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司马光》第二部 赵冬梅（讲稿 视频 文字 全集） 北京大学, 百家讲坛, 斯坦福大学, 中国古代史, 司马光砸缸

涑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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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7-26 18:14

主讲简介：

　　赵冬梅，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北大分校客座副教，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汉学系客座教授。研究方向：晚唐至北宋的军事、政治、社会生活。讲授课程：《中国古代史》、《资治通鉴选读》、《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专题》《宋史专题》。

内容简介：

　　一千年前，大宋王朝中期思想激荡，涌现出了大批名留青史的历史名人，司马光就是其中星光熠熠的一位。他童年时就留下了 “司马光砸缸”的非凡故事，成了小孩子们的心中偶像，长大之后，司马光进士及第、仕途顺利，飞速成长为大宋政坛上的一颗耀眼明星，并最终官拜宰相，荣耀至极；而在史学上，司马光更是因为主持编写了史学巨著 《资治通鉴》，和司马迁一道被世人尊为 “史界两司马”，其史学成就彪炳青史。

　　公元1051年，三十二岁的司马光进入馆阁，成为了大宋朝的高级官员，并担任了礼官的重要职务。就在他刚刚任职不久，就遇上了一个非常蹊跷的事件，而这个事件与十一年前爆发的一场战争有关。公元1040年，宋朝与西夏在陕西的三川口遭遇了一场激战，这场战争的最终结局是，宋军全军覆没，主将刘平下落不明。令人奇怪的是，大宋朝廷却给了生死不明的刘平以“烈士殉国”的不凡待遇，并在朝廷内外大肆宣扬，奉为楷模。然而，就在时间过去了整整十一年，大家已经渐渐遗忘的时候，这件尘封已久的往事竟然在大宋朝堂之上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那么，一个已经盖棺定论的往事为何会再起波澜？年轻的司马光又将如何面对这个不寻常的事件呢？

     就是这样一位卓越的历史人物，在人生后期，却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备受诟病，甚至被立为反面人物，不断遭受口诛笔伐，历史形象一落千丈。难道司马光真是一位因循守旧、反对进步的人吗？历史上真实的司马光又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所经历的又是怎样一个矛盾交织、激情荡漾的时代？宋朝以前，司马家族没有人出仕为官，然而仅仅三代人，就出了一位最后官拜至宰相的司马光。那么，看似普通的司马家族究竟用什么神奇的办法，培养出这样一位名留青史的大人物呢？司马家族的先辈们都有谁？从他们身上，司马光又获得了哪些终身受益的宝贵经验呢？

    北京大学赵冬梅副教授登临《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司马光》第二部。

涑水先生

百家讲坛《司马光》第二部 赵冬梅（讲稿 视频 文字 全集）


百家讲坛 司马光（第二部）（一）蹊跷的“招魂葬”

百家讲坛 司马光（第二部）（二）谥号风波

百家讲坛 司马光（第二部）（三）庞籍的“外甥门”

百家讲坛 司马光（第二部）（四）向左还是向右

百家讲坛 司马光（第二部）（五）不平静的边地

百家讲坛 司马光（第二部）（六）兵败真相

百家讲坛 司马光（第二部）（七）痛苦的关照

百家讲坛 司马光（第二部）（八）心中的“疙瘩”

百家讲坛 司马光（第二部）（九）皇帝的底线

百家讲坛 司马光（第二部）（十）乌鸦嘴的预警人

百家讲坛 司马光（第二部）（十一）小苏的对策风波

百家讲坛 司马光（第二部）（十二）相见难 别离难

涑水先生

      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汉族，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北宋史学家、文学家。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奋。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自诩，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历来受人景仰。

      宋仁宗时中进士，英宗时进龙图阁直学士。宋神宗时，反对王安石施行变法，朝廷内外有许多人反对，司马光就是其中之一。王安石变法以后，司马光离开朝廷十五年，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有史学巨著《资治通鉴》、《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潜虚》等。

早年经历

      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司马池任光州光山县(今河南光山县)县令期间有一子，所以其父给他起名光；6岁时，司马池就教司马光读书，7岁时，不仅能背诵《左氏春秋》，还能讲明白书的要意；并且做出了“砸缸救友”这一件震动京洛的事。

