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

第九讲 初兴洋务
　　

　　慈禧垂帘听政初期，正值西风东渐、洋务兴起的特殊时期。也就是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清政府一批上层官员，以自强、求富为目标，从中央到地方，积极发展近代教育、近代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建立了近代的海陆军。在专制主义皇权至上的历史时期里，如此重大的政治决策，没有最高统治者的允许和支持，是不可想象的。

　　一

　　慈禧垂帘听政以后，一场持续近三十年的学习西方的改革运动在中国开展起来，像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办合资企业、建立外语学校、送学生出国、购买军舰和洋枪洋炮、建设新式海军等等。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这些与洋人密切相关的事物，时人称之为“洋务”，我们今天称它为“洋务运动”。如此大规模地引进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原因是多方面的。

　　最直接的原因是经历了鸦片战争以后，在一次次的被动挨打中，部分中国人被“打”醒了，他们开始意识到中西之间存在的差距，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所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所未有之强敌”，怎么办？他们提出办法就是兴办“洋务”，而恭亲王奕就是其中的一位。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火烧到北京的时候，奕被留在北京负责与洋人交涉。恭亲王首先发现清军的武器不如洋人，根本打不过人家。签订《北京条约》的前几天，英法联军占领了安定门，把大炮架在城墙上，不签的话就炮轰北京城。过去清朝的大臣们包括林则徐都认为洋人只是在海上打仗厉害，在陆地上打仗根本不行。结果双方一开战，发现洋人不仅在海上有坚船利炮，陆地作战也很有一套。签约后，英法联军举行了入城仪式。恭亲王一看清军的仪仗队与外国的仪仗队根本没法比，装备差得太远，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刺激。尤其令他羞愧难当的是，与洋人谈判的时候，整个北京城找不到一个会讲洋话的人，只能请外国人翻译。结果，外国人怎么说，大清官员就怎么听……他不由得慨叹：大清帝国的武器和技术确实太落后了。只有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才能使中国改变落后的局面，才能改变被动挨打的状态。

　　北京条约签字图

　　与此同时，一些封疆大吏，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也在要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这一点上与奕形成共识，这些人逐渐凝聚为一股强大的势力，形成了上下呼应的局面。他们认为要挽救统治危机、抵御外侮，必须仿效西方的“坚船利炮”，“练兵制器”以“求强”。于是各项洋务活动在这些洋务派的手中一步步地发展起来：1865年在上海设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内设翻译馆；同年在南京设立金陵机器制造局；1866年在福州建立马尾船政局；1870年在天津建立军火机器制造总局；1868年，破天荒地委派美国前驻华公使蒲安臣率清朝外交使团出访欧美十几国。1872年在上海设立轮船招商局；同年第一批选派幼童留学美国；1875年，委派福建按察使郭嵩焘出任驻英国公使，后又兼任驻法国公使。这是中国第一次在西方国家驻有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官。1878年，在兰州建立兰州织呢局，这是中国最早的一家机器毛纺织厂。1880年，在上海建立上海机器织布局，这是中国最早的棉纺织厂。同年在天津设立水师学堂，购置军舰，并设南北电报局。1881年，设立开平矿务局。1882年，建设旅顺军港。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在天津设立陆军武备学堂。

　　福州船政局

　　这些洋务活动慈禧是知道的，也是支持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哪一项活动都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物，哪一项事业的实施都是平地里的一声惊雷。如此大的动作，如此大的影响，如果得不到慈禧的允许和支持，坚持哪一项活动都可以给这些官员冠以犯上作乱之名，操作哪一项事业都足以令这些官员死个七回八回。难道慈禧是一个有着与时俱进思想的改革家吗？

　　二

　　人们支持一项新生事物，从大的方面说是人们意识到了这项新生事物对于国家、社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从小的方面看，是对个人有利。应该说，慈禧已经意识到洋务活动是当时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有效手段，无论对于大清王朝，还是她的个人统治都有好处。因为：

　　1慈禧痛恨外来侵略，她希望清政府能够拥有有效的抵抗外侮的手段如果说慈禧欢迎外来侵略，慈禧是一个天生的卖国贼，那是有失历史的客观与公允的。因为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外来侵略对王朝统治，对慈禧个人都没有任何好处。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从天津大沽口强行登陆，然后打到通州，打到北京。慈禧亲身体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的惊险，也目睹了圆明园被侵略者付之一炬的景象。正是这些侵略者的肆意侵略加速了大清帝国衰亡，是洋鬼子使她后来的统治险象丛生，岌岌可危。慈禧无论如何都不会赞同这样的侵略行径。据可靠的历史记载，慈禧在英法联军突破天津防线、步步进逼北京的时候，是坚决主战的，她不赞同咸丰帝的怯懦与逃避。当咸丰帝面对英法联军兵临城下，携家带口准备逃往热河避暑山庄的时候，慈禧站出来，劝阻皇帝不要离开北京。

　　吴可读《罔极编》载：

　　“当皇上之将行也，贵妃力阻。言：皇上在京可以镇慑一切；圣驾若行，宗庙无主，恐为夷人毁踏。昔周室东迁，天子蒙尘，永为后世之羞。今若遽弃京城而去，辱莫甚焉！”

　　应该说，此时的慈禧比咸丰帝更加清楚英法联军的侵略对于清政府来说意味着丧权与灾难，比她的丈夫更加懂得一国之君在“数千年未有之巨变”到来之际所应该承担的责任。

　　2慈禧对于能够稳固统治的富国强兵的措施是来者不拒并积极支持的（1）面对列强环视、侵略接踵而至的危殆时刻，慈禧非常清楚：只有寻找到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途径，她的统治才能稳固和长久。从后来洋务事业的发展来看，有时慈禧对于强兵的渴望有着一种希望一蹴而就的大跃进式的癫狂。

　　江南制造局炮厂如，慈禧已经从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事实中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的海防十分脆弱，可谓豆腐渣般不堪一击。于是，以曾国藩为首的一些洋务领袖建议：如果凭借中国人自己的造船技术，想要短时期打造一支能够与英法强国相匹敌的中国海军是不可能的。改变这一局面的有效手段，就是尽快购买一批军舰，用以武装中国海防，缩短与强国之间的距离。

　　“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曾国藩全集》)

　　慈禧特别渴望这种简捷的强兵之路，她梦想着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完成拒强敌于国门之外的壮举。所以，她非常支持购舰计划，并从本已经捉襟见肘的财政中支出一笔资金用于购买军舰。同治元年（1862），洋务派委托当时正在英国休假的总税务司李泰国向英订购兵轮七艘，计有中级兵轮三艘,小级兵轮四艘,造舰、武器总经费共计八十万两。对于当时财政捉襟见肘的清政府来说，八十万两军费开支，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慈禧却认为非常值得，她欣欣然于大清朝找到了一条快速赶上世界强国的捷径。

　　如果能如此轻而易举地壮大国防实力，从而很快摆脱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威胁，那这个世界就不会有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游戏规则了。同治二年(1863)，七艘军舰打造成功，九月十八日军舰驶入天津，可令慈禧及所有积极倡议购买军舰的洋务派干将们没有想到的是，到达的不仅仅是七艘军舰，还有由英国人充任的舰队总指挥阿思本以及由他雇佣的洋水兵六百人，这就意味中国的水兵不能登上属于清政府的军舰。毫无疑问，英国政府跟慈禧开了一个大大的国际玩笑——中国人花巨资购买了一只英国人控制的舰队。慈禧十分无奈，不知她此时是否明白弱国无外交的道理。经过多次交涉，清政府最后决定退货：各舰交由阿思本带回伦敦拍卖，所得款项尚需扣除遣散六百名洋兵之费用与阿思本个人所得。结果清廷耗时两年，总共损失了三十八万两千两白银却一无所得。

　　清廷向外商购买武器清单（2）在古老的中国推行与传统文化格格不入的西方科学技术与文化，没有慈禧的支持，洋务派所推行的任何一项措施都将举步维艰。改革同文馆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京师同文馆

　　慈禧垂帘听政后，奕奏请设立京师同文馆，加强学习西方语言。慈禧知道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外国使馆已纷纷进驻北京，只有掌握他们的语言，才能实现与他们的沟通。于是，慈禧批准在京城设置同文馆。经过一年多的筹备，于同治元年(1862)正式开馆，最初只设英文一馆，学员仅十人。第二年又添设了法文科，并将原来官办的俄罗斯文馆也并入了同文馆。

　　随后，奕又建议：在同文馆内再添设一馆，专门学习天文、算学，即自然科学知识，同时提出聘请西人任教。可是，这一建议遭到了来自京城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以当朝的大学士倭仁为首的保守派认为学语言还可以，但算学和天文学也要学洋人的，岂不是完全洋化了。他坚决反对增设这两门课，认为自强之道不在制造轮船、洋枪，而在气节。有了气节，“以之御灾而灾可平，以之御寇而寇可灭”，关键是“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为了支持洋务派建立天文馆，慈禧予以申斥：

　　“朝廷设立同文馆，取用正途学习，原以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不过借西法以印证中法，并非舍圣道而入歧途，着毋庸议”。

　　倭仁是当时有名的理学大师，又是同治帝的师傅，位高权重，在意识形态上是很有发言权的。慈禧知道他的意见不能小看，必须慎重对待。为了能够使同文馆顺利招生，慈禧再次显现了她在权术运用上的智慧。她当即通过内阁明发一道上谕：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遵议大学士倭仁奏同文馆招考天文算学馆请罢前议一折。同文馆招考天文算学，既经左宗棠历次陈奏，该管王大臣悉心计议，意见相同，不可再涉游移。即着就现在投考人员，认真考试，送馆攻习。至倭仁原奏内称：‘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该大学士自必确有所知，著即酌保数员，另行择地设馆，由倭仁督饬讲求，与同文馆招考各员互相砥砺，共收实效。该管王大臣并该大学士，均当实心经理，志在必成，不可视为具文。钦此!”

　　或许这是慈禧故意装聋作哑，给老夫子倭仁出的难题；或许是慈禧确想让倭仁借此换换脑筋。

　　可倭仁却为难了，因为他力所不能及。于是他赶快申辩：所谓中国“不患无才”，不过是自己“以理度之”，为想当然之事，“应请不必另行设馆，由奴才督饬办理。况奴才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倭仁受此挫抑后，竟郁闷成疾，请求开缺休养。

　　同文馆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

　　实践证明，慈禧的决策没有错。两年后，同文馆聘用美国人丁韪良为同文馆总教习，负责全面教学工作。同文馆在以后的几年里继续聘用外籍教习，开出化学、数学、天文、物理、国际法、外国史地、医学、生理学和政治经济学等新学科。同文馆真正成了中国第一所综合性的高等学府，成了中国第一个培养科技人才的近代教育机构。在它的带动下，继之而兴的有上海的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福建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广东水师学堂、湖北武备学堂、上海南洋公学等第一批新式学堂，这一切都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大批翻译人才、外交人才和科技人才。

　　正是因为有了慈禧的支持，许多洋务措施才得以顺利推行。那么我们能否由此断定：慈禧就是洋务运动时期的总指挥、总设计师？

　　三

　　毫无疑问，不能。不仅仅是因为所有推行的洋务活动没有一项是缘于慈禧的建议，更重要的是慈禧对于洋务事业的支持必须限定在不妨碍她的封建专制统治：当洋务事业的发展局限在物质层面上，引进的属技术、器物层面，且以购买为主，有利于专制主义王权的加强，慈禧就会大力支持；当洋务事业的发展必须进入到制度层面，甚至于文化层面，需要触动慈禧和慈禧赖以存在的既得利益集团时，慈禧便不再是洋务的支持者，而是终结者。这是因为：

　　慈禧同中国历代多数帝王一样，把维护个人的绝对权威放在首位。当权力受到威胁时，她不惜发动政变，就像铲除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一样，毫不留情。但权力到手后，她却宁可守成——在原有制度下按部就班地运作，以维持政局和权力的稳定。

　　慈禧对于洋务活动中所推行的各项内容的支持也是如此，如果她认为某项内容对她所拥有的权力不利，她一定制止。不论这项内容对民族和未来的发展是否有益。她断然终止第一批留美学生计划就应属于这样的原因。

　　选派人员出国留学，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文化，是洋务运动发展的必然。洋务运动起步以后，洋务派认识到要把西学西技学到手，聘请洋人专家到中国教习是一条路径，而更好更有效的一条捷径，则就是派遣人员出国留学，培养懂得洋务的专家。在洋务派的积极倡议下，一项一百二十名幼童分四批留学美国的计划付诸实施。

　　首批赴美留学幼童同治十一年（1872），三十名穿着长袍马褂、拖着辫子的中国男孩子在上海港登上一艘邮船，远渡重洋去美国留学。

　　这些穿着长袍马褂、拖着辫子的中国幼童们第一次出现在美国城市的街道上时，他们聪明的头脑还未被“四书五经”完全禁锢，很快就适应了美国生活。他们被分配到美国人家里生活，异国自由独立的空气激发起他们久被压抑的童心。他们脱下了长袍马褂，换上美式服装，有的还大胆地剪掉了辫子。他们迅速学会了打棒球、踢足球、溜冰和骑脚踏车，有人甚至敢于用拳头和人较量。

　　这些事情立即引起了负责留学生事务的陈兰彬等人的注意，他们认为这是西方教育对纯正的中国思想的一种“污染”，必须采取防范措施，不然这些中国幼童就都会变成“洋鬼子”了！

　　慈禧不断地接到有关于留学美国的学生们的情况汇报，她对于留学生抛弃传统文化的悖逆行为深感担忧，她不能坐视这些中国幼童都变成“洋鬼子”，从而成为大清王朝的掘墓人！于是，慈禧毅然决定放弃留学计划，招回所有的学生。

　　1881年9月6日，对留美的中国幼童来说，是一个极为悲愤和忧伤的日子。清廷招回幼童，幼童们被迫中断学业，全数“遣送回国”。而这时，大多数人学而未成。六十多人中断了在大学的学业，许多人还在中学学习。一百二十名幼童中真正完成大学学业的只有两人。

　　唐山至胥各庄铁路通车式中国近代留学事业的第一次尝试，就这样夭折了。这不仅是慈禧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

　　尽管被迫中断在美的学业，这批留美幼童中最终还是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铁路、煤矿、电讯、外交、海关、新闻等专业人才。他们中有设计建造京张铁路的詹天佑，负责勘探建设唐山开平煤矿的吴仰曾，担任过电报总局局长的唐元湛，以及民国时期担任总理的唐绍仪和曾任外长的梁敦彦。

　　慈禧缺乏作为一个新时代最高统治者应有的知识和思想。她没有高瞻远瞩的眼光，不能纵观全局，缺乏改革的目标。数千年的专制思想所形成的高高在上的孤傲、专横并没有在她身上消失，所以她不愿主动吸纳新知识，导致她在某些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愚昧和无知。令中国人汗颜的“马拉火车事件”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1876年在香港和上海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唐廷枢（1832—1892）奉李鸿章之命开发开平煤矿。开办之初，唐廷枢就以企业家的锐利眼光，提出必须修建铁路，解决运输问题，优质的开平煤才有竞争力。如果沿用传统运输方式，用牛车将煤运至江边，再用小船运至天津，每吨计价六两四钱，比从日本进口的每吨六两的煤还要贵，无人愿意购买。如果修建铁路转水运至上海，每吨成本才四两，必能打开销路，并解决轮船和军舰的燃料问题。李鸿章采纳了这个建议，上报朝廷批准，兴建从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

　　慈禧却迷信火车头运行影响风水的流言：火车的运行会破坏位于遵化东陵的风水，喷出来的黑烟会给周围农田里的庄稼带来损害。于是慈禧决定：如果想修铁路的计划得以批准，必须以驴马拖载，方可批准。

　　1881年，全长97公里的唐胥铁路通车，中国总算有了自己修建并且至今（成为京沈铁路一部分）仍在运行的铁路。不过，令中国人脸红的是，它是用马拉的，时人称之为“马车铁路”！经过唐廷枢等努力补救，好话说尽，极力开导，几个月后，机车才恢复行驶。

　　慈禧在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巨变”的危殆时刻，没能够像俄国的彼得大帝和日本的明治天皇那样审时度势，睁开眼睛看世界，顺乎潮流，励精图治，奋起直追，痛下决心，改造我们的文化，使之融入现代文化的大潮之中。相反，她将一己的权力看得比国家、民族的利益和未来的发展还重，顽固地坚持已经过时了的东西，没有把中国带入近代化的门槛。这是她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遗憾。

慈禧太后

第十讲 别样舐犊
　　

　　慈禧垂帘听政时，她唯一的儿子载淳只有六岁。对于这位成年之后就要亲政的小皇帝来说，他的成长与教育是一项肩负着王朝发展未来的系统工程，从两宫太后到王公大臣，都高度重视，并给予了特别的关照。

　　一

　　慈禧做了令人羡慕的皇母，可慈禧知道，在这深深的皇宫里，她不能尽情享受动物都可以拥有的舐犊之情。按照清朝的祖制，皇子诞生以后就交给乳母、保姆和宫女、太监抚养，生母不能随时见皇子。载淳出生以后，慈禧希望他就是将来皇帝的唯一继承人。所以，在咸丰帝活着的时候，载淳不在慈禧的身边，慈禧一方面可以用更多的时间防范皇帝的生活过于泛滥，以免不时地又蹦出几个其他什么皇子，来争夺本应属于她和载淳的特权；另一方面，她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在皇帝的身边，不仅可以多与皇帝接触，而且潜心学习处理朝政的方法，日益清晰地把握咸丰帝的思维和行动。这个时期，她没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频繁地接触儿子，更没有机会去表达母亲对儿子体贴入微的关怀，对儿子载淳必然有所冷落。

　　皇后钮祜禄氏，膝下没有子女，因为她不识汉字，天性温厚，常常以中宫皇后的身份关心载淳的成长，因此皇后与皇子在一起的时间远比慈禧与皇子在一起的时间要多得多。咸丰帝死后，两宫太后收到山东道御史董元醇《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并将其留中，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前来索要，与两宫太后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争执。当时小皇帝被双方怒目而视、吵声震壁的形势吓坏了，索性大哭起来并尿湿了裤子。当时有一个细节，小皇帝害怕时没有躲进他的生母慈禧的怀里，而是扑进了钮祜禄氏的怀抱以寻求孩子式的本能的母亲保护。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在小皇帝的心目中，谁那里更具有母亲的温暖和爱护。

　　慈禧清楚，在同治帝之前，清初顺治、康熙两个小皇帝中，康熙帝的教育非常成功，他五岁开始读书，十三岁就能下笔成文，成就了一番文治武功的大业。慈禧对于载淳也有同样的或更高的期望，她希望通过自己的打造，为大清培养出一个卓越的帝王。

　　同治元年，载淳在太和殿登极。载淳即皇帝位后，慈禧就开始多方为载淳寻找名师。她为小皇帝精心挑选了四位鸿儒，给小皇帝授课。

　　同治帝师祁寯藻像

　　李鸿藻，出生于名宦世家，累代仕进通显。咸丰二年（1852）会试及第。他禀赋聪颖，读书刻苦，十几岁时已经钻研经训，博览群书了。因此，百家之言，无所不见，其才华为世瞩目。咸丰十一年（1861）被咸丰帝选中做载淳的老师。

　　祁寯藻，嘉庆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已经先后做过道光、咸丰的老师。他最为突出的是书法，深厚遒健，自成一格，为清代中晚期著名书法家，有“一时之最，人共宝之”、“楷书称首”的赞誉。

　　翁心存，道光二年（1822）进士，官内阁学士、兵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他死后，由儿子翁同龢继续做帝师。

　　倭仁，道光朝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是著名的理学大师。

　　慈禧，平日里缺乏对儿子无微不至的关心，但对于给儿子延聘师傅，她是真的颇费一番琢磨，除了保留咸丰帝选中的帝师李鸿藻外，她又给儿子额外加了三位大学士，他们都是赤胆忠心的博学老臣，且各有专长。她希望通过名师的教诲，使自己的儿子成为像康熙帝一样博学、睿智的皇帝，可谓用心良苦。今天，我们依然可以感觉到慈禧尽展母亲襟怀的一面。

　　二

　　小皇帝开学了。小皇帝长大以后要亲政，要统领万民。他学习的内容就应该与执政有关。

　　我们知道，昔日中国教育的模式是，普通小孩一般先从《三字经》、《千字文》开始，在背诵的同时，以认字为主。然后，《孝经》、《唐诗》、四书——《大学》、《论语》、《中庸》和《孟子》。随着年龄逐渐增长，而《诗》、《书》、《礼》、《易》、《春秋》五经。按部就班，由简到繁，循序渐进。这是中国千百年以来学子们潜心学习的不变定式，除了超常生进行跳跃式的学习之外，一般人都无法回避这一学习的过程。

　　皇帝的学习与众不同。

　　依据前朝的惯例定制，恭亲王为小皇帝制定了课表和作息安排：

　　(1)每日先拉弓，次习蒙古文，次读满文，最后读汉文。

　　(2)皇帝上课时间，在每日临朝引见臣僚之后。开始时只读半天书，八岁之后延长为全天。

　　(3)诵读与讨论不可偏废。皇帝读书之暇，应时时与师傅讨论问题，以求深入了解文中经义。

　　(4)拉弓而至步射，步射而至放枪，随年龄增长调整。

　　(5)自幼即需骑马，入学后每隔五日，即于下书房后在宫中长弄学习骑马，由御前大臣压马及教习。

　　(6)学习步射和放枪时，由御前大臣及乾清门侍卫数人随同校射。

　　(7)为重功课计，拟请懿旨严饬皇帝于驾幸紫光阁习打枪时，不得各处游览。打枪毕，稍坐即还宫。

　　从以上的安排，我们可以了解到，小皇帝是各种语言全学，骑马射箭放枪样样都要精通。这完全是一个培养全能型人才的计划，果真能够如法炮制，那么长大后的小皇帝应是一个“超人”。

