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者

方阵始于何时？

　　方阵是古代军队作战时采用的一种队形，是把参战部队（车、步、骑兵等）按照作战要求排列的阵式。一般按古代军队的编制，以伍或队为基础，组成包括中军、左拒（矩）、右拒（矩）在内，形成方形或长方形。根据作战规模的不同，能大能小，大方阵可达万人以上；按照不同的作战情况，内容有多有少，有分有合，“分如掣电，合如乌云”。聚散率然，变化多端。

　　可以说方阵是古代一种适应各种情况的用兵方法，所谓“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讲的也是这个道理。但是，方阵是何人何时创造的，看法不尽一致。一说是黄帝时代产生的。据《李卫公问对》记载，方阵为黄帝创造。“黄帝兵法，世传握奇文”，“考其辞云：四为奇，四为正，余为握奇。奇，余零也。”这种“握奇阵”，实际上是将一支军队分为八个小方阵，四正四奇总为八阵，按井字形、环形配置，大将居中掌握，称为“握奇”。部队环卫前后左右，形成八个活动区。做到一处受敌，多方可救。“其形井字，开为九焉，五为阵法，四方闲地”。李靖（李卫公）认为，黄帝创立的这种方阵是阵的最初形式，诸葛亮的八阵图，就是这种八行方阵演变的。“天地风云，龙虎鸟蛇”的“八阵”，实际是一阵。“天地风云”原本是旗幡之名：“龙虎鸟蛇”，原本是队伍之别。要不然打一次仗旗号帜别那么多，为何只有八种呢？

　　但是，有人认为上述这种方阵，来自黄帝最早所立的“丘井之法”（八家为井，十六井为丘），并没有用于战争实践。传说黄帝与炎帝在阪泉（今河北怀来县境）发生的战争，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教熊罴貔貅驱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文中所指的猛兽，实际上是以动物为图腾的各氏族部落，并非真正的兽类。从记载实战情况看，并未列成方阵。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中国历代军事史分册）载，黄帝与蚩尤之间的战争，蚩尤率领所属72族，利用浓雾天气围困黄帝族。黄帝族率领以熊、罴、狼、豹、雕、鹘等为图腾的氏族，九战九不胜。后得到玄女族帮助，吹号角，击夔鼓，乘蚩尤迷惑、震慑之际，冲破迷雾重围，击败蚩尤。这一仗是否按黄帝创造的方阵列阵，还有待进一步考查。

　　另一说是周代时出现。据明代何良臣在《阵纪》中记载，传说中的方阵，是周代齐国的始祖吕尚（姜太公），改变黄帝的握奇阵，“画为九区，方诸井字，而作三才五行阵也”。何良臣认为，这种阵是按井字形画为九个方阵，前为天阵，后为地阵，左右为人阵，名为三才；按金木水火土结构，土居井字形中央，其他分居四角，称五行阵。三才、五行实为一阵，交战时可布奇兵，奇正能互相变化使用，出奇制胜，进退无常，变化多端。传说吕尚在辅佐武王灭商时，曾使用过此阵。一说是在灭商的战争中，逐渐创立的。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武王继位后四年（公元前11世纪），率兵车300 乘，虎贲3000人，开赴商郊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先列阵布兵，“阵师牧野”（陈与阵同义），后庄严誓师（史称“牧誓”），声讨商纣罪行，激励斗志，要求保持阵形严整，并令吕尚率一部精兵攻击商军，商军土崩瓦解，周军占领商都，商朝灭亡。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方阵是在军队普遍使用金属兵器的春秋时期形成的。据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出土的《孙膑兵法》记载，方阵是军队使用金属兵器作战的基本队形。其基本单位是各基层单位组成的小方阵，由这些小方阵组成大方阵，形状可方可长。排列方法“必薄中厚方，居阵在后”。

　　即中间兵力少。四周兵力多，机动部队位置靠后。中间兵力少可以虚张声势，，四周兵力厚可以粉碎敌人，机动兵力靠后，可以灵活的使用。有人认为这种方阵，内外相维，四面如一，攻守结合，有正有奇，虚实并用，战车、步兵、骑兵都能使用。这时的方阵，已经是智谋与力量的结合，并进到比较成熟的阶段。

      方阵的产生并不是随着金属兵器的出现和发展自然而然产生的，它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金属兵器较普遍的运用于战场，增强了战斗对抗的力度。虽然商和周时作战中已使用铜兵器，但到了春秋铜兵器在种类和形制上都有发展，出现了戈、矛合体的戟，戈身也改进为弧形，头部更尖，勾、啄的能力更强。当时战争频繁，规模越来越大，参战兵力越来越多，交战双方谁要想取得胜利，就要善于发挥或增强自己的力量，这样把军队集中起来排成一定阵式作战，就成了一种自然的选择，方阵由此产生。

       二是人们对战斗实质是力量的对抗的认识逐渐深化，《孙武兵法》、《孙膑兵法》在这一时代产生，就可以证明。《六韬。均兵篇》载，不列阵的单个士兵，一名骑兵抵当不了一名步兵，但是若排列成阵式，则骑兵可与八倍数量的步兵抗衡。所以，有人认为“方阵”的出现，是兵法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是智慧第一次战胜蛮力的标志。它说明人们在作战中，只要发挥军队的整体作用，巧妙地组织力量，就能夺取战争的胜利。上述各种看法，虽然各有依据，各有各的道理，但方阵究竟始于何时，是黄帝、是周还是春秋？或者是哪位未被人们发现的将帅，还有待人们去发现和探讨。

旅行者

寓兵于农始于西周吗？

　　寓兵于农是兵制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历来为众多兵家学者所关注。它究竟始于何时？至今仍是众说纷坛，难以达成共识。

　　《庄子。盗跖》称“黄帝前耕而食，织而衣无相害之心，此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商子。画策》云：“神农之师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由此可见，五帝以前很少战争，没有专职军队，不存在寓兵于农的问题。夏王朝建立了由王控制的军队，平时由少数不参加生产的贵族上层组成卫队，战时以其为骨干征集大量平民组成军队（《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军制、《中国军事史》军制）。商王朝建立了右、中、左三师（《殷契粹编》：“丁酉贞作三（师）右中左”），以贵族为骨干的国家军队，仅9000人。从以上情况看，夏商军队的数量少，成员多为不参加生产的贵族，奴隶不能参加军事活动（《易经》：“高宗伐鬼方……小人（奴隶）勿用”），当然也无寓兵于农的必要。有的军事史学者认为，商王朝已开创寓兵于农的先河。从商代甲骨文和《周礼》、《左传》、《诗经》看，武丁时期就开始实行军民制度。军队采取预定编制和隶属关系，先在贵族中固定各级指挥官，再将适合服役人员登记列编，使“平时任户计民”以预定其军籍，做到：“人有隶属之军，军有所统之将”。在编甲士（多为平民）、徒兵（农业奴隶）并不脱离生产，而进行短期射、御和使用戈、矛等武器的训练。战时指挥官逐级下达征集令，迅速按编制集结出证。《左传。隐公五年》：“故春蒐、夏苗、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整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这些史料就反映了西周亦兵亦农，士、农、工、商均服兵役的实际情况。

　　军事学术界的多数专家学者则认为，寓兵于农是始于西周。《禹鼎》、《滔壶》等史籍记载，西周有“西六师”、“成周八师”、“殷八师”，周天子直属的常备军二三十万。当时生产水平很低，难以养活如此庞大的军队，除少数贵族成员以外，所有士兵均须参加农业生产。《国语。周语》：“三时务农，一时讲武”。《管子。小匡篇》：“商工之乡六，土农之乡十五。