      仁宗天圣九年（1031年） ，司马光随父亲司马池从东京出发，一路经洛阳、潼关、宝鸡，过秦岭，前往四川广元，出任利州转运使，在栈道上遇着巨蟒，他沉着冷静地手持利剑，扎进巨蟒的尾巴上，使巨蟒疼痛得一震，滚下了深不可测的栈道下边。

      司马光的博学来自多方面，一方面他好学强识，另一方面他的父亲也着意培养。他既诚实聪明，又十分懂事，深得父亲喜爱。同时，每逢出游或和同僚密友交谈，司马池总好把他带在身边。耳濡目染，使司马光不论在知识方面，还是见识方面，都“凛然如成人”。好多当时的大臣、名士，都很赏识司马光。尚书张存主动提出将女儿许配给司马光。担任过副宰相的庞籍在司马池死后，把司马光当成自己儿子一样培养、教育。司马池辗转河南、陕西、四川各地为官，始终把司马光带在身边。所以，司马光在15岁以前就跟随父亲走过好多地方，在这些地方访古探奇，赋诗题壁，领略风土人情，极大地丰富了司马光的社会知识。

步入官场

      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司马光20岁，他参加了会试，一举高中进士甲科，从此步入仕林，初任华州(今陕西华县)判官。此时司马池正任同州(今陕西大荔)知州，两地相距较近，司马光经常前往探望父母。在同州他结识了同科进士石昌言，石早有才名，在同州当推官，石虽比司马光大20多岁，但两人很谈得来，经常在一起交流学问，谈古访今，成为忘年之交。同年，他和张存的女儿结婚。

      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因父亲调往杭州任职，司马光辞掉华州判，改任苏州判官。正当他怀着远大的抱负，在仕途上步步上进时，他的母亲病逝了。按照封建礼教，他必须辞官回家服丧3年。在此期间，北方党项族人元昊称帝，建立了西夏国。西夏为了摆脱对宋朝的臣属地位，同宋朝发生了战争，宋朝连连失败。宋仁宗为了加强军事防御力量，要求两浙添置弓手，增设指挥使等官职。司马父子认为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好处。于是由司马光代父草拟《论两浙不宜添置弓手状》，从各方面阐述添置弓手增设武官。

      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十二月，司马池病死在晋州，司马光和哥哥司马旦扶着父亲的灵柩回到了故乡夏县。双亲的相继去世，使司马光悲痛万分，他叹息“平生念此心先乱”。但他在居丧期间，把悲哀化作发奋读书作文的动力，以排遣无尽的悲伤和寂寞。在此期间，他读了大量的书，写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章，如《十哲论》、《四豪论》、《贾生论》，对一些古人古事，根据自己的见解和感受，提出见解。

      在居丧3年的时间里，他了解了许多下层社会生活的情况。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26岁的司马光服丧结束，签书武成军判官，不久又改宣德郎、将作监主簿，权知丰城县事。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取得“政声赫然，民称之”的政绩。

      在工作之余，他大量阅读典籍，写下不少论文，如《机权论》、《才德论》、《廉颇论》、《应侯罢武安君兵》、《项羽诛韩生》、《汉高祖斩丁公》、《甘罗》、《范睢》、《秦坑赵军》等几十篇。

      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司马光接到诏旨。调他担任大理评事国子直讲。赴京之日，僚友们空府出动，置酒为他饯行。司马光为大家的热情所感动，即席赋诗：“不辞烂醉樽前倒，明日此欢重得无？追随不忍轻言别，回首城楼没晚烟。”这时司马光意气风发，虽然宦海茫茫，风云莫测，但仍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京都。

      仁宗庆历七年（1047年），司马光29岁，贝州农民王则起义，攻占贝州城，号称“东平郡王”，发誓要推翻宋王朝。这时司马光父亲好友庞籍在朝为枢密副使，掌管全国军事要务。司马光出于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目的，写了《上庞枢密论贝州事宜书》，为尽快平息起义给庞籍献计献策。具体建议“以计破”，威胁利诱并用，进行分化瓦解，只诛“首恶”，余皆不问。实际上起义军只坚持66天，首领王则惨遭杀害，其余尽皆焚死。

