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骑绝尘

四、难以成功的事

　　我们无妨再来比较一下海瑞和张居正。
　　张居正和海瑞是不同的人。张居正懂政治，且能力极强；海瑞却不懂政治，还有些意气用事。按说张居正是不该倒霉的。他之所以倒霉，就在于他不仅想做官，还想做事，希望对帝国有贡献，这倒是和海瑞相同的。可惜帝国并不需要有人做事。它只想在普遍贫穷的低水平低标准前提下维持所谓长治久安。所以任何想做点事的人在它那里都讨不到好，混日子的则官运亨通。不过，张居正自己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道德水平与海瑞不可同日而语。海瑞表里如一，始终如一，张居正则口是心非、言行不一。这虽不是他死后遭到清算的根本原因，却是其直接原因。
　　万历小皇帝对张居正本来是极尊重且畏惧的。原因之一，就因为张居正是他心目中道德的楷模。中国古代教育，最重要的是德育。为帝王之师，就更要将德育放在压倒一切的高度。我们帝国是靠道德与礼仪来治理的。如果皇帝本人不能做到有德有礼，则奈天下苍生百姓何？所以张先生对小皇帝的德育抓得极紧，反复告诉他一个为人君者，必须仁爱、宽和、节俭、勤勉，不能随心所欲，也不能玩物丧志。
　　然而张居正自己又怎样呢？揭发者报告皇帝：他的起居十分排场，生活也极为奢靡。几年以前，小皇帝听说张先生要改建住宅，考虑到老师的官俸不高，曾给了一千两银子做资助，没想到这次装修实际耗银一万两，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何况他这豪华的住宅里还堆满了珠宝和字画，蓄养了许多绝色的美女，这些东西和人又是从哪里来的？小皇帝还被告知：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张居正回乡葬父时，坐的是三十二人抬的轿子，内分卧室和餐厅，还有小童两名伺候。沿途的接待，也耗费惊人。每餐饭要上一百道菜，张居正居然还说没有地方下筷子。至于平时其他种种声色犬马的享受，就算不上什么了。
　　这一状告得极准。万历的愤怒立即被激发起来。年轻的皇帝想起了许多往事：在张居正当国的这十年里，他虽然号称天子，富有四海，实际上却穷得一文不名。有时想拿几个小钱赏赐宫女，都只能打白条，同几百年后中国最基层的乡镇干部一样。有一次他不过只是和几个小太监做了游戏，让两个宫女唱了小曲(实际没唱)，就差一点被废掉，而代之以皇弟潞王。为了表示对母亲的孝敬，他想装修一下太后的宫室，也被张居正阻止，还讲了一大套爱民惜物的道理。然而这个道貌岸然的张居正，却在限制皇帝私欲的同时膨胀自己的私欲，而且占尽了便宜。仅此一项，就该千刀万剐!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海瑞的复出，无疑有着特殊的意义。
　　万历和申时行对海瑞的再次出山，肯定有所希冀。因为实在地讲，全国上下，像海瑞这样真正清廉的官员，恐怕真的没有几个了。因此他们希望海瑞能够成为一个榜样，一个楷模，至少能成为一个象征，一个点缀。关于这一点，申时行似乎很清醒。他给海瑞写信说：“维公祖久居山林，于圣朝为阙典。”这意思很明显：老兄一直住在乡下，对朝廷和官场的情况并不甚了然。不过既然是政治清明的圣朝，也不能没有老兄这样的清官。潜台词其实也很清楚：做做摆设就好，别惹什么事了!
　　海瑞对自己的第三次复职也曾有过忧虑。他反复问自己：我出来以后，能做什么，该做什么呢？难道像汉朝的魏恒那样，说些“宫女千数，其可损乎；厩马万匹，其可减乎”之类无关痛痒的话么？多年的阅历，使他对前景已不存乐观。
　　然而海瑞毕竟是海瑞。尽管不抱太大的希望，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刮起了廉政旋风。除采取种种廉政措施外，他又一次把矛头指向了皇帝。他给万历写信说：如果各省的巡抚都贪污，那贪污还禁得了吗？如果中央各部都勒索，勒索还止得住吗？如果天子脚下的是非对错都辨不明白，反腐倡廉还有希望吗？在这封奏折里，他还提出廉政要从皇帝做起，比如宫内该不该有那么多怨女(指宫女)和旷夫(指太监)。当然，他也没有放过那些贪官污吏。他提出，本朝开国年间之所以比较清廉，就因为用了重刑，贪赃枉法受贿八十贯，就要剥皮实草。如今要想真的肃清贪墨，也非用重典不可。
　　这封惹是生非的奏折再次掀起了轩然大波，弹劾海瑞的奏折也再一次纷纷飞到御前。只不过这一回的攻击有了新花样：指斥海瑞是伪君子。
　　表里一致、言行一致的道德楷模海瑞，居然被指控为伪君子，这本身就是一件具有戏剧性的事情。同时它也说明，当时的道德已堕落到何种地步。
　　幸亏海瑞行得正站得直，一身正气无懈可击，万历皇帝也还不算十分糊涂。在攻击者和捍卫者争辩了一段时间后，万历表态说：“海瑞屡行荐举，故特旨简用。近日条陈重刑之说，有乖政体，且指切朕躬，词多迂戆，朕已优容。”至于海瑞的工作安排，他也同意吏部的意见：职务应予保留，但不应有所职司。万历批示说：海瑞“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合令本官照旧供职”。这就十分荒唐滑稽了：有着高风亮节的人只能“镇雅俗、励颓风”(说白了就是做摆设)，而不能“当局任事”，岂非反过来说只有道德败坏、作风不正的人才能担此重任？看来，皇帝陛下本人对所谓“以德治国”，也已经丧失了信心。
　　海瑞看到皇帝陛下的朱批，一定是伤心至极。因为这不但意味着他本人已成为帝国的摆设，就连纲常伦理、仁义道德这些从前被当作立国之本的东西，也被看作了帝国的摆设。于是他一连七次向皇上递交了辞呈，但每次都为御批所不准。这就等于不死不活地把他晾在那里了。哀莫大于心死，何况海瑞此时已是七旬老人。没过多久，他就郁郁寡欢地死在任上。
　　其实海瑞用不着那么伤心。因为他要做的，原本就是难以成就的事。海瑞对此，应该说多少有点感觉。早在十六年前辞去官职时，他就说过：“这等世界做得成甚事业!”既然如此，做他作甚!
　　海瑞，公元1515年生，1587年卒。
　　海瑞去世后，南京人民奔走相告，如丧考妣。出丧那天，不少店铺自动停止营业以示哀悼。许多与海瑞素不相识、非亲非故的普通民众也纷纷前往参加送葬。送葬的人们白衣白冠，哀声不绝于道，延绵逶迤的队伍竟长达一百多里。
　　看来，海瑞是终究得以作为清官和硬汉而名垂史册了。但这并不是他的初衷。他的本愿，是要清除腐败，重振道德。然而腐败滋生、道德堕落的根源既在制度，便是一万个海瑞也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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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无法医治之国

　　其实，对于海瑞的政绩，许多人都不否认。
　　海瑞被免去应天巡抚之后，继任人是朱大器。高拱和张居正都给朱大器写了信，也都谈到如何看待海瑞政策的问题。高拱和张居正虽然是政敌，也都主张罢免海瑞，但对海瑞的评价都很高，也相当一致。第一，他们都认为对海瑞不可全盘否定，高拱甚至开宗明义就说：“海君所行，谓其尽善，非也；谓其尽不善，亦非也。”第二，他们都认为海瑞的目的是“除弊”而动机是“为民”，只不过做法不妥。张居正甚至用替海瑞辩解的口气说，“其施为虽若过当，而心则出于为民”，总之动机和出发点是好的。第三，他们都认为海瑞的政策只需调整不可推翻。张居正说得比较客气，说：“霜雪之后，稍加和煦，人即怀春，不必尽变其法，以徇人也。”高拱则说得斩钉截铁：“若于其过激不近人情处不加调停，固不可；若并其痛积弊、为民做主处悉去之，则尤不可矣。”这“尤不可”的一个“尤”字，说明高拱对海瑞的肯定要超过否定，甚至宁肯不否定海瑞的不足之处，也不能否定海瑞扫除积弊、为民做主的大方向。
　　看来，高拱和张居正这两个人，还不能算是什么坏人，更不是庸才。他们的头脑都很清楚，度量也不算小。他们并不因为讨厌海瑞这个人，就否定他的人品人格和他的正确方向，也不因海瑞已经罢官，就落井下石，穷追不放，非把他说得一无是处不可。两位阁老，真有些“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味道。相比之下，海瑞的骂倒一切，倒显得有些小家子气。
　　高拱、张居正他们与海瑞的分歧，主要在方式方法上。高拱认为他“过激”，张居正认为他“过当”，海瑞自己则觉得还不够。他曾对人既忧虑又愤懑地说：现在医国的，只有一味药：甘草。现在处世的，也只有两个字：乡愿!乡愿也叫乡原，孟子下的定义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人尧舜之道。”可见乡愿就是虚伪、敷衍，四处讨好，八面玲珑，不讲原则，表面上廉洁自律，实际上同流合污。这样的人，开出的医国药方，当然只是甜津津的甘草，治不了病，也治不死人。海瑞却认为应该下猛药。他给嘉靖皇帝上的奏折，就是他下的猛药，药引子则是他自己的生命。他希望这味药能使皇上猛醒，能使帝国振作。可惜，那位皇帝从身体到思想都已病入膏肓，终于一命呜呼。难怪海瑞听到消息要号啕大哭了。他既是哭这位死去的皇帝，也是哭自己失效的药方。
　　现在，海瑞好不容易才有了一个医国的机会，自然不肯放过。因此他一到应天巡抚任上，便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甚至不怕矫枉过正。本来，徐阶的田一退，他便应该见好就收。因为此事已经产生了影响，大地主沈恺等人见海瑞对徐阶都毫不通融，也只好主动地把侵夺的民田退了出去。这时，诚如黄仁宇先生所言：如果海瑞“采取惩一警百的方式，把徐家或其他几家有代表性的案件广事宣传，以使藉富欺贫者知所戒惧”，那么，“他也许会在一种外张内弛的气氛中取得成功”。然而海瑞似乎并不懂得“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的道理，他的工作热情不但没有稍减，反因初战告捷而倍增。他不满足于坐在巡抚衙门接受投诉(前面提到，这种投诉已达每月七八千件之多)，还要亲临府县听取诉讼，一一过问，一一审理，一发而不可收拾，斗争的弦也就越绷越紧。
　　这样一种工作热情也是海瑞所独有的。他本来就是工作狂，下车伊始，又发现要做的事千头万绪，真可谓百废待兴。海瑞深知，像他这样既非进士出身又没有后台老板的人，能官任封疆，是特例中的特例，唯有拼命工作，才能报答国家，不负皇恩。何况，这时他已经五十好几，能做事的时间已不太多，亦所谓“时乎不待”。因此他有一种紧迫感，很有些韩愈当年“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味道。另外，他心里也有数：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也没有不下台的官，他海瑞就更是如此，只能在任一天就猛干一天，能做多少事就做多少事，为了加快吴淞江治水工程的进度，他把行署设在工地，并斩杀了三个监工不力的吏员，把他们的尸体用席子卷起埋在行署厅前。结果，工程进展迅速异常。一个本想阻拦、陷害海瑞的巡按御史还没来得及下手，工程便已完成，那个巡按也只好徒唤奈何，叹息说“万世功被他成了”。当然海瑞也让人挖出了厅前的尸体，却是三只肥猪，而那三个吏员则被海瑞转移藏匿在别处。
　　一项水利工程或许可以这样加紧进行，政治工程可就没有那么简单。现在看来，海瑞当时的处置可能是简单了点。他受理的案件如此之多，事实上也不可能不简单。可是他涉及到的问题，却又十分复杂：丈量土地，清退农田，平反冤狱，整顿治安，兴修水利，遣散募兵，刷新吏治，考核官员，以及推行“一条鞭法”(一种新的赋税制度)等，哪一件不是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然而海瑞的力量却很单薄，既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款，又没有得力的专门机构，仅凭一股政治热情，外加对善与恶的道德直觉，就希望快刀斩乱麻，在一个早上把百年积弊清除殆尽，其不能成功也自不待言。
　　对海瑞的弹劾几乎与海瑞在应天的改革同步进行，而且同样出手极重，攻势凌厉。给事中戴凤翔甚至危言耸听地说，在海瑞的治下，佃户不敢向业主缴租，借方不敢向贷方还债，民间流传的说法是“种肥田不如告瘦状”。如果不是因为海瑞自己清廉到无可挑剔，他一定会被描述成周兴、来俊臣那样的酷吏。内阁也深为海瑞的做法忧虑。他们想起一个医生，这个医生曾给病人猛吃巴豆，还振振有辞地讲什么医书上说“巴豆不可轻用”，当然要重用了。内阁觉得海瑞就是这样一个医生，应该迅速地将其从巡抚的任上召回，以免我们这个原本就病病歪歪的帝国被他过度的热情医得人仰马翻。
　　海瑞以身作则，力图以道德来清除积弊，结果怨声四起；张居正锐意革新，力图用法令来振作精神，结果抗拒横生；申时行妥协安抚，力图用调和来维持团结，结果众叛亲离。他们都失败了，正所谓“可怜无补费精神”。显然，他们这个帝国，其实已无药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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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合时宜的人

