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大明脊梁张居正郦波（讲稿视频文字全集）

主讲简介：

   郦波（1972年－）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1972年4月17日出生，祖籍江苏省丹阳市，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专业博士，汉语言文学博士后（国内文牍学首个博士后）。

内容简介：

   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湖北荆州市沙市郊区)人，明嘉靖中叶进士。隆庆元年(1567年)入阁，万历元年(1573年)神宗即位，为内阁首辅，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最负盛名的改革家。中国历史上优秀的内阁首辅之一，明代伟大的政治家，张居正是明万历年间曾因厉行改革而彪炳史册的一位传奇人物。他涉政几十年,荣登首辅之位后，整饬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济世之才。革新税赋，推行“一条鞭法”，梳理财政。

   拯朱明王朝将倾之厦，以孤焰照亮王朝复苏之通途，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事时声势显赫,炙手可热，圣眷优渥,无与伦比，人称“救时宰相”，但隆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令后人敬仰。张居正一个锐意改革忠心辅佐的老师宰相，但却突然成为皇帝口中的罪人，甚至惨遭灭门抄家的噩运。

   万历皇帝，一个励精图治刻苦学习的学生皇帝。但最终竟然成为大明朝最为叛逆和懒惰的皇帝。李太后一个知书达理关切备至的皇帝家长，但却突然对儿子的种种疯狂举动不闻不问。太监冯保,一个勤勤恳恳不离左右的太监陪读，但却被发配故都南京，最终郁郁而死。究竟是怎样的幕后黑手策划了这一场历史悲剧？又是怎样的变故让本该美好的一切发生惊天大逆转？

   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郦波副教授与我们一同寻找历史留给我们的蛛丝马迹，破解四百年前发生在大明王朝的历史之谜。感悟一番改革宰相张居正的内心孤独，聆听一回那来自历史深处的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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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1-3 18:30 | 只看该作者

张居正（1525年－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汉族，明朝湖广江陵（今属湖北省荆州市）人，又称张江陵，谥号“文忠”。明代名臣，明朝中后期政治家、改革家，万历初期的内阁首辅，辅佐万历皇帝进行了“万历新政”，使原已垂危的大明王朝生命得以延续，具有重大的历史功绩。生于世宗嘉靖四年（1525年），自幼聪颖。十二岁投考生员，十六岁中举。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中进士，由庶吉士至翰林院编修。

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居正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上《陈六事疏》，声明自己关于改革时政的意见。经历了激烈的内阁斗争后，最终与高拱并为宰辅，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神宗万历初年，居正与宦官冯保合谋逐高拱（关于与冯保合谋逐高拱之事，近代有不少学者提出异议），代为首辅。当时神宗年幼，张居正得到当时摄政的神宗生母李太后的完全信任，一切军政大事均由他主持裁决，前后当国十年，实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措施，收到一定成效。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祖籍安徽凤阳。明太祖封先祖张关保到归州，为归州千户所。张居正曾祖庶出，无法承世袭官职，迁到湖广江陵。张居正生于公元1525年5月24日，卒于公元1582年6月20日。5岁入学，7岁能通六经大义，12岁考中了秀才，13岁时就参加了乡试，写了一篇非常漂亮的文章，只因湖广巡抚顾璘有意让张居正多磨练几年，才未中举。16岁中了举人，23岁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由编修官至侍讲学士领翰林事。隆庆元年（1567年）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后迁任内阁次辅，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隆庆六年，万历皇帝登基后代高拱为首辅。当时明神宗年幼，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张居正主持裁决。

前后当国10年，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收到一定成效。他清查地主隐瞒的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改变赋税制度，使明朝政府的财政状况有所改善；用名将戚继光、李成梁等练兵，加强北部边防，整饬边镇防务；用凌云翼、殷正茂等平定南方少数民族叛乱；严厉整肃朝廷上下。在张居正功成名就之时，他把矛头对准了曾给他带来巨大利益的阶层——文官集团。张居正除了推行一条鞭法，使得税收统一收钱不收物，节省了很多土地，更实行考成法，其具体实施方法类似于今天的考勤，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内阁首辅、太师、太傅、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卒，年五十八，死后赠上柱国，谥文忠。死后不久即被宦官张鲸及守旧官僚所攻讦，籍其家；至天启二年方恢复名誉。著有《张太岳集》、《书经直解》等。

家庭

爷爷

张镇(辽王府护卫)

奶奶

名字不详

父亲

张文明(秀才)

母亲

名字不详

本人

张居正(进士)

妻子

顾氏，王氏

长子

张敬修

二子

张嗣修

三子

张懋修

四子

张简修

五子

张允修

六子

张静修

万历新政

背景

自明中叶以来，土地兼并日盛，大量农民的生活每况愈下，以致流民日益增多；政府税赋收入不断减少而开支却不断增加，之前虽经徐阶、高拱等首辅部分改革，但仍不能扭转国家衰亡的趋势。
万历初年，由母亲李太后处理朝政，而张居正可说完全得到李太后的充分信任，而年幼的神宗对张居正更为信赖，故张居正能一心一意推行新政。