      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庞籍升任枢密使，举荐司马光任馆阁校勘，但没有得到皇帝的许可。仁宗皇祐三年（1051年），司马光33岁，由宰相庞籍推荐任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他在任职期间对《古文孝经》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撰写了《古文孝经指解》一文。仁宗皇祐五年(1053年)，司马光任殿中丞，除史馆检讨，修日历，改集贤校理，专任史官。从此，司马光开始了对历史的研究。正在司马光潜心研究历史时，庞籍被罢宰相职，降为户部侍郎，出任郓州(在今山东郓城境内)知州。庞籍举荐司马光为郓州典学。

出任地方

      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司马光离开志趣相投的王安石、石杨休、包拯等人，去往郓州。不久，提任为通判，负责考察全州官吏。

      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因庞籍出知并州，为河东路经略安抚使，司马光改任并州通判。

      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他连写三封《请建储副或进用宗室》(第一、二、三状)，建议仁宗皇帝立储君，而前后三状没有结果以后，又托范镇在奏事时代为转达，请仁宗有个明确答复。但这一切均未说服仁宗，司马光选择了沉默。

      司马光随庞籍在河东路任职期间，宋朝和西夏处于休战时期，但他并没有放松警惕，而是深人民间听取当地人意见。并州乡贡进士刘邕对边事很有研究，写成《边议》10卷，议论很有见地，司马光便予以推荐。

      司马光认为绝市和修建堡垒的办法有利于保护边界地区安宁，于是一面禁绝边民和西夏互市，一面决定修堡。正在这时，带兵将军郭恩，乘酒出击西夏，结果大败而归，自己不得已而自杀。朝廷御史审理此案，庞籍一人承担了责任，事后庞籍被解除了节度使之职，贬谪知青州事，司马光向皇帝连奏三状奏明庞籍是听了他的意见才决定修堡的，说明庞籍完全是出于“欲为国家保固疆圉”的本心，“发于忠赤，不顾身谋”，因为“过听臣言，以至于此”，应当“独臣罪，以至典刑”。而庞籍得知司马光要为自己辩解时，就又上奏章，引咎自归，请求免除司马光之罪，使司马光没有受到任何责罚。

      庞籍和司马光以忘年之交，互相支持、爱护，难能可贵。仁宗嘉祐八年（1063年），庞籍死后，司马光不忘庞籍对他的大恩，待其家人如自己的亲人一般。

重回中央

      仁宗嘉祐三年（1058年）司马光迁开封府推官，赐五品服；嘉祐六年(1061年)，擢修起居注。司马光坚决推辞，连上五状，他认为自己“实非所长”，但仁宗一直不收回成命。

不久，仁宗下诏，迁司马光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任职五年期间，前后向皇帝上奏疏170余份，先后向仁宗上书“三言”、“五规”，多次上书仁宗解决继嗣的问题，仁宗觉得司马光真心为国家社稷考虑，遂将奏折转至中书省。司马光亲自到中书省催办，直到赵曙被立为皇太子。

      司马光44岁时，擢为知制诰，但司马光不愿就职，他认为这是一个掌管起草诏令的差事，不是他的特长。为此，他在仁宗嘉祐七年（1062年）三月，连上九《辞知制诰状》，说明不适宜任此职务；仁宗皇帝收回诏令，改授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仍知谏院。

      仁宗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廿九日，仁宗病死了。四月赵曙即位，即英宗。两宫矛盾加剧，司马光看到这种情况，四月十三日进《上皇太后疏》，四月二十七日进《上皇帝疏》，力陈国家当务之急应君民同心、内外协力的道理。六月二十二日，他又上《两宫疏》，指出：“金堤千里，溃于蚁穴；白璧之瑕，易离难合。”皇帝没有太后支持“无以君天下”，太后离开皇帝“无以安天下”。十一月二十六日，又写了两封章奏，一封给皇太后，一封给皇帝。在奏章中，讲历史，摆利害，晓明大义，从全局出发，苦苦相劝，终于得到效验。加之英宗的病情也有所好转，使太后和英宗的矛盾趋于缓和。

      从仁宗嘉祐八年（1063年）四月仁宗病死，到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七月，一年多时间里。司马光为消除太后和英宗之间的矛盾，前后共上奏章17封。在五年的谏官生涯中，除了关注社会上层，帮助朝廷解决好皇位继承和皇帝的修身要领、治国政纲等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外，同时也把注意力放到下层人民身上。他发出了关心人民疾苦，减轻人民负担的呼声。而且这个思想几乎贯穿在他所有的奏章里。他在《论财利疏》中指出：当今天下最苦的是农民，因为“农民苦身劳力，粗衣粗食，还要向政府交纳各种赋税，负担各种劳役。收成好的年代，卖掉粮食以供官家盘剥，遇到凶年则流离失所，甚至冻饿而死”，建议切实采取一些利民措施。

