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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关系 :智斗马戛尔尼

  和珅于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出任理藩院尚书,总理清政府的外交事宜,他曾先后接待过朝鲜、英国、安南、逻罗、缅甸、琉球和南掌等国的使臣,尤其乾隆时期英国同清政府之间的外交事务,几乎是交由和珅全权处理的,他凭借他的机智与语言天赋,出色地完成了外交事务。在这中间,尤其是与英国使臣马戛尔尼的斗智斗勇最为出色。

  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英国政府正式派出以乔治马戛尔尼为正使,乔治贡斯当为副使的使团访华。

  他们一行由英吉利海峡的朴茨茅斯港出发,分乘军舰“狮子号”和“印度斯坦号”前往中国。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希望能同中国建立贸易通商关系,打开中国的大门,开拓新的巨大的市场。因为中国一直以来实行的是闭关自守的锁国政策。早在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1年),朝臣就下令关闭了宁波、漳州等几处通商口岸,只留下广州一处与外国通商,极大限制了中外之间的商品贸易,英国的产品迟迟不能大面积进入中国市场,所以英国政府希望能通过这一次大规模出使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打开新局面。

  马戛尔尼一行800余人在天津大沽口登陆后,受到了清政府的热情接待。马戛尔尼惊奇地发现,和别的地方举止严肃的陪同官吏相反,天津官吏好奇心强。他们毫无拘束地仔细察看英国人的一切东西:衣服、书籍和家具。请诸位读者来判断斯当东对于天津官员们所作的比较是否正确:“如果必须把他们和欧洲人相比较的话,那么他们像君主制度下的法国绅士们:举止潇洒,对人一见如故—但是,内心却是孤芳自赏,并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好像斯当东无意中看过总督的奏折似的:“臣等拟于公所筵宴,俾初履中华之士,钦睹上国之光。”

  负责在天津接待马戛尔尼一行的钦差大臣徵瑞和直隶总督梁肯堂对英国人的行为十分震惊。这精美的晚宴不是总督而是皇上恩赐的,这些英国人不问问就吃,胃口极好。中国人本以为他们也会像中国人那样在菜上来时跪倒在地。钦差大臣和直隶总督随后在给热河的奏折中悄悄地提了一笔:贡使“向上免冠叩首”。这后两字是表示磕头的固定说法。但不拜倒怎么“叩首”呢?这两名大文豪把西方式的脱帽和中国式的头捣地两种不同概念揉合成一种含混不清的表达方式,从而创造出一个表示虔诚的隐喻来说明马戛尔尼是恭恭敬敬的。

  和珅身为理藩尚书全权负责接待事务,他敏锐地感觉到了奏折中关于“叩首”中存在的问题,立即提笔写信给钦差大臣和直隶总督,要求进一步说明情况:“向闻西洋人国俗不知叩首之礼。而该督等折内声叙未能明晰,遂指为叩首,亦未可定。”和珅还进一步说明,如果马戛尔尼真先磕了头,事情也就完了;假如他只是低头,那就应该告诉他,他应该遵守一切朝贡者、甚至藩属国王觐见皇帝时都应遵守的礼仪。和珅要求马戛尔尼及其所有随从在将来面见乾隆的时候要按照中方的礼仪行跪拜大礼。而马戛尔尼则认为自己是代表大英帝国前来的“钦使”,不同意行这么重的礼节,中国政府中的多位官员同英使交涉都无功而返。就连和珅亲自出面说服教育也是无济于事。乾隆皇帝震怒异常,立即发布圣旨。圣旨中说到:

  “此次英吉利国使臣到京,原欲照乾隆十八年之例,令其瞻仰景胜,观看伎剧。并因其航海来朝,道路较远,欲比上次更加恩视。今该使臣到热河后,迁延装病观望,许多不知礼节。昨令军机大臣传见来使,该正使捏病不到,止令副使前来,并呈出一纸,语涉无知。当经和珅面加驳斥,词严义正,深得大臣之体。现令演习仪节,尚在托病迁延。似此妄自骄矜,朕意深为不惬。已令减其供给,所有格外赏赐,此间不复颁给;京中伎剧,亦不预备,俟照例筵宴,万寿节过后,即令该使臣等回京。伊等到京后,……王大人应照行在军机大臣传见之礼,按次正坐。使臣进见时,亦不必起立,止须预备几凳,令其旁坐。所有该国贡物业经装好安设,自可毋庸移动。其发去应赏该国王物件即于是日陈设午门外。令其下人并差人送至伊等寓所。求进贡件已谕知徵瑞不必收接代奏。俟其在寓所收拾一二日,妥为照料,赍发起身。该使臣等仍令徵瑞伴送至山东交代接替,亦不必令在京伺候回銮接驾。朕于外夷入觐,如果诚心恭顺,必加恩待,用示怀柔。若稍涉骄矜,则是伊无福承受恩典,亦即减其接代之礼,以示体制。此驾驭外藩之道宜然。将此谕令知之,钦此!”