改革措施

政治上，实行考成法。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中心是解决官僚争权夺势、玩忽职守的腐败之风。他认为当时朝野泄沓成风，政以贿成，民不聊生，主要原因是“吏治不清”。他以“课吏职”即加强官吏考核为手段，“斥诸不职”，“省冗官”，淘汰并惩治了一批官员。在执行上，他“信赏罚”，“持法严”，使赏罚有准，不姑息。在他执政期间，“百官惕息”，“一切不敢饰非”，朝廷号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行政效力大大提高。如：黔国公沐朝弼屡次犯法，应当逮捕，但朝廷舆论认为此事很难办，张居正就改立沐朝弼的儿子袭爵，派飞马前去捆绑沐朝弼，沐朝弼没有反抗，被解到京师，张居正免他一死，将他幽禁在南京。再如，张居正因御史在外常常欺凌巡抚，决定压一压他们的气焰。只有他们有一件事稍不妥，马上加以责骂，又饬令他们的上司加以考查。又如，当时天下不太平已经很久了，盗贼群起，甚至抢劫官府库房，地方政府常常隐瞒这类事情不上报，张居正下令如有隐匿不报者，即使循良的官吏也必撤职，地方官再不敢掩饰真情，抓到强盗，当即斩首处决，并追捕他们的家属，盗贼因此衰败。

军事上，用戚继光镇蓟门(今河北迁西县西北)，李成梁镇辽东(今辽宁辽阳)，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敌台”三千多座，加强北方的防备。并在边疆实行互市政策，互市使马匹大增，减少了太仆寺需的种马，就叫老百姓折价交银，使太仆寺积蓄金四百余万。互市又使边疆在政治经济上保持稳定、正常，如封俺答(北方蒙古首领)为顺义王，在大同、宣府、甘肃等地立茶马互市，保持贸易往来，俺答长久没有来犯边关。

经济上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一)清查土地。他认为“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额顿减”，是“国匮民穷”的根源。在1578年(万历六年)，下令在全国进行土地的重新丈量，清查漏税的田产，到1580年(万历八年)，统计全国查实征粮土地达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弘治时期增加了近三百万顷。朝廷的赋税大大增加，所以说：“自正(正德)嘉(嘉靖)虚耗之后，至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

(二)改革赋税，实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是：

(1)以州县为基础，将所有赋税包括正税、附加税、贡品以及中央和地方需要的各种经费和全部徭役统一编派，“并为一条”，总为一项收入。过去田赋有夏粮、秋粮之分，征收上又有种种名目，非常繁烦，如今统一征收，使国家容易掌握，百姓明白易知，防止官吏从中贪污。

(2)关于徭役征派，过去有里甲、均徭、杂泛之分。里甲按户计征，不役者纳“门银”(户银)；均徭、杂泛按丁分派，应役方式又有力差(以身应服)、银差(纳银代役)之分。如今取消里甲之役，将应征的全部门银，同丁银合并一起。“丁银”的计算办法，是将力差的“工”(劳动)和“食”(服役期间全部生活费用)折算为银；如“银差”则按纳银数再加收少量“银耗”(碎银化铸银锭时的损耗)，然后全部役银以“丁”和“地”或(田粮)两大类因素统一考虑编派征收，即所谓“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自此，户不再是役的一种根据，丁的负担也部分转到“地”或“粮”中。

(3)赋、役之中，除国家必需的米麦丝绢仍交实物和丁银的一部分仍归人丁承担外，其余“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

(4)官府用役，一律“官为佥募”，雇人从役。过去由户丁承担的催税、解送田粮之差、伐薪、修路、搬运、厨役等一概免除。这一改革措施赋役折银征收，既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结果，又必然促进商品经济的繁荣。

结局

1582年(万历十年)张居正病逝。反对他的人开始反攻了（其中张四维最为激烈）。反对派把矛头对准了张居正的“一条鞭法”，神宗皇帝此时已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了，他要自己“乾纲独断”，于是下令取消“一条鞭法”。其实已把矛头指向了张居正。反对派们更加活跃了，辽王妃王氏上来奏疏，说张居正诬陷辽王，霸占王府(张居正在老家江陵城住的是获罪辽王的王府)，神宗终于给张居正加上了诬蔑亲藩，箝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等罪，下诏抄了张居正家，并把其子弟全发配到“烟瘴地面”、张居正长子自尽、在死前张居正长子发出了最后的控告：“请告知相公张凤盘辅佐圣明天子于亿万余年”。从此万历皇帝开始全面废除万历新政的政令，破坏新政的成果。

万历新政遭到彻底破坏。历史不应该避讳张居正那些自己的小算盘，自掌政后、张居正专人乘坐32人抬得轿子、还曾乘轿子回过一会荆州老家、而且自身收入非常多、明代的官员工资很低。这就是属于张居正自己的小算盘、历史总会公正的评论一个人的。世间已无张居正。万历在张居正离世之后对他的反攻倒算，一方面是自身权欲和贪欲的极端膨胀，张居正在为帝师其间，严格要求万历皇帝，告诫其不能奢侈。张居正去世后，有人告发他家财万贯，万历皇帝得知后自然是勃然大怒，自己自登基以来过的清苦寒酸，而张居正只是自己的臣子，却能如此奢华。于是万历立即派人查抄其家产，这也坚定了万历进一步消除张居正影响的决心。

另一方面也是张居正功高震主，万历以前曾酒后失态，被李太后责骂，并交给他《汉书》的一个部分《霍光传》。霍光与张居正类似，是汉朝的辅臣，曾经废立皇帝。李太后此举是为了暗示如果皇帝自身不修身自省，就会遭到如今权倾朝野的张居正的废黜。万历当时就吓出一身冷汗，从此几年的师生情谊基本算是断绝了，万历自此以后不再将张居正视为师友，而是敌人。所以，一旦机会到来，万历就会急不可耐的清算张居正。万历断送张居正改革的行为，实际上是为明王朝自掘坟墓。在张居正的“淫威”之下过了多年苦日子的官员自此开始肆无忌惮的贪污腐败、以权谋私。