      司马光反对宫中宴饮和赏赐之风，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他上书《论宴饮状》，恳请皇帝为民着想，悉罢饮宴。他上《言遗赐札子》，反对朝廷不顾国家实际，厚赏群臣。

留任谏职

      仁宗死后，英宗将仁宗价值百余万的遗物颁赐群臣，司马光也获得近千缗。但这些正确的谏言，因为朝廷腐朽，又触犯一些既得利益者，当然不能被采纳。司马光只好从自己做起，将自己所得赏赐交给谏院为公使钱。

      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司马光上奏《乞罢陕西义勇札子》，他认为当时在边防组织“义勇”使百姓“骨肉流离，田园荡尽”，给百姓带来无穷苦难，希望朝廷审察利害。特罢此事。当朝廷不予采纳时，他又写第二封札子，并亲自上殿面见英宗，他说：要防边必须从将帅军政着手，一味拉夫凑数，只能是“徒有惊扰，而实无所用”。英宗这次略有所动，并把上殿札子送中书省和枢密院商量，但一经商量，方知此事拟议已久，难以更改。他又连上六疏，并和宰相韩琦进行辩论，韩琦虽然无言以对，但手中有权，司马光也拿他没办法。这次谏言失败后，司马光连上五状，要求降黜。

      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朝廷任司马光龙图阁直学士，仍留任谏职。司马光因对谏官彻底失望了，借机连上三状，要求不当谏官，他在奏章上说：“臣从事谏职，首尾五年，自本朝以来，居此官者，未有如臣之久。臣资质愚戆，惟知报国，竭尽朴忠，与人立敌，前后甚众，四海之内，触处相逢，常恐异日身及子孙无立足之地，以此朝夕冀望解去。”英宗批准他免去谏职，仍进龙图阁直学士。

      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将《通志》（以《史记》为主，编成《周纪》5卷，《秦纪》3卷，共8卷）进呈英宗。这部书的时间是从烈王二十三年，韩、赵、魏三家分封起，到秦二世三年，秦朝灭亡为止。英宗看后大为赞赏，并给司马光二条明确指示，一是接续《通志》往下编修，二是决定设立书局，并由司马光自择官属，作为自己的助手。

      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英宗病死，神宗赵顼即位。参知政事欧阳修极力向神宗推荐，说司马光“德性淳正，学术通明”，神宗任司马光为翰林学士，不久，又任司马光为御史中丞。

新旧党政

      神宗赵顼即位以后，年轻年盛，朝气蓬勃，决心振兴祖业。他在虚心下问、多方征求治国方略以后，感到王安石提出的一整套激进、大胆的变革方案很符合自己的思想，于是在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在思想上王安石主张开源，司马光主张节流。司马光和王安石因政见不同，在一些问题上进行激烈.的争辩，有时在皇帝主持的议政会议上也毫不相让，但司马光对王安石的变法也并不一概反对，尤其当变法还未显露明显弊病时，他也并未公开持反对意见。甚至有人要弹劾王安石时，他还进行劝解和说服。直到王安石颁发“青苗法”，司马光才表示不同意见，他认为县官靠权柄放钱收息，要比平民放贷收息危害更大，因此表现了强烈不满。

      宋神宗希望司马光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辅佐自己早日挽救危机，实现国家的振兴。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十二日，擢司马光枢密副使，可是司马光以“不通财务”、“不习军旅”为由，坚决推辞，从十五日到二十七日，连上五封札子，自请离京，后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现陕西省西安市），次年退居洛阳，任西京留守御史台，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通鉴》，至元丰七年（1084年）成书，司马光官升为资政殿学士。

      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司马光已66岁，《资治通鉴》全部修完，是年七月十一日全书呈上，十一月，《通鉴》的最后部分《唐纪》和《五代纪》修成以后，司马光连同《通鉴考异》、《通鉴目录》一起奏进给神宗皇帝。神宗皇帝十分重视，将书的每编首尾都盖上了皇帝的睿思殿图章，以其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赐书名《资治通鉴》，并亲为写序。十二月初三日，神宗降诏奖谕司马光，说他“博学多闻，贯穿今古，上自晚周，下迄五代，成一家之书，褒贬去取，有所据依”。并赏与银、绢、衣和马，擢升司马光资政殿学士，迁范祖禹为秘书省正字。