　　公帅十一乡，高子帅五乡，参国故为三军“。周王朝每年军事演习三次（《周礼》称四次），在农闲时进行。所有役龄内的人员，无论是否在营都要参加。演习通常还与田猎结合，演习完即进行狩猎。

　　有的军制专著还认为，西周还建立了相应的制度，配合寓兵于农的贯彻实施。撮《史记》等古籍记载，周代的井田制与兵制结合紧密，人民“划井而居”，因井田而缴纳赋税，税以出粟为主以足食，赋以出军为主而足兵，从军赋到征兵都体现了寓兵于农。据《周礼。地官。司徒》记载，西周普遍推行了义务兵役制，乡遂之中大致每户征召一人为兵，按比（5 家）、闾（25家）、族（100 家）、党（500 家）、州（2500家）、乡（12500 家），编成伍、两、旅、师、军。在乡称比、闾、族、党、州、乡，在军称伍、两、卒、旅、师、车。周王朝初期大规模战争很少，以后也不是战火连绵，实际上是每家出兵一人备征，7 家（另一说10家）轮流有一人在营服役。口粮、衣服自备，战车、马匹、兵器等装备由国家供给。（《周礼正义》：“六乡之卒，出于乡里，而兵车、大车、马、牛出于官）”。一旦发生战争，未在营的适龄人员，根据需要被征召入伍，使作战部队编制满员。

　　西周时军训与教育和生产结合紧密，也充分体现了寓兵于农的精神。《周礼》称：“乡有庠，州有序，党有校，闾有塾”。《礼记。学记》称：“古之教育，家有塾，党有庠、术（遂）有序，国有学”。学校不分文武，教育内容为六德、六行、六艺。小学学习个人技术性的礼、乐、御、书、教（周礼。大司徒》），大学学习六德、六行等理论，结合军事演习，学习集体性的礼、乐、射、御及战阵指挥等知识。“国人”每年参加短期受训而不脱离生产劳动，少数贵族常年在校学习。

　　军事学术界有的还认为，寓兵于农始于西汉的屯田兵制。汉文帝时，开始推行屯田制，徙民皆习武耕种，抵抗匈奴入侵。武帝时，为消除戍卒更代之烦和安定边防，在西北边民新设六郡，“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史记。平准书》）。设有屯田校尉、护田校尉、农都尉等官职，自敦煌到盐泽沿路均有屯田兵戍守。以后各帝进一步发展了屯田兵制，使数10万屯田兵“有警则战，无事则耕”。像这样的兵农一体，亦兵亦农，才是寓兵于农的开端。
　

旅行者

周代有军一级编制吗？

　　武王伐纣灭商建立周王朝后，为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统治，西周初期就开始扩大武装力量，组建了大量新的常备军部队，军队的编制体制也有发展变化，这些都是人们的共识，但对周代是否有军一级编制却有不同见解。

　　历来兵家学者都将《周礼》记载的军，作为西周有军一级编制的重要依据。据《周礼。夏官》记载：“凡军制，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二千五百人为师，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夫。百人为卒，卒长皆上士。二十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五人为伍，伍皆有长。”《周礼》称西周已开始实行征兵制度，大约乡遂中每户征召一人为兵，比（五家）编伍（五人），闾（二十五家）编两（二十五人），族（一百家）编卒，党（五百家）编旅（五百人），州（二千五百家）编师（二千五百人），乡（一万二千五百家）编军（一万二千五百人）。在家称比、闾、族、党、州、乡，军中称伍、两、卒、旅、师、军。在此前后成书的一些史籍，也都有西周存在军一级编制的记载。例如：《国语。齐语》有“五乡为帅，故万人为一军”；《左传。襄公十四年》有“周为六军，诸侯之大者三军也”的叙述。唐、宋、明编纂的《通典》、《通志》、《太平御览》、《永乐大典》，均转载了《周礼》中关于“军、师、旅、卒，两、伍”编制的文字，却未见与此相悖的论述。历代军事史学家，也深信西周有军一级编制存在。

　　据史籍中有关西周兵力作战情况来看，周代可能有军一级编制。《伯木懋父教》称：“大夷反，王命伯懋（卫国君）以西六师、殷八师东征。”《小孟鼎铭》云：“鬼方南窜，周公与成王大举征讨，俘一万三千八十一人，将其驱回晋北”。《诗。小雅。采芑》记载有周宣伐楚，调成周八师和中原诸侯国军队，出动战车3000乘。西周后期有“西六师”、“成周八师”、“殷八师”，共22师，各诸侯国和卿大夫还有相当数量的军队，常备军总兵力达数十万人。这样庞大的军队，这么多师的单位，如果师以上没有一级组织，直接由周天子指挥管理，就是有司马协助，也将是非常困难的。

     再说，西周后期师以下基本上都是“五五制”编制，设立军一级组织统管若干师，应当说是毋庸置疑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总领条，有“西周军制沿袭殷夏，而有所发展，严格执行‘国人’从军，据《周礼。夏官》记载，已形成军、师、旅、卒、两、伍的编制“的论述。台湾的军事著作《中国历代战争史》称：”周军编制为军（五师、兵车125 乘、战斗人员12500 人、将）；师（五旅、兵车25乘、战斗人员2500人、帅）；旅（五卒、5 乘、战斗人员500 人、帅）；卒（四两、一乘、战斗人员100 人、卒长）；两（五伍、战斗人员25人、两司马）；伍（战斗人员5 人、伍长）“。

　　有的论者则认为，周代国家军队最高编制单位是师，军一级行政单位是春秋时期才出现的，主要理由有如下几点：（1 ）《周礼》所述难以为据。古文经学家认为《周礼》为周公所作，今文经学家则认为出于战国，也有人指为西汉末年刘歆所伪造。近人曾从周秦铜器铭文所载官制，参证该书中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学术思想，定为战国时的作品。西周铭文中经常提到的固定编制是师，《春秋》、《诗经》等古籍中未见军一级编制，由于先秦史料匮乏且难免有误，《周礼》可能是混合了西周时期的产物。《中国历代军事史》（解放军出版社出版）认为：周王朝国家常备军的最高编制单位是师，《周礼》既记有周代的制度，也杂采了许多春秋战国时的制度，西周出现军一级编制的说法不可靠。

　　（2 ）军并非专指军一级编制。“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的军，是泛指军队或武装力量，而不能理解为军一级编制。西周时的“军”含意甚广，古籍中的“军”存在着多种多样解释。例如：“王毁军而纳少师”（左传。桓传》），军是指军队：“使曼伯与子元潜军军其后”（《左传。隐传》），军是指行军：“王亦能军”（《左传。桓传》），军是指统帅与指挥：“军於瑕以待之”（《左传。桓传》），军是指驻军：“罗与卢戎两军之”（《左传。桓传》），军是指攻击。《历代兵制浅说》认为，古籍中用军的地方，并非指军一级行政单位，正如古籍有的称“西六师”也有称“西六军”一样。（3 ）周代没有建立军级单位的迫切性。据《成鼎》、《舀壶》、《小雅》等典籍所载，周天子直辖有“西六师”、“成周八师”、“殷八师”三支武装力量，总兵力仅20多万。西周时从中央到地方诸侯国均设军事行政长官司马，具体职掌军赋、兵器、指挥军队和护国器与宗器，并采取分区而治的办法。例如《旬子。王制篇》有“司马知师旅甲兵乘白之数”；《左传》有“司马之节”的记载。这些都可以说明，没有军一级行政单位，周天子统帅全国军队并不困难，设立军一级编制的必要性不大。

