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 王立群读宋史第一部《宋太祖》（35）太祖誓约 百家讲坛, 宋太祖, 王立群, 士大夫, 赵匡胤

草根读史记

百家讲坛 王立群读宋史第一部《宋太祖》（35）太祖誓约   

军人出身的赵匡胤与五代时期其他帝王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从不轻视读书人，并在士大夫的帮助下，制定完善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制度。

      所以有人说，宋代是一个重文轻武的时代，这让后来的读书人对此津津乐道，无比羡慕。

      那么宋代的读书人为什么受到如此的礼遇，据说，这来自于大宋开国之君宋太祖秘密立下的一个誓碑，是它提高了读书人的待遇。

      但是也有一些研究者对太祖誓碑的真实性提出了怀疑，认为这是大宋的继任者又一次精心编造的一个故事。

      那么，到底有没有太祖誓碑这档子事呢？

      如果有，这个誓碑的内容是什么？它和文人地位的提高有什么关系呢？

　　从宋朝历史的事例中，我们可以发现，太祖誓约的真实性很大。

      退一步讲，即使在宋太祖执政时，没有太祖誓碑的事件发生，也会有类似不杀士人、不杀大臣的誓约存在，而这正是后来的文人所津津乐道的，也是人们最关注的。

      那么，宋太祖赵匡胤为什么对文人如此宽容？

      他为什么要制定不杀士人的誓约呢？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宋史》第一部《宋太祖》第三十五集《太祖誓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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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讲坛 王立群读宋史第一部《宋太祖》（35）太祖誓约   

军人出身的赵匡胤与五代时期其他帝王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从不轻视读书人，并在士大夫的帮助下，制定完善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制度。

      所以有人说，宋代是一个重文轻武的时代，这让后来的读书人对此津津乐道，无比羡慕。

      那么宋代的读书人为什么受到如此的礼遇，据说，这来自于大宋开国之君宋太祖秘密立下的一个誓碑，是它提高了读书人的待遇。

      但是也有一些研究者对太祖誓碑的真实性提出了怀疑，认为这是大宋的继任者又一次精心编造的一个故事。

      那么，到底有没有太祖誓碑这档子事呢？

      如果有，这个誓碑的内容是什么？它和文人地位的提高有什么关系呢？

　　从宋朝历史的事例中，我们可以发现，太祖誓约的真实性很大。

      退一步讲，即使在宋太祖执政时，没有太祖誓碑的事件发生，也会有类似不杀士人、不杀大臣的誓约存在，而这正是后来的文人所津津乐道的，也是人们最关注的。

      那么，宋太祖赵匡胤为什么对文人如此宽容？

      他为什么要制定不杀士人的誓约呢？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宋史》第一部《宋太祖》第三十五集《太祖誓约》。

军人出身的赵匡胤与五代时期其他帝王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从不轻视读书人，并在士大夫的帮助下，制定完善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所以有人说，宋代是一个重文轻武的时代，这让后来的读书人对此津津乐道，无比羡慕。那么宋代的读书人为什么受到如此的礼遇，据说，这来自于大宋开国之君宋太祖秘密立下的一个誓碑，是它提高了读书人的待遇。但是也有一些研究者对太祖誓碑的真实性提出了怀疑，认为这是大宋的继任者又一次精心编造的一个故事。那么，到底有没有太祖誓碑这档子事呢？如果有，这个誓碑的内容是什么？它和文人地位的提高有什么关系呢？

　　从宋朝历史的事例中，我们可以发现，太祖誓约的真实性很大。退一步讲，即使在宋太祖执政时，没有太祖誓碑的事件发生，也会有类似不杀士人、不杀大臣的誓约存在，而这正是后来的文人所津津乐道的，也是人们最关注的。那么，宋太祖赵匡胤为什么对文人如此宽容？他为什么要制定不杀士人的誓约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宋史》第一部《宋太祖》第三十五集《太祖誓约》。