　　与前两次罢官不同，海瑞这一回似乎很少得到同情。
　　道理很简单：上两次海瑞反对的是个人(胡宗宪、鄢懋卿或者嘉靖皇帝)，这一回他反对的是整个官场。这个强劲的对手不论由谁出面来和海瑞对抗，都有两个坚强的后盾：一是根深蒂固、积重难返的官场传统，二是盘根错节、人数众多的文官集团。海瑞却只有一个人。他的武器，只不过是些空洞的道德信条，早就被人束之高阁，或视为粉饰。他的资本，也只是靠不怕死挣来的名声，一旦得罪了全体官僚，也就变得一文不值。所以，海瑞向整个官场发起的进攻，就只能是以卵击石，不碰得头破血流才是怪事!
　　显然，海瑞同整个官场是格格不入的。这使得他在第三次斗争中极为孤立，就连过去大力支持他的人和享有声誉清名的人都站到了他的敌对方面。那么，海瑞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人，他又为什么要同整个官场过不去呢？
　　看来，我们还必须从头说起。
　　海瑞的童年贫穷而不幸。父亲海翰在他四岁时即已去世，留下母亲谢氏(时年二十八岁)和他孤儿寡母两人相依为命，靠着几亩薄田和谢氏做些针线女红维持生计。他的生存环境很差，海南历来就是我们帝国天荒地远的边鄙，琼山也是一个穷困的县份。文人墨客望而生畏谈虎色变，历代皇帝则把它看作流放犯人以示惩罚的好地方。海瑞童年的生存环境一定是荒凉、贫穷而乏味，同时也很闭塞的。没有京都的恢宏气势，市井的繁华景象，古城的人文荟萃，水乡的悠长韵味。因此海瑞身上，也没有与之对应的东西，比方说，没有一个高级官员应有的雍容华贵，似乎也没有什么灵秀之气和人情味儿，反倒显得有些吝啬、琐屑和小气。他的政敌攻击他“不识大体”，倒并非诬蔑不实之词。因为他曾规定下属只有先交上一张誊正的公文，才能在他那里再领一张空白的公文纸。
　　海瑞的家庭生活也很不幸。中国人心目中最不幸的三件事：幼年丧父，中年丧妻，晚年丧子，他都有份。他曾结过三次婚，又有两个小妾。前两位夫人都因与婆母不和而被休去，其中第二位夫人过门才刚刚一个月。第三位夫人则在他五十五岁时可疑地死去。第三位夫人和一位小妾先后生过三个儿子，但都不幸夭折。不孝有三，断后为大，何况海瑞还是独子，就更是不幸之至了。
　　如此算下来，同海瑞一起生活时间最长的人，大约就是他的母亲谢老夫人。谢氏是一个坚强的女人，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把海瑞抚养成人，可谓呕心沥血，甘苦备尝。她既是慈母，又是严父，曾向海瑞口授经书，后来为他择师也谨慎而严格。海瑞对母亲，既感谢又孝顺，在南平、淳安、兴国和苏州时，都把母亲接到任上一起生活。母亲对他的影响也极深。史家多以为海瑞的善良、忠诚、刚毅和正直，就有他母亲的影子。
　　不过年轻时守寡带大儿子的老太太，心理上多少会有些问题，与儿媳的关系也不容易搞好；而一个家庭生活不幸的人，人际关系也往往紧张。史料证明，海瑞的家庭纠纷，不仅已成为政敌攻击的口实，也为时论所不满，谓其“笃于行谊，薄于闺阁”。其实这八字评语是海瑞祭文中的话，已经很客气了，政敌们嘴里说的肯定要难听得多。中国人是十分看重家庭生活的。家伦理也就是国伦理。人们相信，一个孝敬父母的人也一定能忠于国君(所以海瑞的忠诚无人怀疑)，而一个夫妻关系不好的人也一定很难和同僚和睦相处(这是海瑞遭受攻击最多之处)。许多中国人都认为，正如一个不会品尝食物滋味的人也一定没有艺术鉴赏力，一个没有男女之情的人也一定不通人情。因此海瑞的政敌们都以幸灾乐祸的口吻谈论他家庭关系的紧张，并以此作为他不好合作的一个证据。
　　海瑞的童年生活既如此单调，家庭生活又那样不幸，则他唯一的乐趣就只有工作。只有疯狂的工作才能填补他心灵的缺憾。海瑞确实是个工作狂。只要是他任内的事，都会不遗余力地去做，而不惮其细碎烦琐。他任应天巡抚时，依例每月初二、十六两日放告，每次受理案件竟达三四千之多，还不包括平日受理的人命、强盗和贪污案。其他职分事无巨细，也往往躬亲，几无休息之日。这种作风，与当时文恬武嬉的官场风气自然格格不入。谁也不愿意和这样一个古板、认真、不讲情面，只知疯狂工作而不通人情世故的人共事，更不愿意让他真的被树为官僚的楷模，因为谁也做不到他那样。
　　海瑞认为，既然太祖洪武皇帝是本朝的开国君王，既然君无戏言而太祖又制定了这些法令，既然这些法令又是完全符合圣人理想的，那么，就应该坚决执行，不打折扣，而不能考虑执行起来有无困难。因此，他不但身体力行，对微薄的薪金毫无怨言，而且决心像—个勇敢的斗士，向一切腐败的行为开火。
　　海瑞实在太天真了。他不知道孔子的主张原本只是一种理想，也不知道本朝开国已经二百年。洪武皇帝一些心血来潮的政令，即便是在当时，有的也只是一纸具文。他当然更不知道，官场的弊病并非只有贪墨，还有危险更大的一件事情———派系斗争。
　　海瑞其实一开始就卷入了派系斗争，只不过他自己不知道。他既是派系斗争的受害者，也是派系斗争的受益者。他的升官和罢官，除一次是因为得罪皇帝外，其他几次都与派系斗争有关。第一次升官，由兴国知县调升户部主事，是因为严嵩倒台而他反对过严嵩的党羽；第二次升官，是因为徐阶的引荐而徐阶反严，罢官则因张居正主政而他又非张居正一党；第三次复出，则是因为张居正已死并被问罪。但海瑞并不把自己的升迁和朝局的变化联系起来。他坚持认为这是道德上善与恶斗争的结果：自己被重用，是正气得到伸张；自己遭贬黜，则是邪恶占了上风。因此他一如既往地按照自己简单的善恶二元论思想去判断是非决定行止：是善的就支持，是恶的就反对，而无论对方属何派系，也无论他们与自己是有恩还是有仇。
　　因此，海瑞到应天巡抚任上，就拿徐阶开刀。
　　徐阶一向是支持海瑞的，他甚至是海瑞的救命恩人。海瑞因痛骂皇帝而被捕下狱，刑部参照儿子诅骂父亲的条例，主张处以绞刑，被徐阶压了下来。嘉靖皇帝自己对于杀不杀海瑞也一直都很犹豫。他一会儿承认海瑞说得也有道理，一会儿又觉得不杀了这个目无君父的畜生简直忍无可忍。徐阶便找了个机会悄悄对嘉靖说：像海瑞这样的草野狂夫，根本就不值得为他动怒。他无非明知皇上圣明，故意来找些岔子，以便沽名钓誉。皇上杀了他，反倒成全了他。不如干脆不加罪，他也捞不着虚名，大家也更会颂扬皇上德被四海。这话虽然不中听，但对海瑞却是小骂大帮忙，非如此不能将其从那暴君的虎口中救出。当时徐阶如果在嘉靖的耳边煽风点火添油加醋，十个海瑞也得粉身碎骨。
　　海瑞出狱后，徐阶对他信任提拔有加。海瑞这一阶段的青云直上，与徐阶有很大关系。海瑞虽然迂阔，还不至于不识好歹。对于这位于己有救命之恩又有提携之恩的首辅，内心十分地感激。徐阶主政以后，也确实做了不少好事，比如清除了严嵩的党羽，法办坑害人的巫师，减免了四十万两盐税，人民拥护，海瑞也拥护。于是，徐阶在海瑞心中，就成了一个正人君子。当徐阶受到高拱、李芳等人攻击时，海瑞是坚决站在徐阶一边的。此时海瑞对徐阶，可以说是感激、敬重，还有些崇拜。
　　然而海瑞到应天巡抚任上后，对徐阶的态度就大为改变。因为海瑞一到任，就发现此地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是乡绅豪强大量地占有土地，使耕者无其田，而税收无由出。这些土地，都是土豪劣绅们从农民手里侵夺的，农民当然很想收回。听说连皇帝都不怕的青天大老爷海瑞来了，穷苦无告的农民们便纷纷向海瑞提出控诉，据说仅松江府华亭县(也就是现在的上海)，提出控诉的农民就达万人之多。松江府华亭县正是徐阶的故乡，而徐阶也正是侵占民田最多、最为小户农民痛恨的一个大地主。徐阶一家，是个大家族，几代没有分家，因此成员多达数千。他们一家占有的土地，数字也很吓人，有说二十四万亩的，有说四十万亩的。这么多的土地，当然不可能是他的家人诚实劳动所得，只能来自巧取豪夺。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兼并土地以后，还仗势拒交赋税。地方官畏于徐阶的官威，不敢认真催收，只好在其他自耕农身上加重盘剥，以完成征收赋税的任务。无法忍受的农民走投无路，又只好把土地抵押甚至奉献给徐家，以换取保护。如此恶性循环，结果是：天怒人怨，民不聊生。
　　徐阶一家这种损公（国家)又损人(农民）的利己行为，使清廉、正直的海瑞十分震惊，而徐阶的形象，在他心目中也一落千丈。当然，上述不法行为，主要是徐阶的弟弟和子侄们干的，徐阶也曾有所劝阻，但劝阻并不得力，实际上睁眼闭眼，默许放纵，姑息养奸。海瑞眼里是揉不得沙子的，何况此事与他的原则抵触太大：既不符合他均贫富、一天下的社会理想，又不符合他廉洁奉公、遵纪守法的政治标准，当然不能容忍和姑息。
　　事情最后的结果是：徐阶的长子、次子和十多个豪奴被判充军，三子被革去官职，数千家奴被遣散十之八九，掠夺的民田至少退还了一半。
　　对徐家的这一处分究竟是出自何人之手，史家尚有不同说法。有人认为主要是高拱和蔡国熙所为，也有人认为应该归功于海瑞。
　　海瑞当时内心可能是希望徐阶能主动退田，民田一退，民愤便可平息。那时要帮徐阶一把，也就比较容易说话。可惜徐阶很不自觉，仅仅象征性地退了些许，便想敷衍了事，蒙混过关。海瑞是个认真的人，便去催。徐阶却推诿说这些田地都是儿子的，不好做主。海瑞只好再次去信催促，说最近查阅退田名册，得知阁下的盛德出人意表，可惜退数不多，希望再加清理。过去一些做儿子的，连父亲的错误都可以改正，现在阁老以父亲的身份，来改正儿子的过错，应该无所不可。同时，海瑞又给首辅李春芳写信，说徐阶为小人所蒙蔽，产业之多，令人骇异。如今“民风刁险”，徐阶退田如不过半，只怕对他自己不利。可见海瑞还是想维护徐阶的，只是不肯牺牲原则而已。看来，退田一事，主要功在海瑞；而充军罢官的处分，则多半出自高、蔡二人之手，并且是在海瑞罢官之后。
　　不管海瑞如何用心良苦，力图在不牺牲原则的前提下保全徐阶，他都等于同徐阶翻了脸。官场中人依照他们以人划线的逻辑，都已派定海瑞是背叛了徐阶，变成了高拱同伙。因此这一回，海瑞已把徐阶集团的人得罪了个干净。
　　然而高拱集团也不领情。因为海瑞早就得罪了高拱。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时，徐、高二人勾心斗角。高拱的党羽齐康弹劾徐阶，说他的儿子和家人横行乡里为非作歹。这是事实，因此徐阶也就只好请求退休。这时，朝中负责监察的官员都是徐阶的亲信，便群起反攻。
　　闹得不可开交之际，海瑞说话了。他上了奏疏，说齐康之所以弹劾徐阶，目的是让高拱掌权。海瑞当时声望正隆，如日中天。他的奏疏，当时是对高拱的沉重打击。结果高拱辞职，齐康罢官。高拱东山再起后，当然要报复海瑞。他可不会因海瑞要徐阶退田就放过海瑞的。
　　海瑞这一回还把张居正也得罪了。张居正原本是徐阶一党。他能够成为阁臣，全因徐阶的引荐。入阁以后，也一直与徐阶站在一边。徐阶退休后，害怕高拱报复，也一直与张居正保持联系，这回当然也要拜托张居正从中斡旋。张居正认为这件事很简单：苏州知府虽然是蔡国熙，可应天巡抚是海瑞呀!徐阶于海瑞有恩，哪有不关照之理？顶多也就再打个招呼就行了。于是张居正给海瑞去了一封信，很滑头地要他兼顾一下“存老之体面，玄翁之美意”。存老就是徐阶。徐阶字存斋，所以称他存老。玄翁就是高拱。高拱字中玄，所以称他玄翁。当时高拱是首辅，张居正是次辅。张居正要帮徐阶，又不想得罪高拱，所以这么说。他没有想到海瑞原则性极强而高拱报复心极重，结果不但徐阶的体面未能保存，自己的面子也扫了地，因此对海瑞极为不满。海瑞罢官后，历次有人保荐海瑞，均因张居正从中作梗，一直没能起复。
　　张居正不肯让海瑞复职，当然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觉得像海瑞这样什么事情都不肯通融的人，留在官场是个祸害。反正，海瑞现在算是把徐阶、高拱、张居正都得罪了。这三个人，在当时官场中势力极大。得罪了他们三个，也就差不多得罪了整个官场。
　　海瑞善良、正直、刚毅、果敢，勇于负责，不怕困难，宁折不弯，决不妥协，意志坚定，勇往直前。但正是这些优秀的品格使他四处碰壁，走投无路。
　　真心拥护海瑞的，大约只有贫苦的农民和百姓吧!但，在海瑞的时代，他们的拥护又顶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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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 品海瑞

　　一、屡被罢官的官

　　海瑞是一个清官。不过他这个清官，却是以“罢官”而闻名的。
　　现在四十五岁以上的中国人，大约很少有人不知道“海瑞罢官”的。1966年，以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为导火线，引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弄得海瑞这个名字家喻户晓，而且一提起海瑞，便想起罢官。
　　海瑞这个人，的确与罢官有缘。海瑞一生，经历了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4年)十二月十日在福建延平府南平县当教谕，到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十月十四日病死在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任上，他与官场差不多算是打了半辈子交道，其间罢官和请求辞职就有好几回。仅在南京任上的两年之中，请求告老还乡就达七次之多；而赋闲时间最长的一次，竟达十六年之久。这样折扣下来，则海瑞踏入仕途三十三年，就有一半的光阴属于罢官。
　　如果按照中国普通老百姓衡量一个官员好坏最通用的标准来评估海瑞，他当然是一个好官。这个标准就是清廉。海瑞的清廉是举世闻名的，也是绝对真实的。他晚年职任右都御史(监察部长)，官居二品，留下的积蓄竟不够殓葬之资，还得靠同僚们来捐助费用。一个人，做官做到连死都死不起，也算得上“一清见底”了。
　　更难能可贵的是，海瑞始终如一地坚持着他的清廉。他当知县的时候，饭桌上的蔬菜都是他亲自带人在衙后种的。酒肉之类，大约也很少食用。据说他唯一的一次“奢侈”，是为了给母亲做寿(海瑞是孝子)，买了两斤肉。
　　这样的清官，老百姓当然由衷拥护，官员们却反感异常。他们虽然嘴上不便多言，心里却是说不出的嫌厌和腻味。一想到要和海瑞共事打交道，就更是头皮发麻。可资证明的一个事实是：海瑞调升应天巡抚的任命刚一发表，应天十府官员便几乎快要哭出来。不少人纷纷请求改调他处，有的甚至自动离职，宁肯不要头上的乌纱。这固然说明海瑞的清廉和声威已足以让人闻风丧胆，但也说明他在当时的官场上，其实已很孤立。
　　海瑞确实是不讲什么官场规矩的。他并不是一个胡来的人。相反，他的原则性很强。他的原则有两条，一条是四书五经阐述的道德准则，一条是洪武皇帝制定的政策法令。这两个东西里面，可都没说过一个官员应该贪污腐化，以权谋私，也都没说过要当官就得学会阿谀奉承、吹牛拍马、迎来送往、请客吃饭。圣人和太祖没说过可以做的，就不能做。圣人和太祖明确规定不可以做的，就更不能做。
　　海瑞不但谨遵圣贤教诲且身体力行，而且还要和不良风气作斗争，而无论对方职位有多高，来头有多大。海瑞担任淳安县令时，出任总督的是胡宗宪。总督与知县，官阶之别，如同天壤。胡宗宪这个人，又是当朝权相严嵩的党羽，权倾天下，炙手可热，境内官民无不畏惧。然而海瑞却如初生牛犊。胡宗宪的儿子到淳安，耀武扬威，颐指气使，对驿站的款待百般挑剔，还把驿丞倒吊起来。海瑞毫不客气，立即下令将其拘捕，押往总督衙门，其随身所携一千两银子也没收充公。海瑞还给胡宗宪呈上一份公文，声称久闻总督大人节望清高，爱民如子而教子甚严。此人既然品行恶劣胡作非为，其所称胡公子云云必系假冒，其随身所携也必系赃银。胡宗宪心知是自己的儿子不争气，却也不敢声张，只好打落了牙齿往肚里咽。
　　严嵩的另一党羽鄢懋卿奉命钦差巡视浙江盐务，事先曾明发通令，声称本院“素性简朴，不喜逢迎”。这种官样文章，原本是此类人物标榜俭朴以沽名钓誉的把戏，十足的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所以沿途官员都不当真，接待也极尽奢靡，所费自然都是民脂民膏。海瑞却一本正经地上了一个禀帖，禀帖先是照录鄢懋卿的通令原文，接着又说据悉钦差大人所到之处，接待逢迎与通令所言完全两样。不但要摆酒席，还要供应女人，每席耗银三四百两，连小便器都要用银子打造。因此下官糊涂起来了，不知是按通令的要求做呢，还是照前面的样子做？按通令的要求做吧，深怕简慢了大人；照前面的样子来做吧，又怕违背了大人体恤百姓的好意。因此恳请大人明示，到底怎样做才好。鄢懋卿看了禀帖，一肚子火气发作不得，只好不过严州，绕道而去。
　　海瑞如此直言抗命顶撞上峰，连钦差大臣都被弄得下不了台，岂有不遭报复之理？果然，就在海瑞接到升任嘉兴通判调令，正准备和新任淳安知县办移交时，袁淳在京弹劾了他。袁淳也是严嵩一党，和鄢懋卿更是狐朋狗友。他作为巡盐御史出巡浙江时，在海瑞那里亲身领教了简慢的招待，还和海瑞大吵了一架，于是便弹劾海瑞“倨傲弗恭，不安分守”。只是由于曾当过海瑞上司的朱衡已任吏部侍郎，极力向吏部尚书严讽推荐，海瑞才在免职后又被调任兴国知县。
　　按说，像海瑞这样不会巴结上司，还要老去惹是生非的人，能保住七品县令的职位，已经是万幸了。然而海瑞的运气出奇的好。严嵩的倒台终于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人们开始对严嵩当权时的人和事一一进行清理和甄别。中国官场历来就是以人划线的。严嵩一倒，他所扶植任用的胡宗宪、鄢懋卿之流也得跟着完蛋。这些人既然被确定为坏人，那么，当年反对过他们的人也就一律是好人。这也是中国政治斗争中最通用的逻辑，历来如此的。海瑞以卑微之职公然对抗令人谈虎色变的权臣，就不但是大大的好人，而且是大大的英雄了。于是，在担任兴国知县一年半后，海瑞被调往北京，任户部云南司主事，官阶正六品。
　　户部主事，是一个不大不小、不上不下的职位。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言：“大政方针出自堂官尚书侍郎，技术上的细节则为吏员所操纵。像海瑞这样的主事，根本不必每日到部办公，不过只是日渐一日增积做官的资历而已。”
　　然而海瑞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想做事的人，喜欢琢磨问题的人，对国家对君主认真负责的人，也是个只知进不知退的人。既然没有小事可做，那他就只好去考虑大事。他现在已经进入中央政府(尽管职位低得可怜，离所谓中枢还十分遥远)，不再是一个有局限的地方官，很可以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思考一些问题了。而且，与那些自命不凡、以天下为己任的儒生一样，海瑞认为他应该对时局和朝政发布自己高屋建瓴的见解，而国家的现状又十分地令他不能满意。不但离孔夫子他们设计的唐尧虞舜般太平盛世相距甚远，而且简直就是危机四伏。海瑞觉得自己不能沉默。一股正义感和使命感从他心中升起。他决定发起进攻。这一回，他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当今皇上。
　　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二月，也就是海瑞进京一年半以后，这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六品司员，向嘉靖皇帝呈上了《直言天下第一事疏》。海瑞深知当朝的这位皇帝是只听得进好话听不进批评的，因此开宗明义就说一个皇帝是否够格关键就在于能不能让臣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接下来，他便对嘉靖本人进行诛心剖骨的批评。他指出，如果拿汉文帝刘恒和当今圣上相比，则圣上的“天资英断”，要远远超过汉文。然而圣上的仁德政绩，比起汉文来，却差得很远。汉文帝创造了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而当今皇帝创造的，却是“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的局面。究其所以，就因为他这个皇帝昏聩多疑(心惑)、刚愎残忍(苛断)、自私虚荣(情偏)，既是昏君，又是暴君。他还指出，嘉靖不但从政治的角度看不是好皇帝，从伦理的角度看也不是好男人。难怪普天下的臣民百姓，早就认为你不对了（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也难怪老百姓要以你的年号来表示对你的不满，说什么“嘉靖嘉靖”就是“家家皆净”(一无所有)了!其实，臣民们的要求并不高，无非希望官府的盘剥轻一点，当局的关怀多一点，冤假错案少一点，社会风气正一点。这都是很容易做到的事，“而陛下何不为之”？
　　这样的奏疏真是史无前例。正如黄仁宇先生所指出，往常谏臣的批评都是对事，只有海瑞的批评是对人，更不要说还有那咄咄逼人的口气了!因此此疏一出，立即引起轩然大波，海瑞的刚直也名震天下，“上自九重，下及薄海，内外无不知有所谓海主事者”。
　　嘉靖皇帝倒是看完了奏疏的全文。这样的奏疏他从未见过(也不会有人见过)，便是出于好奇也会把它看完。但看完之后的震怒也可想而知。据说他当场把奏折摔在地下，气急败坏地狂喊：马上把这家伙抓起来，不要让他跑了!然而海瑞这一回做的事，实在太了不起了，连太监宫女都被他感动，心中很是有些敬佩。于是宦官黄锦跪下来不慌不忙地奏道：万岁爷不必动怒。听说此人向来就有痴名，上疏前就买好了棺材，诀别了家人，安排了后事。这个人是不会逃跑的。嘉靖听罢，长叹一声，又从地上拣起奏本一读再读。
　　据说嘉靖私心也认为海瑞所说是实。他曾多次向首辅徐阶透露过这个意思。他把海瑞比作殷末的忠臣比干，却又不肯承认自己是纣王。他承认海瑞说的也有道理，却又认为自己年老病重，不可能再改了。因此他只有责打宫女来出气。这样拖了一段时间后，嘉靖还是下令逮捕了海瑞，交锦衣卫审讯，问成死罪。然而嘉靖又一直不批准海瑞的死刑，只是将他交东厂监禁。十个月后，嘉靖终于死去，成为一个已经知道自己过错却又“死不改悔”的皇帝。消息传来，狱中以酒肴招待海瑞，祝贺他出狱有望，海瑞却放声号哭，继以呕吐，最后晕倒在地。
　　新君隆庆皇帝登极以后，海瑞被释出狱。现在他已成了更大的英雄，其声望之高，整个帝国无人不晓。他很快就官复原职，又一升再升，其职衔已于前述。事实上不升也是不行的。没有哪个吏部的官员胆敢反对这位举国瞩目的英雄人物步步高升，也没有谁会对他的品行道德提出质疑。这样，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海瑞一步步地升了上去，直至升到应天巡抚，然后因遭弹劾而被迫辞职。
　　海瑞的第三次罢官完全是他自找的。
　　依照内阁和吏部的想法，对海瑞的最好的安排，是让他担任一种品级较高而实权较小的职务，把他当作一个活化石供在庙堂之上。这样对大家和他自己都比较合适。再说，像海瑞这样连皇帝都敢骂的人，放到哪个要害部门都是麻烦。万一闹出什么乱子来，不但大家脸上不好看，对海瑞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因此，内阁和吏部的安排，亦无妨看作对海瑞的保护。
　　然而海瑞却不领情，他的责任心和使命感都不允许自己尸位素餐，无所作为。他不理解朝廷为什么对他表示了足够的尊敬却又不给予信任，也不能满意于在一个又一个体面而又无聊的闲职上耗费光阴。于是，他决定表示抗议。或者说，将内阁一军。他的机会很好，这一年(公元1569年)正好是所谓“京察之年”。海瑞便趁机给皇帝上了一份奏折，宣称像他这样不能为国家作出重大贡献的官员，其实应予革退，颇有些“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味道。
　　内阁和吏部拿这个咬不动、煮不烂、杀不死、吓不怕又死不开窍的怪人毫无办法。既然不能罢黜，那就只能给他一个实缺，任命他为应天巡抚，驻地苏州。何况，外放也有外放的好处：不在皇上和内阁的眼皮底下，眼不见心不烦，耳朵也要清净一些。
　　海瑞决心大干一场。他要扬善惩恶，移风易俗，作出一个榜样来。这种先声夺人的气势让许多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闻风丧胆。缙绅之家纷纷把朱漆大门改成黑色，以示素朴，弄得苏州城里好像家家都在操办丧事。气焰嚣张的江南织造太监也夹起了尾巴，把自己的轿夫由八人减至四人。但海瑞仍觉得很不过瘾，他下令：境内的公文，今后一律使用廉价的纸张。公文后面不许留有空白，以免浪费。他甚至干预官民的私生活，就连佩戴奢华的首饰和嗜吃甜美的零食，也在禁止之列。
　　事实上海瑞整顿吏治的计划正是通过一个个可操作的具体规定来实施的。比方说，为了整肃江南士大夫出入官府互通关节的风气，他规定：凡乡绅、举人、监生等到衙门拜见官员，或投递书信，必须进行登记。登记的内容包括谈话的要点和书信的节录，官员出行则要记载行踪和言论。凡不让登记、所记不实或事后篡改者，官员和登记者都要受到处罚。对于过往的官员，海瑞也不客气，规定他们均应自雇人夫和船只，地方上只负责补贴费用。海瑞认为，这样既可以使那些逢迎拍马的人无从下手，也可使那些借出巡之际搜刮民脂民膏的人一无所获，还可以一正官场的风气，因此应予坚决地执行。
　　海瑞雷厉风行地推行他的廉政措施，义无反顾，斗志昂扬，全中国的官场却是一片哗然。人们因海瑞的举措大惊失色，义愤填膺。几乎所有官员都一致公认从来未见过如此怪僻、乖张、不近情理的封疆大吏，居然视自己的僚属和过往的官员为寇仇。京师和外地的官员到了海瑞的辖区，如同进入敌国；下属的官员一举一动都要登记在册，简直形同囚犯。这样古怪的巡抚，当然无法见容于官场，弹劾的奏章也就不断地送达御前。
　　内阁和吏部的处置办法仍是将海瑞调任闲曹，然而海瑞脾气之大似乎超过了官场的公愤。他给隆庆皇帝写了一封信，告诫皇上说：“今举朝之士皆妇人也，皇上勿听可也。”至于他自己，当然更不屑与这些不像男人的家伙为伍。一气之下，他跑回海南老家，一去就是十五六年。

