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者

冯云山是战死于蓑衣渡吗？

　　1984年夏天，广西全州县郊蓑衣渡竖立了太平天国南王冯云山纪念碑。碑的上部雕塑着一代英杰冯云山的头像，正面刻有“太平天国南王冯云山殉难处”12个苍劲有力的大字。

　　冯云山是参与太平天国永安建制后，北上途中殒命的。对于他的死事、过程和地点，一百多年来就有不同说法。

　　当时隶属于前军萧朝贵部的圣兵李秀成，后来追忆说：“攻破全州之后，南王在全州阵亡，计议即下道州。”（《李秀成自述》）

　　起义7 年后来到天京，担任“总理朝政”任务的洪仁玕也说：“攻荃（全）州之下，南王冯云山中炮升天“（《洪仁玕自述》），出自太平天国后期领导人文献，虽颇简洁，但确证南王死在全州境内无疑。即在攻打全州或攻占后牺牲的。

　　在此期间的清方记载，亦有称冯云山是在进攻全州城时战死的。张德坚据采访整理的《贼情汇纂》记：“壬子四月，攻扑全州，都司武朝显以劲兵四百，与贼大小十数战，更率百姓登啤，以热桐油稀饭浇之，十日之内，毙贼无算，云山亦死乱军中。”苏凤文《平桂纪略》记太平军攻打全州，“十六日火发，崩塌城垣二丈余，贼蚁附登，愤城中固守，贼党冯云山毙于炮，屠杀甚惨。”以上所说均认为在攻克全州城前夕，冯云山已战死了，所以后人多有以此为据，如民国《桂平县志》：“陷全州时，云山中炮死”。戴逸《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亦有“南王冯云山中炮牺牲”之说。这样的提法在60年代颇为通行。

　　另一种说法是冯云山在蓑衣渡战死。解放前出版的许多史书均采纳此说。著名者如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华冈《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等。此说最初见于郭嵩焘、左宗棠所撰的《江忠源行状》：“公令所部于全州下游蓑衣渡伐木作堰，连营西岸力扼之；贼党来斗，以悍贼护船，更番迭进，鏖战两昼夜，贼渠冯云山中炮死。”清人笔记野史和民初所撰《清史列传》、《清史稿》亦从其说。

       1879年（清光绪五年）日人曾根俊虎《粤军志》即据此改写：全州“城遂陷，城中伏尸成冈，流血染地，逃走者皆顺流而趋长沙；南王冯云山追之。时浙江知县江忠源督兵堵蓑衣渡，苦战两昼夜，遂击杀云山等。”刘成禹《太平天国战史》即从此说。无可置疑，蓑衣渡之战，使太平军造成重大损失，但江忠源本人实不知此情，他后来说，“鏖战两昼夜，夺获贼船三百余只，贼之精悍若无几矣”（《江忠烈公遗集。答刘霞仙》）。所以《清文宗实录》、《咸丰东华实录》等官书亦未见有蓑衣渡冯云山战死记载。民国《全县志》也没有把冯云山死事写进蓑衣渡战役。

　　此说在解放后多为“全州战死”论所代替。近年又有根据李秀成、洪仁玕所称，认为冯云山系在全州占领后中炮牺牲。他们说冯云山不是在攻打全州时中炮的，“南王牺牲于克城之后的战事，而且战场在全州境内，这只能在蓑衣渡会战”，“可见，南王在蓑衣渡中炮殒命”（崔之清《太平军全州战役新证》，载《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2 期）。

　　冯云山究竟是否在蓑衣渡战死？1942年，史学家简又文曾到全州城内外及蓑衣渡采访，认为冯云山先在全州城外受伤：“然据吾人采访所得，则地方人士交口传言，金谓当时致祸之由，实因城上守军先开炮轰中南王冯云山，于是惹起大祸”，在全州攻占后，南王实已负伤，而后行至蓑衣渡，与清军鏖战，“在危急中，南王亦被舁上岸，”“舁至东岸，竟一瞑不起，先作国殇矣”（《太平天国广西首义史》）。简又文称其说采自故老目睹，“故全州几位深识掌故者（如新《全县志》主编王竹斋先生等）均相信南王先在全州城外受炮伤而后在蓑衣渡去世。”并称当时所谓在蓑衣渡牺牲事，因全州官员均“殉节，无一人留下报功”，“在当时戎马仓皇真相不明之际，也许就连江忠源本人亦未知道南王先在全州城中炮受伤，而确信是在蓑衣渡被已之伏军所轰毙。”简又文认为经过就地调查，致使90年沉积的模糊史案，足可真相大白了。

       罗尔纲亦表示赞同他的看法。建国后，广西史学界对蓑衣渡战事作了调查，提出当时发生战争的地点，不是在水波平静的蓑衣渡，而是在江狭地险的水塘湾，此地在蓑衣渡北面三里许，江忠源团练就埋伏在附近狮子山一带。广西师院历史系的《金田起义》说冯云山率后军，在全州城北“经过柳山尾时，盘踞在城内西北角凤凰山上的清军，突然向太平军打炮，冯云山中弹负伤”。太平军在水塘湾中伏后，“南王冯云山带伤协同天王指挥战斗，在蓑衣渡北边的泻母岭上架炮轰击敌人”，“南王冯云山伤势恶化，不幸壮烈牺牲。”

      据调查，当地群众传述了冯云山牺牲详情：“太平军破全州城后，向湖南进军是走水路的。当时水塘湾西岸驻有清兵，清兵用大木桩栏河。太平军的东西多是用船来运，共有几百只船，都是装得满满的。到蓑衣渡时，被官兵放炮把船打破了，走不过去，便丢了船。南王上岸带队与清兵打仗，打了半天，在水塘湾受伤死了。”（《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近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知识手册》（中华书局版），《中国近代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版）和田原的《洪秀全传》均从此说。

　　冯云山死事，距今不过130 余年，却有各种说法，最后的定论，还有待继续深入的考察和确证。
　

旅行者

◆“干王书谕”是真迹还是赝品？

　　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早年执教于村学。参加革命后，一度总理天国朝政并出任文衡正总裁。他喜爱舞文弄墨，擅写大字，由于战乱，其手迹传世者极少。洪仁玕曾亲笔手书“福”字，镌于天京干王府照壁上。清军攻陷天京后，此碑毁于战火，今存两份拓本传世，一份藏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院，一份藏国内。

　　洪仁玕未赴天京前，避居于香港永安村永培书室。他在永培书室墙壁上手书了“龙凤福禄寿”五个大字。“龙”“凤”两字高约182 厘米，“福”“禄”“寿”三字高约120 厘米。