　　那么，西周有没有军一级编制？还需进一步考证。
　　

旅行者

兵刑篇

◆古代驱兽作战始于何时？

　　传说我国古时候，有过许多在战争中使用飞禽猛兽打仗的故事。

　　明代小说《封神演义》描写商、周之间改朝换代的战争，就描写了各种人物使用兽魔禽妖互争高低的趣事。例如姜子牙骑四不像、闻太师骑墨麒麟，黄天化骑玉麒麟，李老君骑青牛，普贤真人骑白象，慈航道人骑金毛犼，赵公明骑虎，黄飞虎骑五色神牛，申公豹骑虎。郑伦和崇黑虎骑火眼金睛兽，二兽大战，郑伦还放出三千乌鸦兵。崇黑虎与苏全忠大战，崇黑虎放出铁嘴神鹰将苏全忠坐骑眼睛啄伤，全忠因此跌下马来，当了俘虏。当然《封神演义》只是小说家言，虚构成份很多，不能信以为真。而且《封神演义》中有些野兽如麒麟，火眼金睛兽，狴犴等，都是传说中的动物，世界上根本没有这些动物，这是古人想象出来的。

　　那么古代，是不是真的有过驱兽作战的事例呢？据《战国策》、《史记》等记载，公元前279 年，燕国攻打齐国，包围齐国的即墨城已有三年，齐国守将田丹，一方面麻痹敌人，另一方面不断激发城内士兵和民众对敌人的仇恨，鼓舞士气，并且作好了决战的准备，暗地里搜罗了1000头牛，牛身上披着大红大绿的褂子，角上捆上两把尖刀，牛尾上系着浸过油的粗麻绳子，半夜里战斗开始，1000多头牛尾巴上的油绳全被点燃，被火烧痛的牛拼命狂奔，后面数千名壮士挥刀砍杀，燕国士兵一个个从梦中惊醒，被黑压压冲来的怪兽吓得魂飞魄散，燕军阵地大乱，死伤无数。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火牛阵”。

　　“火牛阵”之战是战争中运用家畜打胜仗的范例，其实古人作战都骑用战马。马、牛、羊、犬这些都是人们通过长期驯养的畜牲，从严格的意义上已经算不上是野兽了。

　　有人提出，我国最早驱使野兽作战，并见诸史载的应是先古时黄帝和炎帝之间为争夺中原而展开的一场大战。据《列子。黄帝》云：“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罴、虎为前驱，雕、鹖、鹰、鸢为旗帜”。飞禽猛兽一起上阵，其战斗之酷烈，规模之大可想而知。但是也有人认为，黄帝和炎帝之间作战驱用的禽鲁中狼、豹、熊、虎，鹰、雕等现在动物园中尚能见到，其余几种仅仅是传说中的动物，真真假假难以分辨，因而细考起来，也当不了真。更有人认为，先古时期的这场大战驱用的这些猛兽，并不是真正的猛兽，而是以猛兽命名的一些“战斗团体”，也就是说：是以猛兽为图腾的氏族之间的大战。

　　旧题汉朝东方朔撰写、实则是六朝人伪托的《海内十洲记》记载：“征和三年，西胡月支国王遣使献猛兽一头，帝（汉武帝）见之，……问使者：‘此小物可弄，何谓猛兽？’……使者曰：”……猛兽一声叫发，千人伏息‘。……于是帝使使者令猛兽发音，试听之。使者乃指兽，命唤一声。兽舌唇良久，忽叫，如天大雷霹雳。……帝登时颠蹶，掩耳震动，不能自止，使者及武士虎贲皆失仗伏地。诸内外牛马豕犬之属，皆绝绊离系，惊骇放荡，许久咸定。“北魏郦道元作《水经注，大辽水》引《博物志》也记载说：”魏武于马上逢狮子、使格之，杀伤甚众。王乃自率常从健儿数百人击之。狮子吼呼奋越，左右咸惊，王忽见一物，从林中出，如狸，超上王车轭上。狮子将至，此兽便跳上狮子头上。狮子即伏，不敢起，于是逐杀之，得狮子而还。

　　未至洛阳四十里，洛中鸡狗，皆无鸣吠者也。“虽然，这两本书记载的猛兽均是真的，而且凶狠异常，如用以战事效果是很明显的，但是书中均没有详述这类猛兽的具体形状，也没有用于真正的战事上。

　　有人认为，真正使用猛兽作战，而且在史书上有详细记录的是南北朝的宋朝《宋书》第七十六卷记载，宋文帝刘义隆派宗悫反击割据岭南的林邑的侵扰，宗悫起先屡战屡败，原因是敌人驱赶大象群作战，大象象皮很厚，普通刀剑不易伤着，宋兵无法抵挡，总是败下阵来。宗悫在失败后沉思，狮子为百兽之王，大象应该是惧怕狮子的，于是他命士兵做了许多假狮子装在车上。再次作战，当林邑又一次驱赶象群前来时，宋军将狮车推到阵上，大象见到狮子，嗷嗷长鸣奔回阵中，敌营大乱，宋军趁势掩杀，大获全胜。

　　驱赶猛兽作战以壮军威、掩护士兵进攻的战术，在历史上还有多起，如北宋宰相王安石同意广西周士隆的建议多造车辆，以抵御南边一些小国以象阵作战骚扰；明末张献忠死后，他的义子李定国在抗清战场上，常常驱象作战，使清兵惊溃，死亡遍野，他有战象13头，俱名以美名、封大将军。

　　综上所说，在我国古代，有过驱兽作战的事例，这是确凿的，但究竟从何时起，还无法定论。
　

旅行者

孙中山和黄兴相识的介绍人是谁？

　　孙中山和黄兴是辛亥革命的二杰。在推翻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斗争中，黄兴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名字是和孙中山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孙中山和黄兴的相识，是谁介绍的呢？

　　近几年出版的著述，大多说黄兴经日本人宫崎寅藏（白浪滔天）的介绍，才结识孙中山的，时间是1905年7 月下旬，地点在日本东京凤乐园，如《孙中山传》、《黄兴集》的《前言》和附录《黄兴生平主要活动年表》、《黄兴年谱》、《黄兴与中国革命》。有的则认为介绍孙、黄相识的是杨度，地点在日本东京黄兴、章士钊的住所若宫町，如《杨度传》。还有的则回避介绍人，或者诸说并存。由此可见，孙、黄相识的介绍人是谁？至今还悬而未决。宫崎介绍说和杨度介绍说，各有所本。有人早就注意到这一点，因此主张“姑并存之”。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两说之本吧。

　　宫崎介绍说。宫崎寅藏本人最早提出此说。他在武昌起义后不久发表的《清国革命军谈》中写道：1905年夏，孙逸仙由欧洲回到日本后，来我家里访问。……我们两人就一起到神乐坂附近黄兴的寓所访问。……到达黄寓时，我要孙逸仙在门口等一等，我推开格子门喊了一声“黄先生”，末永节（即狼啸月，日本福冈县筑紫郡人，曾加入中国同盟会，并任《民报》发行人。

　　——引者）和黄兴一起探出头来，看到孙逸仙站在外面，说：“啊，孙先生！”……

　　顷刻，黄兴、末永节、张继三个人出来了，将我们带到中国餐馆凤乐园。寒暄过后，彼此不拘礼节，有一见如故之感。他们很快就开始谈起国家大事来。我不大懂中国话，不知道他们讲些什么，但是，中国的革命豪杰在此欢聚一堂，畅所欲言，使我们感到高兴。

