六位堂官的官职；将礼部主事王照着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

　　林旭七月二十日，决定礼部堂官的署任，并授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为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四章京虽然品级不高，但他们却是光绪帝在军机处推行变法的得力助手。

　　杨锐，字叔峤，又字钝叔，四川绵竹人，清末维新派，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以举人授内阁中书。光绪帝实行维新变法后，杨锐出任四品军机章京，参与新政。

　　刘光第，字裴村，四川富顺人，光绪九年进士，授刑部候补主事。维新变法期间，受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荐，得到光绪帝召见，刘光第力陈时势艰危与中外积弊，受到光绪帝的赏识。

　　林旭，字暾谷，福建侯官人。维新运动时期他为维新变法奔走呼号。七月，经王锡蕃推荐，光绪帝召见了林旭。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清末巡抚谭继洵之子。甲午战败，谭嗣同提出变法主张，开湖南维新之先河。经徐致靖荐入京，协助光绪帝推行新政。

　　光绪帝打击顽固派、公开起用维新派的举措，分明是对慈禧绝对权威的挑战。这意味着改革开始朝着触动慈禧统治基础的方向发展。光绪帝为什么会如此“自作主张”？

　　事情的起因是，维新变法期间，光绪帝指示官员积极建言。王照作为礼部四品主事没有资格直接向皇帝上奏，而应由该衙门堂官代递他的条陈。由于王照的条陈内容多为新政，因此被消极怠政的尚书许应骙所阻隔。光绪帝知晓事情原委之后，怒不可遏，当即表示：

　　“似此故意抑格（阻碍），岂以朕之谕旨为不足遵耶？若不予以严惩，无以儆戒将来。”

　　光绪帝的愤懑，表达了他一直以来处处掣肘于慈禧的一种不满情绪：

　　1、自己虽为皇帝却没有一言九鼎的能力

　　此一事件中，尚书许应骙的有意阻格，是将自己的谕旨视为具文的最好明证。变法以来，光绪帝事事受制于皇爸爸，而官员们或观望或惟皇太后马首是瞻，使得光绪帝对许多变法措施都无力推行。他心存愤懑而又无计可施。

　　2、必须杀一儆百以寻求振作

　　在变法举步维艰的关键时刻，光绪帝以罢免违旨的礼部堂官作为推行变法的警示。虽然光绪帝清楚他所罢免的六位礼部堂官，均属于一二品中央大员，根据慈禧四月二十七日所发的懿旨中的规定：二品以上官员的任免应由皇太后决定，而这些大员恰恰是光绪帝推行变法的最大阻力。为了让变法措施得以落实，光绪帝只能挑战慈禧的权威了。

　　对慈禧而言，光绪帝无视她的权威而断然罢免礼部堂官，无疑是一次权力示威。

　　首先，怀塔布是慈禧安排在光绪帝身边的亲信，光绪帝“左右大臣，皆由太后拔用”（《戊戌履霜录》）。所以，在慈禧看来，光绪帝此举是严重的越轨行为。

　　其次，明知二品以上官员的任免须由自己决定，然而光绪帝竟以身试法，突入禁区，触犯天条，这是慈禧绝不能允许的叛逆行为。

　　光绪帝的举措，在朝野上下激起轩然大波，慈禧震怒，当面质问并训斥光绪帝。光绪帝痛哭道：

　　“祖宗而在今日，其法必不若是；儿宁忍坏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世笑也。”（《戊戌履霜录》）

　　光绪帝一反常态的倔强，使得慈禧愤恨不已。在慈禧的眼里，光绪帝是自己二十五年中恩威并施所塑造出来的傀儡，他对自己只有服从的义务和依赖的行为，任何有悖于自己的言论和行为，都为离经叛道。尽管，在种种不得已的形势之下，光绪帝必须亲政，但他亲政中皇权的行使必须符合自己的规范。然而，变法以来，光绪帝越来越强硬的态度，简直就是否定自己的权威。特别是竟敢无视自己的权力，断然罢免了礼部堂官，一旦光绪帝被人假手或假手于人，将自己置于可有可无的位置，自己苦心经营了三十余年的权力大厦就会倾斜甚至坍塌，哪怕这种牺牲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慈禧也不会接受。慈禧隐约感到了来自于光绪帝及其维新党人的威胁。

　　嗜权如命的慈禧绝不会坐视他人对自己权力的藐视和挑战，她要出击，她要应战。对前来哭诉的怀塔布等人，慈禧一方面“令其暂且忍耐”；一方面令怀塔布等人去天津与荣禄进行联系，密商对策。如果说，此前慈禧对变法的态度是限制变法规模、静观变法的动向，那么此事件发生以后，慈禧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她要筹谋出击了。

　　梁启超对这件事情的结果分析得非常深刻，他认为：

　　“皇上于二品以上大员，无进退黜陟之权。彼军机大臣及各省督抚等屡抗旨，上愤极而不能黜之。此次乃仅择礼部闲曹、无关紧要之人，一试其黜陟，而大变已至矣。”（《戊戌政变记》）

　　但这一事件似乎还不足以令慈禧骤然发动政变，还有哪些更加触动慈禧敏感的神经的事情发生，使她在短短的几天中做出了政变决定？

　　四

　　如果说，光绪帝罢免礼部堂官事件，被慈禧视为是对自己权力的藐视和否定，那么随后发生的另一件事情，从慈禧的角度来看，不啻是对她权力基础的动摇。

　　这就是在七月二十八日，光绪帝借去颐和园向慈禧请安的机会，对慈禧直接提出了维新党人建议开懋勤殿一事。

　　懋勤殿是乾清宫西侧的一座配殿，原来是专供皇帝读书的地方。康有为等维新派建议：以开设皇帝读书的懋勤殿为名义，“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国的政治专家，共议政治制度，将一切应兴应革之事全盘筹算，定一详细规则，然后施行”（《戊戌政变记》）。

　　这个建议的实质就是：

　　(1)在光绪帝的用人权受到极大限制的前提下，将诸如康有为等维新派品秩较低的人员，以议政的名义聚集到光绪帝的身边，成为政治核心力量。

　　(2)从决定国家“应兴应革之事”的目的来看，开懋勤殿，名为议政机构，实为决策机关。如此，清朝政治机构中具有咨询和议政功能的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职能将被架空。

　　对于权力十分敏感、一次次躲过权力的旋涡与暗礁的慈禧，清楚地知道开懋勤殿会导致什么样的结局：那就是维新派将云集于光绪帝身边成为枢臣，一个新的政治决策机构将应运而生。这不仅是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挑战，也是对她把持了三十余年的清朝最高权力的挑战。一旦同意开懋勤殿，自己与光绪帝之间的权力关系将发生根本的改变。慈禧绝不允许动摇她权力根基的力量存在。光绪帝服从慈禧权力的时候，他们可以保持母子关系，但如果光绪帝所作所为直接威胁到她的权力，她将抛弃所有亲情，与之反目。这就是慈禧，权力永远置于亲情之上。

　　据说，此日慈禧与光绪帝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由于没有档案记载，我们无法知道争论的内容。然而，争论发生之后，光绪帝紧急召见杨锐，并将一份密诏交予杨锐，让他将密诏转交康有为等人。认真体味其内容，也可以找寻到母子之间争执的部分内容。

　　据赵秉麟《光绪大事汇鉴》中所录的密诏的内容节录于下：

　　“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

　　由此，我们可以依稀地感觉到这对母子之间冲突已近剑拔弩张：

　　第一，对于开懋勤殿，实行议政，慈禧坚决反对，理由是恐失人心；

　　第二，对于十九日罢免礼部堂官一事，慈禧认为处罚太重，继续严厉指责；

　　第三，对于慈禧近来的强硬态度，继续推行变法，权力“实有不足”，一味坚持，超越了慈禧为自己划定的权力范围，恐“朕位且不能保”。

　　此时，在我们的脑海里，一幅母子之间激烈争吵的场景跃然而出：

　　在慈禧还忿忿于十九日光绪帝不经自己允许，擅自罢免礼部堂官的事件中，光绪帝又提出了吸纳维新党人，开懋勤殿议政的方案，直接威胁自己的统治权力和利益，慈禧坚决反对，同时争论中再次提到了十九日的事情，并严厉警告光绪帝若继续一意孤行，其皇位将不能保。在慈禧的卵翼下生活了二十五年的光绪帝十分了解慈禧的性格以及处事方式，皇爸爸一旦对自己的皇位提出警告，就不会只停留在仅仅口头警告的层面上，皇爸爸调整与自己的权力关系指日可待。威严、心狠手辣的皇爸爸将怎样调整这种权力关系，光绪帝不知道，也不敢想象，所以在密诏的最后他表达了让维新党人速筹计策的想法。

　　从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帝来到了颐和园，直到八月三日，光绪帝离开颐和园。期间，虽然由于开设懋勤殿一事，母子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然而，在这四天的时间里，母子两人依然日日见面。慈禧照常接受光绪帝的请安、侍膳，光绪帝也在颐和园里处理一般性朝政。可就在光绪帝离开颐和园的当天晚上，慈禧却做出了一个临时的重大决定：她要在次日，也就是八月四日回西苑。

　　西苑，又称“三海”，即北海、中海和南海合称，它位于紫禁城的西北侧，是一处重要的皇家园林。光绪帝亲政以后，慈禧在北京城里的时候，就常住在西苑的仪鸾殿。自从慈禧住到颐和园以后，慈禧就将颐和园视为她的常住地，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慈禧往往不回城里。依据《内务府档案》，光绪二十四年的前八个月里，慈禧离开颐和园回到城里居住共计约六次。其中，三次是因为恭亲王奕？？病危，她前来探望。另外三次则是在咸丰帝的生日、光绪帝的生日和咸丰帝的忌日。由此可以判断，慈禧轻易不回城，一旦回城，就一定因为有特殊的事情。

　　八月四日，慈禧从颐和园赶回西苑，根据《清代起居注册》记载，这一天光绪帝在申时于中海的瀛秀园的门外，跪接慈禧。对于分别只有一天的母子两人，见面以后将会是一种怎样的情景？

　　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中有过这样一段描述：

　　慈禧回宫以后，即“召上怒诰曰：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谋我乎？上战栗不发一语，良久嗫嚅曰：我无此意。太后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安有汝乎？”

　　(1)慈禧见了光绪帝就怒骂，一定是光绪帝做了令慈禧无法忍受的事情；

　　(2)从慈禧指责光绪帝“谋我乎”来看，应该是光绪帝做的事被慈禧认为有谋算她的地方。

　　在慈禧的怒骂中，我们依稀感觉到慈禧已经发觉“谋我乎”应该是来自于某个方面的威胁。

　　那么，又有什么事情促使慈禧必须要赶十五公里的路程回西苑呢？这种威胁来自于哪里呢？

　　五

　　这是因为慈禧获悉在八月初五日，光绪帝要在勤政殿接见来北京访问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

　　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风云人物，他作为明治天皇的顾问，直接参与和指导了明治维新，颇有变法的经验。康有为对伊藤非常崇拜。变法期间，康有为曾经设想“楚才晋用”，也就是聘用那些富有政治经验的外国政治家，作为顾问，参与变法。康有为在建议开设懋勤殿的时候，就曾经流露过这一设想。

　　“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国的政治专家，共议政治制度。”（《戊戌政变记》）

　　其中，延聘东西各国的政治专家，就是康有为的设想。如果将这些专家落实到具体人身上，那么东国的政治专家就应有日本的伊藤博文在内。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伊以“个人游历”的身份坐船抵达天津。七月二十九日，伊来到了北京，随后康有为前往日本使馆拜见伊藤，希望伊藤能够留在中国，帮助挽救变法危局。

　　可这样一件事情，却成为舆论的焦点，很多传言不胫而走。其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光绪帝将留伊藤博文在京为变法的顾问，优以礼貌，厚其廪”。