      司马光虽离开了朝廷，但他的思想并没有变，仍然按照自己的主张行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四月九日，他看到他的好友范镇因直言王安石“进拒谏之计”、“用残民之术”，因而被罢官。司马光愤然上疏为范镇鸣不平，并请求任职西京留司御史台，自己退居洛阳，绝口不论政事，专门著述《通鉴》，时间长达15年。

      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司马光67岁。三月七日，神宗病死，年仅10岁的赵煦继位，是为哲宗。哲宗年幼，由祖母皇太后当政。皇太后向司马光征询治国方略，司马光上《乞开言路札子》，建议“广开言路”。司马光又一次呼吁对贫苦农民不能再加重负担，而且主张新法必须废除，要对农民施以“仁政”，接着上第二份奏疏《修心治国之要札子》，重点谈用人赏罚问题，提出保甲法、免役法和将兵法是“病民伤国，有害无益”。

      皇太后下诏起用司马光知陈州，不久，又下诏除授门下侍郎(相当副宰相)。但司马光上疏辞谢，以自己“龄发愈衰，精力愈耗”，请求只任知陈州。以后在周围亲友支持下还是到任就职了。司马光向皇太后进言，为了实现废除新法的政治主张，把因反对新法而被贬的刘挚、范纯仁、李常、苏轼、苏辙等人招回朝中任职，吕公著、文彦博等老臣也被召回朝廷任职。

      司马光废除新法，上《请革弊札子》，又在《请更新新法札子》中，把新法比之为毒药，请求立即采取措施，全部“更新”。废除了保甲法，又废除了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马法，带病得知免役法、青苗法和将官法还未废除，无限感伤地说：“吾死不瞑目矣!”他向吕公著说：“光自病以来，悉以身付医，家事付康(司马康)，国事未有所付。”切望吕公著能够完成他的宿愿。同时，上表请求辞位。但皇太后对他很倚重，不但不准辞位，反下诏除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正式拜为宰相。接着很快就废除了免役法、青苗法。司马光终于完成了自己废除免役法的夙愿，实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暮年岁月

      司马光在第二次回朝为相期间，辑录《国语》的精要，编成《徽言》一书。又将《历年图》和《百官公卿表》增补、总辑为《稽古录》一书，形成一部“略存体要’’的简明通史，又负责将《资治通鉴》进行了最后的校定。

      哲宗二年（1087年）因病逝世，死后，宋哲宗将他葬于高陵。遗著有《司马文正公集》《稽古录》等，还有诸多名著被众人所流传。

主要成就

政治

      宣仁太后是前此宫廷中反对变法的后台，掌权后遂援引司马光、文彦博等保守派到政府中，各种反变法的力量聚集在一起。司马光打着“以母改子”的旗号，反对新法。他把变法的责任都推给王安石，攻击“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接着全盘否定了新法，诬蔑新法“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新法大部废除，许多旧法，一一恢复。如差役法，知开封府蔡京依司马光的限令，在五天之内全部恢复，对社会的危害较熙宁以前还要严重。通过变法而积聚起来的钱财，也在反变法派执政的几年当中“非理耗散殆尽”。

      与此同时，还不遗余力地打击变法派。章惇曾对司马光恢复差役法的主张一一进行批驳，反变法派动员全部台谏力量，对章惇屡加击逐，直至被迫赋闲。列为王安石等人亲党的变法派官员，全被贬黜，其中蔡确写《车盖亭诗》，以为皆涉讥讪，贬死于新州。变法派人人怀自危，惶惶不安，吕惠卿在谪籍不敢喝口冷水，唯恐因此得病，而被反对派抓住把柄。

      对西夏，则继承了熙宁以前的妥协政策，把已收复的安疆、葭芦、浮图、米脂四寨割让给西夏，以偷安一时。这些倒行逆施，激起社会上广泛不满。头脑较为清醒的人们曾劝告司马光，要为年幼的宋哲宗设身处地，异日若有人教以“父子义”，唆使哲宗反对今天的“以母改子”，后果不堪设想。