　　慈禧为了能更好地管理好小皇帝的学习，使所有的计划行之有效，特别安排惠亲王绵愉专门负责小皇帝的学习事务。惠亲王绵愉是嘉庆帝的第五子，最小的儿子，因为在皇族亲贵中辈份最高、品行端正，特别受人爱戴。慈禧安排他来管理小皇帝的学习生活，尤其是还特别安排了绵愉的两个儿子奕祥、奕询伴读，对小皇帝既是督促又是陪伴，可谓安排周详。

　　老师如何给小皇帝上课？

　　少年同治帝写字像《清宫述闻》载：小皇帝进入教室之前，受命的师傅、谙大——满人师傅(内谙大教满文和蒙文、外谙大教授骑射弓箭)、惠亲王绵愉，还有陪读的奕祥、奕询按照顺序排列在外。见到小皇帝，所有人要行三叩九拜之礼。小皇帝进入教室后，面向东坐，授读的师傅面向西坐。伴读的奕祥、奕询在西面靠墙坐着。其他的师傅则在旁门设座。

　　开学的第一天，第一节课由大学士祁寯藻讲授四书中《大学》的前两节：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讲授的方式是，先教小皇帝识字，再逐字逐句讲解。按照时间推断，小皇帝上课的时候不过六岁有余。给一个不谙世事的顽童讲解“四书”中的《大学》，而且是涵盖全书核心思想的前两节，对于今天具备一定学养的成人来讲，理解它的精义尚且有一定的难度，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只能是鸭子听雷，蛤蟆跳井——不懂。揠苗助长如此，真是难为了这个小皇帝了。

　　同治帝绘《管城春满图》

　　慈禧完全不顾及一个小孩的心理承受能力，她一贯的好胜心和主宰欲，使得她从一开始就给予这个孩童以巨大的学习压力，她让小皇帝学习的目的十分明确：

　　“帝王之学不在章句训诂，惟冀首端蒙养，懋厥身修，务于一言一动，以及天下民物之颐，古今治乱之原，均讲明切研，悉归笃实。庶几辅成令德，措正施行，宏济艰难，克光大业。”

　　慈禧如此严厉和高标准地要求小皇帝学习，无情地剥夺了本应属于孩子那份自由的空间和时间，小皇帝在无法自主之间就承担起他力所不能的重负。而他是什么样的表现呢？

　　同治四年（1865）末，翁同龢继父任做皇帝的师傅，他在日记里记载了小皇帝每日学习的情况：同治帝《御制诗文集》同治五年正月初九日：“是日读书（皇帝）微倦，略有戏。”——这天，皇帝读书时有点倦怠，略有嬉闹。

　　正月二十八日：“上至书斋，时刻仍如昨，是日精神不聚。”——皇帝到书斋学习的时间和昨日相同，今天注意力不集中。

　　二月二十五日：“卯正（晨六时）上至。是日多戏言。龢与诸公（师傅们）急切谏，读当勤。”——早晨六时皇上到。是日皇上学习多戏言。我与各位师傅急切劝谏，读书应当勤奋。

　　从翁同龢日记所记载的小皇帝学习的片段中，我们可以看到，小皇帝学习不在状态。倦怠、嬉戏、注意力不集中是小皇帝学习中的普遍现象。翁同龢做帝师时，小皇帝也不过十岁左右，可我们知道，他每日都需“天未明即起”，与母亲慈禧一同早朝，召见或引见大臣，虽然不参与其中任何事情，但他也必须如同木偶一样端坐在那里。然后清晨六点就来到书斋学习，在昏暗的灯光下，书斋里寂静无声，小皇帝读书需要到中午。对于孩童来说，他一身兼有皇帝、学生、儿子三个角色，每个角色都要做好，每个角色都不能偏废，对于一个正处于成长和发育中的幼童来说，无疑是缺少人性而且是相当残忍的。

　　载淳是唯一的皇位继承人，他在没有竞争却缺少关爱的环境里逐渐成长，虽然日日学习，可他的学业鲜有进步。直到他十六岁的时候，连皇帝每日需要批阅的奏折，仍然“读折不成句”。面对小皇帝不成器的状态，慈禧心急如焚，她常常督促师傅们：“设法劝讲，不可再耽搁。”面对母亲的严厉督促，同治帝并没有从此振作起来，他在每日的功课里没有获得乐趣，与慈禧期望的相反，处于青春期的他，开始在纵情声色中寻找生活的乐趣，并由此一发不可收拾。

　　三

　　慈禧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在多大的时候获得了性知识，也不知道他多大的时候发生了性关系。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同治帝的发育很早。因为满族、蒙古族男女一向有早婚的习俗。皇帝选秀，女孩儿的年龄要在十三至十七岁间，十七岁就是上限了，十三岁左右的孩子结婚是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孝庄皇太后嫁给皇太极时，也只有十三岁。女孩如此，男孩娶妻的年龄也不会太迟。

　　慈禧对同治帝的严格要求，并没有使他充分理解母亲的良苦用心，反而使他性格中形成了对母亲极强的逆反心理，到宫中戒律的范围外去寻求冒险和刺激。

　　有两个人在这个时期对同治帝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一个人是恭亲王的长子载澂。

　　管理皇帝学习事物的惠亲王去世以后，奕祥、奕询两个伴读也结束了与皇帝共同的学习生活，随后由慈禧指派恭亲王的长子载澂伴同治帝读书。慈禧只看到了载澂聪敏、开朗的性格特点，可她有所不知的是载澂的生活放荡不羁，章台走马，无一不精。慈禧精挑细选的“伴读”，最终成为同治帝的“伴游”。

　　《十叶野闻》载：“同治帝与贝勒载澂尤善，二人皆好着黑衣，倡（娼）寥、酒馆及摊肆之有女子者，遍游之。”

　　一个是翰林院侍读王庆祺。

　　王庆祺，顺天人，生长在京师，是世家子弟。王庆祺是个“美丰仪”的男人，“工度曲，擅长谄媚之术。初直南书房，帝爱之，授以五品官加二品衔，毓庆宫（应为弘德殿）行走，宠冠同侪，无与伦比。”

　　王庆祺的学问应该不错，因为能以翰林侍读的身份入值弘德殿——同治帝学习的地方，足以说明。他的貌美丰仪，他的擅长谄媚，对于涉世不深的同治帝来说，自然多了几许诱惑。

　　《清朝野史大观》载：“日者，有一内监见帝与王狎坐一榻，共低头阅一小册。太监伪为进茶者，逼视之，则秘戏图，即丰润（直隶县名，以绘春宫图名闻全国）所售之工细者。二人阅之，津津有味，旁有人亦不觉。”

　　在他的引导下，同治帝竟然与王庆祺同卧起，保持着极其暧昧的关系。

　　《李鸿藻先生年谱》称：“因之宵小乘机诱惑引导，遂至日惟嬉戏游宴，耽溺男宠，日渐羸瘠。”世间所传闻的同治帝生活放纵，似乎不是空穴来风。

　　而这一切，慈禧并不知道，或许慈禧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对儿子寄予厚望却会落得如此的结果。

　　四

　　同治孝哲毅皇后像慈禧喜欢权力，尤其喜欢驾驭权力时那份胜利者的快感。慈禧知道清初的顺治帝与康熙帝都是十四岁亲政，按照惯例和成制，她也应该在同治八年（1869），同治帝十四岁的时候，给他举行亲政仪式，将皇权悉数交予儿子，而她也应撤帘，由前台回归幕后。但慈禧不愿意，她不愿意就此放弃权力，放弃由权力所带来的快感与充实，她找出种种借口，尽量推迟还政的时间。慈禧所能找到的最为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皇帝学业不成”，她不断指责师傅们“督责不严”。从而，很容易地，慈禧就为自己的不撤帘找到了充分的理由。

　　但皇帝毕竟一天天长大，归政是早晚的事情。慈禧知道归政之前，无论如何也不能再继续拖延给同治帝“物色”皇后了。

　　同治十一年，同治帝十七岁，慈禧决定在二月初二龙抬头的日子里，给皇帝选皇后。物色之前，慈禧与慈安将能动的脑筋全部动起来，把满朝满蒙文武官员家待字闺中的女孩子都理了一遍。慈禧看上了刑部江西司员外凤秀的女儿富察氏，富察氏当时年仅十四岁，属于满洲正黄旗，是满洲八大贵族之一，世代均出将入相。而慈安与同治帝却看中了同治三年夺得一甲一名的蒙古状元崇绮的女儿阿鲁特氏。

　　阿鲁特氏，出生在一个世代官宦的家族，隶属蒙古正蓝旗。她的祖父赛尚阿嘉庆年间中举，曾为大学士，并曾任道光年间兵部尚书兼刑部尚书，可谓权倾一时。父亲崇绮是同治三年的状元，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在汉文考试中夺魁的蒙古族人，此事曾轰动朝野。这里还有一段插曲。清朝虽然入关后不久就开了八旗科举，凡是旗人，不管是满八旗，还是蒙八旗都能参加，但那是乡试，至于殿试，还是“满不点元”，即不取满人为前三名。采取这样的政策，主要是为了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同治三年的殿试，实际由两宫太后做主。当会试成绩呈给慈禧看的时候，慈禧真的为难了，因为排在前位的居然是蒙古族崇绮。正在慈禧不知所措的时候，大学士瑞常等人为她解决了难题，他认为：既然是科举取士，则“但凭文字，何论满汉”，崇绮最终得以金榜题名，担任翰林院修撰。

　　坤宁宫帝后大婚洞房阿鲁特氏在这样的家庭里成长，自幼知书达礼，父亲崇绮亲自给女儿授课。阿鲁特氏读书聪颖，文才极佳。有一次，同治帝无事，便与阿鲁特氏在后宫谈诗，同治帝问其唐诗，阿鲁特氏背诵如流，足见其文学素养的深厚。阿鲁特氏“雍容端雅”，端静婉肃，“美而有德”，她性格耿爽，不善阿谀。同治帝很喜爱她，也很敬重她。

　　这样，在同治十一年二月三日，两宫发布懿旨，选翰林院侍讲崇绮的女儿阿鲁特氏为皇后，员外郎凤秀的女儿富察氏为慧妃，知府崇龄之女赫舍哩氏为瑜嫔，前任都统赛尚阿的女儿阿鲁特氏为珣嫔，并在九月十五日与阿鲁特氏举行了大婚。

　　可慈禧由衷地不喜欢这个儿媳妇，原因如下：

　　1同治帝没有采纳慈禧的意见，加重了慈禧对儿子的怨恨心理，并将这种怨恨转嫁到了皇后的身上慈禧做事一向有主见，敢作敢为，尤其是垂帘听政的十一年中，她更是恣意摆布所有的事情，专横、跋扈、颐指气使已成为她生活中最鲜明的特点。虽然儿子是皇帝，但慈禧依然以严厉的家长方式安排着他生活的方方面面。儿子学业不佳，已使她十分恼火，越来越严重的逆反心理更使她怒火中烧。此次，她费尽心机为儿子精心选择了她认为美丽、可人的富察氏，然而儿子却不买账，偏偏选中了她并不看好的阿鲁特氏，并且与慈安一起来反对她的选择，作为母亲的那种失落与嫉妒必然会在慈禧的心中投下挥之不去的阴影。

　　2皇后阿鲁特氏不善逢迎

　　慈禧垂帘听政以后，虽然对于慈安皇太后依然恭敬有加，但朝野上下的人都知道一切权力都掌握在慈禧的手里，因此上至王公大臣下到宫女内侍，哪一个不是对于慈禧恭敬、逢迎、顺从，竭尽谄媚之能事。可皇后阿鲁特氏却特立独行。她性格耿爽，自幼所形成的高贵品性，使她不善阿谀、逢迎，即使在慈禧面前，也依然保持着孤傲的特性。

　　野史中有一段记载，颇能说明阿鲁特氏的性格特点：

　　双“喜”金如意阿鲁特氏不得慈禧的欢心，以至于每每慈禧见到皇后时，从不给她好脸色看。身边人就点拨皇后说：你不见皇太后对你不满意吗？你也不妨学学慧妃富察氏，处处逢迎皇太后，以讨皇太后的喜欢。阿鲁特氏正言道：“我是从大清门被抬进宫中的皇后。”按照清制，只有皇帝大婚时，皇后才可以坐轿从大清门抬进宫中，这是对皇后地位的肯定。虽说此时慈禧已为皇太后，但她被选秀入宫时只是贵人，她没有资格享受从大清门被抬入宫中的隆重而尊贵的礼遇。以慈禧争强好胜的性格，这样的待遇是她一生都难以解开的心结。当慈禧知道阿鲁特氏如此地刺激她，那种由衷的嫉恨可想而知。

　　由于慈禧不喜欢皇后，所以她肆无忌惮地破坏同治帝与皇后之间的感情。同治帝新婚燕尔，与皇后感情十分甜蜜。慈禧心中十分不乐，她无法容忍她选中的慧妃遭受冷遇，她认为冷落了慧妃就是与她过不去。于是，慈禧拿出了母后的尊严，一方面教训同治帝不应该沉溺后宫，有碍政务；另一方面又指责同治帝不应冷落慧妃。同治帝心生不满，逆反的性格促使他更加远离慧妃。为了表达对母亲干预自己私生活的反抗，同治帝竟然一气之下独宿乾清宫。母子关系几近难以同处的境地。

　　慈禧与同治帝之间的情感交流不畅，制约了慈禧尽享天伦的乐趣。慈禧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儿子的身上，造成母子失和，但我们也能依稀感觉到慈禧望子成龙的那份渴望。这种别样的舐犊之情留下的是几许酸楚，几许无奈。

慈禧太后

第十一讲 归政同治
　　

　　恋栈的慈禧，以同治帝“典学未成”为由，迟迟不肯撤帘归政。然而，同治帝业已成年，这是慈禧无法回避的事实。慈禧将如何归政？

　　一

　　同治十一年九月十五日（1872年10月16日），慈禧终于为自己十七岁的儿子载淳举行了大婚典礼。十七岁结婚，对于入关后的清朝皇帝来说，无疑属于晚婚。因为冲龄继位的皇帝中，顺治帝十四岁结婚；康熙帝十三岁结婚。而其他在藩结婚的皇帝，年龄也多半在十四、十五岁。中国帝王将传宗接代视为王朝命脉，因此，历朝历代都将取妻纳妾、生子生孙作为宫中的头等大事来看待，由不得年轻的皇帝或皇嗣们恣意妄为。那么，为什么载淳会这样晚婚呢？是载淳从心理上排斥女性，不愿意结婚吗？

　　不是。

　　首先，同治帝绝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虽然他从小就背负着皇帝的盛名，可王朝的重托、母亲的殷切期望及严格管教并没有给他带来更多发奋图强的动力与压力，他反而以率性而为、叛逆越轨、钟情女色的行为，恣意展示不羁的个性。

　　还在同治二年（1863）载淳读书伊始，他的师傅们——那些鸿学巨儒为小皇帝拟定了教育方针：

　　“伏愿皇上恪遵慈训，时时以忧勤惕励为心，事事以逸乐便安为戒。屏玩好以节嗜欲，慎游观以定心志，省兴作以惜物力。”

　　师傅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积极强调，是希望对小皇帝勤管严教，防微杜渐，使之成为一代名君。可是没有想到的是，渐渐长大的小皇帝却反其道而行之，“玩好”、“游观”、“嗜欲”无一不好。

　　据美国人马士所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载：

　　“对于他自己宫廷的欢娱还不满足的同治皇帝，曾同一伙挑选出来的年轻满洲贵族，养成了一个浪迹北京的冶游习惯；而在这些宵游夜宴之中，他耽湎于饮宴，并且伴游于中国城的最下等的欢乐！”

　　清人笔记更将其描写成纵情声色的浪荡青年。费行简《慈禧传信录》载：

　　“（太监）杜之锡有姊，固金鱼池倡（娼）也，更引帝与之狎。由是溺于色，渐致忘返，两后弗知也。”

　　从以上材料分析，同治帝并不讨厌与女人交往，更进一步的是他不仅不讨厌与女人交往，而且可以说他对纵情声色乐此不疲。对于年轻勃发的同治帝来说，女人魅力的吸引，远胜过王朝的重托、母亲的期望。“晚婚”与他本人关系不大。

　　那么，皇帝的晚婚与慈禧有关吗？慈禧为什么不按照惯例给儿子及早安排婚姻大事？

　　同治帝的晚婚确实与慈禧有关。因为：

　　(1)慈禧嗜权如命，无论是与赞襄八大臣进行殊死的较量，还是无情地打压奕，她的唯一宗旨就是掌握全权。她与来自任何一方阻碍她控制权力的势力都是不能两立的。儿子大婚，就意味这是皇帝成年之时，同时意味着是她撤帘归政之日。因此，她迟迟不愿给儿子物色后妃。

　　(2)慈禧已经深深感到儿子难以担当皇帝重任。虽然载淳六岁开始天天读书，但十多年光阴的磨练、四位天下名师的悉心教诲，并没有塑造出一代圣君。更让慈禧大为失望的是儿子直到十六岁依然“读折不成句”。一向争强好胜的慈禧颇觉颜面无光，她不敢想象如此下去，儿子如何承担起君王的重任。

　　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中载：同治六年五月二十日（1867年6月21日），是日闻竹庄言：今上聪慧而不喜读。一日，与师傅执拗，师傅无可如何，涕下以谏，时御书适读至“君子不器”（《论语·为政》），上以手掩“器”下二口，招之曰：“师傅看此句何解？”盖以为“君子不哭”也。其敏如此。

　　同治皇帝朝服像小皇帝机敏、顽劣，读书不成，慈禧非常着急。

　　据《翁同龢日记》记：慈禧为儿子“典学未成”，曾严厉督责师傅，称皇帝“年已十六，亲政不远，奈何所学止此！”

　　更有甚者，慈禧对于儿子的师傅们“督责不严”、“支吾搪塞”非常生气，竟然说出了“恨不能自教”的过激语言。慈禧的汉语水平并不高，读的书也有限，然而，面对毫无建树的儿子，慈禧却萌生了越俎代庖的急躁念头，大有赤膊上阵、沙场点兵的急切。没有给儿子早些举行大婚庆典，慈禧确有不得已的苦衷。

　　但，归政是早晚的事情，无论慈禧如何恋栈手中的权力，如何有恨铁不成钢的无奈，在载淳的年龄已经超越顺治帝和康熙帝亲政三年之久的同治十一年，慈禧还是为儿子选择了后妃，并举行了大婚庆典。

　　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十八岁的同治帝在太和殿举行了亲政大典，大清王朝第十代皇帝在经历了十二年的蹉跎之后，终于隆重出场，开始了他亲政的人生岁月。与此同时，在属于男人的权力场中苦心经营的慈禧，也不得不收起那象征着她无所不在的黄色纱幔，悄然回归幕后。

　　二

　　在同治帝亲政的时候，慈禧以两宫太后的名义，懿旨勉励载淳“祗承家法，讲求用人行政，毋荒典学”。具体做法是：“皇帝每日办事召见后，仍诣弘德殿与诸臣虚衷讨论。李鸿藻、徐桐、林天龄、桂清、广寿均照常入值，尽心讲贯。”在慈禧一再的耳提面命中，我们不难看出慈禧对儿子的疏学非常担心。

　　同治帝用什么来回馈慈禧？

　　同治帝回馈慈禧的举动可谓是震惊朝野的大举动——重修圆明园。

　　圆明园“万方安和”同治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1873年11月19日），同治帝发布上谕，决定重修圆明园。这犹如引爆了一枚重磅炸弹，在朝野间产生了巨大冲击。人们纷纷提出质疑：有重修圆明园这种可能吗？再造如此庞大、精美的工程，朝廷有这样的财力吗？

　　仅仅事隔两天，也就是十月初一日，御史沈淮奏请同治帝缓修圆明园，他认为“今时事艰难，仇人在国，即库藏充溢，亦不当遽议兴修”。

　　与此同时，御史游百川也“袖疏廷诤，谔谔数百言，声震殿瓦”。

　　若不是同治帝以革掉御史游百川的职位作为惩戒，并且告诫群臣不准再行谏阻，还不知有多少臣下谏言不应草率决定重修圆明园。

　　因为重修圆明园的工程实在太庞大了，要恢复到被英法联军焚毁之前的水平，将耗费巨资，这是同治朝内忧外患的政局下所难以承担的重负。

　　圆明园“上下天光”圆明园最初是康熙帝赐给四子胤祯（雍正帝）的一片明代故园，雍正年间开始大事兴建，以后规模日渐扩大。历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朝的建设，投入了难以记数的人力、物力，形成了周长二十华里，面积总计五千三百多亩的巨大皇家园林。它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园林建筑奇珍。它不仅继承发展了我国传统园林建筑艺术，创造性地吸收和借鉴了南北名园的胜景，而且还吸收了西洋建筑的特色。园内建筑辉煌，陈设豪华，聚集了大量的文物、珍宝和图籍。以至于当时欧洲有关文献盛赞它是“万园之园”、“人间天堂”。慈禧曾经长时间伴随咸丰帝在此居住，这里是清王朝仅次于紫禁城的政治中心。它之所以能够建成是凭借着清王朝雍乾时期国力的强大以及统治者对社会财富竭泽而渔式的掠夺和占有。

　　要重修圆明园，保守地估计也需要斥资白银一千万两以上，甚至更多。如此一笔巨款在当时根本无法筹措。早在同治七年（1868），满族御史德泰就曾奏请修复被英法联军焚毁的圆明园，但是被慈禧坚决否决：“未准，且获严谴。”因为慈禧太清楚了，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等各地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王朝的财政捉襟见肘、入不敷出，哪里还有额外的银两去重修圆明园。

　　对此同治帝是应该清楚的，他曾经为财政的窘困而采取过节省开支的措施。亲政伊始，他发布上谕，要求“内务府核实樽节，于岁费六十万外，不得借支”。那么，他又为什么宁可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启动重修圆明园的工程？