　　这种议论是不是应归属于没有根据的谣言呢？从后来的事情发展来看，这种议论与推测有其可能性。

　　有两件事情特别说明问题。

　　其中一件事情是，在八月三日，候选郎中陈时政向光绪帝呈折，主张援引伊藤博文做顾问。

　　“顷闻伊藤罢相来游中土，已至京师，将蒙召见，如果才堪任使，即可留之京师，着其参与新政，自于时局更多裨益。”（《条陈时务便宜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另一件事情为，光绪帝决定在八月初五日召见伊藤博文，并安排负责接待的张荫桓事先拟订“问答节略”。在变法的关键时刻，中国的皇帝要召见来自日本的在野政治家，其决定的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含义。

　　此事对于慈禧来说是一件关乎她能否继续掌握皇权的大事。慈禧感觉到如果一任光绪帝将伊藤博文留下做变法的顾问，那么将会形成自己难以控制的局面。

　　首先，慈禧深感自己的权力已处于危局。

　　在变法初期，慈禧同意光绪帝可以实施变法的前提是：不违背祖宗之法；无损满族权势。也就是变法不能触及现行的制度模式--君主专制的政治模式。可是，无论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无一不是在名义上保留王权或皇权的基础上，实施资产阶级改良。将皇权置于一种象征意义的位置，对于嗜权如命的慈禧而言是断断不能接受的。七月十九日，光绪帝未经请示即将六个礼部堂官全部罢免，慈禧已将它视为越权；既而，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帝建议开设懋勤殿，又令慈禧意识到自己的权力深处危局。而此次伊藤来华已经使慈禧对于变法产生了恐惧，一旦伊藤留在北京参与变法，不仅自己将会失去对于皇权的控制，而且自己也将丧失对于未来变局的驾驭能力。

　　其次，在舆论呼吁下慈禧有了训政的借口。

　　伊藤博文访华在受到维新派欢迎的同时，也引发了守旧派的恐慌，御史杨崇伊就是其中的一个。在八月三日，他向慈禧呈递了一份密折，重点陈述了对伊藤博文访华的后顾之忧。

　　密折中，杨指控维新派“蛊惑人心，紊乱朝政，引用东人深恐贻祸宗社”，杨预言道“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他竭力呼吁慈禧“即日训政”（《大同学会蛊惑士心引用东人，深恐贻祸宗社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戊戌变法资料》）。杨的密折对于伊藤访华后果的分析，慈禧已经十分明确，慈禧需要的是对光绪帝发难的机会，而杨呼吁慈禧再次训政的密折，使慈禧断然做出了要改变一切的决定。正如时人所分析的那样：

　　“八月之变，幽禁皇上，株连新党，翻改新政，蓄此心固非一日，而藉口发难，实由于伊藤之来也。”（《清廷戊戌朝变记》）

　　验之于以后的历史，我们有理由相信，此时光绪帝对于慈禧即将对变法进行清算的结果已经有所预料。

　　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帝在开设懋勤殿的问题上与慈禧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以后，他预感到如果将变法继续推行下去，后果难测。于是光绪帝萌生了让康有为迅速离京，徐图未来大计的念头。随后发生的两件事情非常说明问题。

　　第一件是，光绪帝明发上谕，令康有为迅速离京。

　　八月初二日，公开颁谕，以督办官报为由，令康有为迅速离京。

　　“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闻尚未出京，实堪诧异。朕深念时艰，思得通达时务之人，与商法治。闻康有为素日讲求，是以召见一次，令其督办官报。诚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职任不为不重。现筹有的款，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德宗实录》）。

　　在明发上谕中，光绪帝在向朝野上下传递着几个信息：

　　(1)令康有为督办官报是既定的方针，非一时的决定；

　　(2)现已筹得部分办报经费，康有为可以离京。

　　以上信息的传达，充分显示了光绪帝的良苦用心：康有为离京赴上海办报是先前的计划和正常的赴任，而并非临时举措，减少慈禧对此的怀疑。

　　随后的另一件事情，说明光绪帝明谕康有为离京是不得已而为：

　　光绪帝密谕康有为离京。

　　在颁发明谕的同时，光绪帝召见了林旭。林旭是光绪帝在七月二十日任命的四个军机章京之一，是维新变法的骨干成员。光绪帝命令林旭将一份密谕传给康有为：

　　“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的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汝一片衷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戊戌变法资料》）

　　密谕中，光绪帝道出了自己的无奈与苦衷：

　　(1)督办官报是不得已的选择；

　　(2)好自珍重以徐图大业。

　　其实，明谕与密诏，说的是一件事情，那就是令康有为迅速离京。只不过前者是官样文章，在剑拔弩张的慈禧面前做做样子；后者可谓语重心长，既对康有为表露了深切的关怀，又对他寄予了无限的期望，对康有为督办官报一事，在明诏中说的是理应如此，但在密谕里却阐释了自己的苦衷，所言可谓发自肺腑。

　　在慈禧回宫的晚上，光绪帝对身边的枢臣说：

　　“朕不自惜，死生听命，汝等肯激发天良，顾全祖宗基业，保全新政，朕死无憾。”（《清廷戊戌朝变记》）

　　光绪帝的一席话语已经深深地表露了他的心境：一方面，他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处于危险境地；另一方面，他仍在力争变法。他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光绪帝对于慈禧的突然回宫和其将要采取的行动是有一定的心理准备的。

　　慈禧的回宫，并没有断然终止伊藤走进紫禁城与中国皇帝会晤，八月五日的会面如期举行。没有更多的史料记载慈禧如此抉择的苦衷，但验之于这段历史的发展，有两点因素值得考虑：

　　首先，慈禧担心终止会晤会引起各国干涉。

　　慈禧清楚，自己虽然在撤帘归政后依然可以通过各项制度的规定对光绪帝实施有效的控制。然而，在自己的干预下，将大清皇帝已经公布的一项外事活动断然取消，不仅舆论对自己不利，而且还有可能引起在华列强势力的注意和干预。

　　其次，慈禧担心引起日本政府的不满。

　　慈禧清楚，虽然下野的伊藤已经不是日本首相，虽然伊藤以所谓的“私人游历”身份访问中国，但他日本“维新名臣”的特殊身份，使慈禧不能小视他的政治影响和社会能量。一旦在此事上草率处理，不仅会引起日本政府的不满，而且还有可能引起对中国怀虎狼之心的日本政府再次挑起事端。

　　因此，在纷纭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一次次绕过急流险滩的慈禧采取明松暗紧的方针，即允许光绪帝继续完成此次外事活动和其他的朝政安排，但对于光绪帝的言谈行为进行有效的控制，或者说光绪帝慑于慈禧的淫威，对自己的活动和言语进行了约束。

　　因此，八月五日，光绪帝在接见伊藤博文和召见袁世凯的时候，表现出了许多异常的举动。

　　首先，在光绪帝于勤政殿接见伊藤时，据有的史料记载，慈禧不仅对光绪帝会晤伊藤的《问答节略》，也就是事先所拟好的谈话问题进行了审定，而且在光绪帝召见伊藤的时候，慈禧就躲在勤正殿所悬挂的帘子后面进行监视。对于这样的记载，我们很难核实它的真伪，但从会谈的时间及会谈记录上看，一场康有为精心设计的外事活动，已经没有了任何实质上的意义，完全成为一种礼节性的过场。

　　在会见一开始，伊藤就直接了当地谈起中国正在进行的变法问题，并对光绪帝的变法行动表达了敬佩之意。

　　伊藤说：“外臣此次来华，系私自游历，非因公事，兹蒙陛下召见，深荷隆恩，不胜荣幸。陛下近日变法自强，力图振作，将来中国富强之业可立而待，外臣不胜钦佩，此实东方盛事，外臣归国述与敝国皇帝（天皇）知之，当必异常欢悦，愿陛下永保盛业，长享景福。”

　　然而，光绪帝却没有就此话题谈及最近的变法，而是转移了话题，谈起了一些礼节性的话题。

　　帝：“久闻贵侯大名，今得晤语，实为万幸。”

　　伊：“敬谢陛下褒辞。”

　　帝：“贵侯于何日起程？”

　　伊：“于一月前就道，曾在朝鲜勾留旬余。”

　　帝：“一路平安否？”

　　伊：“蒙陛下福庇，一路平安。”

　　光绪帝在会见中，只有几句涉及到中国变法，他说：

　　“我中国近日正当维新之时，贵侯曾手创大业，必知其中利弊，请为朕详晰言之，并祈于总署王大臣会晤时，将何者当兴，何者当革，笔之于书，以备观览。”（《戊戌变法资料》）

　　从以上会谈内容的节选中，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绝非是光绪帝急于接见伊藤的初衷。事前，康有为将伊藤推荐给光绪帝作为变法的顾问，想必光绪帝对这次会晤寄予很高的期望，然而光绪帝在会见的言语间所表现出来的用礼节性的寒暄来敷衍此次会见，尤其是在会谈中不接受伊藤面谈对中国变法的想法，反而要求他写出书面的意见并转呈，这种舍近求远的举措，不合常理，应该属于光绪帝问话多有不便，或者百般无奈。此时，光绪帝已经难控大局。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八月初六日慈禧宣布再次训政与伊藤博文访华有直接的关系。

　　八月十三日，慈禧下令处死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康广仁，史称“戊戌六君子”。

　　次日，慈禧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上谕，追捕康有为。

　　慈禧无情地扼杀了刚刚兴起于中国大地的维新变法运动，业已推行和将要推行的变法措施几乎全部被终止。
作者: 慈禧太后    时间: 2013-5-2 09:28

第二十四讲 废帝风波
　　

　　慈禧以血腥的镇压终结了中国近代史上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她残忍地杀害了变法义士，囚禁了光绪帝，也就此开始了她执政生涯中的第三次垂帘。

　　一

　　慈禧发动了政变以后，就将光绪帝囚禁在西苑的瀛台。

　　瀛台始建于明代，称南台。它位于西苑的南海里(今中南海内)，四面环水，实为一小岛，北部有一木桥与陆地相连。中心建筑为涵元殿，并有许多亭台楼阁和奇石古木。它初建于明代，命名为南台，清顺治年间修葺扩建后，改名为瀛台。这个建筑的主要功用是作为皇帝避暑、游览之地。每年皇帝祭社稷坛，礼成后都要到瀛台更衣；上元节皇族都到瀛台观看烟火；康熙帝、乾隆帝都曾在此听政、赐宴。

　　慈禧将光绪帝囚禁在这里的原因，我们还没有找到直接的史料，但验之于以后的历史发展，不难看出其中所包含的寓意：

　　1、与世隔绝，便于控制因为瀛台四面环水，唯一通向陆地通道是北部的木桥。光绪帝被软禁于此后，他只能在这四面环水的孤岛中寂寞度日。服侍光绪帝的太监，均经慈禧的心腹李莲英亲自挑选，对光绪帝名为服侍实为“管教”。据说某年的冬季，南海水面已经结冰，一天，光绪帝微服出行，孰知刚走不远，便被守门人发现，即被“跪阻”返回。事后，慈禧太后闻知，居然命人把水面瀛台石桥旧影瀛台涵元殿的冰凿开，以防光绪帝逃走。此说是否具有演义的成分，我们还需史料证明。但我们查阅宫中档案，在内务府的《记事簿》中，记载了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的一件事：“瀛台周围沿边河面，现已冻冰，急派人赶紧打开一丈余尺，务见亮水，并由明日起派拨人夫进入镩打，不准冻上。”从此，瀛台岸边每日近乎于徒劳破冰的举措，不厌其烦地进行着，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为了防止光绪帝履冰而出。这位依然在位的大清帝国的皇帝，不仅被剥夺了执政的权力，而且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与身陷囹圄的囚徒几无二致。

　　2、皇家御园，适合对光绪帝进行幽禁在清朝的历史上，只有皇帝为受责罚的嫔妃在后宫设置冷宫，而没有专门为皇帝安排受软禁处所的先例。“冷宫”无固定地址，关禁王妃、皇子的地方，便俗称“冷宫”。查遍所见明、清史料，紫禁城无“冷宫”匾额，冷宫并不是某一处宫室的正式命名。

