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Comprehensive Mirror to Aid in Government ）是北宋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1019-1086)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十九年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共1362年的史实。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书名的意思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叫《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是我国编年史中包含时间最长的一部巨著。
《资治通鉴》所记历史有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前后共1362年。全书按朝代分为十六纪，即《周纪》五卷、《秦纪》三卷、《汉纪》六十卷、《魏纪》十卷、《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梁纪》二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唐纪》八十一卷、《后梁纪》六卷、《后唐纪》八卷、《后晋纪》六卷、《后汉纪》四卷、《后周纪》五卷。
《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
司马光书名的由来，就是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此名的。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
《通鉴》是一部编年体的通史，按时间先后叙次史事，往往用追叙和终言的手法，说明史事的前因后果，容易使人得到系统而明晰的印象。它的内容以政治、军事的史实为主，借以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作为历史的借鉴。但书中在叙述历代统治阶级活动的同时，也叙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与斗争。
主要内容
1．《周纪》，五卷。
2．《秦纪》，三卷：《周纪》与《秦纪》原为《通志》卷。
3．《汉纪》，六十卷。
4．《魏纪》，十卷。
5．《晋纪》，四十卷。
6．《宋纪》，十六卷。
7．《齐纪》，十卷。
8．《梁纪》，二十二卷。
9．《陈纪》，十卷。
10．《隋纪》，八卷。
11．《唐纪》，最多，凡八十一卷。
12．《后梁纪》，六卷。
13．《后唐纪》，八卷。
14．《后晋纪》，六卷。
15．《后汉纪》，四卷。
16．《后周纪》，五卷。
历史背景
宋神宗熙宁年间，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上疏请求外任。熙宁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这段悠游的岁月司马光主持编撰了294卷3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共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历史，历经19年编辑完成。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谓，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司马光为此书付出毕生精力，成书不到2年，他便积劳而逝。《资治通鉴》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马光实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清代学者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
《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这部书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北宋时代，在中唐以来长期混战之后，实现了国家统一，恢复和发展了社会经济，繁荣了学术文化；同时，内政多弊，御戎不力，“积贫积弱”，局势不稳。这是一个有生气的时代，又是一个很苦闷的时代，是个前进的时代，又是个软弱的时代。当时，君主将相，志士仁人，平民百姓，多在考虑如何生活，寻找出路。于是，有主张以“柔道”治天下，说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有立志改革，而实行变法的；有生活困苦，被逼铤而走险，起义造反的。掌握文化知识的人们，特别是历史学家，如欧阳修、司马光、范祖禹等，往往面对现实而回顾历史，企图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借鉴历史，为了有助于治国安邦，更好地解决现实矛盾。其中，司马光主编《通鉴》的目的最突出，最具代表性。它是由“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而得名。
作者简介
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初字公实，更字君实，号迂夫，晚号迂叟，司马池之子。汉族，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原籍陕州夏县（今属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司马光是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他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司马光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历来受人景仰。
司马光(1019-1086)，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原字公实，后改君实，原号迂夫，后改迂叟，世称涑水先生。司马光自幼嗜学，尤喜《春秋左氏传》。
宋仁宗（赵祯1010年—1063年，北宋第四代皇帝）宝元元年(1038年)，司马光年方20，中进士甲科。宋英宗（赵曙，1032－1067）继位前任谏议大夫，宋神宗（赵顼，1048年-1085年）熙宁（1068-1077）初拜翰林学士、御史中丞。