  和珅只好再次出面斡旋。这一次,英使见了和珅之后,在和珅的建议下,采取了折中的主意,在农历八月初十乾隆在万寿节庆典之前,先举行非正式会见。这时,英国公使可以按照英国礼节,行单膝跪拜礼,但等到乾隆万寿节庆典之际,他们必须按中国规矩,三拜九叩。为此和珅专门制定了一份详细缜密的礼仪程序表呈递给乾隆御览。

  “臣和谨奏:窃照英吉利国贡使到时,是日寅刻,丽正门内陈设卤薄等大驾,王公、大臣、九卿等俱穿蟒袍褂齐集。其应行入座之王公大臣等,各带本人座褥至澹泊敬诚殿铺设毕,仍退出,卯初,请皇帝御龙袍褂升宝座,御前大臣蒙古额附,侍卫仍照例在殿内内翼侍立,乾清门行走,蒙古王公、侍卫亦照例在殿外分两翼,侍卫内大臣带领豹尾枪长靶刀,侍卫亦分两班站立,其随从三五大臣、九卿,讲官照例于院内站班,臣和同礼部堂宫率钦天监副索德超,带领英吉利国正副使等恭逢表文,由避暑山庄宫门右边门进呈殿前阶下,向上跪捧恭递。御前大臣福长安恭接,转呈御览,臣等即令该贡使此向上行三跪九叩头号礼,毕。其应入座,王公大臣以次入座,带领该贡使于西边二排三米,领其叩头入座,俟令侍卫照例赐茶,毕。各于本座站立,恭候皇上出殿、升舆。臣等将该贡使领出,于清音阁外边伺候,所有初次应行例尝该国王及贡使各物,预先设于清音阁前院内,候皇上传旨毕,臣等带领贡使,再行瞻觐。颁尝后,令其向上行谢恩礼毕,再令随班入座,谨奏。”

  从和珅的奏章中,我们可以看出,和珅在气势汹汹的英使面前,最大可能地保障了大清帝国的尊严,也让乾隆皇帝感到高兴。乾隆皇帝又立即发布了新的圣旨。圣旨中说到:

  “昨因英吉利国使臣不请礼节,是以拟于万寿节后即令回京……今该使臣等经军机大臣传谕训诫,颇知悔惧。本日正副使前来,先行谒见军机大臣,礼节极为恭顺。伊等航海远来,因初到天朝,未谙体制,不得不稍加裁抑。今既诚心效顺,一遭天朝法度,自应仍加恩视。”

  很快,接见仪式就按照和珅设计的那样顺利结束了。有关这次庆典,中国史书记载到:“上御万树园大幄次,英吉利国正使马戛尔尼,副使贡斯当等人觐。并同扈从王公大臣,及蒙古王公贝勒贝子额驸台吉,暨缅甸国使臣等赐宴,赏赉有差。”后面还附有一首御制诗,纪念英国人的“臣服”。诗是这样开头的:“博都雅昔修职贡,英吉利今效尽诚”。

  但是,随之而来的谈判过程中,更显示出了和珅的机智和巧言善变。英国使节在进见乾隆之后,就向乾隆提出了如下要求:

  第一、为英国贸易在中国开辟新的港口。

  第二、尽可能在靠近生产茶叶与丝绸的地区获得一块租界地或一个小岛,让英国商人可以长年居住,并由英国行使司法权。

  第三、废除广州现有体制中的滥用权力。

  第四、在中国特别是在北京开辟新的市场。

  第五、通过双边条约为英国贸易打开远东的其他地区。

  第六、要求向北京派常驻使节。

  第七、最后的,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情报工作:“在不引起中国人怀疑的条件下,使团应该什么都看看,并对中国的实力作出准确的估计。”

