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风云

六

    广州海关之所以可以如此明目张胆地勒索外商，原因很简单，一是他们有垄断权。外商必须通过广州一地进行贸易。二是外商没有申诉权。中国政府规定外商不得直接与中国政府发生关系，而通过十三行的规定实际上就取消了外国人反映问题的权利。

    数十年来，英国一直在想办法突破十三行的控制。

    事实上，前两年，一贯敢于冒险的英国人曾经尝试过到中国别的地方开展贸易。

    康熙年间，大清王朝结束海禁，开放对外贸易，在广州黄埔、福建厦门、浙江宁波和江苏云台山设立了四个外贸口岸。不过，外国人还是按明末惯例，只在广州贸易。宁波等港口作为开放港之一，很少有外国商船登陆的记录，直到乾隆二十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实在受不了广州海关和十三行的种种限制克扣，壮着胆子，北上宁波直接采购茶叶和丝绸。

    多年没见到外国人的宁波官员和商人对洪仁辉等人很热情，采购进行得很顺利。“洪仁辉船长和他的水手们抵达宁波，并受到热烈欢迎。回国时，洪仁辉船长带回了满舱的中国货物。”在宁波采购的茶叶比在广州买到的要便宜很多。而且船上的英国货在宁波也很受欢迎。在这个成功的开始后，英国商人来宁波越来越频繁。

    然而两年过后，风云突变。“在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当他（洪仁辉）再次到达宁波时，中国人先让他等着，然后没收了他半船的货物，并不作任何解释就收缴了船上的所有火炮。”（《两个帝国的撞击》）

    原来，频繁到达的英国船只让地方官很不安。他们上报了皇帝。

    乾隆皇帝立刻警惕起来。

    虽然重新启用宁波等港口，会给浙江经济带来推动，但是却给帝国的管理增加不必要的麻烦。清代统治者每以“汉人难治”，而江浙一带的汉人又是整个汉地最难摆弄的。多开一个通商口岸，就让他们多了一个里通外国的窗口。所以经过权衡，皇帝向地方官员下达谕旨：“向来洋船进口，俱由广东之澳门等处，其至浙江之宁波者甚少……于此复又多一市场，恐积久留居内者益众。海滨要地，殊非防微杜渐之道……盖本地牙行及通事人等，因夷商入口得从中取利，往往有私为招致者。此辈因缘觅利无有已时；即巡逻兵役人等，亦乐于夷船进口抽肥获利。在此时固不过小人逐利之常，然不加禁止，诚恐别滋事端，尤当时加体察。”（《清高宗实录》）

    皇帝发出谕旨，规定对外贸易依旧只能在广州进行。

    刚刚从直接贸易中尝到甜头的英国人却不想再回头，对于英国人来说，这个好不容易取得的突破对他们实在太重要了。

    1733年，也就是乾隆即位的前两年，英国人发明了飞梭，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1764年，也就是乾隆二十九年，英国人又发明了新式纺车，纺织业异军突起，带领整个工业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机器的大量采用，促使格拉斯哥大学的技师詹姆斯•瓦特开始改进纽科门的蒸汽机，使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摆脱了对畜力、风力和水力的由来已久的依赖。而在这一年，乾隆进行了第三次南巡。

    工业革命使英国像吹气球一样迅速强大起来，英国人需要全世界的商品，更需要把自己制造出来的大量产品卖到世界上去。从1698至1775年，英国的进口商品和出口商品都增长到500％至600％之间。因为国民的普遍富裕，英国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大量的中国茶叶。而英国人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急于把自己生产的纺织品、钢铁产品及其他工业制成品卖到中国。（《全球通史》）

    由于十三行的限制，多年来中英贸易处于严重不平衡状态。茶叶越来越成为欧洲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物品，但问题是，贸易的本质是交换。用什么来换取中国的茶叶？这是一个让英国人极为头痛的问题。英国本土的出产，很少能通过十三行在中国打开销路。从1786年到1829年，英国人八次把棉纺织品运到广州，结果都销路不佳。

    英国可以为中国皇室提供一些奢侈品，但市场需要量毕竟很少。除了在苏、浙一带棉花歉收时卖一点印度棉花外，英国人竟然找不到能卖给中国的东西。因此，英国人只能用现银来买中国茶叶。当时来广东的英国商船，船上只有百分之十是货物，另外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现银。所以在中英贸易中，英国是连年绝对的逆差。从十八世纪中叶起，白银一直占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出货值的90％。这样巨大的贸易赤字他们实在承受不了，急切地想绕开十三行，亲自深入中国市场，了解中国老百姓到底需要什么。他们不相信，在全世界都受欢迎的“英国制造”，在中国会打不开销路。