　　慈禧要强行幽禁光绪帝，但是地点的选择必须有所顾忌，毕竟光绪帝是依然在位的皇帝，他居住的环境应该与他的身份相符。瀛台景色秀美，波光映目，水色山光，亭台楼阁的琉璃屋瓦掩映在碧树浓荫之中，令人有置身蓬莱仙境之感。建筑规模虽不如紫禁城，却也是皇家园林，富丽堂皇，符合光绪帝皇帝的身份，而且光绪帝也时常住在瀛台的涵元殿，因此，关押于此免得臣下有微词。

　　慈禧将光绪帝幽禁在瀛台后，似乎还不足以泄愤，为了彻底将光绪帝与外界隔绝，在政变后的几天里，又陆续把过去侍奉光绪帝的太监全部发落，或处死，或从军，无一人幸免。更对珍妃痛下狠手，再次施以杖责之后，撤去簪环，囚禁于钟粹宫后景祺阁北边的北三所（现坍毁）冷宫中，这地方就在今天珍妃井西边的山门里。如果这一出自太监之口的传闻属实，则此地算得一处“冷宫”。

　　从此，瀛台便成为囚禁光绪帝的一座“水牢”，光绪帝完全变成了一个不带枷锁的囚徒。而对这一切，他无从改变，他只能无奈地慨叹“欲飞无羽翼，欲渡无舟楫”（《三海见闻志》）。

　　二对慈禧而言，在权力与亲情的天平之上，她会义无反顾地将力量的砝码倾注在权力之上。虽然，她已经将光绪帝置于囚徒的行列，然而她依然心存隐忧。因为：

　　1、光绪帝依然有重操大权的可能。戊戌变法虽然已被镇压，“六君子”血染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流亡国外；光绪帝被囚禁。然而，她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自己已经是一个六十四岁的老妪，即使保养有方，但体力和精力仍然大不如从前。可光绪帝只是几近而立，一旦自己百年，光绪帝就可以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清皇帝。这样的事情随时可以发生，这不能不使慈禧心存担忧。

　　2、三次垂帘难合家法。如果说在同治朝与光绪帝亲政前自己蒙混视听并坚持垂帘听政似乎还可以顺理成章，然而在光绪帝成年并在位时却依然三次垂帘，不合家法，亦无法平息舆论。要继续垂帘听政就必须尽快找寻一个新的办法，既可以被人视之为合法，又能借此巩固和完善自己的权力。

　　幽禁珍妃的景祺阁东院

　　因此，慈禧有了废掉光绪帝皇位的计划。

　　没有史料记载慈禧对于废掉光绪帝皇位可行性做过怎样的考量，或许在慈禧的心中就根本无须任何考量。对于嗜权如命的慈禧而言，她人生的轨迹是围绕权力的掌控形成的，把握人生取舍的唯一标准是最大可能地把握权力。二十多年前将皇位赐予不足四岁的载湉是为了自己能继续把持皇权；二十余年后剥夺他的皇位是为了自己能更好地继续把持皇权。

　　《崇陵传信录》中所记载的她与亲信大臣荣禄的对话，非常说明问题：

　　“次日朝罢，荣相请独对，问太后曰：传闻将有废立事，信乎？太后曰：无有也。事果可行乎？荣曰：太后行之，谁敢谓其不可行者。”

　　一句“太后行之，谁敢谓其不可行者”，虽有亲信荣禄恭维慈禧之嫌，但也折射出慈禧的强权凌驾于皇权之上的不可置疑事实的存在。慈禧对于皇位的予与夺，完全取决于自己对权力的摆布和需要。何时夺和怎样夺，只看自己安排，她所要尽心而为的就是怎样能使废帝计划进行得顺理成章罢了。

　　三

　　首先，慈禧尽情地折杀光绪帝在臣下面前的威严。

　　庆亲王奕劻慈禧指挥镇压了变法以后，她多次组织大臣围攻和训斥光绪帝，为光绪帝罗织罪名。在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中较为详细地记载了政变当天光绪帝被围攻和惨遭训斥的场面。

　　这一天，慈禧把奕劻等王大臣召集至便殿，令光绪帝跪于案旁，并置竹杖于座前，用心营造了一个威严的气氛。然后，慈禧对跪在面前的光绪帝厉声呵斥：

　　“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任，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刑。何物康有为，能胜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愦，不肖乃尔！”

　　慈禧在群臣面前，将“离经叛道”、“变乱祖法”等等罪责加在光绪帝的头上，于是在慈禧的怒骂声中，光绪帝遂成为不折不扣的“亡国败家”的祸首！

　　隔两天，慈禧依然怒气未消，再次将群臣召集至便殿，继续对光绪帝进行斥骂。并将在皇帝寝宫、书房和康有为住所中查抄的奏折文稿逐条讯问，逼迫皇帝“认罪”。

　　其次，大肆制造皇帝患病的声势。

　　慈禧一方面在群臣面前不断地训斥光绪帝，为他罗织种种不可饶恕的罪名；一方面大肆宣扬皇帝患病的消息。八月初十日（9月25日）光绪帝颁布了寻医的上谕：

　　“朕躬自四月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即着内外臣工切实保荐候旨，其现在外省者，即日驰送来京，毋稍延缓。”（《德宗实录》）

　　上谕向天下人昭示：

　　(1)皇帝生病已四月有余，太医久治无效。既然连太医这样的天下名医都无计可施的病症，一定很重；

　　(2)遍召天下名医速来京城，一个“毋稍延缓”再次告知天下，皇帝病重矣。

　　随后，慈禧“令太医捏造脉案”（《德宗遗事》），并按时向外界公布，制造了一种光绪帝大病且不能理政的氛围。

　　上谕虽然是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发，但是却引起朝野上下极大震动。人们纷纷质疑光绪帝生病的真实性。众所周知，光绪帝四月份还在雷厉风行主持变法，此间未曾听说身体不适，缘何慈禧在镇压变法的同时突然昭示天下：皇上已患有重病，连太医都不可医治？于是，人们自然而然地将光绪帝的生病与慈禧又要制造什么阴谋联系起来。

　　第三，选择宗室近支之子立为大阿哥，为同治帝立嗣。

　　要废黜在位的皇帝，就必然要确立一个新皇帝。

　　一日，在慈禧与荣禄关于废立皇帝的对话中，反映了两个人的真实想法。

　　“荣曰：上春秋已盛，无皇子，不如择宗室近支子建为大阿哥为上嗣，兼祧穆宗，育之宫中，徐承大统，则此举为有名矣。太后沉吟久之曰：汝言是也”(《崇陵传信录》)。

　　在被慈禧称道的荣禄建议中，我们不难看出两个用意：

　　(1)在近支宗室中选择皇嗣；

　　(2)将皇嗣育之宫中以待承统。

　　光绪帝已近而立之年，虽然大婚十年，但依然无子，且其身体日渐衰弱。从表面看，择一皇嗣，无可厚非。然而，清朝自雍正朝开始已不立太子，史载：

　　“康熙末年，诸皇子阴谋夺嫡，理密亲王再立再废，诸子各树党羽，互相倾轧，圣祖因此忧愤而殂。泰陵既已智数登大宝，有鉴于前，遂垂永不建储之谕，臣下有请者立斩。”（《崇陵传信录》）

　　处处标榜以家法为准绳、以祖制为规矩的慈禧，此时似乎已经忘记了早在雍正朝既已确立了“永不建储”的家法，她悍然违背“家法”的实质，无非是为废黜光绪帝的皇位而做的精心准备。

　　慈禧又将把这个“幸运”赐给谁呢？

　　四

　　端郡王载漪既然是给同治帝立嗣，那就应该在“载”字辈之下的“溥”字辈中挑选。慈禧环顾近支宗室子弟，有资格的有几个，但符合老佛爷心意的却寥寥无几。最终，慈禧选中了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儁。

　　第一，其父载漪受到慈禧的重用。

　　载漪是道光帝第五子奕的第二子，他自幼好武，曾统领过由八旗子弟组成的神机营，在宗室子弟纷纷钻营文职以寻求发展的时候，独独载漪衷情于舞枪弄棒，并在统军中显示了自己的才干。因此，很早就引起了慈禧的关注，由此长时期统领朝廷禁军--神机营、虎神营。在戊戌变法期间，载漪坚决站在慈禧的一边，成为慈禧势力的骨干。

　　“戊戌政变前夕，庆邸（奕劻）、端邸（载漪）同赴颐和园，哭请太后训政。”（《清廷戊戌朝变记》）

　　第二，溥儁的年龄符合慈禧的心愿。

　　与溥儁同时有资格成为继承人的人选还有几位，但慈禧都不中意，因为他们已经成年。如溥伟，恭亲王奕？？过继的孙子，十九岁，一旦继承皇位就应该亲政，慈禧无论如何都不能选择。而溥儁时年十四岁，符合慈禧立幼主而实施垂帘听政的条件。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慈禧正式宣布“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

　　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一日（1900年1月31日），慈禧派溥儁代光绪帝行礼，并将其接入宫中。

　　五光绪帝患“重病”以及立溥儁为大阿哥的消息散播以后，朝野上下种种议论蜂起，慈禧企图废帝的阴谋也随之被人洞穿。保皇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令慈禧应接不暇。但意料之外的两种势力的反对，却使慈禧陷入被动的泥沼。

　　首先，国内工商人士联名致电慈禧。

　　大阿哥溥儁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慈禧决定“立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谕旨颁发以后，上海于次日下午获悉。二十六日，诏谕见于日报。于是，上海人情鼎沸，志士云集。上海的电报总办经元善联合上海绅商市民一千二百余人，立志谏阻慈禧废黜光绪帝企图与行为，他们以电奏力求保皇：

　　“圣上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上以慰太后之忧勤，下以弭中外之反侧”（《居易初集》）。经元善，浙江上虞人，生于道光二十年（1840）。后随父至沪，学习经商理财。光绪四年（1878)，盛宣怀在沪创办电报商局，经元善招股三十万两，被委为会办，不久升为总办，管理电报局。经元善主张学习西方，发展工商实业和女学。变法推行期间，他积极支持光绪帝的变法主张。他认为，维新变法，为今日急务，故应“仿效西法”。他相信光绪帝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希望。所以，当慈禧立嗣以废黜光绪帝目的之谕旨颁发以后，经元善拍案而起。经元善之举在全国引起了极大反响，电奏发出后，全国各地响应，反对立储的通电、公告如雪片般飞向北京。无疑，这给慈禧施加了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由此，经元善也得罪了慈禧，他遭到通缉，家产被抄，被迫于二十九日乘英轮南逃澳门。

　　其次，各在华列强势力反应强烈。

　　变法失败以后，随之而来的是以慈禧为首的顽固复旧势力全面控制朝局。此时，在华列强势力强烈地感到，慈禧的复旧活动有可能是排斥外国势力的回归。他们担心中国“有可能回复到四十年前排斥外国人的时代”（《戊戌变法资料》）。

　　出于维护在华侵略利益的需要，在华列强认为或许支持光绪帝建立一个较为开明的政府，对自己在华利益的发展更为有利。于是，他们对光绪帝产生了特别的兴趣。当获悉光绪帝“患重病”的消息后，他们一再要求觐见，力图摸清光绪帝病情真伪与下落。

　　“驻京各国使臣闻圣躬不豫，均诣总署（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问安，并叩致病之由”（《戊戌变法资料》）。

　　在列强代表不断地追问下，庆亲王奕劻不得不向英国公使窦纳乐郑重承诺：光绪帝依然健在。然而，窦纳乐当场表示，消除他疑虑的最好方式是“请一位外国医生为皇帝看病，并签署一份光绪帝的健康证明书”。

　　于是，在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四日，一位名叫多德福的法国使馆医生，提着自己的药箱，走进了在外国人眼里充满着神奇色彩的紫禁城皇宫大门。多德福此行的意义在中国历史上非比寻常。他不仅仅是以西方医学之代表的身份来为中华帝国的皇帝检查身体，更重要的是此举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没有史料记载慈禧为什么会同意西医来给光绪帝诊病，或许慈禧认为光绪帝一直身体虚弱，不怕你瞧不出病来；或许慈禧想借助西医的诊病，来为自己废黜光绪帝的举措增加砝码。但有一点我们可以确认：慈禧同意了这不合常情、完全出乎外交常规的非分要求，也是出自于她对外国在华势力的无奈。长期以来，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防御对付外来侵略的军事活动屡战屡败，外交活动不断受挫，几乎是“畏夷如虎”。因此，明知是非分要求，也不敢表示强硬的抗议。