  乾隆皇帝对此不屑一顾,觉得对英使已经仁至义尽,就派和珅去打发他们回去。

  和珅得到报告说英国人因远涉重洋,水土不服,已经病了三人。这是浙江巡抚的长麟报告英国人患病的原文:“臣渡洋至停泊夷船之定海县。据夷官回称:‘我们前蒙贡使代奏仰沐大皇帝恩典准令先行回国,实愿及早开行;惟因病人尚未痊愈,恳恩准令暂缓数日。’臣验明病夷尚有20余名,现在医治未痊属实。臣若催行迫促,不惟该夷等妄生疑惧。臣当即传谕该夷,尔等不服水土,既然恳求圣恩要在浙江医治,大皇帝矜恤尔等至优极渥自蒙恩准。并遵旨传谕该夷,以尔国贡使奏称尚有夷官一名吗庚哆嘶欲在浙江置买茶叶,顺带回国,已蒙大皇帝恩准,并蒙格外加恩免其赴关纳税。宣谕之际,众夷人同声感颂欢忭之情动于词色。”

  和珅以此为借口,和蔼地打发马戛尔尼回国。马戛尔尼来华的目的还没有达到,怎能轻易回国,他说了几句表示谢意的话之后,就拿出了原本早已拟好、现在又经过修改的条约,共有如下的六条:

  第一、准许英人在舟山、宁波、天津三处贸易;

  第二、准许英人在北京设立一个货栈,以便买卖货物;

  第三、在舟山附近给英人一个小岛,以供他们停泊船只,存放货物;

  第四、在广州附近也设立这样一个小岛;

  第五、免除或减少英国由澳门贩入中国货物的关税;

  第六、中国海关公布税则,以便英国商人照章纳税。

  和珅接过英使的文书后,不卑不亢地说:“足下不是想在我中国国土中建立一个国中之国吧?”马戛尔尼连忙说:“不是,如果贵国有不同意见,我们还可以商量。”和珅接着说:“贵国要求使用中国的土地又不许我们设防,这样的事怎么可以拿来商量呢?”一句话,说得马戛尔尼一时语塞无言以对了。和珅见气氛有些僵化,便立刻命人拿来乾隆赐与英使的礼物一件向马戛尔尼说其妙处,这些难得一见的珍贵礼物,再加上和珅的巧舌如簧,把马戛尔尼乐得不知所已,早把刚才的不愉快忘记了,将条约的事搁到一边,暂且不提。

  和珅等离开英国公使驻地后,马上把他们的要求呈报给乾隆。乾隆对这些要求一概拒绝。并且回复了乔治三世一封信。原文如下: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吉利国王知悉,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廷,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所有赍到表贡之正副使臣,念其奉使远涉,推恩加礼。已令大臣带领瞻觐,赐予筵宴,叠加赏赉,用示怀柔。其已回珠山之管船官役人等六百余名,虽未来京,朕亦优加赏赐,俾得普沾恩惠,一视同仁。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向来西洋各国有愿来天朝当差之人,原准其来京,但既来之后,即遵用天朝服色,安置堂内,永远不准复回本国,此系天朝定制,想尔国王亦所知悉。今尔国王欲求派一尔国之人居住京城,既不能若来京当差之西洋人,在京居住不归本国,又不可听其往来,常通信息,实为无益之事。且天朝所管地方至为广远,凡外藩使臣到京,驿馆供给,行止出入,俱有一定体制,从无听其自便之例。今尔国若留人在京,言语不通,服饰殊制,无地可以安置。若必似来京当差之西洋人,令其一律改易服饰,天朝亦不肯强人以所难。设天朝欲差人常驻尔国,亦岂尔国所能遵行?况西洋诸国甚多,非止尔一国。若俱似尔国王恳请派人留京,岂能一一听许?是此事断难准行。岂能因尔国王一人之请,以至更张天朝百余年法度。若云尔国王为照料买卖起见,则尔国人在澳门贸易非止一日,原无不加以恩视。即如从前博尔都噶尔亚(葡萄牙),意达哩亚(意大利)等国屡次遣使来朝,亦曾以照料贸易为请。天朝鉴其悃忱,优加体恤。凡遇该国等贸易之事,无不照料周备。前次广东商人吴昭平有拖欠洋船价值银两者,俱饬令该管总督由官库内先行动支帑项代为清还,并将拖欠商人重治其罪。想此事尔国亦闻知矣。外国又何必派人留京,为此越例断不可行之请,况留人在京,距澳门贸易处所几及万里,伊亦何能照料耶?若云仰慕天朝,欲其观习教化,则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与尔国各不相同。尔国所留之人即能习学,尔国自有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即学会亦属无用。天朝富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下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是尔国王所请派人留京一事,于天朝体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特此详晰开示,遣令该使等安程回国。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义尔有邦,共享太平之福。除正副使臣以下各官及通事兵役人等正贯加赏各物件另单赏给外,兹因尔国使臣归国,特颁敕谕,并赐赍尔国王文绮珍物,具如常仪。加赐彩缎罗绮,文玩器具诸珍,另有清单,王其祗受,悉朕眷怀。特此敕谕。”

