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者

李顺下落不明的原因是什么？

　　宋太宗淳化四年（993 年）二月，四川爆发了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这次起义虽然在两年后就被镇压下去了，但其余波却延续了八九年时间，尤其是起义发生在北宋王朝建国后不久国力尚属强盛之际，因此，从宋代起便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当代的历史学家们，则因为他们曾经喊出了“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口号而对这次起义有特别的兴趣。然而，关于这次农民起义的两个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李顺是怎么死的，古往今来的记载与著述却一直存在着较多的分歧与争论，某些有影响的专著与通史如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等，甚至对于李顺的生死避而不谈。那么，李顺究竟是怎样死的呢？

　　长期以来，大多数史家一直认为李顺是在淳化五年（994 年）五月宋朝军队攻占成都时被捕牺牲的。此说见于《宋史。太宗本纪》，在一些宋元时期著名的笔记如《宋朝事实》、《桯史》等中都有类似的记载，因此清人毕沉的《续资治通鉴》沿用了此说，蔡美彪等许多当代史家也持同样的看法。然而，令人惊奇的是，以上诸书的记载大多只是说“获贼李顺”、“擒贼帅李顺”以及“枭李顺”、“斩李顺”之类，具体到如何斩或在何时何地斩等重要细节却都语焉不详，由此也引起了古今史家的众多推测与争论。一些人认为宋朝军队在攻占成都后不久就把捕获的李顺就地杀害了，其原因很可能是当时指挥讨伐农民起义军的宋军统帅张继恩为了独占大功。另有人推测李顺很可能在宋军攻人成都的激烈战斗中阵亡，而以后捕获并杀害的只是一个与之相似的牺牲者，因此张继恩才会匆匆就地杀害李顺，而不是将他押送京师炫耀战功。

       以上两种说法当然都不无可取之处，但多出于推测，缺乏证据确凿的原始资料的支持，难以令人信服。不少人根据《宋史。太宗本纪》以及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淳化五年五月在凤翔市斩李顺的党羽卫进、计词、吴文赏、李俊、徐师中、吴利涉以及彭荣等8 人（一说12人）的记载，推断李顺也同时被害。但“李顺党”毕竟不能代表李顺本人，要证明李顺也在其中，必须拿出更直接的证据。显然，在宋元时期众多的历史记载、特别是官方正史中，对于捕获并处决李顺这样重要的“贼首”的记录却如此简单含糊，这不禁令人怀疑其可靠性与真实性。

　　其实，早在宋代就有人提出李顺实际上是化妆逃出了成都，直到起义军被镇压后30多年，才在广州或岭南某地被发现逮捕，以70余岁的高龄被杀于狱中。按此说见于宋代著名学者沈括的《梦溪笔谈》、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以及周密等人的著述笔记之中，并且大同小异，其中沈括生活的年代距王小波，李顺起义仅仅60年左右，因而有相当大的可靠性。综合诸家之说，李顺之死的情况大致如下：在宋军攻破成都城的前一天，李顺在支持者的帮助之下剃去头发，化妆成僧人逃往岭南。

       宋仁宗景祐年间（1034—1038年）因人告发被广州巡检陈文琏捕获，后又被押送京城审明确系李顺。宋廷当局考虑到平定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将士早已授功领赏了，为了不失面子，才没有正式公布此事，而是在狱中暗暗地处死了李顺。尽管沈括曾在陈文琏处看到过这一事件的有关案档文件，陆游、周密也反复声称此事乃“推验明白”、“覆按皆实”的，但传世的大量宋代官方记录却没有类似的记载，人们仍然有理由怀疑这一说法是出于后人维妙维肖的伪造，而使沈括、陆游、周密这样的大学者也信以为真了。

　　正是因为以上二种说法都有点似是而非，因此有人提出了李顺下落不明说。据曾经参与镇压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宋朝官员刘锡的回忆：“李顺力屈势穷，藏于群寇，乱兵所害，横尸莫知，即免载于槛车，亦幸逃于枭首。”

　　（《至道圣德颂》）由此可知占领成都之时宋军确实没有捕获或杀害李顺，而史书上记载的那个被杀害的“李顺”相传是一个面有胡须、“状颇类顺”的无辜的受害者。据宋人陆游等笔记的记载，早在淳化五年五月王小波、李顺起义被镇压后不久就有一位名叫张舜卿的官员向宋太宗奏道：“闻顺已遁去，诸将所获非也。”被太宗以“平贼才数日，汝何从知之？徒欲害人功尔”为由驳回。20多年后，即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年），有人在岭南捕获了“蜀盗”李顺，押送京师。后经审讯证实，此人系广州人李延志。如果李顺真的已经被杀无疑了，为什么两宋数百年间有这么多人念念不忘地提及李顺，甚至在李顺“死后”二三十年仍在寻找并宣称捕获了真正的李顺呢？答案似乎应该是李顺当年并未被宋军擒获，而是在激战之中下落不明了。

      从历史记载来看，指挥镇压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宋军统帅张继恩是颇受宋太宗宠信的大臣，因此每当有人提及李顺可能仍然活着的时候，太宗总是很不高兴，张舜卿为此险些掉了脑袋，最后弄了个降职丢官的下场。可能从此以后，无人敢言李顺仍然下落不明这一事实，历代相沿，将错就错。也正是因此，宋代的官方纪录对李顺之死只能语焉不详，后人对此又猜测纷纷，于是造成了目前这种众说纷纭的局面。

　　无论是认为李顺于淳化五年死于成都或凤翔，还是认为死于景祐间，乃至认为李顺下落不明，其立论都带有不少猜测与想象的成份，难以得到较可靠的正史的直接证实。因此，对李顺之死采取兼容诸说，保持有疑的态度，是较为可取的。