    宋朝是读书人的黄金时代，后来的读书人对此津津乐道，无比羡慕，这是因为宋代读书人的地位不仅是空前的，而且是绝后的。据说，读书人地位的提高与权力的保障来自大宋开国之君宋太祖秘密立下的一份誓约。宋太祖当上皇帝后不久，在太庙里立下誓碑，命令后来的继任者不但要善待前朝宗室柴氏子孙，而且不能滥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之人，违者必遭天谴。这反映了宋太祖这位开国者胸怀宽厚，执政仁慈。但是，最近的一些研究者对太祖誓碑的真实性提出了怀疑，认为这是大宋的继任者又一次精心编造的一个故事。那么，到底有没有太祖誓碑这档子事呢？

    神秘的誓碑

    这需要先从记载此事的文献开始梳理。

    对太祖誓碑记载最为详细完整的是一部笔记，叫《避暑漫抄》。这部笔记中对太祖誓碑是如此记载的：

    宋太祖赵匡胤开创宋朝之后第三年（建隆三年），秘密镌刻了一通石碑，将其立在太庙寝殿的一个秘密夹室，这个碑叫誓碑，用镶嵌金线的黄色丝幔遮盖着（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锁闭得十分严密。每当四时的祭祀和新皇帝登基时，都由一个不识字的宦官拿钥匙将夹室的门打开，新皇帝进去焚香、跪拜、默诵碑文。群臣和侍从都不知道碑文的内容，历代皇帝都严守这个秘密，就是他们最信得过的心腹大臣也不知道。北宋后继的皇帝都如此相承，按时拜读。等到北宋末年，靖康战乱爆发，金军攻破开封城，掠走朝廷诸多器物，所有的门都被打开了，人们才看到了这通神秘之碑。碑高七八尺，宽四尺余，上面刻有誓词三行：第一条是柴氏家人不管有多大的罪行，都不能处以死刑，即使是犯了谋反的大逆之罪，最多只能是赐狱中自尽，不能公开行刑，也不能连坐家属（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第二条是不得杀士大夫以及上书言事之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第三条是发的毒誓，说后继子孙如果有违背这个誓言的，天打五雷轰（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笔记中还说，等到南宋初的建炎年间，曹勋从金国回到南宋，捎回来太上皇宋徽宗的嘱托说，祖宗的誓碑在太庙，恐怕当今皇上赵构不知此事。

　　从命名上看，《避暑漫抄》这部笔记是杂抄其他书籍编纂而成的，而且在每则材料下都著录了材料的来源。按照《避暑漫抄》的著录，太祖誓碑这件事出自一本叫《秘史》的书。但是，《秘史》一书已经不存在了，也就没有办法判断此书的年代。

    不过，从《避暑漫抄》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知道，对太祖誓碑的记载，此书绝对不是最早的。因为，此书还提及了曹勋从金国回到南宋以后谈及太祖誓碑的事情。

    顺着这个线索，我们查阅《宋史?曹勋传》。曹勋的传记中记载：靖康末，北宋为金所灭，曹勋跟随宋徽宗北迁，在被金国扣留的日子里，宋徽宗嘱托以后可能会回到南方的曹勋，回去之后，务必转告高宗赵构，宋太祖有誓约藏在太庙里面，不杀大臣以及进谏言事的官员，违者不吉利（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宋史》卷三百七十九《曹勋传》）。从此文献记载可知，太祖的确有誓约藏在太庙里，其中就有关于不杀士人及言事官的相关记载。但是，我们知道，《宋史》是元代编纂的，此则资料的来源也有可能出自一些道听途说的笔记。

    我们再查曹勋的文集。在曹勋的文集中，也有完全相同的记载（归可奏上，艺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松隐文集》卷二十六《进前十事札子》）。另外，曹勋的一部笔记《北狩见闻录》也有对此事的记载。