       因此，在宁波贸易的尝试被阻止后，生性不那么驯服的英国人选择了派洪仁辉向中国皇帝控告他们的“委屈”，并直接提出多口通商要求这个走险之举。

    在天津等了七天，直到7月28日晚六点，洪仁辉终于等来了一名官员。他告诉洪仁辉，乾隆皇帝已经读了他的状纸。并且要他返回广州，听候皇帝派的专员在广州审理此事。

    英国人的目的似乎达到了。读了这道状纸，乾隆大为光火。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政治永远压倒经济，天朝上国的体面是第一位的。如今海关官员贪污腐败到逼得外国人沿海直抵京畿，闹嚷嚷来告御状，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没有过的事情。

    皇帝批示，涉外事件，必须高度重视。“事涉外夷，关系国体，务须彻底根究，以彰天朝宪典。”

    为了彻查此事，皇帝命福建将军新柱、两广总督李侍尧审理此案。

    两广总督李侍尧向以“能员”、“干练”闻名。他的最大特点是能洞察皇帝旨意每一个字背后的意义。

    此案事实清楚，并不需要太复杂的调查取证过程。广州海关的贪污事实很快被送达皇帝面前。据1759年新柱、李侍尧向皇帝汇报说，外商所述基本属实：“外洋番船进口，自官礼银起，至书吏、家人、通事、头役止，其规礼：火足、开舱、押船、丈量、贴写、小包等名色共三十八条。头绪紊如，实属冗难。”

    李侍尧很快就做出了判决：

    以“失察”为名，将粤海关监督李永标革职查办；参与贪污勒索的粤海关役吏“杖流科罚”。免除部分陋规。但是由于大部分陋规实际上是政府的半合法收入，故此将这部分合法化。“规礼名目，一概删除，合并核算。”同意免除英国人自带食品和生活日用品税。“番商食用所需，已征进口，所有出口税银，准予豁免”。

    接下来的判决，就大出英国人的意外了：

    一是驳回英国商人提出的多口自由通商等从根本上改革中国外贸制度的要求。

    二是处理“汉奸”。在派遣新柱、李侍尧处理此案时，皇帝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天朝向来严格控制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以防他们对中国内政有所了解。如今外国人直接闯到天津大沽来告御状，显然是有中国人在背后给出主意，至少也是顾问。要不然，外国人怎么会对告御状这么门儿清？此事必须查清楚。

      因此，李侍尧在调查广州海关的同时，倒付出了更多的精力用于调查到底哪些中国人在英国人告状过程中提供了帮助。

    经过细致调查，两个人物被确认与此事件有关，一是执笔请愿书的四川人刘亚匾，一是与洪仁辉有密切交易关系的安徽商人汪圣仪父子。

    皇帝命令，将替英国人写状子的刘亚匾砍头。汪圣仪依照“交结外夷罪”，被处以杖六十、徙一年的刑罚，以为其他敢于交通外国人的华人戒。

    三是将敢于北上告御状的英国人洪仁辉抓起来，以“勾结内地奸民，代为列款，希图违例别通海口”的罪名，“在澳门圈禁三年，期满后驱逐出境。”

明清风云

五

    究竟是遇到了多大的委屈，让英国人壮起胆子敲了紫禁城的大门呢？

    原来，虽然与中国贸易多年，但英国人只到过中国的一个城市，那就是广州。在广州，他们也只到过一个地方，那就是十三行。

    二百多年前，那些万里迢迢奔赴中国来的外商，虽然也腰缠万贯，到了中国之后处境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

    他们只能在每年夏天才被允许进入中国。来到广州后，他们不能住到广州城内，只准住在“十三行街”内。而且没事不允许外出。

    除此之外，他们不许携带妻子一起来华，也不许找中国女人，只能干熬着。他们不许与普通中国人交往。中国人一旦和他们聊聊天，就会被目为“汉奸”。

    特别是，中国政府从来不屑于与他们直接打交道。中华帝国从来没有过外交部，也没有管理外贸的政府机关。大清王朝的所有外贸事务，都由“十三行”这个民间机构经手。

    所谓“十三行”，是中国政府指定的十三家中国商人，专门负责与外国人做生意。外国商人到达中国后，所有的货物都只能卖给十三行，不管他们给的价格比别人低多少。采购所有东西，都必须经过他们，不管他们如何提高价格，降低质量。他们在中国的所有行动，都要受十三行的监视约束，不得乱走一步，不得乱说一句话。如果他们在中国遇到什么困难，对中国外贸政策有什么不满，不得直接与中国地方政府联系，只能通过“十三行”向中国地方政府提出请求，而中国政府对这些转达来的请求大多数时候都不闻不问，不予理会。