意义

从历史大局看，张居正新政无疑是继商鞅、秦始皇以及隋唐之际革新之后直至近代前夜影响最为深远、最为成功的改革。张居正改革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他“起衰振隳”(《明通鉴》卷67)、力挽狂澜，奇迹般地在北疆化干戈为玉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为明王朝延续了几十年的寿命；还表现在一举扭转“神运鬼输，亦难为谋”的财政危机，弼成万历初年之治，为万历年间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更体现在对近代前夜国家统一与社会转型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一条鞭法是介于“两税法” 与摊丁入亩之间的赋役制度。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赋役制度的演变中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局限性

张居正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没办法改变明朝财税制度深层次的弊病。一方面，开国之初广泛的小自耕农经济在中叶以后便被不可遏止的地权集中浪潮所吞噬，土地集中导致了越来越多的流民，产生大量佃农，地主凭借土地垄断对佃农进行过度盘剥。另一方面，明初按地权分散状态设计的赋役制度日益失效，官府不断膨胀的财政需求和无法遏制的非法征敛成为民间社会的不堪承受的重负，晚明的财税改革已经无力医治这一深入制度骨髓的恶疾，国家机器的败坏已无法挽回。

生平故事

直上尽头竿

嘉靖四年(1525年)，当张居正在荆州府江陵县(今荆州市)的一位秀才的家里呱呱坠地的时候，其先祖的余荫对他早已不能关怀庇护，迎接他的只是曾祖父的一个白龟梦。梦中的月亮落在水瓮里，照得四周—片光明，然后一只白龟从水中悠悠地浮起来。曾祖父认定白龟就是这小曾孙，于是信口给他取了个乳名“白圭”，希望他来日能够光宗耀祖。

白圭的确聪颖过人，很小就成了荆州府远近闻名的神童。嘉靖十五年，十二岁的白圭报考生员，其机敏灵俐深得荆州知府李士翱的怜爱，他嘱咐小白圭要从小立大志，长大后尽忠报国，并替他改名为居正。这一年，居正补府学生。一年后，参加乡试，受到湖广巡抚顾璘的阻挠而落榜。但顾璘并非出自私心，而是希望对他多加磨砺，以成大器。三年后，才高气傲的张居正顺利通过乡试，成为一名少年举人。顾璘对他十分赏识，曾对别人说“此子将相才也”，并解下犀带赠予居正说：“希望你树立远大的抱负，做伊尹，做颜渊，不要只做—个少年成名的举人。”嘉靖二十六年，二十三岁的张居正中二甲第九名进士，授庶吉士。

庶吉士是一种见习官员，按例要在翰林院学习三年，期满后可赐编修。张居正入选庶吉士，教习中有内阁重臣徐阶。徐阶重视经邦济世的学问，在其引导下，张居正努力钻研朝章国故，为他日后走上政治舞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明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废丞相，设内阁，其职能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厅。首席内阁学士称首辅，张居正入翰林院学习的时候，内阁中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只有夏言、严嵩二人，二人争夺首辅职位，结果是夏言为首辅，然后被严嵩进谗接着被杀，严嵩为内阁首辅，张镇被听进严嵩谗言的辽王所杀。

对于内阁斗争，作为新科进士的张居正自然没发言权。但通过几年的冷眼观察，他对朝廷的政治腐败和边防废弛有了直观的认识。为此，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张居正以《论时政疏》(《张文忠公全集》卷一五)首陈“血气壅阏”之一病，继指“臃肿痿痹”之五病，系统阐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张。而这些自然没有引起明世宗和严嵩的重视。此后，在嘉靖朝除例行章奏以外，张居正没再上过一次奏疏。

嘉靖二十九年，张居正借口请假养病，离开京师来到故乡江陵。休假三年中，他开始游山玩水。在这三年中，张居正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从西子湖畔到武当之巅，处处留下了他的足迹。然而这一轮全国三年游不但没能舒缓他的心情，却使他发现了新的问题，他在《荆州府题名记》(《张文忠公全集》卷九)中说：“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这一切不禁使他侧然心动，责任感让他重返政坛。
嘉靖三十六年，张居正仍回翰林院供职。这时的他在苦闷思索中渐已成熟，在政治的风浪中，他模仿老师徐阶“内抱不群，外欲浑迹”，相机而动。嘉靖四十三年，居正进宫右春坊右渝德兼国子监司业，深谋远虑的徐阶荐居正为裕王朱载垕的侍讲侍读。逾德只是个虚衔，但由于裕王很可能继承皇位，侍裕邸讲读就不是等闲之职了。在裕邸期间，“王甚货之，邸中中宫亦无不善居正者”(《明史．张居正传》)。而国子监司业则掌握了很多将来可能进入官场的人，为张居正打开了人脉。打败高拱后，嘉靖四十五年，居正掌翰林院事。

这一年，世宗殁，裕王即位，是为明穆宗。张居正的机会来了。隆庆元年(1567年)，他以裕王旧臣的身份，放擢为吏部左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朝政。同年四月，又改任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这年张居正四十三岁。此时的他没有忘记自己十三岁写下的诗句“凤毛丛劲节，直上尽头竿”。此时，他终于在暗暗的较量中“直上尽头竿”了。