　　罗尔纲先生对这五个字和“福”字碑进行了考证，认为二者笔迹一致、风格相同，确为洪仁玕手书真迹。

　　1973年，王庆成先生在《文物》第12期撰《洪仁玕手书“干王书谕”跋》，将“干王书谕”与上述两件洪仁玕手迹对照，发现笔迹风格一致，认为“干王书谕”是洪仁玕的真迹。此说为《太平天国》、《近代中国史稿》等著作采用。

　　“干王书谕”大笔直书“磨炼风霜存骨相”七字，分为两行，右行四字，左行三字。题首书“御赐金笔干王书谕”八字，八字下端钤“御赐熙载延祺”篆书阳文朱印一方。“相”字下端书写收藏者题识，曰：“此联为洪秀全书赐其从弟仁玕者，文虽割截而笔势豪迈，亦可想见当年驰骋之概。丁丑晚春，吾友冯君山岑出此相质，云得自农家。为题数语，亦史料也。老莱居士汪恩书雨窗并记”。未端铃“汪恩”便章三枚（见牟安世《太平天国》）。

　　俞丁对汪恩所藏“干王书谕”进行了考证，发表《“干王书谕”考伪》一文（载《江海学刊》1982年第2 期），认为将“干王书谕”与洪仁玕手书真迹相对照，笔迹风格均不相同，“正证明‘干王书谕’纯属伪造品”。

　　俞文考证，“干王书谕”“磨”字中“口”字上下左右不对称，而真迹“福”字中“口”字能把握住字的重心，显得刚劲有力。“干王书谕”中“凤”字第三笔用的是带笔内勾，显得极为平常，而真迹中“凤”字第三笔为竖弯上勾，写得活泼潇洒。又，“干王书谕”中“存”字里的“子”，其坚笔在底端无顿笔，竖勾成圆勾状，而真迹中“禄”字里的竖左勾，竖笔笔锋在底端有顿，出锋成勾，竖勾鲜明。从对照结果看，笔迹不同，风格也有异。

　　有人曾将“干王书谕”与洪仁玕“福”字碑拓本及“龙凤福禄寿”拓本三件，未加任何说明，同时提交公安部门作笔迹鉴定。鉴定结果，认为“福”字碑与“龙凤福禄寿”为一人笔迹，“干王书谕”为另一人笔迹。鉴定结果与俞丁对笔迹的考证相同。

　　文物部门的有关同志及俞丁同志曾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干王书谕”原件，竟然清楚地看到“磨炼风霜存骨相”七个字，“字字都有描绘的痕迹，笔划的周围，显露着描绘线条。描绘线条的笔迹，与线条内的墨迹，浓淡分明，足见这不是一气呵成而是用二次写成的笔迹。”有的同志说，描绘的线条似为铅笔勾勒。如果观察不误，则作伪的年代尚不久远。

　　据汪恩题识说，此件系好友冯山岑“得自农家”。汪恩、冯山岑为何许人，今己难考。但从题识可以肯定，收藏者汪恩不请太平天国史实与典制。汪恩据题首“御赐金笔干王书谕”八字，认为“此联为洪秀全书赐其从弟仁玕者”。其实，所谓“御赐金笔”乃是天王洪秀全御赐给干王洪仁玕的金笔。洪仁玕曾作《题御赐金笔》诗两首并记其事说：“本军师洪忝列宗演，荷蒙真圣主暨救世幼主恩遇之隆，赐以金笔龙袍靴鞋出帅”（《钦定军次实录》）。“御赐金笔于王书谕”八字意为干王用天王御赐金笔手书谕文，而不是天王洪秀全御赐给干王的手书谕文。太平天国制度，天王文告称诏、称旨，天王、幼天王以下称谕。

　　题首朱印“御赐熙载延祺”，按制度，应钤于“御赐金笔干王书谕”八字上端。“于王书谕”将朱印钤于八字下端，此印当是不明太平天国典制的人所钤，而非身居天国要职的干王所钤。

　　针对“干王书谕”中的破绽，俞文说：“这是汪恩为了故意提高这份赝品的身价，不顾常识地编造了一个自欺欺人的骗局。”

　　作伪者是不是汪恩？目前尚无证据。令人生疑的是，此联何以在题首载明为“干王书谕”，而题识中却说成是“洪秀全书赐其从弟仁玕”呢？如果此联确为赝品，作伪者的目的在于牟利，对于作伪者来说，伪造“干王书谕”或“天王书谕”，其价值是一样的，此联何以出现如此明显的破绽呢？“御赐金笔干王书谕”八字如系作伪者拟就，拟文者不明文理，岂非大谬？笔迹鉴定固然有一定根据，但同一个人，由于情绪、环境、年龄、健康、笔墨等若干原因，书写笔迹与风格出现差异，亦是在情理之中。

　　“干王书谕”的来龙去脉尚未弄清，究竟是真迹还是赝品？看来一时还难下断论。
　　

旅行者

洪秀全是怎样死的？

　　过去许多名关太平天国史的论著，都说洪秀全是在清军逼紧时服毒自杀的，现在不少太平天国的论著则说洪秀全是病死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洪秀全之死，由于原始材料记载不一，加上曾国藩篡改史料，以假乱真，因此分歧颇多。一百多年来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者，大多认为洪秀全是“服毒自杀”的，所据史料主要有三条：一是曾国藩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奏称：“首逆洪秀全实系本年五月间，官军猛攻时，服毒而死”。另一条是曾国藩同治三年七月七日奏稿称，洪秀全“四月二十七日，因官军急攻，服毒身死，秘不发丧”。还有一条就是曾国藩刊刻的《李秀成自述》记载：“天王斯时焦急，日日烦躁，即以四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这三条材料出自当时清政府和太平天国双方的知情主将之手，因此，被史学界的大部分人当成信史。

      但当时在洪秀全身边的幼天王洪福瑱在“自述”中却说：“本年四月十九日，老大王病死了，二十四日众臣子扶我登极。”这条材料自然也无法列在信史之外。这样一来，洪秀全究竟是自杀还是病死，便成为历史之谜。尽管大部分太平天国史论著都从曾国藩及其刊刻本《李秀成自述》的说法。但都以存疑的办法，把洪福瑱、洪仁玕所记史料罗列于后。如郭廷以在《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中根据“李秀成供状及曾国藩奏报”，认为洪秀全之死“以服毒说为近真”。在罗列了洪仁玕，洪福瑱供词中关于洪秀全之死的文字之后，又说“似洪秀全系病死”。简又文在《太平天国全史》中认为洪秀全自杀是“事实”，但又对曾国藩奏稿中的内容多加批驳，如在“官军急攻”语下批驳说，在洪秀全死前三个月“曾国藩未攻城，天京外亦无战事”。