　　5 年后，宫崎在一次座谈时重复了这一叙述，并说孙、黄初会时宋教仁也在场。

　　张继（溥泉）在《回忆录》中也持宫崎介绍说：“1905年夏间，（孙）总理由美来倭（日本），宫崎寅藏介绍克强（黄兴的号）晤面，商组革命大同盟事。“

　　后来冯自由在《中国同盟会史略》中也持宫崎介绍说。

　　杨度介绍说。黄兴领导的华兴会重要成员章士钊叙述比较详尽。他在《与黄克强相交始末》中写道：1904年冬初吾抵东京未久，克强移来同居。适中山先生由横滨携小行囊，独来东京……留学生时以杨度为有名，彼寓富士见町，门庭广大，足以容客。于是中山与杨，聚议三日夜不歇……卒乃杨曰：“度服先生高论，然投身宪政久，难骤改，……度有同里友曰黄兴，当今奇男子也，辅公无疑，请得介见。”中山喜。翌日，吾若宫町宅，有先生足迹见临。杨度本人也多次向亲戚朋友讲过他介绍孙、黄相识的情形，言之凿凿。左舜生在《万竹楼随笔》中记其事：“皙子（杨度的号）乃介绍黄克强先生与中山晤谈，孙、黄之携手，实以皙子为之媒介也。此事余亲闻之皙子，时在座同闻此一段故实者，为章太炎先生、赵夷午先生、皙子先生之哲嗣公恕及余也。”（按：夷午应为炎午，即赵恒惕，公恕应为公庶。）后来左舜生在《黄兴评传》中重申：“克强与中山第一次见面，乃为杨度所介绍。”

　　章士钊、左舜生二人的回忆，内容吻合，但在时间上有异。章说无确切时间，大抵上是在1904年冬初以后，左说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查黄兴是在1904年11月抵东京的，结识孙中山不可能在1904年冬初或1905年7 月以前。宫崎介绍说和杨度介绍说，长期以来各说各的，无人辨正，包括孙、黄初会时在场的末永节（他活了96岁，1965年才谢世）、亲闻杨度回忆的赵恒惕等。近时报上有文讨论此事，带来了揭开这件故实的希望。

　　有人注意到宫崎回忆中的一个细节：黄兴等探出头来，见到孙中山就说：“啊，孙先生！”说明黄兴等在这以前已经认识了孙中山。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与此有关的是，孙、黄的挚友日本人萱野长知在描述孙、黄于凤乐园会见时说他们是“久别重逢”。

　　还有人注意到，宫崎的回忆虽然最早，但是有讹误。如宫崎说他在东京认识黄兴是明治十三年（1901年），而事实是黄兴1905年6 月才抵东京入弘文书院，1901年黄兴还在武昌两湖书院。又如，宫崎说孙、黄初会时宋教仁在场，而查宋教仁日记、张继《回忆录》，均未提到宋教仁在场。显然，宫崎回忆有误。宫崎介绍说在前，杨度介绍说在后。后说客观上否定前说，但现在看到的文字记载，字面上没有纠正前说。后说见诸文字以后，当事人只有末永节在世，他持何见解，不得而知。

　　宫崎介绍说发表时，孙、黄均在世。他们不知道宫崎说的可能性极小。（宫崎的《清国革命军谈》1911年10月9 日起在东京《日日新闻》上连载发表，同年10月29日起上海《时报》译载。）他们有可能是赞同的，有可能无暇顾及，也还可能并不赞同但不便改正，这就和杨度的政治行迹有关。

　　杨度的政治主张，不但在孙、黄相识时与孙、黄不同，而且在同盟会成立后，特别是在辛亥革命后，杨度一步步地走向另一阵营，以至成了臭名昭著的“筹安会”首脑。（后来又参加革命，1929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

　　由此看来，是宫崎还是杨度介绍孙中山黄兴初会的这个问题，还有待于新资料的发现。
　　

旅行者

宋景诗是真投降还是假投降？

　　山东黑旗军领袖宋景诗的名字，在50年代初期全国文艺界思想界批判武训奴才行为的浪潮中，是非常响亮的。他是被尊称为坚韧不拔的“农民革命英雄”而走遍中华神州城乡的。

　　宋景诗所以走红，当然得力于大张旗鼓开展批判武训运动，使这个名罕见于经传，影响不大的鲁西南反清武装的首领成为后人学习的楷模。当时《人民日报》还发表《武训历史调查记》、陈白尘又整理了《宋景诗历史调查报告提要》，这些据说都是由山东堂邑宋景诗老家实地考察调查而来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有了调查，这个发言权也就成为唯一正确的定论了，“农民的阶级立场和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立场是一致的，他们口中所讲的宋景诗的历史材料，才是最正确的”（《宋景诗起义史料》，1954年10月）。宋景诗是农民革命领袖获得完全肯定，由此1950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的《宋景诗史料》，在由中华书局重版时，也改名为《宋景诗起义史料》了。

　　说宋景诗是革命领袖，因为他坚决打击了地主反动派。但是，宋景诗却有一个投降与否的问题。

　　宋景诗劫牢起义后，就和山东白莲教各旗联合作战，杀富济贫，为穷苦人谋福利；只是在敌强我弱时，为保存实力和清将胜保谈判。“所谓‘招抚’，实际上是胜保打了败仗，为了要欺骗清朝，为了要邀功，和宋景诗取得暂时的妥协”（同上），“胜保的‘招抚’，实际上是想借农民起义军的势力以自重，来挟制朝廷，宋景诗是和胜保暂时妥协，并不曾为清朝出力。所以胜保后来给他报上去的战功，完全是捏造的”。因此，陈白尘认为，宋景诗虽易帜，仍是有条件的，“‘招抚’的结果，一方面通过改编的形式，五大旗保存了一部分武装，并由此保障了‘安插归农’的战士们以及他们所持有的马匹、枪械，使革命力量没有完全被消灭，为后来再度起义保留了一定的力量”（《宋景诗历史调查记》，人民出版社1957年5 月）。“据我们对宋景诗和黑旗军这一时期前前后后的全部活动的调查结果来看，认为它自始至终是个假投降”（同上）。

      从历史剧《宋景诗》看，宋景诗投降后连升三级，做到正三品的参将，但服饰仍保持原黑旗军一套；他们都没有发，而发是清王朝从来界定诚心投降的标志。这种假投降真革命之说，在50年代几乎是一边倒的，正如郑君里所说的，在宋景诗脱离了胜保牢笼，奔回家乡后“一口气跟地主打了70几仗，他变得比前更顽强而坚定！后来他又率领黑旗投太平军，参预扑杀僧格林沁的战役，直至花甲高龄，他仍为家乡的革命事业奔走。他以‘造反’始，以‘造反’终，中间经过一连串的艰险而曲折的斗争”。（《谈谈宋景诗》，《中国青年报》1957年5 月31日）

　　50年代的舆论一律对宋景诗都无不持肯定论说法，谁都没有半点怀疑，也许当时也有学者感到迷惑，有不少未解之处，但见于宋景诗问题是一个政治圈，文为时而作，是不允许质疑的。

　　其实，宋景诗投降与否就是一大谜团。50年代在调查时，就提出“宋景诗投降胜保这一事实，其具体情况异常复杂，其经过又极其迂回曲折”（《宋景诗历史调查记》）。当时，虽有“假投降”结论，但今天重作检验，这些问题并非能在当时大背景下调查清楚的。有如：