旅行者

李顺的结局是否被杀？

　　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均贫富”战斗口号的，是北宋川峡地区农民起义首领王小波。宋太宗淳化四年（993 年）冬，王小波在江原（今四川崇庆东南）阵亡后，起义军推举李顺为领袖，继续坚持斗争。次年春攻克成都，被推为大蜀王，建元“应运”。一面实践“均贫富”口号，一面分兵攻占北至绵州（今四川绵阳），东至巫峡之地，扩军数十万，震动整个北宋王朝。

　　宋太宗赵光义得知消息后，急派宦官王继恩等率禁军分两路人川镇压。五月，成都陷落，义军3 万人英勇战死，8 名首领被俘遇害。

　　关于李顺的最后结局，历来有以下几种说法：一、淳化五年成都陷落后被杀。据《宋史》记载：“五月丁已，西川行营破贼十万余，斩首三万级，复成都，获贼李顺。”“丙子，磔李顺党八人于凤翔市”。

　　二、宋仁宗景佑中（1035年至1036年间）在广州被捕遇难。

　　北宋著名科学家、政治家沈括在名著《梦溪笔谈》卷二十五记述说：“至景祐中，有人告李顺尚在广州，巡检使臣陈文琏捕得之，乃真李顺也，年已七十余，推验明白，囚赴阙，复按皆实。”

　　三、兵败逃匿，下落不明。

　　据南宋陆游所撰《老学庵笔记》云：“王师薄城，且城破矣，李顺忽饭僧数千人，又度其童子亦数千人，皆就府治削发衣僧衣，晡后，分东西两门出，出尽，顺亦不知所在，盖自髡而遁矣。明日，王师入城，捕得一髯士，状貌类顺。遂诛之，而实非也。”

　　以上三说何言为实，何言为虚，使人难以定论。

　　《宋史》虽为正史，但由于成书时间较晚，距李顺义军失败约近三300 年，且多有脱漏，所以不可全信。从其“复成都，获贼李顺”句看，应是抓住了李顺。但从“磔李顺党八人于凤翔市”句看，却含混其词。不知8 人中是包含李顺，还是指李顺部下8 名首领？若与沈括《笔谈》之“及败，人尚怀之，故顺得脱去三十余年始就戮”句相联系，莫非李顺于成都被俘后，在群众掩护下又设法逃脱，辗转岭南，30余年后才在广州被捕遇害？若从沈括语：“朝廷以平蜀将士功赏已行，不欲暴其事，但斩顺，赏文琏二官，閤门祗候”句推论，也说明朝廷为不失尊严，对此事极力遮掩，不愿泄露几十年后才得以杀掉真李顺这件事。另外，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也说成都城破，王师抓了一个假李顺处斩后，有一名叫张舜卿的官员向朝廷密报说：“‘臣闻顺已逸去，所献首盖非也’。

      太宗以为害诸将之功，叱出，将斩之，已而贷之，亦坐免官。”也可说明北宋朝廷确有遮掩之事。这不能不使人对李顺在淳化五年被杀产生满腹疑团。南宋人杨仲良在《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十三“李顺之变”中，有成都陷落，“顺就义”之说。但杨氏此书，是根据南宋史学家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所改编。李焘系四川人，曾在四川任地方官多年，后任朝官又主持修史多年，他熟悉当代典故，其著作对保存北宋史实有较大贡献，为何李氏《长编》不载其事？这说明杨氏之说也使人难以置信。

　　沈括治学较严谨，所处年代又与李顺史实较近，沈氏之说本应可信。但亦有人提出沈氏在《笔谈》中既然说：“文琏予尚识之”，还说“文琏家有《李顺案款》本末甚详”。但不知捕杀“真李顺”事，是沈氏风闻他言，还是听文琏亲自面语告知？《李顺案款》本末甚详，是自己亲自过目，还是捕风捉影？这些重要情节均未尽详。所以沈氏之说虽然可成一家之言，但还是难以使人确信。陆游留蜀甚久，《笔记》中记蜀中遗闻轶事颇多，尤其是记成都江渎庙壁李顺画像多条等，保存了北宋一些重要史实，如果记述属实，那么，同时之蜀人李焘书中为何不载？这正如清朝康熙时毕沅在《续资治通鉴》中发问说：“李焘以蜀人记蜀事，何以不载？”因此，在疑似之间，陆氏之说也使人产生疑义。可能由于以上原因，所以现代著名学者及有关论著对李顺之结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辞源》、《辞海》等工具书，也只好同时录用两种以上说法。

旅行者

黄巢最后有没有剃发为憎？

　　唐末农民起义军领袖黄巢，自起兵至失败，长达10年之久，其间曾攻占唐都长安，建立起政权。导致黄巢失败有内部叛变、战略错误等各种因素。他失败后的结局如何，至今还有不同的说法。

　　一种是正史上的记载，其说有被杀和自杀两种，前者见于《旧唐书。黄巢传》：“黄巢入泰山，徐帅时溥遣将张友与尚让之众掩捕之。至狼虎谷，巢将林言斩巢及二弟邺、揆等七人首并妻子皆送徐州”（《僖宗纪》和《时溥传》的记载同，司马光编写的《资治通鉴》也取此说）。后者见于《新唐书。黄巢传》：“巢计蹙，谓林言曰：”汝取吾首献天子，可得富贵，毋为他人利。‘言，巢甥也，不忍，巢乃自刎。“

　　另一种是当时民间传说以及好几种笔记的叙述，都认为黄巢失败后并没有死，而是脱身投入空门为僧得善终的。例如陶谷的《五代乱离记》说：“黄巢遁免，后祝发为浮屠，有诗云：”三十年前草上飞，铁衣著尽著僧衣。天津桥上无人问，独倚危栏看落晖。‘“又如邵博的《河南邵氏闻见后录》说：”唐史中和四年六月，时溥以黄巢首上行在者，伪也。东西两都父老相传，黄巢实不死，其为尚让所急，陷泰山狼虎谷，乃自髡为僧得脱，往投河南尹张全义，故巢党也。各不敢识，但作南禅寺以舍之。“