    所以，传统时代来到中国的商人，不但不是贵宾，反而犹如囚徒。其原因，自然是中国自古以来的轻商观念所致。中国人认为商人是四民之末，外夷又是人类之末，与之打交道失了天朝上国的体面，同时也是为了“严华夷之防”。

   甚至那些从事海外贸易的中国人也被统治者们所厌。乾隆皇帝即位后的第五年，发生了荷兰人屠杀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华侨的“红溪事件”。乾隆五年九月，荷兰士兵和暴徒开始疯狂屠杀和洗劫巴达维亚华侨，纵火焚毁华侨住宅，屠杀持续了半个多月，一万多名无辜华侨的鲜血染红了巴城的溪流，故人们称这次惨绝人寰的事件为“红溪之役”。

    外商在中国居住，生活上的委屈与侮辱是显而易见的。法国人拉佩鲁斯1787年曾在广东短暂停留，后来他写道：“人们在欧洲喝的每一杯茶无不渗透着在广东购茶的商人蒙受的羞辱……”马戛尔尼也表达了同样的沮丧心情：“我们在广东的代理商生活在一种屈从的状态下，与这个所谓的文明国度不相称。”

    不过这不是主要问题。虽然所受的待遇如此苛刻，可是外国人还是对中国之行乐此不疲。原因很简单，利润。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从中国进口一磅茶叶，只要两个多先令，而在英国市面上，却可以卖到十四个多先令。

    因为对外贸易全部由广州十三行垄断，十三行就成了一个半官半商的不伦不类的机构。他们一手遮天，任意定价。他们充当着外国人与中国政府的中间人，在中国官员面前奴颜婢膝，唯唯诺诺，但对洋人却耀武扬威、风光无限。外商居住广州，一举一动都要接受他们的监督和管理。不明白缘由的洋人，尊称他们为“官”。海关官员每年都会向十三行索要大批贿赂，他们基本都如数转嫁到外商头上。这是让洪仁辉们憋屈的原因之一。

    而更让他们痛苦的，则是中国官员们的勒索压榨。

    虽然中国政府不屑于与外商发生关系，官员们对外商带来的银子却无一例外非常感兴趣。广州海关是众所周知的肥缺，由于缺乏制约机制，他们拥有极为广泛的权力和毫无节制的贪欲。腰里装满银子又无法与正常中国社会发生联系的外商，在他们眼中就是一个个待宰的肥羊，无论他们怎么样痛宰，他们都无法发出声音。广州海关的贪污腐败，在全国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历史上中国海关的关税水平一直不高，然而名目繁多的“计划外税收”却让外商难以承受。中国官员在贸易过程中，随意制定各种“陋规”，其数量远远超过了“正税”。各项明里暗里的费用加在一起，有时高达进口货物的20％。

    根据尤拔世《粤海关改正归公规例册》记载，雍正年间到广州经商的洋船，每条船送给粤海关衙门的陋规多达六十八种名目，总计一千九百五十两白银。

    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初四日，奉旨查办广州海关的新柱在奏折中向皇帝例举了粤海关对外商收的种种“陋规”，内容如下：

    外商船舶到达中国后，要想上岸，要给各级官员交纳以下礼金：

    丈量洋船收火足雇船银三十二两；

    官礼银六百两（法兰西加一百两，苏喇减一百两）；

    通事礼银一百两；

    管事家人丈量开舱礼银四十八两，小包四两；

    库房规礼银一百二十两，贴写十两，小包四两；

    稿房规礼银一百一十二两，掌按贴写四两，小包二两八钱（内八钱掌按小包）；

    单房规礼银二十四两，贴写二两，小包一两；

    船房丈量规礼银二十四两，小包一两；

    总巡馆丈量楼梯银六钱，又规银一两；

    东炮台口收银二两八钱八分，小包七钱二分；

    西炮台口收银二两八钱八分，小包七钱二分；

    黄埔口收银五两，小包七钱二分；

    虎门口收银五两，小包一两三钱二分；

    押船家人银八两；

    四班头役银八两三钱二分；

    库房照钞银每两收银一钱；

    算房照钞银每两收银二分。

   

    在中国采购货物，想要离港，要交纳：

   