      曾国藩奏稿说，洪秀全“服毒”材料来自天王府宫婢黄氏，简又文批驳道：“其言由黄氏宫婢供，伪言也”。可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史学界对洪秀全之死实无定论。60年代初，藏在曾国藩家中达一百多年的《李秀成亲供手迹》（即《李秀成自述》）正式影印发行，其中关于洪秀全之死的原始记载，有力地证明了洪秀全是病死，并非自杀。《李秀成自述》刊刻本中有关此事的记载，是经曾国藩篡改过的。李秀成当时正在天京，对天王府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他所记洪秀全之死的材料最为后人所重视。为说明问题，现把正伪两段材料摘录如下：《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此时大概三月将尾，四月将初之候。……天王斯时已病甚重，四月二十一日而故。”

　　“此人之病，不食药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药，是以四月二十一日而亡。”曾国藩在刊刻《李秀成自述》时将上述说法篡改成：“天王斯时焦急，日日烦躁，即以四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

　　原稿和刊刻本对照，真相大白，人们历来所据信史系曾国藩所伪造，而李秀成“亲供”原稿则明明白白记载了洪秀全因病而死。再和其他原始记载对照，洪秀全病死更可确信无疑。上述《洪福瑱自述》明确记载“本年四月十九日，老天王病死了”。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五月初六日条也记有：“闻探报禀称，逆首洪秀全已于四月二十八日病死（彼中之四月二十日）”。当时清、太双方记载是一致的。洪仁玕虽然不在天京，但他在湖州和幼天王会师，自然要谈到洪秀全去世情况，所以他在“自述”中关于洪秀全之死的记述，也为史学界所重视。

      但《洪仁玕自述》前半部分说：“至今年四月十九，我主老天王卧病二旬升天。”后半部分又说：“天王之自杀，更令全局混乱”。这个自相矛盾的记载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不得而知，不过，《洪仁玕自述》前半部分，即病死说是出自洪仁玕供词原稿，而后半部分，即自杀说，出自英译本，原稿己失，无法查证。但英、中两次翻译受《李秀成自述》刊物本之影响，并不是不可能的。人们也许会问，曾国藩为什么一定要篡改《李秀成自述》中关于洪秀全之死的说法呢？这是因为，湘军攻破南京之后，曾国藩在安庆给清廷的一个奏折中已经说过洪秀全是“官军猛攻时，服毒而死”的。而在他到达南京之后，又于七月初四日亲自拟写了七月初七日的奏稿；并在奏稿中重申了洪秀全因“官军急攻，眼毒身死”。

      这两个奏稿都是在曾国藩看完李秀成亲供前写成的。曾国藩看到李秀成亲供有关洪秀全之死记载和奏稿截然不同，他在把亲供抄送军机处时，把这些文字给篡改了，当不难理解。至于曾国藩两次谎报军情，罗尔纲和周村合写的《洪秀全论》说：“洪秀全因天京缺粮，久吃甜露充饥，致病发逝世。”并在注中说：“曾国藩刻本《李秀成供》所说洪秀全因被围急自杀死，乃是曾国藩为着要向清廷报功而盗改的。”由于《李秀成亲供》影印出版，曾国藩篡改史料骗局被揭穿，洪秀全死因之谜已初步解开，近年来有关太平天国史论著，大多改变了“自杀”说的看法。当然也还有一些同志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旅行者

谁是三元里杭英斗争的组织者？

　　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

　　因义生愤愤生勇，乡民合力强徒摧。

　　近代进步诗人张维屏的这首诗（刊《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4 册），描写的是鸦片战争中广州郊区三元里群众英勇抗击英国侵略军的壮烈场面。三元里抗英斗争是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第一仗，表现了中华儿女同仇敌汽、誓死捍卫家园的浩然正气。但是，三元里抗英斗争的组织者是谁？历来有几种说法：其一，菜农韦绍光是三元里抗英斗争的组织者。解放后的多数论著都持此说。所据是韦绍光的孙子韦祖的回忆。1951年6 月广州市人民政府民教科有人赴三元里调查，韦祖说：“本人祖父韦绍光首先发难，四处宣传、宁死不辱，大家愤起搏斗，死伤英军三四人”。1958年11月，韦祖又说：“我祖父韦绍光是耕田种菜的农民，身强力壮，练习武艺。当时英军到三元里奸淫掳掠，我祖父首先发难，由他带头，村人都奋勇参加杀敌，就在这东华里口空地，杀死英军10余人。事后，将那些英军的尸体丢进我祖父住屋旁边的猪屎坑里。我祖父还在我村及各村进行抗敌宣传，得到各村群众的热烈参加，打败了英国鬼子。”（《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本文未注出处者均见该书）

　　其二，韦绍光是发难者，但不是斗争的组织者。所据则是三元里老人李伟的回忆。他在1951年写的一篇笔记中说：英军10余人到三元里东华里，见韦绍光之妻，恣意调戏。乡人见状，忍无可忍，群愤而击之，杀死敌兵八九人，将尸弃于里口之猪屎坑里。12年后，李老又对广东文史馆的同志说：那一天正值农村的节日，韦绍光的妻子到东华里口大榕树下社坛拜神，被英军拦截调戏。韦绍光见其妻受辱而与英军搏斗，乡人遂群起助战，当场消灭了来扰敌军的大部，大战便因此展开。可见韦绍光至多是发难者，而英军调戏韦绍光新婚妻子则是斗争的导火线。

　　其三，举人何玉成才是组织者。因为梁廷楠的《夷氛闻记》卷三有这样一段话：英军“闯至泥城、西村、萧冈诸村落，大肆淫掠，奸及老妇，村民大哗。举人何玉成即柬传东北南海、番禹、增城连络诸村，各备丁壮出护”。也许柯玉成及梁廷楠都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之故，持此说的专家学者为数甚少。

　　其四，斗争是骤然兴起，无人组织，只是在斗争过程中何玉成联络各乡，组织乡民抗英的。《广东军务记》说：逆夷往三元里及萧冈各乡复行扰害，由是乡民共愤，鸣锣聚众，杀死逆夷六七人，余逆脱回。因率众而下，约数百人，乡民复鸣锣集各乡约数千人，与夷决战。见过何玉成的萧冈老人汤澄安也说：“后来又来了许多英国兵，企图报复，我乡何玉成号召大家奋起抵抗。”“杀死一个番鬼，赏十满鸡（十元）”。

　　记载三元里抗英斗争组织者的史料大抵如此。孰是孰非，请读者评议。

　　刘永福为何称其所部为黑旗军？

　　刘永福（1837～1917年），字渊亭，本名义。祖籍广东钦州（今属广西），后随父母迁徙广西上思，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爱国将领。在他漫长的戎马生涯中，无论在中法战争或中日战争中，为了抗击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他率领所部黑旗军建立了彪炳史册的赫赫战功，使侵略者闻风丧胆。那么，刘永福为什么要将自己的部队命名为黑旗军呢？对此，史家众说纷坛。归纳起来，有以下三种：其一，黑旗军原是太平军的余部，太平军分为中、东、南、西、北五营。