　　首先，同治帝昭示天下重修圆明园的理由是报答母恩，以尽孝道。

　　在决定重修圆明园时，同治帝曾经信誓旦旦地表达他的宗旨：“两宫皇太后保佑朕躬，亲裁大政十有余年，劬劳倍诸，而尚无休憩游息之所，以承慈欢，朕心实为悚仄，是以谕令内务府大臣设法捐修，以备圣慈燕憩用资颐养。”

　　报答母恩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可同治帝亲政以后的第一项尽孝的举措就如此兴师动众。我们有理由相信，同治帝一定认为这种方式可以获得母亲的欢心，甚至是赞许。

　　其次，同治帝还有一个不能昭示天下的理由：将慈禧送出紫禁城，以独揽皇权。

　　慈禧是一个处处插手的严母，性格跋扈，在与儿子的相处过程中批评、指责代替了母亲应有的细腻、温柔。同治帝不愿意学习，可慈禧却督促甚严，这常常成为他的一种心理负担。如，同治帝课后必须谒见慈禧，尽管慈禧文化程度很低，但仍细细询问儿子读了什么书，某句作何解等等。所答内容如果不满意，慈禧一定严责。一天，同治声称师傅倭仁所教的“太极图说、西铭之类艰深莫从获解”，慈禧立即转告绵愉、奕等，“于是，罢习性理书，日诵唯‘五经’‘四书’、《通鉴辑览》。经皆宋、元人注，鉴则高宗御批也。”由此，课程内容变得更加单一、无聊。即使亲政以后，慈禧依然规定皇帝每日办事后，要回到教室里与师傅学习、讨论。怠学、喜嬉、叛逆的载淳希望摆脱母亲，逃脱她的日日督促，恣意处理身边的诸种事务。

　　更加过分的是慈禧对同治帝的私生活横加干涉，并将对儿子的不满情绪迁移到皇后的身上，使得深爱皇后的同治帝难以忍受。据说，因阿鲁特氏“体微丰，趋蹡弗便，乃故令奔走以劳苦之；复以其不娴仪节责让之。尤异者，谓帝行将亲政，国事繁颐，宜节欲，勿时宿内寝”。她还“阴使内监，时复监视之”。个性叛逆、率性而为的载淳对于母亲在政事上的指手画脚和私生活上的妄加干预十分厌烦，他渴望脱离母亲的势力范围，独立决定自己的事情，真正实施皇帝的全权。

　　因此，他竭尽全力希望把母亲送出紫禁城，送到能让母亲颐养天年的乐土上去。重修圆明园就是最好的方法。

　　重修圆明园，如果没有慈禧的允肯和支持，刚刚亲政的同治帝是无法进行这项庞大工程的。据说，慈禧十分支持重修圆明园的计划，她曾经亲自校审圆明园修改图样，因为在修改计划中突出了对慈禧居住和游玩的安排。万春园成为专为慈禧规划的庭院，将昔日与咸丰帝共同居住的天地一家春的名字移到万春园中旧日敷春堂、水春室的故址上，并在此规划出一个规模宏大的集观戏、演戏和后台功能为一体的建筑群，供慈禧消闲。满足了慈禧观戏、游玩的欲望。

　　难道听政多年的慈禧不知道王朝的财政不能承担如此巨大的工程？她对此了如指掌，同治七年，她曾亲自否决满族御史德泰重修圆明园的提议，但那仅仅是为了她听政时期的政治需要。而归政同治以后，不满四十岁的慈禧对于自己未来岁月安排的关心超出了她对于王朝未来发展的关心。叱咤风云、独断乾纲十余年的慈禧，已经习惯了对臣下的颐指气使，习惯了周围人的俯首贴耳，习惯了权力带来的绚烂和奢华。即将开始的平淡与寂寞的生活，对她来说无疑是一种煎熬。她希望能够用奢华的生活来排遣她退居幕后的空寂与落寞。

　　慈禧是一个惯于讲排场和享受的女人，姑且不谈她后来置国家安危于不顾，挪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的事情，从她每天膳食上就可以看到她的奢华。美国女画家卡尔在宫中目睹了慈禧用膳的场景，她在《慈禧写照记》中写道：

　　太后用膳时，南向，坐于一长桌之一端，桌上布置银碗银碟无数，皆盛以极珍异之食物。

　　单士元《故宫史话》中保存了慈禧的一张御膳单子，上面记载珍贵大件佳肴共十八品、燕窝火锅两上、克食（点心）一桌。同时还有挂炉猪和挂炉鸭、蒸食、炉食等。

　　同治帝重修圆明园的计划，无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满足她对奢侈生活的渴望。而同治帝有了母亲的默许和支持，也就更加有恃无恐地启动了大兴土木的工程计划。

　　三

　　在慈禧的支持下，小皇帝亲政后重要的“形象工程”隆重登场。

　　首先，同治帝公开要求社会捐献。

　　由于库帑不足，在决定重修圆明园的同时，同治帝发布上谕：明令王公以下京内外大小官员量力捐献银两。恭亲王奕不好拒绝，率先捐银两万两，并指示户部拨银两万两。

　　其次，清理废墟，采办木料。

　　下令重修圆明园的同时，同治帝就命令内务府官员马上开工，迅速拆除了“天地一家春”等房屋一千多间。任命广东的李光昭为圆明园工程监督，前往各省“采办木植”。

　　第三，亲自监工，时时督促。

　　十月初八日（1873年11月27日），内务府员司督促民工拆除被英法联军毁坏的残垣断壁后，十三年正月十九日（1874年3月7日）各处正式开工，三月十二日（1874年4月27日），同治帝视察园工，盘桓整日；三月下旬，又传旨准备再到圆明园驻跸，并诣黑龙潭拈香。四月初，又到安佑宫视察工程；五月十一日（1874年6月24日），再次视察园工。

　　在一片反对声中，同治帝一意孤行，重修工程仓促上马。不久，朝廷重臣们就发现了隐藏在工程背后的问题。

　　最先引起人们注意的是被同治帝委以重任的李光昭，在他采办木料时“浮报”银两，侵吞工程款项。经李鸿章查明，李光昭为圆明园所办“木植”，系买自英法商人，原议定价为洋银五万四千余元，而李光昭在向内务府呈报购运洋木费用时，却谎称值银三十万两之多。事发后，李光昭又面求美领事代瞒价格。此事充分暴露了重修工程中用人不当的问题。李光昭事件令同治帝自扪耳光。

　　与此同时，大臣们发现在同治帝频繁出现圆明园工地的同时，不仅懈怠朝政、荒于学习，而且还有借视察工程之名花公款游山玩水、夜不归宿之嫌疑。

　　同治十三年初，工程开工以后，几乎每个月同治帝都到工地视察，并借此机会遍游周边山水，还时常在外留宿。深居后宫的慈禧并不知道。于是，师傅李鸿藻借着向慈禧汇报皇帝的学习状况的机会，向慈禧陈述了皇帝的执政状况。据《李鸿藻先生年谱》载：同治帝“每月书房不过数次，且时刻匆促……不几有读书之名，况读书之实乎？”并称同治帝对朝政敷衍塞责，召见大臣每次只一二人，“每人泛问三数语，人才之贤否，政事之得失，皆不得深悉”。

　　对于在外留宿，大臣们不便明示，于是侍讲徐桐、广寿借口星象异常，暗示皇帝要“慎起居、严禁卫”，同治帝置若罔闻。

　　意气用事的同治帝，视国事如儿戏，置王朝命运于不顾，使朝中大臣们十分担忧。恭亲王奕预感到了事态的严重，如果继续发展下去，不仅会导致同治帝荒于政事愈加严重、终将一发不可收拾，而且王朝的未来也会掉进圆明园工程这个无底洞里。

　　奕决定出面干预。

　　奕见小皇帝实在不可救药，忍无可忍，在同治十三年七月十六日（1874年8月27日）与醇亲王奕等十几位大臣共同呈上《敬陈先烈请皇上及时定志用济艰危折》，历举清朝开国以来诸帝创业之艰难，说明守成之不易，希望同治帝能够“畏天命”、“遵祖制”、“慎言动”、“纳谏章”、“勤学问”、“重库款”，规劝同治帝做个明君。在这个奏折上署名的有御前大臣、军机大臣等十余人。奕推测这个不成才的小皇帝一定会将奏折丢掷一边，置若罔闻，故请求皇帝召见以便面陈。

　　七月十八日，同治帝被迫召见军机大臣及御前王大臣，奕请求停修圆明园，一一指陈同治亲政后的疏失，奕、文祥也偕同力谏。同治帝不得已打开奏折阅批未及数行，便不耐烦地说：“我停工何如？尔等尚有何哓舌？”奕回答：“臣等所奏尚多，不止停工一条，容臣宣诵！”遂拿出奏折底稿，逐条讲读，同治帝大怒曰：“此位让你何如？”吓得文祥伏地大恸，几乎昏厥，奕复泣谏，同治帝仍坚持“园工一事，未能遽止”。及至奕劝同治帝不要“微服”，意指他私出皇宫冶游，夜不归宿，同治帝一再追问“何从传闻”，奕指实时间、地点，同治帝方哑口无言。

　　同治帝对被人指实“微服”一事耿耿于怀，七月二十七日，同治帝主动召见奕，不问国事，只追问“微服”一事从何处听说。奕无奈，只能说“臣子载澂”，同治帝怒及载澂。为出心中恶气，七月三十日颁布上谕，削去恭王世袭罔替的亲王的爵位：

　　“朕自去岁正月二十六日亲政以来，每逢召对恭亲王时，言语之间，诸多失议，着加恩改为革去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载澂革去贝勒郡王衔，以示惩儆。”

　　意犹未尽的同治帝又于八月初一日再降谕旨：尽革恭王奕、醇王奕、御前大臣伯彦讷谟祜、景寿、奕劻，军机大臣文祥、宝鋆、沈桂芬、李鸿藻等十人官职，指责他们“朋比谋为不轨”，遍召六部尚书、侍郎、左都御史、内阁学士，准备当众宣布此谕。

　　同治帝如此一意孤行，慈禧十分担忧。如果真的开去了这十几位朝廷重臣的职位，不仅朝政的正常秩序将被打乱，而且朝野上下势必会莫衷一是。谙熟朝政运作的慈禧与慈安急忙赶至弘德殿，在同治帝将谕旨明发之前，出面干预。她面见皇帝及群臣，据说母子相见的场面颇有几分悲凉。

　　据吴汝纶《桐城吴先生日记》载：

　　“两宫垂涕于上，皇上长跪于下。谓十年以来，无恭王何以有今日？皇上少未更事，昨谕着即撤销。”

　　见母后动怒，同治帝不得不恢复所罢各官职务，并停修圆明园，一场闹剧就此收场。

　　同治帝亲政的一年中，在嬉戏中做了两项关乎王朝命运的决定：一是重修圆明园；一是尽免恭王奕和御前大臣及军机大臣的职位。虽然都是无果而终，但让人们清楚地看到，这是一个既无统治之道，又乏驭人之术，将国脉视同儿戏的顽主。他在政治舞台上的拙劣表演，是慈禧教子的失败，也是专制主义王权发展的必然结果。

　　终止了圆明园的重修工程不久，同治帝就病倒了。

慈禧太后

第十二讲 同治之死
　　

　　在举朝一片反对声中，慈禧没有一意孤行，她采纳了亲王、大臣的意见，出面断然终止了重修圆明园的工程，使得清政府本已艰难万分的财政免于陷入这一庞大工程的泥沼，从而雪上加霜。毫无疑问，终止重修圆明园对于王朝发展而言，是一件幸事。伴随着慈禧暂停哨音的吹响，同治帝亲政一年中最大的一项形象工程轰然倒塌。同治帝没能圆他做园林设计师的梦想，当他准备在修“三海”（即北海、中海和南海）的工程中继续他的园林抱负时，不满二十岁的他却病倒了。

　　同治帝究竟得了什么病？他会一病不起吗？

　　一

　　同治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1874年11月28日），同治帝驾幸西苑时受凉，身体有些不适。然而，十天后，也就是十月三十日（12月8日）下午，同治帝病情突然加重，他开始发烧，并伴有四肢无力、浑身酸软等症状。太医向慈禧描述了同治帝的症状：发热头眩，胸满烦闷，身乏腿软，皮肤上出现没有凸起的疹形红点。慈禧大惊失色，她担心同治帝染上了天花！

　　天花，古称“虏疮”，中医学则称之为“痘疮”，民间一般也称为“出疹”或“出痘”。这是一种因病毒引起的接触性传染病（今已绝迹）。发病后皮肤或粘膜上出现痘疹、水疮和脓疮，伴随着高烧、惊悸、烦躁、嗜睡等症，全身或头面迅速出现疱疮，病重者常因脓毒引起败血症而在数日内死亡；轻者痘疹溃破后结痂脱落，愈后往往留有疤痕而形成麻脸。

　　其实中国人很早就已经了解天花了。早在清朝建立前一千三百年的两晋时期关于天花的医学记载就已经出现在文献中了。当时著名思想家葛洪著有《肘后备急方》。“肘后”是指该书篇幅很小，可以挂在胳膊上随身携带，相当于现代所说的“袖珍本”。“备急”就是应急的意思，用现代话说，就是一本“急症手册”。他在《肘后备急方》中写道：有一年发生了一种奇怪的流行病，病人浑身长出一个个的病疮，起初是小红点，不久就变成白色的脓疮，不断溃烂，一碰就破，伴以发高烧，说胡话，十个有九个治不好。侥幸治好的，皮肤上也会留下一个个小斑痕，起初发黑，一年后才逐渐消失。这病就是天花，记载十分准确和详细，比西方医学界认为最早记载天花的阿拉伯医学家雷撤斯要早五百多年。此后随着传统医学的进步，到宋朝和元朝，不少医生已经能专门诊治天花，并缓解其发病的症状。正因如此，尽管民间百姓及宫廷贵族虽不免仍有患病甚至致死者，但就其危害本身，已不足以影响社会的稳定。因此，在野史及正史中，我们很少发现对天花的描述和因此而引起恐惧的记载。

　　同治皇帝像

　　可是，我们在明末清初这一时期的文献中却发现满族对天花十分恐惧。谈迁《北游录》载：

　　“满人不出疹，自入长安，多出疹而殆，始谓汉人染之也。于是民间以疹闻，立逐出都城二十里。而都城外俱满洲赐庄，彼窭人子安所适乎？多茹泪弃婴道侧。或恋一室，不能单外，至毙其子女。见闻交痛。”

　　此外，清初的文献中常常有关于清王朝大举“驱痘”的记载。

　　清廷如此兴师动众防范天花是因为入关前后天花对满族民众生命安全的威胁远远超过了它对中原地区民众生命的威胁，在天花高发期，人口的大量死亡直接威胁政治稳定和军事安全。

　　为什么天花的感染率和死亡率在满族人群中有如此高的比例？

　　首先，东北寒冷，病毒不易流行。

　　满族是东北地区的原住民，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这里气候寒冷，人口稀少，病毒不易流行传染。而天花的泛滥以中原地区为主，因而，入关前天花对于满族的威胁不大，因此满族民众也就缺少抵抗天花的免疫力。

　　其次，清初满族民众不适应中原气候。

　　伴随着满族入关，部众南移后，中原湿热的气候使他们难以适应，在最初满族移居和适应这种气候的时期里，他们对于各种流行病的抵抗能力大大降低。因此，满族感染天花，并由感染不治而亡的人数十分巨大，在满族人的心里，天花就是吞噬人们生命的恶魔！

　　慈禧知道，在大清皇室家谱《玉牒》里面，记载了大量皇室成员的死亡数字，观之怵目惊心：顺治皇帝生有八个阿哥，其中四个早亡，另外六个格格竟死得只剩一个；康熙皇帝共有三十五个皇子，其中十五个早亡，二十五个公主则死掉十三个，其他皇室成员的子女，死的就更多了。死的原因主要是疾病，而天花是最主要的致命杀手。天花不仅危及未成年人的生命，对于成年人，依然有很高的感染率。

　　顺治初年，正是天花高发时期。努尔哈赤的第十五子，也就是多尔衮的弟弟多铎，骁勇善战，威震中原，可健壮的他依然没有躲过天花的劫难，在顺治六年，三十六岁的多铎因感染天花不治身亡。

　　顺治帝一生都在躲避天花，在他统治时期，他曾规定皇室成员“避痘”，也就是在天花流行的时期尽量回避与可能感染天花的人的接触。顺治八年，京城天花泛滥，在十月至十二月期间，顺治帝以狩猎为名，携带着太后、皇后躲避于遵化的深山里。皇子出生以后，按照朝中规定是即刻抱出宫外，由保姆等人照顾，以“避痘”。如康熙帝出生以后就被保姆抱出皇宫，直到他两岁以后出过天花方才回到宫里。顺治帝一生都在躲避天花，可命运却偏偏和他开了一个玩笑。顺治十七年，正在京城张灯结彩、准备春节的喜庆时间里，宫中却传出了消息：顺治帝感染了天花。虽然找来了最好的御医诊治，五天以后，二十四岁的顺治帝依然离开了人世。

　　因此，人们想尽办法防治天花。到康熙时期，民间已经有了预防天花的措施——鼻苗法。

　　具体方法是：在还没有出过水痘的人鼻子里放置痘苗，就是把症状较轻的天花患者的疱浆植入还没有出过水痘人的鼻腔，或者将结痂碾碎后吹入鼻腔，所以又叫“吹苗法”，预防效果很好。公元1681年，康熙帝将江西种痘的民间医师朱纯嘏招至宫中，专门给皇室子孙和宫廷官员子孙种痘。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统治者推广种痘的开始。康熙皇帝为此很是得意，在其《庭训格言》中明示：

　　“国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种痘方，诸子女、尔等子女，皆以种痘得无恙，今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诸蕃，俱命种痘，凡所种皆得善愈。尝记，初种痘时，年老人尚以为怪，朕坚意为之，遂全此千万人之生者，岂偶然耶。”

　　既然如此，慈禧为什么还如此惊慌？

　　因为宫中水痘得以控制以后，人们就渐渐地忽视了天花的威胁。嘉庆以后，阿哥种痘制度已形同虚设，同时传统的种痘方法并不能百分之百地有效。咸丰帝就曾出过天花，虽然生命无忧，可在脸上却留下了无法抹平的麻点，成了人们通常所说的“麻子”或“麻脸”。当慈禧听说儿子生病，尤其听人禀报：儿子皮肤上出现没有凸现的疹形红点时，慈禧失魂散魄，因为天花的感染并没有高贵与低贱之分，死神的光顾不分皇帝与平民。如果儿子真的感染天花，那是非死即伤。慈禧为儿子担心。

　　同治帝是否真的感染了天花？如果不是天花会是什么病？

　　二

　　当慈禧在十月三十日下午得知同治帝生病，且患病症状是发烧出疹，慈禧忧心如焚。经过一夜的观察，次日，同治帝开始明显地表现出出疹症状：“疹形透出，挟杂瘟痘”，“颗粒透出”，由此御医判断，同治帝感染了天花。

　　慈禧不敢怠慢，一面吩咐御医全力诊治，一面依照祖上传下的规矩，谨慎照做，惟恐出现疏忽和纰漏，对儿子闯过天花这一关不利。

　　首先，供送痘神。

　　慈禧命令将同治帝发病以来就供奉的痘神娘娘迎供到养心殿来，宫内到处铺上红地毯、红对联，营造出一片喜气，期望痘神娘娘早点将撒下的天花收回。供奉三天以后，又举行了隆重的仪式，恭送痘神娘娘于大清门外，用纸扎的龙船、金银玉帛举火焚烧，使痘神娘娘在飞腾的烈焰中升天而去，希望由此带走同治帝满身的水痘，平安度过劫难。

　　其次，祈求祖先神灵。

　　慈禧和慈安一起到供奉祖先的景山寿皇殿——这里从乾隆时期规定作为奉祀“神御”的殿堂，祈求祖先神灵赐福，保佑儿子平安无事。

　　此后，同治帝不断出现痘粒，并开始收浆结痂脱落，似乎一切正朝着慈禧期盼的方向发展。

　　然而，十一月二十日以后，同治帝病情突然恶化，他开始出现毒疮，而且毒疮在腰部溃烂如洞，流脓不断，疼痛不止，面颊肿硬，口喷臭气。“湿毒流聚腰间，红肿溃破流脓水。……痘后余毒湿盛”。之后，虽然“痘痂俱落，而腰间溃孔，左右臀部溃孔……”

　　至十二月初五日酉刻，同治帝“六脉已绝”，病逝于养心殿东暖阁。

　　少年皇帝还没有来得及过他二十岁的生日就死去了，虽然朝廷对外宣称是死于天花，但依然引起了朝野上下种种议论与猜测。

　　从一般常识上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虽然尚未找到医治天花的有效办法和药物，但就是普通百姓，患天花一般也还不至于死亡，所以民间把天花称作“天花之喜”，何况是堂堂天朝皇帝，身边有的是高明的御医，怎么就那么容易死了呢？就是在宫廷里曾经贴身服侍过慈禧太后的女官德龄，也对同治死于天花的说法有所怀疑，她认为：“同治的身体一向十分健壮的，论到天花这一种病症也绝非就是绝症，只要医治合法，调护适宜，要治好也是很有可能的，至多不过使同治那样一个美少年变为麻脸而已。”

　　另外，从十月三十日发痘到十一月二十日，痘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痘结痂脱落。为什么此后又突然流毒继发，而且部位集中腰臀，溃烂流脓，继发失眠多梦、遗精尿血等并发症状，又并非是一般出水痘的症状。于是，同治帝的死因引人联想。