      邵博还谈到，他曾多次至南禅寺游览，见壁上画有黄巢服僧衣之像，“其状不逾中人，唯正蛇眼为异耳”；寺中“更有故写真绢本尤奇，巢题诗其上云：”犹忆当年草上飞，铁衣脱尽挂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凭栏干看落晖。‘“再如张端义的《贵耳集》说：”黄巢后为缁徒，曾住大刹，禅道为丛林推重。临入寂时，指脚下，有黄巢两字。“这几条记载基本相同。不过，也有人对此表示异议，那是南宋末年的赵与时。

      他说：所谓黄巢题诗原是取诗人元的两首《智度师》诗”窜易磔裂，合二为一“的伪作。元原诗之一为：”四十年前马上飞，功名藏尽拥缁衣。石榴园下擒生处，独自闲行独自归。“之二为：”三陷（史）思明三突围，铁衣抛尽纳禅衣。天津桥上无人识，闲凭栏干看落晖“（见《宾退录》）。但是，赵与时只是怀疑诗的不可靠，对黄巢的生死问题并无阐述。黄巢失败后为僧的记载只见于宋人，以后似未有提及，并且在今人的一些著作论述中，也未涉及此事，大多是称其为自杀。比如《隋唐史纲》、《黄巢起义考》等是这样说，而《辞海》也不例外。但是，既有离黄巢较近的宋人记述，其事毕竟可疑。这是不是出于封建统治阶级的讳避而有意把“黄巢为僧”的事抹杀呢？要弄清其真相，看来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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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恩、卢循的水上活动与五斗米道有关吗？

　　孙恩、卢循起义，是东晋末年在南方爆发的一场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这场起义沉重地打击了魏晋以来日渐腐朽的世家大族的势力，为南朝较有作为的寒门地主登上历史舞台扫清了道路，因而在魏晋南北朝史上颇为引人注目。与中国古代历次农民起义相比，孙恩、卢循起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们的活动总是局限在长江沿岸与南方沿海地带，几乎到了离不开水的地步。人们不禁要问，孙恩、卢循起义军为什么喜欢在水面上活动？难道他们是海盗吗？

　　从历史记载来看，孙恩、卢循起义军最早与水结下不解之缘，当与他们所崇奉的宗教——五斗米道有关。五斗米道又称天师道，东汉末年以来曾多次被人用来号召、组织农民起义，而流传于东南沿海的五斗米道则与水有特别密切的关系。相传东晋末年南方五斗米道的首领是钱塘人杜子恭，他特别精于利用水中的鱼给千百里外的信徒远距离传递物品之类的法术，孙恩的叔父孙泰就是杜子恭的弟子，并在他死后继承了老师的衣钵，成为本地五斗米道的教主。东晋隆安二年（398年），孙泰聚集起数千名信徒准备乘乱起兵，不料事泄被东晋朝廷诱捕斩首，他的六个儿子也同时被杀，只有孙恩带领百余人侥幸逃到海岛上。孙泰死后，信徒们纷纷传说他是“蝉蜕登仙”了，把他的侄子孙恩当作他在人世间的代表。而孙恩也自称“征东将军”，并把他手下的人马都称作“长生人”，显然是继承了他叔父以前在五斗米道中教主的位置。在日后的起义中，孙恩、卢循及其部下一直对水怀有特殊的感情。

　　如他们喜欢把死者投入水中水葬，并且念“贺汝先登仙堂，我寻后就汝”（祝贺你先去了仙境，我过一会就跟你去）的祷语。孙恩在战败以后，选择的死亡方式就是投水，而部下及信徒们却称之为“水仙”，一时间百余人随同孙恩投水自尽。卢循也是在战败以后投水自杀的。可见在他们的教义之中，死于水中只是完成了“登仙堂”（成仙人）的过程，因而在水面上作战时，往往能够不惧死亡，奋勇争先。也正是出于这一宗教原因，孙恩、卢循在起义过程中总是偏爱在沿江沿海地区多水面的地理条件下作战。

　　不少人对宗教在农民起义中是否真的能够发挥如此重大的影响表示怀疑，认为孙恩、卢循起义的根据地长期以来一直设在东南沿海的海岛上，由此决定了起义军的活动只能以战舰往来于江海水面为主。早在孙泰被东晋王朝杀害之初，孙恩确实是因为走投无路才逃到海岛上的，但他们在岛上不仅休养了生息，而且得到了五斗米道信徒的“资给”接济，并借机于东晋隆安三年（399 年）渡海登陆，旬日之间聚集起数10万人的大军，横扫东南。从此，起义军采取的策略便是立足海岛，伺机渡海进攻。历史上他们曾经三进三出海岛，其中一次竟有20万人同时入海，可以推测平时如果没有适当的后勤准备是不可能轻易做到这一点的。而从史书记载来看，孙恩、卢循每次战事遇到挫折退入海中，东晋王朝的官兵大都停止追击，而在沿海要冲设防，力图堵截住起义军再次渡海攻击内陆。因此，退保海岛的战略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起到了保护起义军主力的作用。然而，海岛狭小、贫瘠的土地毕竟难以承受过多人口的压力，孙恩、卢循起义军也正是在这一因素的驱使之下不断地渡海再沿江沿河深入内地，以补充人力、物力的不足，并试图推翻东晋王朝的统治。