巩固国防

入阁以后的张居正并没有为个人的升迁而自鸣得意。这时的明王朝，内则土地兼并，流民四散，草译祸起，国家帑藏空虚，用度匮乏；外则北方鞑靼进兵中原，制造“庚戌之变”，南方土司争权夺利，尤其岑猛叛乱，“两江震骇”，东南倭寇骚扰沿海，民不聊生。面对这些，张居正无法轻松。

而更使张居正感到担心的还是内阁内部日益白热化的政治斗争。自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严嵩倒台后，徐阶继任首辅。他和张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遗诏，纠正了世宗时期的修斋建醮、大兴土木的弊端，为因冤案获罪的勤勉朝臣恢复宫职，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欢迎。但不久，隆庆二年(1568年)，七月，徐阶终因年迈多病，举筹失措而被迫归田。次年，徐阶的老对手高拱重回内阁兼掌吏部事，控制了内阁大权。高拱当政期间，起用了一批人才，仕路稍清。

张居正曾是高拱知己，后发生嫌隙。高拱又和权宦冯保不和。隆庆六年，穆宗病殁，年仅十多岁的神宗继位。高拱因自己口无遮拦触动太后神经，加之冯保扇鬼火，太后以“专政擅权”之罪令高拱回原籍。这样，张居正就成了首辅，从此独掌国家大权达十年之久。

平心而论，徐阶和高拱都是十分能干的首辅，他们为巩固明王朝的统治作了不少具体和局部的努力，然而终因缺乏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改革弊政的才干与气魄，到张居正继任首辅时，明王朝仍然是危机重重。张居正清醒地认识到，小修小补已无法挽救明朝的覆亡，只有进行大刀阔斧的全面改革，才能使国家真正走出困境。早在隆庆二年八月，他托《陈六事疏》(《张文忠公全集》卷三六)中，从省议论、振纪纲、重沼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饬吏治，富国强兵。他批评空作王霸之辩的人“不知王霸之辩、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而误认为“仁义之为王，富强之为霸”(《张文忠公全集》卷三一《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谈王霸之辩》)。明确地把解决国家“财用大匮”作为自己的治国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巩固国防，整顿吏治。

还在隆庆年间，入阁不久的张居正在首辅徐阶和内阁重臣高拱的支持下，主持了巩固边防的工作。

隆庆四年，鞑靼首领俺答汗进攻大同，计划称帝。居正闻悉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携妻比吉和乳母的丈夫阿力哥共十几人情求内附，大同巡抚方逢时和宣大总督王崇古决策受降。鉴于此事非同小可，张居正写信，要崇古立刻把详情“密示”于他。原来，俺答的第三个儿子死时遗一小孩即把汉那吉，把汉那吉长大娶妻比吉，后爱上姑母之女三娘子并再娶。然而，身为外祖父的俺答也爱上了三娘子意据为己有。于是祖孙之间为一个小女子心中结怨，演出失恋青年离家投汉的一幕。

张居正接到报告，再次写信给王崇古，要其妥善安排把汉那吉，并派人通报俺答：“中国之法，得虏酋若子孙首者，赏万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断汝孙之首以请赏，但彼慕义而来，又汝亲孙也，不忍杀之。”(《张文忠公全集》卷二二《答鉴川策俺答之始》)然后，指授方略，要祟古、逢时奏疏皇上纳降。朝中很多人极力反对，认为敌情叵测．果然俺答的骑兵如黑云压城至北方边境。祟古早在居正授意之下作好战事准备并以其孙要挟，俺答终于被迫妥协。居正顺水推舟应俺答之求，礼送把汉那吉回乡，俺答则把赵全等叛臣绑送明室。

把汉那吉穿着皇上官赐的大红丝袍回鞑靼帐幕。俺答见到非常感动，说以后不再侵犯大同，并决定请求封贡、互市，和明友好相处。

隆庆五年，穆宗在居正等人的力劝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并在沿边三镇开设马市，与鞑靼进行贸易。北部边防的巩固使张居正可以把注意转向国内问题。

整顿吏治

作为—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张居正对明王朝所面临的问题有深刻认识的。他认为当时国力匮乏和盗贼横行都是由于吏治不清造成的。官吏贪污，地主兼并，引起“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张文忠公全集》卷二六《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粮足民》)，加之皇帝的穷奢极欲，百姓因此才饥寒交迫，落草为寇。由于张居正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正确地把握了问题的实质和关键，这才使他的改革能够顺应历史的潮流，并受到广泛的欢迎。

基于上述看法，张居正决定从整顿吏治开始他的改革。万历元年(1573)十一月，张居正上疏实行“考成法”，明确职责。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对于要办的事，从内阁到六科，从六科都到衙门，层层考试，做到心中有数。改变了以往“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张文忠公全集》卷三八《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的拖拉现象。考成法的实行，提高了各级部门的办事效率，而且明确责任，赏罚分明，从而使朝廷发布的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明史．张居正传》)。