    管事家人收验舱放关礼银四十八两，小包四两；

    库房收礼银一百二十两，贴写二十四两，小包四两；

    稿房收礼银一百一十二两，贴写二十四两，小包二两；

    稿房收领牌银一两，小包二钱；

    承发房收礼银四十两，小包一两四钱四分；

    单房收礼银二十四两，贴写八两，小包一两；

    船房收礼银二十四两，贴写八两，小包一两；

    票房收礼银二十四两，贴写六两，小包一两；

    算房收礼银一两，小包五钱；

    柬房收礼银十六两，贴写一两五钱，小包七钱二分；

    签押官收礼银四两，小包二钱；

    押船家人收银八两；

    总巡馆水手收银一两；

    虎门口收银五两，小包一两三钱二分；

    东炮台口收银二两八钱八分，小包七钱二分；

    西炮台口收银二两八钱八分，小包七钱二分；

    黄埔口收银五两，小包七钱二分。（《新柱等奏各关口规礼名色请删改载于则例内摺》，见《史料旬刊》）

    这张清单是新柱简单调查后所列，而实际所收的，远比这些还要多。

明清风云

四

    其实要怪乾隆皇帝晚年记性不好。对于这个英吉利国，他本来应该有印象的。

    那是乾隆二十四年的事。那一年夏天，天津大沽口外的海面上，出现了一艘西洋三桅船。一个中文名叫“洪仁辉”的英国商人，自称“英吉利四品官”，说有要事，要进京告御状。

    “英吉利四品官”的到来惊动了天津知府。充满好奇心的知府灵毓来到洪仁辉船上，对这个金发碧眼的洋人进行了拜会。洪仁辉操着流利的中文对他说，他们本来在广州与中国进行贸易，但是在贸易过程中，受了许多欺负，因此想找中国皇帝评评理。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没出过的奇事。按理灵毓不应该允许这个不守规矩的夷人进入天津。但是头脑灵活的灵毓早就听说过外国商人都很有钱，因此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发财机会。于是他对洪仁辉表示，听了洪氏的讲述，他十分十分地同情。他会向上级汇报这件事，但是由于替一个外国人越级上访，他要冒着被革职的风险。

    所以，灵毓悄悄伸出五个手指头。如果没有五千两白银的好处，他不敢做这样的事。

    其实洋人洪仁辉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英国翻译，根本不是什么英吉利四品官。他本名詹姆士•弗林特（James Flint)，从乾隆十二年(1747)起成为英东印度公司翻译。之所以自称四品官，是因为他很清楚，一个普通的英国商人或者翻译根本不可能见到中国的官员大人。虽然对中国官员的腐败十分熟悉，洪氏还是觉得五千两实在太多了。他与灵毓讨价还价。最后谈定的价格是两千五百块西班牙银元。先交两千，事成之后再交五百。

    收受了沉甸甸的银元后，19日下午，灵毓允许洪氏的船由水路开到天津，并将洪仁辉安排在一座庙宇中住了七天。在这七天当中，洪仁辉的状纸层层上交，被从天津送到了紫禁城，直达乾隆皇帝的御案。

    洪仁辉的状纸中，向皇帝叙述了他们几十年来在对华贸易中，遇到的许多困难。他说他们几十年来，十三行制度一直像一个难受的枷锁一样困扰着他们。他说他们的贸易因此严重不平衡，很难直接了解中国老百姓真正需要什么物品。他要求大清帝国在广州之外，再开一些贸易口岸。他还提出了以下具体要求：

    我们要求我们所雇用的所有通事和买办，不必向海关官员缴付规礼或经其认许。

    我们控告设在我们商馆与货船之间的三个关卡的人员，他们曾向即将启航的商船诸多勒索，尤其是最后一个关卡的官吏，去年竟将“霍顿号”引水的执照扣留。

    我们要求把我们称作罪犯的不光彩告示撤除，最近这种告示张贴在省城和城郊各地，致使我们在路上经常受到侮辱。政府不仅有责任保护我们，同时亦应保护和我们来往的商人、通事、买办和仆役等。

    我们控告我们商馆附近的海关屋子一位官吏的粗暴行为。约在两个月前，他借口我们没有向他鞠躬行礼，竟禁止我们在自己的艇上乘凉。我们要求命令他到我们的住所道歉，或将其解职。……（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明清风云

三

    其实英国人并非是中华帝国的陌生客人。他们来到中国海边已经几百年了。很久以来，他们一直是大清国最重要的外贸伙伴国之一。

    自古以来，英国人就一直为东方这个神秘的大国所吸引。早在1497年，英国人卡波特就企图打通前往中国的航路，可惜没有成功。直到1635年，英国商船“伦敦号”抵达澳门，才标志着中英交往的开始。

    从那时起，中英间就建立起了贸易联系。不过当时的明朝官员并不知道这些外国人从何而来，看他们一样是红头发蓝眼睛，以为他们是荷兰人，所以将他们也称作“红毛番”。在中国人眼里，荷兰当时是海上最强的国家。

    其实世界大势早就发生了变化。十六世纪末起，英国相继击败西班牙和荷兰，实现了海上崛起。在中外贸易中，英国人同样后来居上，很快就取代了荷兰和西班牙，成为中外贸易的主力军。中国茶叶之风靡全球，主要就是英国商人的功劳。