　　也许是由于孙恩、卢循起义军从一开始就频繁地往来于江海水面之上的缘故，孙恩、卢循及其部下一直长于水战而弱于陆战，这也是他们始终不敢过多地远离水面登岸上陆的原因之一。在现存的各种关于孙恩、卢循起义军的资料中，对于水战的记载明显多于陆战的记载，即便是陆战也常常有起义军的舰船以弓矢支援、掩护陆军等情况发生。孙恩在其力量达到极盛的时候，能够同时调集起“战士十余万，楼船千余艘”，溯江而上，直逼东晋都城建康。即使在孙恩战败自杀以后，由卢循率领的起义军残部仍能千里迢迢“浮海”攻占广州城，并招兵买马，分两路浮江东进，击败由刘毅率领的2 万东晋水军主力，恢复到战舰千余、兵士10万的旧观。反观其对手东晋王朝的军队，则一直避免与起义军在水上决战，而是想方设法筑栅拦水，或在关键要塞依水设置堡垒，逼孙恩、卢循的军队上岸作战。好几次起义军兵逼建康，只是因为高大的楼船逆风逆水行驶困难，加上风雨交加，给养不济或者疫病流行，才不得不主动停止了进攻。总之，东晋军队只有在陆上才能稍占上风，而孙恩、卢循率领的起义军也一直在水上占有优势。这场起义的最终失败，是由于东晋军队偷袭了已经失去了海上根据地的起义军的后方，使登岸进攻建康屡遭挫折而又疲惫不堪的卢循大军“无所归投”，仓惶之中匆忙后撤南下，结果进入东晋军主力的包围圈，被彻底击败的。从中人们不难理解到，坚持水面作战对孙恩、卢循的起义军来说是以己之长克敌之短，因而要竭力避免陆上作战。

　　孙恩、卢循起义军尽管总是在江海水面上活动，但他们前后的行动目的都是为了推翻东晋王朝，占领其首都建康。因此，他们与那种单纯以江海水面为掩护而杀人越货的海盗有本质的区别，不能简单地因为历史记载中称之为“海贼”而断定他们是海盗。但问题是他们的水上活动究竟与五斗米道有关吗？

旅行者

田横五百壮士的最后结局如何？

　　田横，狄县（今山东高青东南）人。齐国贵族，秦末从兄起兵。“齐王田广死后，田横乃代立为王，与灌婴战于赢（山东莱芜西北）下，横败走与其属五百人人居海岛”（见《元和郡县图志》）。当年这个海岛就是今天江苏连云港市云台山的田横岛，这是后人为纪念田横而起的名。

      山东境内即墨县东北海中也有个纪念田横的田横岛，有人考证田横当时人居的是此岛。故田横率部属五百人究竟逃于哪个海岛，至今还是个谜。据说追田横的汉将艾不追至艾塘湖畔，不敢过海上岛，为把田横及五百壮士困在悬居赣榆县海中郁州山海岛上，于艾塘湖泻湖口构筑起一座土城（遗址在今江苏赣榆县罗阳乡大沙村北），后人称艾不城，并改艾塘湖叫艾不湖。

　　汉高祖刘邦知田横深得民心，田横又是齐国旧贵族，居在齐地海疆岛屿上，怕他们日后乘机作乱，用武力征服不行，只好派使者去招降。田横与五百壮士商议，谢绝归汉，并要求使者替他们拜谢汉王，让他们能平平安安地做个老百姓。这时，处心积虑的汉高祖不放心，当然也不愿放过他们。于是再次派使者带着使节、诏书去海岛招收田横及500 名壮士。

      田横考虑再三，只好带两个壮士，跟随使者出海岛奔洛阳，走到离洛阳30里地，田横不愿称臣于汉，也不愿落入汉王之手，于途中自杀了。这时，汉高祖刘邦为了笼络人心，收买壮士，以安葬国王的礼节安葬了田横，这就是传说的现在河南省偃师县西的田横墓。两位忠于田横的随从也于田横墓前自杀，然而汉高祖仍不肯放过忠于田横的五百壮士，他认为他们情深义重，不能留他们于海岛，第三次派使者去骗五百壮士归汉。

      这五百壮士被骗出海岛，走在路上，听说田横已死，拜了齐王田横墓之后，便于墓前集体自杀，不少史料就是这样概述的。但据《史记》记载：五百壮土是“蹈海”死的。而许多书籍则说五百壮士是在海岛上集体自杀的，《中国历史人物辞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和《辞海》等均说：“留居海岛者闻田横死讯，也全部自杀。”

     《科学画报》1984年第8 期《“殷人东渡”考析》说：“秦末汉初，齐人后裔即有逃亡于山东海上孤岛，后来演出了‘田横五百壮士’宁死不臣服汉朝的悲壮史迹。”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说五百壮士当时并未集体自杀。依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田横之弟一直避汉居住在离田横岛不远的小鬲山里生活至老。此处三面绝壁皆百余仞、惟东南一道略能容行。由此推断那五百壮士也不会尽数自杀。

      《北京晚报》1983年8 月25日发表《田横的壮士到哪里去了》一文则指出，《史记》说田横来到洛阳便自觉耻辱，遂自杀身亡，这是事实，但田横的五百壮士集体自杀是假的，其实他们已逃走了，而且是驾舟渡过太平洋，逃到了美洲。据《三十八国游记》载，直到本世纪初，美洲大陆还有“田人墓”的遗迹，“田人墓”就是田横门人之墓。他们及其后代，曾有人回过山东。这样，五百壮士的下落牵涉到古代中西交通的问题，更增加了传奇色彩。看来对他们的结局之谜，是要下一番更大的功夫才能揭开的。
　