　　当时刘永福在北营，北营属水，所以用黑旗，因此，他所率领的部队也称黑旗军。

　　其二，据曾参加过黑旗军的老人及他们的后裔口述材料论定，说刘永福曾对别人说过自己生来很黑，又不识字，只有黑色才适合。

　　其三，刘永福曾经是上恩绿林好汉梁八的部下，梁八一贯活动在中越边境，以黑旗为号，称黑旗军。梁八死后，刘永福做了“大哥”，继续用黑旗，仍称黑旗军。

　　然而，最近读了由广西通志馆编写、广西博物馆修订的《中法战争调查资料实录》一书，据该书编者向一些黑旗军后代及家属调查，对此又有另一种说法。广西靖西县安德圩梁文生老人说：“刘二（刘永福乳名）来安德时，驻扎在北帝庙，庙中有三个神像，中间是北极玄天大帝，赤脚，左脚踏龟，右脚踏蛇；右侧是花婆神；左侧是周公，周公手拿黑旗，旗身是三角黑布，边沿镶狗牙形白布。旗上绣有北斗星，像骨牌的杂七一般。刘二仿照庙里的黑旗做旗号，就在庙里祭旗。”

　　“庙里的那面黑旗，以前每碰到蝗虫作害，乡里人就拿去治蝗虫，说它神威大，蝗虫一见它，不死即逃。”
　　这个材料与由刘永福口述，经黄海安记录，罗香林校注的《刘永福历史草》的记载不谋而合。

　　广西，是太平天国革命的摇篮。洪秀全取得了金田村起义成功，率部北伐时，广西天地会为了响应起义，纷纷组织起来。他们虽然公开都是打着太平天国农民军某部的旗号，但是并不直接接受太平天国农民军的领导。因此，1857年刘永福投军，虽几易其主，但所投部队多是这一性质的义军、民团。

　　直到1868年秋，他投奔到广西境内声势颇大的吴亚终所部，吴亚终见刘永福机智勇敢，多谋善策，为了表示对刘永福的信任，遂命令刘永福领导与指挥和他一起来投军的穷苦兄弟。吴亚终情真意挚地对刘永福说：“尔既带家，即由尔管辖，以一事权。”还命令刘永福率部前往安德圩北帝庙驻扎。经过长时间的颠沛，刘永福深知，自己之所以每每壮志难酬，就是没有一支由自己领导和指挥的部队。如今，吴亚终的决定，使自己“如愿以偿”。刘永福大喜过望、领命后，即率领前往安德圩。

　　有了一支由自己管辖的部队，总得有个名称吧。刘永福本人信神奉佛，所以当他的部队驻扎在此，他听住在这里的百姓们说，这北帝庙“很是灵验，有求必应”，特别是庙中周公像的手中拿着的那面小黑旗，更能“除邪避难”，于是刘永福决定以此旗为军旗，称自己所率部队为黑旗军。如上所述，即是《刘永福历史草》中所载的：“安德有一北帝庙，最应。公在庙前制七星黑旗一面（黑旗军之始也）”。

　　中法战争爆发，唐景崧万里请缨，初见刘永福及他所领导的黑旗军，后来他所撰写的《请缨日记》第二卷中这样写道：“旗纯黑，有‘三宣提督’军务旗，篆书‘刘’字旗，七星旗，八卦旗”。显然，“三宣提督”和“刘”字旗是刘永福因被清政府迫害，率部流亡到越南境内，帮助越南政府抗击法帝国主义侵略者，而给刘永福封了官爵后绣上去的。综上所述，无论从口碑材料及《刘永福历史草》及唐景崧的《请缨日记》所叙，都与前三种说法大相径庭。孰是孰非，尚难论断。刘永福为什么以黑旗为军旗？他所领导的部队为什么称之为黑旗军？还待专家、学者进一步探讨。
　　

旅行者

有没有红娘子其人？

　　在明末的历史上，有两个妇女的事迹行踪特别引人注目，至今还在吸引着研究者们的兴趣。一个是“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三桂之爱姬陈圆圆，另一个便是明末农民起义高级将领李岩之妻红娘子。

　　最早对红娘子作过一番研究，并认定红娘子确有其人的是郭沫若。他在1944年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引用了《明史。李自成传》中的记载：“会绳妓红娘子反，掳信，强委身焉”，说的是江湖卖艺的杂技演员红娘子造反后，看中了杞县举人李信（岩），一定要嫁给他。李岩开始放不下举人公子的身份，不肯就范，在被迫做新郎后又逃脱，被官府抓进监狱。红娘子率领杞县饥民，破杞县城，把李岩救了出来，结为夫妇，又劝李岩投奔李自成。这个故事，颇有戏剧性，因此使郭沫若一直念念不忘，想改写为历史剧。三年后，即1946年，他在《关于李岩》一文中说，《甲申三百年祭》对“关于李岩与红娘子的逸事有所叙述，颇引起读者的注意”。又经过三年，他在无名氏的《梼杌近志》和吴梅村的《鹿樵纪闻》中，发现了有关李岩与红娘子的一些记载，可惜都很简单，内容与《明史》所述中无甚出入。因此他认为，《明史》中的记载可能就是根据吴梅村等人的著作写成的。

　　解放以来的研究证明，绳妓红娘子破杞县城救李岩的故事，确实如郭沫若所言，最初见于吴伟业（梅村）的《绥寇纪略》（即《鹿樵纪闻》）。吴梅村是明清之际的大诗人，声望很高，他的《绥寇纪略》又成书较早，如此故事影响较大。稍后的戴笠的《怀陵流寇始终录》、冯苏的《见闻随笔》、毛奇龄的《后鉴录》中，都采用这一故事。有人认为《明史》中的《流贼传》系毛奇龄主稿，他根据《绥寇纪略》等书，便将这一故事写入了《明史。李自成传》。《明史》在官修史书中较受推崇，这个故事也就流传很广了。

　　明史专家谢国祯，也主张红娘子确有其人，写有《红娘子与卦子陈四》一文，引用了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中的有关红娘子的记载。在他编的《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中，收集了毛奇龄的《后鉴录》。该书称红娘子为“踏绳妓也”。上述史料，均为郭沫若当年所未见，但内容与《明史》中的记载也没有什么出入。所有这些记载，有一点是共同的：有关红娘子的事迹，都与李岩紧密相联而不可分，讲的都是红娘子破杞县城救李岩这件事。