一骑绝尘

五：进退两难

　　从天授元年（公元690年）九月九日登基，到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正月二十四日退位，武则天差不多当了十五年皇帝。这十五年，她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如何治理好她的大周，二是为她的王朝选定一个接班人。
　　第一件事她干得很成功。武周王朝十五年，大体上做到了河清海晏，国泰民安。虽然经济发展速度不如贞观（太宗之治），社会繁荣程度不如开元（玄宗之治），但至少做到了仓廪充实，人丁兴旺。帝国的版图，也超过了唐太宗贞观时期。女皇陛下本人，更是重新焕发了青春。长寿元年（公元692年）九月，她长出了新的牙齿（时年六十九岁）；圣历二年（公元699年）正月，又生出了新的眉毛（时年七十六岁）。人们通常都说，爱情使女人年轻。武则天这个女人，却居然因政治斗争和政治生活而年轻，这真是个奇迹。
　　另一个奇迹是：中国历史上不少帝王，中青年时励精图治，奋发有为，到了晚年却不是犯糊涂，就是犯错误。武则天却是个例外。她当皇帝时已经六十七岁，但直到八十二岁退位时，头脑之清醒，思维之敏捷，精力之充沛，判断之准确，都丝毫不减当年，全无衰老迹象，也全无倦政情绪。只是在被夺去权力的同时又被夺取男宠后，政治和男人都玩不成了，这才迅速地老下来。
　　也许，这都因为她是个女人。女人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其实比男人好，至少比男人更持久。“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刚性的男人容易夭折，柔性的女人则更坚韧。所以女人往往比男人更长寿，糊涂老爷子似乎也比糊涂老太太要多。只要想想历史上有那么多有名的太后，杨府和贾府里挂帅的也是精明强干的老太君，便不难明白这个道理。
　　武则天当然比杨家将中的佘太君和《红楼梦》里的史太君（贾母）更厉害，因为她是皇帝。皇帝历来被称作“君父”，而父亲和儿子之间总是难免有些别扭的。现在皇帝换成了武则天，武周王朝的朝廷，便有了些老太太领着一群儿孙的味道。所以，则天一朝的君臣关系，还当真比较和谐。
　　这当然主要因为武则天是一个高明的政治家，女君男臣的“阴阳互补”倒在其次。在顺利地夺取了政权，登上了帝位以后，武则天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她深知，保住一个政权并不比夺取一个政权更容易，保住政权还要创造太平盛世，就更是困难。要做到这一点，靠她一个人是不行的，必须广纳人才。人才不是摆设。要使用人才，首先就要尊重人才，而对人才的最大尊重，又莫过于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显然，治国必须招贤，招贤又必须纳谏。
　　有人认为，武则天的虚心纳谏，有“古贤王之风”，其实不然。秦皇汉武唐太宗，都是早年纳谏，晚年拒谏。武则天正好相反，是早年拒谏，晚年纳谏。因为早年之谏，是反对她当皇帝，她为什么要听？晚年之谏，则是帮助她当皇帝，她为什么不听？可见，武则天并不是一个不识好歹的人。前一段之所以要钳制言论杜绝批评，实在因为“牝鸡司晨”之类的说法不绝于耳，只好先把大家的嘴封起来，免得麻烦。
　　难怪此刻的武则天，会对批评表现出极大的宽容了。她这个人，是很喜欢所谓“祥瑞”的。圣历二年（公元699年）九月，有梨树开花。武则天问群臣：这是什么祥瑞啊？诸臣都说：是陛下德被草木。惟独凤阁侍郎杜景俭说：这不是祥瑞，而是臣的罪过。因为宰相之责，在辅佐陛下，协调阴阳。现在居然出了秋天里开梨花这种阴阳颠倒物理不平的怪事，当然是臣的罪过。说完，跪倒在地，请武则天处分。女皇大为感动，说：“卿真宰相也！”
　　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长安元年（公元701年）三月，天降大雪，宰相苏味道以为祥瑞，率百官庆贺，惟独侍御史王求礼不拜，他反问：如果三月里下的是瑞雪，那腊月里下的是什么雪？仲春之际，万物正在复苏，突降大雪，只能是灾害，哪里是什么祥瑞！武则天虽然很扫兴，却当即表示接受意见，并下令停止朝会三天，以表示对天有不测的惊恐。
　　看来，这位七老八十的老太太一点也不糊涂。她完全知道什么意见正确，什么意见不对；也知道什么人才易得，什么人才难得。王及善原本已退休在家，因契丹侵扰而被起用为滑州刺史。上任之前照例陛辞，武则天便向他询问朝廷得失。王及善娓娓道来，提出十几条改善意见。武则天马上改变任命，留王及善在京中任内史，因为她发现让这个全局之才去当地方官是大材小用了。蜀中官吏多暴贪，姚嗲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后，短时间内就肃清了吏治。武则天立即下诏表扬说：“严霜之下，识贞松之擅奇；疾风之前，知劲草之为贵。”她还对人说：一个做长官的，洁身自好也许不算太难，能让僚属也都清廉，就很不容易。只有姚嗲可谓兼之，真是人才难得了。
　　只要是难得的人才，武则天都一一予以重任，而不拘他是什么出身、什么门第、什么学历。薛季昶原本是个布衣，因上了一道很好的奏章，受到赏识，被任命为监察御史。薛季昶也不负圣恩，颇有作为。将军侯味虚畏敌不战，反而谎报军情，说敌军有老虎毒蛇打头阵。薛季昶一到军中，立即砍下侯味虚的脑袋，军威为之一振。县尉吴泽贪污残暴，横行不法，州中长官毫无办法。薛季昶一到河北，立即将吴泽擒获，乱棍打死，民众拍手称快。以后，哪里难治理，武则天就派薛季昶到哪里去。平民出身的薛季昶，遂成为则天一朝有名的能员。
　　甚至连仇人或罪人的子孙，只要有才，也能得到则天皇帝的重用，如上官婉儿、广武公。广武公的伯父曾因罪被杀，上官婉儿的祖父上官仪则更是当年密谋废掉武则天的“首恶”，但女皇陛下对他们的子孙却并无歧视。有容人之度量，又有识人之慧眼，武则天很快就网罗了一大批文能治国、武可安邦的杰出人材，而其中最优秀者，又当属狄仁杰。
　　狄仁杰，字怀英，并州太原人，与并州文水人武则天是老乡。他的名字，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就连不少外国人都知道他。因为不但中国有《狄公案》，而且一位名叫高罗佩的荷兰人也写了不少狄仁杰的侦探小说，使他有了“中国的福尔摩斯”之称。其实狄仁杰不但是杰出的侦探、正直的法官，也是优秀的政治家。他博通经史，熟悉刑律，仪表堂堂，一身正气。为官，则爱民如子，不惧权要；为臣，则忠贞不贰，老成谋国；为人，则诚实友善，刚正不阿；处事，则机警权变，足智多谋。很少有哪个政治家像他这样集中了这么多优点的。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言：“他的冷静，他的耐性，他的智慧，他的眼光，都不弱于武后。他正是武后的克星。”林语堂：《武则天正传》，第129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然而武则天和狄仁杰的君臣关系，却又真是好极了，尤其是他担任宰相的最后几年。狄仁杰是在天授二年（公元691年）九月二十六日担任宰相的。到久视元年（公元700年）九月二十六日去世，正好整整九年。这九年期间，狄仁杰实际担任宰相不到四年。长寿元年（公元692年）一月，他被来俊臣诬陷入狱，大难不死，被贬为彭泽县令，神功元年（公元697年）闰十月恢复相位。历此磨难后，在他担任宰相的最后三年中，武则天对狄仁杰一直敬重有加，爱护有加，信任有加。狄仁杰提出的批评、建议、意见，武则天多半都能接受，比如久视元年就接受狄仁杰的意见，取消集资建造大佛的决定，还说：“公教朕为善，何得相违。”狄仁杰推荐的官吏人选，武则天也多半都予以重任，以致狄仁杰所荐公卿竟达数十人之多。武则天还亲手做了一件袍子赐给狄仁杰，上面绣了十二个大字：“敷正术，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平日相见，则以“国老”相称，为唐廷之中绝无仅有。狄仁杰上朝，武则天不让他下拜，说每见国老下拜，于心不忍。狄仁杰去世后，武则天痛哭失声，说国老一去，殿堂就像空了一样。以后，每遇大事难决，武则天总是喟然长叹：天夺我国老！天夺我国老啊！
　　武则天与狄仁杰能建立起这样一种鱼水关系，完全得益于武则天政治上的开明和狄仁杰政治上的聪明。尤其是神功元年以后，两人都年事已高，自知不久于人世，很希望同心协力办好几件事情，武则天深知，要重振朝纲，治理天下，则非有忠心耿耿又刚正贤良的栋梁之材不可。狄仁杰便正是这样的人。狄仁杰从来就没有反对过武则天。即便在武则天大施淫威，滥杀无辜的年代，他也没有反过，只不过坚守岗位，做好自己份内的事，尽可能地减少酷吏们造成的损失。这正是他的聪明之处。他知道，以当时自己之位卑德薄，人微言轻，反之无益，不如保存力量，以待将来。武则天代唐称帝，他也不持反对态度，而是积极合作，主动参与，且多有贡献和建树。在狄仁杰看来，武则天当皇帝这件事，挡是挡不住的。只要她能把国家治理好（武则天确有这个才能），也未必不是天下苍生之福，何必一定要李姓男人来当皇帝呢？因此，与其阻拦武则天，不如帮她当好皇帝，这才真正是对国家人民负责。何况，武则天总是要死的。只要能让她在去世后还政于李唐，自己也仍不失为忠臣。为此，就更应该和武则天合作，以便在立嗣问题上有更多的发言权，也能为将来政权的交替打下坚实的基础，作好组织上的准备。狄仁杰的这种想法和做法，正体现了他一个杰出政治家的英明睿智和远见卓识。
　　狄仁杰的这些想法，武则天是否知道，我们无从得知。但狄仁杰的人品和才智，则是武则天早已注意到的。狄仁杰生于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比武则天大十七岁，在武则天即位之前，曾担任过并州都督府法曹、大理丞、侍御史，宁州和豫州刺史等职。据说，他在做大理丞时，到任一年即处理了一万七千个遗案，无一人讼冤，以办案公正、处断明达而闻名。当宁州刺史时，深得百姓拥护，民众自发地为他刻石立碑。垂拱四年（公元688年），越王李贞谋反被平，武则天派狄仁杰到豫州当刺史，去追查李贞余党。狄仁杰到任后发现，领兵平叛的宰相张光辅已拘捕了五千余人，牵涉到六七百个家庭，只待他来行刑。狄仁杰立即解除了这些人的枷锁，并飞奏太后说，如此之多的人被牵连到谋反案中，错捕的一定不少。臣不愿意违背陛下体恤生民的圣意，甘愿冒着替反贼说话的风险，请陛下网开一面。武则天批准了他的奏章，改判这些人远戍边疆。这些死里逃生的囚犯路过宁州时，在宁州人民为狄仁杰树立的功德碑下焚香礼拜，放声大哭，说：是狄公给了我们一条生命啊！但狄仁杰本人，却因得罪张光辅而被贬为洛州司马。
　　这事一定给武则天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在她登基一年后，就把狄仁杰从洛州司马任上调回京都，当了宰相。武则天对他说，你在汝南的善政朝中大臣都很欣赏，但也有人说你的坏话，你想知道他的名字吗？狄仁杰说，臣不想知道。不知道还好些，这样可以和那人正常相处。武则天一听，大为赞赏。也许，正因为武则天对狄仁杰素有好感，所以，来俊臣他们对狄仁杰的诬陷就没有达到目的。来俊臣被杀四个月后，狄仁杰便又回到了他宰相的位子上。
　　重新入相的狄仁杰，已经是几十年风风雨雨炼就的“金刚不坏身”了。在过去那些岁月里，很少有人逃脱过来俊臣的魔掌，只有狄仁杰安然脱险，还附带拯救了魏元忠、崔宣礼、卢献、任知古、裴行本、李嗣真六位同案大臣。他们都被控谋反，原本是灭族和杀头的罪，但最后只是贬官或流放。这也是专制政治最通用的逻辑：抓你是对的，放你也是对的，所以处分一下也是应该的。但大难不死，也就该知足了。
　　狄仁杰死里逃生，全靠他的智慧和计谋。他刚一被捕，就立即招供说：大周革命，我乃唐臣，谋反属实，甘愿受死。其他人除魏元忠外，也都跟着狄仁杰这么说。来俊臣见不费吹灰之力，就办下这么大个案子，心情十分愉快，也就不再把狄仁杰一案当回事，只是把他们收监而已，看管也比较松弛。于是狄仁杰便悄悄给武则天写了一封信，设法托人带给女皇陛下。武则天看了信，心中一动，便把来俊臣叫来说：狄仁杰他们都是忠良之臣。再审一次，不准动刑，要秉公处理。来俊臣觉得事情出了毛病，又不知毛病出在哪里，便伪造了狄仁杰等人的谢罪表呈给武则天。武则天越发起疑，立即召见这些犯官和死囚。狄仁杰等人跪在武则天面前，矢口否认有谋反之事。武则天问，既然不曾谋反，为什么要承认呢？狄仁杰苦笑道：如果不承认，只怕早就死于非命了，哪里还能见到陛下！武则天又问：那为什么要写谢罪表呢？狄仁杰说：臣等并没有写。武则天令人将谢罪表和几位大臣的笔迹一对，真相立即大白。到了这个份上，来俊臣所有的招数全都不管用了。
　　然而武承嗣却坚持要杀掉狄仁杰，理由是这伙人虽不曾谋反，却是危险分子，不能留在朝中。武则天心里有数，知道狄仁杰对自己并无危险，而对武承嗣就很难讲。武承嗣是武则天的侄子。他认为“大周革命”时，自己功劳最大，在武氏宗室中年龄也最大，又曾袭封周国公，应该当武氏皇帝的皇太子。可惜他几乎一无所长，完全提不起来：无德、无才、无头脑、无尊严、无人缘，望之不似人君，近之徒生厌恶，简直有些人见人嫌的味道。武则天的另两个侄子武三思和武懿宗也都是些着三不着四两、一点政治头脑都没有的货色。女皇陛下很为自己娘家人的不争气而恼火，却也徒唤奈何。
　　武承嗣想当太子，当然几乎遭到举朝反对。最先站出来反对的是宰相李昭德。天授二年（公元691年），有个洛阳人名叫王庆之的，在武承嗣的授意下，纠集了一伙市井无赖来宫中上书，坚持要求立武承嗣为太子。武则天开始对他们还算客气。但这伙人既没有眼色，又不识好歹，隔三岔五就来纠缠，一来就赖着不走，武则天终于烦起来，命令李昭德赏他们几棍子。李昭德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喝令手下人往死里打，当场就把王庆之击毙于棍下。接着，李昭德又对武则天说：天皇（指李治），陛下之夫；皇嗣（指李旦），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当传之子孙，为万代之业，哪有让侄子接班的道理！武则天想想也不错，就把立储问题搁置了起来。
　　武承嗣这边可就耐不住了。他意识到，不把这班忠贞刚直的大臣整下去，自己是当不上皇太子的。于是就有了与来俊臣联手诬陷狄仁杰的事，李昭德后来也在廷载元年（公元694年）被贬并流放，又与来俊臣同日被杀。但他没想到，整不死的狄仁杰又回来当宰相了。圣历元年（公元698年），也就是狄仁杰重归相位的第二年八月十一日，武承嗣在绝望中死去，没有人为他感到惋惜。
　　狄仁杰却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一片夕阳红。他这时虽已是九旬老人，精力却还十分充沛，头脑也还十分清醒。他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有两件事必须抓紧。一件是赶紧立李家的人为太子，另一件是要让尽可能多的可以托付后事的人进入政府，掌握要职。第一件事在他和朝中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办成了。这些人除前面说到过的李昭德外，还有王方庆、王及善、吉顼（音序），甚至包括武则天的两个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圣历元年（公元698年3月），武则天以治病为名，将庐陵王李显（即被废的中宗）从外地接回神都洛阳，藏在宫中，然后召见狄仁杰。狄仁杰再次慷慨陈词，武则天却打断了他的话，把李显从幕帐后唤出，很亲切地对狄仁杰说：朕现在就把储君交给你了！又对李显说：快拜谢国老吧，是国老让你复位的。
　　第二件事狄仁杰做得也很漂亮。武则天要他推荐奇才，他立即就举荐了张柬之。他说：如果陛下要求文章写得好，现在当宰相的李峤、苏味道就可以了。如果要求文能领袖群臣，武能统帅三军，只有张柬之。过了几天，武则天又要狄仁杰荐贤。狄仁杰说，臣已荐过张柬之。武则天说，朕已让他当洛州司马（京都卫戍司令）了。狄仁杰说，当司马无以尽其才。武则天点了点头，任命张柬之当了宰相。此外，姚崇、崔玄獄、敬晖、桓彦范、袁恕己等人，也都在他的举荐下担任了要职。
　　狄仁杰这两着棋对后来的政局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现在已经安排妥当，可以含笑瞑目了。他知道只要时机一到，张柬之等人就会发动宫廷政变，复辟大唐王朝。正如林语堂先生说的那样，狄仁杰这个大侦探已经理清了破案的线索，安排了故事的结局，至于逮捕人犯之类的事，就不劳他老人家亲自动手了。
　　武则天现在已经钻进了狄仁杰的圈套，但她没有办法。
　　事实上武则天最头痛的就是立储问题。她有两个儿子，三个侄子，儿子姓李，侄子姓武，按说选择余地很大，其实立谁都不合适。立儿子为嗣吧，等于把江山还给丈夫李治；立侄子吧，又等于把江山送给哥哥武元爽或武元庆，而这两个人又是她最讨厌的。不但被她判了罪，而且还被她改了姓，不姓武，姓蝮。江山岂能送他们！但，如果不还给丈夫，又不送给哥哥，还能给谁？
　　当武则天勇往直前夺取帝位时，她是没有想过这些问题的。她那时只想当皇帝，没想当了皇帝以后怎么办。她当然也没想过，一个女人要开朝立代究竟难在哪里。现在她明白了。事情并不难在这个女人能不能登上皇帝的宝座，而难在如何把这个女性王朝延续下去。现在她也明白了，这是不可能的。她必须把这个王朝交还给男人。显然，无论这个男人是她的娘家人还是婆家人，都是对她“革命”的背叛。于是，她就像一个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艰苦奋斗挣下一大笔产业的大老板，不知死后将遗产留给何人才好。她的确很苦恼。
　　狄仁杰很理解女皇的苦恼。他委婉地暗示这位千百年来独一无二的女皇帝：你那个“革命”成果能不能巩固，现在是顾不上的了。要考虑的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那就是您老人家百年之后有没有人供饭，有没有人烧香。他说：请陛下想一想，姑侄和母子，哪一个更亲？陛下如果立儿子为嗣，那么千秋万岁之后，还可以配享太庙，作为帝王之母祭祀无穷。如果立侄子为嗣，臣等可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哪个皇帝会给他姑妈立庙的。这话李昭德以前也说过，但狄仁杰说得似乎更亲切更实在。武则天不能不暂时抛弃她的“革命理想”，换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究竟应该做下一任皇帝的妈妈还是做下一任皇帝的姑妈？
　　答案似乎很明确：当然是做妈妈更好。不管是武承嗣还是武三思，如果当了皇帝，都只会给武元爽或武元庆立庙，不会给她武则天立庙。这样一来，自己岂非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了？武则天不愿意一无所有，也不愿意身后变成饥饿之鬼，没人祭祀，没人关怀。
　　但把皇位传给儿子，她也于心不甘。因为她的王朝姓武，而她的儿子姓李。当然儿子现在都改姓武了。但他们能改过来，也能改回去。总不能要求他们把老武家的祖宗当祖宗，不把李渊、李世民他们当祖宗吧？这样一来，自己这个“命”，就算是白“革”了。
　　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改变只有男人才能当皇帝的传统，也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传位给女儿。但这就更不行了。传给儿子，江山好歹姓了丈夫的李；传给侄子，江山好歹姓了娘家的武。传给女儿，江山只怕就得去姓女婿的姓，那才更是见鬼。依照父系来确认血统，继承财产，祭祀祖先，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这个传统，武则天拗它不过。
　　武则天这才发现自己真正遇到了劲敌。这个劲敌就是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武则天毅然以女儿之身行男儿之事，这本身就是反传统的事。任何反传统的人都要被传统所反。武则天充当了传统的反叛者，现在她不得不向传统投降，成为它的手下败将。
　　事实上武则天一开始就处于进退两难之中。因为她要做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既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也没有强大的力量可供支援。在这种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她只能借助传统的力量来反传统，包括任用狄仁杰这样的官吏，以及利用帝王权威和国家机器等等。然而她越是利用传统，就越是远离目标，而不利用传统，又将一事无成。她很想继续前进，把她的“革命”进行到底，但又发现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再也进不了一步。
　　我们无法得知，武则天是否最终想通了这个问题，只知道她在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正月二十四日正式交出了权力，把自己打理了几十年的江山交给了一个窝囊废。当然，这次交班是有些勉强的。两天以前，一班既已掌握了政权又已掌握了军权的朝臣趁她病重卧床之际，借口其男宠张易之、张昌宗谋反，率羽林军包围武则天所居之迎仙宫，不由分说地砍下那两个男宠美如莲花的脑袋，马屁精杨再思（他的外号是“两脚狐”）吹捧张氏兄弟说：人们都说六郎（张昌宗）面似莲花，依我看是莲花似六郎，不是六郎似莲花。鲁迅先生诗“难得莲花似六郎”即典出于此。提着人头逼她交出大权。领兵的人，是武则天一手提拔的大臣崔玄獄；杀二张者，则为李义府的儿子李湛。此外，还有平时最为亲近的左右羽林军将士五百多人。他们的领头人，就是被狄仁杰称为“文可领袖群臣，武可统帅三军”的宰相张柬之。张柬之的身后，则哆哆嗦嗦地站着她那宝贝儿子李显。
　　也就在这一年的十一月二十六日，一个凄冷的冬日，武则天在豪华而寂寞的软禁中孤独地死去。临终前她留下遗言，赦免王皇后、萧淑妃、褚遂良、韩瑗、柳奭及其家族（长孙无忌的官爵已于上元元年即公元674年诏复，并听陪昭陵）。这样，她的心里可能好过一点。到了九泉之下，也许能“相逢一笑泯恩仇”吧！
　　武则天还留下遗言：去帝号，称皇后，葬于乾陵，回到丈夫高宗的身边。半个多世纪以前，守着青灯古佛的她曾在感业寺给热恋中的李治写过一首情诗：“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以后那半个多世纪，不知有多少人拜倒或败倒在她这石榴裙下。直到她脱下这石榴裙，换上帝王的衮冕，也仍然魅力无穷，让人敬畏，让人臣服，让人痴迷。
　　现在，她又要换上这石榴裙了。她无法对抗那强大的文化。这个一生要强的女人，不得不脱下男装，换上女装，离开男人的世界，回到女人的天地。
　　武则天未能把她的“革命”进行到底。但，这并不是她的错。
　　武则天，公元624年生，705年卒，享年八十二岁，是一位长寿的人。
　　据林语堂先生《武则天正传》，武则天一生共谋杀了九十三人（不包括其受到株连的亲属）。其中她自己的亲人二十三人，唐宗室三十四人，朝廷大臣三十六人（不包括其走狗）。这里面有多少是该死的，有多少是冤案；有多少确为武则天所害，有多少是别人对武则天的诬陷，这笔账，只好留给历史学家慢慢去算了。
　　武则天的陵前立的是一块无字碑。碑身由一块完整的巨石雕成，通高7.35米，宽2.1米，厚1.49米，重9.8吨。碑上刻着螭（一种蛟龙类神物）和龙，却没有字。也许，武则天的一生，连她自己也说不清。也许，她有意在身后留下一片空白，任由褒贬，随人评说。当然，也许她根本就不在乎别人说些什么。
　　“没字碑头镌字满，谁人能识古坤元？”信然。