    既然历史文献中关于太祖誓约有较为明确的记载，为什么还有研究者质疑太祖誓碑的真实性，认为此事纯属子虚乌有呢？质疑者有什么证据呢？

　　有人说这是子虚乌有

    学者质疑的证据可以细分为五条。

    第一，叶梦得《避暑漫抄》的有关记载证据不足。因为靖康之变时，叶梦得不在京城，誓碑的内容并非亲眼所见。他的资料来源是从曹勋处所得，加上社会传闻敷衍而成的。

    其实，质疑者首先犯了一个文献学方面的错误。《避暑漫抄》并非叶梦得所撰，叶梦得有一部笔记叫《避暑录话》，其中并没有对太祖誓碑的记录。可能是因为两部笔记名称比较接近而导致质疑者失误。《避暑漫抄》旧题陆游所撰，其实亦非。最明显的证据是《避暑漫抄》中摘录的文献有元代人的，已经作古的陆游怎么能摘抄呢。所以，一般认为这是明朝人随手杂抄的一部笔记，托名陆游而已。既然《避暑漫抄》并非叶梦得所撰，那么，依据叶梦得的经历来考察他是否亲眼所见就毫无意义了。

    第二，对于誓碑的记载，莫不在曹勋之后，此前竟无一点蛛丝马迹。如果说北宋百余年誓碑的内容因为保密严格而未加泄露，那么靖康之变后，太庙大门洞开，此事的来源就不应该是单方面的。

    其实，《避暑漫抄》抄录时记载了文献来源，出自一部叫《秘史》的书。从《避暑漫抄》记载的内容来看，其文献来源与曹勋所言不同。记载此事的《秘史》这部书后来佚失了，这是不是也可以说明这样一个可能：还有其他个别记载此事的著作也没有了。我们不能因为今天看不到曹勋记载以外的其他记载，就断然说当时其他文献中没有此事的记录。

    第三，誓碑中规定要优待柴氏子孙，与史实不符。太祖刚即位就把柴宗训母子迁往西京洛阳，后又迁至房州偏僻之地，到开宝六年时柴宗训又不明不白地死去了。

    质疑者的意思是说，因为柴宗训母子在入宋后并没有受到优待，所以包含优待柴氏子孙内容的太祖誓碑是不存在的。

    事实上，因为柴宗训的特殊身份——后周的皇帝，赵匡胤从他的手中取得政权以后，并没有处死柴宗训母子，而且还封柴宗训为郑王，封柴宗训的母亲为周太后，这对亡国之君而言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从这一点上，反而能看到大宋开国之君赵匡胤的宽厚仁慈之心。至于柴宗训在入宋十三年后死去，并没有史料证明他是非正常死亡，尽管他当时仅仅20岁。相反，史书中明确记载说，宋太祖得知柴宗训离世，素服发哀，并且停止上朝十天（上素服发哀，辍朝十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四）。

　　再回到太祖誓约中关于对柴氏子孙优待的具体内容，誓碑中是这样说的：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即使犯了谋反的大罪，也只能赐在狱中自尽，不要公开行刑，也不要连坐家族。这才是誓碑中对柴氏家族优待的具体细节。因此，按照质疑者的内在逻辑，应该考察的是柴氏子孙在犯罪之后被处置的情况。

    按照这一思路，对宋代的相关史料进行检索，我们并没有发现柴氏家族成员有犯法处死的记载，相反，在正史中（比如《宋史》）多次记载大宋继任者对柴氏后裔的优待。柴氏之受封赏几乎与整个宋朝相始终。一个新王朝，如此优待亡国之后裔，这在其他朝代是少有的。这些记载，完全可以证明大宋的继任者很好地履行了太祖誓碑中的誓约。