　　前几年，学术界对历史上是否有李岩其人，进行过热烈的讨论。有的学者认为，李岩不过是某些人虚构出来的“乌有先生”。持否定说的人论证说，李岩其人其事，在他家乡河南地方史料及父老的口碑中并不存在，当年，郑廉在《豫变纪略》中，就矢口否认杞县有李岩其人。他家离杞县仅百余里，他的朋友中有许多杞县人，他本人包括其他一些被李自成部队捉去过的人，都未听说李自成部队中有个杞县的李将军。此外，康熙《杞县志》中，还专门附有一篇《李公子辨》，否认李岩是明代大学士李精白之子，否认有举人李岩的存在。据此，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认为，红娘子破杞县城救李岩出狱“绝无其事”，“这故事是一个虚构的传说”。

　　有些研究者认为，李岩虽不是李精白之子，也不是河南杞县的举人，但并不等于无其人和无其事。因为，从当时保存下来的塘报及一些在北京目击者的记载看，在李自成的农民军中，确有一个被称为“李公子”的担任都督制将军的李岩存在。但他们认为，即使李岩确有其人，而红娘子破城相救之说仍不可信。因为查乾隆《相县志》，在崇祯年间，从未发生过饥民攻破县城杀死知县的记载。此外，许多记载有李岩事迹的史籍，都不提红娘子破城劫狱之事。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较《绥寇纪略》问世早，根本不提及红娘子；彭孙贻的《平寇志》、计六奇的《明季北略》，较《绥寇纪略》成书晚，也不提红娘子，显然是有意删去的。连小说《剿闯小史》和《定鼎奇闻》中，都没有把这极好的小说材料写进书中去。

　　在《绥寇纪略》等书中，有关红娘子的身世和起事始未，都语焉不详。我们至今连她姓什么，都还不知道。仅知道她是一个“踏绳妓”，走江湖的杂技表演者。所称“红娘子”，恐系以穿红色衣为标志。这，在明末农民起义中也并非无线索可寻。

      崇祯十二年十二月，活动在山东、河南、河北的有一支地方起义军，就都头戴红唐巾。另据查继佐《国寿录》记载，李自成进京后，“忽有衣红衣一人，随数卒”到杞县进士出身的刘理顺家，说刘家有恩于他。他能“自达于李将军”，要对刘进行保护。有些研究者认为，红娘子率领的大概是一支白莲教起义军，因为身穿红衣，被称为红娘子。李岩出狱后统率的这支起义军，基本群众就是杞县一带的贫苦农民，其中骨干可能就是红娘子所领导的起义军。

　　红娘子的最后结局，同李岩一样，也是一个谜。按《永昌演义》中的说法，红娘子后来成了白莲教首领，李岩死后还见过出家当了和尚的李自成。当然，这只是小说家言，而不是历史。世上有无红娘子？只好期待专家们作出进一步的回答了。
　

旅行者

有没有李岩其人？

　　姚雪垠在长篇小说《李自成》中所塑造的李岩的艺术形象，是一个在正面人物群雕中别具一格的典型人物。他不仅在文学作品中留下大名，史学界也为他打过不少笔墨官司。

　　关于李岩的传说流传很广，传说他参加了李自成起义军，提出了“均田免粮”和“不当差”的口号，位至中营制将军。但是，对于他的生平活动，明代各种史书的记载均有所不同。首先提到李岩的是顺治二年懒道人所著《剿闯小史》。顺治八年，蓬蒿子又著有《定鼎奇闻》。这两本书都把李岩写成是李自成手下的干将。但它们都是演义式小说，既为小说，自然是可以虚构编造的。

      但是清人计六奇看到书中对李岩的描写，竟信以为真，经过他的一番精心加工，小说中的李岩被“请”进了《明季北略》。此外，谷应泰于顺治十三年编成的《明史纪事本末》在《李自成之乱》一篇中也提到：“杞县诸生李岩为之谋主。”此后，《绥寇纪略》、《国榷》、《石匮书后集》等野史都有关于李岩的记载。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明史》，由于它记载了李岩的活动，更多的人便相信李岩的存在了。关于李岩的真伪之争，主要集中三点。争论的焦点之一是李岩的籍贯问题。一派意见认为，杞县根本没有李岩其人。康熙年间编订的《杞县志》中，编者专门写了《李公子辨》，对《明季北略》和《明史纪事本末》认为的“李岩是杞县人”的说法，进行了论驳，指责谷应泰《纪事本末》“妄行采入”“不足论”的野史，并从李岩的身世、家世和参加农民革命的经过等三方面否定李岩的存在。更有价值的是与传说中的李岩同属河南开封府的商丘人郑廉写的《豫变纪略》，该书指出：“如杞县李岩则并无其人矣。予家距杞仅百余里，知交甚夥，岂无可闻？而不幸而陷贼亦未闻贼中有李将军杞县人。

　　不知《明季遗闻》何所据而为此也。而《流寇志》诸书皆载之，不知其为乌有先生也。“少年时参加过明末十三家起义军的郑廉，居然没有听说过李岩的大名，不正说明李岩来历可疑吗？另外，清初地方志保存了大量与起义军有关的材料。参加李自成起义军的许多地主阶级知识份子，一般都有迹可寻，惟独李岩却无影无踪，下落不明。

　　肯定李岩的一派则认为：郑廉之言不可信。因为他当时只是罗汝才手下的“芝麻小官”，很可能见不到农民军中的高级将领。《杞县志》等之所以矢口否认，则是由于当时“胜者王侯，败者贼寇”的封建正统观念，使杞人不敢认李岩为同乡。今人曹贵林在《李岩述论》和《再谈李岩》等文中认为，《绥寇纪略》、《国榷》、《明季遗闻》、《明史纪事本末》、《石匮书后集》、《怀流寇始终录》、《罪惟录》、《平寇志》、《明季北略》、《后鉴》、《明史稿》、《明史》、《甲申纪事》、《鹿樵纪闻》、《爝火录》、《小腆纪年附考》等等史籍，均有李岩事迹的记载，说明李岩这个历史人物是不能轻易否定的。

　　争论焦点之二是李岩的亲属关系。肯定李岩有其人的一派认为，李岩是兵部司马李精白之子，其历史依据是《流寇志》、《明季北略》、《明史》等书都记载着这一段史实。吴伟业的《绥寇纪略》也说：“杞县举人李岩者，初名信，熹庙大司马（即兵部尚书）李精白之子也”；今人刘弢在《也评〈甲申三百年祭〉》中，在承认李岩存在的前提下，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李岩不是李精白之子，但《明季北略》中记载的“父某，进士”的说法是正确的。

　　否认李岩其人的一派指出：明兵部尚书李精白是安徽阜阳人。康熙年间编订的《阜阳县志》中，进士李祖旦对李精白家世作过一番考证。李精白确有两个儿子，次子鹤孙早死，长子孙，后改名栩，曾参与镇压河南农民起义军，崇祯十五年被起义军袁时中所杀，根本不可能去参加什么起义军。