　　人们怀疑同治帝不是死于天花，而是死于梅毒！

　　梅毒是一种慢性接触性性病。起源于美洲，十五世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梅毒通过海员和士兵在欧亚两洲迅速传播，十六世纪以后传入我国广东岭南一带，后逐渐传入内地，大多流行于社会底层，尤其是花街柳巷。因为患者皮肤上毒疮红肿溃烂，状似杨梅，民间就名之为“杨梅疮”，简称为梅毒。

　　人们怀疑同治帝死于梅毒并非毫无根据。

　　第一，人们认为他有感染梅毒的可能。

　　根据是同治帝在选皇后的时候，与慈禧发生了意见分歧。婚后，慈禧千方百计地离间帝后二人的关系，派太监阻止皇帝和皇后相见，又强迫同治帝亲近慧妃。同治帝虽有一妻四妾(慧妃之外还有瑜妃、瑨妃和珣妃)，却左右不是，不能自主，因此索性谁也不亲近，终年独宿乾清宫。又有传言说，不止一人在市井中亲眼见过同治帝的行踪。后来，宫中就传出同治帝出痘病重之事。据此，人们有理由怀疑，皇帝微行时染上了梅毒。

　　第二，人们认为他临死的症状像梅毒。

　　根据是同治帝从十一月二十日以后，开始出现毒疮，而且毒疮在腰部溃烂如洞，流脓不断，疼痛不止，面颊肿硬，口喷臭气。后身体溃疡，并蔓延连接在一起，最后“走马牙疳”而死。这一症状与梅毒患者临终十分相像，因此人们认为他是梅毒而死。

　　同治帝真的死于梅毒吗？

　　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同治得病以前已经患有梅毒的可能。因为同治帝的微服私访不仅仅是时人笔记、稗史中的描写，事实上在《翁同龢日记》中也有记载，因为朝野早已议论纷纷，哄传皇帝在宠臣和太监的带领下冶游、私访，只是碍于君臣名分不敢直说。问题是，可能感染梅毒的同治帝，是否就一定死于梅毒？

　　据现代医学知识，梅毒感染发病十分缓慢，须经过三个发展期，如果达到全身溃烂，不治而死，须得五年以上乃至更长的时间。依据史料判断，同治帝即使死前真的感染梅毒，病史也不应该很长。如果没有其他材料的印证，就确认同治帝死于梅毒，这样的结论还有待商榷。

　　同治帝死于梅毒缺少确凿的证据，那么，朝廷对外宣称是死于天花就可信吗？难道就不会出现慈禧为掩盖同治帝感染梅毒而篡改事实的情况吗？人们对此十分怀疑！

　　于是，在同治帝死后，人们为他的死因是天花还是梅毒争论不休，各执一词。他的死因也与“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夺位”并称为清宫四大奇案。

　　那么，同治帝究竟死于什么病？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研究人员从堆积如山的清宫档案中找到了《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这是敬事房太监根据御医李德立、庄守和从同治帝得病入宫请脉起，直至十二月初五日夜同治帝病死，前后三十六天的脉案、处方以及服用一百零六服药的情况所誊抄汇辑成册。这是同治帝病情的完整记录，非常有价值。研究人员依据这个药底簿的记载，邀请中医学方面的专家共同认定药底簿所描写的病状是天花而不是梅毒。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药底簿记载同治帝发病之初连续发高烧七天，“脉息浮数而细，系风瘟闭束，阴气不足，不能外透之症，以致发热头眩，胸满烦闷，身酸腿软，皮肤发出疹形未透，有时气堵作厥”以及“咽喉干痛，胸满作呕，头眩身热”等，这些都是出天花的症状。而患梅毒者则起病不急，无发烧症状。

　　第二，从药底簿的记载里可以看出，同治帝患病时出现头痛、背痛、发冷、寒战等全身性的天花症状，而梅毒患者是不会有这些全身性的明显症状的，表面上看也许像个健康人。

　　第三，从天花皮疹的分布部位和转化规律上可以看出同治帝患的是天花。

　　从分布部位上看，天花皮疹一般发于额部、发际、面颊、腕，逐渐延及臂、躯干、下肢，多见于身体暴露部位，呈离心状分布，这与药底簿所记的症状是相吻合的；而梅毒则不同，发病的周期要比天花长，而且梅毒的斑疹大小如蚕豆，形状为圆形或略带不规则形，不是天花疱疹的那种脐形。

　　同治皇帝崩逝当日用药档

　　那么，患天花怎么会导致同治帝的死亡呢？因为同治在天花的后期不幸皮肤感染，“发热头眩俱退，惟湿毒乘虚流聚，腰间红肿溃破，浸流脓水，腿痛筋挛，头项胳膊膝上发出痘痈肿痛”。这种并发性的皮肤感染愈来愈重，使病人逐渐丧失了抵抗力。最后，皮肤感染发展到发生“坏疽性口炎”(俗称“走马牙疳”)的地步，此病一般发生在全身性疾病的末期，很可能导致全身衰竭而突然死亡。

　　从《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的记载来看，同治帝所患之病确为天花。

　　同治帝《患天花进药档》然而，《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是敬事房的太监所记，有没有御医与太监为了掩盖皇帝的丑闻联袂编写假病历的可能呢？

　　研究人员又找到了另一份重要的辅证材料，那就是《翁同龢日记》。翁同龢是同治帝的老师。自御医李德立、庄守和确诊同治帝患天花，翁同龢就忠实地履行着监督御医的职责，每天到御医处询问病情，查看脉案与处方，并在日记中记录下来。《翁同龢日记》所记的同治帝生病状况与治疗过程，与《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的记载是相符的。根据《翁同龢日记》记载，同治帝确实是得了天花，导致毒热内陷，最终“走马牙疳”而死。

　　如果说同治死于梅毒，而为了掩盖这个事实，宫中编造了《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那么，为了与《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所记内容相符，翁同龢也得事后改写日记，按天花而不是梅毒逐日造假。

　　同治皇帝的惠陵

　　但事实上，验之于《翁同龢日记》的原稿影印件以及翁同龢的秉性人品，不存在这种可能性。而且至今尚未有人指出《翁同龢日记》存在造假的痕迹和记录。鉴于以上研究成果，依目前发现的史料与研究成果判定同治帝死于天花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傍晚，偌大的紫禁城笼罩在一片玄素之下，同治帝经历了三十六天的病痛折磨，带着满身疮痍，带着母亲的厚望与悲痛的泪水，匆匆离开了这个世界。王公大臣们摘下帽缨，太监卸下宫灯，一切器物鲜艳的颜色被迅速尽行遮盖。从亲贵到大臣，从太监到宫女，似乎都在为同治帝的丧事悲涕奔忙。然而，每个人的心中都思忖着同一件事情：同治帝无子，新皇帝将会是谁？慈禧又将如何规划未来的政局？

慈禧太后

第十三讲 二次垂帘
　　

　　不满二十岁的同治帝，拖着恶疾缠身的病体，早早地撒手人寰。古人云，“王侯蝼蚁，毕竟成尘”，早死晚死，都是个死。不过皇帝的生死毕竟与芸芸众生大有区别，区别就在于百姓死了仅仅牵扯到一家人的感情，而在一个民族命运系于一人身上的时代，皇帝死了，那可是非同小可的大事情！首先一个问题就是谁来继承大统啊。常言道：“国不可一日无主。”否则这个专制政权怎么维持得了？然而同治帝虽然后宫美女如云，竟然没给大清皇朝留下半个可供传承皇位的子嗣。那么这一国脉所系的头等大事究竟应该如何解决？

　　一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酉时（晚6时），同治帝晏驾了。这一突发事件又让刚刚退居幕后的慈禧走到政治舞台的中心。

　　按照祖训，皇位继承应该采取秘密立储的方式，也就是皇帝在自己的皇子中进行全面考察，最后秘密确定一位皇位继承人，等老皇帝死后，依此颁布新皇帝的名单。这种方式历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朝而成为定制。但是秘密立储需要几个前提条件：

　　(1)秘密立储最关键的环节是皇帝一言九鼎，政由己出。即他有百分之百的权力决定皇位继承人。这才能够保证他秘密观察，择“贤”而立，避免选非其人，诸子纷争。如道光帝在秘密立储之前，以他手中所操纵的绝对的全权，对于有希望继承皇位的儿子进行充分的考察后，按照他自己所确立的标准，最终选定皇四子为皇位继承人，这一过程谁也不得插手。

　　(2)秘密立储为当朝皇帝提供了灵活的选择权，但他必须生有多个子嗣。如康熙帝生育了三十五个皇子，成年的有二十位，然后在符合条件的皇子中进行选拔。咸丰帝生了两个皇子，二子出生当日而卒，咸丰帝死于热河的时候，只有长子载淳一人可继承皇位，这是天下共知的事实，也就没有了秘密立储的必要。

　　可在同治朝立储的问题上，秘密立储的方式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处境。

　　同治帝没有高度集中与强化的皇权作为保障。虽然他在位十三年，可亲政以前皇权一直操纵在母亲慈禧的手里，他只不过是母亲手里的一个提线木偶——政治傀儡罢了。即使在亲政的一年里，大政方针也依然必须遵循母亲的意志，他不会拥有全权去秘密立储。

　　最要命的是他没有把一儿半女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失去了秘密立储的基本条件。

　　所以，秘密立储对于他而言，既没有可能，也没有意义。

　　秘密立储已历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朝，这个方法受人推崇、令人瞩目。可同治帝死后，皇位继承没有了秘密立储作为保障，为慈禧在皇位继承权的重大问题上玩弄权术、上下其手提供了可乘之机。由于这一偶然的因素，中国的历史再次被纳入慈禧意志的轨道，危险地滑行下去！

　　二

　　养心殿西暖阁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酉时（晚6时），同治帝死于养心殿的东暖阁。戌正（晚间8时），慈禧便与慈安在养心殿西暖阁紧急召见各亲王、贝勒、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和总管内务府大臣、弘德殿行走等二十多人召开紧急御前会议。

　　毫无疑问，会议的主题就是确定皇帝继承人。

　　对于刚刚丧子的慈禧而言，主持这样一个会议，心情一定十分复杂。

　　自然，慈禧中年丧子的那种切肤之痛是难以言表的，从徐珂的《清稗类抄》中可见一斑：

　　“（咸丰帝）即宾天矣。予见大事已定，心始安。然彼时虽极悲痛，以为犹有穆宗（同治帝）可倚。孰意穆宗十九岁，遽又夭折。自此予之境遇大变，希望皆绝。”

　　然而，她恰恰又不是一般的母亲，悲痛之余，她首先想到的是最高权力如何传承的问题，此事不决，天下大乱！

　　她所谓的“希望皆绝”，确是当时的实录。但其中的利害之计与感情纠葛孰重孰轻，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总而言之，此时的慈禧必须收敛痛苦，镇定和果断地确定立嗣大计，其他的一切都不在考虑之列。有多年垂帘经验的慈禧，总衡内外，操持朝政，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惊涛骇浪，早已锻炼成一个铁石心肠的“铁女人”了！眼下的政治危机与当年丈夫咸丰帝死后苦斗肃顺一党，夺权杀人的场面相比；与垂帘听政、打压奕、使所有的皇亲国戚俯首贴耳相比；与扫平洪水猛兽般的“长毛”、“捻匪”相比；与和咄咄逼人的“夷人”虚与委蛇、转祸为福相比，废立一个皇帝又何足挂齿！此时此刻，她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她为什么只有一个儿子。既然自己绝了后，那谁当皇帝就更得由我说了算！说不定这倒是个转祸为福的好机会呢。

　　同治帝无后，自己不是更可以说了算吗！

　　三

　　其实，在同治帝痛苦的弥留之际，宗室亲贵就已经在私下里围绕着皇位继承人的问题议论纷纷，当时出现了如下几种推测：

　　1在“溥”字辈中进行挑选

　　清朝的皇统一直是父死子继，可同治帝死后已经无法按此规矩办事了。那么谁有资格当皇帝呢？按照清朝的惯例和中国历史上的皇位继承制度，继承人选应该从比同治帝低一辈的“溥”字辈近支宗室中挑选，算是为同治帝立嗣承祧。虽然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但也符合“父死子继”的传统。可当时“溥”字辈的人只有两人：溥伦和溥侃。溥伦十七岁，而溥侃只有八个月，他们都是道光帝长子奕纬的孙子。八个月的溥侃太小，没有继承大统的可能，而十七岁的溥伦与八个月的溥侃相比，年龄可以，但考虑到血缘，问题又出现了。溥伦和溥侃的父亲贝勒载治都不是奕纬的亲生儿子，而是由旁支过继而来的养子，从血缘上追究不能算是近支宗室。因此“溥”字辈能否继立，还有待商榷。

　　2选“奕”字辈中的奕继统

　　据恽宝惠《晚清宫廷生活见闻》记载：同治帝刚刚死去，两宫太后即命内务府大臣荣禄传旨，叫近支王公、御前、军机、内务府大臣，以及弘德殿行走等人入见。当时首先碰到奕，传旨后，奕说：我要回避，不能上去。试问他为什么要回避呢？现在我回想起来，有两种说法：一说同治帝病重，由师傅李鸿藻代为批答奏章，君臣每日必见。有一天，同治帝当面交出朱谕一道，大概说时事艰难，赖国有长君，可传位于朕叔恭亲王，并命到了时候再宣布；一说同治帝并无皇子，在近支内或溥字辈内找一人继任，则奕的子孙可能性很大，所以他要回避。

　　这种推测虽然流传甚广，但仔细推敲，无法自圆其说。

　　首先，奕与咸丰帝是兄弟，如果奕出任君位，那么将置咸丰帝与同治帝父子于何地？历史上很少有“叔王”继统的先例，即使有，又将置慈禧太后于何地？

　　其次，虽然奕一直历练政务，为皇室宗族中最优秀的人物，且拥者如云，然而从同治朝十余年的政争过程来看，奕的权力多次遭到慈禧与同治帝的摧抑，甚至在同治帝病重的时候，依然受到严词警告：“当敬事如一，不得蹈去年故习（指谏阻修圆明园的事情）。”（《翁同龢日记》）

　　如果说慈禧与同治帝在大政方针上不尽相同，但对于奕的使用原则上却一脉相承，既利用又压制。也就是充分利用他治国上的韬略，但在权力上却一定要压制，不能让其羽翼丰满，威胁皇权。所以，同治帝病重的时候，不太可能有传位给奕的想法。

　　另外，由李鸿藻来起草传位奕的诏书也不近史实。同治帝生病之初，曾让师傅李鸿藻代为批答奏章。但同治帝的病情一直不见起色，于是在斥责奕的当天，同治帝“拟求太后批答奏章，俟百日之喜余即照常好生办事”（《翁同龢日记》）。自此，李鸿藻已经再无“草诏”的机会，这一让奕继位的诏书也就无从谈起。

　　3从“载”字辈中推举

　　以“兄终弟及”为原则，在与同治帝同辈的近支兄弟中进行推举，也未尝不可。当时，“载”字辈中已有数人，除奕纬过继之子载治除外，奕之子载澂、载滢（时刚刚过继给嘉庆帝的孙子奕谟为嗣）；醇亲王奕之子载湉（时不足四岁）。其他皆为远支，血缘较远，不应选择。

　　众人的议论和猜测不过是说说而已，最后的裁决还得听慈禧的。

　　四

　　养心殿西暖阁里的御前会议依然在进行，而各怀心腹事的亲贵权臣们也被迅速召集到养心殿，等待处理同治帝的丧事与迎接新皇帝进宫事宜，他们将期待和狐疑的目光投向西暖阁，那里将决定至高无上权力的归属。

　　很快，慈禧为天下人解开了这一“悬念”。

　　慈禧是怎样运筹帷幄，决定新君之位的，正史记载得很少，据亲自参加了西暖阁御前会议的翁同龢在日记中透露的消息，大致情况是这样的：

　　“太后召诸臣入，谕云：此后垂帘如何？枢臣中有言宗社为重，请择贤而立，然后恳乞垂帘。”

　　西暖阁会议刚开始，慈禧并未提出立嗣之事，而是先问以后怎么垂帘听政，这是一个大大出乎群臣意料的示意，但立即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应该先解决立嗣问题。

　　慈禧反驳说：“文宗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慈禧与慈安）同一心，汝等敬听。”

　　在谜底揭开之前，慈禧先做了一个铺垫，也就是对她即将做出的抉择来一个“合理”的解释。她的解释是，咸丰帝没有次子可以继立，而在“载”字辈中寻找年长的人继立，缺少早期储君教育，心有不愿，选幼小的人为皇帝，可以进行教育。于是，她适时地搬出了慈安以压服众人，“我二人同一心”，你们就敬听我们的安排吧。

　　这时，她才揭开谜底，“则即宣曰：醇亲王奕之子着承继文宗显皇帝（咸丰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

　　这个人就是载湉。

　　慈禧选中载湉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完全出于她的政治需要。玩这种政治杂耍的人历史上所在多有，并不新鲜，这么做，无非为了一个“权”字，对于嗜权如命的慈禧来说，她的这种选择应该在意料之中，没有必要大惊小怪。

　　人们一直对慈禧太后的垂帘听政予以谴责，总觉得她的垂帘听政名不正，言不顺；总觉得男人当国比女人当国强得多，这不是，晚清的烂摊子不都是慈禧搅和的吗？换了男人当皇帝也许中国就不会这么倒霉了！

　　对此，我倒有另一种看法。

　　男人当国还是女人当国，在今天看来没有什么争论的必要。问题的关键是你慈禧当国之后打算干什么？是励精图治，革除积弊，放眼世界，重振华夏雄风；还是暗藏一己之私，抱残守缺，蝇营狗苟，醉生梦死，置天下苍生于不顾？

　　如果是前者，这个“帘”“垂”得；这个“政”“听”得！

　　君不见，在中国历史上，帝位之争曾上演过多少骨肉相残、流血火并的悲剧，引发多少次生灵涂炭的社会动荡。就清王朝而言，在乾隆帝即位前的几乎每一次皇嗣之争都伴随着一场刀光剑影的争斗。尤其是康熙末年，皇子争立，各树党羽，雍正帝虽然取得了皇位，但为了统治的稳固，也不得不对诸兄弟及其党羽大开杀戒。如此的手足相残，势必是亲者痛、仇者快，其结果是内耗了自己的力量。如何才能避免这不必要的仇杀与对立？没有一个铁腕人物行吗？

　　而慈禧恰恰就是这个铁腕人物。

　　问题是慈禧“垂帘听政”的目的不是前者而是后者。这就让人扼腕切齿了，因为她的“垂帘听政”将把中国推向更危险的深渊！

　　她所以要“垂帘听政”，无非是要为所欲为，要过舒坦日子，仅此而已。

　　她要尽一切努力确保新皇帝继任以后她依然可以操纵皇权。

　　剩下的问题就是选谁当未来的皇帝对自己最有利了。

　　盘算来，盘算去，觉得如果选择“溥”字辈的人，姑且不虑血缘稍远的问题，仅仅对于慈禧而言就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威胁，那就是一旦“溥”字辈的人继承同治帝的皇位，慈禧将成为太皇太后，而以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的就是同治帝的皇后阿鲁特氏。嗜权如命的慈禧，怎么可能把权力拱手相让给他人？

　　如果选择“载”字辈中年龄接近成年的载澂、载滢，那么伴随着他们继承皇位的同时，也就意味着他们即可亲政。慈禧不仅无从再行垂帘，况且其父奕也可为之出谋划策，更加有利于摆脱慈禧的控制。慈禧必须放弃对这兄弟两人的选择。

　　慈禧最后把目光聚到载湉的身上。

　　其一，载湉以咸丰帝儿子的名义继承大统，而他所继承的只是皇位，慈禧依然可以凭借皇太后的名义把持皇权，只有四岁的载湉离亲政还需有十余年的光景，慈禧依旧可以垂帘听政；

　　其二，载湉的父亲是咸丰帝的弟弟，而母亲又是慈禧的妹妹，从血缘亲情上看，在诸候选人中无人能比。

　　所以，慈禧只能选择他，而且必须选择他。

　　慈禧的决定令在场的人惊诧不已！

　　五

　　对于慈禧出人意料的决定，参加西暖阁御前会议的人们毫无思想准备，大家面面相觑，瞠目结舌。而醇亲王奕的失常反应，又使在场的人于惊诧之中平添了几许慌乱。

　　《翁同龢日记》载：

　　“维时醇亲王惊遽敬唯，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

　　醇亲王奕近乎夸张的表现，是他惊悉自己的儿子已成为大清皇帝瞬间的真实反应，他复杂的心情人们很难准确理解，更是语言难以确切描述的。在当时复杂的心境中，喜与忧的成分是最主要的。

　　首先，古往今来，皇位意味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也是尊荣富贵的极致所在，更是所有的野心家、阴谋家倾心关注与竭力争夺的焦点。而慈禧的决定对于奕而言无疑是“喜从天降”，自己的儿子顷刻之间就成为万乘之尊的大清皇帝，眼前的一切亦真亦幻，他怎能不被这无比的幸运给砸晕呢？

　　其次，与此同时，奕也一定意识到这一决定对自己而言也许是“祸从中生”。从此，他深爱的儿子不得不离开家，离开自己的庇护与关爱，像同治帝一样成为慈禧操纵权柄的工具而被玩弄于股掌之中。自己虽为皇父，却不得不与儿子执守君臣之礼。更为可畏的是，他的言行将被万人瞩目，慈禧也会高度关注，自己将如何而为？

　　因此，手足无措的他自然是难以自持。

　　当我们重温这段历史并抚卷沉思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西暖阁御前会议仅仅是为我们记录了一段确定皇位继承人的历史过程吗？