    再退一步讲，即使太祖之后的继任者对柴氏子孙很不优待，那也只能证明继任者对誓约的内容没有很好地贯彻，并不能直接否定太祖誓碑事件的存在。

    第四，誓约中规定不能杀大臣及言事官员，作为誓约制定者的宋太祖没有身体力行。然而，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与《宋史》的记载，宋太祖在位的十几年中，并没有少杀大臣，质疑者还作了一个数字统计，结果是太祖一朝杀大臣总计有八十八人之多。其中，谋反罪二十二人，坐赃罪二十五人，失职罪三十三人，其他八人，太祖是北宋皇帝中杀大臣最多者。

    早有学者对此点质疑表示反对。所谓的“不杀”，是指不轻率杀人，并非绝对不杀。假如宋代的最高统治者感到其自身利益或者其皇位受到严重威胁时，也会不惜把“祖宗家法”抛之脑后，对士大夫开杀戒的。再说，在大宋开国之初，赵匡胤刚刚从动乱的五代中走过来，力图拨乱反正，有时是必须开杀戒的，要“严打”，所谓“乱世用重典”就是这个道理。仔细考察宋太祖处死之人，主要是谋反与贪赃枉法者，这类人死不足惜。对这类人，赵匡胤从来都不手软。进一步讲，宋太祖制定誓约，本来是约束后来的继任者，他自己违反并不稀奇。因此说，宋太祖对士大夫的杀戮，并不能否定他要求子孙不杀士大夫的誓约存在的事实。

　　第五，誓碑的收藏方式过于奇特。质疑者认为：这种能平抑舆论、安定人心、有利于巩固统治的誓约内容完全可以公开，以显示统治者的仁德宽厚，达到收买人心的效果，让士大夫们感恩戴德，忠心维护赵氏的江山，这样的好事何必隐藏得如此神秘呢？

    对于此点质疑，作家李国文有所反驳。他说，这就是读书人读书多了以后的“知多识少”了。质疑当时为什么不利用这项德政，大肆宣传，制造舆论，是以今人发红头文件、开群众大会、读两报一刊、谈学习心得的方式，加诸前人而已。试想一下，赵匡胤不是傻瓜，这种皇室内部的誓约，具有相当程度的底牌性质，怎能公之于众，成为束缚接班人手脚的羁绊呢？我们还可以想象一下，五代以来，武人嚣张成性，能够忍受如此二等公民的安排吗？而“小媳妇”做惯了的知识分子，得此尚方宝剑，那还了得，岂不要骑在皇帝的脖根子上拉屎吗（李国文《宋朝的誓碑》，《文学自由谈》2011年第1期）？

    李国文的反驳语言很有意思，但的确是这个道理，宋代的某些祖宗家法是只可意会的，属于“内部掌握”的原则，譬如太祖若是真的发过“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之类诅咒式的毒誓，又怎好公之于世？除了避免张扬以外，太祖誓碑采取如此神秘的方式，很可能会产生一种特殊的约束力量，这或许也是宋太祖的意图之一。

    以上质疑太祖誓碑存在的五条理由都不能够成立，因此断然说太祖誓碑根本不存在的说法显然不够审慎。其实，我们也完全可以从大宋王朝的历史事实中搜寻一些旁证，进一步证实太祖誓碑存在的可能。

　　事实胜于推测

    大宋的后来继任者，确实对臣下非常宽容，较少诛杀。虽然大宋的臣民并不知道开国者宋太祖曾立下一个不杀士大夫的誓约，但是，因为后来的皇帝都恪守这一原则，遂使这一原则深入人心。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与宋代著名的文人范仲淹有关。

    事情发生在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北宋统治的一些弊端在这个时期突出展现出来，淮南一带出现一些起义军（史书上称之盗贼），到处劫掠。一支起义军路过高邮时，大宋朝廷命官高邮知军估计无法抵御，就号召当地的富人出钱出酒，慰劳起义军，还赠送了丰厚的礼物，这支起义军非常高兴，也就没有在此地掠夺，直接离去。事情传到朝廷，有人建议立刻处死高邮知军。身为参知政事（宰相）的范仲淹坚决反对，宋仁宗因此赦免了高邮知军，但范仲淹却遭到了同僚的埋怨。这时，范仲淹说道：“自大宋开国以来，从来没有轻率地杀戮大臣，这是一直令人称道的盛事，怎么能轻易就破了这个规矩呢（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轻坏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五）？”