　　多德福诊病的结果：病势无大碍，惟患血虚之病。

　　慈禧“看到了国内舆论人情的反抗”（《戊戌变法资料》），也感受到了列强的强硬态度，此时的慈禧不能不有所顾忌，虽然她依然坚持认为作为清朝最高主宰废立皇帝纯属“家事”，然而对外战争屡战屡败的事实，以及群情激愤的国内舆论的发展，会直接威胁自己的统治权力。宠臣荣禄的担心，也反映了慈禧的隐忧，“顾上罪不明，外国公使将起而干涉，此不可不慎也”（《崇陵传信录》）。于是，慈禧暂且收敛了废帝活动，在幽禁光绪帝的同时，继续利用光绪名号发号施令，以徐图大计。
作者: 慈禧太后    时间: 2013-5-2 09:29

第二十五讲 珍妃之死
　　

　　戊戌政变后，慈禧将光绪帝幽禁于瀛台，将珍妃打入“冷宫”。一对恩爱夫妻被慈禧生生拆开，或许这对苦命人曾期盼过他们能有重新相见的那一天，然而，一个突发事件让这一愿望成为永远的梦想。

　　一

　　金质“珍妃之印”

　　慈禧发动戊戌政变以后，将光绪帝幽禁于瀛台。他所有的活动空间就是那座水中的小岛，没有亲人的眷顾，没有朋友的问候。如果说此前的二十余年，光绪帝是被慈禧操控的傀儡皇帝，那么在这之后的岁月里，光绪帝只剩下了大清王朝在位皇帝的虚名。光绪帝的处境尚且如此，被慈禧视为红颜祸水的珍妃处境又将如何？

　　光绪二十一年（1895）封珍妃册（银镀金质）据说，慈禧再次将珍妃施以廷杖，撤去簪环，将她囚禁于钟粹宫后的北三所，并给她立下一个规矩：再不许进见皇上（《清史纪事本末》）。而且，慈禧还责令所有太监，今后不准为珍妃传递事件，如有违者，“查出即行正法，决不姑容”（《内务府杂件》）。

　　依据《宫女谈往录》中宫女的回忆：关押珍妃的北三所是后宫一个单独的院落。

　　珍妃被关押在北三所最西边的屋子里。屋门由外反锁，有一扇窗是活的，洗漱、吃饭都由窗户递进去，不许同下人交谈。每日吃的是下等人的饭食，一天有两次倒马桶。由慈禧派去两个亲信太监轮流监视。最苦的是遇到节日、忌日、初一、十五，老太监还要奉慈禧的懿旨去申斥，就是由老太监代表慈禧，列数珍妃的罪过，指着鼻子、脸申斥，让珍妃跪在地下敬听，指定申斥是在吃午饭的时间举行。申斥完了以后，珍妃必须向上叩首谢恩。这是最严厉的家法了。别人都在愉快地过节日，而她却在受折磨。试想，在吃饭以前，跪着听完申斥，还要磕头谢恩，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珍妃对于珍妃来说，或许下人的饭食可以忍受；被太监申斥可以静听；没有自由还可以等待。然而，最令她难以忍受的是她被迫离开了光绪帝，一对恩爱夫妻被慈禧生生分开，不知何时才能再次相聚。长夜难眠，只有无尽的思念萦绕于心。在爱新觉罗·溥佐《珍妃的冷宫生活》中记载：在个别同情光绪帝的太监帮助下，光绪帝曾经在月夜偷偷跑到囚禁珍妃的地方。夫妻两人隔着被锁的门窗，各自抒发思念之情。姑且不论《珍妃的冷宫生活》中这一记载是否属实，但有一点我们可以坚信：他们一定在孤独、寂寞中，心怀夫妻早日相聚的美好梦想，在漫漫的长夜中静静等待。

　　然而，光绪二十六年夏天一个突发事件的出现，使他们的分别成为永久。

　　二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1900年8月14日），珍妃被慈禧打入冷宫近二年，此时正是北京的盛夏时节，这天下午天气格外闷热。据慈禧的宫女何荣儿回忆，这几天，宫中的气氛十分怪异，作为宫女，“在宫里头我们只知道脚尖前的一点事情，其他大事丝毫也不知道。老太后（慈禧）有好多天不到园子（颐和园）里去了，和往日不大一样。到二十日前两三天，听小太监告诉我们，得力的太监在顺贞门里，御花园两边都扛着枪戒备起来了。问为什么，谁也不说。我们也风闻外头闹二毛子(教民)，但谁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小娟子暗地里嘱咐我，这几天要格外留神，看老太后整天板着脸，一丝笑容也没有，嘴角向左边歪得更厉害了，这是心里头憋着气的象征，不定几时爆炸。当侍女的，都提心吊胆，小心侍候，免得碰到点子上自找倒霉”（《宫女谈往录》）。

　　从慈禧贴身宫女的回忆中，我们不难看出，在七月二十日前后，宫里表面依然宁静如水，实际上一场巨大的波澜即将掀起。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

　　(1)顺贞门里，御花园两边，连太监们都扛着枪戒备起来。清朝的宫廷禁卫制度十分森严，为了确保皇帝的人身安全，不仅在建筑上以紫禁城、皇城、内城和外城共同构筑了道道防御体系，而且还布设了数量庞大的禁卫军队，主要有侍卫处、护军营、前锋营、内务府三旗包衣各营和神机营等警卫机构，以保证皇宫的绝对安全。可是如此戍卫森严的皇家禁地，居然在忽然之间，连宫中的奴才太监们也荷枪实弹。这种武装到牙齿的防卫，确实显现了宫中上下由某一件事情所引发的一种紧张、恐怖的气氛。

　　(2)慈禧的表情异常严肃。熟悉她的宫女都知道这是慈禧憋着气的象征。在光绪二十年，慈禧惩罚珍妃的时候，宫女们曾经见过这样的表情，为此不仅珍妃惨遭羞辱、饱受皮肉之苦，而且殃及身边的太监，使得他们非死即伤；光绪二十四年，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幽禁光绪帝、将珍妃再次“褫衣廷仗”并打入冷宫的时候她们也见过这一表情。正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光绪帝、珍妃受惩罚的同时，他们身边的太监们，也难以幸免，宫女们依然清晰记得那令人毛骨悚然的血腥惩罚：

　　“内殿太监杨瑞珍、杨长文，内殿司房太监张得名及珍妃下太监戴恩如……着交内务府大臣即日板责处死。

　　内殿小太监苑长春着革去顶带，内殿司房太监张源荣、王吉祥、徐源寿，珍妃下太监孙海成……着交内务府慎刑司重责二百板，永远枷号。

　　珍妃下太监张田祥、卢田庆、李玉盛、苑福友、张长瑞，……慎刑司板责一百，枷号二年，年满请旨。”（《内务府来文：人事》）

　　除了四名太监必须要毙命杖下，另十名太监也必须要经受板责二百、一百不等，那将是怎样的血肉横飞！不仅如此，他们还要接受“永远枷号”、“枷号二年”的刑罚。按《大清律》规定，枷号分两种，“寻常枷号重二十五斤。重枷重三十五斤。枷面各长二尺五寸，阔二尺四寸”。

　　戴着这样的刑具了却残生，那是一种怎样的生不如死的折磨呀！

　　宫女们不敢设想，她们心里清楚，对于大清王朝不可一世的主宰慈禧而言，她的动怒意味着多少人为此将要付出血的代价。因此，宫女们再次见到慈禧有如此的表情，那种本能的恐惧应该是正常的心理反应，终日“提心吊胆，小心侍候”应是宫女们此时心情的实录。可现在，慈禧又为什么而憋着气呢？宫女和太监们都暗自揣测，又有谁会因为慈禧这阴郁的表情而再次付出代价？

　　三

　　令慈禧紧张而又憋气的原因是她听信了载漪、刚毅等人关于义和团力量的不实的报告，导致她一意孤行，贸然向洋人宣战，从而导致了八国联军的入侵，大军压境，北京难保。

　　慈禧盲目地仇视洋人由来已久，姑且不说鸦片战争以来，由于列强的军事侵略和武力恫吓，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开设口岸，并且火烧了圆明园；令她忍无可忍的是，列强在京公使屡屡干预她的“内政”，竟然使她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不得不看洋人的脸色行事，这让慈禧颇为不悦。有几件事情令慈禧对洋人恨之入骨。

　　1、列强保护和帮助被通缉的维新人士

　　戊戌变法后，慈禧下令搜捕康有为，可康有为却在英国人濮兰德的帮助下，成功地从烟台开往上海的“重庆号”上脱险，并在濮兰德的带领下，登上停泊在吴淞口外的英国轮船公司的“瑟理瑞”轮，逃往香港，最后转道日本。这使得慈禧悬赏缉拿康有为的计划落空。慈禧怒气难消。

　　2、慈禧废帝计划受到列强的干预

　　戊戌政变后，慈禧曾计划废掉光绪帝，无论是她对外大肆宣传光绪帝的病情，还是心怀叵测地设立大阿哥，在华公使都从中干预。如，为了确实了解光绪帝病情的实况，英国公使窦纳乐坚持要一位外国医生为中国皇帝看病，以确定光绪帝病情的真伪。在外交压力面前，慈禧不得不同意了这件不合常情又不合外交礼仪的非分要求，直接废掉光绪帝的计划也被迫修改——立大阿哥、暂缓废帝。

　　可令慈禧没有想到的是即使她已经妥协，由废帝变为立大阿哥，可列强依然抵制。

　　在立大阿哥的事件上，慈禧和载漪为了能够赢得在华列强的支持或默许，在册封大阿哥的仪式上，遍邀各国公使，却无一出席。慈禧也曾邀请各国公使赴宴，趁夫人们兴致正高时，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立大阿哥的想法，企图有所收获。但令她意想不到的是，公使夫人就如同设立了攻守同盟一样，没有一个人发表意见，这使慈禧颜面扫地，并由此对洋人恼羞成怒。

　　此时，对于慈禧而言，有机会报复洋人是她盘结于心的愿望，能有机会实现自己这一心愿是她求之不得。恰在此时，义和团运动在北方兴起，义和团将对列强侵略的不满，集中发泄在外国教堂、教民及洋人的身上，特别是义和团打出了“助清灭洋”、“扶清灭洋”的旗帜，这不仅符合慈禧仇视洋人的心理，也使慈禧看到了报复洋人的希望。她将打败洋人的希望寄托于外间盛传的义和团法术之上。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九日（1900年6月5日），为了切实了解义和团法术的真实情况，慈禧派刑部尚书赵舒翘到京畿一带，暗查拳民；次日，又派大学士刚毅赴保定，探察义和团的实力。两人都向慈禧汇报：义民无他心，可恃。于是，慈禧决意向洋人宣战。

　　后人在分析慈禧宣战洋人动机时，有一种认识比较符合实际：

　　“拳匪之事，当刚(毅)、赵(舒翘)查验时，是一祸福转捩关键。”（《庚子西狩丛谈》）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1900年6月21日），慈禧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了宣战诏书：

　　“朕今泣涕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执戈以卫社稷。被清军和义和团焚毁的北京使馆街

　　彼尚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二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剪彼凶焰，张国之威。”

　　宣战书文字激昂悲壮，今日读之，亦颇多鼓舞。然而，令人痛惜的是，作为中国当时最高的统治者，慈禧不谙世界大势，一任感情冲动，孤注一掷，向列强宣战，铸成千古遗恨。

　　四

　　令慈禧始料不及的是，刚毅等人所称的义和团所谓的天兵天将并没有成功地阻击八国联军的进攻，相反，却引狼入室，致使八国联军长驱直入，六月十八日（7月14日）攻陷天津；七月二十日（8月14日），兵临北京城下，英军率先破城。至此，慈禧犹如一个输光的赌徒，只剩下仓皇逃跑一条路。可谁来收拾北京的残局对自己最有利呢？慈禧思量着。

