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风云

第四节：和与议罪银

一

    仅仅靠贡品，并不能保证皇帝的日子过得足够舒坦。因为皇帝家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俗话说，礼尚往来。通过收受贡品的方式收藏民间珍宝，其过程虽然比一般收藏家轻松愉快，但也不可能不付出任何代价，更何况乾隆是一个面子上特别“讲究”的人，绝不会一味仗势豪夺。他的回赐除了一些虚衔外，主要是银两。因为体恤收藏者的不易，也为了显示皇帝的气派，他回赐的数目，不但相当公道，有时甚至是过于丰厚。这就需要大量的钱。除此之外，大至宫廷造办处造办各种玩艺儿，内务府采办各种物资，小到过年过节给妃子孩子们压岁，无处不所需甚巨。金山银海中长大的皇帝本性慷慨，手笔很大。眼光又高，凡事精益求精，登峰造极，日常支出比康雍两朝成倍增长。然而如前所述，祖制规定，皇帝的个人开支不得加重百姓负担，所以这些费用的来源并非国库，必须由内务府自筹，而内务府的财源实在有限。事实上，为了开辟财源，乾隆曾经动过很多脑筋。他曾派内务府官员到恰克图采买俄罗斯皮货，贩到内地转卖，想大赚一笔。但由于内务府官员无能，获利无多，部分皮毛无法高价变卖，只能摊派到各处织造，使皇帝大为生气。（《乾隆朝内务府的皮货买卖与京城时尚》）除此之外，皇帝还允许内务府对商人发放高利贷，出售部分特许商品的经营权，以牟取暴利。但是由于缺乏理财高手，虽然拥有权钱交易的最大便利，内务府的收入还是增加得很慢。晚年皇帝对财富的渴求越来越炽，也越来越感缺钱之苦。

    议罪银制度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由和珅策划出来的。

明清风云

五

    进贡过程中的贪腐行为，不过是进贡的诸多后果中最轻的一种。更为严重的是，皇帝对物欲不加节制的追求，给天下传达了许多不良的信息。

    第一个后果是官场奢侈之风的刮起。

    乾隆晚年，社会风气日趋奢糜。官场之上，官员们整日比的是谁家的厨子好，谁请的戏子高明，谁收藏的古玩稀奇。据说当时在江南一带的仕宦社会中，人们有“三好”，即“穷烹饪，狎优伶，谈骨(古)董”。这也可以说是整个乾隆时代官宦、士人阶层平日爱好的一个缩影。

    乾隆晚年，许多官衙终日歌舞升平，花天酒地。河道总督衙门是最典型的代表。每次总督兴办治河工程，“每于工次搭盖馆舍，并开廛列肆，玉器钟表绸缎皮衣无物不备，市侩人等趋之若鹜，且有娼妓优伶争投觅利，其所取给者，悉皆工员挥霍之赀，而工员财贿，无非由侵渔帑项而得。”堵塞衡口工程时，“工次奢侈挥霍，开廛列肆，玩好生色，无所不有。”

    另一个影响是官场上送礼之风的兴起。

    乾隆六十年，福建巡抚浦霖贪污案发，皇帝查抄其家，查出“三镶玉如意大小共一百五十七柄”，皇帝惊叹：“此与唐元载查籍家财胡椒至八百石何异”。其实皇帝大可不必如此惊诧莫名，胡椒至八百石，可能吃不了，百数十柄如意却是稍有头脸的臣子必须常备的，除了给皇帝的贡品以及皇太后圣寿、阿哥成亲、公主下嫁的需要，进京陛见，处处打通关节，哪一项应酬少了“如意”能如意?

    乾隆晚年，官场上无钱不办事。王望就官甘肃时，全省流传的一句顺口溜：一千见面，二千便饭，三千射箭。意思是说，送一千两银子给王望不过能见上一面；送二千两银子，王大人赏脸的话，有望留吃一顿便饭；送三千两银子，王大人高兴，会和送礼的人一起拉拉弓，射射箭，练练骑射，以示关系更近一层。从见面到吃饭再到一同玩一玩，表明和掌管全省钱财物大权的布政使的关系，一步步拉近，而主导这种关系远近的砝码就是白银。

    乾隆四十六年甘肃布政使王望冒赈案发，还揭露出一个新的职业：“坐省长随”，就是把“贴身长随”派去做驻省城的联络员，有点像今天的“办事处”。据后来接任甘肃布政使的王廷赞说，王望在任时，令各下属州县专派出自己的贴身“长随”守候在省城，建立“驻省城办事处”。这些人在省城，就专门负责与王的家人交朋友，拉关系，探听信息。凡有属员馈送王望金银时，就装入酒坛内，用泥封好，由这些“坐省长随”送进。王望交待说：“我遇有需索时就令人通知坐省长随，以便送信给各州县，所以各州县有馈送我的东西全由坐省长随经手。”王望在短短数年间聚敛了三百万家财，其中大部分是通过“坐省长随”来完成这些“交易”。