      司马光说：“天若祚宗社，必无此事！”司马光及其后继者，无视小皇帝，因而愈益激起宋哲宗的不满。哲宗亲政后说，他在垂帘听政期间“只见臀背”，斥责反对派全不懂君臣之义。宣仁太后一死，复辟旧制的反变法派随之垮台，并受到倍加沉重的打击。

文化

学术成就

      司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学术上。其中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主持编写《资治通鉴》。宋神宗熙宁年间，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上疏请求外任。熙宁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这段悠游的岁月，司马光主持编撰了294卷近4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司马光的独乐园，既是他的寓所，也是《资治通鉴》书局所在地。这里环境幽美，格调简素，反映了园主的情趣和追求。其书局在汴京时已奉诏成立，除了司马光之外，当时的著名学者刘恕、刘攽和范祖禹都参与了书局的工作。其中，司马光任主编，刘恕、刘攽、范祖禹为协修，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担任检阅文字的工作。司马光来洛阳后，便把《资治通鉴》书局由汴梁迁到洛阳。在独乐园中常住的不仅有书局的工作人员，当时洛阳的名贤如二程、邵雍、文彦博等也常来此聚会，堪称是一个学术中心。

      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司马光为此书付出毕生精力，成书不到2年，他便积劳而逝。《资治通鉴》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马光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

      《资治通鉴》是中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通贯古今，上起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末年赵匡胤（宋太祖）灭后周以前（公元959年），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作者把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实，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新注资治通鉴序》）王应麟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清代大史学家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十七史商榷》卷1）。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评价《通鉴》时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资治通鉴

      司马光著述颇多。除了《资治通鉴》，还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涑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在历史上，司马光曾被奉为儒家三圣之一（其余两人是孔子和孟子）。《训俭示康》收入高中语文课本。

诗词作品

《送张寺丞觐知富顺监》
《南园饮罢留宿》
《客中初夏》
《闲居》
《岭头诗》
《和君贶题潞公东庄》
《和邵尧夫安乐窝中职事吟》
《阮郎归·渔舟容易入春山》
《西江月·宝髻松松挽就》

历史评价

      司马光为人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忠于君王、取信于人，又恭敬、节俭、正直，温良谦恭、刚正不阿，是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有法度，每一言行每一举动都符合礼节。在洛阳时，他每次到夏县去扫墓，一定要经过他的哥哥司马旦的家。司马旦年近八十，司马光侍奉他仍像严父一样，保护他像抚育婴儿一样。从小到大到老，他说话从来没有随便说过一句，他自己说：“我没有什么超过别人的地方，只是我一生的所作所为，从来没有不可告人的。”他的诚心是出自天性，天下的人都敬重他，相信他，陕西、洛阳一带的人们都以他为榜样，与他对照，学习他的好品德。如果人们做了不好的事，就说：“司马君实莫非不知道吗？”

      顾栋高《司马温公年谱序》：“唯公忠厚质直，根于天性，学问所到，诚实金石。自少至老，沉密谨慎，因事合变，动无过差。故其文不事高奇，粥粥乎如菽粟之可以疗饥，参苓之可以已病。” 但司马光对财物和物质享受看得很淡薄，没有什么爱好，对学问却没有不精通的。他惟独不喜欢佛教、道教，说：“佛道的微言大义不能够超过我的书，其中的荒诞我却不相信。”他在洛阳有田地三顷，妻子死后，他卖掉土地作为丧葬的费用。他一辈子粗茶淡饭、普通衣服，一直到死。

      但是政治生涯并不突出，其人为中国古代士大夫保守思想典型代表，尽管他认为“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胜于旧者存之”，但实际却因不满王安石而不择优劣尽罢新法，又将神宗朝时军兵用生命夺取的土地，无偿送还给西夏。日后新旧党争沦为意气及权位之争、不再着重于国政运转。

      宋朝在多次战争中败北，国势已经到了刻不容缓之境地、司马光仍坚持宗法及伦理纲常治国等，但除尽罢新法外却提不出有效的政策方针，朱熹说司马光：公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其好学如饥渴之嗜饮食，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诚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于洛，往来陕洛间，皆化其德，师其学，法其俭。有不善曰：君实得无知乎！博学无所不通。“温公之说，前后自不相照应，被他（章惇）一一捉住病痛，敲点出来”。朱熹对司马光是颂扬的，但称“元祐诸贤是关闭着门说道理底”。
4人物轶事