　　据说，光绪帝曾向慈禧请求留在北京，准备“亲往东交民巷向各国使臣面谈”，以求议和（《德宗遗事》）。慈禧坚决不同意。没有史料说明光绪帝此刻要求留下议和有什么其他的目的。但是，依据光绪帝的当朝皇帝的身份及被慈禧幽禁的处境而推测，他请求留下应有这样的想法：

　　(1)力图在议和中尽量减轻国家的损失；

　　(2)乘机摆脱慈禧的控制，寻求执政的机会。

　　然而，谙熟政治权术的慈禧当即意识到“帝留之不为己利”（《崇陵传信录》），慈禧不会给予光绪帝任何独立发展的机会。于是，慈禧断然拒绝了光绪帝的要求，决意将光绪帝带走。

　　可有一个人她不能带走，这个人就是光绪帝的爱妃——珍妃。

　　为什么她不能将珍妃带走？

　　珍妃井因为，在出逃的紧要关头，她不会把逃生的机会留给珍妃。

　　可慈禧又不能把珍妃留下，因为她无法预测将年轻、貌美的皇帝妃子留在北京会有怎样的结果。

　　就在七月二十日的这个下午，珍妃死于景运门外的井中。

　　关于珍妃的死，说法不一，主要的有以下三种：

　　1、李莲英杀死说

　　主要见于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等史料，慈禧在出逃临行前，“命李莲英推妃于宁寿宫外之大井”中致死。

　　2、珍妃自投井说

　　见于《慈禧轶事》等资料，慈禧西逃前，珍妃见与皇帝一同出逃无望，而独自留在京城“恐被辱，即投井死”。

　　3、崔玉贵杀死说

　　见于《清宫遗闻》等多种史料。“太后御夏衣，挽便髻；上御青绸衫。皇后、大阿哥随行，妃嫔罕从者。濒行，太后命崔阉自三所（景运门外）出珍妃，推坠井中”。

　　我个人比较同意第三种说法，原因是：

　　(1)崔玉贵是慈禧的亲信太监。崔玉贵是太监的二总管，据说是慈禧的弟弟桂祥的干儿子，也就是光绪帝皇后的干兄弟，因此在宫中非常得势，颇得慈禧的信任。慈禧西逃之前，命令自己的亲信太监害死珍妃，在情理之中。

　　(2)慈禧回銮后将崔玉贵赶出宫。慈禧回銮后，为了平息事态，也为了给洋人作秀，宣称：

　　“当时并没有把珍妃推到井里的心，只是在气头上说：不听话就把她扔到井里去。是崔玉贵逞能硬把珍妃扔下去的！”（《宫女谈往录》）与此同时，也将崔赶出宫。

　　在《宫女谈往录》中，记载了崔玉贵杀死珍妃的过程，节录于下：

　　“七月二十日那天中午，……老太后吩咐我，说要在未正时刻召见珍妃，让她在颐和轩候驾，派我去传旨。……珍妃在接旨以前，是不愿意蓬头垢面见我们的，必须给她留下一段梳理工夫。由东北三所出来，经一段路才能到颐和轩。我在前边引路，王德环在后边伺候。我们伺候主子向例不许走甬路中间，一前一后在甬路旁边走。小主一个人走在甬路中间，一张清水脸儿，头上两把头摘去了两边的络子，淡青色的绸子长旗袍，脚底下是普通的墨绿色的缎鞋，这是一副戴罪的妃嫔的装束。她始终一言不发，大概她也很清楚，等待她的不会是什么幸运的事。

　　到了颐和轩，老太后已经端坐在那里了。我进前请跪安复旨，说珍小主奉旨到。我用眼一瞧，颐和轩里一个侍女也没有，空落落的只有老太后一个人坐在那里，我很奇怪。

　　珍小主进前叩头，道吉祥，完了，就一直跪在地下，低头听训。这时屋子静得掉地下一根针都能听得清楚。

　　老太后直截了当地说：“洋人要打进城里来了。外头乱糟糟，谁也保不定怎么样，万一受到了污辱，那就丢尽了皇家的脸，也对不起列祖列宗，你应当明白。”话说得很坚决。老太后下巴扬着，眼连瞧也不瞧珍妃，静等回话。

　　珍妃愣了一下说：“我明白，不会给祖宗丢人。”

　　太后说：“你年轻，容易惹事！我们要避一避，带你走不方便。”

　　珍妃说：“您可以避一避，可以留皇上坐镇京师，维持大局。”

　　就这几句话戳了老太后的心窝子了，老太后马上把脸一翻，大声呵斥说：“你死在临头，还敢胡说。”

　　珍妃说：“我没有应死的罪！”老太后说：“不管你有罪没罪，也得死！”珍妃说：“我要见皇上一面。皇上没让我死！”

　　瑾妃、珍妃墓

　　太后说：“皇上也救不了你。把她扔到井里头去。来人哪！”就这样，我和王德环一起连揪带推，把珍妃推到贞顺门内的井里。珍妃自始至终嚷着要见皇上！最后大声喊：“皇上，来世再报恩啦！”“我敢说，这是老太后深思熟虑要除掉珍妃，并不是在逃跑前，心慌意乱，匆匆忙忙，一生气，下令把她推下井的。”（《宫女谈往录》）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慈禧回銮后，派人从井中打捞起珍妃的尸体，并进行安葬。以“随扈不及，殉难宫中”为由，追赠珍妃为皇贵妃。然而，慈禧欲盖弥彰的做法，只能徒增后人对她残忍的行为更多的想象。

　　珍妃带着太多的身心痛苦和无奈离开了这个世界，然而时时眷恋她的光绪帝命运又将如何？
作者: 慈禧太后    时间: 2013-5-2 09:29

第二十六讲 光绪宾天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酉正二刻三分，即1908年11月1日下午5时33分，光绪帝在孤独与痛苦中走完了他三十八岁的人生。第二天，也就是十月二十二日未时（下午1时至3时），慈禧在仪鸾殿撒手人寰。大清朝在位皇帝与掌握近代中国近半个世纪的真正统治者慈禧，在不到二十四个小时的时间里相继去世，这不能不让人们对这母子死亡时间的如此巧合背后原因产生种种猜测和议论，加之光绪帝与慈禧之间的政治矛盾与由此引发的政见分歧和冲突，更加使人觉得在光绪帝死因背后，蕴涵着惊天阴谋。于是，种种议论在雅室高堂、乡间里坊，不胫而走。

　　一

　　对于光绪帝的死因进行归纳，主要有以下三种：

　　1、慈禧阴谋害死说

　　主要见于《清室外记》、《清稗类抄》和《崇陵传信录》。这种说法是慈禧在病重期间，担忧自己死后光绪帝重新掌权并继续推行变法，于己不利，“时太后泄泻数日矣。有谮上者，谓帝闻太后病，有喜色。太后怒曰：'我不能先尔死！'”所以指使亲信太监李莲英下毒手，把光绪帝害死。

　　2、袁世凯进药毒死说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道：“我还听见一个叫李长安的老太监说起光绪之死的疑案。照他说，光绪在死之前一天还是好好的，只是因为用了一剂药就坏了，后来才知道这剂药是袁世凯叫人送来。”

　　3、正常病死说

　　主要见于正史，如《德宗实录》、《光绪朝东华录》、《清史稿·德宗本纪》等。在私人记述中也有持此观点的。如，在光绪三十三年受浙江巡抚冯汝骙的举荐，来京为光绪帝诊病的名医杜钟骏，在后来所著《德宗请脉记》一书中，记载了他为光绪帝诊病经过以及光绪帝临终前的病状，他认为光绪帝属于正常死亡。

　　由于以上关于光绪帝死因的种种传闻，使光绪帝之死成为清末历史上一大疑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关于光绪帝之死无论当时或日后，虽然说法颇多，但因事涉清代宫禁秘档，人们无从知其真实内幕，特别是由于缺乏真实可靠的依据，人们更难以确定他的死因。那么，光绪帝究竟是怎么死的？

　　二

　　光绪皇帝便服像

　　在上述的三种死因中，袁世凯进药毒死说，最值得商榷。因为戊戌政变时，袁世凯的泄密行为加剧了慈禧对变法镇压的力度，致使光绪帝不仅在政治上无力实现自己的理想与抱负，而且人身自由与感情生活也被慈禧横加限制，与珍妃更是“积不相能”（《缘督庐日记钞》）。由此光绪帝痛恨袁世凯，并“日书项城（袁世凯）名以志其愤”（《旧京琐记》），亦在情理之中，同时也是朝中人所共知的事实。袁世凯担心光绪帝重整河山时处置自己的心态符合人们的一般心理。然而，要想害死光绪帝而又不被追究，那必须得到慈禧主使或默许。如果没有慈禧的主使，袁世凯岂敢明目张胆地在所进药品中掺毒，并由此获取弑君之罪，他断不会做这样的蠢事。

　　因此，如果说光绪帝的死因是被谋杀，那么真正要害死光绪帝的最大嫌疑人就是慈禧。可是，慈禧有必要害死光绪帝吗？假如说光绪帝的死是由于慈禧的谋害，那么对于嗜权如命的慈禧而言，谋害光绪帝的动因只有一个：光绪帝的存在威胁到了慈禧的权力。可对于这段历史进行考察，似乎光绪帝的存在不仅难以对慈禧构成威胁，相反光绪帝的存在对于慈禧控制权力大有裨益。

　　袁世凯首先，光绪帝做皇帝的三十四年间，慈禧自始至终控制着皇权，只是程度略有不同。

　　光绪帝的皇帝生涯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1、光绪元年至光绪十四年

　　在这一时期里，慈禧以垂帘听政和训政的形式，全权把握皇权，光绪帝事事顺从慈禧的安排，光绪帝的存在对于慈禧的权力没有任何威胁。

　　2、光绪十五年至光绪二十四年

　　在这一时期，虽然慈禧撤帘归政，但慈禧通过事前请示、事后汇报制度，实现着对光绪帝的强权控制。即使光绪帝已经亲政，他依然难以摆脱慈禧的控制。在光绪帝亲政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严格地说是戊戌变法以前，光绪帝一直恪守这样的权力约定。在此前提下，“母子”之间相处比较融洽。虽然期间也曾出现过甲午战争时期的主战与主和、戊戌变法后期矛盾冲突等等不和谐事件，但慈禧一直能够把握全局。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慈禧轻而易举地发动了戊戌政变，幽禁了光绪帝，血洗了变法，就是明证。

　　3、光绪二十五年至光绪三十四年

　　慈禧将光绪帝幽禁在西苑的瀛台，光绪帝不仅失去了人身自由，而且健康程度也每况愈下。在此期间，慈禧以重新“训政”为名实施她的第三次垂帘，光绪帝已经处于被慈禧肆意摆布的境地。

　　可以说，在慈禧的强权控制之下，光绪帝的存在对慈禧难以构成威胁。

　　其次，庚子事变后，慈禧对于列强在华势力的政治干预颇多顾忌。

　　如果说戊戌政变后，慈禧虽将光绪帝变成囚徒般的皇帝，但光绪帝日益增长的国内外影响力，使得慈禧难以在光绪帝的命运安排上恣意妄为，甚至将其置于死地。特别是在经历了八国联军侵略的沉重打击后，慈禧必须面对的一个残酷事实是：外国公使已由外交的代表而转化为干预中国内政的一种强力，并左右着中国政治潮流的起伏。由此，慈禧的身上则表现出了失败之后对列强的畏惧与抵抗意识的消失。

　　4、强权面前的无奈

　　慈禧与八国联军议和以后，列强坚决要求清政府交出主战的官员，而这些人恰恰是慈禧昔日的支持者与同道者，但在外国人的意志面前，慈禧无奈地将他们变成列强的俎上肉。

　　“端郡王载漪，先撤去一切差使，交宗人府严加议处。复革去爵职，暂交宗人府圈禁，再行发往盛京，永远圈禁。次又改发新疆，永远监禁。末复定为斩监候，因属懿亲，加恩发往极边新疆，永远监禁。