旅行者

陈涉究竟是何地人？

　　陈涉是我国封建社会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领袖。他的大泽乡揭竿而起之举，在我国农民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司马迁在《史记。陈涉世家》中记录了这次起义的全过程。可是作为这次农民大起义的领袖陈涉究竟是何地人，却众说纷纭，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目前比较流行的说法认为陈涉是阳城人。阳城即今河南登封县东南告成镇。著名学者王伯祥先生的《史记选》注为：“阳城，古城邑，汉置县，故治即今河南省登封县东南三十五里之告成镇。”这一说法主要依据唐司马贞《索隐》：“韦昭云属颍川。《地理志》云属汝南。不同者按郡县之名随代分割，盖阳城旧属汝南。”张守节《正义》云：“即河南阳城也。”《辞海》1980年版云：“古县名。春秋，郑邑，秦置县。治所在今河南登封东南告成镇。武周改名告成。唐天祐中又改名阳邑，五代唐复改名阳城，周显德中并入登封。

　　旧说秦未农民起义军领袖陈胜即本县人。“现在的中学教科书也采用此传统说法。但近年来，有人对此说法存疑。

　　王秀山同志在《光明日报》1984年3 月21日撰文认为：经河南有关考古工作者几个月调查研究考证，陈涉家乡在今河南商水扶苏村。秦末陈胜假借被秦始皇废黜的世子扶苏名义举兵，在家乡阳城陈庄修一城池（今叫扶苏城）。《史记》载：“陈胜起兵，自称公子扶苏，从人望也，盖涉筑此城。”

　　宋时的《舆地纪胜》也说：“在县西二十里，秦二世时，陈涉诈称扶苏，此城盖涉所筑。”据《商水县志》记载，秦时商水名阳城，归汝南郡辖。《大清一统志》云：“扶苏城在商水县西廿里。”今城毗邻陈庄多陈姓。出土的文物中有一印戳“夫胥司工”，字样清晰可见。专家辨析认为古代“夫”与“扶”同，“胥”与“苏”通用。“司工”即“司空”，这是秦代官名。合起来为“扶苏司空”。由此可见，陈涉当时不仅诈称公子扶苏筑城举兵，而且己刻制官名印章。还有一种说法：钱汉东同志在《语文教学通讯》1981年12期《陈涉故里考》中指出陈涉系今安徽省宿县南湖沟人。作者曾在大泽乡实地考证。当地姓陈氏者都认为陈涉是他们的祖先。在宿县东南有湖沟集，古称阳城，在浍河的南岸，位于大泽乡南约60里。陈涉、吴广等900 闾左适戍渔阳，从故地安徽的阳城应征出发，由南向北而行，中途屯大泽乡，恰遭大雨，只好住在大泽乡避雨，“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于是官逼民反，闾左们“揭竿而起”，干了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如果陈涉确实是河南阳城人，他们从河南出发去北京附近的渔阳，一路正是华北大平原，途中虽有山川河流，但不足挡道，交通还算方便。而河南阳城离大泽乡足有一千余里，古时往返不易，加上途中限期又如此之紧，根本无须绕道大泽乡。可能是后来的注家将浍河南岸的阳城与黄河南岸的阳城相混，因此以讹传讹，一直至今。大泽乡附近还有陈涉之妹陈雪花墓，也为陈涉是安徽人的说法提出证据。相传陈涉在大泽乡“首发难”后，即将其妹从安徽阳城接到大泽乡，看守大后方。

　　陈涉遇害后，她仍生活在这里，直到死后葬于此。解放前尚存一座尼姑庵，有人看护，现已拆除，但雪花墓至今仍然完好地保存着。如果陈涉是河南阳城人的话，陈涉在陈县建立张楚政权后，即使将他妹雪花从河南阳城接出来，也该让其住在陈县（今河南省淮阳县），一般不会住在大泽乡，更不用说死后葬于此了。《明一统志。中都。古迹》载有：“阳城，在宿州南，秦县，陈胜于此。”宿州即今宿县，这段史料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并恰好与今天淮地人民的传说不约而同，这就进一步证明了当地人民世代相传的说法具有一定的可靠性。

　　以上各家之说都有一定的依据，很难断言谁是谁非。
　　

旅行者

烽火篇

◆庄是楚国将军，还是农民领袖？

　　战国时代后期，在楚国有一个名声烜赫、影响颇大的人物——庄。但是，各种史书关于他的记载十分歧异，因而使后世对庄这个历史人物的身份、事迹、评价，一直争论不休。

　　许多史书记载着庄是楚国将军。《史记。西南夷列传》说：“楚威王时，使将军庄将兵”沿着长江西征，一直打到今云南省的滇池附近，以兵威使该地属楚。正要归国向楚王报功，恰遇秦兵攻入巴、黔中郡（今四川南部和贵州东部一带），因道路阻塞，庄就在滇池自立为王，晋代堂璩撰写的《华阳国志》，所记与此略同，两书还明言，庄是“楚庄王苗裔”（即后代子孙）。《史记。索隐》更说他是“楚庄王弟”。可知庄还是一位与楚王室有着亲属关系的贵族。《荀子。议兵篇》称：“齐之田单、楚之庄、秦之卫鞅、燕之缪肌（即乐毅）”都是当时的“善用兵者”。足见庄在楚国为将，就像田单在齐、商鞅在秦、乐毅在燕一样，曾因善于攻城略地而立过大功。

　　然而另一些记载却表明，庄是楚国的农民起义领袖。《韩非子。喻老篇》记，有人向楚王谏道：“主为盗于境内”，官吏不能禁止，这是“政之乱也”。《论衡。命义篇》也说：“盗跖、庄，横行天下，聚党数千，攻夺人物，断斩人身”，真是太“无道”了。《荀子。议兵篇》指出：“庄起，楚分而为三四”；《商君书。弱民篇》并言：“庄发于内，楚分为五。”可知，同于庄的起义，楚国内部一片混乱，政权系统受到阻隔而分裂为三、四、五部分。《吕氏春秋。异用篇》、贾谊《吊屈原赋》都把庄与春秋战国间著名的奴隶起义领袖“盗跖”相提并论。《吕氏春秋。介立篇》更提到“庄之暴郢”，彼此“相暴以相杀”。高诱注：“庄，楚成王之大盗。”足见庄的农民起义队伍曾经打到楚的国都郢，在那里和楚国的统治阶级进行过殊死的战斗。