　　其实，透过西暖阁会议，我们不难发现以下二个问题：

　　1这一时期，慈禧所代表的“后权”力量甚嚣尘上

　　虽然慈禧以御前会议的形式召集了亲王、贝勒、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和总管内务府大臣等亲王权贵来商议新皇帝的人选，但我们看到慈禧并没有给大家提供各抒己见的机会，她以自己的强势力量公布了人选，亲王权贵只有服从的义务。而在后权上升的同时是皇权的日渐衰落。此前，清王朝长期采取秘密立储的方法，也就是皇帝在自己的皇子中进行全面考察，最后秘密确定一位，死后颁布，储君继承皇位。确立皇位继承人的权力完全掌握在皇帝手里。虽然同治帝的死非常特殊，匆匆而去，且没有留下皇嗣。但皇权在握的他，对于后事的安排，包括继承人的选择，似乎并没有全权决定的能力。而慈禧也根本不想听取皇帝的意见。

　　2慈禧采用了皇位传承与皇权传承相分离的方法

　　通常情况下，皇位的传承也就是皇权的传承，皇帝得到了皇位也就意味着拥有了最高统治权，比如雍正帝继承了康熙帝的皇位的同时，也就拥有了皇权。如果皇位继承人尚在幼年，势必出现皇位与皇权的分离，即由母后与大臣代行皇权。如顺治初年，由叔父多尔衮代行皇权，皇位与皇权暂时分离，这是为了确保皇权连续发展的权宜之计。然而，在同治帝死后，强烈的权力欲望使慈禧在决定嗣君人选的时候，不是考虑谁更合适继承皇位，而是处心积虑地要维护皇位传承与皇权传承的分离，以操控皇权。新帝只是慈禧行使皇权的傀儡而已。其性质已大为不同。

　　醇亲王府原址

　　面对慈禧强悍的决定，参加西暖阁会议的“诸王不敢抗后（慈禧）旨”（《翁同龢日记》），加上奕突然昏厥所引起的混乱，当太监们把奕扶上轿子回府准备迎接新皇帝进宫事宜的时候，西暖阁会议便草草结束了。在慈禧的指挥下，一部分大臣准备大行皇帝的“遗诏”和新皇帝即位的诏书；一部分大臣准备仪仗迎接新皇帝入宫即位。

　　《慈禧外纪》载：

　　檀香木“光绪之宝”“此时已过九点，狂风怒号，沙土飞扬，夜间极冷，但慈禧于紧要时机，不肯片刻耽延，立即派兵一队，往西城醇王府，随从黄轿一乘，用八人抬之，迎接幼帝入宫。”

　　不足四岁的载湉在睡梦中被唤醒，他哪里知道自己已经摇身一变成为大清帝国的皇帝，他哭着喊着被永远带离了自己熟悉的王府，离开了无限关爱自己的父母。长长的路，长长的夜，一路急匆匆的人马在寒风中直奔紫禁城而去。

　　《翁同龢日记》载：

　　“寅正（清晨四时）一刻闻呼门，则笼烛数支入自门矣。余等通夜不卧，五鼓出。”

　　当新皇帝被接入养心殿以后，人们揭开轿帘，小载湉在“舆中犹酣睡矣”（《翁同龢日记》）。

　　在举朝都为同治帝置办丧事和为新皇帝登基大典做准备的时候，慈禧也在加紧自编自导她的第二次“垂帘听政”。

　　十二月初九日，宣布以明年（1875）为光绪元年，光绪的寓意是：“缵道光之绪也”，也就是继承道光传下来的皇位。光绪元年（1875）一月二十日，光绪帝举行登基大典。就这样，载湉成为清朝历史上第十代第十一位皇帝。为什么是第十代第十一位皇帝？因为载湉虽然在同治之后继承皇位，但他是以载淳弟弟的身份继承咸丰帝皇位，因此第十代就有了同治帝与他两位皇帝。

　　至此，慈禧精心设计、苦苦经营的第二次垂帘听政徐徐拉开了大幕。相比第一次垂帘听政初期的不谙朝政、处处摸索而言，慈禧的第二次垂帘可谓游刃有余。她再不必手捧看图说话学习帝王治国之道，她要考虑的就是怎样把小皇帝打造成处处惟她是听的傀儡，确保她久居权力金字塔的顶尖上。

慈禧太后

第十四讲 “君臣”母子
　　

　　慈禧将不足四岁的载扶上了皇帝的宝座，并非因为慈禧觉得他是一个可造之材，具有成为一代明君的潜质，而是因为只有载继承皇位，她才能够继续操控皇权。载只不过是她御案上不可缺少的摆设罢了。然而，慈禧知道，载终究有长大的那一天，终究会有把皇权部分或全部还交给他的时刻。将载塑造为惟命是听的“儿皇帝”，才能使自己长长久久地掌握权力。

　　一

　　慈禧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醇亲王奕之子载湉做新皇帝，实在是一石数鸟，这不仅可以保证自己稳操皇权，而且还检验了自己的权威。虽然归政同治帝一年有余，但在整个立嗣过程中，诸亲王权贵还算忠诚无违，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言听计从，自己的权威依旧。再次听政后，她不必为排除异己而费尽心机，对于一切朝政的操作犹如归政同治之前那样得心应手，这使慈禧颇为得意。但在得意之余，慈禧也有隐忧，那就是载湉不是自己和先帝的儿子，虽然已经颁布懿旨，晓谕天下，载湉生有皇子以后，承继载淳皇嗣，也就是说载湉必须以咸丰帝为父，载湉的皇子继承同治帝的大统。

　　《光绪朝东华录》载：

　　“皇帝龙驭上宾，未有储贰，不得已以醇亲王奕之子载湉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俟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特谕。”

　　然而，慈禧清楚，现实生活中醇亲王奕夫妇就是载湉的亲生父母，这是不容抹杀的事实。要想让载湉心悦诚服地认自己为母亲，成为自己可操可控的政治提线木偶，就必须割断他与醇亲王奕夫妇之间的一切联系，让自己的威严深深地烙印在小载湉的心上，以便于实现对皇帝的长期控制。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慈禧决定从载湉入宫那一天开始就对他实施“威严”教育。为此，她专门制定了断亲情、立威严、传孝道的生活准则和教育方针，她要以强制性的手段，用灌输的方法实现这一目标。

　　首先，断亲情。

　　载湉进宫以后，慈禧不顾骨肉之情，强行切断了载湉与亲生母亲之间的一切联系，甚至中断了原来在醇王府那些照顾载湉的保姆、丫鬟、太监的联系。

　　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中记载：“他（光绪帝）自三岁被抱进宫中，身体本不强壮，时常闹病。在府（醇王府）中虽有奶嫫，太后不允许奶嫫进宫。摘下奶来就交范督（总管太监范长禄），范总管性子温和，有婆子气，能哄小孩，然而究竟不及女人。”

　　幼童对于熟知的环境和亲人有着一种本能的依赖，但慈禧为了使载湉忘记这一切，不顾孩子的心理，粗暴地终止了这一切，致使“他的父母都不敢给他东西吃”（德龄《清宫禁二年记》）。载湉入宫十八天，慈禧便以两宫太后的名义颁布懿旨，规定今后光绪帝“所有左右近侍，止宜老成质朴数人，凡年少轻佻者，概不准其服役”（《德宗实录》）。所谓“老成质朴之人”，无非是能顺从慈禧的旨意行事的宫中太监，而这些老成质朴的人也确实不折不扣地贯彻慈禧的指示。据德龄《瀛台泣血记》说：“当光绪初进宫的时候，太后就嘱咐那一班服侍他的人，像灌输什么军事知识一样的天天跟他说，使他明白了自己已经不是醇王福晋的儿子了，他应该永远承认太后是他的母亲，除这个母亲之外，便没有旁的母亲了。”

　　慈禧希望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方法，在光绪帝小小的心灵中，逐渐树立起她与孩子之间这种所谓的母子关系。

　　其次，立威严。

　　慈禧割断了载湉所熟知的醇亲王府一切联系之后，以威严教育强化他，在光绪帝幼小的心中，强化她绝对权威的形象。为了能够使光绪帝时时依从自己的主张，光绪帝入宫不久，慈禧就不断地折杀光绪帝心中天子至尊的形象。

　　《戊戌变法资料》记载：“西太后待皇上无不疾声厉色，少年时每日呵斥之声不断，稍不如意，常加鞭挞，或罚令长跪；故积威既久，皇上见西太后如对狮虎，战战兢兢，因此胆为之破。至今每闻锣鼓之声，或闻吆喝之声，或闻雷辄变色云。皇上每日必至西后前跪而请安，惟西后与皇上接洽甚少，不命之起，则不敢起。”

　　难道还有人胆敢鞭挞或惩罚至高无上的天子？然而这并非夸张。从1903年开始随侍慈禧身边的女官德龄亲眼见证了类似的事情。德龄在《清宫禁二年记》中记载道：光绪帝“一至太后前，则立严肃，若甚惧其将死者然。有时似甚愚蒙”。“其母子间，严厉之甚，岂若吾徒对于父母者耶？”

　　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奕、生母叶赫那拉氏

　　光绪帝在成长过程根本体会不到至高无上的帝王、天子所拥有的独断乾坤的尊严和君临天下的霸气。入宫后，每逢太后在养心殿召见或引见臣工时，他都必须到场，正襟危坐。前有群臣跪对，后有皇太后垂帘，对于臣下来说，他是至尊天子，而对于慈禧来说，他只是奉命唯唯的“儿皇帝”，在他的心里永远都有一个挥之不去的绝对权威、绝对的君主——慈禧，自己的“亲爸爸”。

　　第三，传孝道。

　　慈禧在断亲情、立威严的同时，还借助传统伦理道德约束光绪帝，反复强化孝道教育。

　　据德龄在《瀛台泣血记》中说：慈禧为了让光绪帝长大成人后仍然能够顺从她，“特地再三教人去传翁同龢，要他格外侧重孝的教育。除掉把启蒙时所读的《二十四孝》不断地继续讲解之外，《孝经》那部书，也是最注意的”。

　　慈禧从主宰者的立场出发，站在施与者的角度，片面强调载湉及其家人必须对她感恩戴德。可是她不明白，感恩是由爱激发个体心灵而产生的共鸣，促使受体产生更深刻的情感体验，萌发他们的感恩心理，增强他们的感恩意识的一种行为。慈禧无法意识到，她所谓的恩赐，无情地拆散了人世间最真挚的情感——骨肉亲情，慈禧强行实现的与载湉之间的母子关系是建立在幼儿从小失去家庭的保护与温暖、父母失去骨肉亲情的极度痛苦之上的霸道行为，而不是慈禧所理解的千年等一回的恩惠！这就是专制！这就是霸道！慈禧是专制的代表，她霸道地剥夺了本属于载湉及其家人的家庭温暖，她的霸道无情对于亲人也绝不例外。

　　小载湉被强制地带离了父母，离开温暖幸福的家，走进了陌生的深宫。这里有周而复始的繁琐礼节，有难以穷尽的应对，还有慈禧无所不在的威严。这位大清历史上第十一位皇帝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他得到了令人羡慕的锦衣玉食、仆从如云的“幸福生活”和亿万人无限向往的王者之尊吗？

　　二

　　慈禧把小载湉带入宫中，建立了所谓的母子关系，却疏于对小载湉的关心与照顾。这一方面源于慈禧忙于朝廷纷繁复杂的政务，另一方面则源于慈禧作为母亲所呈现的自身的不足，她对儿子，无论是前期的同治帝，还是后期的光绪帝，都是威严有余而关爱不足。慈禧奉行威严教育，她完全不考虑一个孩子有什么感情需要，更不考虑一个还处于幼童期的光绪帝需要什么样特殊的生理与心理照顾和关心。总之，她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根本不理解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最需要的就是“母爱”，在正常“母爱”的滋润下，让成长中的孩子感到生活的美好和人间的温暖。

　　小载湉入宫前，在醇王府曾经得过重症痢疾，险些丧命。幸亏采用针灸治疗，才得以不死，但身体一直很弱。入宫以后，慈禧把他交给太监全权管理。由于小载湉常常受到慈禧的严斥和惩罚，年龄又太小，照顾他的太监也未免对他心存不敬。

　　从《翁同龢日记》中所记载的内容看，光绪帝入宫时身体确实很差，瘦弱多病，经常感冒，腹痛头疼。说话结结巴巴，且胆小怕声，雨天打雷，会吓得大喊大叫。一次光绪帝“读（书）时正雷电，以一手拥护，左右而大声，以雨声相乱”。

　　这样一个性情敏感、体弱多病的小皇帝，他所需要的是母亲般的体贴与关爱、父亲般的依靠和支持。然而，他既没有皇帝应有的尊崇，也没有一个属于幼童所应得到的关心与照顾。

　　《戊戌政变记》中引述太监寇连材的笔记说道：“中国四百兆人中境遇最苦者莫如我皇上（指光绪帝）。盖凡人当孩童时无不有父母以亲爱之，顾复其人，料理其饮食，体慰其寒暖，虽在孤儿，亦必有亲友以抚之也。独皇上五岁（实为不足四岁）登极（基），登极（基）以后，无人敢亲爱之，虽醇邸之福晋，亦不许亲近，盖限于名分也。名分可以亲爱皇上者，惟西后（慈禧）一人。然西后骄侈淫佚，绝不以为念。故皇上伶仃异常，醇邸福晋每言辄涕泣云。”

　　从个人关系而言，光绪帝是慈禧的外甥也是侄儿，他们之间有密切的血缘关系。然而，在封建社会等级分明的宫廷政治中，权力大于亲情，一切无不以权力得失的利害关系为归依。由此引起骨肉相侵、父子相杀、兄弟相残历史上屡见不鲜，从来不讲什么血缘亲情。慈禧对光绪帝“绝不以为念”倒还不至于，因为光绪帝的存在与慈禧政治命运攸关。然而，却也很难想象慈禧的关照会真正等同于母亲的照顾。

　　慈禧忽略对载湉精神的抚慰、情感的交流和生活的关爱。入宫后的光绪帝，是在孤独中长大的。繁琐的宫中礼节，经常不断的严词训斥，没有母爱，饮食寒暖没有人真心去细心照料，应倡导应禁忌之事，无人去指点揭示。小载湉常常“腹痛不思食”，由于太监们不负责任，他的日常饮食非常不合口味。

　　《戊戌变法资料》记载：光绪帝每日饭食“大率久熟干冷不能可口，皇上每食多不能饱。有时欲令御膳房易一馔品，膳房必须奏明西后，西后辄以俭德责之，故皇上竟不敢言”。

　　因此，吃不饱的小皇帝常常跑到太监房间里找吃的。

　　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说：光绪帝“十岁上下，每至太监房中，先翻吃食，拿起就跑。及至太监追上，跪地哀求，小皇帝之馍馍，已入肚一半矣。小皇帝如此饥饿，实为祖法的约束，真令人无法”。

　　光绪帝从小面对的就是慈禧冷若冰霜的面孔，咄咄逼人的目光，严厉的呵斥，严格的管束。有道是“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为了让载湉成为自己心目中合格的工具，她给予载湉的是疏于关心的日常生活和正常人难以忍受的压力！长期陷于无助和孤独之中的光绪帝，没有童年的欢乐和自由，从小就心情抑郁，精神不快，造成身体积弱，难以抵挡疾病的侵袭。这直接影响着他以后的精神状态及身体状况。

　　转眼间，光绪帝在宫中度过了他最初最不适应的一年，至光绪二年（1876）年初，虚岁六岁（实际只有四岁半）的他按照清朝的祖制该上学了。

　　三

　　翁同龢慈禧将小载湉带进宫中一年后，按照祖制给他安排帝师。

　　以往的朝代，因为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因此为皇太子设立专门的老师。而清朝自雍正朝开始，实行秘密立储制度，不公开继承人，于是所有皇子普遍实行教育，且课程时间和纪律要求十分严格。

　　赵翼《簷曝杂记》载：“本朝家法之严，即皇子读书一事，已迥绝千古。余内直时，届以早班之期，率以五鼓入，时部院百官未有至者。惟内务府苏拉数人往来。黑暗中残睡未醒，时复依柱假寐，然已隐隐望见有白纱灯一点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吾辈穷措大专恃读书为衣食者，尚不能早起，而天家金玉之体乃日日如是。既入书房，作诗文，每日皆有程课，未刻毕，则又有满洲师傅教国书、习国语及骑射等事，薄暮始休。”

　　清朝祖制规定皇子六岁开始读书。同治帝登基就是读书的年龄，因此应设帝师。小载湉也是皇帝，慈禧同样要为他找寻帝师。如何把自己费尽心机扶立起来的光绪帝培养成称心如意的听话国君，成为这一时期慈禧反复思虑的头等大事。经过一番权衡和比较，慈禧认为翁同龢是最合适的人选。不仅仅因为翁同龢国学功底深厚，才华横溢，更重要的是他曾做过同治帝的师傅，授读时尽心尽力，效果之佳，在人耳目。慈禧决定选翁同龢做光绪帝的师傅。

　　正式开学的时间，选择在光绪二年四月二十一日（1876年5月14日），而“开学典礼”却提前进行了。

　　在养心殿东暖阁内，小皇帝面南坐在一张小桌后，翁同龢与侍学诸臣叩拜后，翁同龢走上前，在皇帝面前的小书案上铺好纸张，端端正正地写下“天下太平”和“正大光明”八个字，众人对小皇帝的期望无不包含其中。然后，他又把着皇帝的小手，在红仿格纸上重写一遍。整个师生见面会只持续了三刻钟。

　　养心殿东暖阁从这年开始，到光绪二十三年正月（1897年2月）书房裁撤，光绪帝共与师傅相伴学习二十二年。

　　我们来看看翁同龢在日记里对光绪帝学习状况的记载：

　　“读极佳，一切皆顺，点书不复争执矣”（光绪四年十一月四日）；

　　“读甚佳，膳前竟无片刻之停”（光绪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自是日起，上不俟军机，起即到书房，此于功课大有益也。卯正二来，读极佳，且能讲宫中所看《圣训》”（光绪八年元月二十四日）；

　　“事下极早，读甚发奋，功课虽未照常，亦复八九矣”（光绪八年七月十一日）。

　　从整个《翁同龢日记》记载的情况来看，光绪帝的学习情况大致分成两个阶段：

　　1光绪四年以前，不适应期

　　光绪皇帝

　　《临颜真卿自书告》这一时期，光绪帝的功课以认字、背书为主，学习内容枯燥、乏味，又由于此时光绪年龄太小，日日晨起学习，正是活泼好动的年龄却被束缚在教室里读书，因此小光绪不耐烦，常常无论如何相劝，就是静坐不理，甚至嬉戏啼呼，哭闹不止。

　　2光绪四年以后，渐入佳境光绪四年以后，课程改为全天，压力加大，身体较差的光绪帝难以承担，但他却渐渐地热爱学习，学习的状态也越来越投入。翁同龢在日记中如上记载比比皆是。

　　光绪帝与同治帝都是幼年继承皇位，都由翁同龢做老师，都是慈禧垂帘听政，而两个皇帝的学习状态上竟然如此的不同。我们不否认两个孩子之间有着巨大的个体差异，但除此而外，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

　　有这样两个原因值得考虑：1心理的原因慈禧是同治帝的亲生母亲，虽然宫中的一些规定使得母子不能尽享母爱儿欢，但对亲生骨肉发自内心的疼爱与关心是无法阻隔的，即使有时显得严厉与无情。然而，光绪帝则不同。不足四岁的小载湉幸福而温馨的家庭生活在一个晚上被突然打断，代之而起的是陌生的环境、繁杂的事物和这个被称为“亲爸爸”的女人无穷尽的呵斥与严惩。光绪帝的宫中生活孤独、无助，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使他不得不仰人鼻息，他以一颗幼小的心灵努力体会慈禧的喜怒哀乐。渐渐他发现，读书不好，就会遭到慈禧严厉叱责。而读书认真一些，慈禧就能够给自己一点温情。当他渐渐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就常常以读书来讨得慈禧少有的温情。2对翁同龢父亲般的依恋

　　翁同龢自从成为光绪帝的师傅以后，就将自己的一片怜爱倾注在这个可怜的小皇帝身上。他不仅在学习上耐心细致、不厌其烦地开导，而且在生活上也无微不至地体贴和照料，常常为光绪帝排解心中的烦恼。光绪六年，慈禧生病，光绪帝的生活更加无人过问。太监有时就让他自己照顾自己：光绪帝自己铺炕，弄得手指出血；自己倒水，结果手上被烫起了泡。翁同龢见状气得大骂：“左右之人皆昏蒙，不识事体！”翁同龢的一举一动在光绪帝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孤独、无助的他，把师傅视为保护神和依靠。光绪帝时常因“腹痛不思食”而空腹到书房读书，太监既不向慈禧禀报，也不向翁同龢说明，于是光绪帝常常出现血糖太低、体力不支的情形。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形，翁同龢总是找太监理论，为光绪帝撑腰。师傅为孩子排解心中的小小不安是极其平常的事情，而在光绪帝的心中，翁师傅是多么慈祥、多么公平、多么伟大，师傅是他心中的依靠。随着时间的推移，光绪心里渐渐地形成了对翁同龢犹如父亲般的依恋。师傅让他努力学习，他就照着师傅说的去做，他要让师傅开心，他要让师傅永远留在自己的身边。

　　光绪三年七月（1877年8月），翁同龢请假回籍处理家事，光绪帝从慈禧那里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非常失落，一天都“意绪不佳，彷徨不已”（《翁同龢日记》）。本来第二天无课，可他仍“传明日书房照常”，不愿意让师傅走。翁同龢离京的两个月中，光绪帝无心读书，不但遍数减少，甚至连读书声也没有。待翁同龢回到书房，光绪帝拉着翁同龢的手，眼里含着幸福的泪水哽咽地说：“吾思汝久已！”一个说得情真意切，一个听得老泪横流。这一天，光绪帝意气风发，一遍遍大声读书。小光绪是用自己本能的童真表达着师傅归来的那种幸福与欣喜，他更想用自己优异的表现来挽留住师傅，希望师傅不要将自己一个人孤独地留在这个没有温情、没有关爱的深深禁宫之中。孩子的童真感动了书房的太监，他们偷偷地告诉翁同龢：“久不闻此声也。”（《翁同龢日记》）此时，光绪帝只有七岁。