明清风云

四

    官场上，送点小礼物，是人之常情。但像晚年乾隆这样毫无节制地收受礼物，当然就是一种腐败了。

    皇帝的理论是，送给皇帝的礼物是由官员们“自行制办”，也就是自掏腰包，目的是“联上下之情”。既不会增加百姓负担，又沟通了君臣间的私人感情，何乐而不为呢？

    事实上，并不用太多的精明，就可以判断出“自行制办”之不可能。送给皇帝的“土特产”，几乎件件超出官员们的承受能力。皇帝喜欢那种镶珍珠的玉如意，臣下纷纷进献。当时一柄不嵌珠的玉如意值银四千两。而当时广东珍珠价格，重四分的珠子约值银四五千两，重五分的则需六七千金，如像龙眼果那样重三钱的大珠竟值二万两银。一柄如意的价值如此，其他礼物可想而知。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精美绝伦的礼品，每一件都是民众的膏血凝成。

    因为进贡之风的盛行，乾隆年间的官场上出现了“帮贡”一词，即有权进贡之大臣令下属帮助其“购买物件”，以“孝敬皇上”。这一新词汇光明正大，而且十分光荣，颇有凝聚全体官员对皇帝的无比热爱之义。实际上却成了贪污腐败的新方式。因为送给皇帝的礼物，从采购置办到送进大内，往往过程不公开，账目不清楚，云雾重重，机关多多。事实上，送到皇帝手里的一万两，可能意味着督抚们从州县官员那里剥削了十万两，而州县官员们则完全有可能从民间剥削了百万两。

    事实上，乾隆晚年的数起贪腐大案，都牵出过背后的进贡问题。那些进贡最多最好最得皇帝赏识的大臣，后来多数都成了贪污犯。比如那个一年进贡十多次的闽浙总督伍拉纳勾结串通属下官员，贪污库存银达八万五千余两进行私分。案发后，朝廷抄了伍拉纳的家，抄出白银多达四十多万两。被抓之后，伍拉纳自供其巨额财产中就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勒令下属“帮贡”所得：“我们并不自己出资买办物件，乃婪索多银肥囊橐。”

   乾隆皇帝的宠臣李侍尧是当时“优于办贡”的代表之一。时人认为他是乾隆朝进贡之风兴起的带头人：“（李侍尧）善纳贡献，物皆精巧，是以天下封疆大吏，从风而靡。”这并非虚言。现存史料中有一张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初八日时任两广总督的李侍尧所进贡物品名单，我们可以从中窥得李氏进贡手笔之大：

    镶洋表金万年如意一柄金无量寿佛一尊珊瑚朝珠一盘蜜蜡朝珠一盘蜜蜡朝珠一盘脂玉万年有庆一件白玉祥禄寿三星一件白玉长春壶一件白玉蟠桃九熟一件白玉保合太和一件白玉长春花洗一件白玉寿星一件白玉如意仙一件白玉香盘一件汉玉佛手一件汉玉花囊一件汉玉拱璧一件白玉云纹铎一件白玉元洗一件汉玉炉瓶一事一分汉玉飞熊叶瑞一件白玉印池一件宋磁霁红花囊一件定窑洗一件喜窑一统尊一件成窑五彩瓶一件定窑福禄尊一件宣窑梅瓶一件宋磁霁红瓶一件定窑宝月瓶一件哥窑笔洗一件青绿三代尊一件青绿提梁一件青绿凫尊一件明黄刻丝万福万寿龙袍一件天青刻丝八团立水龙褂一件明黄缎绣万福万寿龙袍一件天青缎绣八团立水龙褂一件真紫缎绣三色金诸仙祝寿龙袍一件天青缎绣三色金八团立水龙褂一件绿缎绣万寿长春龙袍一件天青缎绣八团立水龙褂一件香色宁绸绣六合同春龙袍一件天青宁绸绣八团立水龙褂一件酱色宁绸绣江山万代龙袍一件天青宁绸绣八团立水龙褂一件绿实地纱绣四季呈祥龙袍一件天青实地纱绣八团立水龙褂一件香色实地纱绣八仙庆寿龙袍一件天青实地纱绣八团立水龙褂一件酱色实地纱绣吉祥九如龙袍一件天青实地纱绣八团立水龙褂一件洋锦缎二十匹洋花绒二十匹大红鸳鸯绒十版大红羽缎十版洋绣帕一百方洋绣小帕一百方紫檀雕花宝座一尊紫檀雕花御案一张紫檀镶玻璃三屏风一座紫檀雕花天香几一对紫檀雕花炕几一对紫核镶玻璃衣镜一对紫四雕花书隔一对紫檀雕花方凳八张紫檀镶面玻璃横披一对珐琅镶玻璃五屏风妆镜九座珐琅镶玻璃手镜九对紫檀镶玻璃福禄式小挂镜九对东洋漆炕桌一对东洋漆香盒五件鸾翎宫扇一对孔雀宫扇一对洋镶钻石自行人物风琴乐钟一对红玛瑙钻石珠花瓶式乐钟一对洋售钻石蟠桃推钟一对洋镶钻石蟠桃表一对洋玻璃金鱼缸一对仿景泰珐琅瓶一对珐琅福禄瓶一对镶玻璃小佩镜二十七面蜜蜡鼻烟壶二匣洋金银线二百文珐琅手盆九对珐琅唾盂九对翠顶花三十匣翠花五十匣天然沉香瓶一件洋油画小挂屏一对。

    清朝冰箱李侍尧之所以如此热衷“办贡”，讨皇帝喜欢固然是一个原因，而另一半的原因是进贡过程中，自己可以大肆向下属摊派。而且，进贡后退回的宝物，他居然也纳入自己的私囊。当时来中国的朝鲜使节风闻，“大抵侍尧贪赃中，五之三入于进贡。”原来，为了表示风度，臣下所进贡品，皇帝一般不会全收，只能择收部分，其他要退回。这张贡单中，皇帝所收的只有十来样，其他玉器、宋元古瓷、龙袍、紫檀宝座、珐琅等七十四项数百件都归李氏所有。乾隆四十五年李侍尧缘事治罪籍家，结果抄出“黄金佛三座，真珠葡萄一架，珊瑚树四尺者三株”，“此是侍尧进贡物件而还给者也”。