       （一）所谓宋景诗等受“招抚”，宋景诗接受“招抚”，但有否“改编”？通常降众都要加以紧缩人员“勒缴马械”的。宋景诗投降后，所部经淘汰后编为靖东营，但他究竟有否服从“先缴旗械马匹”，即将原来起义造反时的旗帜和武器、马匹送缴清营，这里还应包括黑旗军所用的印信及有关文书档案和银钱等等，但此处语焉不详。出乎寻常，胜保虽以跋扈、骄横著名，但也不至如此不合常理。

       （二）宋景诗投降清王朝有否发和更换服装帽子，这在《调查记》里没有提及，但从该书“前记”所说，由历史文学剧改编电影的《宋景诗》“也多灾多难，迟迟未能问世（感谢导演的努力，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大约总可以出世了），推究原因，是同研究工作迟于创作工作有关的”，但又可证宋景诗和他部属几千人在投降后随胜保到陕西镇压回民起义时，仍是原来旗帜、服饰。这位宋参将在银幕出现仍是“高身量，额盖上有高粱粒大一个黑猴子，身穿蓝布大棉袄，蓝呢棉套裤，头戴黑毡帽”（《钟秀函稿》）。此处“黑毡帽”换成了黑头巾。如此依旧是黑旗黑甲的部队，夹在有翎带马褂的清军官兵中间，实在是不论不类。按常理说，蓄发的农民军投降，第一也就是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发。在近代中国头发去留从来是一个革命与否的符号，宋景诗及其部属的投降，确未见有发记述，也无他人指责他投降而未发的记载。这都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既投降就得发，即使非真心投降也会发了的；因此宋景诗投降后发与否，服饰更改与否，始终是个谜。

       （三）宋景诗投降后，升至参将，“宋景诗是和胜保暂时妥协，并不曾为清朝出力。所以胜保后来给他报上去的战功，完全是‘捏报’的”（《宋景诗起义史料》）。但也有人说，宋景诗投降后，“在随同胜营对义军的血腥镇压中‘战功卓著’，而多次获得清廷的‘破格擢升’”。认为投降后的宋景诗，“贬斥革命，颂扬敌人，口口声声要赎革命之‘罪’，效反革命之力，足证其思想到行动上已经彻底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沈芦《农民起义‘英雄’宋景诗析》，《争鸣》1983年1 期）。在当时官场舞弊，致使临阵畏缩、不战而回而有擢升者多多。但宋景诗不是胜保嫡系和亲信，这是什么原因，此中必有奥秘所在，有如凡降将必向招降的主帅纳输大量金银财宝；对过去所作所为要大大地检讨一番，以今是而痛昨非，而这里都不甚清楚。双方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四）宋景诗在参加1865年（清同治四年）的曹州高楼寨歼灭僧格林沁王牌军后，就下落不明了，而这个时候却正是北方捻军兴旺发达之际，他们在两年后才走向低潮而失败。在此期间，他为什么要脱离捻军和家乡山东埋名隐居或远走他乡呢？此间原因是否也有“他投降清军，特别是那样起劲地帮同清军攻打农民军，不但时间比较长，而且范围相当广，在此期间，完全站在农民军的对立面，给鲁西农民起义造成了很大危害”（吴万善《实事求是地评价宋景诗》，《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1 期），使他难以在本地和农民军中有容身之处？但这样却因孤身离群易于遭敌方的通缉追捕，这也是难以合符常理的。总之，当年宋景诗的投降行为真真假假，牵涉到在投降过程中还出现不少奇奇怪怪问题，由此于今人对他提出投降真假与否的看法，这些还得有更多的史实考信；先有框架，填以材料，仍是不能解开谜团的。
　

旅行者

义和团中的“黄莲圣母”是何许人？

　　1900年春季，在震惊中外的义和团反帝爱国风暴中涌现出不少传奇式人物，他们沿袭了一些从清代乾隆朝以来民间秘密结社的神秘主义宗教色彩，托言有众神保佑，能避枪弹，闭炮火，水火刀刃不能伤。天津出现的“黄莲圣母”就是其中之一。

　　天津是华北地区最大的通商口岸。这时，从山东沿运河北上的义和团，成群结队地进入天津城内。天津附近的静海县独流镇，有张德成、曹福田为领袖的两支义和团队伍，团民约两万人，自称“天下第一坛”。与此同时，以青年妇女为主的“红灯照”也开始出现在群众斗争的行列中。“红灯照”“皆十余龄幼女，红衣裤，挽双丫髻，左手持红灯，右手持红巾及朱色折叠扇，……自言能干空中掷火焚西人之居，呼风助火，焚无余。津民深信之。入夜，家家悬红灯，迎红灯照仙姑也。”其他一些地方也陆续有“圣母”、“娘娘”一类人物走上神坛，如北京的“金刀圣母”、“龙天圣母”，山西的“杨娘娘”，河北宁津的“王母娘娘九仙女”，等等，天津出现的这位自称“黄莲圣母”的少妇，很快就成为“红灯照”的领袖。“黄莲圣母”确是一位富于宗教色彩的神秘人物。她把自己真实姓名隐藏起来。

      无数崇拜者虔城地相信她就是上天仙女下凡。她乘的大船用红布围着，有“三仙姑”、“九仙姑”同住船上陪伴。船的桅杆上飘扬着一面红色大旗，上书“黄莲圣母”四个大字。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运河两岸向她焚香跪拜。有史料记载，直隶总督裕禄曾用八抬大轿把“黄莲圣母”迎接到督署，自己穿朝服跪拜。“黄莲圣母”与裕禄“分庭抗礼，互相尔汝。军械粮米，随意指索”。裕禄问她：“天津的前途如何？”她回答说：“不要紧！”裕禄为她制黄旗两杆，大书“黄莲圣母”，派乐队吹吹打打，送到侯家堠某神堂。“黄莲圣母”平日端坐在神厨中，黄幔低垂，香烛供奉，远近人士不断前往参拜。

      还有史料记载，北京义和团、“红灯照”进攻华北最大的天主教堂——西什库教堂，屡战失利，有人向载畸、刚毅建议请“黄莲圣母”进京，并说：“若由黄莲圣母来，则莫有不济者。”“端刚等乃以其言为然，惟令速请”。但“黄莲圣母”以天津局势紧急为借口，未能亲自前往。还有材料说：“黄莲圣母能治刀枪创伤，手到即愈”。其治法是用香灰涂敷伤处，谓能止痛收口，因此受枪伤的多被抬往救治。如治疗无效，甚至创口长了蛆虫，“黄莲圣母”就传言：“此人生平有过处，神人不保佑，故不能好耳。”“黄莲圣母”究竟是什么人？她的家世、出身、经历，至今还是一个谜。有人说她是“看香头的巫婆”；有人说她是“土娼，略有姿色，而悍泼多智巧”；有人说她是“船家女”；有人说她是善“绳技”的卖艺人；还有人说她“幼习拳棒，善剧艺，曾挟技走江湖，在上海奏技。其父以犯洋人之禁，曾被逮入捕房，圣母以是恨洋人刺骨”。直到解放以后，50年代末期，天津的一些史学研究者在民间进行调查，才揭开宗教的面纱，露出些微真面目。

　　多数人认为“黄莲圣母”姓林，名黑儿，是船户李有的儿媳妇。至于她的年龄、容貌、出嫁以前的生活、她的丈夫及其家庭，她从哪里学来装神弄鬼的本领，等等，至今仍然无人知晓。