　　至光绪八年以后，光绪帝在书房里学习和看书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这里成为他寻找依靠和精神慰藉的乐园。每逢宫中节日、庆典，慈禧偏爱看戏，而光绪帝却对此不感兴趣，在这样的时候，他常常一个人躲到书房读书、写字。他说：“随从人皆愿听戏，余不愿也”，“此等皆郑声也”（《翁同龢日记》）。连慈禧都说：“（皇帝）实在好学，坐、立、卧皆诵书及诗。”

　　对于光绪帝渐渐表现出来的聪明好学和感悟力强的特点，翁同龢欣喜不已，他觉得只要好好引导，光绪帝一定会成为大有作为的君主。

慈禧太后

第十五讲 慈安之死
　　

　　光绪七年（1881）三月初十日戌时，年仅四十五岁的慈安皇太后猝然崩逝于钟粹宫。随着这位比慈禧还小两岁的仁爱忠厚皇太后突然暴毙宫中，清廷的垂帘听政由两宫并列骤然变成慈禧一人独裁。因此，对于她的死因朝野上下议论纷纷，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将她的猝死与慈禧联系起来。

　　一

　　光绪七年（1881）初，慈禧忽然患重病，久治不愈，卧床不起。于是，遍召天下名医入京诊治。朝政也只好由慈安一人打点。据史载，三月初九日晨，慈安依然召见军机大臣，处理军国大事，未见身体有何大的异常之处，只是“两颊微赤”（《述庵秘录》）。然而，次日早，“东太后（慈安）感寒停饮，偶尔违和，未见军机”（《翁同龢日记》）。晚间即暴病身亡。病情如此之重、如此之急，令人难以接受。一时间，人们对于一向身体比较健康的慈安的死，大为不解。时任军机大臣的左宗棠，听说慈安突然得病身亡，顿足大声说：“昨早对时，上边（指慈安）清朗周密，何尝似有病者？即去暴疾，亦何至若是之速耶？”（《清稗类钞》）于是，朝野上下种种猜测不胫而走。人们以所掌握少之又少的“线索”，对慈安的死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推测，更有甚者，人们任想象的野马自由驰骋，不断地结构着关于她不幸去世的篇章，使得她的死变得疑云密布。我们梳理了关于她死因的资料，归纳起来，大致有二类说法：

　　第一类：清朝官方的“正常病死说”。

　　《德宗实录》载：“（光绪七年三月）初九日偶染微疴，初十日病势陡重，延至戌时，神思渐散，遂至弥留。”这一记载见于慈安的《遗诰》。但《遗诰》完全是在慈安死后，按照慈禧的指示所做，因此人们有理由怀疑它的真实性，怀疑慈禧有可能为了掩盖某种阴谋而肆意编造死因。

　　第二类：慈禧逼死或毒死说。

　　1慈禧逼死

　　《清稗类钞》记载：慈安与慈禧共同垂帘听政。慈禧权欲极重，慈安却倦怠少闻外事，并不与之争权，因此倒也相安无事。光绪七年初，慈禧患血崩剧疾，不能视事，慈安有一段时间独视朝政，致使慈禧大为不悦，“诬以贿卖嘱托，干预朝政，语颇激”，以致慈安气愤异常，又木讷不能与之辩，恼恨之下，“吞鼻烟壶自尽”。

　　2慈禧毒死

　　据《崇陵传信录》载：当年咸丰帝临终时，曾秘密留下一份遗诏给慈安，要她监督慈禧，若慈禧“安分守己则已，否则汝可出此诏，命廷臣传遗命除之”。但老实的慈安却将此事告诉慈禧并当着慈禧的面，将此遗诏烧掉。阴险毒辣的慈禧表面对慈安感泣不已，实际上已起杀机，遂借向慈安进献点心之机，暗下毒药，加以谋杀。

　　这一类描述，多见于野史笔记，虽然十分生动，犹如作者亲眼所见，但可信性稍差。著名史学家谢国桢先生定义野史笔记为：“凡不是官修的史籍，而是由在野的文人学士以及贫士寒儒所写的历史纪闻，都可以说是野史笔记。”（《明末清初的学风》）首先，野史笔记不是在占有大量的史料基础之上形成的记载，不具有权威性。其次，在野的文人学士及贫士寒儒随笔记录的主要内容也多半是当时见闻，或阅读古今图书、经手文物，随笔撰写带有虚构性的人物故事，这就使得野史笔记具有一定的内容复杂性和记录方式的自由与随意性。因此，它的可信性要因事因人而分析。对野史笔记中的反复转载和传抄的慈安的死因，当时就有人提出质疑。著名学者金梁曾言：“近人依托宫闱，流言无实，尤莫甚于恽氏笔录所载孝贞暴崩事。即云显庙手敕焚毁，敕语何从而知？食盒外进，又谁确见？”（《清后外传》）

　　正如金梁所言，既然是秘密的遗诏，在只有当事人慈禧和慈安在场的情况下秘密烧毁，那谁又能知道呢？慈禧用毒药害死慈安，谁又能确认那食物就一定是慈禧安排？

　　二

　　要解开这一疑团，关键与前提是我们必须确认慈禧与慈安是否有不共戴天的仇恨。验之两人三十年相处的历程，似乎没有太大恩怨。

　　慈禧与慈安的关系，以咸丰帝去世为分界线，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咸丰二年至咸丰十一年。在这一阶段里由于两人宫中位阶差异太大，似乎无法构成恩怨。　　

　　慈安，钮钴禄氏，满洲镶黄旗人，广西右江道穆扬阿之女。自从咸丰二年，慈安与慈禧先后入宫，在确定皇后时，慈安很快就被册立为皇后。而慈禧仅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贵人，虽然她随后为咸丰帝生下了第一个，也是唯一存活下来的皇子，母以子贵，她的宫中排位也就一路攀升，由嫔至妃，再到贵妃，成为宫中仅次于皇后的人物。然而，在封建的等级社会中，宫中后妃的阶位不仅森严，且难以逾越，嫡庶（妻妾）的差别更是不可抹杀。皇后母仪天下，总管六宫。在宫中即使是咸丰帝也颇为敬重慈安，更何况聪颖如慈禧这样的人物，自是执礼恭谦，不敢稍有放肆。

　　第二个阶段，从咸丰十一年咸丰帝死至光绪七年慈安去世。在这一阶段里虽然两宫垂帘，但慈安优于德，慈禧优于才，一退一进，相得益彰，似乎也不构成对彼此的威胁。

　　两宫垂帘以后，虽然慈安名分高于慈禧，但并未给慈禧揽权造成任何障碍。《清宫遗闻·慈安皇太后》载：

　　“当时天下称东宫（慈安）优于德，而大诛赏大举措实主之。西宫优于才，而判阅奏章，及召对时谘访利弊，悉中款会，东宫见大臣呐呐如无语者。每有奏牍，必西宫为诵而讲之，或竟月不决一事。”慈安对权力不感兴趣，所以日常朝政多让慈禧处理。慈禧虽长慈安两岁，但是嫡庶之分，仍不得不称慈安一声“姐姐”。凡是涉及朝政举措的大事，慈禧明知道慈安没有异议，依然也先要请示，“慈禧慑于嫡庶之分，亦恂恂不敢失礼”。两人在长达二十年间的垂帘听政期间，一直保持比较和谐、稳定的关系，未曾见得两人有重大分歧和争执的记载。这是历朝历代后宫生活中所罕见的。

　　然而，两个判断是非标准存在差异的掌权者，要说他们之间完全没有任何不愉快，甚至演化成扞格，那也是不可能的。有两件事情令慈禧耿耿于怀。

　　一件是慈安命令山东巡抚丁宝桢杀掉慈禧宠侍安德海。

　　安德海，又名安得海。直隶南皮县人。年少时他就羡慕那些因在宫中当太监而发迹的乡人，于是自残入宫做太监。他为人“艺术精巧，知书能文”，可以读《论语》、《孟子》这类书籍。他很善于察言观色、阿谀逢迎，“以柔媚得太后欢”，并赢得慈禧的器重，当上了总管太监，成为慈禧非常器重的内侍。为此，无论是慈禧诛杀肃顺，还是打压奕、削夺其“议政王”的封号，都有安德海参与其中。因此，小人得志的安德海更以慈禧为靠山，不把慈安、同治帝和奕放在眼里。他培植党羽，势焰熏天。

　　就这么一个干政擅权、不可一世、有慈禧这样坚硬后台的人，还是被杀了。杀他的人是山东巡抚丁宝桢。

　　同治八年七月，在慈禧太后的默许下，安德海借皇上大婚、采办龙袍的名义，乘楼船沿运河南下。按清朝祖制：太监不准出京。但安德海不仅出京，而且还私挟妇女、张挂龙凤旗帜、抓差纳贿，一路招摇，惊扰地方。所过顺天府衙门、直隶总督衙门，都隐忍不发。结果在山东被丁宝桢查拿，并以太监出京违背祖制请旨处置。对安德海在宫中拨弄是非、混乱朝政按捺已久的慈安，在接到了奕率领军机大臣持折请示两宫太后的行动后，她立即召集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共同商议，时逢慈禧生病，慈安独处朝政。于是，大家一致认为：“祖制不得出都门，犯者杀无赦，当就地正法。”（《清宫遗闻·安德海》）慈安明确表态，同意将安德海就地正法。

　　这一举动，使慈禧丧失了心腹，却又大丢颜面、有苦难言，由此心生嫉恨确属正常。但从而对慈安萌生了杀心又似乎与事实不符。如果说慈禧嫉恨有人杀了她的心腹太监，那么最要害的人物应该是丁宝桢。他不仅没有顾及慈禧的颜面，毅然决然地缉拿了安德海，并就地正法，慈禧应该整治甚而杀了他以解心头之恨才对。然而，丁宝桢并未因此而丢官，这位以“严刚有威”、清正廉明著称的贵州人此后虽不是官运亨通，却也屡有升迁，颇受重视。光绪二年（1876），做了近十年山东巡抚的丁宝桢升任四川总督，而且在这个令人眼热的肥缺上一干就是十年。光绪十一年（1885），丁宝桢逝于成都，当时慈安及同治帝都早已不在人世，实权掌握在慈禧的手里。由于丁宝桢一生清廉为公，性情刚猛，在官场上得罪的人很多，死后有很多实权人物追着告他的状，慈禧都不予理睬，将丁宝桢追赠为太子太保、上美谥“文诚”，准许山东、四川、贵州等地为其建忠良祠。对此，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在朝政的大局面前，慈禧具备令朝野上下信服的公正。待丁宝桢尚且如此，她又有何理由杀慈安呢？

　　另一件是慈安与同治帝违背慈禧选后意旨，一致坚持选慈禧并不看好的阿鲁特氏为皇后。

　　慈安和同治帝在选后问题上与慈禧的意见有分歧，这对嗜权如命、颐指气使的慈禧来说无疑是空前的打击，她无法原谅自己的亲生儿子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与慈安联盟背叛自己的旨意；她也会十分嫉妒慈安在儿子的心目中拥有比她更为尊崇的地位。她将这一切痛苦转嫁到阿鲁特氏身上，用变相折磨皇后的手段来恣意表达自己的不满。同治帝死后，阿鲁特氏只得到了一个“嘉顺皇后”的封号，这将意味着她只能以新皇帝寡嫂的身份深居宫中。慈禧立嗣光绪帝，进一步将皇后阿鲁特氏置于难堪的境地，一旦光绪帝确立了皇后，自己将以何身份在这冷寂的宫中安身？本已处境十分艰难的皇后未来的宫中生活不堪设想，她的位置将变得异常尴尬。“刻薄寡恩”的慈禧更使这位皇后深感生活无望，这一切都让她感到不寒而栗，又不敢有所申言抗辩，死亡是她唯一的出路。据说，阿鲁特氏曾以一纸片请命于父亲，父亲批了一个“死”字，于是，殉节之志遂决。

　　因此，在同治帝死后不到百日（光绪元年二月二十日），皇后阿鲁特氏，也就是“嘉顺皇后”殉死于储秀宫。

　　伴随着嘉顺皇后的死，慈禧郁积心中多年的不悦也就渐渐舒解，二次垂帘后，慈禧风光无限，一切朝政得心应手，她没有任何理由依然为此怀恨慈安，动起杀心。

　　所以，传言慈禧逼死或毒死慈安的说法，缺少说服力。因为面对慈安凡事退让、不与人争的个性，慈禧在政治上的权力和影响不可动摇，慈禧完全没有必要逼死或毒死慈安。

　　三

　　野史笔记可信性差，就让我们一起分析一下《翁同龢日记》中有关于慈安死亡过程的记载。此时翁同龢除了依然承担着光绪帝老师一职，同时他还是礼部尚书。礼部主管皇室的婚丧大典，慈安大丧自然归属他的职责范围。翁同龢负责办理慈安丧仪，对于慈安的死因就有了比较深入和翔实的了解与记载，可信性较强。

　　根据《翁同龢日记》记载：慈安发病于光绪七年三月十日（1881年4月8日），这一天，“东太后感寒停饮，偶尔违和，未见军机”。

　　翁同龢在慈安死后，记下了慈安脉案、药方和病情进展状况，可以从中了解慈安发病过程：“晨方：天麻、胆星；（脉）按云类风痫甚重。午刻一（脉）按无药，云神识不清、牙紧。未刻两方虽可灌，究不妥云云，则已有遗尿情形，痰壅气闭如旧。酉刻，一方云六脉将脱，药不能下。戌刻（晚八时前后）仙逝。”

　　依据这一病情进展记录，咨询资深中医专家，慈安死因多半为脑血管疾病急性发作所导致。根据是：

　　（1）病情特点：起病急骤，进展迅速。按照现代医学判断，如此快速的病情进展多见于心脑血管疾病。

　　（2）临床表现：“神识不清”应为有意识障碍；“牙紧”、“有遗尿情形”应为现代中医所称的牙关紧闭和尿失禁。

　　（3）辨证分析：依据以上症状，这一病症按照中医学辨证为脑中风病。而在《翁同龢日记》中，翁同龢记载的御医脉案为“类风痫甚重”，实际就应归属于当今中医学疾病中的中风范畴。由此，可以初步判断，慈安所患之病应为脑中风，也就是现代医学中的脑血管疾病。

　　其实，慈安的脑血管疾病并非突发，而是宿疾。《翁同龢日记》中曾经记载过慈安的两次病史。一次是同治二年二月九日（1863年3月27日），时慈安二十六岁，“慈安皇太后自正月十五日起圣恭违豫，有类肝厥，不能言语，至是始大安”。此次生病共计二十四天，由“有类肝厥，不能言语”来判断，应视为现代医学的脑供血不足，属于中风先兆，只不过病症较轻，恢复较快。另一次是同治八年十二月四日（1870年1月5日），时慈安三十三岁，再次病倒，“昨日慈安太后旧疾作，厥逆半时许。传医进枳实、莱服子”。这次所谓的“厥逆”依然是脑供血不足的再次发作，只不过由于治疗及时，没有造成遗留病症。

　　这些情况说明慈安患有脑血管疾病，具有发生急性脑血管疾病的潜在危险因素。而这次，由于慈禧生病，慈安一人独理朝政，不善于摆布朝政大事的她，在这一时期里承担着巨大的压力，身心疲惫在所难免。慈安在发病的前一天，根据《述庵秘录》记载，她“两颊微赤”，虽然自己无感觉上的大碍，但从这一面色判断，慈安此时“肝阳上亢”，可能已经血压很高，直接诱发脑中风、甚至脑出血。

　　脑血管疾病的急性发作，对于掌握现代医学技术的专家们来说都是一筹莫展的病症，缺少根治的良方，更何况一百多年前的医学。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比较接近事实的结论：慈安死于脑血管疾病，而并非野史中所描绘的为慈禧所害。

　　对于慈安的死，慈禧该如何应对呢？

　　四

　　慈安居住的钟粹宫慈安由生病到死亡不到二十四小时，对于和她接触最多、过往最密的慈禧而言，既要安排慈安的后事，还要想办法开脱嫌疑，慈禧的应对，在《翁同龢日记》中有比较详尽的记载。

　　1即刻召集相关大臣入宫，安排后事。慈安死于十日晚八时，半夜（子时）翁同龢就接到了入宫的通知。“子初，忽闻呼门，苏拉李明柱、王定祥送信，闻云东圣上宾，急起检点衣服，查阅旧案，仓促中悲与惊并”。

　　进宫后，发现各枢臣陆续到来。在慈安的后事时间的安排上，慈禧没有片刻拖延。

　　2令王大臣瞻仰慈安的遗容。天明以后，各位守候在宫中的大臣，接到旨意，进入钟粹宫（慈安的寝宫）。慈禧命太监去掉蒙在慈安脸上的“面幂”，令大臣们瞻仰。此时，慈禧并没有遮遮掩掩，而是泰然地安排着一切。

　　3慈禧为慈安准备了一个很大的金匮。翁同龢与各位王公大臣进入慈宁宫以后，看见慈安的金匮置于地中，金匮“甚大，时灵驭已移至宫，安奉于金匮之西”。如此安排，可以证明慈禧是把慈安放在皇太后的位置上处理其后事的，没有丝毫的怠慢。未正二刻（中午12时左右），大殓，也就是将慈安入棺。这完全符合清朝的礼制。

　　五

　　慈安的中年早逝似乎没有给朝局的稳定带来什么不利的影响，皇帝依然要专心读书，皇太后垂帘听政因为有慈禧的存在依然可以持续。似乎这位仁厚与豁达的皇太后只是两宫垂帘的一个可有可无的配角罢了。

　　事实并非如此！慈安的死对于朝局的影响非常之大。

　　慈安死后，对于慈禧而言，为其专权扫清了道路。尽管慈安生前清心寡欲，极少参与政治，不像慈禧那样有谋略和魄力，然而慈安的存在本身，对慈禧的专权就是一股巨大的威慑。有慈安在，慈禧就不敢那么明目张胆、恣意妄为。慈安一死，权力尽归西宫，慈禧可以惟我独尊、专执国政而无所忌惮。从此两宫垂帘格局变为西宫独尊，光绪帝还未成人，慈禧大权独揽，开始成为名副其实的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奕的势力也就更加削弱了。

　　慈安、慈禧太后的定东陵

　　慈安的死，无疑也使奕在最高统治集团中少了一个可以依靠的同盟。多年来，慈安和奕与慈禧之间均有矛盾，奕多以“嫡庶之分”为由，通过支持慈安压制慈禧的嚣张气焰，慈安也多倚重和信任奕，无形之中，奕和慈安形成一种联合力量，来共同对付慈禧。诛杀安德海就是如此。慈禧感到势单力薄，也在努力培植自己的势力，在内务府、军机处相继安排自己的人或者是牵制奕势力的人。慈安在时，尽管奕屡受打击，但因慈安的倚重，他依然能保住军机处的位子，执掌军机处大权；慈安一死，形势大变，慈禧不再受约束，同时由于自己的党羽势力大增，消长之间，她对奕也就不再顾忌了。

慈禧太后

第十六讲 置换军机
　　

　　慈安死后，慈禧听政已无任何障碍，无冕女皇名副其实。然而，光绪帝却在一天天长大，且“学识德业”俱佳。恋栈权力的慈禧，岂能甘心让皇权回归？！

　　一

　　按照中国古代宫廷的惯例，皇帝十四岁就应该亲裁大政了。清朝也延续了这一惯例，无论是六岁登基的顺治帝，还是八岁登基的康熙帝，都在十四岁亲掌朝政。然而，到了同治帝，就像清朝本无“母后垂帘”而慈禧仍然能将“垂帘听政”实施下去一样，什么“惯例”、什么“祖制”，慈禧都能找到打破的借口。同治帝直到十八岁才得以亲政，除了因为同治帝“学识俱劣”和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客观实情之外，慈禧恋栈皇权、不愿撤帘归政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光绪十年（1884），光绪帝十四岁了，无论是按照历史的惯例，还是按照清朝的祖制，光绪帝都应该临朝亲政。可有慈禧所创造的同治帝十八岁亲政的先例，亲政的问题朝野上下无人敢于提及。慈禧独揽皇权的欲望早已被大小朝臣洞悉，只是彼此心照不宣罢了。无形之中，人们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光绪帝十六岁、十八岁甚至二十岁上，因为大家知道，慈禧这位“老佛爷”善于创造历史奇迹。

　　光绪十二年，光绪帝十六岁。如果说同治帝十六岁的时候，由于顽劣、不成器，慈禧可以用皇帝“典学未成”、“读折不成句”为由，推迟归政的时间。可是，现在十六岁的光绪帝，除了口吃这一先天不足以外，无论在哪一方面，都远远地超过了当年的同治帝。光绪帝性情宽厚、沉毅静穆。在老师翁同龢的指点下，读了清朝开国以来的历史和列祖列宗的圣谕圣训以后，他变得更加懂事，责任感和使命感陡然而增，“自欲振励，勿用人扶”（《翁同龢日记》）。为此，他汲汲渴求新知，读书尤为刻苦。他每天黎明前即进书房读书，一年四季，光绪皇帝御笔

　　每日如一，即使下了书房后，他也是行立站卧皆诵读诗书，连慈禧也不得不承认：“皇上实在好学。”光绪十二年（1886），光绪帝一病数月，“日服药五剂，尤诵书不止”（《翁同龢日记》），身体刚刚恢复，又进书房学习。翁同龢每每忆起同治帝典学时期的顽劣与师傅们每每挥泪劝学的情形，他就为光绪帝的好学所感动，他似乎在光绪帝的身上看到了王朝未来的希望，“上（光绪帝）体犹未平，仍日日来书房，勤学如此，非人间所及”（《翁同龢日记》）。此时，诸王亲贵、枢机群臣，乃至于慈禧本人都不得不承认，无论是礼法、祖制，还是光绪帝的“学识德业”，似乎再也没有推迟归政光绪帝的理由了。