　　争论焦点之三是“李公子是谁”。有一种说法认为李岩即李自成。他们引用顾炎武在《明季实录》中所附录的苍梧兄《西阳杂笔》：“闯贼名自成，一名炎，米脂人。”《程氏宗谱》卷三载：“程九伯于顺治元年甲申剿闯贼李延于牛迹岭下。”明末曹应昌写的《上高记旃先生书》里也提到李自成：“且闻其更名李兖，以应孩儿兑上之谣。”（见《蔬堂遗文》）“炎”“延”“充”三字读音与“岩”相同或相近，这恐怕不会是偶然的巧合吧。据此，今人顾诚等认为，早期传说中的“李公子”或李岩，往往指的是李自成。如彭时亨在《中兴制寇策》中有这样一段话：“彼所称李公子者，……据中原，吞江汉，袭三秦，凌晋跨蜀，奄有四国，如建瓴然。虽古帝王之成功，不若是速矣，则民心使然也。”另有刘尚友的《定思小记》，他在记载李自成起义时这样说：“愚民幸灾乐祸，俱言李公子至，贫人给银五两，往往如望岁焉。”

　　但清初不少史家不相信这种说法，吴伟业在《绥寇纪略》卷九写到李岩和宋献策归自成后，接着说：“自成大悦，过城不杀，因以所掠散饥民。民多归之，号为李公子仁义兵。传闻者认为自成，不知有李岩也。”计六奇在《明季北略》卷二十三说：“时此年饥旱，官府复严刑厚敛，（百姓）一闻童谣，咸望李公子至矣。第愚氓认李公子即闯王，而不知闯王乃自成也。”

　　明清的各种史籍，对于李岩的记载，时有矛盾。而史学家们又根据自己手头掌握的史书材料，各执一说，使得李岩至今还是个有争议的人物。
　

旅行者

奉天玉和尚是否李自成？

　　明末大顺农民军领袖李自成兵败后是否当了和尚，三百多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成了一桩悬案。前几年，湖南石门夹山发现了奉天玉和尚墓葬骨灰、砖刻《塔铭》，以及传系李自成所作的《梅花百韵》木刻版，于是奉天玉和尚成了人们热烈讨论的对象。因为能否搞清奉天玉的身分，对了解李自成是否当过和尚有着密切的关系。

　　有人认为，根据多方事实证明，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第一，根据何璘到夹山实地调查，见到一位服侍过奉天玉和尚的、口音像陕西人的70岁老和尚，他告诉何璘，奉天玉是顺治初年来寺的，并取出其画像，观之“肖似史书所记李自成的模样”。第二，李自成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你“奉天倡义大元帅”，后又称“新顺王”。自号“奉天玉”即“奉天王”加一点来隐讳的。第三，夹山新发现的《梅花百韵》木刻版中有一首《东阁梅》说，“徐听三公话政猷”，那口气与和尚迥然不同，而像皇帝听三公阁老论政。

　　第四，夹山现存的三块石碑：奉天玉弟子野拂立的“奉天玉”断碑、康熙十四年杨彝子写的《重修夹山灵泉禅院功德碑记》和道光三十年通州知州王大猷撰的《重修夹山灵泉寺碑志》，都证明“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有人还认为，李自成所以要当和尚，是为了实现联明抗清的夙愿。当时大顺军与明代统治者的矛盾已下降到第二位，与清统治者的矛盾上升到第一位，因此必须联合国内武装力量共同抗清。但李自成考虑到人川与张献忠合作，怕他“念旧恶”；与南京朱由检集团合作，则因马士英、阮大铖继续祸国殃民；只有湖南何腾蛟拥立唐王朱聿键，据西南半个中国，可以联合抗清。但与何腾蛟谈判，部队必须交何指挥，而何是唐王的宰臣，李自成自己是皇帝，这在情理上是难以接受的。同时，李自成逼死崇祯，恐唐王不谅。由此，李自成只得采取假死、隐居的做法，而由高氏和李过出面来完成他的与何腾蛟联合抗清的战略部署。

　　有人则认为，奉天玉和尚不可能是李自成。第一，何璘之说不可信，例如奉天玉画像，与史书并不一致，《明史》谓李自成“状貌狰狞”，且在崇祯十四年左目中箭，被称“瞎贼”，而那画像左目未吵，可见与李自成无关。第二，夹山现存的三块石碑，并不证明李自成终于夹山，而只能证明确有奉天玉其人。第三，《东阁梅》中“徐听三公话政猷”之句，无非按题作诗，悬拟之辞，并不指实，且李自成也未置三公。第四，李自成早已称帝，为“李万岁爷”，并“至死不去僭号”，他不隐用帝号，而用王号称“奉天玉”，也不可信。据考察，奉天玉和尚是顺治年间从四川云游到石门县夹山寺来的云游和尚，原籍和出家前的俗名都无可查考。他到夹山以后，眼见这所唐代古刹除宋朝的一口洪钟外已荡然一空，乃大发善心，沿门托钵，并得到清朝官绅的多方支持，使夹山寺在他死前已粗具规模。无论是他初来时的抛头露面、沿门托钵，还是后期的结交官府、广收门徒，都恰恰证明了这位清初老和尚不可能是“逃禅隐居”的农民军领袖李自成。

　　也有人认为，奉天玉和尚是明朝遗臣。第一，根据《弘律奉天大和尚塔铭》，奉天玉的身分与李自成不符，而与明朝遗臣相合。首先，奉天玉是清朝县官请来的和尚，一定是有名望、并与官场有关系的人；其次，《塔铭》作者刘萱，是忠于明朝的遗臣，不可能为农民领袖李自成写铭。第三，从1981年冬湖南慈利县新发现的《野拂墓碑》也可证明。碑文记载野拂“久恨权阉”、“敢逐寇林”、“方期恢复中原”，这些词句可以看出野拂是痛恨宦官的明朝武官。而野拂与奉天玉关系密切，并“事之甚谨”，可见奉天玉也是明朝遗臣。

      有人还认为，所以会出现李自成禅隐之说，是因为李自成的死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这样一位叱咤风云的农民起义领袖，虽在抗清中接连失利，但仍大军在握，怎么会突然死在不是劲敌的乡民程九伯之手？因而必然引起人们的各种猜测：同情者，不愿这位农民起义领袖的结局太惨，于是产生了李自成削发为僧、高寿善终之说；而仇恨者，则编造出神杀、崇祯索命等胡言，并为某些稗史汇编录用。