　　在史籍记载中，楚国的庄忽而是听从国王调遣的能攻善战的将军，忽而是向统治者进行武装斗争的农民起义领袖。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目前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大致有这样三种意见。

　　一、变叛说。据《荀子》和《商君书》的论述，庄农民起义发生于楚“兵殆于垂沙，唐蔑死”之后，即公元前301 年。这一年，秦、齐、韩、魏四国联合，大举攻楚，在垂沙（今河南泌阳一带）把楚军打得落花流水，主将唐蔑被杀。这就必然会加深楚国内部的危机和阶级矛盾，庄农民起义因之爆发。至于楚王遣将军庄西征至滇池，后因秦攻占黔中郡而道路阻塞，此事当在公元前281 年。据《史记。秦本纪》载，秦昭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 年），“攻楚黔中，拔之。”《后汉书》所记和《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太平御览》等书所引，遣庄的楚王都作“楚顷襄王”，正与此时的楚王相合。庄领导起义与庄将兵西征，前后正好相差20年。故《荀子》杨倞：“初为盗，后为楚将。”显然他背叛了农民阶级。

　　二、两人说。宋人王应麟所著的《困学纪闻》，在《楚庄有二》条中认为，一个庄是“楚之大盗”，与“盗跖齐名”。《韩非子》明言“庄为盗于境内”，他的身份是十分明确的；而楚王派出去西征至滇池的将军，是“楚庄王苗裔”，乃贵族统治者，“此又一庄也”。近来也有学者认为，如果“为盗”的庄与“将军”庄是同一个人，那么一定是庄在起义后投降楚王成为将军的，但历史上绝无这方面的记载。因此，说当时的楚国有两个同名的庄，比较合理。

　　三、农民领袖称王说。主张这种意见的学者认为，楚国当怀王末年至顷襄王时期，在与秦及中原诸国的战争中接连败北，丧师辱国，内外交困，国势积弱。遭遇如此困境，楚国不可能再派重兵远征至滇池等西南边地。因此，楚顷襄王遣将军庄长驱西南略地之说，当是一种错误。实际的情况应该是，庄在领导了楚国内部的农民大起义，一直打到楚都郢之后，终因敌不过楚国统治阶级的强大围剿，在不利的形势下，庄毅然率起义军向楚国统治力量薄弱的西南地区转移，到达滇池附近与当地民众结合，建立起农民政权，自立为王。王充《论衡》所说的庄为盗“横行天下”，即指此事。庄称王、建立农民政权，要比秦末陈胜，吴广称王、建立农民政权，早了70多年。

　　上述三种解释，究竟哪一说符合于历史的实际呢？杨宽先生所著《战国史》，在1955年初版时持变叛说，到1980年修订重版时又改为两人说，近年来还不断有人提出商榷。看来，庄这一历史人物的面貌，仍然是一件疑案。
　　

旅行者

戊戌变法发生在哪一天？

　　光绪二十四年（农历戊戌年、1898年），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依靠光绪皇帝进行变法，遭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的反对。下诏变法才一百余天，慈禧太后再次发动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重新临朝听政，这就是对晚清政局颇有影响的戊戌政变。由于这是一次宫廷政变，知晓内幕者甚少，加上有关著录诸多曲述，所以关于这次政变的真相，还有不少至今未解开的谜。政变发生的日期，即是其中之一。

　　关于戊戌政变发生的日期，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说法，即八月初四日（9 月19日）政变说、初五日（9 月20日）政变说和初六日（9 月21日）政变说。翰林院侍讲恽毓鼎于清朝最后一年将所见所闻纂成《崇陵传信录》。据此书记载，戊戌年八月初四日黎明，光绪皇帝诣慈禧太后住处颐和园请安，而太后己由间道入西直门，车驾仓皇而返。慈禧太后抵光绪皇帝住的大内养心殿，尽括章疏，携之以去，怒诘说：“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光绪皇帝战栗不发一语，良久才嗫嚅着说：“我无此意。”慈禧太后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遂传懿旨，以皇帝不能理万机为辞，临朝训政，政变发生。此为初四日政变说的主要依据。作者恽毓鼎曾事光绪帝19年，“传螭头，领兰台，所居皆史职”。是书记述清宫内幕甚多，为研究清末统治集团活动的重要资料，信者不少。颇有影响的史学家李剑农所著《戊戌以后三十年政治史》即采此说。

　　与康有为至交笃谊的同乡张荫桓，戊戌政变时为户部侍郎，他被牵连获罪，流戍新疆。途中，对解差王庆保、曹景郕谈及不少变法之事，王、曹据以整理成《驿舍探幽录》刊行。此书说初五日这一天，日本前相伊藤博文在勤政殿觐见光绪皇帝时，由张荫桓带领，到班时，张向伊藤拉手；上殿时，对答词毕，又挽伊藤之袖。拉手、挽袖本为外国礼节，而此时西太后正躲在帘幕之后，这一切都被她偷听偷看了，她怀疑其中有诈。燕谷老人张鸿的小说《续孽海花》还明确描写：这天早晨，慈禧太后从颐和园住所赶回皇官，搜检光绪帝文件，当晚发生政变。台湾学者萧一山据此推断当日发生了政变。（见《戊戌政变的真相》）

　　比较流行的是初六日政变说。费行简的《慈禧传信录》、袁世凯的《戊戌日记》以及苏继祖的《清廷戊戌朝变记》等都是如此记述的。史学界的老前辈范文澜、郭沫若、胡绳等的著作都主此说。研究生房德邻的硕士论文《戊戌政变史实考辨》，挖掘了不少新材料，进一步证明政变确于初六日发生。