  和珅领会了乾隆的意思,对英使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客气,第二天,和珅召见了马戛尔尼。向其宣读了乾隆皇帝的圣旨:

  “原船当在宁海停待调治患病之人。并查出从前该国夷人曾在浙江贸易,现已密行骁谕铺户严行禁止。该贡使等经赴浙江乘坐原船回国,较为简便,较之赴粤可省过半路程。松筠务须会同长麟,妥协办理,勿任借词稍有逗留。夷人等欲在宁波置买货物一节,惟当禀遵约束,按例置买茶叶丝斤。长麟查出从前乾隆二十一年该国夷商曾至宁波贸易拖欠铺户银1.5万余两未偿,已密谕铺户等以前事为鉴,毋庸与之交易,借可杜勾引之弊。此事向未闻之,长麟所查甚为周细。若该贡使等向松筠恳请置买物件,当谕以尔等夷船现在宁波停泊,已准就近酌买茶叶丝斤,其沿途经过地方不得再行买物,致违天朝体制。浙江人郭姓从前曾经勾结夷商,今已病故,伊子郭极观已经严行管住。著即派要员伴送由别路进京备询,不必全带刑具。”

  马戛尔尼还在做垂死挣扎,再次草拟曾向和珅宣布过的照会。全文如下:

  “大不列颠国王请求中国皇帝陛下积极考虑他的特使提出的要求。国王指示特使恳请皇帝陛下恩准:第一、英国商人在舟山或宁波港,以及在天津,像在广州一样经商;他们必须服从中国的法律和习俗,并安分守规矩;第二、英国商人有权按俄国人从前在中国通商之例在北京设立一所货栈,以便出售商品;第三、英国商人可以在舟山附近拥有一个小岛或一小块空地,以保存他们未能卖掉的商品;在那里他们将尽可能与中国人分开以避免任何争端或纠纷;英国人不要求设立任何像澳门那样的防御工事,也不要求派驻军队,而只是一块对他们自身及其财产安全可靠的地方;第四、同样,他们希望在广州附近获准拥有一块同样性质、用于同一目的的地方;或至少被允许在需要时可常年住在广州;另外,在广州和澳门居住期间,他们应有骑马、从事他们喜爱的体育运动和为健康进行锻炼的自由—他们将注意在得到准许后将不打扰中国人的生活;第五、对航行在广州和澳门之间或在珠江上航行的英国商人不必征收任何关税或捐税—至少不要比1782年前征收的税更高;第六、对英国商品或船只不征收任何关税或捐税,除非皇帝签署的文件有所规定,这时应给英国商人副本,让他们明确知道他们必须支付什么税项,以避免向他们征收得过多。本使节希望得到和珅阁老对此作的书面答复,以使英国国王满意。”

  和珅把乾隆回复英国的国书交给他,示意他马上率团回国,马戛尔尼无奈只好带领着庞大的使团回英国向女王复命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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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之间 :为什么完全不一样?

  提起大贪官和珅的家庭,我们的观众就会有一种直觉:他的家人里面,如果不像是传说中的纪晓岚给和珅的题字一样—“个个草包”—也就是说,都是凭借和珅的官势和权威为生的话,那也一定应该是一个个都是男盗女娼。总之,没有一个人是好东西。

  这一回,您还真的说错了。据我了解,和珅家里面的人,各个都跟和珅不一样。这不同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和珅家里面的人,没有一个像他一样的贪官—虽然我们还没有考证他到底是不是贪官,但是他的家人都不是贪官可是史学界公认的观点。不管是他的弟弟还是他的儿子,都不是贪官。