    虽然早在公元前二世纪，中国人就开始种植茶树，但直到十六世纪中叶才为西方人所知。1606年，荷兰人首次将茶叶输往欧洲。然而在此后一百余年间，欧洲人并没有对这种新饮料表现出多大的兴趣。中英贸易兴起后，经过英国商人的大力推介，茶叶逐渐成为欧洲人客厅里的时尚，并且使越来越多的人着迷。从1685年到1759年，七十多年间，英国从中国的茶叶平均每年采购量由八万多磅增长到二百六十九万磅，增长了三十多倍。茶叶也已经成了中国出口到欧洲的最大宗货物，占了欧洲人从中国采购商品量的一半以上。英国人因此成了对华贸易的绝对主力。1764年，欧洲运往中国的货物总值为银一百九十一万两，而其中英国所运为一百二十一万两，占63.3％；而当年中国出口到欧洲的货物总值为白银三百六十四万两，英国人购买的为一百七十万两，占46．7％。及至十八世纪末，英国对中国的贸易输入值已占西方国家总值的90％左右，输出值则占70％以上。英国早已经是中国第一大外贸出口国，也是第一大外贸进口国。（《闭关与开放，中国封建晚期对外关系研究》）

    可是中国皇帝与中国政府对此一无所知。英国人仍然如明末一样，与荷兰人一直都被称为“红毛番”。对这两种“红毛”之间的关系如何，连与之直接打交道的中国商人都十分模糊。以至于前几年刚刚修定的《大清一统志》，记载了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国，却竟然没有这个最重要的外贸伙伴。

    中国皇帝何以闭目塞听如此？

明清风云

二

    公元1792年，也就是乾隆五十七年秋天，皇帝接到了两广总督的一封紧急奏折。奏折说，有一个名叫“英吉利”的陌生国家，派人到广州来送信，说打算要来朝贡天朝。

    奏折后面还附上了翻译成中文的英国“商业总管”“百灵”的“禀文”。

    这封禀文极具“中国特色”，内容如下：

    英吉利国总头目官管理贸易事百灵谨呈天朝大人，恭请钧安。我本国国王，管有呀兰地嘧吨、佛兰西、嗳仑等三处地方，发船来广贸易。闻得天朝大皇帝八旬大万寿，本国未曾着人进京叩祝万寿，我国王心中十分不安。我国王说称：“恳想求天朝大皇帝施恩通好。凡有我本国的人来广，与天朝的人贸易，均各相好，但望生理愈大，饷货丰盈。”今本国王命本国官员公辅国大臣吗嘎尔呢，差往天津。倘邀天朝大皇帝赏见此人，我国王即十分欢喜，包管英吉利国人与天朝国人永远相好。此人即日扬帆前往天津，带有进贡贵重物件，内有大件品物，恐路上难行，由水路到京，不致损坏，并冀早日到京。另有差船护送同行。总求大人先代我国王奏明天朝大皇帝施恩，准此船到天津，或就近地方湾泊。我惟有虔叩天地保佑天朝大人福寿绵长。（《掌故丛编》）

    这封从天边不知名国家寄来的信语气真的极为“恭顺”。你看，去年皇帝八十大寿，他们知道信儿晚了，没赶上，他们国王居然就“心中十分不安”。因此就巴巴地赶着今年来给皇帝庆生日，如果皇帝肯赏脸见他，那么他们国王就会“十分欢喜”，还“虔叩天地保佑天朝大人福寿绵长”，真是懂得礼数。皇帝阅后极为满意。

    不过，问题是，英吉利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在哪个方向？多远多大？禀文中提到了“佛兰西”，难道与传教士提过的法兰西有点关系？

    皇帝命人搬来八年前调集中外所有博学者修定的《大清一统志》。这本书中已经记载了中国人所知道的天底下所有国家。然而，从头到尾翻了一遍，虽然找到了传教士们常说的什么法兰西，意大利，却没找到英吉利三个字的影儿。

    万国来朝图皇帝于是找来了宫中传教士，询问英吉利国是怎么回事。传教士们果然知道，告诉他，“该国即系红毛国，在西洋之北，在天朝之西北。”与法兰西国及意大利国在同一个方向，也以制造器械见长。

    皇帝十分高兴。这既意味他将收到大批西洋贵重玩艺儿，更意味着，大清国的属国名单上，又将添上一个新的名字。

    中国人的世界想象是，中国位居天下中央，是文明之邦。四周国家环绕在中国周围，都沉陷在野蛮愚昧之中。因此，愿意怀柔远人，向四周“传播声教”，以自己的文明之光将他们从不幸的黑暗中拯救出来。而四周明白事儿的夷人大都“倾心向化”，急切地想到中央王国来参观学习，学习先进文化。