　　总之，奉天玉和尚究系何人，李自成最终是否出家，至今仍是一个谜。（谢宝耿）

旅行者

葛成为何易名葛贤？

　　明代万历年间，朝廷派出大批宦官充当所谓“税监”、“矿监”，分别到各手工业、商业发达的城市进行敲诈勒索。一场反封建掠夺的斗争立即在全国十几个城市同时掀起。规模及影响较大的是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苏州的一次。近万人投入斗争，赶走了太监孙隆，打死了一些土棍并烧了他们的家，最后迫使统治者取消横加的各项捐税。这次苏州市民运动的首领葛成，事后改名为葛贤。“成”为什么要改为“贤”，是谁改的，为什么要这么改？

　　至今似乎还是个谜。说法大致有三：一说，是吴人给改的，同治《苏州府志》上有一处说：“吴人讳成名，改曰贤”。这“吴人”是民间还是官方，为什么对“成”名需加避讳？语焉不详。

　　二说为官方所改。朱国祯的《皇明大事记》说：“官曰成非佳兆，改为贤。”褚人获的《坚瓠集》也说：“当道以乱民不宜为诚，改为贤”。陈继儒的《吴葛将军墓碑》上，更明确提出为吴郡太守朱燮元所改，《墓碑》记载了葛成起事之后，主动投案，与太守有一段这样的对话：“成因请于太守曰：始事者成也。杀人之罪，成愿以身当之，幸毋及众也。遂请就狱。太守曰：我实不德，以致于斯。尔民何罪，壮士其无辱。成曰：为民除害，义也；杀人抵罪，法也。无义则乱，无法亦乱。成固当死，敢逃刑乎？公若不诘，请自杀也。乃自投于阶下。太守不得已而听焉。乃改其名曰贤，诚贤之也。”

　　葛成是否有上述“贤”言，“贤”行，姑且勿论；但改名者为朱太守则是指明的。

　　三说，葛成易名有一个过程，先为“咸”，后为“贤”。清代俞樾在《茶香室三钞》中指出：他读了褚人获的《坚瓠集》、朱彝尊的《静志居》以及章有谟的《景船斋杂记》等史料，一直对葛成易名问题抱有疑问。他认为：“乱民不当名成，岂当名贤乎？余疑其初名成，当道以乱民不当名成，改其名曰咸，从其形也。及后遇赦得出，吴人义之，又改其名曰贤，从其声也。

　　此虽臆说，颇似近是。“
　

旅行者

刘福通、韩林儿是怎样死的？

　　刘福通、韩林儿是元末农民起义中最先举义的将领，曾被北方各支红巾军尊为共主，因而一向被认为是当时最重要的两位红中军领袖。然而，关于他俩最后是如何牺牲的，历史记载却都模糊不清，后人对此猜测纷纷，颇多争议。

       史载韩林儿于至正十五年（1355年）二月在毫州（安徽毫县）正式称帝，同年十二月因元军围攻毫州不得不迁居安丰（安徽寿县）。至正十八年（1358年）五月，刘福通北上攻占了汴梁（河南开封），并迎韩林儿居之。次年八月，元军察罕帖木儿攻陷汴梁，韩林儿与刘福通不得不丢下数万名官吏、将士及其家属，匆忙逃回安丰。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盘踞南方的割据者张士诚趁红巾军北伐失败，苦战元军即将不支之际，派遣大将吕珍率军20万（一说10万），从背后袭击安丰。韩林儿不得不飞檄向朱元璋求援。朱元璋一方面考虑到不能让张士诚如此轻易地扩大地盘与势力，另一方面也想借此控制小明王韩林儿，挟天子以令诸侯来壮大自己的力量，打算派兵救援安丰。

       但谋士刘基极力反对，认为这时如果陈友谅偷袭应天（南京），朱元璋的后方会丧失殆尽。而即使没有这一威胁，如何处置被救出的韩林儿与刘福通也颇费脑筋。犹豫再三，朱元璋还是决定亲率大军救援安丰。所幸陈友谅此时去围攻南昌，朱元璋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击败了吕珍率领的张士诚军，解除了安丰之围。但韩林儿、刘福通却没能坚持到这一时刻，安丰城在援兵来到之前已被攻破，韩、刘二人的下落与生死从此成了人们争论的焦点。

　　许多人认为刘福通在安丰阵亡，韩林儿则迁都于滁州（安徽滁县）。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太祖平吴》曰：“二十三年（1363年）二月，张上诚、吕珍率众十万围刘福通于安丰，福通间道遣人求援。珍破安丰，杀刘福通，据其城。韩林儿走滁州”。张廷玉《明史》、夏燮《明通鉴》、毕沅《续资治通鉴》以及《明太祖实录》等众多史书的记载与之略同。推测当时的情形，刘福通可能力守安丰而阵亡，韩林儿则突破重围到了滁州，适逢朱元璋援兵赶到，故得以保全性命。日后朱元璋在滁州大兴土木，将韩林儿软禁于豪华的宫中。

      这样，既借张士诚之手除掉了难对付的刘福通，又能够挟天子以令诸侯，继承了红巾军的余部与地盘，朱元璋是大收实利的。到了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朱元璋几乎扫平了南北所有强大的竞争对手，韩林儿也失去了利用的价值。于是，朱元璋暗中指使部将廖永忠，以迎韩林儿入应天（南京）为名，将他溺死在瓜步的长江之中。此说流传最广，当代史家如吴晗、翦伯赞等均持此说，因而几乎成了定论。另一些人认为刘福通被杀于安丰，朱元璋救出了韩林儿并将他带回到应天。据高岱《鸿猷录》卷二《宋事本末》：“张士诚遣将吕珍率兵攻安丰，福通遣使诣建康（南京）求救，上（朱元璋）自率诸将救之。未至，吕珍攻破安丰，杀福通，据其城。三月，上至安丰，击吕珍，大破之，珍弃城走。

　　上遂以宋主韩林儿归金陵“。查继佐《罪惟录》、郎瑛《七修类稿》、陈邦瞻《元史记事本末》与之略同，谈迁《国榷》则认为韩林儿是先到滁州再与朱元璋一同去应天的。朱元璋在解了安丰之围后把韩林儿带在身边，以便随时操纵利用，这当然也不是不可能的。然而，此说认为韩林儿于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死于应天，却引起了不少人的怀疑，因为这一事实不见于正史及大多数笔记，相反韩林儿死于瓜步倒是诸书众口一同的。

       出于同样的理由，明末人钱谦益在《国初群雄事略》中力斥此说为”承小说家之讹“，当代史家也鲜有采用此说者。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刘福通、韩林儿两人是同时溺死于瓜步的，据权衡《庚申外史》载：“小明王驻兵安丰，为张士诚攻围，乘黑夜冒雨而出，居于滁州。至是（1366年），朱镇抚（朱元璋）具舟楫迎归建康。小明王与刘太保（刘福通）至瓜州渡（江苏六合东南），遇风浪掀舟没，刘太保、小明王俱亡。”吴宽《平吴录》、近人柯绍忞《新元史》以及当代史家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均采此说。从历史记载来看，韩林儿确实曾经多次在危难之际放弃都城，另觅新居。