    范仲淹反驳同僚的重要理由就是宋代家法规定不轻杀大臣，范仲淹的言谈与太祖誓碑的内容暗合。

    第二个例子，与宋代宰相蔡确有关，出自宋代的一部笔记。

    事情发生在宋神宗朝。宋神宗时，朝廷在陕西边境用兵，多次失利，宋神宗就发了一个文件，批示斩杀一名负责漕运的官员，以此起到杀一儆百之效。第二天，宰相蔡确上朝奏事时，神宗问道：“昨日朕批示要斩杀某某，杀了没？”蔡确说：“没有，臣下正要奏明此事。”神宗问：“这件事情还有什么疑问吗？”蔡确回答道：“自从大宋开国以来，从没有斩杀士人，臣等不想让陛下开了先例（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侯延庆《退斋笔录》）。”

　　蔡确一句话，让宋神宗哑口无言许久，继而恨恨地说：“那就脸上刺字，发配到偏远恶劣的穷乡僻壤。”听到这个指示，另外一个官员门下侍郎章惇又不愿意了，他说：“要是这样，还不如把他杀了呢。”神宗问：“为什么这么说？”章惇回道：“士可杀，不可辱。”这把宋神宗惹恼了，声色俱厉地说：“一件痛快事都不能做。”章惇的回答也很有意思，他说：“像这样的痛快事，不做也罢（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退斋笔录》）。”

    这的确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从这段精彩的对白中，可以看出不杀士大夫的祖宗之法无形中所具有的强大约束力，蔡确、章惇可以据此公然抵制神宗的内批，而神宗却奈何不得。

    就北宋一代的情形来看，太祖誓约虽不为外人所知，但不杀士大夫的做法一旦成为惯例，就如同一种无所不在的政治原则。宋代君主之所以不能恣意妄为，与祖宗之法的这种权威有很大关系。

    如果认为这件事情出自宋人的笔记，有很强的戏剧性的话，不妨再看一则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的例子。

    第三个例子，与宋代的另一个宰相吕大防有关。

    这件事情发生在宋哲宗朝。

    元祐八年（1093），宰相吕大防趁哲宗皇帝听御前讲座（经筵）的机会，全面总结了一下宋代的祖宗之法。其中一条叫宽仁之法。吕大防解释说：“以前的朝代用刑苛刻，犯了大点的罪会被砍头，出现小过失也会被流放发配边远之地，只有本朝用法最轻，大臣有罪，最多也就是罢免斥退，这就是宽仁之法（前代多深于用刑，大者诛戮，小者远窜，惟本朝用法最轻，臣下有罪，止于罢斥，此宽仁之法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八十）。”所谓宽仁之法，其主旨就是不杀士大夫。

    从以上所举的事例中，可以发现，太祖誓约的真实性很大。退一万步讲，即使在宋太祖的从政生涯中，没有太祖誓碑的事件发生，也会有类似不杀士人、不杀大臣的誓约存在，而这正是后来的文人所津津乐道的，也是我们最关注的。那么，宋太祖为什么对文人如此宽容呢？他为什么要制定不杀士人的誓约呢？

　　到了该改变的时候了

    第一，宋太祖惧。

    作为一国之君，作为国家的最高首脑，宋太祖还有怕的吗？有。怕武人。

    从中唐安史之乱开始，整个天下陷入藩镇割据的局面。这种局势发展到后来，就演变成了众多政权交替登场、纷然并存的局面。所以，五代换了好多个姓，换了十来个皇帝。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局面？原因在于武将，是武将在操纵政权更迭，是军事实力在起决定作用。既然天下可以凭借强力争夺，那么当更强有力的对手出现时，政权就得易主。