　　辅国公载澜，先议处停公俸，降一级调用。复发往新疆永远监禁。末复定为斩监候，因属懿亲，加恩发往极边新疆，永远监禁。”（《天津拳匪变乱纪事》）诏旨的屡屡更改和处分逐渐加重，正说明慈禧在列强咄咄相逼的压力面前所表现出来的无奈。其结果是为了维护一己之私利，便产生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奴颜和谀态。有一件事情的记载，特别传神。1902年2月3日的《泰晤士报》报道过前此两天慈禧接见各国驻京公使的情况：“太后进屋一把抓住康格夫人（美国公使夫人）的手，好几分钟没有放开。她浑身颤抖，抽泣哽咽地说进攻使馆区是极大的错误，她后悔莫及。”（《清末民初政情内幕》）这“后悔莫及”的表述或许是慈禧的一种反思，但有一点可以确认：经历了庚子之变以后，慈禧不敢断然无视列强对其决策的干预。因此慈禧不会轻易地在列强的注视之下贸然害死光绪帝。

　　5、慈禧放弃了废帝计划

　　光绪二十七年十月二十日（1901年11月30日），慈禧在从西安返回北京的途中，发布了一道懿旨：“溥儁著撤去大阿哥名号，立即出宫。”（《光绪朝东华录》）慈禧为什么要突然废除大阿哥，而放弃自己苦心经营的废帝计划？因为溥儁顽劣成性。自从溥儁被接入宫以后，在慈禧的庇护下，其行为荒诞不经，即使是随同慈禧逃往西安期间，他依然“顽劣日甚，时与宦官等私出冶游，甚至在宫中拔取皇后之簪珥以为戏乐”（《清鉴辑览》）。因此，在其父载漪已成为慈禧必须惩罚的对象时，溥儁也就势必成为是慈禧政治棋局上的弃子。或许，慈禧认为利用光绪帝傀儡的地位，对自己的专权更为有利。从西安回到北京以后，慈禧每每临朝或接见外国使臣时，她总是把光绪帝拉去作为陪衬，发布政令也依然利用光绪帝的名义。

　　三

　　有两份档案材料是我们研究光绪帝死因的重要史料：

　　第一，光绪帝的医药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公开了官藏的历代清宫医案，关于光绪帝的脉案十分齐全，特别是他临终前半年病情加重的阶段里，诊断记录和服药经过尤为完整。

　　第二，光绪帝自述的《病原述略》。这是一份十分宝贵而且真实的自述病历，在光绪帝称为“病原”的病历中详细记载了他从小身体虚弱的情形与病情发展，私密、翔实。

　　通过对这两份档案资料的分析，我们发现光绪帝一直身体较弱，而光绪二十四、二十五年是他病情恶化的转折点。

　　从《病原述略》自述中可知，光绪帝自幼多病，有长期的遗精史，身体素质差。

　　“遗精之病将二十年，前数年每月必发十数次；近数年每月不过二三次，……冬天较甚。近数年遗泄较少者，并非较癒，乃系肾经亏损太甚，无力发泄之故。……腿膝足踝永远发凉，稍感风凉必头疼体酸，夜间盖被须极严密。”（《病原述略》）

　　从光绪帝自述的《病原述略》观之，光绪帝自十四五岁开始身体即已弱不禁风，从遗精“月必发十数次”，也就是两至三天必然遗精，对于正处于青春期发育阶段的光绪帝来说，此病极大地影响了他身体健康。据光绪十年、十二年的脉案记载，光绪帝还经常患感冒及脾胃病，汤药、丸药鲜有不用的时候。这一切导致了他二三十岁正处于青壮年阶段即百病缠身，衰老之态毕现。然而，查阅档案资料，我们发现，在光绪二十四年前，即使光绪帝身体较弱，但还一直能够维持。在光绪二十四年以后，他的身体状况却急转直下，即使云集天下名医来京会诊，光绪帝的病依然有增无减。

　　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初二日，太医朱琨等人为光绪帝诊得的脉案：

　　“口渴思饮，喉痒呛咳，气不舒畅，心烦而悸，不耐事扰，时作太息。目中白睛红丝未净，视物朦胧，……耳内觉聋，时做轰声。胸中发堵，呼吸语言，丹田气觉不足，……夜寐少眠，醒后筋脉觉僵，难以转侧……”

　　根据此一脉案，借助于现代医学分析可知，光绪帝此时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和关节炎以及血液系统的疾病。

　　为什么光绪二十四年成为光绪帝身体状况急转直下的一年呢？

　　因为这一年的八月，光绪帝所推行的戊戌变法被慈禧无情地镇压了，他的生活从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首先，伴随着慈禧宣布变法为非法，变法措施尽遭颠覆，光绪帝也被慈禧剥夺了人身自由，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于是锐气尽消的他“夜寐少眠”、“气不舒畅，心烦而悸”。

　　其次，被慈禧隔绝了与珍妃的往来，日日孤独，时时思念，使得他孤苦难当。特别是在与慈禧西逃之前，获悉珍妃被害的噩耗时，光绪帝更是“悲愤之极，至于战栗”（《清史纪事本末》），国难、亲仇以及郁郁不得志的积怨，一并压在他的心头。然而，在慈禧的强权面前他只有无奈。在《宫女谈往录》中，随慈禧西逃的宫女描述了光绪帝得知珍妃被害后的情形，“在逃亡的路上，我看到了光绪，眼睛像死羊一样，呆呆的！”这应是光绪帝心情的真实写照。从此，光绪帝更犹如被抽去了灵魂一样，麻木面对一切，失去了精神，失去了活力，任由慈禧随意摆布。

　　在德龄离开清宫之前，光绪帝倾吐了自己的苦衷：

　　“我没有机会把我的意思宣布于外，或有所作为，所以外间都不大知道我。我不过是替人做样子的，后来再有外人问你，只告诉他我现在所处地位实在的情形。我有意振兴中国，但你知道我不能做主，不能如我的志。”（《清宫禁二年记》）

　　这是怎样的悲苦！这是怎样的无奈！一切理想都已经破灭。光绪帝已深深地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不过是体现了慈禧这位“皇爸爸”权力上的需要罢了。

　　从此以后，光绪帝的病日益加重，直至光绪三十四年，宫中御医已无良方起此沉疴。

　　四

　　没有更多的史料记载她在光绪帝病情日益加重期间，慈禧是喜还是忧。但从这一期间军机处下发的文件中，我们不难看出慈禧确曾采取了一些措施，为光绪帝治病。

　　第一，遍求天下名医。从光绪三十四年春天开始，军机处又不断下发文件，征召天下名医急速来京为皇上诊治。于是，先后有陈秉钧、曹元恒、吕用宾、周景涛、杜钟骏、施焕、张鹏年等名医来京。但经过名医的诸多诊治，病情非但不见好转，且越来越重。

　　第二，遍寻天下名药。光绪三十四年的八月，军机处电告各地迅速提供上等名药，其中有广陈皮、甘枸杞、川续断、苏芡实、北红参、苡米、桑寄生、杭白芍、茯苓等纷纷被送至京城。

　　此时，我们很难判断慈禧这些举措背后的真实目的。或许，在光绪帝病情加重的危殆时刻，为了昭示天下自己宽厚仁爱的特性，虚应故事，装装门面；或许，三十四年的“母子”感情，驱使她在光绪帝病情渐进发展的时候，母性的情怀不由得在潜意识中奔流而出，三十四年的感情积淀，使她无法坐视“儿子”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于不顾，在慈禧的人性中，在女人慈禧与权力慈禧之间，女人慈禧在这一刻稍占上峰；或者以上两者兼而有之。

　　然而，慈禧的努力并没有挽回光绪帝年轻的生命。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子时，光绪帝进入生命的弥留状态。御医张仲元等人诊得：青玉德宗景皇帝谥宝“皇上脉如丝欲绝。肢冷，气险，二目上翻，神识已迷，牙齿紧闭，势已将脱。谨拟生脉饮，以尽血忱：人参一钱、麦冬三钱、五味子一钱，水煎灌服。”随后，又经御医多方努力，却回天无力，终于在十月二十一日酉正二刻三分（下午五时三十三分），光绪帝走完了他三十八年的人生历程。著名学者朱金甫、周文泉通过对档案资料的研究得出了其死亡的结论：“光绪帝自病重至临终之时，其症状演变属进行性加剧，而无特殊或异常症状出现。其临终时的症候表现，乃是病情恶化之结果。因之，光绪帝是死于疾病。”（《从清宫医案论光绪载湉之死》）光绪帝在悲苦与孤独中离开了这个对他似乎十分偏爱却实质十分冷漠和残忍的世界，他的灵魂奔向了他渴望到达的天堂，或许那里不再有“皇爸爸”的严厉呵斥与非人性惩罚，或许在那里他可以实现与自己深深眷恋着的珍妃自由相爱的梦想。光绪帝生前在慈禧淫威下无法实现对自己的救赎，但愿他死后真的能获得灵魂上的解脱。
作者: 慈禧太后    时间: 2013-5-2 09:29

第二十七讲 慈禧大葬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光绪帝离开了人世，可是仅仅过了二十个小时，慈禧也暴死宫中。慈禧是怎么死的？对于自己的死，慈禧是否有所预感？她又是如何安排自己的身后事呢？

　　一据《慈禧外纪》记载，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晚，慈禧在获知光绪帝已处于弥留之际的消息后，依然能“神气安和”地安排光绪帝的后事，“至晚乃获休息，虽极辛苦，而体气反较佳。翌日，仍于六钟起召见军机与皇后、监国摄政王及其福晋即荣禄之女”。与众人谈话多时，以新帝之名谕示：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尊皇后为太后。并议筹大行皇帝（光绪帝）的丧仪，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尊号等问题。“至午时，太后方饭，忽然晕去，为时甚久”。醒来以后，自觉身体不支，急召皇太后（隆裕皇太后）等人安排后事。据记载，慈禧当时“吩咐各事，从容清晰，仍如每日办理国事之状”。随后，体力渐渐不支，既而进入弥留状态，御医张仲元、戴家瑜“请得皇太后六脉已绝，于未正三刻（下午一点四十五分）升遐”。

　　早晨还能从容处理朝政的慈禧未见任何足以致死的病症，为什么下午就突然地死去？难道是她已经得了不治之症却秘而不宣吗？细细翻阅这一段历史，我们发现慈禧对于自己的健康与长寿颇为自信，没有发现她得了什么绝症。有两件事情特别说明问题。

　　一件事情是慈禧对于自己能够高寿非常自信。

　　至光绪三十四年，慈禧已经操持国家大政四十七年，虽然期间也曾有过几次患病的经历，但直至晚年，身体也没有什么大恙。《慈禧外纪》载：慈禧“虽以七十之高年，而毫不呈衰老状者也。然此外亦无大病，精神尚好，语言如昔，仍每日勤劳国政。太后常自言能享高寿”。慈禧即使已经到了七十的高寿，身体依然硬朗，精神依然矍铄，没有老态龙钟的迹象。因此，她有足够的信心认为自己可以长寿延年。

　　一件事情是慈禧对于皇位继承人的安排依然以自己可以垂帘听政为前提。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七日，光绪帝的病情进入垂危阶段，慈禧开始考虑皇位继承人问题。在光绪帝病情日渐加重期间，慈禧对于皇位继承人的设计与安排，还能体现出她要继续垂帘听政的迹象。

　　《慈禧外纪》记载了十九日仪鸾殿御前会议的情况，由此我们不难观察到慈禧决定的真实目的。

　　会议开始后，慈禧“说话仍如往日，声音宏亮坚厉，其坚强不改常度，见者皆惊！有人述当日会议，全由太后一人主持。与议者庆亲王（奕劻）、醇亲王（载沣）、军机大臣袁世凯、张之洞、鹿传霖、世续等。太后曰：现在时候到了！须照皇帝即位时之上谕，为同治皇帝立嗣。我的主意已定，但想跟你们商量，看你们的意思同否？庆王等主张立溥伦或恭王（溥伟），言溥伦尤合，以其道光皇帝长支传下也。醇王似同意此议。其余诸人则主张立醇王之子（溥仪）。太后闻诸人议后，发言曰：以前我将荣禄之女说与醇王为福晋，即定意所生长子立为嗣君，以为荣禄一生忠诚之报。今既立醇王之子为嗣君，即封醇王为监国摄政王。此时乃下午三记钟，逾两钟，此幼主遂入宫，醇王送之”。