       因此，在张士诚大兵围攻，朱元璋援兵迟迟未到的情况下，乘机突围至滁州，也是很自然的事。然而，有人指出安丰之役后刘福通就再也不见于史书记载，此时突然声称他被溺死，未免令人怀疑。以刘福通的性格与经历而言，既然他尚有能力突围而出，就不会甘于寄人篱下，刘基反对救援安丰的一个重要理由也是刘福通难以控制的，因此刘福通在安丰阵亡的可能还是较大。当然，关于刘福通究竟是死于安丰还是瓜步，争论的双方都未能拿出真正确凿无疑的证据来。

　　翻阅元明史书，对于刘福通、韩林儿之死，所有的记载几乎是寥寥数语，或意义模糊，或语焉不详。究其实，根源在于未元璋不愿过多地张扬他曾奉韩林儿为盟主这一史实，也不愿承担杀害韩林儿或刘福通的罪责，因此不惜暗中指使人掩盖甚至篡改历史。今人根据这些残缺不全，舛误与漏洞层出不穷的史料来研究历史，就难免要众说纷坛了。
　　

旅行者

方腊的出身是“富户”还是“雇工”？

　　方腊是我国民间最熟悉的历史人物之一。他所率领的起义军，攻州夺县，席卷了现在的浙江、皖南和赣东北，影响苏南，波及闽粤，是北宋末年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这位使赵宋统治者为之惧怕、威震东南半边天的农民领袖是怎样一个人呢？人们自然要探究一下他的出身和籍贯。

　　宋人陈均的《宋九朝编年备要》、刘时举的《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以及《青溪寇轨》附《容斋逸史》等书中，均说方腊“家有漆园”，但具体情况如何，没有更多的明确记载。只有曾敏行在其《独醒杂志》中，对方腊的家产和政治地位，留下了一点简短的记述：“方腊家有漆林之饶。时苏杭置造作局，岁下州县征漆千万斤，官吏科率无艺。腊又为里胥，县令不许其雇募。

　　腊数被困辱，困不胜其愤，聚众作乱。“多年来，我国史学界多据上述史料，断定方腊出身于中小地主家庭，由于深受”花石纲“征调之苦，被迫起义。对于这种方腊出身于漆园主的“富户说”：在很长时间里，人们未曾提出过异议，直到1974年《文物》杂志发表了冠绰的《关于方腊的出身和历史》一文后，方腊的出身与籍贯问题又扑朔迷离起来。

　　冠绰依据谱牒材料，首先否定了方腊出身于漆园主的“富户说”。在《桂林方氏宗谱》中收录的徐直之的《忠义彦通方公传》和刘彭寿的《宋故承信郎彦通公墓亭记》中，分别写道：“有佣人方腊者，其初歙人，来隶公家”；“有歙人名腊者，来佣于家。”由此提出方腊的出身是“佣人”。不久，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分别组织了调查组，在安徽和浙江有关地区进行实地调查，他们依靠多种传世的谱牒、碑刻和口碑材料，支持了方腊出身于“佣人”的“雇工说”。其根据很多采之于民间传说材料，或说他是“长工”，或说他是“桶匠”。他们凭藉《桂林方氏宗谱》和《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的有关记载，认为方腊根本不是“家有漆园”的“里胥”，而是“里胥”方有常、方庚家里的“佣人”、曾敏行张冠李戴地把东家的情况错按到方腊头上，证明《独醒杂志》的记载是不可信的。（安徽师大历史系《关于方腊的出身和早期革命活动》载《安徽师大学报》1975年第3 期。

　　考古研究所《方腊起义的遗迹和民间传说的调查》，载《考古》1976年第5期）

　　不同意“雇工说”，而坚持“富户说”的同志又认为，《桂林方氏宗谱》中刘彭寿撰写的《宋故承信郎彦通公墓亭记》，材料来源于元人徐直之的《忠义彦通方公传》，因而，方腊出身于“佣人”的材料只是一条孤证。因为“无论是宋代还是元代，都找不到任何旁证”说明方腊出身于“佣人”。徐直之之所以要编造这条材料，其目的是要把一个犯了“叛逆”大罪的方腊从桂林方氏族谱中开除出籍，为其宗族掩饰。同时还指出：《独醒杂志》所说方腊“家有漆园”，“又为里胥”的记载是可信的。这是由于作者的父亲曾亲自参加过镇压方腊起义的活动。曾敏行从其父那里获得第一手材料写成，此书是较可靠的。不能以《四库全书总目》的评语来否定其价值。按照宋制，里（保）正是封建统治机构中基层组织的代表，一般由上等户轮流充当。

      方有常当里正时距方腊起义仅一年多，因而不能排除在这之前方腊也有当“里胥”的可能。从史籍记载来看，北宋末南宋初的方勺、洪迈、陈均都异口同声地肯定方腊“家有漆园”，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若用距方腊起义二百多年的徐直之等人的口述来否定当事或当时人的记载，是没有充分理由的（吴泰《关于方腊评价的若干问题》，载《学术月刊》1979年第7 期。吴泰《方腊出身问题考辨》载《文史哲》1980年第6 期。李祖德《曾敏行的〈独醒杂志〉与方腊起义》载《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1 期）。

　　于是有人对方腊的出身提出了一个折衷的意见，说方腊“出身贫苦，有小片漆园，民间传说，他是桶匠”（浙江淳安县县革委会报道组《关于方腊起义》，载《文史哲》1974年第4 期）。

　　关于方腊的籍贯问题，主张方腊出身“雇工”的人依据《桂林方氏宗谱》，《柘源方氏宗谱》等记录与传说，认定方腊原籍是安徽歙县永丰乡马岭村人，后移居浙江淳安县为“佣人”，所以从谱系来说，方腊是柘源方支派，不属于桂林方支派，而持方腊出身于“富户说”的人凭籍《宋史。童贯传附方腊传》中“方腊者，睦州青溪人也，世居县堨村”等记载，认为他是今浙江省淳安县人，是桂林方的后裔，与方庚、方有常分属于桂林方的两个支派。所以，方腊杀方有常一家42口，不是杀“家里人”，认为不能以此作为断定方腊不可能是淳安桂林方而是歙县柘源方的理由。

　　辨明方腊的出身与籍贯有助于我们认识方腊起义的原因和某些史实。但由于人们对《独醒杂志》，《桂林方氏宗谱》和民间传说的史料价值的理解不同，造成了互为对立的两种说法，谁是谁非，还必须在史料的真伪上下一番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