    山东巡抚国泰也是“进贡能臣”演变成贪污案犯的典型一例。国泰进贡成绩之突出，连乾隆都曾夸其“进贡为优”，“优于办贡”，进贡之勤快到了令皇帝有点烦的程度。乾隆四十七年正月初六日，皇帝在山东巡抚国泰的贡折上批道：何必献勤至是?今所贡才器都闲置圆明园库，亦无用处，数年后烂坏而已。真成大笑话。

    就在此批发出仅三个月后，即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国泰就犯了案，原因是对下属强行摊派，聚敛个人财富，致使山东通省亏空。七天之后，国泰即被赐自尽。

    乾隆年间侵贪大案而与进贡有关者，除李侍尧、国泰、伍拉纳外，还有浦霖、阿思哈、卢焯、恒文、良卿、方世俊、高朴、彰宝、王望、勒尔谨、陈辉祖、郝硕等无数大案，而这类败露的大案充其量不过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整个官僚体系通过进贡这个借口直接汲取的财富，不知凡几。

明清风云

三

    历代进贡在资格和时间上都有严格的规定。清代成例，仅督抚们有进贡之权，进贡的时间也只限于三节：冬至，中秋，还有皇帝生日。而到了乾隆晚年，这些规矩都被打破了。地方上的布政使、按察使直至京中的内廷翰林也开始进贡。为了收罗民间珍藏，一些百姓也可以将家中珍藏通过大臣，转贡给皇帝。进贡遂成了皇帝搜刮民间珍宝的最主要途径。为了配合皇帝的胃口，一年三节的时间限制也被打破了。除了三大节，端午、上元节、重阳节，大臣们也都可以踊跃进贡。除此之外，大臣们开动脑筋，集中智慧，创造出了无数进贡的新名目：皇帝出巡，经过地方，大臣迎驾进贡，称“迎銮贡”。皇帝每年去热河避暑，大臣们进贡，称“木兰贡”。大臣们进京觐见皇帝，所献贡品称“陛见贡”。皇帝提拔加恩，所献贡品，称“谢恩贡”……有时，皇帝想要某种东西，又实在没有借口，就干脆称“传办贡”。

    所以，乾隆四十一年这次东巡所收贡品，应该归为“迎銮贡”。不过，即使是“迎銮贡”，也应该仅限于所经过地方的官员。而这一次，远在湖广、四川、广东的巡抚官员们也都放下工作，不辞辛苦，千里迢迢来进献大批财物，从体制上讲可以说并无先例，也毫无道理。这一事件唯一可以说明的，就是皇帝对贡品的需索已经达到了失态的程度。

    随着老皇帝越来越失态，越来越多的封疆大吏把其他政务推到一边，集中精力为皇帝购买制造奢侈品。越到后期，官员们进贡的次数越多，物品越丰。档案记载，乾隆五十九年这一年，长芦盐政徵瑞进贡十五次，闽浙总督伍拉纳进贡十一次，福建巡抚浦霖进贡九次。其中伍拉纳十一次进贡日期分别是：三月初八日、三月十一日、三月二十四日、四月十九日、六月七日、七月十九日、八月十一日、十二月七日、十二月二十一日、十二月二十四日、十二月二十九日，几乎无月不贡。

    而到了皇帝的生日，进贡浪潮更是席卷全国。每到此时，整个帝国变成了大小官员们比赛贡品的万国博览会。据朝鲜使臣记载，四十五年乾隆七十大寿时，他在中国一路所见的进贡景象实在令人咋舌：北京附近，各地进贡的大车据不完全统计多达三万辆。除大车外，那些珍贵怕碎的贡品以人担，驼负，轿驾，更是多不胜数。“其杠而担者，物之尤精软云。”“每车引马骡六七头，轿或者联杠驾四骡，上插小黄旗，皆书进贡字。”为了抢运贡品，车辆互相争道，“簧火相望，铃铎动地，鞭声震野”。好不气派。（朴趾源《万国进贡记》）

明清风云

二

    这一趟出行，可谓是满载而归。想必回京路上，御辇之内，细细把玩品鉴这些鼻烟壶、带钩、搬指儿、曹扇之时，心情一定非常愉快。

    “进贡”是专制时代的一项定制。《尚书•禹贡》云：“任土作贡。”也就是说，各地官员以及各藩属国以土特产贡献给天子，既满足了天子之需，“致邦国之用”，又沟通了上下感情，所以皇帝和各地都乐此不疲。

    从一定程度上说，清代皇帝的生活质量与贡品直接相关。

    和我们的想象不同，皇帝虽然富有四海，却并不能任意支配国库来满足个人消费。原来，清代皇帝的私人财政和国库是截然分开的。国库由户部掌管，而皇帝的私人财政则由内务府掌管。皇帝的个人财富主要来源于以下几部分：一个是内务府管理的皇家庄园的收入，二是内务府通过经商、放贷等方式，为皇帝创一点收。另外，则就靠各地给皇帝的进贡和“报效”了。