一骑绝尘

四：左右开弓

　　武则天赢了，但赢得并不光彩。因为她在这一场较量中，使用了最可耻的手段——告密，建立了最卑劣的机制——告密制度。
　　告密肯定是人类社会中最卑鄙下流的行为之一。无论武则天是出于何种动机奖励告密，无论这些动机如何地被说成是迫不得已或冠冕堂皇，也无论武则天登基后做了多少好事，有过多少贡献，为她奖励告密而作的任何辩解都是最无耻的谰言。我们可以不苛求武则天这个人，但不能不谴责告密。
　　告密和举报是不同的。举报出于公愤，告密出于私欲；举报出于正义，告密出于邪恶。告密的动机无非两种：或是陷害他人，以泄私愤；或是邀功请赏，讨好卖乖。反正不是为了损人，就是为了利己。而且，告密往往意味着出卖。因为只有告发最隐秘之事才是告密，而若非关系极为亲密者，这些事情又何以知晓？可见告密不仅是报告秘密，也是告发亲密，或者说是出卖。历史上那些告密者，不是卖主求荣，便是卖友求荣，不是出卖亲人，就是出卖同志。所以，告密之风一开，社会风气就会迅速污染，人类那些美好的情感，如亲情、爱情、友情，便都荡然无存了。
　　武则天当然不会不懂这个道理。她的告密制度，便是以举报之名出笼的。她最初的做法，是在庙堂的四周各放一个类似于信箱的东西——铜匦，分别收集劝农务本、朝政得失、申冤告状和天象军机四个方面的常人表奏，颇有些广开言路、下情上达的意思。她自己也声称：“铜匦之设，在求民意畅达于朝廷，正义得张于天下。”可惜，在专制政治体制下，这些说法即便不是掩人耳目，也会变成一纸空文。真正的民意并不可能反映上来，反映上来也不会被采纳，邪恶反倒可能假正义之名横行于天下。原因就在于体制是“君主”而不是“民主”。民作主，民意当然就是天意；君作主，则天意也无非君意。这样，即便有种种广开言路的措施，也完全不顶用的。因为说不说固然由民，听不听却完全由君。君主既然是言论是非的最高仲裁者，则君主一人之好恶，也就成了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样一来，大家当然都拣君主爱听的话说，投其所好，以谋私利，以防不虞。如此，则所谓“民意畅达，正义伸张”云云，也就成了自欺欺人的鬼话。
　　君主们爱听什么话呢？无非吹牛拍马和挑拨离间。因为专制君主都有两个通病，一是自以为是，二是疑神疑鬼。所以，专制君主的身边，总少不了两种人，一是马屁精，二是告密者。马屁精保证他感觉良好，告密者保证他不遭暗算。即便所告之密，不过臣下们的相互攻击，也很不错。臣子们越是互不相让，互不相亲，皇上的君位就越安全。臣子们如果团结一致，那他这个君可就真是孤家寡人了。所以，历朝历代的君王，几乎没有一个不爱听人吹捧，也没有一个不爱听人告密的。不过，歌功颂德的话不妨公开来讲，投入那铜匦之中的，便十有八九是告密。
　　武则天不一定欣赏告密，却需要告密。她必须查清哪些是暗藏的反对派，也希望朝廷的大臣们狗咬狗。对于这一类的权术，她是很在行的。因此她故意把举报和告密混淆起来，而且故意对举报不实者不予追究。这就不但是奖励告密，而且是鼓励诬告了。道理很简单：告别人一下，运气好一点，没准能扳倒仇人，或捞他一把。运气不好呢，也没什么损失，岂非不告白不告？
　　其实在这最黑暗的年代，几乎没有什么人会“白告”。因为武则天不仅建立了告密制度，而且豢养了酷吏集团。这些人比武则天还要喜欢告密者。他们自己就是靠告密起家的，是“告密专业户”，对告密自然有一种“职业兴趣”，和其他告密者也原为一丘之貉，很欢迎他们加入自己的队伍，结为狐朋狗党，或雇为打手耳目。再说，如果没人告密，他们就没有事情做，岂不是要砸饭碗？这些王八蛋原本就恨不得没事找事，无风也兴三尺浪，现在既然有人告密，岂有不炼成大狱之理？结果，某人只不过撇了一下嘴巴，到他们那里就变成了诽谤朝廷；某人不过只是发了几句牢骚，到他们那里就变成了妄图谋反。犯人不肯招供么？他们有的是办法。一是集体诬告，即买通雇佣一批告密者，在不同的地方一起告发，众口一辞地诬告某人谋反，使不明真相者信以为真，被诬告者有口难辩。二是严刑逼供。比如索元礼、来俊臣的刑具，光是大枷就有十种，名称也十分吓人，有“死猪愁”和“求即死”等等。常言说“死猪不怕开水烫”，又说“好死不如赖活着”。酷吏的刑法既然能让死猪发愁，恨不能马上就死，可见比开水还厉害，比死亡还可怕。第三种办法更便当，就是一刀砍下犯人的脑袋，然后在预先写好的供词上按下犯人的手印。有这么多办法，什么案子不能小题大做，变成必须从重从快的大案要案？
　　实际上酷吏们不把案子做大也是不行的。因为武则天嘴巴上说要听取民意，其实只对谋反案有兴趣。既然是谋反，那就不是一两个人的事了，非得有谋反集团不可。于是，只要有一人被密告谋反，他的亲人、朋友、同僚也都得跟着倒霉。这样一来，恐怖的气氛便立即传遍全国。没有人知道自己会不会在某一天被告发，也没有人知道自己会不会在某一案件中被牵连。除酷吏们外，每个大臣在上朝时都要和家人作生死诀别，散朝时都要庆幸今天又能活着回家。一个王朝的政治气氛到了这个份上，按理说恐怕就离垮台不远了。
　　然而武则天的政权并没有垮台。相反，在她登基之后，新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还当真出现了新的气象。这些成就甚至连武则天的敌人也无法否认，而且被视为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其实这事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武则天一当上皇帝，便迅速地调整了政策，由高压一变而为怀柔，由恐怖一变而为开明。这既是武则天高明之处，亦无妨看作她本性所然。武则天毕竟不是嗜血成性的杀人狂，而是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她知道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用处，不同的时候应该有不同的政策，就像人们头顶上的天空一样，有时候和风细雨，有时候雷霆万钧。生与杀，爱与恨，宽容与忌刻，抚慰与整肃，全都取决于政治的需要。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这个非凡的女人不惜翻云覆雨，左右开弓，也不惜出尔反尔，翻脸不认人。
　　武则天在临朝称制之初曾对臣下说过：“朕情在爱育，志切哀矜。疏网恢恢，实素怀之所尚；苛政察察，良素心之所鄙。”这话一半是真一半是假。武则天确实并不真心喜欢苛政，也不真心喜欢那些卑鄙下流、阴鸷歹毒的小人、酷吏和告密者。任何一个可以称得上“雄”的人，无论他是英雄、豪雄、枭雄、奸雄，在内心深处都不会喜欢这些东西。所不同者，仅在于有些雄者完全拒绝这类下流角色，有的则把他们视为粪桶便器一类的东西，不可没有，但可利用而不可重用。武则天就是这样。她手下最有名的三个酷吏：索元礼、周兴、来俊臣，官阶都不高，职位都不重。除了罗织罪名、诬人谋反，也没别的什么权力。道理很简单：第一，这些家伙能力不强，学问不多，人望不高，靠他们治国根本就不行，而女皇陛下并不愿意自己的国家紊乱无序、民不聊生。第二，这些家伙都是鹰犬，而鹰犬是不能喂得太饱的。喂得太饱，他们就不抓狐狸和兔子了。
　　武则天对告密者的厌恶使她忍不住要捉拿一下这些王八蛋。当然，只能挑那些不太重要的事来发难，挑那些不太重要的家伙来开涮。如意元年亦即长寿元年（公元６９２年），武则天为了表示虔心礼佛，心血来潮，下令禁止屠杀牲畜和捕捞鱼虾（这项禁令在八年后因凤阁舍人崔融的劝谏而被废止）。右拾遗张德因为喜得贵子，违禁杀了一只羊，宴请同僚，结果被一个前来赴宴的人告发。武则天却在朝会上将告密信交给张德观看，还对他说：以后请客，最好先看清人头，不要把好酒好菜拿去喂了背后咬人的狗。众目睽睽之下，那个名叫杜肃的告密者当众挨了一耳光，脸上火辣辣，心里灰溜溜，从此抬不起头来，再也没脸见人。
　　武则天这件事做得似乎不怎么地道。禁屠的命令是她下的，告密的风气也是她鼓励的，现在却把告密信交给被告看，岂非存心推翻自己的主张，而且故意出卖自己的走狗？但对待那些卑鄙下流的告密者和出卖者，没有什么比当众揭露他们出卖他们更大快人心了。正如战争只能由战争来消灭，出卖也只能由出卖来遏制。而这种大快人心的效果，又正是武则天的政治需要。
　　此刻的武则天，已不是当年那个临朝称制、名不正言不顺的代理皇帝，而是堂堂正正的大周圣神皇帝了。新王朝要有新气象。当务之急是要刷新政治，调整政策，改善形象，是让人们感到幸福和安宁。黑暗、恐怖的岁月只能属于那个该死的李唐，不能属于光辉灿烂的武周。武周的皇帝是武曌，曌也就是光明的天空。光明的天空日月高悬，岂能再容魑魅魍魉横行？因此，告密这种卑劣的行径应该根除，而告密者则应该受到鄙视。杜肃这个蠢货在这个时候还想用这种卑鄙下流的办法来讨好卖乖，简直就是自讨没趣，愚蠢透顶。
　　于是，武则天决定用他那不开窍的笨驴脑袋给大家开开窍：第一，现在是新朝，需要的不是恐怖，而是祥和，你们不要打错了算盘。第二，告密或者不告密，说别人的好话或者坏话，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会看老娘的眼色，懂得按老娘的旨意去办事。老娘需要有人告密时你不告，是没眼色；不需要有人告密时你来告，也是没眼色。没眼色，挨一耳光也是活该。还有一层意思也很明显：你们大家都看见了，朕其实是很宽容的，张德违禁而未受处分便是证明。朕其实也是厌恶告密的，杜肃告密而当众出丑也是证明。至于先前的奖励告密，重用酷吏，完全是因为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不得已而为之。如果大家有怨气，那就应该把仇恨集中在那些“反贼”身上。如果他们不谋反，朕又何苦要劳神费力，盖那么多监狱，养那么多鹰犬呢！
　　武则天到底是武则天，她不过只是拿杜肃这个小人物开了个小玩笑，就出台了一个大政策，搞掂了一件大事情：清算了过去，交代了历史，改变了方针，也撇清了自己。过去的黑暗、恐怖、肮脏、丑恶，都是别人的责任：裴炎之流要谋反，杜肃之流没眼色，而周兴之流又做得太过分（周兴已于此事发生前一年被杀），则天太后或则天皇帝是没有过错的，也是一贯正确的。现在，她慈眉善目，宽宏大量，和蔼可亲，俨然一副菩萨模样菩萨心肠。她高踞于皇帝的宝座之上，笑逐颜开地舒展着她那张青春永驻灿若桃花的老太婆脸，全然不知道那上面沾满了血迹。
　　刚刚从恐怖高压之下透过气来的臣民们还能说什么呢？他们只能诚惶诚恐，感恩戴德，扑翻在地，山呼礼拜：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现在看来武则天真应该被评为中国历史上最出色的表演艺术家。她的演技十分精湛，她的表演也天衣无缝。然而人们还是不禁要问：当她签发一张张逮捕令，批准一次次死刑时，难道从来不曾想到其中会有冤情吗？当她看到一个又一个“阴谋集团”被揭发出来，被剿灭被粉碎时，难道真相信有这么多人谋反吗？
　　武则天明白，受害人明白，告密者明白，历史也明白。
　　悄然的反抗在暗中进行，办法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早在武则天刚刚开始鼓励告密的时候，一个名叫鱼家保的小人便用自己的血祭奠了这该死的制度。鱼家保特地为武则天设计了一种专门用于告密的铜匦。这种铜制的信箱中间分为四隔，各开一个小洞，信件可入不可出。铜匦很快就造出来了，也很快就收到了告密信，其中一封就是举报鱼家保的。这封密信举报鱼家保曾为徐敬业打造兵器。而且，他向太后呈献铜匦的设计，正是为了掩盖反迹，逃脱追究，十分地居心不良。武则天对“反贼”从不宽容，哪怕设计了告密箱也不例外。于是，就像法国大革命时第一个走上断头台的正是无痛断头机的发明人约瑟夫·乔丹一样，鱼家保也成了自己发明创造的牺牲品，这可真是“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一些正直的法官则公开进行抵制。他们无法阻拦告密，但坚持在办案时不逼供，不用刑，不违背审讯程序，不制造冤假错案。杜景俭“用法宽平”，徐有功“为政宽仁”，连他们的下属都受到感动，相誓不再鞭打犯人。这些法官为了维护国法尊严，全然不顾个人安危。但有疑处，便据理力争。有一次，法官李日知因一死囚案与另一法官胡元礼发生争执。胡元礼蛮横地说，只要胡某不下台，这人就断无生还之理！李日知也针锋相对，毫不客气地说：只要李某不离职，此人就绝无处死之法！最后官司打到武则天那里，李日知胜诉，那个死囚保住了性命。
　　武则天在重用来俊臣、周兴、索元礼一类酷吏的同时，也任用徐有功、杜景俭、李日知这些正直、正派法官，用心是很深的。她心里很清楚：奖励告密、重用酷吏、制造冤假错案，只是非常之法，断然不能持久的。即便不得已而用之，也要有所节制，有所缓冲，有所平衡。她也深知，来俊臣之流不过鹰犬走卒，虽不可不用，其用也有限。徐有功等人才是国家栋梁之才，必须加以保护。所以，徐有功两次被贬，三次起复。武则天问他：你通常断案，错放之人不少，你自己说该当何罪？徐有功说：法网疏漏错放罪人，不过人臣的小过；爱惜生命厌恶杀戮，才是圣人的大德！武则天虽不能马上接受他的说法，却也不能不承认他言之有理，也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正直正派的人。
　　正直正派的人总是会受到人们（包括敌人和持不同政见者）由衷的敬重，而卑鄙无耻的小人则总是会受到人们（包括其主子）的厌恶和鄙视。在专制政治体制下，小人是有可能得志的。不过一旦失去利用价值，下场也就十分可怜。周兴、来俊臣、索元礼之流，都未能猖狂太久，其中又以周兴的下场最具戏剧性。天授二年（公元６９１年）二月，酷吏丘神绩因罪被杀，有人告发周兴是同谋，而被派去审理此案的则正是来俊臣。来俊臣请周兴吃饭。酒过三巡，来俊臣很诚恳地问周兴：人犯总是不肯招供，不知仁兄有什么好法子？周兴说，这太容易了！找一个大瓮来，用木炭在四周烧烤，再把人犯放进瓮里，还有什么不招的。来俊臣如法炮制，当真找来一个大瓮，四周点上炭火，然后取出圣旨，对周兴说：有人告发老兄。既然如此，那就请君入瓮吧！如遭五雷轰顶的周兴除了按照审讯者的意图一一招供外再无办法。他被判处流放岭南，并在流放的途中被仇人杀死。这个心狠手辣害人无数的奸贼实在应该为自己的“发明”申请一份专利的。他一生暗算他人，怎么就想不到自己也会遭人暗算呢？
　　索元礼的死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个告密专业户也被别人告了密，派去审理此案的也是他的老朋友。索元礼审案的办法，是给人犯戴上铁帽子，再把楔子一根根打进去，直至犯人脑浆流出。于是老朋友问他：要不要把那顶铁帽子给你戴上？索元礼当然赶忙说不用不用，结果也在同一年死于狱中。
　　最狠毒的一个酷吏来俊臣死于神功元年（公元６９７年）六月三日。这一回是公开处决的。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狂妄之极，以为想害谁就可以害谁，竟然打起了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的主意，结果当然轮到他自己下地狱。他被绑在囚车上，嘴里塞着木球，押往刑场。之所以嘴里要塞木球，是因为先前处决被诬告的郝象贤时，郝象贤曾破口大骂，并在刑场上慷慨陈词，发表演讲，历数武则天的罪恶，连她与和尚通奸的事都讲出来了。来俊臣知道的秘密更多，当然更不能让他开口说话。行刑之日，洛阳城万人空巷，争看这个万恶的刽子手最后的下场。来俊臣的人头刚一落地，臣民们在一声欢呼雷动之后，便蜂拥向前，争相抢夺他的尸体，势如疯狂，不可遏止。顷刻之间，来俊臣变作一摊烂泥。武则天也再一次表现出她政治家的“不徇私情”。她宣布自己这个最得力的走狗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不但应该粉身碎骨，而且应该诛灭全族。
　　来俊臣的死最清楚不过地告诉人们：昧着良心充当鹰犬会有一种什么样的下场。但被武则天毒化的社会风气，却不是诛杀几个酷吏就可以改变的。也许有人会说，与武则天作对的都是些“恶势力”。他们死抱着男尊女卑的观念不放，不肯让这个最有能力的女子抖一回精神。但武则天在对抗“恶”的时候，却把自己变成了更大的恶。当她动用手中的权力，公然把告密和出卖这两种最丑陋卑劣的行径一变而为值得赞扬和应予褒奖的事情时，她自己就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祸首。因为她启动了人性中最黑暗最肮脏的东西。现在，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漫天飞扬的是瘟疫和病毒。
　　不过武则天可顾不上这些。因为新的难题正等着她去解决。