家庭影响

      司马光一生诚信，应该也是受父亲的诚实教育的影响，大概在五、六岁时，有一次，他要给胡桃去皮，他不会做，姊姊想帮他，也去不掉，姊姊就先行离开了，後来一位婢女用热汤替他顺利将胡核去皮，等姐姐回来，便问：“谁帮你做的？”他欺骗姊姊是自己做的，父亲便训斥他：“小子怎敢说谎。”司马光从此不敢说谎，年长之后，还把这件事，写到纸上，策励自己，一直到死，没有说过谎言。邵雍的儿子邵伯温还看过这张纸。清人陈宏谋说：“司马光一生以至诚为主，以不欺为本。”後人对司马光盖棺论定之语，也是一个“诚”字。

破瓮救友

      有一次，司马光跟小伙伴们在后院里玩耍。院子里有一口大水缸，有个小孩爬到缸沿上玩，一不小心，掉到水缸里。缸大水深，眼看那孩子快要没顶了。别的孩子们一见出了事，吓得边哭边喊，跑到外面向大人求救。司马光却急中生智，从地上捡起一块大石头，使劲向水缸砸去，“砰!”水缸破了，缸里的水流了出来，被淹在水里的小孩也得救了。小小的司马光遇事沉着冷静，聪明机灵，从小就是一副小大人模样。这件偶然的事件使小司马光出了名，东京和洛阳有人把这件事画成图画，被人们广泛流传。

诚信卖马

      司马光要卖一匹马，这匹马毛色纯正漂亮，高大有力，性情温顺，只可惜夏季有肺病。司马光对管家说：“这匹马夏季有肺病，这一定要告诉给买主听。”管家笑了笑说：“哪有人像你这样的呀？我们卖马怎能把人家看不出的毛病说出来！”司马光可不认同管家这种看法，对他说：“一匹马多少钱事小，对人不讲真话，坏了做人的名声事大。我们做人必须得要诚信，要是我们失去了诚信，损失将更大。”管家听后惭愧极了。

低调淡泊

      司马光性情淡泊不喜奢华，他在《训俭示康》中曾提到小时後长辈会给他穿华美的衣服，他总是害羞脸红而把它脱下。宝元年间中举时，曾得到仁宗皇帝的接见。酒席宴会上，每人都在头上插满鲜花，肆无忌惮地嬉戏取乐，唯独司马光正襟危坐，也不戴花。被同行的人提醒后，司马光才不太情愿地戴了一朵小花。

司马光有一个老仆，一直称呼他为“君实秀才”。一次，苏轼来到司马光府邸，听到仆人的称呼，不禁好笑，戏谑曰：“你家主人不是秀才，已经是宰相亦，大家都称为‘君实相公’！”老仆大吃一惊，以后见了司马光，都毕恭毕敬地尊称“君实相公”，并高兴地说：“幸得大苏学士教导我……”司马光跌足长叹：“我家这个老仆，活活被子瞻教坏了。”

坚不纳妾

      北宋士大夫生活富裕，有纳妾蓄妓的风尚。司马光是和王安石、岳飞一样，极为罕见的不纳妾、不储妓之人。婚后三十余年，妻子张夫人没有生育，司马光并未放在心上，也没想过纳妾生子。张夫人却急得半死。一次，她背着司马光买了一个美女，悄悄安置在卧室，自己再借故外出。司马光见了，不加理睬，到书房看书去了。美女也跟着到了书房，一番搔首弄姿后，又取出一本书，随手翻了翻，娇滴滴地问：“请问先生，中丞是什么书呀？”司马光离她一丈，板起面孔，拱手答道：“中丞是尚书，是官职，不是书！”美女很是无趣，大失所望地走了。

      还有一次，司马光到丈人家赏花。张夫人和丈母娘合计，又偷偷地安排了一个美貌丫鬟。司马光不客气了，生气地对丫鬟说：“走开！夫人不在，你来见我作甚！”第二天，丈人家的宾客都知道了此事，十分敬佩，说俨然就是“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白头偕老的翻版。唯独一人笑道：“可惜司马光不会弹琴，只会鳖厮踢！”张夫人终身未育，司马光就收养了哥哥的儿子“司马康”，作为养子。

      司马光就如此和妻子相依为命。洛阳的灯会享誉天下，逢元宵节，张夫人想出去看灯，司马光说：“家里也点灯，何必出去看？”张夫人说：“不止是看灯，也随便看看游人。”司马光一笑，说：“看人？怪了，难道我是鬼吗？”