  第二,和珅家里面的人,没有一个像他一样的京官。用现在的话讲,他们都不在北京上班,都离皇帝很远很远。

  在和珅的家人当中,与他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他的弟弟和琳。

  提起和琳,常常使我们史学工作者感到很奇怪。因为,他与他的哥哥和珅完全不同。

  哥哥学文,弟弟学武;哥哥据说是个贪官,弟弟可从来都是清官;哥哥到处得罪人,弟弟到处替哥哥擦屁股。

  更为奇怪的是,两个完全不同性格的人,居然一生关系都很好。他们互相提醒、互相帮助、互相提携。

  一起长大的亲兄弟,一起读的书,一起参加的工作,为什么会在工作以后会有如此多的不同?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二人有如此的不同呢?下面我们就来解答这些问题。

  钮祜禄和琳

  根据《清史稿》上的记载,和珅有一个弟弟,而且仅有一个弟弟,没有哥哥。

  关于和珅的这个弟弟,我们在前面的第一讲里面谈到过两次。

  第一次讲和珅的这个弟弟,我们是在叙述和珅三岁时的一件事的时候。

  我们谈到在和珅三岁这一年—也就是1752年,他的家发生了一次大的变故。他的母亲在生和珅的弟弟的时候难产死了,他的弟弟活了,他的母亲却死了。

  话说到现在,有的读者就会问啦,和珅他的弟弟叫什么名字呀?叫“钮祜禄和琳”。“钮祜禄”是姓,“和琳”是名。后面的内容里,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就直呼其名为和琳。

  第二次讲和珅的这个弟弟—也就是和琳,是在叙述和珅求学前后的时候。

  那个时候,1759年,和珅九岁,他弟弟七岁那年,他们上了北京的一所最好的学校—咸安宫官学。

  有的读者又会问啦,和珅与他的弟弟和琳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可以想到,和珅与他的弟弟和琳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和珅能够很好地照顾他的弟弟,和琳也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养成了听他的这个哥哥的话的习惯了。

  他们的关系如此好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他们二人是自幼父母双亡,生活很艰难,必须同甘共苦才能出人头地;再加上和珅是兄长,毕竟比和琳大一些,因此从小就懂得照顾他的这个唯一的弟弟。

  1759年,和珅、和琳兄弟二人上学了。他们在咸安宫官学上学的时候,学到的东西是否一样呢?

  从前面的介绍中,我们知道咸安宫官学实际上是一所国家高级干部培训学校,是一所官员后备学院,更为准确地说,它应该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国家高级行政干部管理学院。这所学校在乾隆年间大量招收八旗官员子弟入学。在这所官学学习的学生,如果不是名门显贵之后,那一定是达官子弟。在当时,咸安宫官学的名声要比景山官学高得多多啦。

  像和珅、和琳兄弟二人这样的“穷学生”在这样的学校里面应该是很少的。他们能够上得起这所学校,也是受益于他们的父亲福建副都统常保。常保在把这两个孩子送到这里上学后不久就死于福建副都统任上了。

  在第二章中我们曾经介绍过,和珅与他的弟弟在这所学校里面经常受气;我们还曾经介绍说,和珅在这所学校里学到了很多别人所不具备的知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和珅掌握了四种语言:满语、蒙古语、藏语和汉语。那么,和琳在这所学校里,学到了哪些知识呢?与他的哥哥学到的是否一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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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异同点

  您还别说,和珅、和琳兄弟二人还真是个很有心计的人。在和珅的安排下,他们哥儿俩在学校里,还真是有分工、有合作呢。他们兄弟二人学到的东西还真的是有同有异呢。

  相同的是,在学校里,他们兄弟二人从来不像那些纨绔子弟一样游手好闲、恃强凌弱。他们兄弟二人从来不与这些公子哥儿们同流合污,随波逐流。他们兄弟二人总是互相帮助,共同刻苦学习各种文化礼仪知识。因为,他们知道,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互相帮助、刻苦学习现在是唯一的机会了—如果这条道路走不通,那就没有什么道路能走得通了。

  不同的是,经过和珅的分析,两个人在学习的过程中,还是应该各有分工,各有侧重的。

  因为年纪还不太大的和珅最起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兄弟两个人要想在当时的社会上出人头地,应该做到文武双全,才能互相帮助、互相提携;而要想做到文武双全,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兄弟二人就必须有分工、有协作。就要有人学文、有人习武。

  那么,谁来学文、谁来习武呢?和珅懂得下面的道理:严格说来,学文、习武各有利弊。学文的益处是可以增强自己的修养;弊端是很难做到迅速地出人头地,正像古人所说的那样,“百无一用是书生”嘛。习武的益处是只要认真努力,就可以迅速地出人头地;弊端是随时有生命危险。

  和珅经过反复权衡,还是做出了如下决定:和珅自己侧重于学习各种语言文字和乾隆的诗文笔体,也就是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文科类尤其是为官之道的内容;和琳则侧重于学习各种战争的战略战术,也就是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理科类的尤其是军事院校学习的内容。当然,我这里说的是侧重于,不是仅仅学习这些。

  有的读者听到这里就会产生新的问题了:和珅为什么要做出如此安排呢?是不是因为和珅贪生怕死就不顾及自己的亲弟弟的死活呢?