　　光绪皇帝亲政时有行动自由和独立处理政事的权力。这一天之后，光绪皇帝已无独立批阅奏章的权力。政变前，光绪皇帝处理政事是在大内乾清宫或颐和园仁寿殿，这一天发布的《吁恳慈恩训政诏》却规定“今日始，在便殿办事“，即在中南海仪鸾殿（今怀仁堂）随同太后办事了。这一天开始，光绪皇帝的住处也发生了变化，即由通常住的大内养心殿，搬到了涵元殿。涵元殿在名为南海的大内离宫中心赢台，这里四面皆水，有一板桥以通出入，由慈禧太后信任内监十余人监守。房德邻并且认为：初六日政变与袁世凯告密并无关系。慈禧太后得知密告是在初六夜晚，而政变在此日一早便已发生。

　　在维新过程中，光绪皇帝罢黜顽固派官僚礼部尚书怀塔布，召见握有重兵的袁世凯，引起慈禧太后的不满和惊惧。及至八月初三日，李鸿章的儿女亲家杨崇伊上密折，请太后“即日训政”，说康有为兄弟“引入内廷”，并“变更成法，斥逐老成，位置党羽”，还要将政柄拱手让与东洋前相伊藤博文，触及慈禧太后痛处，于是决定发动政变。初四日她从颐和园回宫，作了一番布置，为避免政局震荡并稳往光绪皇帝，故意放出消息说：将于初六日仍回颐和园。初六日卯初二刻，尚蒙在鼓里的光绪皇帝，按原计划准时到中和殿看祝版（礼部拟祀社稷坛秋祭文），阅毕出殿，有侍卫、太监来，称奉太后命，将他引到慈禧太后处。慈禧太后责之曰：“汝之变法维新，本予所许，但不料汝昏昧糊涂，胆大妄为，一至于此。汝自五岁入宫，继立为帝，抚养成人，以至归政，予何负于汝？而汝无福承受大业，听人播弄，如木偶然，朝中亲贵重臣，无一爱戴汝者，皆请予训政。汉大臣中虽有一二阿顺汝者，予自有法治之。”遂发动了政变，将光绪皇帝幽禁于南海瀛台涵元殿。（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
　　

旅行者

光绪年间疯子大闹金銮殿真相如何？


　　紫禁城在明、清两朝是皇宫禁地。清制，由八旗的满洲、蒙古兵挑选精锐，别组为“护军营”。“护军营”官兵多达1.5 万人，上三旗官兵守护紫禁城内，下五旗官兵守护紫禁城外，负责稽查所有进出宫廷人员。戒备之森严，真犹如铁桶一般。寻常百姓别说进入皇宫，连在高大的宫墙外驻足停留，也会立即遭到严声呵斥。可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初八日，一个疯子不仅潜入紫禁城，并且闯入皇帝举行盛大典礼的太和殿跳舞自乐，目睹此情此景的王公大臣无不惊讶得张口结舌，这是怎么回事呢？

　　七月初八日这天，宫内各门值班章京循例稽查各个宫殿，这是每天例行的公事，无非是检查门锁、火烛及当值人员有无渎职行为。中左门值班章京继山、中右门值班章京隆海、后左门值班章京阿克当阿、后右门值班章京胜禄四人会同稽查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四人由保和殿至中和殿，再至太和殿，漫不经心地观察各处动静，开始未发现任何异常。其中一人偶然一瞥，发现太和殿西间东窗棂脱落，顿时警觉起来。四人驻足停步，正待详细察看，忽然隐隐听到大殿内有人声，四人起初以为是错觉，静心细听，嘈杂之声清晰可闻，四人惊愕得面面相觑，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太和殿，俗称金銮殿，这是皇帝举行重大典礼的地方，如新皇登基、颁布重要诏书、公布新进士黄榜、派大将出征及每年元旦、冬至、皇帝生日等，皇帝在此接受百官朝贺，发布诏令。皇帝平日处理事务皆在内廷。太和殿日常由专职太监定时打扫，非庆典，非当值太监，非清扫时间，任何人不得进入太和殿。是谁如此斗胆，竟破窗而入并故意喧哗？四个值班章京觉得事态严重，不敢擅自作主，急忙向值班正白旗司钥长护军参领松全和值班续办事章京正红旗护军参领魁联呈报。松全和魁联二人闻讯后也惊愕不己，随即禀报景运门值班大臣兜钦。兜钦当即会同总管内务府大臣率同松全、魁联、四个值班章京及值班弃兵直奔太和殿。与此同时、三大殿值年员外郎毓祥、三大殿值年内管领延仁、代总管内务府大臣值宿郎中连庆等也闻讯赶到。

　　众人聚集在太和殿外，殿内嘻笑哭闹、大呼小喝之声已不绝于耳。兜钦、毓祥等一行铁青着脸，喝令打开殿门大锁并开启槅扇门，众人见一破衣褴衫之人正念念有词在殿内舞之蹈之。众弃兵一拥而上，将跳舞之人拿获。在他身上当场搜出带鞘短刀一把，无鞘小刀一把及杂物若干。

　　景运门值班大臣兜钦当即严讯殿内跳舞之人。此人供称名贾万海，年29岁，京郊大兴县人。再加诘问，贾万海则前言不搭后语，且嘻笑哭闹无常，似有疯疾之症。

　　七月初九日，兜钦上奏皇太后和皇帝，禀报捕捉贾万海经过及难以追讯之状，请求交刑部审讯。当日奉旨：“依议。钦此。”