　　从以上慈禧决定皇位继承人的过程来看，我们发现以下两个问题：

　　1、慈禧十分重视皇位继承人血缘

　　溥仪是醇亲王奕的孙子。醇亲王奕共有七个儿子，其中三个夭折，两个过继给旁支，载湉做了皇帝，身边只剩下五子载沣，他是第二侧福晋刘佳氏的儿子，醇亲王奕死后，载沣袭承醇亲王位。载沣的福晋苏完瓜尔佳氏是慈禧精心安排的，她是荣禄的女儿，由于受到慈禧的喜爱，遂被慈禧收在宫中为养女，她就是溥仪的母亲。所以，慈禧在安排皇位继承人的时候，十分注重爱新觉罗与叶赫那拉家族之间的关系，从这一目的出发，醇亲王奕的后代里出现了两位大清皇帝。

　　2、决定方式与三十四年前如出一辙

　　仪鸾殿御前会议上，虽然庆亲王提出了对皇嗣人选的意见，但慈禧再一次主导了皇位继承人选，她不容质疑地决定“立醇王之子为嗣君”，不足三岁的溥仪（出生于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十四日）继承皇位。这一幕与同治十三年同治帝死后，慈禧在西暖阁御前会议上决定皇嗣时的情形几乎相同，当时也是同样坚定不移的口吻，“文宗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慈禧与慈安）同一心，汝等敬听”。（《翁同龢日记》）从不足四十岁到七十四岁，三十四年的岁月消磨，似乎从来没有磨蚀她对权力追求的执著渴望，那种确立皇嗣继承人的坚定方式，没有任何改变。

　　由上面的分析我们可清楚地发现，慈禧在死前不足二十个小时的时间里，没有任何身体不支或精神不足的迹象。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慈禧暴亡？

　　二

　　探寻慈禧真正死因的重要资料，是保留至今的慈禧脉案。在这份资料中，我们发现光绪三十年以后，古稀之年的慈禧，小病不断，主要为喘咳、腹泻、肠胃不和等病症。御医们常用“益气理脾之法调理”，虽然没有显效，但这些病对于慈禧的生活起居以及处理朝中事务来说，并未有太多的影响。然而，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以后，她的病势有略略加重的趋势。据是月初六日御医陈秉钧的诊病记录：

　　“皇太后寸关漓象渐起，细而带弦，右部关上尚见滑弦，仍欠冲和之气。大致厥阴为起病之源，脾胃为受病之所。嘈杂见减，饱暖频仍，寤寐尚和，胸胁震响。总核病情，谨拟培脾胃之气，养肝木之阴调理。”

　　从这个脉案可知，慈禧原有脾胃之病并未痊愈，并有加重的迹象。

　　由于连续腹泻所导致的慢性消耗，七十多岁的慈禧体力下降很快。正如在遗诰中所述的那样：“不期本年夏秋以来，时有不适。”同时，慈禧恋栈权力，即使身体不适，依然忙于公务，难以静养，以致“迁延日久，精力渐惫”。从《内起居注》中也可见到，这一时期慈禧虽患有慢性腹泻，但政务活动仍很频繁，经常临朝接见大臣，商讨政务，或批阅奏折，发布谕旨，数量很多。

　　以十月十五日以后为例，计：十五日批出庞鸿书、王士珍等人折片十四件：十六日批出陈夔龙等人折、片、单共十件：十七日批出杨士骧等人的折、片、单共二十五件，发谕旨五道；十八日批出端方等人的折、片、单共十五件，十九日批出锡良等人的折、片十九件，发谕旨五道：二十日批出外务部的折、片、单共四件，发出谕旨五道（《随手登记档》）。

　　慈禧病情出现大的变化是在她七十三岁的生日以后。

　　十月初十日，是慈禧的七十三岁寿辰，宫廷内外，依照惯例举行大规模庆典。由此，她的活动骤然增多。初十、十一两日，白天参加庆典及宴筵活动，而且迷恋京剧的她又连日看戏。据记载，自初十至十五日，连续六个晚上，慈禧都在西苑颐年殿观戏，直至戏毕才还寝仪鸾殿。多日的劳累，使她本已虚弱的身体，更加雪上加霜。十月初十日，也就是寿辰的当晚酉刻，张仲元、戴家瑜二位御医诊病的记载是：

　　“左关弦而稍数，右寸关滑而近躁。肺气化燥，胃气浊滞，脾不化水，水走大肠，以致舌干口渴，胸闷微疼，食后嘈辣，小水发赤。总核病情，郁而生热，壮火食气，得食则泻，是以精神异常疲倦。”

　　十月二十日，光绪帝病危，而慈禧之病情并无显著变化。御医张仲元、戴家瑜诊视记录为：

　　“皇太后左部弦而近躁，右寸关滑数鼓指。咽燥舌干，口渴引饮，时作咳嗽，顿掣两肋作疼。连用甘寒化燥之法，胃热不减，口渴愈盛。”

　　而自十月十九日开始有“谷食不多”的记载，至光绪死的这一天，又有“胃纳太少”的记载，说明慈禧已接连三日饮食不正常，这对其病体的支撑十分不利。加之光绪帝死，慈禧频繁料理宫中事务，没有得到充分的休息，最后心力交瘁，胃不纳食，体力衰竭。所以到十月二十二日，她的病情出现急剧的恶化。御医先后三次入诊，也无法妙手回春，终于告别人世。

　　根据慈禧脉案记录分析，慈禧属于正常死亡，没有意外之变。如果说她的死有什么诱因的话，很可能正如其遗诰中所言“本月二十一日，复遭大行皇帝之丧，悲从中来，不能自克，以致病势增剧”。光绪帝之死，很可能对她的病和死有所影响，但这种影响究竟是因悲痛光绪帝之早死而致自己病势加剧，还是因光绪帝一死，政敌已除，心病已去，后顾无忧，紧张的精神顿时为之一松，致使原先本是强自支撑的病体也跟着垮了下来呢？这就不是我们所能主观推测的了。

　　三

　　慈禧生前尽享荣华，死后的情况又如何呢？

　　慈禧死后的五天，也就是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监国摄政王载沣以皇帝的名义发布上谕：

　　“大行太皇太后垂帘训政四十余年，功在宗社，德被生民。所有治丧典礼，允宜格外优隆，以昭尊崇而申哀悃。著礼部将一切礼节另行敬谨改拟具奏。”

　　从上谕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个含义：

　　(1)治丧典礼要格外优隆；

　　(2)典礼的规格要突破祖制对于太皇太后葬仪的规定。

　　在监国摄政王载沣的授意下，慈禧的葬礼突破祖制并尽显优隆。

　　首先，慈禧得到了一个几乎与皇帝等同的谥号。

　　对于慈禧死后的谥号的确定，监国摄政王载沣指示军机处：

　　“大行太皇太后功德昭著，震古烁今。现查《会典》所载后谥崇隆而又切合字样未用者已属无多，应于《会典》帝谥字样内参酌选择，敬谨公拟，以重巨典而申显扬”。

　　原本慈禧死后，礼部已经拟就了慈禧的谥号，但监国摄政王载沣不满意。按照清朝的祖制，皇后（太后的谥号亦为皇后）的谥号不许超过十六个字，有的还少，如慈安皇太后只有十四个字。可对于慈禧，监国摄政王载沣却打破了祖制，不仅在原有的“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十六字上再加字，而且要在帝谥中参酌选择。于是，慈禧的谥号在保留了原来的十六个徽号以后，又选择了只有皇帝方可使用谥字，最后加到二十二个字，可谓空前绝后。

　　按照《会典》，前面加上了“孝钦”（清朝皇后追谥的第一个字固定为“孝”），后面加上了“配天兴圣显皇后”（“显”在“皇后”之前，它是按皇帝尊谥照列，咸丰帝谥号“显”，于是慈禧最后三个字为“显皇后”）。

　　孝钦显皇后（慈禧）谥册慈禧生前权力大过清朝任何一个皇后，死后的谥号之长亦遥遥领先，独占鳌头。

　　其次，慈禧葬礼的规模声势浩大。

　　慈禧死后，她的金棺先殡于宁寿殿，后移至煤山脚下，等待吉日奉安东陵。从慈禧死至她被奉安东陵的一年间，祭祀一直没有间断，而且十分隆重。

　　宣统元年八月十五的一次祭祀活动，就非常说明问题。

　　这一天，监国摄政王载沣命人将用纸扎成长约一百五十尺（50米）的大船，置放于紫禁城外，船上扎有侍从、太监、仆妇及一切器用，设有宝座，其旁环跪身穿礼服的官员，一如平日召见臣工的模样，监国摄政王载沣以皇帝的名义在船前祭祀，祭后举火焚之。

　　1909年11月27日，英国《太晤士报》记载了慈禧出殡时的盛大场面：

　　“十一月五号之晨五钟时，乃钦天监选定大行皇太后金棺由宫中奉安于东陵之日。一切情形与前西历五月大行皇帝奉安之礼略同；唯军队更多，装饰更美，警吏亦更整齐，故其景象尤为阔大。然有一欠缺之点，即大行皇帝奉安之日，天气晴明，此次则浓云密布，甚为寒冷。……金棺初以八十四人抬之，此乃过城门时最多之数，出城则加为一百二十人。前行者为监国摄政王及诸王公贝勒、军机大臣等，后为骑兵一队，再为骆驼等。驼载帐棚及行宫用具。由京往陵，须行四日，以备晚间支帐，为金棺暂安之处也。又后为伞队，皆庚子年由西安回銮时，百姓恭送者，安葬后皆烧之。又后为喇嘛，最后为銮仪卫一队，执祭器佛幡旗帜等。全队中有三乘极华丽之舆，罩以黄丝之帘。一切装饰，均为龙凤花样。有两乘与太后平时所乘者相同，此亦备在陵上焚烧者。统观全队，炫耀威严之景，使人印于心而不忘。自中国人言之，唯唐之武后或能与此比耳。”（转引《慈禧及光绪宾天厄》）

　　四

　　慈禧墓坐落在北京东北遵化县清东陵的昌瑞山南，与慈安的墓并排而立于咸丰帝定陵东侧，统称定东陵。慈禧埋葬在东边，称菩陀峪定东陵；而慈安埋葬在西边，称普祥峪定东陵。两陵之间仅隔一道马槽沟。为什么人们习惯称呼的“西太后”慈禧陵墓却位于人们习惯称呼为“东太后”慈安陵墓的东侧？是不是慈禧再一次利用手中的权力凌驾于慈安之上？

　　人们常常称呼的“东太后”、“西太后”之名，是依据她们生前所居住的宫殿在紫禁城中的方位而定的，慈安住在东六宫的钟粹宫，慈禧则住在西六宫的长春宫。一东一西，为了便于区别，于是人们就在私下里把慈安称为“东太后”，把慈禧称为“西太后”。这一称谓，也似乎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东为大，西为小”的成规。然而后妃葬位的尊卑是与皇帝葬位的远近而定。慈安入宫不久即被咸丰帝册封为皇后，而慈禧十七岁进宫时只是一位贵人，咸丰帝死于承德时，她也只是一位贵妃。只是因为儿子载淳是咸丰帝唯一皇子并继承皇位，慈禧才“母以子贵”，被尊为圣母皇太后。慈禧即使与慈安同时垂帘听政，但由于宫中位置的差别，慈禧地位依然要位于慈安之下。同治十二年（1873），两宫太后在选择“万年吉地”的时候，依据这种宫中地位的差别，靠近咸丰帝定陵的普祥峪自然归属慈安，而慈禧只能葬于距定陵稍远一些的菩陀峪。