张居正整饬吏治的目的主要还是“富国强兵”，这条红线贯穿于他的改革之始终，实行考成法的最大收获也正在于此。

张居正在施行考成法时，将追收逋赋作为考成的标准。万历四年规定，地方官征赋试行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同年十二月，据户科给事中奏报，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级处分的，山东有十七名，河南二名；受革职处分的，山东二名，河南九名。这使惧于降罚的各级官员不敢懈怠，督责户主们把当年税粮完纳。由于改变了拖欠税粮的状况，使国库日益充裕。据万历五年户部统计全国的钱粮数目，岁入达435万余两，比隆庆时每岁所入(含折色、钱粮及盐课、赃赎事例等项银两在内)250余万两之数，增长了74%(《明通鉴》卷六七)。财政收支相抵，尚结余85万余两，扭转了长期财政亏虚的状况。正如万历九年四月张居正自己所说的：“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张文忠公全集》卷四五)可见，实行考成法虽是一种政治改革，但它对整顿田赋、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仅靠考成法增加的收入仍是有限的，仍远远不能满足王公贵族的无限挥霍。张居正认为人“古之理财者，汰浮溢而不骛入，节漏费而不开利源”。理财还是要以节用为主。他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几乎都在围绕这个中心进行。

比如他通过加强对官吏的考核，裁减冗员，节省朝廷的俸禄开支。据对“两京大小九卿及各属，有沉滥者裁之”，竞“汰冗员二三”。同样，张居正也通过各种途径削减朝廷的军费开支。一方面与鞑靼人修好，通贡互市，保持边境安定，减少战争费用，另一方面也大量削减抚赏开支。到万历二年，北边“三镇二岁之中，所费不过万余，而所省已百余万”。还通过减客兵，清粮糗的办法减少支出，“岁所省，儿得数十百万”。

同时，张居正还要求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勒紧裤带，和大家一道过紧日子。他不仅多次向神宗提出“节用爱民”，“以保国本”，而且在皇室的奢侈性花费上，也是锱铢必较，寸步不让。万历七年，神宗向户部索求十万金，以备光禄寺御膳之用，居正据理力争，上疏说，户部收支已经入不敷用，“目前支持已觉费力，脱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场意外之变，何以给之?”他要求神宗节省“一切无益之费”。结果，不仅免除了这十万两银子的开支，连宫中的上元节灯火、花灯费也被废止。在张居正的力争下，还停止重修慈庆、慈宁二宫及武英殿，停输钱内库供赏，节省服御费用，减苏松应天织造等，使封建统治者的奢侈消费现象有所收敛。甚至因为害怕浪费灯烛，将万历安排在晚上的课程改到了白天。纂修先皇实录，例得赐宴一次。张居正参加篆修穆宗实录，提出辞免赐宴。他说：“一宴之资，动之数百金，省此一事，亦未必非节财之道”他还请求将为明神宗日讲的时间放在早上，可以免晚上的灯火费用。

张居正在整顿吏治、厉行节约的过程中，不仅自己廉洁奉公，而且对家属也严格要求。儿子回江陵应试，他吩咐儿子自己雇车；父亲生日，他吩咐仆人带着寿礼，骑驴回里祝寿。万历八年，居正次弟张居敬病重，回乡调治，保定巡抚张卤例外发给“勘合”(使用驿站的证明书)，居正立即交还，并附信说要为朝廷执法，就不能以身作则。对于明王朝来说，张居正确实是难得的治国之才。他早在内阁混斗、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时候，写过一偈：“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他的确是做到了。

改善财政

作为一名杰出的理财家，张居正深知只顾节流尚不足以解决问题。而要彻底改善国家财政状况，还需要进一步开辟财源，增加收入。

但张居正反对通过“开利源”来理财，因为在他看来，“夫天地生财止有此数，设法巧取，不能增多”他早年曾较多接触下层人民，深深懂得安民养民后国富的道理，他指出：“窃闻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那么，如何才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呢?当时明王朝的庞大机器都由田赋支撑，而田赋收入因土地兼并和负担不均而很难增加。为此，张居正提出惩办贪污，清理欠赋和清查田亩等三项措施，其中尤以清查田亩声势浩大。

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以福建为试点，清丈田地，结果“闽人以为便”。于是在万历八年，张居正上疏并获准在全国陆续展开清丈土地，并在此基础上重绘鱼鳞图册。

全国大部分地区根据户部颁布的《清丈条例》对田地进行了认真的清丈，但也有一些地方官吏缩短弓步，溢额求功。如浙江海盐“水涯草堑，尽出虚弓，古冢荒塍，悉从实税。至于田连阡陌者，力足行贿，智足营奸，移东就西，假此托彼。甚则有未尝加弓之田，而图扇人役积尺积寸，皆营私窖。遂使数亩之家，出愈增而田愈窄焉。”然而由于大部分州县清丈彻底，革豪右隐占，额田大有增加。万历八年，全国田地为7013976顷，比隆庆五年(1571年)增加了2336026顷。随着额田的增加，加之打击贵族、缙绅地主隐田漏税，明朝田赋收入大为增加。尽管张居正清丈田亩、平均赋税的做法被海瑞等人认为是下策，并不能真正解决民间赋税不均的问题。但从理财的角度看，清丈田亩对于朝廷比较全面准确地掌握全国的额田，增加财政收入起了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为不久推行“一条鞭法”的赋税改革创造了条件。

张居正很清楚，仅靠清丈田亩还远远不能彻底改变赋役不均和胥吏盘剥问题，不进一步改革赋税制度就无法保证中央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将会有更多的贫民倾家荡产，不利于社会的安定。赋役改革是一个十分棘手的事情，一旦过多触犯权宦土豪的利益，弄不好就会引起强烈的反对，使自己的所有心血前功尽弃。