　　时间在分分秒秒地与慈禧的权力欲进行挑战！

　　二

　　早在十二年前，慈禧强立不足四岁的载湉为帝。为了笼络人心，慈禧曾经公开做出两项保证：

　　(1)待光绪帝生子即为同治帝立嗣；

　　(2)一俟皇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

　　然而，对于慈禧来说，二次垂帘的十余年如白驹过隙，兑现诺言的时刻倏忽之间临近。尽管，为同治帝立嗣的保证由于光绪帝还没有大婚，可暂且不提；然而，归政一事，即使百般不愿，可到底已是迫在眉睫。此时，她心如烛照：对于归政一事，既已“早经降旨宣示中外”，如果“旋即反复”，将“使天下后世视予为何如人也？”（《光绪朝东华录》）但是，操控皇权二十余年，她早已习惯了发号施令、驾驭臣工。可以说，慈禧为了经营与维护自己的地位和权力，费尽心机，一朝放弃，岂能甘心！因此，为继续巩固她无冕女王的地位和权威，她就不能不为归政后继续操纵朝局做好一切准备。

　　慈禧准备工作的第一项就是军机大换血！

　　军机处是一个直接关系到王朝大政方针运作的机要部门。现有的军机处所有成员进行全部撤换！

　　紫禁城军机处一般认为军机处大约组建于雍正七年（1729）。当时，正值雍正对西北准噶尔用兵，往来军报紧急频繁，必须迅速而缜密地处理。可是内阁距宫禁太远，往来不便；而且耳目又多，不利于保密。为此，雍正帝便在宫内隆宗门附近建板屋数间，称军需房，办理机密事务，后来又改名为军机房、军机处。

　　隆宗门内便是养心殿，清代自雍正帝开始，将皇帝日常办公地点从乾清宫搬到了西路的养心殿。西北用兵告毕，军机处并未裁撤，因为它已成了皇帝得力工具，职权反而大大扩充。军机处的板屋，也改成今天我们所见的砖瓦房。

　　雍正帝及其以后的历代皇帝都十分看中军机处的作用，乾隆帝称由于有了军机处“权衡悉由朕亲裁”。究其原因是军机处的特殊职能和办事方式符合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日益加强的需要。

　　军机处的特殊表现在它不是清朝法定的、独立的政府衙门，而是直属皇帝领导。它无官署（只有值班办事的地方，称“值庐”，隆宗门旁的瓦房便是）、无定员、无专官、无属吏。人员由皇帝自己从亲王、重臣中拣选，均是兼职，按资历地位分别称为军机大臣、军机大臣上行走、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等，统称“军机大臣”，俗称“大军机”。人数不定，少时三人，多时六七人，内中为首者，称为“领班”或“首枢”。起初，每日只有“领班”见皇帝。军机大臣一般是六七十岁的人，更有年过八旬的。

　　军机处办事是迅速而机密的。每天清晨都要谒见皇帝请旨，并迅速处理军国大事。军机处昼夜都有人值班恭候，以备接见，从不误事。皇帝外出巡幸、谒陵、避暑，都有军机大臣相随，因此像隆宗门旁那样的军机处值庐，别处也有。每日折奏无论是几十件或上百件，一律当天办完，从不耽搁。“密谕”的传递速度，十分可观。只要军机大臣在信封上注明，一日便可行三百里、五百里，甚至“加快六百里”，快捷程度，前代罕有。军机大臣掌握机要之事，因此皇帝接见他们时，左右太监一律退出。可是，进出门时不是要掀帘子么？这件事也只得由军机大臣中的末一位来担任，因此当时有“挑帘军机”之称。军机处的值庐是机密重地，不准闲人窥伺。内中使用的杂役人员，都是十五岁左右不识字的幼童，俗称“小么儿”。皇帝经常派人在军机处附近稽查、监视，嘉庆时还传旨：自亲王至满、汉大臣都不得到军机处与军机大臣谈说，违者严惩。军机处后院有一扇小门，也特旨堵死，大概是防止有人“走后门”吧！

　　慈禧联合奕发动政变以后，奕一直领导军机处，虽然期间经历了同治四年慈禧的打压，被革去“议政王”的王位；经历了同治十二年同治帝的肆意打压，险些革去亲王王位与一切职务。但二十余年的用人行政足以证明奕不是素餐尸位的庸碌之辈。他练达的能力、相对开阔的视野以及一定的外交能力，是慈禧执政中不可缺少的干将，无论慈禧怎样打压他的势力，领班军机的职位一直由他担任，这充分体现了奕不可或缺的才干。然而面对归政光绪帝时间的迫近，慈禧心中隐忧丛生，她决心在归政前一定将奕驱逐出权力核心！

　　慈禧这样做的目的是很明确的：

　　（1）从根本上铲除奕力量。光绪帝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归政后，自己能否依然操控自如？这是非常令慈禧担忧的。尤其令她不放心的是，奕统领的军机处是掌管军国大事运作的中心所在，如果自己撤帘归政，谙熟朝政运作的奕势必如脱缰的野马，到时自己将鞭长莫及，又如何暗操皇权？此时，对于慈禧而言，如果能够组建一个由自己的嫡系组成的军机处，就可以在军国大事的运作上贯彻自己的主意，由此就可以达到自己长久把持朝政，而根绝奕东山再起的可能。

　　（2）要切实建立自己独立操纵的军机处。更换军机、免除奕的职位，留下来的权力空缺正好可以安插慈禧认可的、即使光绪帝亲政以后也不会无视自己存在的亲信宠臣。这样，不仅可以操纵亲信挟持光绪帝继续按照自己的旨意办事，可以保证自己虽撤帘却仍在幕后，保证自己操纵朝局目的的实现。

　　决心已定，慈禧要做的就是等待时机了。

　　三

　　中法战争进行期间，慈禧找到了良机。

　　光绪九年(1883)，法国一方面不断向越南调兵遣将，并大举北进；一方面利用外交手段向清政府进行讹诈，力图用武力恫吓逼迫清政府满足它的侵略要求。面对法国所制造的西南边疆严重危机，朝野上下“战”、“和”分歧十分明显。

　　主战者以醇亲王奕、军机大臣李鸿藻以及湘系官僚左宗棠、刘坤一等为代表。他们强调抗法的必要性：就利害关系而论，中越山水相连，唇齿相依，法国侵越，“非徒并越，而特欲以越为根脚耳。粤边之煤矿，滇中之金矿，无不垂涎”（《中法战争》），所以中国断无坐视之理。

　　主和者主要是淮系官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是其代表。光绪十年正月（1884年2月）李鸿章给总理衙门的一封公函，从士气、战术、装备、训练等方面分析法军优越于清军的状况，要奕或者避战求和，或者下令前线避开阵地战，展开丛林战和游击战，方能取胜。这封公函表达了长久以来李鸿章一直主和的缘由。

　　作为当时最高权力的控制者，慈禧在对法交涉的“战”、“和”态度上游移不定，迁延不决。相当长的时间内，慈禧没有明确的态度。她把处理这一严峻局势的全权交给李鸿章，命其“相度机宜，妥为筹办”（《中法战争》）。很明显，慈禧态度的含混，表明她对中法战争存在极大的侥幸心理。而此时，身为军机领班的奕，对“战”、“和”这样关乎国家命运与未来的大问题上也不置可否，甚至动辄请假或不入朝，不和不战、麻木不仁。奕的态度，令当朝诸臣十分不解，翁同龢更是心急如焚：“如何如何，愤懑填膺也。”（《翁同龢日记》）

　　人们不禁要问：那个纵横捭阖的奕哪去了？此时的奕身心俱疲，锐气全消，孤立无援。

　　1身体欠安

　　自从咸丰十一年（1861）与慈禧联手扳倒八大臣以后，奕就入值军机处，这一做就是二十余年，内忧外患的国家政局，使得奕几乎没有片刻闲暇。光绪八年，长期的劳累奔波，日积月累，奕的身体健康状况迅速下降，经常感觉倦怠。八月以后，更是感觉身体不支，有时甚至几天不能入值军机，且经常便血，无奈请长假在家养病。十二月初一日（1883年1月9日），鉴于奕病情无法在短期内恢复，总理衙门许多事亟待处理，慈禧太后正式谕令李鸿章代理该衙门有关外交大事。次年二月（1883年3月），奕病愈，但仍精神不振。慈禧召见，见其依然难堪繁巨事务，于是又赏假一个月，让他安心调理。直至该年六月（7月），奕才重入军机。而此间正是法国不断在西南边疆挑起事端、朝野上下“战”“和”难决的时候。

　　2锐气全消

　　奕在与慈禧二十余年的合作中，对于慈禧的专断擅权、阴险毒辣的领教，早已非止一二。每一次的挫折都使他的锐气有所消磨。同治初年，奕意气风发，大有挽江山于既倒的胆识与魄力，朝野上下好评如潮，“恭王任事，委权督抚，朝政号为清明。颇采外论，擢用贤才能，待达者不为遥制”（《祺祥故事》）。然而，奕势力的异军突起，使慈禧无法容忍，于是就有了慈禧在同治四年以日讲起居注官蔡寿祺参劾为口实的全力打压，不仅削去了“议政王”的名号，而且还致使骄傲的奕经历“双膝跪地，痛哭谢罪”的蹉跎。同治十二年，又因在同治帝重修圆明园的问题上拍案而起，被同治帝削去王号，罢免本兼各职。虽经两宫太后做主，撤销了处分，仍主持军机，但鼎力任事的魄力已远不如任事之初，凡事多有回避，很少建言。

　　3孤立无援

　　光绪七年，慈安暴病身亡，两宫垂帘骤然变成慈禧独裁。虽然慈安生前，朝政的掌控也是慈禧为主，但毕竟有慈安的牵制，慈禧还有所顾忌。伴随着慈安的故去，奕势单力孤，更不敢轻易与慈禧面折廷争。

　　中法战争爆发前后，他对言战颇感犹豫，对言和又颇多顾忌。遭受多次打击和大病初愈的奕此时尽量保持少言说的态度，不断揣摩慈禧的意向。当他觉得慈禧似乎以妥协、议和为得策时，就在各军机大臣们主战的情况下，仍“不欲轻言战”（《清史稿》）。当光绪九年九月（1883年10月）底，在国内外主战的强烈呼声下，慈禧态度变得强硬起来的时候，奕也随之附和“言战”。然而，他对中法战争的犹豫不决和对慈禧的一味应付，终于引起了朝臣的不满和慈禧的愤怒。奕似乎也感觉到了慈禧的不满，为讨好慈禧，奕为半年后慈禧寿典一事煞费苦心，企图博得慈禧的好感。

　　《翁同龢日记》载：光绪十年三月初四日（1884年3月30日）“恭邸述醇邸语请旨，则十月中进献事也（为慈禧祝寿事），极琐细不得体。慈（慈禧）谕谓本不可进献，何用请旨，且边事如是，尚顾此耶。意在责备。而邸（恭王）犹刺刺不已，竟跪六刻，几不能起”。

　　此时的奕已经完全没有了昔日的果敢与睿智。

　　四

　　对于嗜权如命的慈禧而言，从肉体到心灵，每一个细胞、每一根神经，都是由权力所组成的。来自于任何一方的挑战，乃至于一丝一毫的碰撞，都会引发她的全力反击。即使是潜在的力量，她也绝不姑息。更何况奕这样举足轻重的人物，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慈禧都把他视为权力的威胁，她岂能姑息？慈禧缺少的就是借口和机会。光绪十年初，中法战争连续失败，朝野舆论哗然，慈禧找到了难得的借口。

　　年初，不断传来进入越南的两支清军连连战败的消息，一支是广西巡抚徐延旭统领的粤西防军约六千人，另一支是云南布政使唐炯统领的滇省防军约八千人。御史们开始纷纷谏言，要求追究战争责任。按律最先逃跑的前敌将领应处死，统兵大员当拿问。慈禧震怒，广西巡抚徐延旭和云南巡抚唐炯均革职拿问。任命潘鼎新为广西巡抚，张凯嵩为云南巡抚。谁来承担失败的主要罪责呢？

　　奕！慈禧不会错过这个置奕于死地的机会。

　　三月初八（4月3日），慈禧召见军机大臣，不失时机地为罢免军机大臣改组军机处制造舆论。她在分析战争责任时，大谈特谈官员因循守旧，应对不力。据《翁同龢日记》记载：“今日入对时，谕及边防不靖，疆臣因循，国用空虚，海防粉饰，不可以对祖宗。”言辞颇为严厉，所指非常明确：军机大臣不得力，不惩办无以对祖宗。

　　在慈禧的舆论导向下，日讲起居注官左庶子盛昱上《疆事败坏请将军机处交部严议》奏折，严厉弹劾张佩纶、李鸿藻，同时敦促恭亲王奕和军机大臣宝鋆等，不要蒙蔽视听，诿卸责任，而要戴罪图功。

　　张佩纶像

　　慈禧如获至宝，将折子留中不发，她要不露声色地安排一切。首先，她要把奕支开。恰好第二天，即三月初九日（4月4日）是清明节，慈禧派奕去东陵祭祀，主持慈安皇太后三周年祭典。往返东陵需要一些时间，她完全可以借此机会逐一安排。然后，频频召见亲信宠臣。随后，慈禧以祭奠九公主的名义前往九公主府并留下用膳(九公主也称寿庄公主，奕的同母妹，排行第九，一个月前逝世，当时慈禧已经赐祭过一次)，此次，她又以祭奠为借口，不露声色地制造了一次单独召见奕的机会，两人进行了秘密的商讨。十二日，慈禧在召见军机后，相继密见了孙毓汶和奕。

　　一切准备停当，慈禧发出致命一击。十三日，奕办理完祭典相关事宜后回来，本应召见，但这一天，慈禧只召见御前大臣、大学士、六部满汉尚书，军机大臣一概未得召见。就在奕和诸军机大臣耐心等待召见的时候，忽然传出太后懿旨，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大吃了一惊！这是一份革除奕及全体军机大臣的上谕，宣布将奕为首的军机处全班撤换。奕被革去一切职务，并撤去恩加双俸，令家居养疾，处罚最重。跟随奕二十多年的宝鋆也被开去一切差使，仍以原品休职；李鸿藻和景廉降两级调用；翁同龢革职留用，退出军机，仍在毓庆宫行走，继续为光绪帝授读，处罚最轻。

　　上谕加给奕等人的罪状是：“军机处实为内外用人行政之枢纽。恭亲王奕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屡经言者论列，或目为雍蔽，或劾其萎靡，或谓簠簋不饬，或谓昧于知人。”（《清代通史》）

　　同日又宣布了新军机处的人员组成：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在军机大臣行走，工部左侍郎孙毓汶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慈禧完成了军机处大换血，建立了完全听命于自己的中枢机构。这次高层人事大变动，借口之恰当、行动之迅速、更换之彻底、安排之巧妙、反响之微弱，确实出人意料。

　　光绪十年是甲申年，历史上又把这次重大的人事变动称为“甲申易枢”。

　　这次奕惨遭罢黜，反对之声寥寥无几，与同治四年那次弹劾风波引起的反响完全不同。那次慈禧在举朝的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被迫收回成命，只是削掉奕“议政王”的封号。而这一次罢免反对的呼声甚微，仅寥寥数人上疏。前后十九年，同样是罢黜奕，反差如此之大！

慈禧太后

第十七讲 猬集后党
　　

　　慈禧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将奕的力量彻底铲除。至此，自“辛酉政变”以来，慈禧与奕之间二十余年的政争终告结束。可是，慈禧对于奕这致命一击，却没有再次引发朝野上下巨大反响，与同治四年慈禧打压奕时的情形迥然不同。

　　一

　　作为归政前的政治准备，慈禧通过军机大换血，顺利地解除了奕的“威胁”——这是慈禧归政心中最大的隐忧。然而，慈禧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高层进行如此彻底地置换，却没有引起统治集团的连锁反应，人们不禁要问：原因何在？

　　首先，就慈禧而言，统治之术已驾熟就轻。

　　慈禧经过二十多年垂帘生涯的经营与历练，在朝野上下盘结了自己的实力。大量事实证明，慈禧在维护与巩固个人权势时，头脑异常清醒，权术谋略过人。不仅熟谙宫廷斗争的艺术，而且政治经验也越来越丰富。此次罢黜奕，与十九年前利用蔡寿祺那漏洞百出、无凭无据的弹劾折子来打压奕，使自己陷入舆论危机的情形迥然不同。她不露声色，抓住中法战争中，清朝军队屡屡战败，徐延旭和唐炯被革职拿问后，廷臣纷纷要求追究最终责任人的这一有利的时机，归罪奕和宝鋆因循失职。与十九年前发下诏书让廷臣讨论相比，这次诏书的发布更显果断和威严。慈禧单独召见了领班军机章京，以“御前拟旨以上，朱书授之以出”的方式发下谕旨，表明这是宸断，不容妄议。因此，一切安排都显得有理、有力，朝野间难以掀起反对的舆论波澜。

　　其次，就奕而论，“不二”贤王地位已成为过去。

　　慈禧垂帘听政之初，内有太平天国运动、外有西方列强侵略不利局势，内忧外患，因而欣然采纳奕的建议，重用汉臣。对以曾国藩为首的汉族封疆大吏有求必应，全力支持，不加遥控；对列强实行“外敦信睦，隐示羁縻”的外交路线，力求中外和好，稳定对外关系。最终扑灭了太平天国运动的熊熊烈火，使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的统治得以稳定，奕也因此获得“中兴贤王”的美誉。

　　然而，在经历了慈禧同治四年的打压后，奕在慈禧的眼里，任事则“窃权乱政”，不任事则“委蛇保荣”，可谓进退两难，宏图难展。尤其是他不可替代的外交能力也逐渐被李鸿章集团所取代。奕的势力已江河日下，与同治初年那个不可替代的“贤王”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慈禧弃掉奕这颗棋子是早晚的事情，乘中法战争而采取行动只是以此为借口，而绝非有意对法主战而进行的断然措施。

　　《十叶野闻》评价道：“及中法之战，议和失策，慈禧即借是以逐恭王。”

　　取而代之的是醇亲王奕！

　　二

　　奕（右）与奕慈禧彻底罢黜奕领导的军机处，组成由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工部左侍郎孙毓汶所组成的新军机处，这一人员安排，可谓煞费苦心。她选任的标准就是要死心塌地为自己服务。慈禧的目的就是要在自己身边构建起一个势力，即使归政以后，依然可以操作自如，依然可以通过他们影响光绪帝的决策。与此同时，她特别地突出了奕在朝局中的重要地位，在公布军机处大名单的时候，慈禧还连发了另一个懿旨：“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会同醇亲王商办，俟皇帝亲政后再降懿旨。”（《翁同龢日记》）

　　在大事的处理上，军机处必须与醇亲王奕商办、裁夺，实质上就是将奕置放在军机处领班的位置上。

　　慈禧罢斥奕后，有人曾竭力为奕开脱，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日讲起居注官盛昱。当知道慈禧正是利用了自己的奏折罢免了奕以及全体军机大臣以后，他懊悔不迭。因为他知道奕的领导才能和对王朝使命感无人能替，他上书的目的无非是希望促使奕焕发朝气。而慈禧罢免奕确实与自己的初衷相去甚远。在突发事件面前，他所能做的就是连忙上书，试图补救：“恭亲王才力聪明，举朝无出其右者……国步阽危，人才难得，若廷臣中尚有胜于该二臣者，奴才断不敢妄行渎奏。……奴才前日劾章，请严责成而不敢轻言罢斥，实此之故。”（《晚清宫廷纪实》）迂腐的盛昱哪里知道，聪明如此的一个女人，怎么会不知道与自己合作二十余年的人所具有的超凡能力。即使没有盛昱的劾奏，恭亲王之获谴，也是早晚的事情。而盛昱一再强调奕“才力聪明，举朝无出其右”，只会触动慈禧更深的嫉妒，企图以此让慈禧收回成命，岂不是缘木求鱼？

　　慈禧免去奕所有职务的同时，毫不犹豫地用奕来替代奕，看重的是奕对自己的敬畏和忠诚。她就是要通过奕——当今皇帝的生父来影响即将亲政的光绪帝，时时保持对自己的一片忠诚。

　　有两件事情令慈禧深深感到奕的“忠诚”。

　　首先，奕主动提出辞掉一切官职。就在载湉被抬入宫中的第二天，醇亲王奕似乎知道慈禧心有隐忧，“明智”地向慈禧提出辞掉一切官职。《光绪朝东华录》记载他上奏说：“臣前日仰瞻遗容，五内崩裂，已觉气体难支，犹思力济艰难，尽事听命。忽蒙懿旨下降，择定嗣皇帝。仓促间昏迷罔知所措。迨舁回家内，身战心摇，如痴如梦。致触犯旧有肝疾等症，实属委顿成废，惟有哀肯太后恩施格外，洞照无遗，曲赐矜全，许乞骸骨。”

　　儿子做了皇帝以后，醇亲王奕充分意识到自己从此将无法参与中枢政务了，这不仅是因为儿子当了皇帝，上殿面君时，难以叩拜如仪，更重要的是他以后出一言、建一策，动辄就会被视为“皇父”、“太上皇”的威势。处理不当，会引起慈禧的疑心。俗话说：功高盖主。可对于他来说，势高也可盖主。怎么办？为了让慈禧放心，最好的方法就是自折锋芒。辞职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选择。

　　无论醇亲王奕是如何考虑的，他的辞职确实令慈禧盘结于心的隐忧得以舒解。由此，慈禧也颇感奕对自己无条件的服从，她特别欣慰。“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慈禧深谙此道。奕提出辞职九天以后，慈禧虽然开去了醇亲王奕所管的各项差使，但却特别给予他两项特权，以示奖赏：