    来了自然不能空手，他们带着本国最好的土特产，恭恭敬敬献给中国皇帝。这标志着他们向先进文明的致礼，也标志着对中华帝国的臣服。这些国家就叫朝贡国，又称属国。

    《皇清职贡图》中的柬埔寨、马辰、嘛六甲、缅甸等国“夷人”“万国来朝”、“四夷宾服”向来是中央帝国统治成功的标志。中华帝国的属国越多，就证明帝国治理得越良好。中央王朝通过册封，赐予四周小国王朝以合法性。而中央王朝自身的合法性，一定程度上也需要小国们的捧场来证明。历代王朝都热衷于展示自己的光荣伟大，以吸引周围国家前来朝贡。

    大清王朝的属国数量自然也不少。因为中国与属国的关系根本上是琉球贡品布料琉球贡品镶铜把漆鞘腰刀礼仪性的，中国是君，外国是臣，所以清代的外交分别由礼部和理藩部来划片儿管理。东南及海上一片，如朝鲜、琉球、越南、南掌（即老挝）、暹罗（即泰国）、苏禄、缅甸以及西洋的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罗马教皇厅（即意大利）等，归礼部管。而归理藩院管辖的，主要是西北陆上属地及国家，比如哈萨克、尼泊尔、锡金、不丹和中国人一厢情愿中的“属国俄罗斯”等等。

    一般来讲，在进贡国名单上增加一个新名字绝非易事。除了千方百计遣使招徕，就要大动兵戈武力威服。大清属国数量在乾隆年间增长最速，主要是因为乾隆二十二年，清朝击败准噶尔，这一战使“哈萨克左右部、布鲁特东西部、安集延、玛尔噶朗、霍罕、那木干四城、塔什罕、拔达克山、博罗尔、爱乌罕、奇齐玉斯、乌尔根齐诸部落”均“同属内地”或者“列我藩服”。“以亘古不通中国之地，悉为我大清臣仆，稽之往牒，实为未有之盛事”。（《清史稿》）

    而如今，既没用大清帝国出兵，又没有遣使，数万里外大西洋上的从不知名的英吉利国就“远慕声教，倾心向化”，主动前来纳贡。这难道不是中华帝国文化影响力的有力证明吗？不是大清盛世的最好注解吗？不是皇帝晚年遇到的一桩大喜事吗？

    何况这个新的“臣仆”将为皇帝贡献许多奇珍异宝。那篇禀文里不是说得很清楚吗？“带有进贡贵重物件，内有大件品物，恐路上难行，由水路到京，不致损坏，并冀早日到京。”

    依惯例，海上到达的外国贡使一律由广州上岸。皇帝回复两广总督，特别批准英吉利人破例由天津登陆：“阅其情词极为恭顺恳挚，自应准其所请，以遂其航海向化之诚。”（《清高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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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乾隆与鸦片战争

第一节：英国人的礼品

一

    皇帝从小喜欢西洋玩具。

    雍正洋装像雍正西洋装行猎图乾隆油画像这个兴趣显然与父亲有关。雍正以工作狂闻名于史，其实业余时间也是一个相当摩登的玩家，尤其喜欢西洋玩艺儿。现在故宫博物院里还保留着他好几张穿西装、戴假发的画像，以及他玩过的大量西洋钟表、望远镜甚至显微镜。

    乾隆青出于蓝，同样领娱乐风气之先。那些可以蹦出一只小鸟或者走出一个小人报时的西洋钟表，从幼年到成年，一直能让他惊喜。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皇帝传旨两广总督李侍尧和粤海关监督李永标，说：“此次所进镀金洋景表亭一座甚好！嗣后似此样好看者多觅几件，再有大而好者，亦觅几件，不必惜价。如觅得时，于端阳进贡几件来！”皇帝如此直接地向臣下索贡，有清一代并不多见。看得出皇帝确实是“喜欢得紧”。

    郎世宁竹阴西猞图不要以为闭关锁国之下，清代的统治者与外界毫无接触。事实上，巴黎或者伦敦流行的玩艺儿，往往不久后就会随商船或者传教士传入北京。欧洲最顶级的钟表师成天琢磨康乾时代中国皇帝的喜好。还有欧洲人不远万里，从欧洲运来机械设备，在广州开办了钟表工场，专为皇帝和贵族生产奢侈品。一些中国匠人也发挥中国人特有的模仿天才，大量仿冒西洋产品，并且惟妙惟肖。不过乾隆一眼就看出这些合资及仿冒品并非正宗，强调宫中所用必须进口原装：“从前进过竹叶青、洋漆器皿，亦非洋做。如进钟表、洋漆器皿，金银丝缎，毡毯等件，务要是在洋做者方可。”（《乾隆皇帝与马戛尔尼》）