一骑绝尘

三：血染的皇冠

　　尽管有这么多的准备，武则天要当皇帝，仍并不那么容易。
　　按理说，皇帝驾崩，应由太子继位。武则天有四个儿子，其中三个当过太子。第一个是李弘。李弘早在显庆元年（公元656年）正月就被册封为太子，却于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四月去世。许多人都说他是被武则天毒死的。可惜死无对证，何况这位太子的身体确实很差，早在他被册封为太子的那一年，就曾大病一场，以至“御医无策”。咸亨二年（公元671年）监国时，也因多病而由戴至德等人处理政务。所以我们只好算他是病死。
　　第二位太子是李贤。上元二年（公元675年）立，永隆元年（公元680年）废。他的被废，也是一个疑案。我们只知道他们母子之间猜忌很重。有人说是因为他组织名儒注《后汉书》，大讲后妃外戚干政犯了武则天的忌讳；也有人说李贤根本不是武则天的儿子，而是她姐姐韩国夫人和李治的私生。总之，他被告发谋反，在他的宫殿里搜出兵卒甲服数百件以为罪证。这位可怜的太子被废为庶人，嗣圣元年（公元684年）死在巴州。
　　以数百件兵卒甲服为谋反的罪证，显然证据不足。就这么一丁点儿武器装备，能谋什么反？因此这一“确凿”的证据，就像从王皇后那里搜出的木头小人一样，完全有两种可能。一种，这些兵器武备确实是李贤私藏的，但目的却不过是自卫。另一种，就是栽赃了。栽赃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武则天栽赃，另一种是别的什么人栽赃，意在挑起他们母子之间的争斗，自己好坐收渔利。但如果武则天对她这个儿子并无猜忌，那么，这个赃就栽不成。而且，即便那些东西真是李贤私藏的，也不会有如此严重的后果。事实上，如果不是武则天已有废掉太子之心，就不会有人出来控告太子，更不会有人去搜查太子的府第。可见，李贤实际上是死于武则天的猜忌。
　　说武则天诬陷太子贤，和说她毒杀太子弘一样，并无任何证据。但武则天猜忌甚至嫉恨她这两个儿子，则大休上可以肯定。原因是当时君臣朝野都看好这两位太子。李治曾对侍臣们说：“弘仁孝，宾礼大臣，未尝有过。”《资治通鉴》也说李弘仁孝有礼，“上甚爱之”而“中外属心”。这当然不会让武则天高兴。武则天希望的是中外都属心于她自己，而不是属心于别的什么人。所以，李弘突然去世，当时就有人怀疑是武则天下的毒手——“时人以为天后鸩（音震，用毒酒杀人）之也”。
　　李弘死后，大家又转而拥戴李贤。因为这时谁都看出，武则天野心不小，李治则早已大权旁落。而以李治身体之衰弱，性格之懦弱，夺回政权，重振朝纲，几乎就不可能。因此他们都寄希望于新太子。李贤似乎也不负众望。他容貌俊秀，举止端庄，自幼就爱读书，而且过目不忘。他还主持对《后汉书》作了注释，水平相当的高，至今仍很权威。这事使他名声大振。朝野一致认为，李贤将承继大位，一主唐祚。李治甚至对李世璾说：“此子严于律己，不失为成就大业之才。”诸子如果都像李贤一样，“大唐无虞矣”！
　　大唐无虞，则天有忌。已尝到大权独揽甜头的武则天，很不喜欢在她兴头上有人横插一杠子。正好这时发生了明崇俨被杀一案。明崇俨是一个装神弄鬼的家伙，据说会一些巫术，能给人治病。他曾对武则天说，太子贤命相不好，不堪继统，应另立英王李显或相王李旦。后来，明崇俨神秘地被人谋杀。办案人员把李贤的同性恋对象赵道生抓来一问，招供说是李贤买通盗贼所杀。接着便是在李贤的马房里搜出了兵器武备。整个案件扑朔迷离无可深究。但可以肯定：或者是武则天一手制造了这一冤案，或者是武则天利用了这一案件，又在其中做了些手脚。反正，她达到了目的。
　　看来，李贤的书还是读少了点。他实在不该在武则天风头正健时去抢她的戏。他只知道太子可以当皇帝，却不知道连皇帝也是可以被废掉的，何况太子？
　　三任太子李显就是在皇帝位子上被废的。这家伙是个混蛋加草包。他比他老爸更窝囊，更好色，更怕老婆，更没头脑。李治虽然弱一点，却好歹还有自知之明，为人处事都比较谨慎稳当得体，因此也还有一定威望。李显却完全拎不清自己的斤两。上台没两天，屁股还没坐热，就忙不迭地拍老婆的马屁，要让老丈人韦玄贞当宰相。宰相裴炎不同意，这个糊涂皇帝竟然说：国家是朕的。朕就是把天下都让给他，也没什么了不起，何况只是让他当个侍中？这就不但武则天不能容忍，其他人也无法接受。哪怕说的是气话，也不能容忍。因此，这家伙只当了两个月皇帝，就被武则天和裴炎从宝座上拖了下来。
　　事实上李显也确实不堪为人君。神龙元年（公元７０５年），武则天退位后，他又当了皇帝，最后却死于非命。因为韦皇后想学婆婆武则天当女皇，女儿安乐公主则想当皇太女。她们合谋在馅饼里放毒药，把这个糊涂皇帝送上了西天。中宗李显这只昏头昏脑的大尾巴羊，一生栽在了他最亲密的三个女人身上：亲娘武则天、爱妻韦皇后、娇女李裹儿。不难想象，武则天就算不废他，他也当不好皇帝的。
　　接替李显当皇帝的睿宗李旦是个聪明人。他干脆连朝都不上，把所有的政务都交给母后去处理，说是自己年轻不懂事（时年二十二岁），无德无才，不堪执掌国政。两年后，武则天提出要还政于他，他只是叩头，死也不肯答应。事情到了这个份上，武则天取代李家的人当皇帝，已是迟早的事。
　　然而武则天并没有匆匆忙忙把皇冠戴在自己头上。
　　武则天不是一个轻举妄动的人（这是她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她深知，她要做的，是开天辟地以来前所未有的事。中国不要说从来没有过女皇帝，便是女人执政掌权，也很不“合法”。这就要有铺垫、准备，要让人们在思想上转弯子，也要耐住性子等一等，看一看。武则天能做到这一点。她有耐心，沉得住气，但不能等太久，因为她已经六十一岁了。
　　事实上当时的形势也容不得她慢条斯理温文尔雅。权力斗争从来就你死我活，改朝换代更不是绘画绣花。高宗去世以后，实际上空缺的帝位已成为一个敏感的问题，挂羊头卖狗肉的把戏已经演不下去。武则天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还政于子，让李治的儿子去卖羊肉；要么亮出武家店的招牌，公开卖狗肉。武则天心里很清楚，大家都在等着她摊牌，何况还有那么多人在磨刀霍霍虎视眈眈。
　　第一个公开跳出来和武则天叫板的是徐敬业。嗣圣元年（公元６８４年）九月二十九日，也就是中宗李显被废七个多月、章怀太子李贤自杀六个多月后，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宣布要用武力推翻武则天的“伪政权”。徐敬业是李世璾的孙子。李世璾既然被太宗皇帝赐姓了李，则徐敬业当时也就叫李敬业。不过，李敬业现在已经同武则天翻了脸，武则天便愤怒地宣布他不再有资格姓李。徐敬业也不客气，宣布不肯和自己一起举兵讨伐武氏的叔叔李思文（已被徐敬业羁押）姓武。看来，徐敬业和武则天在这一点上倒是一致的：李乃皇家之姓，尊贵莫名，岂能让“贼人”得而姓之？李敬业既然背叛朝廷，当然仍应去姓他的徐；李思文既然追随武氏，那就让他去姓那卑贱、恶劣的武好了。
　　这场现在看来十分可笑的姓氏之争，当时可是进行得非常认真。双方都把这一决定诏示全国，以示自己的立场堂堂正正。其实，徐敬业姓什么倒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他这次行动几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他事先并无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和财政上的准备，只是几个失意官僚落魄文人，凑在一起发了一通牢骚，慷慨陈词一番后，就匆忙起兵，扬言要把天下翻个个儿，岂有不败之理？
　　但徐敬业并没有想到这些。他一开始还是十分牛气的。他请骆宾王专门为他起草了一份檄文，对武则天进行口诛笔伐，对天下人进行宣传鼓动。骆宾王到底不愧“初唐四杰”之一，文笔好得出奇。加上自己长期郁郁不得其志，公愤加私仇，一股怨气喷薄而出，便把这篇檄文写得惊天地泣鬼神。在骆宾王的笔下，武则天原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她本性不良（性非和顺），出身卑贱（地实寒微），靠着隐瞒历史（潜隐先帝之私），混入高宗后宫（阴图后房之嬖）。一进宫，就露出狐狸尾巴（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一有权，就露出豺狼本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简直就十恶不赦，早应该天诛地灭（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更何况，她现在居然还妄图颠覆大唐，窃取帝位，以至于先帝的灵魂不得安息，先帝的爱子不得安宁（一抔之士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正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徐敬业作为“皇唐旧臣，公侯冢子”，既“奉先君之成业”，又“荷本朝之厚恩”，当然不能见死不救，坐视不管。这才“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高举起正义的旗帜，集结起除妖的武装。这是何等强大的力量啊！“南连百越，北尽山河，铁骑成群，玉轴相接”。这又是何等威武的军队啊！“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这样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以此制敌，何敌不摧），这样的军队是所向无敌的（以此图功，何功不克）。岂止是胜利在望，简直就已然胜利。不信，“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这确实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出色最精彩的一篇檄文，端的写得义薄云天，气壮山河，据说连武则天读了也拍案叫好，认为这样的人才居然没被发现，实在是“宰相之过”。徐敬业的叛军自然也沾光成了仁者之师、正义之师、威武之师、胜利之师。可惜，批判的武器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徐敬业临时纠集的乌合之众根本就不是王朝天兵的对手。只几个回合，就被打得七零八落，落荒而逃。
　　其实，徐敬业的败迹早在骆宾王的檄文中就已显露出来。徐敬业在檄文的结尾处许愿说：“凡诸爵赏，同指山河。”意思是说我徐某向大家保证，只要诸位参加我的行动，那么，事成之后，所有的爵位封赏，现在就可以指着山河为信。如此口气，似乎这大好河山，此刻就已经是他徐敬业的了，岂非狂妄之极，骄兵必败？别说此刻胜败还尚不可知，即便将来胜利了，那官爵也不该你徐敬业来封，那恩荣也不该你徐敬业来赏。从理论上讲，这应该是皇上的事。徐敬业以皇上的口气说话，岂非正好暴露了自己想称王称帝的狼子野心？徐敬业讨伐武则天，如果说还多少有点胜利之可能的话，那就是占了一个“义”字。现在既然以利代义，丢了政治资本，就只有自取灭亡。
　　事实上徐敬业败就败在这里。军师魏思温曾对他说，我们既然是以匡复唐室、勤劳王事为号召，就该直取洛阳，争取天下人的群起响应。然而徐敬业却抵挡不了所谓“金陵王气”和据地称王的诱惑，不肯北伐而要东征，结果一败涂地，在逃往高丽的途中被部下杀死。他只闹腾了四五十天便身败名裂，只能说是活该。
　　就在武则天取消徐敬业姓李资格的前一天，即嗣圣元年十月十八日，宰相裴炎被斩杀于都亭。他的死，也冤也不冤。
　　裴炎是以谋反罪被杀的。证据是他曾与叛乱分子骆宾王私下接触，并与徐敬业有书信来往。据说，骆宾王为了策反裴炎，曾编造民谣“一片火，两片火，绯衣小儿当殿坐”，并解释说：“绯衣”即裴，“一片火，两片火”即炎，“小儿”即子隆（裴炎的字），“当殿坐”自然是当皇帝了，因此激起了裴炎的反心。又据说裴炎给徐敬业的信中只有“青鹅”两个字，被武则天猜出谜底，是“十二月（青），我自与（鹅）”，也就是裴炎将于十二月在朝廷发动政变，以应扬州军事。总之，按照这些说法，裴炎的谋反，既有犯罪动机，又有犯罪事实，铁证如山，不容狡辩，该杀。
　　其实，裴炎与徐敬业并不是一路人。他对徐敬业这个人和徐敬业要做的事都有所警惕，并不想掺和进去。徐敬业的目的是推翻武氏，自己称王；裴炎的目的则是逼退太后，还政睿宗。他们在倒武这一点上有共同之处，但分歧则更大。裴炎反对搞武装叛乱，更不想让徐敬业成什么气候。他的打算，是和程务挺一起，对武则天进行“兵谏”，就像“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做的那样。只不过张、杨搞成了，裴、程没搞成。没搞成的原因是运气不好。他们的计划，原本是打算趁武则天游龙门时，“以兵执之”，逼她交出政权。只是因为天不作美，大雨不止，这个计划一直无法实施。
　　因此，当徐敬业在扬州起兵时，裴炎的心情，可以说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终于有人向武则天的权威公开挑战，她大约再也不能一意孤行。惧的是战端一开，时局将不可收拾。而且，不管是现在对付足智多谋的皇太后，还是将来对付重兵在握的徐敬业，都是难题。但他实在不愿放弃这千载难逢可以坐收渔利的天赐良机。于是便决定豪赌一把。他对武则天说：皇帝年长，不亲政事，这才给叛匪以口实。如果太后还政于皇上，臣以为叛军不讨自平。
　　裴炎下的是一着险棋。他的如意算盘是：既然自己兵谏不成，就借徐敬业的兵。先借徐敬业的兵逼武则天下台，再用武则天的兵逼徐敬业就范。只要太后退位，皇上还朝，徐敬业的军事行动便师出无名，再坚持下去就是谋反。那时，不说是“不讨自平”，便是要讨，也容易得多。无论兵不血刃平息叛乱，还是不动干戈夺回朝政，他裴炎都是盖世英雄，千古名臣。何况，裴炎的说法，也并非没有道理。徐敬业并没有反唐。相反，他打的正是匡复唐室的旗号。如果皇帝回到朝廷，徐敬业岂有不偃旗息鼓、俯首称臣之理？
　　可惜武则天没那么好哄。她脸上不动声色，心里却暗暗好笑：少跟老娘来这一套！不讨自平？天下哪有不讨自平的反贼！大军征讨还不一定平呢！以你裴炎头脑之清醒、政治经验之丰富，难道不懂这个道理？难道看不出徐敬业的真实目的是“凡诸爵赏，同指山河”？即便我把政权还给皇帝，他徐敬业也会借口“还政是假”云云继续兴兵作乱。看来，所谓“不讨自平”是假，要老娘下台才是真。难怪他对讨伐叛贼毫无兴趣（不汲汲议诛讨）了。对这种人，武则天从来就不手软。你裴炎和徐敬业不是南北呼应一唱一和吗？那好，不管你是敲边鼓也好，作内应也好，或者趁火打劫、混水摸鱼也好，老娘先杀了你再说，免得变生肘腋，防不胜防。所以，武则天没有丝毫犹豫就把裴炎送上了断头台。平息扬州叛乱以后，又斩杀程务挺于军中。
　　裴炎谋反案在朝中引起很大震动。很少有人相信裴炎谋反是真的。因为谁都知道裴炎既是忠臣又是清官。裴炎被捕后，照例抄家，却发现堂堂相府，居然家徒四壁，一贫如洗。程务挺就更是冤枉。作为大唐一代名将和功臣，他不但没有谋反，而且在前方奋勇作战保卫边境，杀得敌人闻风丧胆不敢来犯。程务挺被害后，边境将士悲痛莫名，痛哭流涕，突厥则欢呼雀跃，大摆宴席。武则天杀程务挺，实在是做了一件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实际上，裴炎和程务挺反不反，只有武则天和他们两人心里有数。这就是：如果武则天不当皇帝，还政于睿宗，裴炎和程务挺必不反；如果武则天悍然称帝，裴炎和程务挺必反无疑。只不过这话谁都不能说出口罢了。所以，当有人劝裴炎认罪求情，或可免于一死时，裴炎只是笑着摇摇头说：宰相下狱，断无全理。多余的话无须再讲。同样，当朝中大臣担保裴炎不反，说“若裴炎谋反，臣辈也谋反了”时，武则天也只是笑着摇摇头说：朕知裴炎必反，卿等必不反。可见双方都心照不宣。
　　其实，不论裴炎谋反一案是否证据确凿，他的死，都是一个悲剧。对裴炎是悲剧，对武则天也是悲剧。因为他们都没有“错”，又都付出了代价，而且损失惨重。裴炎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主张而被杀的。这个主张就是：皇帝只能由男人来当，而且只能由李世民的子孙来当。从封建礼法和裴炎所受的教育来看，这是对的，是“正义”和“正道”。武则天的主张则是：强者为王。皇帝应该由有能力的人来当，而不拘这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姓李还是姓别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也不错，也是“正义”和“正道”。结果，裴炎和武则天为各自不同的“正义”和“正道”发生冲突，并分别付出代价：裴炎丢了性命，武则天则失去了一代名臣和一代名将，等于砍掉了自己的左膀右臂。
　　不过，武则天在内心深处还得感谢裴炎。
　　如果说，徐敬业短命的叛乱增强了武则天的信心，使她感到天下事并非不可为之，那么，裴炎未遂的政变则提醒她要小心，万万不可大意失荆州。道路并不平坦，前途也不会一帆风顺，而是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徐敬业的叛乱固然不得人心（诚如时人陈子昂所说“扬州构逆，殆有五旬，而海内晏然，纤尘不动”），自己的临朝称制也同样颇遭物议（亦如重臣刘祎之所言：“太后既废昏立明，安用临朝称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看来，李唐宗室的残渣余孽倒不可怕，礼法传统却是很难战胜的劲敌。想当年，曹操在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尚且只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如今武某要在寻常之时行非常之事，就更得要有非常之举。显然，对于武则天而言，她通往帝位的道路，只能由尸骨来铺就。她头顶上那女皇的皇冠，也只能用鲜血来染成。她不能等着人撞到枪口上来。她必须制造恐怖，大开杀戒，让所有人都服服帖帖、噤若寒蝉。
　　现在武则天深信她是在进行一次翻天覆地的伟大革命。“革命”这个词，在中国古代原来就是“改朝换代”即“变革天命”的意思，比如殷革夏命、周革殷命等。所以《周易》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不过，商汤革命也好，周武革命也好，和武则天的革命都颇不相同。前者发生在旧王朝行将就木之际，后者则发生在新王朝蓬勃兴旺之时；前者是一个男性家族取代另一个男性家族，后者却是一个女人要颠覆男人的天下；前者是通过武装夺取政权，后者可只能搞宫廷政变。显然，武则天的难度更大，是否“顺乎天而应乎人”也大成问题。然而武则天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不信邪不服输、连日月星辰都为之一空（曌就是日月空）的伟大女性。如果上帝不准她革命，她就革上帝的命；如果老天不给她革命的氛围，她就自己来创造；如果所有人都不赞成她革命，她就让大家都不敢开口说话。总之，她必须创造一种政治气候，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对她的反抗已徒劳无益。
　　于是武则天开始理直气壮地实行她的特务政治和恐怖统治。这种政治和统治的核心部分，是告密制度、酷吏集团和冤假错案。制造冤假错案，诬陷自己的政敌和不喜欢的人谋反，是一切专制独裁者的惯用伎俩。刘邦用过，曹操用过，武则天当然也可以用。武则天的不同之处，是公开地、普遍地通过鼓励告密和起用酷吏来大规模制造冤假错案。大约很少有人像武则天这样把告密合法化并公开予以鼓励了。她规定，任何人都不得阻拦告密的人。即便是樵夫和农民，也可以到京师面见皇帝，提出控告。他们将由官府供给驿马，沿途享受五品官的待遇，进京后住官家客栈，吃官家伙食，而且能得到武则天的亲自接见和赏赐。最重要的是：即便揭发不实，也不反坐，不会受到任何处分。
　　这种只有进项没有亏损的无本生意谁不想做。哪怕是到京城公费旅游一回，过把五品官的瘾，也值。于是乎，四方密告蜂拥而至，朝中大臣人人自危。武则天则每天都要坚持翻看那些告密信，津津有味，乐此不疲。这些告密信为她提供了许多线索，使她对朝廷中社会上的动向了如指掌，洞若观火。这实在让她喜出望外笑逐颜开。她没有忘记，因为情报不灵，徐敬业一伙搞了那么多阴谋诡计，朝廷居然一无所知，直到他们集结起十万大军攻城略地时，才大惊失色，匆忙应对。她也没有忘记，正是因为有人告密，裴炎兵变的预谋才被扼杀在摇篮之中。告密，对于独裁者来说，真是个好东西。
　　因此，武则天决定重奖告密者，并从告密者当中选拔一批酷吏。这些酷吏之所以要从告密者当中选拔，是因为不屑于告密的人也一定不肯搞逼供信。不搞逼供信，又怎能把告密变成案件，置反对派于死地？在尝到告密的甜头以后，武则天已不满足于仅仅通过这种手段获取情报了。她还要通过对所有密告的处理，制造一个又一个的冤案，以便把反对派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事实上，只有一个个“骇人听闻”的案件被不断揭露出来，才能证明建立告密制度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这就非有酷吏不可了。这些人都是些什么出身，是否读过书、有学问，或者是否懂法律、有能力，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会看武则天的脸色，以及有足够的卑鄙和残忍。
　　可见，告密制度、酷吏集团、冤假错案，这三个东西是一环扣一环的。有人出来告密，就有了情报和线索，也就有了整人的理由和借口；有人充当酷吏，告密者的举报才可能被“坐实”，也才可能制造冤假错案；有了冤假错案，才能不断宣称“国家受到威胁”，从而使告密制度和酷吏集团显得合理合法。既然国家安全受到如此严重的威胁，就更需要鼓励告密，重用酷吏了。如此恶性循环，恐怖的气氛也就自然形成。其实，国家何曾受到威胁？只不过武则天自己神经过敏，或者只是她杀人立威的一种借口。
　　尽管武则天这一手段极其卑鄙无耻、肮脏下流，却挺管用。几年下来，已没有什么人胆敢对她的所作所为说三道四，有的只是一片歌功颂德和阿谀奉承之声。呈报所谓祥瑞的绿纸书和言说所谓天命的劝进表雪片般飞往宫中，飞到武则天的丹陛之下。在装模作样进行了一番推让辞谢以后，载初元年亦即天授元年（公元６９０年）九月九日，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女野心家，终于如愿以偿，戴上了那血染的皇冠。这一年，她六十七岁。