　　“黄莲圣母”最后的结局怎样，她的下落和她最后在帝国主义迫害下的牺牲，更无从得知其详。仅从片断、零星的材料中获悉，八国联军攻陷天津，“黄莲圣母”被人劫于舟中，她的身分暴露后，为人出卖，缚送到各国所设暂行管辖的都统衙门换取重赏。一位“仙姑”投水死，一位“仙姑”与“黄莲圣母”同时被执。“黄莲圣母”——这位被神化了的人物，没有辜负广大群众给予的荣誉和尊崇，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被杀而死。也有传说称最后“不知其所终”。在一些封建文人的笔记、小说中，还渲染她被帝国主义分子“载往欧美各国”，这完全是捕风捉影之谈。

　　“黄莲圣母”在历史的迷雾中出现，又在历史的迷雾中消失。这深刻地说明，义和团运动发生在我国北方商品经济较为落后、思想文化较为闭塞的农村，它的首领一般缺乏文化知识，受封建宗法的神权禁锢较为严重，因而沿袭了一些秘密结社的神秘主义宗教色彩，这正反映了农民阶级的阶级局限。但是，它那奋勇杀敌、抗击帝国主义侵略、挽救民族危机的爱国主义精神，应当是永垂青史的。

旅行者

太平天国失败后有多少人流亡海外？

　　太平天国史学者罗尔纲教授曾说，天京沦陷后，太平军中人多有走避海外的。那么有哪些人出奔、安居海外呢？这里说的海外，泛指香港、澳门以及南亚、美国等地，当时都是清政府鞭长莫及的地方。

　　香港因毗连广东，是太平军将士出亡海外理想的落脚点和桥头堡。早在天京内辽后，洪秀全的大舅子，能文善武的赖汉英，目睹同室操戈，心灰意冷，从南京溜出，在香港寄居多年，本世纪初始返回家乡。此说虽有传奇色彩，不足为信。但天京沦陷后，有些太平天国人物匿居香港却是事实。现在有本本在案的，是曾担任水军司令官的森王侯裕田，他以开设金成泰店为掩护，暗运军火粮食接济太平军漳州余部，后来和另一个匿居香港的毛王某先后被引渡到广州杀害。据简又文调查，洪秀全的三个本家侄子也避难香港：琅王洪魁元以铲磨剪刀掩护；琅王洪绍允初以贩卖咸鱼为业，后来当上了警察，继又在九龙红砌开设广济堂药店；瑛王洪春魁，逃到香港后改名为洪和，自卖身为猪仔赴古巴充任挖鸟粪劳工，后返香港悬壶行医。他也就是后来辛亥革命前夕，策划建立“大明顺天国”的洪全福。

　　挂一漏万。上述仅是能够列举名字的头面人物，至于其他流亡海外之人，估计还多些，但随着岁月流逝，因缺乏文字和口碑传世，就阀失了。

　　不少的太平军成员是赴美国，有人说这是与美国要开垦西部，需要大量劳工有关；但是19世纪中期，欧洲资本主义蓬勃发展时期，也需要成千上万的劳工。英国少校、“常胜军”领队戈登不就是在攻陷苏州后，将太平军俘虏充作猪仔，用兵轮装到海外圭亚那等处英国殖民地当苦工吗？可见美洲也是需要劳工的，那么这些太平军成员为什么要横渡太平洋跑向美洲呢？像洪仁歼长子，能以英文会话的洪葵元，在天京失陷后出逃，由广东浮海，来到美国哥朗帮工，后就寄住南美洲英属圭亚那。据广东花县纪念馆调查称，洪仁玕的后代在美国是确有其人的。国民党元老陈友仁的父亲，也是流落南美洲西印度群岛马提尼克的太平军将领。

　　太平军余众和后裔出走香港和海外，绝大多数人已销磨了斗志，由此默默无闻。据传洪秀全的两个小儿子，被封为光王的洪天光和明王洪天明，从香港转辗流离到印度加拉吉打，开设钟表店业；据简又文说，抗战期间有洪青鸟（译音）者，在重庆美国军部活动，自称由印尼来，原为洪天王后人；又说，近年在香港又得闻印尼有华裔绅士名洪约翰者，自称天王之后，其先人屡经播迁，流落该处，并于年前在香港偶遇一洪姓青年，自云即来自印尼之洪姓族人，并云其先代确为天王之裔逃难至南洋一带。诸说不一。此外还有说“天王家族，当南京陷落时，尚有逃往日本而入其国籍者，经改姓矢野氏，其子矢野兴，尝为驻粤使馆随员”。

      抗战时期有个叫矢崎的日本侵华军军官，在1939年某日来到广东花县官禄怖，说是奉命来访问洪氏家人，他还携去《洪氏宗谱》。这些洪秀全后裔在海外，但仍不能界定，这是因为都是口碑言传，不足为信，难以为凭。尤其是本世纪初，鼓吹反清革命，人们发现香港和海外中下层的洪门组织都崇仰太平天国，因此又有幼天王洪天贵福和辅王杨辅清在旧金山创立美洲洪门三合会之说。“辅清既导洪福由欧至美，西友即倾其产业以奉养之；凡华人有来美者，皆出资赡其衣食，结为死党，是后来者渐多，始创一会曰三合会，华人之在海外秘密结杜自此始，其所在地名，则旧金山也，其党人相会之暗号名曰三水共合，始创之祖则曰齐福天，即颠倒洪福字而成”（《太平天国轶闻》）。甚至还炮制大批太平军将士像潮水般拥进美洲、澳大利亚和南洋等地，“其后太平天国失败，洪秀全、陈金刚诸部将亦多远赴美洲，重张旗鼓。”（冯自由《革命逸史》）“失败之后，起义之洪门弟兄，不能容身于国内。于是杨辅清率领数万弟兄赴美洲，平南王黄德滋率领数万弟兄赴澳洲（平南王建立之洪门会所，尚存于澳洲大金山），黄仲涵之父率领数万弟兄赴爪哇，其余多赴南洋各地，从事开发工作”（《上海洪声》创刊号）。

       事实上，杨辅清从未到过美洲，也未“为美洲旧金山三合会开幕之祖”（胡蕴玉《太平轶史》），他只去过澳门；黄德滋等乃乌有人物。炮制者的这种莫须有的说法，无非是参照唐人传奇中的虬髯客或《水浒后传》李俊赴暹罗创业重演而已，但也反映了当时太平军将士多有匿居美洲、澳大利亚和南洋事。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代中国，它已不再是封闭世界了。在此大背景下的太平军将士，当其失败后在大陆不能安身时，是懂得出奔海外的，所以就产生上述的真真假假的多种说法；囿于时空因素，这里所举的每种说法，即使是言之凿凿，也还是事隔经年后人的调查和追记，至于臆测，推理和编造那就更多了，但它确也为人们提供思路，为什么对太平军将士流亡海外有这么多种说法，而太平军究竟有多少将士匿居香港和海外，看来还得随着今后文化学术的频繁交流，方能有较多的资料证实。
　

旅行者

东西捻军于何时间地分军？

　　太平天国起义时期，捻军是纵横于中原的一支劲旅。1864年，天京沦陷，太平军部与捻军结为一体，在豫南地区进行整顿与改编，组成了以赖文光、张宗禹、任化邦等为首的一支新捻军。

　　由于太平天国失败，全国农民起义力量失去了中心，西北、西南等少数民族起义虽然此起彼伏，但彼此隔绝、孤立无援。满、汉地主阶级沆瀣一气，加紧围剿新捻军，新捻军的活动愈益艰难。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1865年至1866年，由赖文光和张宗禹分别率领，新捻军曾两次分军又两次会合。