    实际上，乾隆即位之初，是以拒绝进贡而闻名的。

    刚刚登上皇位之时，乾隆曾下达诏书，说自己身在丧中，无心享乐，要求各地大臣在三年之内停止进献各种贡品。

    如果说守孝期间不接受贡品，史有先例的话，那么三年之后守孝期满，皇帝仍然不收贡品，就可以分明体现出皇帝对物质享受的峻拒态度。皇帝还下了一道谕旨，说明他不收贡品的理由。他说，地方大臣们给我进贡，不过是想借此与我联络感情，建立情感上的沟通。“殊不知君臣之间，惟在诚意相孚，不以虚文相尚。如为督抚者，果能以国计民生为务，公尔忘私，国尔忘家，则一德一心，朕必加以奖赏，若不知务此而徒以贡献方物为联上下之情，则早已见轻于朕矣。”（《乾隆起居注》）励精图治之态灼然可见。

    那么何以到了晚年，皇帝会一反初衷呢？

    一是晚境顺遂，高枕无忧。

    二是乾隆本身从来不是禁欲主义者，从来都对物质享受情有独钟。天潢贵胄的生活使他从小被培养起了超级精细的欣赏口味。作为盛世之巅的太平天子，他比一般帝王更富于享受的资本和条件。

    一个人的天性是不可能被长期抑制的，虽然登基之后强自隐忍了十余年，但步入中年之后，皇帝对自己的要求不再那么严格了。乾隆十六年，进贡的大门被第一次打开。那一年他举行了首次南巡，同时当年又值太后六十大寿，皇帝下旨说，因两逢盛典，许多大臣一再要求进献贡物，以表微忱。如果他一概拒绝，似乎不近人情。因为进贡者“分属大僚，上下联情，势难概斥，伊即奏进，自不得不量存一二”。

    乾隆时代西洋钟表全帝国内所有的高级官员都从这道谕旨里读懂了皇帝的心声。从此，为皇帝准备贡品，就成了他们分内一个重要的，甚至是最为重要的工作。时间不长，他们就摸清了皇帝的喜好：钟表、字画和古玉，最讨皇帝喜欢。另外，搬指儿、鼻烟壶、小刀等，也容易被皇帝收下。

    乾隆二十二年，粤海关监督李永标、广州将军李侍尧进献了一批贡品，主要有紫檀镶楠木宝座、紫檀镶柄木御案等数种。其中比较特别的是“镶玻璃洋自鸣乐钟一座”和“镀金洋景表亭一座”。

    一般来说，进贡既然是大臣给皇帝送礼，内容当然是大臣自定，皇帝不便发表意见。然而这次贡品送上之后不久，皇帝很罕见地就贡品问题发布了指示：“此次所进镀金洋景表亭一座，甚好，嗣后似此样好看者多觅几件。再有此大而好者亦觅几件，不必惜价，如觅得时于端阳贡进几样来，钦此。”

    从此，皇帝喜欢西洋钟表一事立刻被官场所周知，广州西洋八音匣等售价因而猛涨。“这些东西虽然没有什么实际用处，但中国官吏们却醉心追求，示意他们的属下不惜任何代价收买。”（《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乾隆收藏书画乾隆博古图至于书画，更是皇帝私人收藏库中最重要的内容。众所周知，乾隆文化修养极佳。他九岁开始练习书法，十九岁开始学画。对于珍品字画，皇帝像史上那些有名的收藏家一样嗜之如命，必欲得之而后快。不过，其他收藏家收集书画，东奔西走，历尽辛苦。而皇帝收藏，却全然没有这些麻烦。这些光彩夺目的无上精品，大部分来自臣仆的贡献。只要他的喜好一被侦知，那么全帝国之内最好的藏品，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入紫禁城。

    皇帝对古玉的兴趣也十分浓厚，他一生御制诗文共四万余首，其中涉及玉器的篇目即达八百余。目前故宫收藏的上万件古玉，多数是在乾隆时期由各直省督抚一级的官员进贡的。他的御制诗文显示出，他经常一个人蹲在玉库里摆弄玉玩，挑出一些古玉，命人刮垢清理后，亲自评出甲乙丙级。

    如此算来，他也称得上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收藏家了。

明清风云

第三节：那些贡品

一

    乾隆四十一年初，六十六岁的皇帝第四次东巡山东。对于这个“孔孟之乡”，皇帝似乎有着特殊的兴趣，一生十一次光临。其中六次是南巡经过，五次是专门来访。

    与前几次东巡明显不同，这一次，沿途前来接驾的王公大臣特别的多：以前只是河北山东的地方大员全数到来，而这一次附近的蒙古王公，几处盐政织造，甚至远在湖广、四川、广东的封疆大吏也麕集于此。一路之上黼黻相接，仪仗塞路，闹得小小的山东翻天覆地。

    并不是皇帝在途中要开什么“扩大会议”，也不是山东省政府举行什么重大活动邀请大家参加。大员们争先恐后来到山东，只是为了满足老皇帝愈演愈烈的一个喜好：收受贡品。皇帝的此次山东之行，也成了各地大臣们的赛宝大会。每位大员的车队都是珠光隐隐，宝气四射。这些大臣老早就瞄准这个机会，上穷碧落下黄泉，开始搜罗皇帝喜欢的“玩艺儿”。让我们抄录一点历史资料，看看皇帝这次短途旅行过程中，都收了些什么样的礼物：