一骑绝尘

二：大尾巴羊

　　使武则天成为男人的是她的男人——唐高宗李治。
　　史料证明，唐太宗李世民对他这个宝贝儿子，一直是不怎么放心的。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太宗在两仪殿接见群臣，当着李治的面问：太子的品行，天下人都知道吗？长孙无忌回答：太子虽未出宫门，但天下人无不钦仰其圣德。太宗又感慨地说，老百姓都这么讲：“生子如狼，还怕是羊”，治儿可是从小就宽厚啊！长孙无忌又说：陛下骁勇，是创业之君；太子仁恕，有守成之德。陛下与太子性格相异，正是皇天所赐，苍生之福！
　　长孙无忌的话在理论上并不错。马上可以得天下，却不可以治天下。开国之君必须是虎，守成之君则不妨是羊。只是他没想到，羊并不只吃草。如果当了皇帝，也吃人。李世民的担忧也不无道理。不过他同样没想到，李治不但柔弱，而且“好内”，喜欢听女人的。
　　这都给武则天以可乘之机。
　　李世民对李治的教育是抓得很紧的。看见他吃饭，就说：你要是知道种田的辛苦，就总会有饭吃了。看见他骑马，就说：他要是知道不让马太累，就总会有马骑了。看见他坐船，就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民就是水，君就是舟。看见他站在树下，就说：木头有墨绳就笔直，元首听意见就圣明。真可谓用心良苦。李世民还专门写了一本叫《帝范》的书，教李治如何做皇帝。
　　李治的表现也不差。刚当皇帝时，他是很虚心的。有一天，李治外出打猎，正碰上下雨。李治问谏议大夫谷那律：雨衣怎么样才能不漏？谷那律回答说：用瓦做就不漏了。李治明白这是在劝谏他不要因好打猎而荒于朝政，很高兴地赏赐了谷那律。对那些不该赏的，他也不留情面，颇能做到赏罚分明。他的叔叔腾王李元婴和哥哥蒋王李恽（音运）搜刮民财，屡教不改。在赏赐诸王时，李治就独不赏腾王和蒋王，说：腾叔和蒋兄反正自己会捞钱，就不用赏什么东西了。给他们两车麻绳，用来穿铜板吧。羞得二王面红耳赤，无地自容。显然，李治并不昏庸，也不蠢。
　　然而他的心病却很重。
　　李治一上台，就面临三大难题：一，如何摆脱先帝的阴影；二，如何摆脱权臣的控制；三，如何克服自己性格上的弱点。这三个问题他一定想了很久。他后来所做的一切，都是从这三个问题出发的。
　　在一般人看来，李治从唐太宗手上接过这个摊子，是很幸运的。贞观之治，成就斐然，君仁臣忠，民富国强。李世民这个盖世英主，几乎把什么都设计好了，考虑好了，安排好了，李治简直就只要坐享其成就行。但，创业难，守成更难。李治的苦恼，只有李治自己知道：干好了，是先帝的福泽；干不好，是自己无能。父皇太成功了，他怎么都走不出先帝的阴影。
　　权臣们也是一个麻烦。他们追随先帝多年，功勋盖世，谋略过人，说是来辅佐自己的，谁知道他们心里怎么想？即便不谋反，总把自己当小孩子，也很可气。李治看得出，这些老家伙并不好伺候。就拿长孙无忌来说，名字叫无忌，其实无所不忌。唐太宗因李治仁弱，恐怕难守社稷，曾打算另立英武果断的吴王李恪为太子，便遭到长孙无忌的断然反对。因为李恪不是他妹妹长孙皇后所生，生母杨妃是隋炀帝的女儿。结果，李恪不但没能当上太子，而且在李治登基后被长孙无忌谋杀，办法就是后来武则天对付他的那个——诬以谋反。李恪临死时曾大骂说：长孙无忌窃弄权威，陷害忠良，祖宗有灵，不久你就要灭族。史家也认为长孙无忌诬人谋反，反被人诬，多少有点算是报应。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年），高阳公主及驸马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等人谋反，阴谋废去高宗，另立荆王李元景为帝。此事与吴王李恪并无关系。长孙无忌因为曾经反对立李恪为太子，害怕李恪报复。为了去掉这块心病，便诬陷李恪插手，并亲自提审案犯，动用酷刑，锻炼成狱。李恪被赐自尽。
　　其实就算长孙无忌他们无忌，李治也有忌。李世民尚且猜忌李世璾，李治怎么就不猜忌长孙无忌？专制政治，最忌权臣功高震主，尾大不掉。不杀了这些大尾巴羊，自己是睡不着觉的。羊群中总要有羊被杀，谁的尾巴大就杀谁。只不过李治下不了手。这只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会成为头羊的小羊，性格内向，内心羞怯，一见到长孙无忌他们那狼一样的凛然目光，心里就犯怵。他们连太宗皇帝都敢顶撞，还有什么不敢的。
　　这些苦恼很需要向人诉说，更需要有人帮他走出困境。但是，又能和谁商量呢？后妃们只知道争风吃酷，朝臣们又心怀鬼胎。年轻的皇帝感到了孤独，感到了“高处不胜寒”。
　　这时，上帝把武则天派来了。
　　李治和武则天一见钟情。两个人的偷情，开始时可能出于一时的冲动。但很快，李治就发现，这个比自己大四岁的女人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和魅力，正是自己求之不得的。像李治这样羞怯内向的大男孩，原本就喜欢那些比自己年龄大、介乎母亲与姐姐之间的女人，就像那些特别具有男子汉气质的人，往往喜欢比自己小、介乎妹妹和女儿之间的女人一样。更何况李治还惊喜地发现，这个女人身上有的，正是自己身上没有的。她沉着冷静、深谋远虑、机敏果断、精力旺盛，与自己的多愁善感、柔弱任性、优柔寡断、羞怯无为正好相反。李治很为自己的发现而欢欣鼓舞。他决心和这个女人一起，解决他面临的三大难题。为此，他不顾一切地要把这个女人推上皇后的位子。这是长孙无忌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的。因为他们的想象力有限，跳不出“好色”或“惧内”的框框，更弄不清这位年轻的皇帝心里到底想什么。
　　李治寄希望于武则天的，也正是她想要做的。
　　我们现在已无法弄清，武则天的政治兴趣和政治才能是从哪里来的。和一般的女人不同，她对政治有着天生的敏锐和潜能，加上她那女人特有的直觉，玩起来比她老公李治更得心应手。她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什么事要先做什么事得放一放。正是靠着这种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她一步一步登上峰巅。
　　当上皇后以后，武则天最迫切要做的事，除废掉太子李忠，另立自己的儿子李弘为太子外，就是要建立自己的组织系统。这件事情她和李治有共识，甚至李治比她更有切肤之痛：李治已经尝到了元老派联合起来反对自己的滋味。如果这些元老重臣们动不动就联合起来和自己对着干，那他这个皇帝当得还有什么意思？所以，当武则天提出要重赏并提拔拥护她当皇后的那些人时，李治连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其实，李治对这些人也是心存感激的。他还清楚地记得，当他提出要废王皇后、立武则天时，朝臣们基本上是一边倒的。除少数默不作声的外，大多数人都站在长孙无忌他们一边，而且一个个都那么愤激、冲动，好像他李治犯了多大错误似的。这事他想想就寒心，想想就后怕。这大唐的江山，究竟是他李治的，还是长孙无忌他们的？幸亏有许敬宗、李义府他们出来说话。他还记得，第一个公开站出来支持他的，是李义府；在朝堂上为他大造舆论的，是许敬宗。这使他感到极大的欣慰，就像孤军奋战的斗士遇到了拔刀相助的侠客，就像一个在荒郊夜色中四顾茫然的独行者看见了远方的一缕炊烟。
　　人最珍惜的，就是他在孤立时得到的支持，哪怕这种支持微不足道，哪怕这种支持来自非常卑微的人。不！正因为支持者是那样卑微，这种支持才更加弥足珍贵。李治从心底里赞成武则天对这几个人的重赏和重用。这样的人不赏，赏谁？这样的人不用，用谁？应该把这些人提拔起来，让他们和长孙无忌的元老集团抗衡。
　　李治有这样一些想法是很自然的。他当然不会这样去想：这些家伙究竟算是自己的队伍，还是武则天的人马？他当然也不会想到，这些家伙对自己的支持，并非都是出于什么正义、公道、原则，或是出于对君王的绝对忠诚。他们完全是出于个人的私利，而且事先经过了反复的掂量和考虑，这才决定出来豪赌一把，并把赌注押在武则天这颗即将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身上。
　　至少李义府是这样的。因为李义府是小人。
　　李义府这个家伙，在当时的政坛上，名声是很臭的。他的外号叫“李猫”，意思是和猫一样，外表柔顺，内心狠毒，笑里藏刀。这样一个名声极坏的家伙，又是敌对集团的人（李义府的靠山是刘洎，刘洎是魏王李泰一党，和长孙无忌、褚遂良是死敌，后被褚遂良陷害），长孙无忌当然容不得他，便打算把他贬到外地去。李义府恐慌之极，问计于王德俭。王德俭说，现在能救你的，只有一个人。李义府忙问是谁。答曰武昭仪。李义府摇摇头说：恐怕不行吧！皇上早就想立武昭仪为后，一直没能成功。武昭仪自己的事都办不好，还管得了别人？王德俭笑了起来，说你这个人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武昭仪的事办不成，是因为没人支持。如果你出来支持，岂非雪中送炭？武昭仪的事就是皇上的事。你帮了皇上这个大忙，能没好处吗？李义府这才成了支持废王立武的第一个“英雄”，也成了因为此事最早受惠的人。
　　此后李义府一直青云直上步步高升，成为当时政坛上炙手可热的人物。不过狗总是改不了吃屎的。李义府当政以后，大概只干了一件事，那就是卖官。《旧唐书》说他“专业卖官为事”，竟是个“卖官专业户”。因为贪得无厌，他连长孙无忌孙子的贿赂也收，卖给他一个司律监的官职。其他的坏事干得也很出格。洛阳有个女犯人长得很漂亮，他竟命令审判官毕正义枉法释放，然后据为己有。东窗事发后，又逼毕正义在狱中自杀。最后，由于他作恶多端，罪行累累，民愤太大，加上他小人得志，仗势欺人，飞扬跋扈，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弄得天怒人怨，终于在龙朔三年（公元663年）被捕下狱，乾封元年（公元666年）死在流放地。死后，韩野额手称庆，拍手称快。
　　许敬宗倒没有这么恶劣，也并非不学无术。唐太宗李世民还是秦王的时候，他就进了文学馆，和杜如晦、房玄龄、孔颍达、虞世南等人同为十八学士，成为李世民的政治顾问，资格是很老的。他学识渊博，文采出众，著作等身，曾总修《五代史》、《晋书》，是个历史学家。不过此人的人品和史德都不怎么样。他的父亲在隋末江都兵变时被害，他贪生怕死，不敢营救。封德彝把这事说了出去，他又忌恨封德彝，在给封德彝作传时，添油加醋，“盛加其罪恶”。其他人如果给他送礼行贿，他也不吝吹捧粉饰之词。学问做到这个程度，实在应该算是道德败坏了。
　　不过，武则天和李治此刻还顾不上这么多道德的考虑。对于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建立自己的队伍，集结自己的人马，而无论这些人是君子，还是小人。
　　李义府之流的得势，和褚遂良等人的被贬正成鲜明对照。人们开始认识到，得罪武则天，就是得罪皇上，甚至可能比得罪皇上还糟糕，决没有好果子吃。相反，投靠武则天，就是站在皇上一边，肯定青云直上。于是，一些犹疑不决持观望态度的人认清了形势，一些原先受排挤受压制的下层官吏和寒门士人看到了希望，一些原本就见风使舵善于钻营的小人更是有了可乘之机。武则天的旗帜下开始集结人马，她的队伍壮大了起来。
　　但，她也因此获得了一个骂名：亲信小人，重用匪类。
　　武则天并不喜欢小人。没有人会喜欢小人，连小人都不喜欢小人。可是，正人君子们都不和她合作，她又有什么办法呢？再说，反对她的那些人，也不见得十分干净，也做过亏心缺德事吧？褚遂良诬陷过刘洎（音记），长孙无忌陷害过李恪。他们的手下，也有不少是小人。大哥二哥麻子哥，大家脸上差不多。既然如此，就不能再谈道德问题，只能靠政治态度来划线了。
　　不过，武则天重用许敬宗、李义府之流，并不完全是为了酬劳他们的拥立之功，也不完全是因为无人可用，还在于她深知小人有小人的用处。在专制政治体制下，小人从来就是阴谋家、野心家、独裁者最趁手的工具。乱世要靠他们兴风作浪（他们最擅长造谣告密），治世要靠他们粉饰太平（他们最擅长拍马吹牛）。尤其是搞宫廷斗争时，小人更是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些正人君子不肯、不敢、不屑去做的事，都可以放心地交给小人去做，而且包管有令人满意的结果。何况小人用起来比君子更顺手。小人没有道德观念，好收买；没有个人意志，好指挥；没有社会基础，不怕他们翘尾巴；没有自身价值，没用时扔了也不可惜。所以，历朝历代的帝王，都既用君子，又用小人。君子的作用是伸张正义，树立楷模；小人的作用是制造恐怖，实施阴谋。君子是领头羊，小人是看门狗。君子务虚，小人务实。有君子作榜样作楷模，人们自觉忠君；有小人作耳目作打手，大家不敢谋反。一个高明的君主，是一定两种人都要用的，就像大棒和胡萝卜缺一不可一样。武则天在她执政的后期，就大量起用正人君子，如狄仁杰。但现在还不行。她还得依靠小人，为她杀出一条血路来。
　　小人的作用无非四种：帮忙、帮闲、帮腔、帮凶。李义府没多少能耐，只能帮腔；许敬宗满腹经纶，便可以帮凶。显庆四年（公元659年），洛阳人李奉节状告太子洗马（为太子掌管书籍的侍从官）韦季方和监察御使李巢两人朋比为奸，图谋不轨，李治派许敬宗审理此案。许敬宗想到了当年长孙无忌利用房遗爱谋反案诬陷李恪的事，如法炮制，捏造了长孙无忌谋反的供词。李治不敢相信，许敬宗说证据确凿。李治伤心地哭着说：我家太不幸了，亲戚中总是有人居心不良。前几年高阳公主和房遗爱谋反，现在舅舅又是这样，真叫朕羞见天下人。许敬宗煽动说：房遗爱乳臭未干，高阳公主是个女子，他们谋反，能成什么气候？长孙无忌可就非同小可。他帮先帝夺取了天下，天下人都佩服他的智谋；他当宰相三十年，天下人都惧怕他的权威。陛下还记得宇文述吗？臣可是亲眼看到过隋炀帝对他们一家的亲爱信任。那可真是权宠无伦，势倾朝野，言听计从，不分彼此。结果怎么样呢？炀帝还不是被宇文述的儿子杀了？前车之鉴，陛下该不会忘记吧？
　　李治当然不会忘记。这事太宗皇帝曾多次对他说过：隋炀帝死于非命，就因为对宇文父子太宠幸、太信任了。于是李治又流着眼泪说：就算元舅真的这样，朕也不忍杀他。杀了元舅，叫天下人怎么看朕，后代人怎么看朕啊！许敬宗这时又再次发挥他历史学家的作用了。许敬宗说：汉文帝的母舅薄昭因杀人获罪，文帝命百官往哭，含泪把他处死，至今人称圣明。长孙无忌的罪大得多，陛下有何不忍？古人云：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陛下如果姑息养奸，将来变乱生于肘腋，只怕后悔莫及。
　　李治完全被这个博学多才的历史学家所说服。他不再过问长孙无忌的案子，全都交给许敬宗去办理，甚至没有差人把长孙无忌召来核实一下。四月二十二日，长孙无忌的官爵封邑被剥夺，贬往黔州。牵连到此案的柳奭、韩瑗被除名，于志宁被免官。七月，许敬宗趁李治下令重审此案之机，派中书舍人袁公输前往黔州，逼长孙无忌招供反状并自缢。接着，与此案有关的官员，或贬，或杀，或充军，或除名。可怜长孙无忌一代英豪，两朝元老，三十年相国，数十载经营，权势熏天，盘根错节，却只因许敬宗摇唇鼓舌，血口喷人，便一朝倾覆，土崩瓦解，整个集团被连根拔掉。谁说舌头不能杀人？
　　我们现在已无法得知，武则天在此案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但可以肯定，她是拍手称快的。就连李治的角色也很暧昧。表面上看，他是受了许敬宗的蒙蔽，稀里糊涂地杀了舅舅，而且一直于心不忍。但没有他的首肯、默认、纵容，许敬宗能有那么大的狗胆，又下得了那么重的毒手？也许，李治也好，武则天也好，都没给许敬宗什么指示或暗示，一切都是许敬宗自作聪明的投其所好。这其实也正是小人的本事。他们总是能知道主子想要什么想干什么，然后主动把主子想干又不便明说的事办好。这同时也是小人的可怜之处：他们不但必须帮主子干坏事，还必须帮主子背罪名。
　　看着政敌们人仰马翻，许敬宗笑了，武则天笑了，李治大概也笑了。
　　不过，李治很快就笑不起来。他发现，除掉了长孙无忌集团后，权力好像并没有回到自己手上。他这个皇帝当得还是不开心。
　　有一件事情对他刺激很大。这件事是武则天的那个走狗李义府引起的。李义府这个家伙，仗着自己是武则天的亲信死党，又掌握着选官之权，便公然鬻官卖爵，为非作歹，连家人也横行不法，弄得民怨沸腾。李治看他闹得太不像话，便把他叫来，语气温和地对他说：爱卿的儿子女婿都不太谨慎，多有不法之事。朕倒是可以帮爱卿掩饰掩饰，不过爱卿也该教训一下他们才是。谁知李义府勃然变色，脖子腮帮都涨得通红，青筋暴起，压低了声音一字一句地反问李治：这是谁对陛下说的？李治心想，这难道是臣子在对皇上说话吗？他强压怒火，说：只要朕说的是事实，何必问朕是从哪里听来的呢？
　　这事让李治很是恼火。李义府这个狗仗人势的王八蛋，居然连朕都不放在眼里，简直可杀！但，打狗还得看主人。一想到这条狗的主人，李治便不免有些泄气。他对他那位皇后娘娘，是越来越看不懂摸不透了。他对他自己这个皇帝该怎么当，也越来越弄不清搞不明了。过去，面对长孙无忌、褚遂良他们，他感到有压力。现在，换了李义府、许敬宗等人，他又觉得受愚弄。过去他觉得江山不是他的，是长孙无忌的。现在，他又觉得这江山仍然不是他的，是武则天的。李治觉得很窝囊。
　　窝囊的李治进行了三次努力。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十二月，他一时兴起，决定废掉武后。可惜诏书墨迹未干，就被武则天发现，计划也就随之流产，还搭进去宰相上官仪的一条性命。十一年后，上元二年（公元675年）三月，他打算彻底退位让权，由武则天独掌国政，或者干脆把皇帝让给武则天去做，自己图个清静，安享晚年算了。他的胡思乱想遭到宰相郝处俊的坚决反对，说这种想法既不敬天（天道阴阳岂可颠倒），又不法祖（祖宗基业岂可送人），甚为不当。他又想禅位于太子李弘，这倒是可以的，然而李弘却在这年四月突然死去，死因十分可疑。李治发现自己的任何努力都徒劳无益。他就像一只肥囊囊的大尾巴羊，一旦当了皇帝，就和陷入狼群没有两样。之所以没被吃掉，是因为所有的狼都盯着这惟一的羊，而且狼们还需要留着他这颗羊头，以便贩卖他们的狗肉。李治完全没有办法从这狼群中突围，他只能顺其自然，当一天皇帝坐一天朝。
　　何况李治的健康也越来越差。在他登极十一年、武则天册立为皇后五年后，即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李治得了风眩病，目不能视，部分政务只好交给皇后处理。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又患风痹；咸亨四年（公元673年），患疟疾。总之李治的后半生，大体上是在病痛中度过的。他实在已管不了许多。
　　然而武则天却越活越年轻，越干越红火。显庆五年李治生病以后，她就开始参预朝政，并表现出她的政治天才。麟德元年，废后阴谋破产后，她开始垂帘听政，与李治平起平坐，并称“二圣”。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她和李治同往泰山，首开皇后参与封禅大典的先例。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她改称“天后”（李治则称“天皇”），已非一般皇后可同日而语。同年，她又发布改革政治的十二条施政纲领，实际上已成为大唐王朝的核心人物和政治领袖。因此，当弘道元年（公元683年）李治病逝（终年五十六岁）时，她几乎没费多少气力就轻而易举地接管了政权。
　　武则天在李治死后接管大唐政权，应该说并不奇怪。从公元655年册封，到683年李治去世，武则天当了二十八年皇后。这二十八年，她可没有闲着，也没有虚度。她一直活跃在大唐的政治舞台上，而且一直在洗牌。洗一回，赢一把。在武则天当皇后的头十年（公元655年至664年）里，主政的基本上是李治。李治日日临朝，武则天临朝大体上只是偶一为之。中间十年的“二圣时期”（公元664年至674年），李治和武则天同时临朝。进入“天后时期”（公元674年至683年）以后，武则天便日日临朝，李治临朝反倒是偶一为之了。李治和武则天的位置，正好掉了一个个儿。
　　武则天能走到这一步，完全因为她的深谋远虑。她要求参加封禅，人们以为这不过是一个女人的爱出风头，没想到这是在造舆论。她上书谈论改革，人们以为这不过是一个女人的心血来潮，没想到这是在讲政治。她提出要召集文学之士来宫中修撰史籍，也没引起什么特别的注意。李治甚至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放手让武则天去抓这件“无关紧要”的事。尽管武则天特地提到了太宗皇帝的三句名言“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大家还是没想到这事与当前政治有什么关系。他们想不到一个女人会有那么大的政治兴趣和政治野心。直到那些为武则天编撰书籍的“北门学士”这些人经武则天特别批准，可以不经过百官办公的南衙，直接从北门进宫。北门是皇宫后门，乃皇家重地，只有皇帝、后妃、太子、王公才可出入。因此这些可以“走后门”的学士便被称为“北门学士”。终于有一天出现在殿堂之上，对朝廷的舆论和决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时，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武则天不但要研究历史，还要改写历史；不但要为自己组织一个写作班子，还要为自己组织一个顾问班子和行政班子。天后娘娘并不是吃饱了饭没事做。
　　有如此之多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舆论上的准备，武则天距离帝位其实已只有一步之遥。