当时，不少地区已在试行适应该地区的赋役改革方案，如应天府(今江苏南京)的“里甲银”，浙江、广东的“均平银”，福建的“纲银”，还有江南的“十段锦”，以及有些地区的“一条鞭法”等。

一条鞭法最早于嘉靖十年(1531年)二月，由南赣都御史陶谐在江西实行，取得了成绩。当时御史姚仁中曾上疏说：“顷行一条鞭法。……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则徭役公平，而无不均之叹矣。”此后姚宗沐在江西，潘季驯在广东，庞尚鹏在浙江，海瑞在应天，王圻在山东曹县也都实行过一条鞭法。海瑞在应天府的江宁、上元两县“行一条鞭法，从此役无偏累，人始知有种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买田，乡间贫民始不肯轻弃其田矣”，做到了“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

万历五年，山东东阿知县白栋推行一条鞭法，全县钱粮均按地丁起科。但由于这种做法触犯了官绅的利益，他们便制造浮言，户科部给事中光懋说：“至嘉靖末年，创立条鞭，不分人户贫富，一例摊派；……然其法在江南犹有称其便者，而最不便于江北。如近日东阿知县白栋行之山东，人心惊惶，欲弃地产以避之。请敕有司，赋仍三等，差由户丁，并将白栋纪过劣处。”幸亏张居正及时派人前往东阿巡察，才知道光懋歪曲事实。于是张居正拟旨答复：“法贵宜民，何分南北?各抚按悉心计议，因地所宜，听从民便，不许一例强行。白栋照旧策励供职。”又致书支持白栋的左都御史李世达：“条鞭之法，近旨已尽事理，其中言不便十之一二耳。法当宜民，政以人举。民苟宜之，何分南北。”

赋税改革

张居正认为一条鞭法不仅不应反对，而且可以“不分南北”，在全国普遍推广。万历九年，他终于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

—条鞭法是中国田赋制度史上继唐代两税法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后来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一条鞭法的运用和发展。
一条鞭法的施行，改变了当时极端混乱、严重不均的赋役制度。它减轻了农民的不合理赋役负担，限制了胥吏的舞弊，特别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一条鞭法所实行的赋役没有征收总额的规定，给胥吏横征暴敛留下了可乘之机，这是它的主要不足。

张居正的理财并不限于一味地为朝廷公室谋利，而且也十分重视人民的实际生活。他通过多种渠道设法减轻人民的赋役负担，有时还直接提出减免人民的税负。万历十年，随着清丈田亩工作的完成和一条鞭法的推行，明朝的财政状况有了进一步的好转。这时太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太仓的存粮也可支十年之用。这年二月，张居正上疏请求免除自隆庆元年(1567年)至万历七年(1579年)间各省积欠钱粮。另外，张居正还反对传统的“重农轻商”观念，认为应该农商并重，并提出“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主张。因此也反对随意增加商税，侵犯商人利益。这些做法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缓和了一触即发的阶级矛盾，对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劳瘁而死

张居正于国事日以继日地奔忙，连十九年未得见面的老父文明去世，按照祖制，朝廷官员的父母过世，必须回到祖籍守制二十七个月，到期后可以回朝为官。张居正的改革才刚刚进入佳境，要是自己走掉，一大摊子事情就没人管了，而且回来后要给别人打下手了，所以张居正选择了唯一的选择，夺情（指事物太急，绝对不能走，皇帝批准，可以留下）。

万历八年，神宗皇帝已年满18岁了。这个青年帝王以他的早熟和敏感，不会不曾意识到张居正威权震主的压力，也不能不想一逞早日亲操政柄的威风。但是，面对如此广袤的国土，如此纷繁的政务，要他独力驾驭，也殊非易事。总之，他还得依靠这位“元辅张先生”。

这九年中，张居正力肩重任，勉力支撑，已经积劳成疾。他不过才五十多岁的年纪，给人的印象就已经是未老先衰之态：形神疲惫，气血壅塞，须发花白，精神委顿……再说，作为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如何不知道故乡民谚“当家三年狗都嫌”的道理？于是在当年的三月，张居正正式向神宗提出了“乞休”的请求：“伏望皇上，特出睿断，亲综万几，博简忠贤，俾参化理，赐臣骸骨生还故乡。”这话说得无比苍凉，他不过是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平平静静地退休，再去看一看荆州的田园美景、重履“乐志园”那竹林曲径、重归钟山堂去温习“谢家庭树依然在，为报新枝已满林”的旧作！

可是，神宗皇帝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他毫不犹豫地下旨婉言慰留，并恩赐“白金麒绣御膳坐蟒”等贵重器物，以达诚意。这“坐蟒”就是袍服正襟用金丝彩绣蟠蟒图案，因龙、蛇同源，坐蟒袍服一向唯有王公贵戚才可着装，这种恩赐，对张居正不啻是一种极大的褒奖。

两天后，张居正再次上疏乞休，除了重申自己“惴惴之心，无一日不临于渊谷”的苦楚和难处之外，同时还以良好的意愿提出一个善后方案：我此次求去，只是请假休息，并不敢以辞职而“决计长往”；国家或有大事，皇上一旦召唤到我，本人一定“朝闻命而夕就道”，就是拚上性命也不敢推辞。