　　1866年秋，新捻军从山东返回河南。赖文光“恐独立难持，孤立难久”（《太平天国》丛刊第2 册），决定派张宗禹、张禹爵等率领一部分新捻军往陕西、甘肃联合当地抗清回民起义军，以为犄角之势。新捻军由此分军两部：由张宗禹、张禹爵率领向西北进军的一部称为西捻军，由赖文光、任化邦率领转战于中原的一部称为东捻军。

　　新捻军分为东、西两军是捻军史上的一件大事。东、西捻军于何时何地分军？据现在见到的资料，大约有三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同治五年九月十三日（1866年10月21日）在河南中牟分军。《淮军平捻记》说：“贼首张总愚、任柱、赖汶洸分道各窜，遂为东西二股，世号东捻、西捻”，“张总愚率股自中牟窜许、陕，经灵、阌入秦是为西捻；而任柱、赖汶洸一股复由豫回窜东境，是为东捻，二股自此遂分”。

　　时河南巡抚李鹤年向清政府奏报，也称在中牟分军：“逆捻自中牟南窜，旋分两股：东股任、赖等逆由陈留、兰仪、考城窜向东北，扰及金乡以南；西股张逆南窜许州”（《剿平捻匪方略》）。李鹤年是同捻军交战的豫军头目，他的奏报应较为可信。直录总督刘长佑在《捻匪东西分窜片》奏报中与李鹤年所奏相同。此外，又有《豫军纪略》等记载可作旁征。

　　一种说法是同治五年九月十五日（1866年10月23日）在河南许州（今许昌）分军。这种说法主要见于当时负责镇压捻军的清朝钦差大臣曾国藩的信函。曾国藩《复刘子恕太守》记：“不料贼至许州等处，分为两股：张逆则由禹州西窜汝、洛，任、赖则由鄢陵东窜曹、考。”在另一通《复李幼泉副郎》函中，曾国藩据各处探报，亦记在许州分军。同治五年十月十三日，曾国藩在《汇报近日军情折》中说：“窃捻逆全股，由山东曹州窜回预境杞县、扶沟等处，臣于九月十三日驰奏在案。维时尚不知贼分两股之说”（《曾国藩全集。奏稿》二十五卷），此折中又提到捻军“攻扑许州”。据此，捻军分军在“杞县、扶沟等处”，但是此折并没有排斥在许州分军。

　　曾国藩于1865年5 月被清政府任命为剿捻的总头目，奉命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曾国藩四布坐探，情报灵通，他对于他的主要敌手捻军的行踪，尤其是捻军分军这样一件大事是不可能不清楚的。

　　另一种说法是在同治五年九月十二日（1866年10月20日）于河南陈留、杞县分军。这种说法主要见于《湘军志》、《湘军记》等史料。曾国藩在奏稿中也曾提到在杞县分军。《太平天国史事日志》明确记载：1866年10月20日（阴历九月十二日），“捻在河南陈留、杞县复分为二支”。《清史稿》记河南巡抚李鹤年曾“亲赴陈留、杞督战”，但没有提到捻军在陈留、杞县分军。

　　由此看来，分军时间三说为：同治五年九月十二日；九月十三日；九月十五日。分军地点三说为：河南中牟、许州，陈留、杞县、扶沟等处，其资料来源均较可靠。有的同志以为，捻军分军是一件大事，似不可能商定将某天作为分军日，或在某天迅将军队一分为二，所以分军时间可能在九月十二日到九月十五日。关于分军的地点，由于新捻军主要采用流动作战方式，忽来忽去，飘泊不定，因此分军不一定有具体地点，也不一定局限于某地作为分军地点。从地图上看，许州、中牟、陈留、杞县四地构成一个三角地带，分军有可能是在这三角地带流动作战中完成的。但这仅仅是一种推测。

　　新捻军分为东、西捻军是战略上的失策。东、西捻军分军后，不仅未能互为犄角、相互支援，反而削弱了捻军的力量。东、西捻军被迫在两个战场上分别对清军作战，势孤力单，给敌人造成了各个击破的机会。新捻军分军是捻军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由于资料记载不一，捻军究竟于何时何地分军还是一个悬案。

　　石达开在大渡河畔写的信是给谁的？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分兵出走之后坚持进图四川、自立一国，结果在大渡河畔被清军与土司紧紧围困，成为釜中之鱼。石达开率部左冲右突，未能血战脱脸。于无可奈何之际，石达开命军师曹伟人给清军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窃思求荣而事二主，忠臣不为；舍命以全三军，义士必作”（《太平天国文书汇编》），要求清军赦免他的部下。信写成后，用箭射人驻守在大渡河对岸的清四川重庆镇总兵唐友耕军营中。关于这封信的收信人，有人说是重庆镇总兵唐友耕，有人说是四川总督骆秉章。

　　1908年，唐友耕的儿子唐鸿学为其父所编《唐公年谱》问行于世。年谱中附录了石达开的信，说这封信是石达开写给唐友耕的，也就是说石达开是向唐友耕乞降的。

　　关于石达开写信给唐友耕的事，《纪石达开被擒就死事》一文记载最为详细。文中说，石达开于“四月二十三日，以书射达北岸唐友耕营”，“唐得书，不敢奏亦不敢报。石军不得覆”。根据此说，唐友耕收得石达开信后，隐匿不报，也未给予石达开回复。

　　1935年，四川沪定西沙河坝农民高某在紫打地偶然发现石达开函稿三通。其中一通在《农报》发表，标题作《致四川总督骆秉章书》，收信人是骆秉章，而不是唐友耕。

　　1937年，萧一山撰《翼王石达开致清重庆镇总兵唐友耕真柬伪书跋》，认为《农报》发表的《致四川总督骆秉章书》是错误的。他说，他在成都黄某家中曾亲见致唐友耕“真柬伪书”一通，系用翼王所遗之柬帖转抄的。萧一山断定《唐公年谱》附录的石达开信函是可靠的，该信确是石达开写给唐友耕的。《广东文物》从萧一山的说法，载有《石达开致唐友耕书》著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种《太平天国》所辑此信据《广东文物》排印，故而唐友耕为收信人的说法流传较广。

　　简又文先生认为紫打地农民高某发现的“三遗函，其致王千户与致唐友耕两通，……可认为真品”，说法与萧一山不同，但认为石达开致唐友耕信是可靠的，“致唐函更见之《唐公年谱》，尤为可信”（《太平天国全史》中册）。罗尔纲先生对石达开写信给唐友耕一事十分怀疑。他认为唐鸿学将原收信人骆秉章盗改为唐友耕，其意图是要为其父脸上贴金。

　　石达开信中说：“惟是阁下为清大臣，肩蜀巨任，志果推诚纳众，心实以信服人，不蓄诈虞，能依请约，即冀飞缄先覆，并望贲驾遥临，以便调停，庶免贻误，否则阁下迟行有待，我军久驻无粮……”（《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罗尔纲指出，石达开信中“肩蜀巨任”的话，应是对身为四川总督、担负四川全省重任的骆秉章说的，而不是对只管重庆一镇的绿营兵唐友耕说的。太平天国己未九年，李永和、蓝大顺在云南昭通府起义。时唐友耕为起义军中的一个小头目，后降清。以唐友耕的身份和地位，石达开是不会写信向他请求赦免三军将士的，何况唐友耕也没有这么大的权力。

       唐鸿学知此有破绽，故将“肩蜀巨任”改为“当得巨任”。石达开对唐友耕的来龙去脉一清二楚，石在信中怎么会称唐为清朝大臣呢？石达开说“并望贲驾遥临”，此话显然是对远在成都的四川总督骆秉章说的，而不是对隔河相望的唐友耕说的。唐鸿学将原信改为“拜望台驾近临”。又，石达开信中还有“阁下如能依书附奏清主“的话，而当时总兵是不能直接向皇帝上奏的。以上种种破绽，可以证明此信是写给骆秉章的。