　　（1）“嗣后恭遇皇帝升殿及皇帝万寿，均拟请毋庸随班行礼”。

　　（2）赏给“亲王世袭罔替，用示优异”。

　　其次，奕十分配合慈禧对小载湉实施的一切教育手段。慈禧为了使入宫以后的小载湉忘掉原来生活的一切、完全服从自己的意旨，确立了“断亲情”、“立威严”和“传孝道”的教育模式。不管慈禧对小载湉的教育有多么不近人情，奕总是十分理解、百般配合，这令慈禧颇为欣慰。

　　翁同龢在日记中记载了小载湉不适应慈禧的教育方式，对于刚刚开始的学习生活有非常大的抵触情绪，或是静坐不理，或是嬉戏啼哭，即使翁同龢使出浑身解数，也“无知如何”。对此，慈禧的方法就是严厉的惩戒：责骂的同时辅之以不许多吃。为了能让小载湉的学习进行下去，翁同龢不得不求助于奕。奕一到书房，小载湉就非常高兴，人也变得配合多了。但几次以后，奕便不再来了。虽然翁同龢不断邀请，他也借故推辞。今天，我们颇能理解奕的无奈和苦衷。儿子思家、思亲人的孤独与痛苦，他非常清楚，在这难以割断的父子亲情面前，他又何尝不惦念自己孤苦无依的儿子。但现实是残酷的，他不得不面对慈禧一言大于天的事实，儿子被选择为皇帝，这是自己无法改变的事实，对于儿子今后的一切事情，他已没有任何决定的权力，关心一时不能关心一世，况且过于频繁的往来也会引起慈禧的不满。所以，奕索性不管不问，听凭命运的安排。慈禧知道以后，为奕对自己心怀敬畏而非常满意。

　　所以，慈禧在这个时候倚重醇亲王奕，她并不担心醇亲王奕与光绪帝联手与自己作对，因为醇亲王奕对自己服从有加。

　　对于嗜权如命的慈禧而言，她不是不知道奕的功劳和能力，可是在归政之前的特别时期里，她首先考虑的不是什么枢臣治国之才能，而是枢臣对自己绝对的忠心和服从。此刻，慈禧全然不顾奕是光绪帝的生父，理应回避，她要的就是奕对自己十几年如一日的效忠尽力，有此就足够了。至于易换中枢是否会带来不利的政治影响，也就只能让位于她对于权力的追逐和安排了。

　　奕则以进一步的行动表达了自己对慈禧不二的忠心。

　　三

　　那就是曲意逢迎。

　　有一件事特别能说明奕对慈禧竭力维护和曲意逢迎的事实，那就是奕积极建议重修颐和园。

　　颐和园原名清漪园，位于圆明园之西，是乾隆帝为他的母亲钮祜禄氏的六十大寿而建的一片皇家园林，历时十五年，耗银四百五十万两。然而，咸丰十一年（1861）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纵火焚烧圆明园的同时，又派一队人马冲入颐和园，不仅将园中数万件珍贵的陈设抢劫一空，而且还将万寿山的“大报恩延寿寺”、“田字殿”、“九百罗汉堂”以及后山的苏州街的建筑焚烧殆尽，连万寿山顶的“智慧海”也未能幸免劫难。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间，这座皇家园林已成杂草丛生、野狐出没的废园。时人王闿运曾经在诗中描写了被侵略者洗劫一空后园中满目疮痍的悲凉景象：

　　玉泉悲咽昆明塞，唯有铜犀守荆棘。

　　青芝岫里狐夜啼，绣漪桥下鱼空泣。

　　慈禧一直为自己归政以后的生活进行着精心的设计，经过同治十二年重修圆明园的风波以后，慈禧知道在现实条件下再次重修圆明园的计划只能停留在想象阶段，那么自己将在哪里颐养天年？

　　最先为慈禧考虑并提出重修清漪园的不是慈禧本人，恰恰是当年与奕一起坚决反对修圆明园的奕。没有史料直接证明这位当朝皇上的生父为什么会突然转变态度而第一个出来建议重修清漪园，分析其原因，充其量也不过是为自己的儿子打点将来吧。奕知道慈禧早晚是要归政的，而且他还非常了解慈禧深好炫耀游逸。因此，不如投其所好，借此表示对这位操纵自己儿子、自己及其全家人命运的“皇嫂”一片忠心。

　　可是，奕清楚国家财政捉襟见肘，加强海防、筹建海军尚且需要寅吃卯粮，又能以什么样的理由和借口提出重修清漪园并筹措资金呢？

　　光绪十一年九月（1885年10月），清政府成立了海军衙门，慈禧任命奕担任总理海军事务大臣。这就为奕贡献自己的赤诚提供了理由和施展的机会。

　　首先，奕为重修清漪园找到了理由。光绪十二年八月十七日（1886年9月14日），奕呈上了《奏请复昆明湖水操旧制折》，“查健锐营、外火器营本有昆明湖水操之例，后经裁撤。相应请旨仍复旧制，改隶神机营、海军衙门会同办理”（《清末海军史料》）。既然，建议恢复在昆明湖进行水操的惯例，那么重修一下沿湖的建筑设施亦在情理之中，于是他继续奏请：“因见沿湖（昆明湖）一带殿宇亭台半就颓圮，若不稍加修葺，诚恐恭备阅操时难昭敬谨，……拟将万寿山暨广润灵雨祠旧有殿宇台榭并沿湖各桥座、牌楼酌加保护修补，以供临幸。”（《内务府档案》）

　　颐和园石舫旧影这种瞒天过海的做法，奕也深知不堪一击，在几天后与庆亲王奕劻谈论时局时，他道出了自己的无奈与苦衷。在《翁同龢日记》中，翁同龢记载了奕的真实想法：奕通过庆亲王奕劻“转告吾辈，当谅其苦衷，益以昆明易勃（渤）海，万寿山换滦阳也”（渤海指北洋海军，滦阳指承德避暑山庄）。也就是说，表面上是为了加强水军，恢复在昆明湖操练水军旧制，实际上借此名义重修清漪园作为慈禧颐养天年的游憩场所。奕无奈地道出了他建议修清漪园的苦衷，且理由又冠冕堂皇，自然就没有人戳穿他的戏法。于是，重修清漪园的计划得以实施。

　　其次，为重修清漪园筹措到了经费。同治十二年重修圆明园计划一经颁布，几乎遭到了举朝反对，根本原因是朝廷财政困窘，无以应付如此庞大的工程。可现如今，财政非但没有任何好转，反而雪上加霜，朝廷的财政可谓国敝民贫。主要表现为：中法战争刚刚结束，而边疆危机却日益加深，朝廷无一日不用钱；国内自然灾害连年不断，危害甚重，其中危害最为严重的是黄河年年决口——光绪十一年七月（1885年8月），黄河在长清决口，河北、河南均遭水灾；光绪十二年，黄河于河南决口，又泛滥成灾。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们，性命尚且难保，更何谈上缴租赋！时人对朝廷的财政状况有过一针见血的描写：“自军兴以来，财用匮乏，加以水旱频仍，供亿繁费。会计之臣，东罗西掘，或害重而利微，或损多而益少。征税银不遗尺帛，于币项无补丝毫。海内虚耗，百姓困苦，盖未有如今日者也。”（《光绪朝东华录》）

　　财政如此拮据艰窘，上哪里去筹措经费呢？同治十二年，同治帝为修圆明园，让官员捐修，而直到同治十三年四月二日，即修园上谕发布半年之后，总捐款数还不足三十万两，可谓杯水车薪！重修清漪园如果重蹈官员捐修的覆辙，其结果只能是失败。慈禧深明此理。

　　然而，强盗自有强盗的逻辑。总理海军事务大臣奕终为慈禧重修清漪园找到了款项。既然，昆明湖操练水军的旧制的恢复是为了加强海防，那么重修清漪园也自然是加强海防的必要组成部分，经费也自然应该在海军建设经费中挪用，这种瞒天过海的专款挪用方式成就了慈禧的梦想，可留给我们的却是民族的耻辱和遗憾！

　　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1887年1月6日），“醇亲王奕与李鸿章商筹南海工程费，拟以创建京师水操学堂为名，借洋款八十万两”（《北京历史纪年》）。同时，排云殿业已开工，四十四天后，“水操内学堂”于昆明湖畔开学。就这样，这项花费巨大的工程便在心照不宣的前提下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大量海军建设经费通过总办大臣奕之手源源不断地移到“清漪园工程”上来。

　　据研究，奕所挪用的海军军费大致有：海军军费的息银、海防捐银、海军衙门“闲款”和海军军费正款等数项，颐和园重修工程仅挪用海军军费就高达数百万两（《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

　　据研究，北洋海军的七艘主力舰，定远、镇远、济远、来远、致远、靖远、经远的购置费为七百七十八万两。而在奕统领海军衙门的九年中，没有购置过一艘新舰（《慈禧大传》）。

　　慈禧、奕等人为满足自己私利，置海军建设于不顾，为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埋下了祸根。固然，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但仅仅在挪用海军军费这一项上，他们就难逃其咎。

　　慈禧在归政光绪之前，不遗余力地笼络自己的朝中势力，逐渐构建起后党作为自己的力量，这就使得王朝政治更加黑暗。

慈禧太后

第十八讲 曲折亲政
　　

　　同治十年，同治帝十三岁，慈禧以其“典学未成”为由，迟迟不肯归政；光绪十二年，光绪帝十三岁，慈禧又将以怎样的借口与形式阻挠光绪帝的亲政呢？

　　一

　　中法战争后的光绪十二年（1886），光绪帝已经十六岁。屡经蹉跎的他，不仅学已有成，而且在“批阅奏章，论断古今，剖决是非”（《光绪朝东华录》）等方面，也具备了一定的能力。时间在一天天地无情流逝着，可光绪帝的亲政与慈禧的归政却不见任何动静。养心殿里，每日无论是召见还是引见，光绪帝依然如泥塑的菩萨一样端坐在前，而慈禧依旧神采奕奕地垂帘于后，听政问政，发号施令。即使光绪帝偶尔对国家军国大事发表意见，也很难引起群臣的注意和重视。此时慈禧的威严仍像一道无形的枷锁，成长中的皇帝无论在治国的韬略上，还是在个人的心智上，都无法自由地发挥。慈禧正以她对权力极度的贪婪欲望，分分秒秒地挑战光绪帝渴望亲政的耐心。朝臣们无法预知这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老佛爷”还会有怎样的表演。光绪十二年六月十日（1886年7月11日），慈禧与光绪帝召见醇亲王奕等人，并发出一道懿旨：

　　“前因皇帝冲龄践阼，一切用人行政，王大臣等不能无所秉承，因准廷臣之请，垂帘听政。并谕自皇帝典学有成，即行亲政。十余年来，皇帝孜孜念典，德业日新，近来批阅奏章，论断古今，剖决是非，权衡允当。本日召见醇亲王及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等，谕以自本年冬至大祀圜丘为始，皇帝亲诣行礼。并著钦天监选择吉日，于明年举行亲政大典。”（《光绪朝东华录》）

　　在这份懿旨中，慈禧表达了三个观点：一是自己有言在先，待“皇帝典学有成，即行亲政”；二是皇帝现在典学有成，表现在“近来批阅奏章，论断古今，剖决是非，权衡允当”，已具备了亲政的条件，我应该践约了；三是确立了皇帝亲政的时间，从今年“冬至大祀圜丘为始，皇帝亲诣行礼”，明年即行亲政。

　　懿旨中前两个含义我们已经十分明白，但第三个含义或许就有些疑惑，为什么要把光绪帝的亲政放在冬至皇帝祭天这天作为开始？莫非冬至对于一国之君而言，还有什么特殊的标志性的意义吗？

　　《皇朝礼器图》中的天坛祭器“苍璧”古代帝王亲自参加的最重要的祭祀有三项：天地、社稷、宗庙。主要指的就是祭天地、祭社稷（社是指土地，稷是指五谷）、祭祖先；除此而外。还有其他一些祭祀活动。但在所有的祭祀活动中，最隆重莫过于祭天，表示“受命于天”的含义。帝王之术，惟在“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乃至理之言。上下五千年，历代帝王深谙此道。但在万千人中，何以自己偏是帝王之“种”？锦绣河山，何以能摄入自家囊中？必须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否则，这天下坐不得，性命也保不住，何谈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这等大事，马虎不得！可是，怎样的理由才能使芸芸众生坚信不移？于是，帝王们终于在虚无的“天意”里寻得了正名的依据。所谓“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成了帝王们神圣的政治谛理。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对“王”字是这样诠注的：“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实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孰能当？天子也。这天子上可通天、下则润物、中以治人，三位一体，以一代之。所以，就有了“奉天承运”的政由天启；就有了囊括四海、鞭笞六合的不世之伟烈；就有了“以民随君，以君随天”的君权天授的神圣。

　　那么，既然君权天授，皇帝祭天，以示敬意，实属正常。可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偏偏要选中冬至这一天祭天来完成亲政的大业呢？

　　从自然现象来看，冬至不过是北半球全年中白天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过了冬至，白天就会一天天变长。可古人对冬至的说法，却有着一些人文的含义：阴极之至，阳气始生，日南至，日短之至，日影长之至，故曰“冬至”。《汉书》中说：“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人们认为：过了冬至，白昼一天比一天长，阳气回升，是一个节气循环的开始，也是一个吉日，应该庆贺。《晋书》上记载有“魏晋冬至日受万国及百僚称贺……其仪亚于正旦”，说明古代对冬至日的重视。《周礼·大司乐》云：“冬至日祀天于地上之圜丘”，规定了祭天的地点。因此，冬至日祭天是祭祀中的大礼，选择这一天作为光绪帝亲政的开始有着极大的象征意义。

　　问题是慈禧归政的诚意到底有几分？

　　二

　　慈禧太后像慈禧的懿旨一经颁布，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满朝文武纷纷猜测，这真的是“老佛爷”的本意吗？醇亲王奕更是心事重重。那么，慈禧的本意究竟是什么呢？

　　慈禧此时归政的真正用意，历史没有明确记载。但今天回顾这段历史，验之于慈禧一生的所作所为，我们似乎可以对其真正用意做一个符合人性的推断：她并不情愿归政，但形格势禁，她又不得不做出归政的姿态来。

　　就慈禧个人而言，放弃权力就等于放弃生命。

　　慈禧是一个嗜权如命的女人，无论是在热河与八大臣进行殊死的斗争，还是屡次打压奕，还是立不到四岁的载湉继皇帝位等行为背后，自始至终无不贯穿着她对权力的追逐，她的生命是由权力铸成的，即使是对别人小到蚊虫叮咬般的分享权力的企图，她也会集聚所有的力量拼死反击，以维护自己权力的完整并证明权力的强大。光绪十二年，慈禧已掌握大清朝政二十五年，可这一年她还不足五十二岁。三十多年血雨腥风的宫廷斗争，慈禧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与游刃有余的驾驭能力；充沛的精力和过剩的生命力，使得正处于壮年的慈禧能够从容应付繁重的朝政而没有丝毫的倦怠和不适。她怎能甘愿放弃手中的权力，将其拱手让给“乳臭未干”的光绪帝。

　　然而，严峻的客观形势迫使她不得不摆出一副归政的姿态来。

　　已经成年的光绪帝，是慈禧无法回避的事实。第一，按照清朝祖制，光绪帝早已过了亲政的年龄；第二，光绪帝典学勤勉，成绩显著；第三，慈禧原本就有承诺：俟皇帝典学有成即刻归政。如果她继续把持权力，无视光绪帝的存在，于情于理都无法交代，势必陷入被动而不能自拔，这不是慈禧处世的原则和做事的方式。

　　可是，也存在这种可能：一旦慈禧发布归政的懿旨，众臣都同意，公然表示“皇太后圣明”，她将怎样应对？毫无疑问，慈禧一定预料到有这种可能。但三十余年的宫中历练，慈禧早已成为谙熟政治权术的老手，对于审时度势、欲擒故纵的政治谋略，她自然是驾轻就熟。慈禧已经更换了枢臣，她十分清楚，论治国的韬略与才干他们远逊于上届军机大臣们，然而论对自己的忠诚，她却深信不移。在国家与自己的利益之间，慈禧选择了牺牲国家的利益来满足一己之私欲。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正是自己需要他们发挥作用的时候。在这盘政治赌局中，她坚信：在她与光绪帝的政治天平上，这些亲信枢臣们一定会将政治的砝码加在自己的一边。所以，在摆出归政姿态的同时，她有控制局面发展的把握。

　　三

　　不出所料，懿旨发布的第三天，也就是六月十三日，请求皇太后收回成命的折子纷纷呈到了慈禧的手里，主旨只有一个，那就是希望皇太后继续掌权。其中，以军机处领班大臣礼王世铎为首的诸臣工奏折和醇亲王奕的奏折颇具代表性。

　　礼王世铎折中主张：伏请皇太后“训政数年，于明年皇上亲政后，仍每日召见臣工，披览奏章，俾皇上随时随事亲承指示”（《光绪朝东华录》）。皇帝虽然亲政了，但皇太后也要依然每日进行召见，继续批阅奏章，皇上无论有大事、小事都要随时请示。毫无疑问，这种主张就是要慈禧归政不归权，光绪帝即使亲政也不过是一个傀儡罢了。

　　醇亲王奕的折请就更加过分了，用翁同龢的评价来解释就是：“含意深远！”（《翁同龢日记》）“王大臣审时度势，合词吁恳皇太后训政。敬请体念时艰，俯允所请，俾皇帝有所禀承。日就月将，见闻密迩，俟及二旬，再议亲理庶务。……臣愚以为归政以后，必须永照现在规制，一切事件，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光绪朝东华录》）。按照醇亲王奕的主张，连皇帝现在亲政都不合适，即使要亲政也要等到二十岁，亲政后皇帝也务必按照现在的规制，每日请示，再做决断。

　　醇亲王奕如果说礼王世铎的主张代表了慈禧的亲信大臣们对慈禧的忠心的话，醇亲王奕就近乎于虚伪了，如此表白肯定不是奕的心里话。慈禧归政，对奕来说是一件高兴的事情，应该说他早就盼着自己的儿子能够亲政了。然而，他心里非常清楚：十二年前，慈禧之所以选择了自己的儿子继承皇位，无非是为了满足她继续控制权力的欲望。现在慈禧提出归政，只不过是掩人视听，做做样子，她绝不会轻易交出政权。为表忠心，也为避嫌疑，奕必须要向慈禧与众人传达一个信息：我永远不会以皇帝生父自居；我永远没有任何非分的妄想。

　　在这场政治赌局的轮盘中，每一个人都在固守自己利益的前提下掷下了自己的政治砝码。

　　对这样的结果，慈禧自是欣喜不已：事态正按照自己预定的轨道向前进展。就这样，一向独断专行的慈禧，此时却从谏如流，痛快地接受了醇亲王奕——皇帝生父的建议：即使确定了皇帝亲政，也要以皇太后绝对的权威为永远不变的原则。在这场政治游戏中，慈禧成为最大的赢家：既躲开自己迟迟不归政的舆论责难，又可以名正言顺地继续保持至高无上的尊严。大臣们再次进言以后，慈禧正式发布懿旨：“皇帝初亲大政，决疑定策，实不能不遇事提撕，期臻周妥。既据该王大臣等再三沥恳，何敢固守一己守经之义，致违天下公论之公也。勉允所请，于皇帝亲政后再行训政数年。”（《光绪朝东华录》）

　　就这样，慈禧以臣下屡次恳请作为前提，将训政的提议确定下来，此一结果虽然是慈禧的预设，但却落得个“不得已而为”的美名。我们不得不慨叹：慈禧将群臣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手段已近乎出神入化！

　　四

　　光绪皇帝朝服像为了使训政制度化，慈禧责成礼王世铎起草《训政细则》，经过一番筹划，终于在十月二十六日出笼。在这个《细则》中，除了祭祀、问安等礼仪依然按照垂帘听政的旧制实行，在施政上做了如下规定：

　　一、凡召见引见，皇太后升座训政，拟照礼臣会议，暂设纱屏为障；

　　一、中外臣工呈递皇太后、皇上安折，应请恭照现式预备，奏折亦恭照现式书写；

　　一、乡会试及各项考试题目向例恭候钦命者，拟请循照旧制，臣等进书恭候慈览，择定篇页，请皇上钦定题目，仍进呈慈览发下，毋庸奏请派员拟题……

　　一、内外臣工折奏应行批示者，拟照旧制均请朱笔批示，恭呈慈览发下……

　　我们清楚地看到，根据这个细则，光绪帝没有任何可以自行决定和独立施政的空间，他完全被置于慈禧的控制之下。

　　“恭候慈览”、“恭呈慈览发下”是这一训政体系的最实质的表现：(1)用人权由慈禧裁夺；

　　(2)处理日常事务必须考虑慈禧的意见；

　　(3)召见引见臣工依原仪；

　　(4)披览奏章只有经慈禧阅览后才能下发。

　　显而易见，由垂帘听政到训政，慈禧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名称罢了，而操控皇权的实质不仅没有任何改变，反而更加名正言顺。

　　首先，慈禧可以充分利用训政统治模式来搪塞视听、平息舆论。她可以向天下堂而皇之的表白：我已经归政光绪帝了，至于我继续为王朝操劳，那是群臣的恳请，不是我的本意。

　　其次，慈禧在制度上为自己确立了主宰的地位。

　　有了《训政细则》作为保障，慈禧可以放心大胆地为光绪帝举行亲政大典了。

　　光绪十三年的正月十五日（1887年2月7日），是大臣们按照慈禧的授意为光绪帝的亲政所择的大吉之日。虽然，光绪帝的亲政不过是一场掩人耳目的骗局，但这个仪式毕竟还在向世人昭示光绪帝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不仅存在，还在日益成长。

　　上午九点，十六岁的光绪帝头戴金冠，身着大黄龙袍，精神焕发地在太和殿接受百官的朝贺，并颁诏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