一骑绝尘

品人录：武则天

　　武则天其实并不叫“武则天”。她姓武，名曌。曌也就是照，是武则天发明的字，除了用来做她的名字，没别的用。这当然因为武则天的身份有点不伦不类。说她是皇后吧，她又当过皇帝；说她是皇帝吧，她又没有庙号。再说她那个武周王朝又不怎么算数，何况她又是女人。

　　一：这个女人不寻常

　　武则天其实并不叫“武则天”。她姓武，名曌。曌也就是照，是武则天发明的字，除了用来做她的名字，没别的用。
　　其实就连这个名字，也是没有用的。因为当她有资格发明一个怪字来做自己名字的时候，已没人敢直呼其名。她自己也用不着。那时，她的自称已是“朕”。至于“武则天”这个称呼，在她生前，无论是她自己，还是别人，都没有用过。“则天”是她被迫移居上阳宫后，儿子中宗李显给她上的尊号，全称是“则天大圣皇帝”。武则天临终前留下遗嘱，令去掉帝号，改称皇后。于是，“则天大圣皇后”便成了她的谥号。之所以叫“则天”，有两个说法。一说是因为她即皇帝位时，是在洛阳宫的南面正门“则天门”；另说是典出《论语》：“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所以，“则天”是她的号，不是她的名。不过就连这个称呼，也被后来的皇帝改了几回，比如“天后”、“大圣天后”、“圣帝天后”等。开元九年（公元721年），著作郎吴兢编撰《则天实录》，开始使用则天二字概括性地称呼这位既是皇后又是皇帝的女人，一锤定音，武则天便成了她最通用的称呼。
　　这当然也是可以的。古人的称呼方式很复杂。光是表示尊敬或客气的，就有好几种。有称字的，如李太白（李白）；有称号的，如苏东坡（苏轼）；有称官衔的，如杜工部（杜甫）；有称郡望的，如韩昌黎（韩愈）；有称排行的，如白二十二（白居易）。如果是皇帝或皇后，则有谥号（如汉武帝）、庙号（如唐太宗）、徽号（如慈禧）、年号（如雍正）等。还有尊号，但不常用。至于谥号前加姓氏的，于臣则有之，如岳武穆（岳飞）；于君则无。君的称呼方式，是谥号或庙号前加朝代名，如唐明皇（谥号）、宋太祖（庙号）。姓氏加于谥号之前的君主，只有武则天一个。
　　这当然因为武则天的身份有点不伦不类。说她是皇后吧，她又当过皇帝；说她是皇帝吧，她
　　又没有庙号。再说她那个武周王朝又不怎么算数，何况她又是女人。
　　女人是不能当皇帝的，这是规矩。所以武则天原本不能当皇帝，除非她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儿子。不过即便是李世民的儿子，也未必能当皇帝。李世民一共有十四个儿子，其中长子常山王李承乾、四子魏王李泰、九子晋王李治，都是长孙（音掌孙）皇后所生。长孙皇后是正宫，为人又极贤德，在朝臣中威望很高，李世民对她也是十分敬重的。下一任的皇帝，当然要从她的儿子当中选。承乾是嫡子，又是长子，无论“立子以嫡”，还是“立嫡以长”，他都天经地义地是太子。可惜这位太子，形象不佳（有足疾），表现也不好（瞎胡闹），后来索性在汉王李元昌和宰相侯君集的煽动下谋反，事败被废为庶人，流放黔州（今四川省彭水县），再也做不成皇帝梦了。
　　李世民比较看好的是皇四子魏王李泰。李泰比承乾小一岁，相貌英俊，聪明好学，端肃多才，在太宗看来，是一定能成为一个有道明君的。
　　然而朝中的重臣却都很反对，尤以长孙无忌（已故长孙皇后之兄）和褚遂良（谏议大夫）反对最为激烈。他们主张立皇九子晋王李治。李治时年二十二岁，虽不失为一个良善青年，却是有名的糯米团子，一点用都没有。但长孙无忌等人看中的，恰恰正是他的温厚文弱、一无所长。也许，他们伺候李世民这位“英主”，实在已经很累了，不想再来一位“雄主”。如果是李泰接班，一朝天子一朝臣，没准会把他们开了涮。如果是李治呢？就好控制得多了。长孙无忌可以继续维持外戚权威，褚遂良、李世璾（绩的异体字）他们也可以继续保持元老地位，君臣共治，天下太平。
　　这算盘打得并不错，只是没把武则天算进去。他们当然想不到，李治身边会出现一个蛇一样的女人武则天。他们当然也想不到，李治虽然好控制，却不是控制在他们手里，而是控制在老婆手里。结果，他们把李治扶上了台，李治却在老婆的指使下把他们整了下去。
　　李泰这边也屡犯错误。首先是恃宠骄横，目中无人。身边呢？据说又是些阿谀奉承的小人。这就不但让朝中的老臣看不起，也让他们不放心。更重要的是，他对继位一事表现得太猴急。他自作聪明地对李世民说：儿臣只有一个儿子。将来儿臣寿尽之日，一定把他杀了，传位给晋王。这话实在太假了，只能骗鬼去。褚遂良就当面对李世民说绝不可能。天底下哪有杀了爱子传位给弟弟的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倒是传位给弟弟赵光义的，但他没有杀儿子，他自己倒没准是赵光义谋杀的（这事在历史上一直是个疑案）。而且，赵光义临终准备把皇位还给赵匡胤的儿子时，他的谋士赵普就说“一错岂可再错”。可见李泰的信誓旦旦，其实是靠不住的，虽然赵光义的故事此刻还没有发生。