北宋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知永兴军。次年，判西京御史台，居洛阳十五年，专门从事《资治通鉴》的编撰。哲宗即位，还朝任职。元丰八年(1085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主持朝政，排斥新党，废止新法。数月后去世。追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著作收在《司马文正公集》中。
司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学术上。其中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主持编写《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通贯古今，上起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末年赵匡胤（宋太祖）灭后周以前（公元959年），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作者把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实，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
司马光一生大部分精力都奉敕编撰《资治通鉴》，共费时十九年，自英宗冶平三年（公元1066），至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日力不足，继之以夜”，“精力尽于此书”。
司马光著述颇多。除了《资治通鉴》，还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凉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在历史上，司马光曾被奉为儒家三圣之一（其余两人是孔子和孟子）。
在政治观点方面，司马光主张法制永远不变，其政治思想比较保守。他曾说：“先王之法，不可变也”；他认为，象周威烈王命晋大夫魏斯等为诸侯，是弃“先王之礼”，废“祖宗之法”。与王安石是政敌。
作品评价
《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不胜枚举、数不胜数。作为历代君王的教科书，对《资治通鉴》的称誉，除《史记》之外，几乎都不可以和《资治通鉴》媲美。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所谓“史学两司马”。南宋史学家王应麟评价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
宋末元初胡三省评价此书：“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司马光的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巨大，他提出的天地是万物父母，人类是万物之灵，主张各民族平等，爱护生命的主张对中华民族发展产生了进步作用。他生活的时代虽然是中国分裂的时期，但是他却受到各政权和各族人民的共同尊敬。元朝在统一进程中司马光的思想是主要指导理论，被成吉思汗称为“天赐蒙古的人”耶律楚材，父亲耶律履和荐举他任职的承晖都是司马光的崇拜者，都是杰出人物，耶律楚材主张的仁义改变了早期蒙古残暴政策，推动了蒙古进步、文明。建立元朝的蒙古杰出君主忽必烈出征时也让贾居贞给他讲授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贾居贞也同样是名臣，反对攻日本，父子皆是副宰相。木华黎的后裔相威也担任宰相，向忽必烈敬献《资治通鉴》蒙古译本，可见木华黎家族对司马光思想理论的重视，就像木华黎对史氏家族的重用那样。史氏家族最有影响的史天泽是司马光的崇拜者，最喜欢《资治通鉴》，他是汉人中任职最高、最有实权的大臣，他担任右丞相封镇阳王，汉人中少数封王的很多原是国公，只是去世数十年后延祐年追封，很多地位比史天泽低的都封公爵，史书载只有史天泽未封国公，只封王。忽必烈时代有人谗言说史天泽势力太大，可见其地位和影响。史天祥主张仁义，救助过吾也儿、木华黎最亲近的史天祥和解救严实的史天倪都担任要职统领蒙汉众军，都主张仁义爱民。元朝是各民族联合政府，是中原文化向各民族和世界传播的时期，先进和文明的理论、科学也被各民族接受。司马光的理学思想也得到推广，也正是这一时期司马光逐渐开始被尊为儒家三圣，在许谦的著作中，他称司马光去世为理学发展阶段的标志，与古代把孔子去世作为经学发展阶段标志同样，认为司马光与孔子相仿，说元朝统一前的战乱是因为司马光去世后，伦理败坏的结果。元朝在统一不久后就开始在全国发行蒙文、畏兀儿文的《资治通鉴》，如同司马光提倡的民族平等、统一、仁义的理想那样，元朝早期社会发展进步是建立在进步思想、文化基础上的。尊敬、崇拜司马光，认真学习《资治通鉴》的元朝杰出人物都是推动了历史向前发展。
清代顾炎武在《日知录·著书之难》中高度评价《资治通鉴》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称赞这两部著作“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
王鸣盛认为：“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通鉴》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惟《通鉴》可以当之。”
《通鉴》亦有高度文学价值，曾国藩撰成《经史百家杂钞》一书，其中选录《资治通鉴》11篇。曾国藩评价此书说“窃以先哲惊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之《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
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评价《通鉴》时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毛泽东自称曾十七次批注过《资治通鉴》，并评价说：“一十七遍。每读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噢。恐怕现在是最后一遍了，不是不想读而是没那个时间啰……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
失误之处