典地葬妻

      司马光在洛阳编修资治通鉴时，居所极简陋，于是另辟一地下室，读书其间。当时大臣王拱辰亦居洛阳，宅第非常豪奢，中堂建屋三层，最上一层称朝天阁。洛阳人戏称：“王家钻天，司马入地。”司马光的妻子去世后，清贫的司马光无以为葬，拿不出给妻子办丧事的钱，只好把仅有的三顷薄田典当出去，置棺理丧，尽了丈夫的责任。司马光任官近40 年，而且官高权重，竟然典地葬妻。重读历史，让人深思。

      俗语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在封建社会，大多数人苦读寒窗，跻身仕途，无不是为了显耀门庭，荣华富贵，泽被后世，荫及子孙。在这些人面前，司马光的清廉更显可贵。嘉祐八年三月，宋仁宗诏赐司马光金钱百余万，珍宝丝绸无数，但司马光不为所动。司马光年老体弱时，其友刘贤良拟用五十万钱买一婢女供其使唤，司马光婉言拒之，他说：“吾几十年来，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纯帛，多穿麻葛粗布，何敢以五十万市一婢乎？”

藏书

      英宗时为龙图阁直学士、翰林学士。政治上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后诏他编写《历代君臣事迹》，神宗赐名为《资治通鉴》。元丰七年（1084）书成，共294卷，上下贯穿1 362年治乱兴衰之史实，参阅了龙图阁、天章阁、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秘阁及私人藏书，采正史之外，用杂史著书凡322家，集文献史料之大成，被誉为“典籍之总会。策牍之渊林”，与《史记》、《汉书》相媲美。书成之后，为便于翻检，编《资治通鉴目录》30卷，以明取材不同之故，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家藏书富，居洛阳时，买田20亩，建“独乐园”，藏文史书籍万余卷。又置“读书堂”，辟精善之本5 000卷，又得神宗赐书2 400卷，以资著述。善保护图书，每年二伏至重阳间，在天气晴朗之日，设案以曝书籍。桌案洁净，铺以茵缛，然户端坐看书。阅书时，不以空手捧书，唯恐手汗渍湿。藏书几十年，其书仍新如手未触一样。

家族成员

司马家族累世聚居，和睦相处，祖辈诗礼传家，家考严正。
远祖：西晋皇族安平献王司马孚。原籍属河内，今河南沁阳。到北魏时传至司马阳，曾为征东大将军，死后安葬于夏县涑水乡高堠里（今水头乡小晁村）。隋唐五代以后家族政治地位日渐下降。
四世祖：司马林，布衣。
曾祖父：司马政，布衣。
伯祖父：司马炳，布衣。
祖父：司马炫考中进士，官至耀州富平县令。虽然官职不大，但政绩显著，而且以气节著于乡里。
父亲：司马池时，曾为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属翰林学士院)，官居四品，为人清直仁厚，号称一代名臣。
叔父：司马沂、司马浩

族墓

      司马光墓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墓地分为茔地、碑楼、碑亭、余庆禅寺等几个部分。在山西夏县城北15公里鸣冈，坟园占地近3万平方米，东倚太岳余脉，西临同蒲铁路，司马光祖族多人群厝于此。墓侧翁仲分列。宋哲宗御篆“忠清粹德之碑”额；碑文为苏轼撰并书，曾没于土中，后于杏树下掘出，遂名杏花埤，惜已剥蚀难辨。金代摹刻四石嵌壁，今仍完好。明嘉靖间，特选巨石，依宋碑复制，并建碑亭。东有守坟祠，再东为北宋元丰元年（1078年）敕牒 建香火寺余庆禅院，牒文刻石仍在寺后。寺内有大殿五间， 殿内现存大佛三尊，西壁罗汉八尊，为宋塑风格。历代碑古二十通，记载坟园沿革。

后世纪念

      司马光死后，宋哲宗追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赐碑“忠清粹德”。灵柩送往夏县时，京城的人们罢市前往凭吊，有的人甚至卖掉衣物去参加祭奠，街巷中的哭泣声超过了车水马龙的声音。等到安葬的时候，哭的人非常真诚，仿佛是在哭自己的亲人。岭南封州的父老们，也都纷纷祭奠司马光，京城及全国各地都画他的像来祭祀他，吃饭前一定要先祭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