　　李泰还犯了一个自作聪明的错误。他跑去对李治说：你平时和李元昌关系最好，现在他被砍了头，你就不害怕吗？李治本来就是个没用的人，一听，果然愁眉苦脸。李泰的意思，是要警告李治：别和我争，没好果子吃的。没想到反而提醒了李世民：立李泰，承乾和李治都会有危险。只有立李治，才能保证三个儿子都平安无事。
　　李泰当时就被打发到均县（今湖北省均县）去了。李治被立为太子，后来又继承皇位，这就是高宗。历史证明，由于君臣两方面各自的原因，李世民他们犯下了无可挽回的错误。大唐王朝差一点丢了江山，长孙无忌、褚遂良他们则丢了性命。
　　懦弱无能的李治捡了只皮夹子，真是天上掉下个大馅饼。
　　武则天的运气也来了。我相信，她那时一定庆幸自己是个女人。因为女人虽然不能当皇帝，却可以当皇后呀！
　　武则天原本也是不能当皇后的。
　　武则天起先并不是李治的老婆，而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小老婆，名分是才人。唐沿隋制，除皇后外，皇帝的小老婆从正一品的妃，到正八品的采女，一共有八个品级。正五品的才人只能算个中等偏下。要升到皇后，简直是难于上青天。何况武则天并不十分得宠，李世民的日子又不太多。但武则天是一个有心机的女人。她把自己的蜘蛛网丝，悄悄地搭在了太子李治的身上。这位未来的年轻皇帝对自己显然要有用得多，很值得为他献身的。李治后来在一份诏书中说，自己当太子时，因为父皇宠爱，“常得侍从”。但对父皇的嫔妃，却“未尝迕目（目光相遇）”。先帝知道后，非常赞叹欣赏，“遂以武氏赐朕”。这话半真半假。“常得侍从”是真的，“未尝迕目”则是鬼话。他和那位武才人之间，岂止是眉目传情，只怕早就几番云雨了。“遂以武氏赐朕”更是他编造出来的谎言。既然已经赏给他了，为什么太宗死后，武则天并没有“出口转内销”，顺理成章地去做李治的小老婆，而是和太宗其他没有生育的嫔妃一样，去当了尼姑？
　　武则天不想在青灯古佛前了此一生。她想当的是皇后，而不是什么尼姑。何况她已经在这个年轻皇帝身上下了本钱，不能颗粒无收。不过，骆驼进帐篷，先得伸进去一张嘴。武则天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要尽快回到后宫去。
　　这时，一个蠢女人帮了她的忙。这个女人就是王皇后。王皇后是李治的发妻，出身名门，而且是太宗皇帝亲自为李治选的“佳媳”，为人正派贤淑大概没有问题，但看来或许少了点魅力。这其实也是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影响下，中国古代那些正妻们的“通病”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一书中有所论述，请参看。。所以李治的心思，便主要放在一个叫萧淑妃的女人身上。这使王皇后十分忌恨。加上萧妃有子，自己却无生育，便觉得自己皇后的地位，有点摇摇欲坠。于是，王皇后便和所有利令智昏的蠢女人一样，想出了一个自以为得计的馊主意：把李治偷偷去看过好几次的那个小尼姑接进宫来，让她去和萧淑妃那个小贱人撕咬，自己坐山观虎斗。
　　有王皇后的支持，李治和武则天很快都如愿以偿。武则天拿着那张旧船票，重新登上了后宫这艘豪华游艇。她觉得自己真的时来运转了。李治也很高兴武则天终于到了他手里，却不知道自己就像一只苍蝇掉进了蜘蛛网，虽然那网很柔软，很温馨，还有点香味。
　　王皇后却得自己吞下这颗苦果。她的主意打得并不错，只可惜找错了对象。武则天可不是一只傻乎乎只知蛮干的母老虎，而是一条蛇，一条可以在草丛里隐忍潜伏很久，但只要咬你一口就见血封喉的毒蛇。何况重返后宫的武则天，早已不再满足于当一个什么“才人”或“淑妃”。她是冲着皇后的位子来的。这可真是“前门驱虎，后门揖狼”了。尽管武则天刚进宫时，在王皇后面前温顺乖巧得就像一只猫；也尽管“三千宠爱在一身”的萧淑妃果然失宠，让王皇后出了一口恶气；但，王皇后也很快就发现，她的这个低智商阴谋诡计和当年何进召董卓进京的性质结果完全一样：引狼入室。
　　于是，两个过去相互敌对的女人决定重新联合起来，对付武则天这个更危险的敌人。但是无济于事。李治这头大尾巴羊决心投入狼的怀抱，十头牛都拉不回来。
　　何况这时宫中又发生了一件奇案：李治兴致勃勃来看武则天刚生下不久的小公主，却发现小公主已死在襁褓之中。一问，只有王皇后刚刚来过，还摆弄过孩子，而且旁边没有人。这下王皇后便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其实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王皇后谋杀了小公主。小公主之死其实有多种可能。比如正好突发急病，或王皇后因为没有抚育孩子的经验，被子盖得太严捂死了，甚或就是武则天自己掐死的。姑不论。何况王皇后既犯不着，也没那么蠢，会跑到武则天的住处来杀人。但李治和王皇后，一个脑子蠢，一个嘴巴笨，一个在气头上，一个又说不清，冤案便这么稀里糊涂地铸成。
　　怒不可遏的李治当时就想废了王皇后，但被武则天止住了。武则天心里很清楚，这时即便废了王氏，皇后的位子也还轮不到她。与其再添一个对手，不如让王皇后在这个位子上再苟延残喘些时日。这样既显得自己宽宏大量，又不致给别人以可乘之机。她和曹操一样具有政治天才，懂得以她出身之卑贱，地位之尴尬，要实现远大目标，还需要假以时日。这就要耐心地等待，要能忍，要沉得住气。她也懂得什么事都要水到渠成，强扭的瓜不甜。
　　但武则天并没有闲着。她很清楚像她这样的女人在后宫里是既遭鄙薄又招忌恨的，因此她的当务之急是搞好群众关系，改善周边环境，使自己在宫里由少数派变成多数派。这时，武则天卑贱的出身帮了她的大忙。王皇后因为出身高贵，后台又硬，难免高傲，不把周围手下人放在眼里。她的母亲魏国夫人柳氏和舅舅中书令柳奭（音是）也都妄自尊大趾高气扬，令宫中人十分憎厌。武则天这个出身卑贱的小女子却懂得人情世故，懂得如何用小恩小惠笼络人心，尤其是拉拢那些憎恶王皇后、萧淑妃的人。她也懂得无风不起浪的道理，知道如果没有那些王皇后她们一百个看不起的“小人”，后宫里就别想闹出什么事端来。终于有一天，王皇后的一项“阴谋”被揭发出来了：她居然在宫中装神弄鬼，行“厌胜”之术——一种诅咒他人致病致死的巫术。这事究竟是王皇后之母柳氏出的馊主意，还是武则天的诬陷，已不得而知。但武则天收买的那些仆人奴婢，则肯定起了不小的作用。反正那个身上扎满了针的木头小人在王皇后的寝宫里被当场搜出，而高宗皇帝李治这几天又刚好生病。王皇后再次有口难辩，她的被废，已是迟早的事情。
　　为此，武则天还必须和长孙无忌、褚遂良这些元老重臣面对面地进行一番较量。
　　刚一交手，没两个回合，几个男人就败下阵来。
　　这几位两朝开济的老臣一开始可能把事情想简单了，也把对手想简单了。他们显然没有想到，武则天这个“贱人”在李治的心目中会有那么重要的地位；他们也没有想到，李治这个“娃娃”犟起来会像一头驴。他们没有进行很好的策划就匆忙上阵，以为只要他们一反对，李治和武则天就没辙了。所以，他们的反对显然有点意气用事，而且一上来，就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
　　第一个上阵的是褚遂良。褚遂良是前朝元老，顾命大臣，反对废王立武，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胆气很壮，做法却不大得体。他的理由有两条：一，王皇后出身名门，先帝所选，又没有犯什么大错误，不能废。二，即便要另立皇后，也得妙选天下名门望族之女。武则天侍奉过先帝，名声太坏，不能立。最后的一招，则是把手中的象笏往地上一放，说：这象笏是陛下所赐，现在还给陛下，请陛下准臣告老还乡！
　　这第一炮就打走了火。目标没有对准武则天，却把炮弹全砸在李治身上。事情当然是李治引起的。毕竟是李治要换老婆，不是别人要换，或武则天公然要当。但李治是不能反对的，因为他是大唐王朝的皇帝。反对李治，就是反对大唐。至少是，公开反对皇帝，等于跟自己有仇。褚遂良一上来，就把矛头直指李治，简直就是自己找不痛快。
　　其实，在这场废立斗争中，不但不能反对李治，而且还要争取李治。因为要换的那个人，不管你算她是李治的老婆也好，算她是大唐的皇后也好，换不换，最后还得既是老公又是皇帝的李治说了算。既然是李治说了算，你就只能说服李治，不能攻击李治。但褚遂良说的那些话，在李治看来，句句都是攻击他，字字都和他过不去。褚遂良一开始就说王皇后是先帝所选，不能废，这就不但是拿先帝来压服李治，而且等于说他李治没有选择老婆的权利。李治也明白，他是不如先帝，但他好歹也是现任皇帝，怎么就连个换老婆的权利都没有？武则天的心腹许敬宗在朝中大造舆论，说一个老农民多收了几斗谷子，也要换老婆，何况贵为天子？这话虽然说得粗俗不堪，也不成体统，居然把至尊天子和乡下老农相提并论，但李治如果这回换不了皇后，岂不是连乡下老农都不如了？这口气如何咽得下！
　　褚遂良又说，先帝临终时，拉着陛下的手对臣说：“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先帝言犹在耳，陛下不会忘记吧？这就不但是抬出先帝压皇帝，而且是倚老卖老，把皇帝当小孩子，自己摆老资格了。李治血气方刚（二十八岁），又是皇帝当得正过瘾的时候（当了六年），哪里受得了这个？一听就气炸了肺。不错，李治是比较柔顺懦弱，但不等于没有脾气。事实上，柔弱的人往往倔强，正如刚毅的人往往豁达。况且，再柔弱的人，只要当了皇帝，手上有了生杀予夺之权，也会变得有脾气的。而且，正因为李治一贯被视为柔弱，也就特别怕人家说他没用，很需要找一两只鸡来杀一杀，表示他不是好欺负的。褚遂良这一回就撞到了枪口上。
　　何况褚遂良还把老账也翻了出来，说什么武则天曾侍奉过先帝，天下人人皆知，陛下立她为后，如何向世人交代、向历史交代云云。这就等于说武则天是破鞋，不干不净；李治乱伦，少廉寡耻了。老实说，这话即便对普通老百姓，也不好当面说的，怎么可以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对皇帝说？至少，李治可以问他一句：褚遂良，你是来和朕商量事情的，还是来和朕吵架、揭朕之短的？苟有此一问，褚遂良一定无言以对。
　　事实上褚遂良就是来和李治吵架的，要不然他掼纱帽干什么？身为朝臣，当众交出象笏，这就不但是同皇帝吵架，而且是公开同皇帝翻脸了。褚遂良实在糊涂。他以为正义和真理在他这边，就可以理直气壮、慷慨陈词，没想到在李治眼里，这是目无君父、犯上作乱。你既然不把皇帝放在眼里，皇帝当然也可以不把你放在眼里。你既然要和皇帝断绝关系，皇帝当然也可以和你断绝关系。不信咱们君臣比试比试，看看究竟谁怕谁？于是李治勃然大怒，喝令：拉出去！躲在帘子后面的武则天也怒不可遏，忘乎所以地叫了一声：还不杀了这野种！
　　由于褚遂良的意气用事不讲策略，一局棋完全被他搅乱。现在，问题已经由王皇后该不该废，武则天该不该立，变成了褚遂良该不该杀。长孙无忌他们只好赶紧先来救褚遂良的命，武则天的事就顾不上了。
　　说起来，褚遂良也算是一个老政治家了，不知为什么遇事这么沉不住气，又这么不动脑子。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说门第，却不知大唐王朝从李世民开始，最恨的就是门第；〖JP3〗贞观年间，高士廉等人作《氏族志》，仍以山东崔干为第一等，李世民看了就很不高兴。后来，李治和武则天又颁布《姓氏录》，进一步打击门阀观念。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先帝，却不知李治最讨厌的就是别人老拿先帝和他比，老拿先帝来压他。两年后，被贬到爱州（今越南清化）的褚遂良上表自陈，重提往事，顾影自怜，字里行间充满了哀求。他说，当年承乾和李泰都想当太子，是我和无忌坚定不移地拥戴陛下；先帝去世以后，又是我和无忌不辞辛苦地辅佐陛下。我自悔有忤圣意，但希望陛下看在往事的份上，多多哀怜。他甚至还提到太宗去世时，李治扒在自己肩上痛哭失声的事。然而，这封信送到李治手里，却如泥牛入海，全无消息。据说，李治连看都没看。
　　公元658年，褚遂良在忧郁中死去，时年六十三岁。
　　褚遂良实在是糊涂透顶。他应该知道，在专制体制下，政治人物之间，尤其是君臣之间，是没有什么交情和友谊可言的。如果对方是英雄，是虎，是豹，也许还能用理性唤醒，用真情感动。可惜李治不是。对于李治这样一只大尾巴羊，重提往事等于揭他老底，只能使他恼羞成怒。我相信，李治在看了褚遂良这封信时，一定在鼻子里哼了一声：到这个份上了，还要摆老资格。于是把心一横：去他的，不理他！
　　另一位老政治家李世璾就没有这么蠢。
　　当李治召集御前会议，讨论废王皇后、立武则天问题时，李世璾请了病假。早不病晚不病，偏偏在这个时候生病，李世璾这病生得蹊跷。
　　李世璾确实有心病。
　　李世璾是大唐王朝的开国元勋，和李世民关系极好。他原本姓徐，因为功勋盖世而被太宗赐姓李，又因避李世民之讳，时称李璾。李世璾和李世民的关系，据说是“外虽君臣，内实骨肉”，是穿一条裤子都嫌太肥的“铁哥儿们”。李世璾生病，李世民听说胡须灰可以治，就把自己的胡须剪了烧成灰，给李世璾做药。有一天，李世民对李世璾说：我要把儿子托付给你。你不辜负李密，也不会辜负我。李世璾感动得把手指都咬出了血。可是，当李世民立李治为太子时，却莫名其妙地把李世璾贬到千里之外、万山丛中的叠州（今甘肃省迭部县）去了，并没有把儿子托给他。李世民对李治说：李世璾的才能智慧绰绰有余，但你对他没有恩德，恐怕他未必对你效忠。朕现在就把他贬到天荒地远去。他如果立即上路，你将来可以重用他；他如果观望犹豫，不及时赴任，那就只有把他杀掉！
　　李世璾没有观望犹豫。他接到任命，连家都没有回，立即就到叠州去了。所以，李治一即位，就立即召回李世璾，委以重任。
　　然而李世璾却彻底地心灰意冷。他十七岁参加瓦岗军，以后又事奉李渊、李世民、李治三朝天子，几十年军旅生涯，几十年政治风雨，早已磨练得老于世故，缜密圆滑，何况太宗驾崩前的突然被贬，还记忆犹新！那一次自己如果不是看透了李世民的心思，只怕脑袋早就搬了家。想起来真是既寒心，又后怕，不寒而栗。你不仁，休怪我不义。我凭什么还要再掺和到你们李家舅甥之间的纠纷里去？我又凭什么还要再为你们李家出谋划策赴汤蹈火？他现在对政治、对官场、对人生，是越看越透了。他犯不着为什么朝廷纲纪或君臣大义之类空洞的东西献出生命，也犯不着和长孙无忌、褚遂良这伙飞扬跋扈的家伙搅和在一起。因此，他决定持一种超然旁观的态度。当李治向他征求意见时，他也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这是陛下的家事，何必再问外人？
　　李世璾这个不是态度的态度却给李治以极大的鼓舞。对呀，我是皇帝。我的家务，关这些老白菜帮子什么事！这个态度也等于变相地告诉李治：并非所有元老重臣都一边倒地反对废王立武。这下子李治既有决心又有信心了。公元655年，或者说，唐高宗永徽六年十月十三日，李治下诏废王皇后、萧淑妃。十九日，百官请立中宫，李治诏立昭仪武氏为皇后。武则天终于达到了目的。
　　武则天到底是武则天呀！就在李治下诏立她为皇后的第三天，即十月二十一日，武则天上表，要求褒奖韩瑗、来济。韩瑗和来济都是反武派的中坚。早在废王立武之前，李治曾提出封武则天为“宸妃”。唐制，天子四妃，曰贵淑德贤。武则天却要求在此四妃之上再设宸妃。宸，北宸也，即北极星，是帝王的象征。宸极指君位，宸居则指帝王的居处，也代指君位。武则天要当宸妃，意思很清楚，就是要当准皇后。这是她一时半会当不上皇后时，使出的缓冲之计。但这样一个妥协平衡的方案也遭到韩瑗和来济的极力反对，说是史无前例。在册立皇后的问题上，韩瑗和来济也是坚定的反对派，而且话说得很难听，连妲己、褒姒（音四）的故事都被翻出来了。现在武则天居然以他们曾经反对自己当宸妃为由提出要褒奖他们，韩瑗和来济都断定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韩瑗和来济估计得并不错。武则天是不会放过她的仇人的。就在她正式成为皇后的二十六天后，王皇后、萧淑妃被赐自尽。两年后，韩瑗和来济被贬。四年后，长孙无忌也被谋杀。办法是刘邦、曹操都用过的：诬以谋反。
　　韩瑗也被牵涉到这个案子里，只不过其时韩瑗已死，武则天没砍成他的头。来济的下场要好一些：他是在和突厥作战时战死的，没给武则天留下诬以谋反的机会。
　　当然，武则天此刻还顾不上收拾他们。她正忙着加冕呢！十一月一日，举行了隆重的册封皇后仪式。礼使英国公李世璾将皇后的玺授恭敬地奉献给武则天。接着，盛装的新皇后又来到肃仪门，接受文武百官、四夷君主的祝贺。这种朝拜皇后的仪式是由武则天首开先例的。武则天，这个木材商的女儿，太宗宫殿里卑贱的侍妾，感业寺里孤寂的居姑，终于实现了她的愿望，成为大唐王朝的堂堂国母。这一年，她三十二岁。
　　现在，作为一个女人，武则天已经到了顶。精力旺盛、才智过人而又不甘寂寞的她，便只好去做男人的事情。

一骑绝尘

五：无情未必真豪杰

　　其实曹操也未必多想杀人。他原本是非常热爱生命热爱生活，也非常重感情的。
　　曹操虽然残忍，却并不暴虐；冷酷，却并非无情。残忍和冷酷不是他的天性，是他在残酷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被逼出来的。因为他不残忍，别人就要对他残忍；他不冷酷，就战胜不了一个又一个凶险的敌人。他面对的，毕竟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不知多少人在居心叵测地抓他的辫子，不知多少人在处心积虑地找他的岔子，不知多少人在幸灾乐祸地看他的笑话，不知多少人在磨刀霍霍地想要他的脑袋。他不能不冷酷，不能不残忍，不能不抢先一步要了别人的性命，甚至不惜误杀无辜。然而，热爱生命，重于感情，又毕竟是他的天性。所以，他杀人不眨眼，却并不以杀人为乐；执法不讲情面，却又通情达理。
　　这样的事例很是不少。攻杀袁谭后，曹操曾下过一道命令：谁敢哭，连你老婆孩子一起杀！然而冀州别驾王修却公然违抗命令，赶到袁谭尸身边号啕大哭，还要求收葬袁谭的尸体。曹操故意默然不应。王修说：我受袁家厚恩，不能不报。让我收尸以后再死，我死而无憾！曹操大为感动，说：这真是个义士啊！不但不杀王修，还任命他为司金中郎将。孔融死后，许多原来和他交好的人都不敢去吊唁，只有京兆人习脂（字元升）去了，抚着孔融的尸体哭着说，文举呀文举，你舍我而去，我以后还和谁说话，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后来习脂见到曹操，向他认错，曹操却叫着他的字说：元升呀元升，你倒是个慷慨多情的人！又问他住在哪里。听说习脂刚搬了家，便马上让人给他送去一百斛谷子。
　　实际上曹操自己就是一个慷慨多情的人。郭嘉英年早逝，曹操悲痛得死去活来。他给朝廷上表，给荀彧写信，同荀攸等人议论郭嘉，每每痛哭流涕，声泪俱下。他说：奉孝年不满四十（实为三十八岁），和我在一起的时间就有十一年。那些艰难困苦的日子，全都是他和我一起硬挺过来的。那都是千钧一发的艰险呀！我自己都拿不定主意，奉孝却当机立断鼎立玉成。只有他，最知道我的心愿呀！诸位和我，都是同辈人，只有奉孝最年轻，我原本是要把后事托付给他的，谁知道他竟先我而去呢？奉孝其实是知道危险的。他身体不好，南方又多瘟疫，因此常说要是到了南方，只怕就不能活着回来了。可是为了和我共渡难关，他还是硬挺着去了。这样一份情义，如何叫人忘得了！如今，我虽然为他请了功，讨了封，可这对一个死了的人来说，又有什么用，有什么用啊！天下相知的人是这样少，好容易有了一个又弃我而去。苍天哪，你叫我怎么办，怎么办呀！读着这样的文字，恐怕连我们自己也要为之感动的。
　　甚至对于背叛了自己的朋友，曹操也很看重当年的情谊。陈宫和曹操有过一段不平常的交往，曹操出任兖州牧，就是陈宫的功劳。后来，因诛杀边让一案，陈宫离开曹操，投奔了吕布，而且死心塌地地帮吕布打曹操，被俘以后，也死不肯投降。曹操便叫着他的字说：公台，你死了不要紧，你的老母亲可怎么办呀！陈宫长叹一声说：陈某听说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亲，老母是死是活，全在明公您了。曹操又问：你的老婆孩子又怎么办呢？陈宫又说：我听说施仁政于天下者不绝人之后，老婆孩子是死是活，也由明公看着办了。说完，头也不回，昂首就刑。曹操流着眼泪，为他送行。陈宫死后，曹操赡养了他的老母，还为他女儿出了聘，对他们家比当初是朋友时还要好。
　　曹操确实很重友情。他非常希望在自己的生活和事业中，能有更多的朋友。他在《短歌行》一诗中说：“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这首诗也是很感人的，它翻译过来就是：
　　青青的，是你的衣领；
　　悠悠的，是我的深情。
　　只因为你的缘故啊，
　　让我思念到如今。
　　麋鹿找到了艾蒿，
　　就会相呼相鸣。
　　我要是有了嘉宾，
　　一定要鼓瑟吹笙。
　　明明的是那天上的玉轮，
　　不知何时才中断它的运行。
　　深深的是我心中的忧思，
　　也许永远都没有止境！
　　来吧朋友！
　　越过那田间小道，别管它阡陌纵横。
　　有劳你枉驾前来，让我们久别重逢。
　　把酒临风，握手谈心，
　　重温那往日的友情。
　　这难道不是很感人的吗？
　　最能体现出曹操之重情的，大约还是在他临终之际。
　　公元220年，征战了一生的曹操一病不起。这时他已六十六岁，按照“人生七十古来稀”的说法，他也算活够了岁数。曹操是个豁达的人，对于生死一类的事看得很开，对自己的功过得失似乎也无所萦怀。他留下了一份写得断断续续的《遗令》，算是最后的一个交代。然而，这个天才的杰出的政治家，却出人意外地不谈政治。对自己一生的功过得失也只说了一句话：我在军中执法，总的来说是对的。至于发的小脾气，犯的大错误，不值得效法。余下的篇幅，就是一些琐事的安排。比如婢妾和艺妓们平时都很勤劳辛苦，我死了以后让她们住铜雀台，不要亏待她们。余下的熏香分掉，不要用来祭祀，免得浪费。各房的女人闲着也是闲着，可以学着编丝带草鞋卖，等等，等等，颇有些絮絮叨叨、婆婆妈妈。
　　这就很让后世的一些人看不起。陆机是晋人，说得还算委婉，也说得文绉绉的：“系情累于外物，留曲念于闺房”，“惜内顾之缠绵，恨末命之微详”（《吊魏武帝文》）。苏东坡就不那么客气了。他说不管什么人，只有“临难不惧，谈笑就死”，才称得上是英雄。像曹操这样，临死之前，哭哭啼啼，“留连妾妇，分香卖屦”，算什么事呢？因此他撇了撇嘴说：“平生奸伪，死见真性。”（《孔北海赞》）意思也很明显：别看曹操平时人模狗样的，装得一副英雄豪杰气派，地地道道的一个奸雄，事到临头，还是露了马脚。
　　苏东坡是我最喜欢的一位文学家，但对他老先生这番高论，却实在不敢苟同。曹操是病死的，不是拉到刑场上去砍头，你要他如何“临难不惧”？曹操并没有呼天抢地哭哭闹闹地不肯去死，又怎么不英雄？老话说：“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曹操虽非就义，但死得还算从容。能絮絮叨叨地安排这些后事，就是从容的表现。不错，与许多英雄人物临死前的慷慨陈词、豪言壮语相比，曹操这份《遗令》一点也不英雄，完全上不了台面，和普通老百姓没什么两样。但我以为这正是真实的曹操。他本来就是一个人，不是神。他本来就是一个普通人，不是（也不想做）什么超凡脱俗的“圣人”。而且，以他的身份地位，居然敢于把“凡夫俗子”的一面公开暴露出来，并不遮遮掩掩，装腔作势，正是曹操的过人之处和英雄本色：我就是个俗人，你们又能怎么着？我就是想什么就说什么，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你们又能怎么样？因此我以为，曹操这份《遗令》，实在比那些充满了政治口号、写满了官腔套话的“遗嘱”，要真实得多，也可爱得多。反倒是了不起的苏东坡，多少露出了点庸人的尾巴。
　　当然苏东坡说得也对：“平生奸伪，死见真性。”只不过我们和苏先生对那“真性”的理解不同，评价也不同。在我看来，那就是“人性”。曹操不是杀人机器或政治符号。他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的人。如果说，平时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他不得不把内心世界遮蔽起来（即所谓“平生奸伪”），那么，临死之前，就没什么顾忌了（即所谓“死见真性”）。“鸟之将死也，其鸣也哀；人之将死也，其言也善。”曹操临终前的“善言”，流露出的是他对生活的眷恋和对亲人的感情。
　　曹操南征北战，戎马一生，享受天伦的时间不多，因此对家人的感情特别珍惜。他在临终前还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一生所作所为，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也不觉得对不起谁，惟独不知到了九泉之下，如果子修向我要妈妈淘Taｏ書Shu客Ke，我该怎么回答。子修就是曹昂，是曹操的长子。曹昂的生母刘夫人早逝，便由没有生育的正室丁夫人抚育，丁夫人也视为己出。后来曹昂阵亡，丁夫人哭得死去活来，又常常哭着骂着数落曹操：把我儿子杀了，你也不管。曹操一烦，便把她打发回了娘家，因此去世前有这样的说法。
　　其实曹操还是作过努力的。他亲自到丁夫人娘家去接她，丁夫人却坐在织布机前织她的布，动都不动，理都不理。曹操便抚着她的背，很温柔地说：我们一起坐车回家去，好不好呀？丁夫人不理他。曹操走到门外，又回过头来问：跟我回去，行不行呀？丁夫人还是不理他。曹操没有办法，只好和她分手。以曹操脾气之暴躁，为人之凶狠，做到这一步已很不简单。何况曹操还让丁夫人改嫁，不让她守活寡，只是丁夫人不肯，她父母也不敢。当然不敢的。就是敢嫁，也没人敢娶。
　　曹操临终前放心不下的，还有小儿子曹干。曹干三岁时，生母陈姬就去世了，这时也才五岁。于是曹操又专门给曹丕下了一道遗令：“此儿三岁亡母，五岁失父，以累汝也。”因为有这道遗令，也因为曹干的生母在立嗣问题上帮过曹丕，所以后来曹丕对曹干，颇有些“长兄如父”的样子。曹丕临终前，又把他托付给明帝曹睿。曹睿对他也相当不错，恩宠有加，一直封到赵王。陆机对此也有一番议论：“伤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爱子托人。”一个把天下都背在身上的人，临死前却不得不把爱子托给别人（虽然这“别人”也是自己的儿子），说起来是有点令人伤感，但这又确是一个人的真情。
　　看来，人其实是很脆弱的。伟人也不例外。
　　鲁迅先生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曹操怜子，项羽别姬，他们都是性情中人，也都是真豪杰，大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