    除了钟表外，皇帝还对西洋自动玩具着迷，特别是“机器人”和“机器动物”。宫中的西洋传教士西澄元研制了一头“自行狮子”，体量大小与真狮子无异，发条藏在狮子腹内，能行百步之遥。皇帝亲自前来观看，看着“自行狮子”昂首阔步向他走过来，大为开心。（《乾隆皇帝大传》）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西洋器物引起皇帝的兴趣。皇帝对西洋乐器很好奇。他命传教士魏继晋与鲁仲贤教小太监学习“大拉琴”(估计是大提琴)，和“小拉琴”(小提琴)，在宫中组织了一个包括了大小提琴、钢琴、双簧管、单簧管、吉他在内的西洋管弦乐队，以便让居于深宫的女眷们也领略一下异国风情。

明清风云

五

    中国历史上，“盛世”两个字叫得最响的时代，往往问题重重。

    因为“盛世”是传统王朝统治合法性的有力证明。历经暴力夺权后，一个政权就需要以“养民”、“牧民”的成绩来支持自己的合法性。而盛世的出现，当然是统治成绩的最佳证明。

    在一个王朝埋头开拓进取的过程之中，统治者们并不会经常提起“盛世”二字，而是致力于发现和解决问题。汉代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中，从来没有帝王和大臣自夸为盛世。相反，那些底气不足的统治者却常把“盛世”挂在嘴边。宋高宗因动乱而幸得大宝，偷安一隅，大敌在侧，却无心进取。这种治绩，无论如何与盛世不沾边。然而宋高宗却常常自诩为“中兴”和“盛世”。在皇帝的鼓励下，大臣们称颂盛世之声呈铺天盖地，应接不暇。他们说皇帝“於皇睿明，运符中兴，绵于肃清，乾夷坤宁”。“大功巍巍，超冠古昔”，“皇帝躬行，过于尧禹”。他们夸秦桧“心潜于圣，有孟轲命世之才；道致其君，负伊尹觉民之任”，“大节孤忠，奇谋远识”，“圣贤一出五百岁，开辟以来能几人”。这些当初精心撰写的谀词，今天听起来只是讽刺。

    中国历史上另一个“盛世”声音叫得最响的时代是清代。众所周知，清代统治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内心一直缺乏安全感。因此有清一代的诏书中，连篇累牍的内容是宣传大清政权的“深仁厚泽”。

    但是，在整个清代盛世之中，叫得最响的又是两个特殊阶段，一个是身背篡位恶名的雍正统治时期，另一个是乾隆晚期，也就是盛世已经渐行渐远之际。

明清风云

四

    盛世难以出现，更难以保持。

    盛世的前奏是衰世，结局也是衰世。

    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极而衰”的结局。而且，盛世的倾颓，往往在极短时间内定局。唐玄宗开元、天宝之际，号称“全盛”，繁荣景象史所未见，但“安史之乱”的狂飙瞬间吹散了旷代繁华。公元752年，也就是唐天宝十一年，唐代人口达到顶峰，达五千二百万。但八年之后的公元760年也就是乾元三年，一下子降到了一千七百万。天宝年间最繁华的地区，从宜阳到武牢五百里中，在籍人口居然只剩下一千户人家，“居无尽椽，人无烟爨，萧条凄惨，兽游鬼哭。”王朝衰败之迅速可以想见。

    汉武帝前期统治是汉代统治达到的最高峰。然而武帝在极盛之后，鞭扑天下过甚，很快导致了衰败。晚年更是天下大乱，起义遍及关东地区，大者数千人，小者数百人，起义烈火几乎葬送大汉王朝。

    乾隆盛世的政治清明与全面腐败更是只隔了瞬间。乾隆死前三年就爆发了白莲教大起义，清朝从此一蹶不振，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

    从盛到衰，如此迅速，其原因当然是这些盛世的出现依赖的是人治。中国历史上的几大盛世，只在史书上留下了统治者手腕的精明，人格的强大，却没有留下太多制度性的成就。没有内外条件的严厉制约，个人的英明与自制无法抵制环境的纵容与腐蚀。由胜而骄，由劳而逸，是人性不变的规律。盛世君主往往是集英明与昏聩于一身，理智与膨胀合为一体。他们通过既是辉煌成绩的创造者，也是王朝衰落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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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当然，付出了极衰之世的代价，并不见得肯定收获盛世。事实上，盛世出现的条件远比这个要苛刻。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所有的灾难都能由进步来补偿，更多的时候，灾难换来的只是更大的灾难。