这时，张居正的心绪十分复杂：尽管他热衷于贪恋权位，而且也希望将自己所开创的新政推行到底；但是，面对已经成年的皇上，他不得不作深长计议，以免“驽力免于中蹶”。他深深知道，宦海险恶，前途莫测，中途翻车的后果是相当可怕的。比如他所熟知的前内阁首辅严嵩，倒台之后就不是人过的日子，也就是后来的学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所说：“严分宜败后，乃子世蕃从粤东之雷州戍所私归，偕其密友罗小华（龙文）游乐于家园，广募壮士，以卫金穴，物情甚骇。其舍人子，更多不法，民不能堪，诉之有司，不敢逮治。袁州推官郑谏臣者，稍为申理，辄罗其诟詈，且有入奏之语。郑乃与上巡江御史林润谋，直以闻之朝，谓世蕃招集劲勇，图不轨，且与龙文日夜诅上。时，世宗方在齐宫祈长年，见疏大怒，直批就著林润拿来京。”

沈德符的祖父当时是巡江御史林润手下的仪郎，所以对这一事件的细节了解得十分清楚：明世宗的圣旨下达后，林润星夜出发，当即统兵赶往南方，要去雷州戍所缉拿严世蕃。这时，严家还蒙在鼓里，而世蕃之子严绍庭尚在锦衣卫任职，得到警报之后，即至雷州报信。后来，林润的追兵还是抓住世蕃父子，“都用叛臣法，与龙文俱死西市”。

伴君如伴虎，张居正知道，这些皇上都是些翻脸不认人的独裁者，严嵩在内阁21年，多少年间一直小心翼翼地侍奉着世宗皇帝；即使说他罪大恶极，那也有世宗的一份。可皇上一但认为此人成了绊脚石，先杀掉他的儿、孙，再把年逾耄耋的严嵩放归故里，所以严嵩回家不到两年便郁郁而亡。政坛的凶险到了这一步，他不能不及早自谋退路，希望能保全自己及其家族。

从某种意义上看，张居正这种“乞休”之举，既是一种政治姿态，也是一种自我保全的策略——如不早日辞去，恐将使王事不终，前功尽弃。

本来万历已经同意，但由于李太后要强留张居正等原因，张居正最终留了下来，不辞劳苦地一干又是两年。

人亡政息

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新历7月9日），张居正病逝，撒手人寰。死后，神宗为之辍朝，赠上柱国，谥“文忠”。他带着平生的抱负埋入了江陵的墓地。

张居正一切的改革着已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因而不得不在某些方面损害一些官僚、大地主的利益。他死后，有些人就开始了肆意的报复和攻击。而神宗呢? 居正在位时，他不是一直尊其为师吗？那是出于需要与无奈。他早已耿耿于居正的震主之威。据传，一日万历读书，念到“色勃如也”时，误将“勃”读成了“背”。突然听见身边一声大吼：“这个字应该读‘勃’！”居正这一声大吼，让万历真的有些“勃如”了。而最终让万历恨上张居正的是另外一件事。万历年间，张居正当政，所有文件都是由内阁批阅，万历年幼，总想给自己找点事干，但一拿起奏疏，都是张首辅批阅好了的，所有事情照着办就行。神宗十八岁时，曾经醉酒调戏宫女。冯保向太后告状。太后愤怒之余，差点废掉神宗帝位。太后命张居正上疏切谏，并替皇帝起草“罪己诏”，又罚他在慈宁宫罚跪六个小时，皇帝因此对冯保、张居正怀恨在心。

张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神宗的大权，这是张居正效国的需要，但他的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在权力上，居正和神宗成为对立面。张居正的效忠国事，独握大权，在神宗的心里便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这是帝王的逻辑。

张居正逝世后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弹劾潘晟，神宗命潘致仕。潘晟乃张居正生前所荐，他的下台，标明了张居正的失宠。

不久，言官把矛头指向张居正。神宗于是下令抄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而且张居正也险遭鞭尸。家属饿死的饿死，流放的流放，后万历在舆论的压力下中止进一步的迫害。一代能相之家落得如此下场。

人亡而政息，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整个神宗一朝，没有人敢为居正呼冤。

直到天启二年(1622年)，垂危的明朝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张居正，予以复官复荫。

历史评价

文献

《明神宗实录》：“性沉深机警，多智数。及赞政，毅然有独任之志。受顾命于主少国疑之际，遂居首辅，手揽大政，劝上力守（行）祖宗法度，上亦悉心听纳。十年内海寓（内）肃清，四夷詟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幸，严考成，综（核）名实，清邮传，核地亩，询经济之才也。惜其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钳制言官，倚信佞，方其怙宠夺情时，本根已断矣。威权震主，祸萌骖乘。何怪乎身死未几，而戮辱随之。”

《明史》：“张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而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卒致祸发身后。《书》曰“臣罔以宠利居成功”，可弗戒哉！”

《明史纪事本末》：“以居正之为相也，进《四书经解》而圣学修明，进《皇陵碑》、《帝鉴图》而治具克举，请词林入直而清燕无荒，请宫费裁省而国用以裕，任曾省吾、刘显而都蛮悉平，用李成梁、戚继光而边陲坐拓，厥罪虽彰，功亦不泯焉然。予以居正救时似姚崇，偏激则似赵普，专政似霍光，刚鸷则类安石。假令天假之年，长辔获骋，则吏道杂而多端，治术疵而不醇。斯岂贞观之房、杜，而元佑之司马乎？更可异者，自居正以钱谷为考成，而神宗中叶大启矿税。居正以名法为科条，而神宗末造丛脞万几。呜呼！手实之祸，萌自催科，申、商之后，流为清静，则犹居正之贻患也。”