    二月十六日，在黄新庄驻跸时，蒙古阿尔善亲王罗卜藏多尔吉进了“金六十锭”，净重五百九十二两。亲王说，这是预备皇帝一路上赏赐他人之用。

    六天后，还是在黄新庄，河南巡抚徐绩给皇帝进了数车衣料：

    贡缎袍五十端、贡缎套五十端、宁袍五十端、宁褂五十端、杭绫一百端、汴绫一百端、貂皮一百张、乌云豹一千张、银鼠一千张。

    贡缎、宁价值几何，今天的读者可能不太清楚。不过“乌云豹一千张、银鼠一千张”的分量应该可以想象。“乌云豹”者，《清稗类钞》云“狐项下细毛深温黑白成文者”，指生于沙漠地带的野生沙狐颌小的那一小块皮。银鼠即白貂，毛色银白而富于光泽，历来价值极昂。

    五天后，皇帝行至宝家营，湖北巡抚陈辉祖等候在此，进了一批小玩艺儿：“洋磁小刀三十六把、海龙帽沿五十付、象牙火镰包三十六个。”

    由北京到山东，一路之上，几乎每个驿站都有大量的贡品在等着皇上。内务府派出大量接收人员，源源不断地将这些贡品装车运回大内。档案里的贡品单实在太多太长，择有特点的再抄几个：

    三月初八日，在德州，河东河道总督姚立德恭进“曹扇一百柄、鼻烟壶一百个”。

    三月十五日，在泰安府，九江关监督全德恭进“三十喜鼻烟壶二十个、套蓝表式鼻烟壶二十个、玉堂春富贵鼻烟壶二十个、锦地洋花鼻烟壶二十个、套蓝福寿带钩二十个、矾红描金福禄寿带钩二十个、掐丝珐琅带钩二十个、松绿拱花带钩二十个、掐丝珐琅搬指二十个、口甚达尔汉搬指二十个、洋彩竹黄搬指二十个、花斑石搬指二十个”。

    三月十七日，在泰安府，广东总督李侍尧恭进“象牙朝珠五十盘、蜜蜡斋戒牌五十面、子儿皮钉花搬指套五十个、象牙搬指五十个”。

    四月初九日，在德州，广东巡抚熊学鹏恭进“黄羽纱马褂三十件、大红呢雨褂三十件、葡萄青呢雨褂三十件、程乡茧三十件”……

明清风云

三

    黑格尔曾说，在中国，皇帝应该是整个帝国“那个不断行动、永远警醒和自然活泼的‘灵魂’”。“假如皇帝的个性竟不是上述的那一流——就是，彻底地道德的、辛勤的、既不失掉他的威仪而又充满了精力的——那么，一切都将废弛，政府全部解体，变成麻木不仁的状态。”

    这段话几乎是对乾隆晚年政局一字不差的描述。

    皇帝既然喜欢清静，不愿生事，地方大员们当然更乐于高枕无忧。乾隆四十五年之后，懒惰之风在政界迅速蔓延。官员们对于案牍之劳，避之不及。遇到公事，层层推诿，一层一层向下转批：“不问事理之轻重，动辄批委属员，督抚既委之司道，司道复委之州县，层层辗转推延，初若不与事者。”（《乾隆朝东华录》）

    坐堂审案，处理民间纠纷是地方官的重要职责，然而乾隆晚年的官员们“终年以坐堂审事为苦”，千方百计推拖不理：“民间呈状俱由宅门投递批准，不审，终年延搁。小民拖累不堪，赴控，上司批查，亦屡催不复。”也就是说，老百姓告状，他不开庭审理，一拖就是一年。老百姓等不及，越级上访，上司询问，他也懒得答复。还有的官员恨百姓越级上访，给自己添麻烦，就想方设法打击上访者：“恨民上控，必加刑责，而案件仍不为审。”（《乾隆吏科题本》）

    清代官员考成制度中，对许多政事列有处理期限。到了乾隆晚年，官员办事逾期之事越来越普遍，因此而受处分居然成为官员受处分的主要原因之一。从清代档案《乾隆吏科题本》可以看到这样几个例子：甘肃皋兰知县徐浩任内受处分二十三次，其中十三次是因为办事迟延。湖南浏阳知县张宏燧受处十一次，迟延占四次。广东长安知县丁亭详受处分九次中，迟延占五次。

    乾隆四十三年，湖北江陵县发生了一件抢劫案。一群农村流氓抢劫了附近的富有寡妇家，寡妇认出了抢劫者，事后当即报官。此案证据确凿，事情清楚，很容易处理。可是当时的县令汤廷芳虽然派人抓到了两个嫌犯，却懒得审理，将嫌犯取保了事。后面相继接任的四任县令在十年内“均不严究”，“经事主控告，臬司严催，俱延宕不解，扶同沉搁，置地方盗案于不办．实出情理之外。”这样一个小小案件，换了五任地方官，却居然还没有结案。乾隆听说后，也不禁大为恼火，说：“足见湖北吏治废弛已极。”

    湖北事件并非个别。乾隆五十三年二月，直隶建昌县发生土匪马十等人抢劫一案，事发后整整两年，地方官还是没有结案，说是头绪复杂，一时审不明白。皇帝闻听后大为恼火，命将犯人押到山东行在，亲自审理，不到一个月就究出了正犯。皇帝说：“可见外省废弛积习，大抵相同。”“似此玩延悬宕之案，或更有甚焉者。”