　　刑部遵旨提讯贾万海，贾万海目瞪神呆，答非所问，用刑也无济于事。刑部无法审讯，饬令就医。贾万海服药近一个月，刑部堂官再审，却依然言语糊涂，无法取供。

　　刑部以为奉旨审办之案，未便搁置久悬。贾万海虽无供词，然系景运门值班大臣督率弁兵人等在太和殿内拿获，并当场搜出凶器两件，证据确凿。清律，不系宿卫应值合带兵仗之人，但持寸刀入宫殿门内者绞监候。为此，刑部于八月初九日请旨按律惩办，拟绞监候。当日奉旨：“依议。钦此。”贾万海遂被处以绞刑而死。

　　一个疯子跳舞竟跳到了金銮殿，对于这样一件使清廷十分难堪的事情，官书野史均语焉不详。由于贾万海没有留下口供，所以留下了许多不解不谜：贾万海为什么要携刀进宫？有没有同谋和主使之人？贾万海是何日由何门进宫的？是如何绕过层层关卡、躲过巡查弁兵的？又是如何潜人太和殿的？人们怀疑，贾万海究竟是真疯还是装疯？是不是值班大臣与值班章京及各有关系之人串通一气，硬将贾万海说成是疯子而开脱自己的罪责？贾万海是不是有内应？种种疑问，令人百思不解。
　

旅行者

乾隆年间的“越班事件”是怎么一回事？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四月二十日，先是翰林院，接着是吏部，分别向乾隆皇帝弘历上奏，报告在五天前的“常朝”时发生了越班事件。乾隆闻报后十分恼火，即指派专人为承办大臣负责查实，准备对违制越班的人予以惩处。一时间，紫禁城内沸沸扬扬，接受召见的官员更是人心惶惶，唯恐祸从天降。越班事件是怎么回事呢？

　　清制，皇帝“常朝”召见官员时，官员要行谢恩礼。谢恩的官员不仅要提前到达，并且要按照事先安排定的品级出班次行礼，任何人不得站错班次，也不得逾越或交谈。

　　四月十五日这天，乾隆皇帝到太和殿视朝，接受召见的官员早就聚集在丹墀雨道的两旁候驾，行谢恩礼。不料散朝以后，翰林院编修许兆椿对人说，是日行谢恩礼时，他见到一个身穿二品武职补服的人竟然越班走过甬道，实乃大不敬。消息传出后，引起翰林院的重视。清代规章制度严格，越班的事情极少发生。表面看起来好像是小事，但如果有人上奏说这是故意对皇帝大不敬，越班者轻则降职，重则革职。即使是无心的，也要受到一定处分。翰林院觉得事关重大，即上奏乾隆皇帝。吏部在闻说越班事件后，也向皇帝上了奏章。

　　承办大臣奉乾隆“严加查办”的御旨后，首先传询翰林院编修许兆椿。许兆椿说，行谢恩礼这天，他“随众臣于入班趋走，尚未行礼之时，远见一人由西过东，穿越甬道，及到品级山班内，伊即尾前行走”。承办大臣接着传询了十五日这天参加谢恩礼的所有二品武职官员计6 人。甬道东班4 人：内阁学士兼副都统成策、镶黄旗汉军二等男宝柱、镶黄旗副都统恒瑞、镶黄旗满洲散秩大臣松龄。甬道西班2 人：正黄旗二等男索诺木札什，正黄旗汉军一等男刘沛德。承办大臣要许兆椿当面指认。

　　成策等二品武职官员6 人站在一排，一个个怒目而视，接受许兆椿的指认。许兆椿硬着头皮一一看过，答复说，十五日这天“遥从背后看见，伊所穿的系二品武职补服，但未经觌面，实在不能指出”。

　　承办大臣问许兆椿，既是从背后看见，那个越班人是否戴翎子？许兆椿说：“是日所见走过甬道的人，不戴翎子。”承办大臣再问，此人身材高矮如何，同时警告许兆椿要如实回答，“勿因恐怕招怨，有意隐瞒，你倒有不是了！”然而许兆椿还是无法确切回答，他说：“至身材高矮，约略相同，未便混行指认。”他还表示说，如果他能认出，当时就会指出，绝不敢隐瞒，更不怕招怨。许兆椿既没有指出具体的越班人，也没有指出越班人的具体特征。越班事件查不下去了，承办大臣只得将结果如实向乾隆奏报。乾隆不肯善罢甘休，卜令继续追查。

　　承办大臣奉旨后，再次传询成策等6 位二品武职官员，要他们说出实情。不料成策等6 人竟众口一辞，说：“是日俱依照品级山行礼，礼毕退出并未穿越甬道，亦未见有穿越甬道行走之人。”

　　成策等6 人将事情推得一干二净，承办大臣无法向皇帝交差，威胁成策等6人“各抒大良，据实指认”，“若恐干重戾，不肯承认，及有意为人隐瞒”，处分则加重。成策等6 人一口咬定，说：“我等都受皇上厚恩，敬谨行礼，按依东西两班二品品级山向北跪立，前面只有一品班次，并未见有越班之人。”承办大臣后将成策6 人分为甬道东班和甬道西班分别询问，亦无结果。甬道两班的二人说：“今蒙查问，如稍有隐瞒，则是自蹈欺隐之罪，不是更大，我等何敢自昧天良，不据实说呢？”。

　　越班事件经反复查询，毫无头绪。承办大臣只好如实上奏，这一次乾隆没有再抓住不放。奇怪的是，乾隆为什么当初大动干戈，专案审查，最后又不了了之呢？许兆椿明明看见有人越班，为什么在承办大臣面前不敢指认呢？许兆椿与“众臣”“趋走”，为什么他看到有人越班，而其他“众臣”却没有看到呢？是许兆椿看花眼了吗？成策等6 人为什么众口一辞，不肯据实指认呢？越班者是有心的还是无意的？从承办大臣最后一次向乾隆奉报后，清代的文献资料中再未见有关此事的记载，种种疑问遂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