　　1945年，都履和据李左泉《石达开涐江被困记》整理修校而成《翼王石达开涐江被困死难纪实》，其中附录有石达开的信。李左泉文系根据土千户王应元幕僚许亮儒遗著《擒石野史》笔记润色重编，来源可靠。

　　罗尔纲认为，《农报》所载高某发现的钞本及都履和《翼王石达开涐江被困死难纪实》附录的石达开信函是真实的，是未经唐鸿学篡改过的。石达开这封信的收信人应是骆秉章而不是唐友耕。

　　奇怪的是，石达开这封极为重要的信，当时骆秉章、唐友耕在公私文件中均未提及。加之信末署“太平天国癸亥十三年五月初九日”，此时石达开已成阶下囚，正在解往成都的途中，显然与史实不符。有人认为，石达开的这封信可能是伪造的。

　　王庆成撰《石达开大渡河覆败事实》认为，石达开这封信来源于多方面，“表现了它不可能出于某一人的伪造”。王先生经过周密考证，说：“尽管骆秉章、唐友耕等人的公私文件中从未提到此事，但可以相信，他们得到了这封信”。（《石达开论集》）石信中要求“赏驾遥临，以便调停”，骆秉章委派四川布政使刘蓉亲临前线，即是对于这一要求事实上的回答。唐友耕收石信后隐匿不报的说法看来不确。清方不但收到了石达开的信，并且利用了石的要求与愿望设密计对石进行诱降。因为所设密计太不光彩，所以俘获石达开以后，骆秉章、唐友耕之流需要否认这件事的存在，因而对石达开信函的内容不能不讳莫如深或者语焉不详了。
　

旅行者

◆《李秀成自述》的真相如何？

　　《李秀成自述》，是评价李秀成功过之关键，众所周知，弄虚作假，冒功请赏，此乃清朝官吏的惯例。故1864年《李秀成自述》曾国藩刻本问世以来，人们就对其真实性提出种种怀疑：呤唎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说：“1852年，在太平军占领雨京以前，满清官方即已捏造了一篇他们名为《天德供状》的文件，伪托是叛军领袖的供状，谎称他们俘获了这个领袖。《忠王自述》很可能也是同样靠不住的。这篇文件或为某个著名的俘虏所伪造（他可能因此而得赦免），或为两江总督曾国藩的狡猾幕僚所伪造。”

　　此后，随着《李秀成自述》各种不同版本的出现，人们围绕其真伪问题，提出不同的看法。1944年，罗尔纲根据广西通志馆从湖南湘乡曾国藩后人家中抄录来的《李秀成自述》原稿的抄本及拍摄来的《李秀成自述》原稿的一部分照片，从笔迹、语汇、用词、语气、内容等方面作出鉴定，认定“曾国藩后人家藏的《李秀成自述》确是李秀成亲笔”。1956年，有同志以司法部法医研究所研究笔迹的专家审定为依据，提出曾氏后人所存的《李秀成自述》乃“曾国藩所伪造”。正当讨论深入之时，曾氏后人在台湾世界书局影印出版《李秀成自述》原稿了。不久，戚本禹的奇文《评李秀成自述》，《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出笼了。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又降临，学术界笼罩了“万马齐暗”的黑云。但它终究不能挡住太阳的光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学术界带来了春天的气息。围绕着《李秀成自述》的真伪问题，又展开了一场更为热烈的争鸣。

　　1979和1984年荣孟源两次撰文断定：“《李秀成自述》不是李秀成的真迹，而是曾国藩修改后重抄的冒牌货。”其理由如下：一、李秀成写了9 天，每天之间应有间隔，全文应有8 个间隔。今所见《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文字相连，看不出每天的间隔，显然是曾国藩派人把李秀成每天所写的真迹汇抄在一起的。二、写供人李秀成，删改人曾国藩、赵烈文，三方面的材料都说明李秀成真迹应是5 万余字，而今留下的《李秀成自述》只有36000 多字，这明显地说明是被曾国藩动过手脚的。三、《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从第1 页到40页，书口均写有页码，整整齐齐，并无差错，这就说明并非李秀成的真迹，而是曾国藩删节后的抄件。四、《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中出现的“上帝”、“天王”多数并不抬头；凡“清”字均不讳，而把不该讳的“青”字写成“青”。这些，显然是违背了太平天国严格的书写规定和避讳制度。

　　针对荣孟源的看法，陈旭麓认为：“《李秀成自述》是李秀成的亲笔。”他说，我们不可能设想当时的李秀成好像后来的作家一样，有一个每天分节写出的章节安排；字句的款讳问题，这是李秀成的有时疏忽，又回到早年的写法，犯了讳，也并不奇怪；《李秀成自述》原稿如果是假的，曾国藩为什么要把这个假东西当作宝贝传之后代呢？为什么他的第四代曾孙曾约农还要把这个易招物议的假东西公之于世呢？

　　此外，还有人断言：《李秀成自述》不但是李的真迹，而且是完整无缺的。即曾国藩对他只有删改，并未撕毁；至于《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最末一句话“实我不知知也，如知”，这说明李秀成已经“彻肠彻肚”，实在无话再说了，对此断言，罗尔纲明确表示：不敢苟同。罗尔纲说：“一看‘如知’两字，谁都知道连一个句子还没有写完，必有下文，断不能到此止步。”

　　“查现存原稿影印本最后一页是第74页，全页写满，最末一行，最后一句说：‘实我不知知也，如知’，纸已写尽，文章未完，所以面对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大家都认为必有撕毁。”罗尔纲又指出：今天所见的曾家影印出版的《李秀成自述》并不是完整无缺的；其74页以后，肯定是被曾国藩撕毁了，并不是冒牌货，而是真的李秀成亲笔写的。

　　《李秀成自述》真伪之争，不仅国内争论热烈，在国际上也引起不少人的关注。1978年4 月8 日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坦率地对《李秀成自述》的真实性提出了看法。他说：“如果像曾国藩这样一个肆无忌惮的卖国贼官吏竟然会不去充分利用被俘的李秀成来进一步达到满清的目的，这是绝对不可思议的。他可以先鼓励李写下他本人的历史，然后再通过他的专家在同样的纸张，以同样的文风，添加上有害于太平天国事业的东西。之后，在显示他本人宽宏大量的同时，对全部东西加以编辑剪裁。”又说：“由于自首书是经过篡改的，所以，曾国藩对它的完全显得异常的神经过敏。他曾命令其家属不得给他人看这份自首书。我曾亲自在上海听见过他的孙子说过这件事。”

　　而台湾出版的《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的英译本译者、伦敦大学柯文南则说：我相信我们今天所能细查的《李秀成自述》的确是他亲手写的，而看不出什么重要的、决定性的遗漏。

　　《李秀成自述》真伪之争己近半个世纪，至今仍是真伪难辨。若能对下列的一些问题作出一个圆满的答案，那对《李秀成自述》真伪之谜的揭晓，肯定是大有益的。

　　早在抗日战争之前，史学家陈寅恪、孟森曾以委婉的言词希望曾家后人及时发表李秀成亲笔的《李秀成自述》，为什么当时曾家后人并不理会？1944年，曾家后人只是勉强答应广西通志馆可派人前往抄录李秀成亲笔的《李秀成自述》，为什么到了1962年，曾家后人才“落落大方”地让它在台湾影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