    外省如此，京师风气也相同。踢球扯皮之风盛行，一件小事，往往数月经年处理不了。“至六部等衙门办理事务，虽有限期，由各道御史汇奏，但事有关涉两部者，亦每至彼此推诿，行查不以为要，吏胥等得以藉端沈阁，百弊丛生。其驳查外省事件，又每以一驳了事，或竟有驳至屡次，往返耽延，经年屡月，并不勒限严催。”（《高宗实录》卷一三五一）

    除了懒，政风懈怠的另一个表现是软。皇帝既然宽仁为尚，不愿杀人，官员中老好人自然越来越多。他们在处理案件时，“于一切审拟案件，有意宽减。”（《乾隆圣训》）更有甚者，连抢盗重案也“多所迁就，致凶顽不知惩创”。（《乾隆上谕档》）夹在各方当事人之中的地方官，只想和稀泥。他们“既畏民，又畏生监，兼畏胥役，既不肯速为审断，又不欲太分皂白”。（《乾隆实录》）

    如果说传统政治的经济原则是剥削与压榨，那么操作秘诀就是控制与压迫。皇帝控制着官僚体系，官僚体系压迫着整个社会。一旦高压减轻，则社会秩序必然出现剧烈反弹。

    随着官僚体系的废弛，乾隆晚年社会治安迅速恶化。

    乾隆晚年，人口压力越来越重，社会矛盾和危机越积越深。而官僚体系百务废弛，国家陷入半瘫痪状态，恰恰给矛盾危机提供了迅速发育的机会，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游民的大量出现和形成组织。

    从乾隆三十九年起，各省流民在生存压力下大量入川，四川各地出现了名为“噜”的游民组织。他们多是无籍游民，三五成群，忽聚忽散。乾隆描述这些游民团伙的形成说：“乃有一种强壮游惰之人，不务生业，三五成群，数十为党，呼朋引类，有师有徒，有首有从，各占地方，聚居古庙荒亭，沿村逐乡勒索钱米，遇有婚丧之家，劲讨酒食，不满其欲，辄肆咆哮，动以放火劫窃，出言恐吓。乡民畏之如虎。甚至恃众抢夺奸淫，谋故杀人，无恶不作，种种贻害，不可枚举。”（乾隆朝中朱批奏折）乾隆四十六年后，因为地方官员“一味因循畏葸，于地方全无振作”，“噜”的活动进入高潮。据《剿捕档》记载：“川省匪近年每邑俱多至百十余人，常川骚扰，并有棚头名号，戴顶、坐轿、乘马，白昼抢夺淫凶，如入无人之境。通省官吏罔闻，兵民不问，甚至州县吏役，身充噜，如大竹县役之号称一只虎等语。”

    湖北武昌，则在乾隆晚年出现了盘踞山区，专门靠抢劫为生的家族，“屡经惩创，怙恶不悛。”（《乾隆上谕档》）

    山西的社会治安也相当不稳，“民情尚气好斗，嗜酒佩刀，因事相争，动辄挥刃，积习相沿，已非一日。”

    南方沿海海盗越来越猖獗。乾隆五十二年，海盗在距厦门十余里的地方，“纵横无忌，行劫兵船。”五十八年，又登岛国纵火抢劫。乾隆六十年，皇帝总结南方海盗形成原因时说：“闽省近年以来，吏治废弛已极……各海口地方，盗匪仍复肆行出没，甚至五虎门近在省会，而盗船即在彼停泊叠劫，毫无忌惮，以致商贩闻风裹足，皆由该省督抚等平日漫无整理所致。”

    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前奏已经缓缓奏响。

明清风云

二

    随着生理的老化，心理和性格也发生了明显变化。

    皇帝虽然从中年起就一目不好，晚年更兼老花，但披阅章奏，阅览书籍，仍然不愿戴老花镜。大臣们进献了许多花镜，他都“屏而弗用”。并且因此写了一首《戏语》：“半见还当半不见，半听亦可半不听，此虽俗语合至理，执两用中法舜经。”意思是说，凡事不可求全，也不必明察太甚。一目视力不佳，他正乐得因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正符合“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这首诗固然是一时玩笑之作，其实也反映了乾隆从中早期的察察为明到晚年难得糊涂的心态变化。

    面对如小山一样的奏折，皇帝越来越感觉不堪重负。他开始一再强调地方官员汇报情况时，要语言简明，并时以奏事琐细“徒滋烦扰”而对有关官员严行申斥。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壮年时的皇帝经常呵斥的是官员们奏事不细不明。乾隆四十九年以后，为了适应自己的身体状况，皇帝处理政务的时间大大缩短。当年九月，他以“优眷老臣”为名，准三品以上官员年过七十者日出后进朝。乾隆五十六年十月以后，这一规定又扩大到全体在京官员，“俱著于卯正到齐，亦不为迟。”

    早年峻烈无情的皇帝，晚年心态变得越来越宽和。他不再像早年那样，疾恶如仇，除恶务尽。相反，他乐于施恩，乐于原谅别人，乐于听到别人的感恩颂扬之声。乾隆中前期，对臣下的奖赏比较谨慎。乾隆三十九年，提督常青因为士兵击贼有功，各赏银牌一面。这样的小事，居然受到了乾隆的训斥。乾隆说，此奖过当，“可恨之极”。然而到了晚年，他却经常进行无原则的滥赏。即所谓“赏宜从厚，从不肯使勤劳者稍有屈抑”。（《乾隆起居注》）嘉庆后来说：“近年皇考圣寿日高，诸事多以宽厚，凡军中奏报，小有胜仗，即优加赏赐；其或贻误军务，亦不过革翎中饬，一有微劳，旋经赏复。虽屡次饬催，奉有革职治罪严者，亦未惩办一人。”（《嘉庆实录》）