　　慈禧与慈安选定陵址以后，随即破土动工，经过六年的大兴土木，两座耗资巨大的陵墓相继完成，无论是规模还是装饰，在清代的皇后陵寝中均属上乘。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陵墓竣工十六年后，也就是在光绪二十一年，慈禧竟然决定重修陵墓：主体建筑全部拆除重建，附属建筑也揭瓦大修。慈禧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首先，慈禧一向崇尚奢华、注重享乐，以穷奢极欲、挥霍无度而著称。为了自己的享乐，她不仅在衣食住行上竭尽奢侈之能事，还置国家与民族的安危于不顾，挪用海军军费重建颐和园，供自己享乐。对于归天之后的阴宅，她更有着不同于常人的规划与设想。

　　其次，慈禧不甘心于屈居人后。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中，依慈禧的身份、地位，理应稍逊慈安一筹，在陵寝规制上也会有所体现，这样才能体现等级差别。然而，鉴于慈禧的特殊身份，她的陵墓无论在规制与质量上都与慈安难分伯仲，她本应心满意足。但是，慈禧并不满足，无限膨胀的自大心理与无法遏制的贪欲，使她不能甘心于与慈安比肩。既然在葬位的选择上必须屈于慈安之后，就要在陵寝的建筑与装饰上超过慈安，以显示她的与众不同。

　　慈禧陵的重修工程历时十三年，直到她死前才告结束。重建后的隆恩殿与东西配殿，在建筑材料的贵重、工艺的精湛、装饰的奢华等方面均居于清朝皇后陵寝的首位。即使是与清朝皇陵相比，某些皇陵也要比她逊色很多。

　　慈禧不仅使她的陵寝建筑达到了一个令人难以企及的高度，而且她的随葬品之奢华也令人瞠目结舌，叹为观止。慈禧的随葬品分为两部分：生前置放于墓中金井里的珍宝与下葬时的随葬珍品。

　　据清宫档案《大行太皇太后升遐纪事档》记载，慈禧生前先后向金井中放了六批珍宝。

　　第一批放于光绪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当时慈禧陵尚未正式竣工。放入金井的有：金枣花扁镯一对、绿玉福寿多三配件一件。

　　第二批放于光绪十二年三月十二日，有：红碧镶子母绿彆子一件、红碧长寿字佩一件。

　　第三批放于光绪十六年闰二月十九日，有：正珠手串一盘、黄碧葡萄鼠佩一件、红碧彆葫芦蝠佩一件、绿玉佛手彆子一件、红碧双喜佩一件。

　　第四批放于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初八，有：白玉灵芝天然小如意一柄、白玉透雕夔龙天干地支转心璧一件、红碧一件。

　　慈禧死前十天，即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放入珍宝有：金镶万寿执壶二件、金镶珠石无疆执壶一件、金镶真石玉杯金盘二份、金镶珠杯盘二份、分雕通玉如意一对。

　　三天以后，即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五日，慈禧又命人将下列珍宝送入金井：金佛一尊镶嵌各种珍珠二百六十九颗、玉佛一尊、正珠念珠二盘、雕珊瑚圆寿字念珠二盘、珊瑚念珠一盘、玉寿星一尊。

　　慈禧下葬时随葬的珍宝究竟有多少？他的心腹太监李莲英亲自参加了慈禧棺中葬宝的仪式。据他和侄子所著的《爱月轩笔记》记载：慈禧尸体入棺前，先在棺底铺三层金丝串珠锦褥和一层珍珠，共厚一尺。头部上首为翠荷叶；脚下置粉红碧玺莲花。头戴珍珠凤冠，冠上最大一颗珍珠大如鸡卵，价值一千万两白银。身旁放金、宝石、玉、翠雕佛爷二十七尊。脚下两边各放翡翠西瓜、甜瓜、白菜，还有宝石制成的桃、李、杏、枣二百多枚。身左放玉石莲花，身右放玉雕珊瑚树。另外，玉石骏马八尊，玉石十八罗汉，共计七百多件。安葬完毕，又倒入四升珍珠，宝石二千二百块填棺。

　　而按“内务府簿册”载，殓入棺中珠宝玉器有：正珠、东珠、红碧、绿玉、珊瑚寿字、珊瑚喜字、珊瑚雕螭虎、龙眼菩提等朝珠；大正珠、正珠、东珠、红碧、绿玉、珊瑚圆寿字等念珠；绿玉兜兜练；正珠挂纽；金镶正珠、金镶各色真石珠、金镶珠石、金镶各色真石、白钻石葫芦；金镶红碧正珠、金镶藤、镀金点翠穿珠珊瑚龙头、白玉镶各色真石福寿、绿玉镯；正珠、东珠、金镶正珠龙头等软镯；绿玉、茶晶、白玉皮、玛瑙等烟壶；洋金镶白钻石、洋金镶珠带别针等小表；洋金镶白钻石宝桃式大蚌珠、白玉鱼蚌珠、白玉羚羊等别子；白玉透雕活环葫芦、绿玉透雕活环、珊瑚鱼等佩；汉玉珞、汉玉仙人、汉玉洗器；白玉猫、黄玉杵、汉玉针、汉玉羚羊、雕绿玉扳指；蓝宝石、红碧、紫宝石、祖母绿、茄珠、大小正珠、绿玉、蚌珠、绿玉镶红碧亚等抱头莲；珊瑚绿玉金镶红白钻石等蝙蝠；金镶红白钻石蜻蜓；金镶白钻蜂；红碧、绿玉穿珠菊花；金镶各色珠石万代福寿；金镶钻石等冠口；金翠珠玉等佛手簪；绿玉、珊瑚、红蓝宝石、红白钻石、祖母绿等镏；黄宝石、钻石、红碧、白钻石、大正珠等帽花。

　　以上哪一个记载更加真实可信，今天我们已很难确认。由于在她死后十九年，她的“万年吉地”被军阀孙殿英炸开，不但尸骨尽遭暴露、羞辱，随葬的奇珍异宝也被洗劫一空。享尽人间荣华富贵的“老佛爷”，只留下孤独的荒冢任后人评说。
作者: 慈禧太后    时间: 2013-5-2 09:30

结　语
　　

　　作为政治人物，慈禧既是成功的，也是失败的。

　　她的成功在于在男人统治的世界上，夺得了本应由男人把握的最高权力，并且按照自己的意志，做出了一番事业。人们不禁要问：当时入宫的秀女何止千百，何以独有慈禧脱颖而出：三度垂帘听政、两决皇储、乾纲独断、运大清国脉于她的股掌之上，并且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显然，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又绝不能回避慈禧所独有的能力和人格魅力。

　　这个能力和人格魅力就是洞悉人性、工于心计、个人至上、敢作敢为，而这正是专制帝王所应具备的素质。

　　试想她若无此过人之处，如何以女人身而君临天下？

　　慈禧又是失败的，她的失败在于，对权力她有着近乎病态的渴求，她的大半生都在恣意领略追逐权力的刺激和尽情享受得到权力的快感。也就是说，为了权，她什么都在所不惜！

　　慈禧所处的历史时代，西方世界工业革命已经完成，西风东渐，这是人类前所未有的新时代，也是中国这头睡狮应对这场生死攸关的挑战的关键时刻。作为当时中国最高统治者的慈禧本应该运用她的权力，引领中国这艘摇摇欲坠的古老航船，闯过险滩急浪，成功的驶向彼岸。遗憾的是，她虽然熟谙权力场上的帝王术，却昧于世界潮流。面对险象环生的时局，或视而不见，或反应迟钝，或判断及决策一误再误，结果让中国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这实在是中国的悲剧，也是她个人的悲剧！

　　作为一个女人，慈禧既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

　　她的幸运在于她获得了那个时代女人难以得到的地位。慈禧并非出身于世代簪缨、钟鸣鼎食的显贵之家，她不过是当时一个中级旗籍官员的女儿。若不是在她十七岁的时候凭着选秀的偶然机遇，进入紫禁城，从而为她搭建了扭转乾坤的政治平台，她的命运与千千万万普通女孩子又能有多大差别？慈禧靠着一步步的钻营，从贵人到嫔，又靠着幸运地生下了咸丰帝唯一的皇子，从而“母以子贵”，被晋封为妃、贵妃，直到皇太后，并藉此“垂帘听政”四十七年。

　　慈禧又是不幸的，她的不幸在于作为妻子和母亲，她青年丧夫，中年丧子。虽然她拥有至上的权力，使无数王公大臣匍匐在脚下顶礼膜拜，却无法得到一个普通女人所能得到的男欢女爱，也无法获取一个正常的母亲所拥有的儿女绕膝、含饴弄孙的幸福。我们很难想象她是如何在被高高宫墙所围筑的禁宫中孤独地度过那漫长的日日夜夜。

　　今天，当我们回顾与品评她的功过是非的时候，很难用单一的标准和情感来评价她复杂的人生，只能以人性化的视角，尽量还原她和她所处的时代。
作者: 慈禧太后    时间: 2013-5-2 09:30

后　记
　　

　　2006年5月，应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百家讲坛》栏目之邀，我去录制了二十七集系列节目《慈禧》。该系列节目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于2006年7月17日至30日的周一至周六播出；下部分则于2007年1月15日至31日的周一至周五播出。

　　《慈禧》播出以后，很多人都问我：清朝历史上有那么多人物可讲，为什么单单选中慈禧？回答这个问题，真是一言难尽。简而言之，当我们面对着历史长河中数不清的人物进行思考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些人是“尔曹身与名俱灭”，永远地被后人遗忘；而有些人则虽死犹生，他们就像幽灵一样飘忽于我们的生活舞台，不时现身，甚而影响我们的生活。这样的历史人物就应引起我们的关注，并对他们的人生轨迹进行追踪和思考。慈禧即应归属于后者。

　　从咸丰十一年（1861）慈禧通过辛酉政变走上清朝的政治舞台，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死去，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作为大清王朝的实际统治者，慈禧几乎没有片刻离开过她视之为生命的权力。在她的统治下，古老的中国更深地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伴随着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人不得不接受丧权辱国的事实，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一切依然是今天中国人心中的隐痛。人们有理由痛恨她、指责她。然而，义愤无法代替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汲取；谩骂也无法取代我们的理性分析和批判。她的存在作为一个历史现象，有太多问题值得我们反思：

　　慈禧何以在中国几千年男人统治的世界里，夺得了本应由男人把握的最高权力？她又是凭借着什么三度垂帘听政、两决皇储、乾纲独断、运大清国脉于股掌之上，并且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熟谙权力场上帝王术的她，却为什么昧于世界潮流，在险象环生的时局面前，反应迟钝，判断及决策一误再误？作为一个女人，她又是如何面对青年丧夫、中年丧子的沉重打击？颐指气使的背后，她是否也有着与常人一样的喜怒哀乐？

　　这些都是今天的我们无法回避的思考，当然，这也是我们力图接走进慈禧的世界，去解读一个接近历史真实的慈禧的原因所在。

　　《说慈禧》一书是以我的电视讲稿为基础加工而成。《百家讲坛》的表现形式看似简单，但制作过程其实很复杂。每集四十五分钟，除去一些必要的过渡，实际讲演只有三十分钟左右，但录制时每集要讲五六十分钟。虽然编导殚精竭虑地剪辑制作，不过由于时间的限制，观众朋友们有时还是觉得有些地方不够从容。在这本书里，对这些地方做了必要的加工。希望这本书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历史上真实的慈禧。

　　编导已经对我在节目录制过程中的种种缺憾进行了尽可能的弥补，但依然无法做到尽善尽美。好在有许多热心的观众朋友们通过网络、电话、信件为我提出宝贵的意见，我已经逐一采纳。在此致以深深的谢意。

　　还有，《说慈禧》借鉴并吸收了其他相关专家和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借此机会对他们表示感谢。当然，书中不恰当的观点以及在所难免的错误，完全由我负责。

　　衷心感谢《百家讲坛》栏目给我这次与其说是展示不如说是学习和进步的机会，感谢中华书局这一学界推崇的出版社能够在短时间内促成拙著的编辑、出版，更要感谢阎崇年先生在百忙当中奖掖后学慨然作序，感谢哈尔滨师范大学校、系领导和同仁们一如既往的关注、理解、支持和鼓励。

　　最后，衷心期望读者朋友们不吝赐教，如果这本书还能再版，我一定会再做完善，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隋丽娟

　　2007年1月15日于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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