《资治通鉴》虽被誉为“体例严谨，脉络清晰，网罗宏大，体大思精，史料充实，考证稽详，叙事详明，繁简得宜”，但《资治通鉴》本身也有不少错误，如史家严耕望指出《资治通鉴》对云台二十八将的排列顺序有误；两《唐书》将“特勤”误为“特勒”，《资治通鉴》对此并无纠正，将错就错，《资治通鉴》卷一六四：“土门自号伊利可汗，号其妻为可贺敦，子弟谓之特勒。”《通鉴考异》：“诸书或作特勤，今从刘昫《旧唐书》及宋祁《新唐书》。”《后出师表》并非出自诸葛亮文笔，而《资治通鉴》全文照录。高安陈汝奇在《陈氏甘露园长书四论》认为《资治通鉴》将只见诸野史的杨贵妃、安禄山之事纳之正史而失之客观。
又如唐代宦官鱼弘志，《新唐书》仇士良传作“鱼弘志”，《旧唐书》偶有误为“鱼志弘”，《资治通鉴》卷245大和九年十一月壬戍作鱼志弘，《资治通鉴》卷246作开成五年正月己卯又作鱼弘志，相互混淆。《晋书》载吕光的第一个年号“太安”，而《资治通鉴》记载为“大安”。再如《资治通鉴》记年方式多有不当之处，如齐人伐燕的时间（前313年），司马光舍《史记》的编年，未据《纪年》详加考查，只增加齐威王十年，减少齐湣王十年，以求与《孟子》记载齐宣王伐燕的事迹相同，宋朝朱熹经考订认为是齐湣王十年，据今人考证，实际上为齐宣王七年，另乐毅伐齐中也有不少错误。又如《资治通鉴》在记述隋炀帝西巡行程中均出现诸多失误，六月二十三日以后由张掖前往焉支山的时间提前到高昌王六月十七日到达张掖的当天。《通鉴》卷十五（汉纪七）文帝后二年：“八月，戊戌，丞相张苍免。”但据《二十史朔闰表》文帝后二年八月丁卯朔，月内无戊戌。吴玉贵著有《资治通鉴疑年录》归纳出《通鉴》纪时所发生错误，共计得出八百八十八例，可补此方面的缺失。
宋朝的朱熹在《朱子语类》的〈历代一〉中，有直接的批评：“温公不喜权谋，至修书时颇删之，奈当时有此事何？只得与他存在。若每处删去数行，只读著都无血脉意思，何如存之，却别作论说以断之。”又说：“温公修书，凡与己意不合者，即节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鉴》之类多矣。”明代严衍熟读《资治通鉴》，著有《资治通鉴补》，列举通鉴有七病（漏、复、紊、杂、误、执、诬）。
近人岑仲勉认为《通鉴》对牛僧孺说”失一维州，无害其（吐蕃）强“的评价有偏颇之嫌，司马光还不惜歪曲事实，玩弄文字游戏。岑仲勉还写有《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自称纠正《通鉴》的谬误，共670余条。
历史影响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所谓“史学两司马”。
南宋史学家王应麟评价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
宋末元初胡三省评价此书：“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清代顾炎武在《日知录·著书之难》中高度评价《资治通鉴》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称赞这两部著作“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
王鸣盛认为：“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通鉴》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惟《通鉴》可以当之。”
《通鉴》亦有高度文学价值，曾国藩撰成《经史百家杂钞》一书，其中选录《资治通鉴》11篇。曾国藩评价此书说“窃以先哲惊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之《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
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评价《通鉴》时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毛泽东曾十七次批注过《资治通鉴》，并评价说：“一十七遍。每读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噢。恐怕现在是最后一遍了，不是不想读而是没那个时间啰……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
《通鉴》成书不久，其体例后世仿效亦众，著名的有南宋金履祥作《资治通鉴前编》、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秦缃业的《资治通鉴长编拾补》，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专记宋高宗一朝史事，此书是为续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而作，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专记宋徽宗、钦宗、高宗三朝与金人和战之事。南宋史家袁枢读《资治通鉴》，因分事立目，共记二百三十九事，另附录六十六事，钞辑成书《通鉴纪事本末》，开创“纪事本末体”之先河；朱熹著《资治通鉴纲目》，用意在标榜“正统”、“名教”之思想；王夫之著《读通鉴论》，清代徐干学的《资治通鉴后编》、毕沅的《续资治通鉴》。王应麟有书《玉海》，书里面有一部《通鉴答问》。伍耀光辑《通鉴论》，前有史事简介，季亮时辑《司马温公通鉴论》，宋晞《司马光史论》专辑“臣光曰”，最为简略。历代研究者不乏人，使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即“通鉴学”。金朝人亦好读《通鉴》，完颜璹与蔡圭、萧贡并称金源一代《通鉴》三大名家。完颜璹“读《通鉴》至三十馀过”，元好问说他“于书无所不读，而以《资治通鉴》为专门，驰骋上下千有三百馀年之事，其善恶、是非、得失、成败，道之如目前，穿贯他书，考证同异，虽老于史学者不加详也”。
由于《资治通鉴》着重政治军事方面，所以后世有称之为“帝王之书”，即使中国帝王制度已不存在，仍有一些人钻研《资治通鉴》作谋略上研究。如八十年代日本便掀起一片通鉴热，研究者主要都是借此书作商战之用。
相关轶事
编纂完成后，当时的皇帝宋神宗颁布奖谕诏书。内容如下：
敕司马光：
修资治通鉴成事。
史学之废久矣。纪次无法，论议不明，岂足以示惩劝，明远久哉！卿博学多闻，贯穿今古，上自晚周，下讫五代，发挥缀缉，成一家之书，褒贬去取，有所据依。省阅以还，良深嘉叹！今赐卿银绢、对衣、腰带、鞍辔马，具如别录，至可领也。故兹奖谕，想宜知悉。
冬寒，卿比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十五日。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腾讯微博
Facebook
Google+
Plurk
Twitter
Line
发表于 2014-7-13 10:27
| 
QQ空间
腾讯微博
腾讯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