    老年皇帝处理政务力图简明，但求清静。避免“烦扰”，减少麻烦，成为皇帝处理政务的一大原则，他希望地方官在地方上不要主动挑起矛盾。大处着眼，小处放过，以不扰民，不生事为要。在纠正官员办理文字狱扩大化的倾向时，皇帝说，对文字过于推求，“滋扰闾阎”，“于吏治民生大有关系。”对民间宗教的高压也有所减轻。乾隆四十八年，江西巡抚郝硕奏报，他破获一起民间宗教案件，案中诸人，聚众吃斋念经，案情严重，建议严惩。以为这篇汇报能得到皇帝的嘉奖，没想到却被皇帝批评了一顿：“该抚既经查出，应将经忏等件烧毁，无令仍前吃斋念佛，使其改悔，不必过事追求，致滋烦扰。各省地方遇有此等案件，如果实系邪教传斋徒众及有违碍字句者，自应严行查办，灭绝根株；若止系愚民吃斋求福，诵习经卷，与邪教一律办理，则又失之太过。所有案内人证即著概予省释，经卷等全行销毁。”从此之后，普通民间宗教案不再被当成重案，那些吃斋念佛的信男善女们又可以自由活动了，不免“人人感念皇上天恩”。

    从乾隆十三年起，核准死刑犯时一直都从严把关，朱笔扫过之处，颗颗人头落地。从乾隆四十八年起，皇帝又回复到以前的宽容、仁慈。乾隆四十九年，皇帝将四十七年以来的六千三百七十二名死刑犯都免死发落。乾隆五十七年，又将八千多名死刑犯免死。

    放松法网的同时，施恩的手笔则更加宏大。乾隆末期财政并不十分宽裕，皇帝减免起税收来却并不心疼。乾隆五十五年，普免天下钱粮两千七百七十万两，五十九年，普免八省钱粮，六十年，免各省完完节年地耗正粮一千七百万两。真所谓“皇恩浩荡”，举国称庆。

    当然，对百姓温和的太阳，照在官员身上也一样和煦。对于晚年出现的一些贪污官员，乾隆经常拖着不惩，或者以“不为已甚”为辞，加以宽纵。如乾隆五十二年五月，内外文武大臣中竟有多人连续被革职、革任十余次而后却仍然留任原职者。（《乾隆实录》）

    朝鲜使臣描述晚年乾隆政风的变化时说：“皇帝近年颇倦，为政多涉于柔巽，处事每患于优游；恩或多滥，罚必从轻；多滥故启幸进之门，罚轻故成冒犯之习。文武恬戏，法纲解弛，有识者颇以为忧。”（《朝鲜李朝实录》）

明清风云

第二节：皇帝老了

一

    第一个原因是皇帝老了。

    公道世上惟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虽然贵为天子，可以生死天下一切人，可以移山填海再造世界，乾隆却一分钟也不能推迟晚年的来临。

    在中国历代帝王中，乾隆可以说是身体最好的一个。他生来身体强壮，精力充沛，这主要是得自母亲的优良遗传。乾隆八年东巡之时，他途中打猎，用弓达九力之多（弓的型号分十二力，八力以上皆为硬弓）。年逾六旬以后，“虽弓力渐减而不下三四力”。他一生虽然始终处于操劳之中，却从未得过大病，直到老年，都堪称健康。

    然而，衰老还是不可避免地到来了。虽然一再自称“精神纯固”，事实上，中年之后，他的身体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种种老化的征兆。在乾隆六十年的一首诗里，皇帝自注道，四十五岁以后，他的左耳听力就有所下降，六十五岁以后，左眼视力也明显下降。“左耳重听者四十年，左目欠明者亦二十年，有合今之俗人所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者，作《戏语》。”乾隆四十五年年及古稀之后，他身体衰退之象就更加明显。

    蒙田说，“老年有这么多缺陷和愚蠢，又这么容易受人耻笑。一个老人能够得到的最好收获不过是家人的仁慈和爱，统领和敬畏已不再是他的武器”，虽然没有人敢于耻笑皇帝，乾隆自己却越来越经常地感觉到自己的可笑。年过七十之后，“昨日之事，今日辄忘；早间所行，晚或不省。”还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皇帝早膳已供，而不过霎时，又索早膳。宦侍不敢言已进，而皇帝亦不觉悟。其衰老健忘，推此可知。”清制礼帽分凉帽暖帽两种，上自皇帝下至臣民，同日更换。一次皇帝从热河回京，天气稍冷，皇帝就换上了暖帽，群臣纷纷效仿。过几天，天气又暖，皇帝又戴凉帽，大臣们也忙着换帽子。皇帝奇怪大臣们为什么这么换来换去，仔细一想才恍然大悟，苦笑着说：“不怨大臣，是朕年老所致也。”

    老年乾隆精力也显然不济了。原来军务紧急之时，从早上五点钟起床，一直到晚上十二点看刚刚送到的情报，大脑高速运转，从不疲倦。而此际，只有早上一两个小时头脑可称清楚，能够处理复杂的政事。过了这段时间，就调动不起精神来了。乾隆四十九年之后，又增了失眠之症。“寅初已懒睡，寅正无不醒。”(《清高宗御制诗五集》卷十《少寐》)“年高少寐，每当丑寅之际，即垂衣待旦，是以为常。”