    宋太祖对五代时期政权的更迭深有认识，因为他本人也是武人出身，也是通过军事手段建立大宋王朝的。所以，大宋建立以后，他最先考虑的是如何不再成为第六个重蹈覆辙的王朝，如何维护自己政权的长治久安，这就必须结束武人政治。如何才能结束武人政治，或者说如何才能削弱武人的势力呢？必须有另一个相对的阶层来制衡，这就是文人。宋太祖的这种政策被后人概括为四个字：重文抑武。通过提高文人的地位，提升文人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来有效地制约武人集团，将其限定在可以掌控的范围之内，从而结束武人对政治的干预。

    对于这一点，清初的王船山用一个字做了概括：惧。出于对武人的恐惧和防范，所以宋太祖重用文人。

    第二，政权需要。

    五代时期，军人当政，文人士大夫没有出路，所以才出现了后汉史弘肇的那句名言：“安定朝廷，平定祸乱，有长枪大剑就足够了，至于什么毛锥子，又有什么用！”这是动乱时代武人对文人的鄙视，事实也正如此，所谓“乱世用武，治世重文”就是这个道理。

    宋太祖虽是武人，但他深知“马上得天下，焉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所以，北宋建国伊始，赵宋政权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就是迅速实现从“马上”到“马下”的思想转向、社会转型。但是，北宋初年继承了残唐五代的文化凋敝，国家政权的建立来自军队，治国人才稀缺，所以只能靠善待士大夫和重视科举取士，尽快招募、培养文治人才。前面讲到的宋太祖说的“宰相须用读书人”以及倡导百官读书，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以上这两点只是说明宋太祖为什么重视文人，但并没有讲清楚宋太祖为什么不杀文人。那么宋太祖为什么不杀文人，而且还立下不杀文人的誓约呢？

    第一，宋太祖不惧。

    宋太祖有所惧，有所不惧。他惧怕武人集团，所以分割武人的权力，削弱武人的势力。而对文人集团，他没有这种担忧。宋太祖曾经深有感触地对赵普说：“五代时期地方节度使非常霸道，残虐百姓，人民深受其害。朕选派干练的文臣百余人，去分治各个大藩，即便他们都是贪官，危害性也抵不上一个武人（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三）。”这句话应该是宋太祖发自肺腑的。因为他身历其中，见识了武人的力量，武人一旦作乱，就会对政权造成颠覆性的后果。与之比较，文人就缺乏这方面的能量，即使有反叛之心，也难以成事。古语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就是这个道理。文人最多也就是贪污，不会立刻对政权造成颠覆。从两个集团的危害性方面进行比较，结果是一百个文人比不上一个武人，两害相较取其轻，宋太祖自然要重文了。

    宋太祖不仅对武人集团深有认识，而且对文人集团也深有了解。相比于对武人的恐惧，对于文人，宋太祖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自信，甚至有一点点看不起。可以举三个例子。

    这三个事例都与赵普有关。

    第一件事情说，宋太祖当上皇帝以后，打算扩建一下京城，就亲自实地考察，由赵普陪同。走到朱雀门的时候，太祖指着城门上的四个大字“朱雀之门”问赵普：“为什么不直接写‘朱雀门’，加上个‘之’字有什么用呢？”赵普回答说：“‘之’是助词。”太祖笑道：“之乎者也，能对什么事有帮助呢？”这很像是一则笑话，但太祖的言谈，透露出了些许对文人的轻视。