《江陵救时之相论》：“江陵官翰苑日，即已志在公辅，户口阨塞，山川形势，人民强弱，一一条列，一旦柄国，辅十龄天子，措意边防，绸谬牖户。故能奠安中夏，垂及十年，至江陵殁，盖犹享其馀威，以固吾幸者，又十年也。”

名人

海瑞：“工于谋国，拙于谋身。”

王世贞：“器满而骄，群小激之，虎负不可下，鱼烂不复顾。”

郭正域：“嘉隆之际，相臣任天下之重，行谊刚方，事业光显者，无如新郑高公。而先后处两才相之间，先为云间，后为江陵。云间善藏其用，笼天下豪杰为之羽翼，故唯唯于履尾之时，而扬扬于攀髯之际，善因时耳。彼方墨墨，此则蹇蹇，宜不合也。江陵负豪杰之才，其整齐操纵，大略用高公之学，而莫利居先。”

马之骏：“隆、万间所称最名相二：曰高新郑公文襄，张江陵公文忠。两公钟异姿，膺殊宠，履鼎贵之位，竖震世之勋，皆大略相埒。第不幸而以相倾之材，处相轧之势。以故袒文襄，则绌文忠；袒文忠，则绌文襄。然有识者恒致叹两贤之厄，何渠不涣枘凿，而埙篪之要，皆豪杰之致也。”

邹元彪：“功在社稷，过在身家。”

李腾芳：“新郑、江陵两公皆负不世出之才，绝人之识。本以忠诚不二之心，遭时遇主，欲尽破世人悠悠之习，而措天下于至治。其所就虽皆不克终，然其所设施，亦已不可泯矣。”

邹元标：“江陵功在社稷，过在身家，国尔之议，死而后已。谓之社稷臣，奚愧焉！”

李贽：“古今宰相之杰”。

朱由检：“思陵之季，抚髀思江陵，而后知：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之相一也。”

瞿式耜：“江陵相业故非常，身后凄凉行路伤。谁料有孙绳祖武，还能为国死封疆？当年朝局何须问？四代君恩不可忘。报答此时惟有命，精灵常在毅宗旁。”

袁中道：“张居正少时，留心禅学，见《华严经》不惜头目脑髓，以为世界众生，乃是大菩萨行。故其立朝，于称几毁誉俱所不计，一切福国利民之事，挺然为之。”

王思任：“昔江陵为翰编时，逢盐吏、关使、屯马使，各按差使还朝，即携一壶一榼，强投夜教，密询利害厄塞，因革损益，贪廉通阻之故。归寓，篝灯细记。留心如此，容易造到江陵。”

爱新觉罗·福临：“彼时主少国疑，使君不朝纲独握，则道旁筑室，谁秉其成？亦未可以揽权罪居正。”

纪昀：“神宗初年，居正独持国柄，后毁誉不一，迄无定评。要其振作有为之功，与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相掩。”

魏源：“高拱、张居正、王崇古，张驰驾驭，因势推移，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仁人利溥，民到今受其赐。”

梁启超：“明代唯一的大政治家。”

熊十力：“汉以后二千余年人物，真有公诚之心，刚大之气，而其前识识远见，灼然於国覆种奴之祸，已深伏於举世昏偷，苟安无事之日。毅然以一身担当天下安危，任劳任怨，不疑不布，卒能扶危定倾，克成本原者，余考之前史，江陵一人而已。”

潘博：“汉唐以来，以功业炳史册者夥矣。至若意量广远，气充识定，志以天下为己任而才又能副其志者，则惟明张江陵一人而已。方明隆万之际，明之政已驰矣。自世宗西内静摄，君荒于上，臣纵於下，将嬉于边，士嚣于庠。纪纲万事，群堕于冥昧之中之中。而瓦解土崩之祸，将隐中于晏安无事之日。自非有雷霆之力不足以集上下涣散之孰，非有整齐严厉之法不足以其积久疲顽之习。江陵知其然也，慨然出其身以任之。奋乾刚，行独断，宫府内外，一听于己。赏罚予夺，悉决于心。不以逼上为嫌，不以死权为讳，推其意岂不以为大丈夫。亦即乘时遇主，得行其志矣。则天下之责当于我任之，任之而当，虽挟无上之威权而不疑，任之而不当，虽蒙莫大之戮辱而不悔。夫岂特无保爵位顾妻子之心即邀名誉之心而亦无之。所患者，吾志不行，事功不立，而至于众谤于生前，奇祸发于身后，则已于任事之初，逆睹而熟计之矣。呜呼，世之君子，欲立非常之功，则莫务为一切之计，莫徇众人之论，当机而立断，独立而不惧。”

龚鹏程：“刚騺忮、玩弄权术、排挤异己是张居正的致命伤。这是他性格上的弱点，故人人都承认他的政绩，却人人不喜欢他。 ”

黎东方：“以施政的成绩而论，他不仅是明朝的唯一大政治家，也是汉朝议来所少有的。诸葛亮和王安石二人，勉强可以与他相比。诸葛亮的处境比他苦，不曾有机会施展其经纶于全中国。王安石富于理想，而拙于实行，有本事获得宋神宗的信任，而没有才干综核僚佐与地方官的名实。”

当年明月：“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生活奢侈，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

陈泽敏：“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即使是现在又有多少人能够懂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