    越是曾那么酣畅淋漓地品尝过青春的快乐的人，越是难以抵受晚年的凋零之苦。年轻时的大脑，如同镜子一样清晰，读书过目不忘，理事丝丝入扣。举凡一政，乾隆能从头脑中的二十四史、皇祖皇考遗训直到大臣奏议里勾调出全部资料，加以迅速整合、对比、加工、提炼，在第一时间得出准确而高明的结论。到了晚年，这面镜子已经雾蒙蒙一片，照什么东西只能显出个似是而非的轮廓。过去头脑中堆积如山的资料，如今已经丢失了索引，如同一个散乱的仓库，想寻找点什么，只能深一脚浅一脚地艰难跋涉，偶尔巧合，瞎猫碰到死耗子一样找到一两件东西，更多的时候，则是费尽力气，耗尽时间，把这个仓库翻得昏天黑地，仍然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精神之光，原来可以烛照上下古今，纵横万里，如今只能记得三五天之内的奏折和一些特别重大的事件，因而处理政事的准确度大大降低。

    皇帝是没有退休制度的。尽管精力、健康和智慧只剩了年轻时的几分之一，然而他的任务和职责却一分没少。如同一头衰病残疾的老牛，仍然要拉着沉重的大车，倾覆是迟早的事。

明清风云

四

    皇帝和大臣公开打赌，并不是人老糊涂，自降身份，而实在是因为尹氏所言涉及到了如何看待大清帝国政治形势，如何评价皇帝五十五年的统治成绩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对于共同生活的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时代，乾隆与尹壮图却做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断。那么，乾隆五十五年的政治局面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尹壮图并没有说谎。

    大抵在乾隆四十五年前，大清王朝确实基本上像乾隆的判断那样，处于盛世顶峰。乾隆中前期，国势稳定，政治清明，官僚体系效率极高。

    然而，乾隆五十五年时的大清政局，已经沧海桑田，不复当年模样。

    《朝鲜李朝实录》书影

    让我们先看一下当时经常出入中国的朝鲜使臣的见闻。乾隆五十五年到中国进贡的朝鲜使臣回国后这样向他们的国王描绘大清朝：“（清帝国）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知县厚馈知府，知府善事权要，上下相蒙，曲加庇护。”（《朝鲜李朝实录》）及至乾隆六十年，他们的评价更是发展为“货赂公行，庶官皆有定价”。（《朝鲜李朝实录》）

    朝鲜人对中国的了解也许仅止于皮相，但中国官员表达得比朝鲜人还要激切。乾隆崩逝后，翰林院编修洪亮吉所言最为痛烈：“十余年来，督抚藩臬之贪欺害政，比比皆是。”以布衣言事的章学诚批评更十分犀利：“自乾隆四十五年以来……上下相蒙，惟事婪赃渎货，始加蚕食，渐至鲸吞……贪墨大吏胸臆习为宽侈，视万金呈纳，不过同于壶箪馈问，属吏迎合，非倍往日之搜罗剔括，不能博其一次，官场如此，日甚一日。”洪亮吉描述乾隆晚年腐败的普遍程度时说，当时官员中洁身自爱者与贪污者之比，是一比九或者二比八。而这十分之一二的自持之人，在官场中混得并不好。“即有稍知自爱及实能为民计者，十不能一二也，此一二人者又常被七八人者笑以为迂，以为拙，以为不善自为谋，而大吏之视一二人者亦觉其不合时宜，不中程度，不幸而有公过，则去之亦惟虑不速，是一二人之势不至归于七八人之所为不止。”

    事实上，尹壮图毅然上疏，完全是出自一片拳拳忠君爱国之心。居京为官的二十年间，他一直听信官方的宣传，认为大清王朝蒸蒸日上，正处于历史最好的时期，如皇帝在诏书中反复讲的那样：“虽非大当，可谓小康”，“纪纲整肃……吏治肃清。”“万民欢悦，四海升平。”虽然京城官场上偶有些灰色现象，比如和珅招权纳贿的传闻不时钻入耳中，他也认为这不过是局部现象，无关宏旨。然而，丁忧往返一路的见闻粉碎了他头脑中的盛世幻象。他原本以为恩泽普及，天下当人人称颂朝廷，不料不论是与乡绅故旧在酒桌上闲聊，还是与贩夫走卒在路上交谈，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咒骂官场，叹息时事。更为严重是的他发现地方财政大多处于亏损运行状态之中，仓库亏空现象遍地都是。各级政府上报给皇帝的仓库存粮存银数量，十有八九是虚报。一旦发生全国性的突发事件，后果不堪设想。

    在第一道奏折中，尹壮图并没有谈及他的这些具体感受。一是因为都是风闻，没有实据。二是他也意识到这些风闻交织出的图景实在过于黑暗，与政府平日描绘反差太大，公布出来会造成不良影响。他是一个忠朴之人，认为罗列现象，发发怨气，并不能有补，只有找出原因，才是急务。所以他的奏折只提及议罪银制度，而未及其他。只是被皇帝紧逼之下，他才一急之下把自己的感受全盘托出。这样也好，他希望自己揭开这个黑暗的盖子，能引起皇帝的震动和猛醒，力挽狂澜于既倒。

    那么，何以在短短十多年里，乾隆朝的政治局面出现了如此翻天覆地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