　　另外一件事说，有一次，太祖到赵普的府第，当时吴越王钱俶派人刚送到一封书信和十瓶海产品。赵普还没来得及令人收拾，太祖的御驾到了，只好暂时置放在走廊里，急忙出去接驾。太祖看到这些东西就问是何物，赵普只得实事求是地回答说是吴越王派人送来的海产品。太祖说，既然是海产品，一定是好东西，打开看看。打开一看，竟然全部是金子。赵普害怕了，立刻下跪谢罪说：“卑臣刚刚收到，还没看信，不知里面是金子。要是知晓，一定奏明圣上，拒绝接受。”太祖却笑了，对赵普说：“收下吧，没事。他们以为国家事务都要通过你们这些书生呢（但受之无害，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耳。《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二）。”这个故事一方面说明在国家事务当中，文人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吴越王钱俶送礼贿赂赵普；另一方面，从赵匡胤的言谈之中，展示了他对自己驾驭文人能力的自信。“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耳”，淡淡一句话，蕴含着耐人咀嚼的意味，真切地道破了当时的实情。这句话，在显示出太祖的襟怀、解脱了尴尬的赵普的同时，太祖对于“书生”们的实在态度，由他自己坦坦荡荡地说了出来：既任他们执掌政务，又不使国家要事皆出其手。一“笑”而过，正体现出太祖对于自己控御朝政、控御“书生”能力的充分自信。

    还有一件事说，有一次，太祖和赵普议论政事，意见不合。太祖就感叹道：“要是能有桑维翰那样的宰相，和他谋谈就好了。”桑维翰是五代时期后晋的一个名臣。赵普说：“要是桑维翰现在还活着，陛下也不会用他，这个人太爱钱。”太祖说：“要用他的长处，也就要保护他的短处。书生们没见过世面，赐他十万贯钱，就撑破屋子了（措大眼孔下，赐与十万贯，则塞破屋子矣。《能改斋漫录》卷十《议论》）。”从这则轶事中可以看到，宋太祖虽然看重有才干的儒臣，但在他心底，无疑存在着对于“书生”们人格上的几分轻蔑。

    对于文士在国家政治中的功能，对于文士有可能造成的危害，赵匡胤琢磨得很透彻，所以他不惧文人，当然也没有必要大开杀戒。

    当然，宋太祖不杀文人，还与他个人的性格、品质有关，作为一个政权的最高统治者，他具有宽厚仁慈之心。这就是不杀士人的第二个理由。

　　第二，重视人命。

    太祖喜欢读书，有一次，他读《尚书》的《尧典》、《舜典》的时候，发了一通感慨。他说：“尧舜的时代，处理罪大恶极的四大罪人（四凶），也就是放逐，为什么近代法网如此之密呢！”他又对宰相说：“五代的时候，诸侯嚣张跋扈，枉法杀人，朝廷不闻不问。人命大于天，怎么能如此姑息藩镇呢？从今以后，地方判决的死刑，必须上报中央，要刑部重新审核。”这种重视人命的思想，也是不杀士大夫的重要根源所在。

    宋太祖内心宽厚仁慈，拨乱反正，有所惧，有所不惧，所以，他对文化人采取了优容的政策，并以誓碑的方式，要求后继的子孙必须遵守。一千多年前的赵匡胤，敢立这块不杀士人的石碑，有出于他万世基业的考虑，更是一项极其巧妙的、充满智慧的制度安排。

    首先，因为是太祖所立，誓约因此具备了国家法律的绝对权威；其次，因为赵匡胤是大宋的开国之君，他所创立的誓约，自然被视为祖宗家法，具备了约束整个家族的契约力量；最后，围绕誓碑的神秘设施、神圣仪式以及诅咒，对后来即位子孙的约束作用，是毫无疑问的。

    难能可贵的是，宋朝历代皇帝都还算听话。让太祖的这几条中国历史上迄今最为开明的政策，得到了切实的执行，达三百年之久。陈寅恪说：“华夏民族文化历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华夏文明之所以在赵宋王朝达到极致境界，与这块誓碑所营造出来的大环境有着莫大关系。

    宋太祖是大宋的开国皇帝，同时也是一个普通人，有七情六欲，有爱情、婚姻、家庭。民间更有赵匡胤千里送京娘的故事，直至今日，这个故事还在以各种艺术样式传播，河南曲剧、滇剧、淮剧、京剧、昆曲等各种剧种中都有这个剧目。我们不禁要问，这个被普遍传唱的故事是真实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