    司马炎篡位不久，攻灭吴国，结束三国混战历史，晋武帝也成为继秦始皇、汉高祖、汉光武帝之后，第四个一统全国的帝王。一时“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委亩，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隐隐然出现了“盛世”征兆。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皇帝都具备汉文帝和唐太宗那样出众的素质。晋武帝迅速陷入物质享受之中。在皇帝的表率下，西晋贵族文恬武嬉，大肆挥霍，兴起了一股中国历史上闻名的“比富风”。因此不出人们意料，武帝死后不久，西晋便陷入了混乱之中。

    因此，盛世出现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遇到英明的帝王。一代帝王的精明强干还不够。盛世的出现，都是几代人的接力努力达到的结果。出现一个英明的帝王，在中国历史上本来就是小概率事件，而连续几代帝王都能雄才大略，那就更是如同彩票中奖一样难得，因此中国历史上盛世如此之少也就不难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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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盛世”这个词是中国独有的。汉文化圈以外的史书中，找不出这两个字。无怪乎中国历史多灾多难，细细掂量，“盛世”这个词本身就蕴含着无奈——“盛”、 “衰”相对。没有衰世做为背景，就没有盛世的美丽和灿烂。

    第一，中国历史上的每个盛世，都需要一个大规模的祸乱之世作为前奏。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是文景之治。在这个盛世出现前二十年，中国刚结束了秦末战乱。十余年的战乱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人口损失。《汉书》中多处提及改朝换代之际各地惊人的人口变化。《汉书•陈平传》记载，秦代曲逆城共有人家三万户，而刘邦在秦末战争中路过这个城市时，发现它的人口只剩下了五千户。《汉书》还说，在刘邦即位十二年之后，全国统计上来的人口数只有秦代的十分之二三。

    最为人艳称的盛世当然是“贞观之治”加“开元盛世”，其背景一样是空前惨烈的人口损失。在李世民登基的前三年，也就是武德七年，隋末的大规模战乱方才平息。“隋唐演义”中章章都是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贞观六年，魏徵描绘战乱的后遗症时仍说：“今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贞观政要集校》卷2《直言谏争附》）贞观十一年，马周上书时仍然说：“今之户口不及隋之十一。”

    而清代盛世的背景也是持续数十年的大屠杀和大破坏。明清易代之际，人口损失至少四千万，其中直接死于清军屠城的就高达七百万。据《扬州十日记》所载，仅扬州一地，焚尸“约计八十万余”。一个更为极端的例子是四川的人口变化。《清史稿•王骘传》里记载的王骘在康熙的上疏中说 “四川祸变相踵，荒烟百里，臣当年运粮行间，满目创痍。自荡平后，修养生息，然计通省户口，仍不过一万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赵文林所著《中国人口史》认为真实的数字并没有这样极端，有大量逃亡隐匿人口没有被王骘统计出来。他估计说1626年，四川人口为三百五十六万。到了三十多年后的1661年，人口还剩下九十五万。也就是说，损失了四分之三。

    极衰之世的大破坏，正是盛世出现的必然条件。中国传统王朝崩溃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压力，而大战乱则为新王朝解脱了这个压力，提供了新起的宽阔舞台。正是隋末战争导致的人口大量死亡，造成田地大量抛荒，唐王朝才能实行均田制，给每个男丁发放一顷田地。战乱导致的自然“土改”，同样是汉初“招附流亡”、清初经济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实上，在大动荡过去之后，新王朝只要能保证几十年内不发生大的政治动乱，那么并不需要它提出多么高明的发展策略，只需无为而治，顺势而行，自然就会收获一个丰盈的经济自动恢复期。所以说，每一次盛世，都是对前一阶段大灾难大破坏的一种反弹，一种弥补。

    第二，盛世的出现，得益于衰世提供的经验教训。

    前代统治者倒行逆施的严重后果，给看够了人间悲剧的后代统治集团以极大警醒。三大盛世的君主们，都非常善于从前人的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

    汉王朝建立之后，整个政治高层都在思考强秦何以暴亡。贞观之治的出现，更要感谢隋炀帝这个“反面教员”。与此相似，清初的几代帝王，也无不以晚明弊政作为自己施政之镜鉴。明代后期帝王以好货贪利闻名。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百姓剥削过甚。而清人入关之初，立即废除明末“三饷”（辽饷、剿饷和练饷）。鉴于明代教训，清代统治者所定的赋税水平为历代最低，从康熙到乾隆，皇帝们都恪守“永不加赋”原则，怕重蹈晚明覆辙，不敢越雷池一步。

    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盛世，都是极衰之世付出高昂学费后考出的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