  话可不能这么说。和珅之所以要做出如此安排,是有着他深思熟虑的考虑的。

  他觉得一是自己已经长大成人,又相貌堂堂,非常招人喜爱,很适合凭借自己的相貌优势与人打交道,因此适合学习文科;而自己的弟弟不但相貌差一些,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社会安定,天下太平,因此和珅觉得应该没有什么战事发生,习武应该没有什么危险存在。

  因此,我们可以说,和珅的安排还是充分考虑了当时的家里家外的诸种可能性才做出了如此的安排的—虽然这种考虑事后证明还是有很大问题的。

  正是因为兄弟二人的刻苦好学,所以他们也很招人嫉恨。

  开始的时候,这些公子哥儿们还敢欺负他们家贫,经常捉弄他们两个人;可是后来毕竟因为和珅、和琳兄弟二人也真是做到了所谓的“文武双全”,还是有些真本事的,因此这些公子哥儿们也真是奈何不得他们,所以就只能做些给他们起起外号之类的事情。

  这些公子哥儿们给和珅、和琳兄弟二人起了什么外号呢?“书蠹”呗!“书蠹”就是“书虫”的意思。

  “擎天兼捧日,兄弟各平分”

  虽然,当时在咸安宫官学里面学习的一些公子哥儿们不太喜欢他们兄弟二人,可这里的老师们都非常地欣赏这对刻苦好学的兄弟呀。

  欣赏这对刻苦好学的兄弟二人的人物里面,有我们所熟知的人么?有啊,前面第三章里我们不是说了有一个曾经担任过刑部尚书兼直隶总督的人—他叫英廉—不但看中了和珅,而且还把自己唯一的亲孙女嫁给了和珅么?

  除英廉之外,还有别的什么人看中了和珅、和琳兄弟二人么?尤其是有什么人看中过和琳么?有啊,多了去啦。最为著名的比如当时的著名诗人袁枚。

  当时著名诗人袁枚也为两兄弟所感,赋诗颂扬他们:

  “擎天兼捧日,兄弟各平分。”

  这首诗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主要的认识有以下两点:

  第一,我们可以看到,袁枚对于和珅、和琳兄弟二人的评价还是很高的。

  说他们中的一个能擎天(肯定是和琳啦),另一个要捧日(肯定是和珅啦),平分秋色,都是国家所倚重的股肱之臣嘛。

  有的读者就会问啦,呦,这首诗是不是大诗人袁枚在和氏兄弟的人生达到鼎盛时期的作品呀?是不是为了拍他们的马屁而写作的呀?

  您还真的想错了,袁枚的这首诗,还真不是袁枚在和氏兄弟二人的人生达到鼎盛时期的作品,还真不是为了拍他们的马屁而写作的,而是袁枚在和珅、和琳兄弟二人尚在咸安宫官学里面学习的时候就写成的。

  根据《清史稿》的记载,袁枚出生于1716年,是乾隆四年(1739年)的进士。比和珅大35岁,比刘墉、纪晓岚还大一些,中进士也比刘墉还要早一些。更为重要的是,他只当了十余年的官就辞官归隐不干了,那个时候,和珅、和琳兄弟二人还没有出生呢!从那时直至1797年他82岁去世,这50年间一直拒绝为官。他喜好旅行,又爱交朋友,擅长诗文。以他的人格,还不至于拍和珅、和琳兄弟二人的马屁。

  有的读者又会问了,这个袁枚是在什么情况下赋诗颂扬和珅、和琳兄弟二人的呢?

  前面我们讲到了袁枚是乾隆四年的进士,只当了十余年的官就辞官归隐不干了,他又喜好旅行,又爱交朋友。根据袁枚的上述特点,我分析这首诗应该是袁枚到北京看望他在北京的老朋友的时候写就的,他的老朋友应该是在咸安宫官学任教的老师,这个老师不但应该教过而且应该很欣赏和氏兄弟二人。

  第二,我们可以看到,袁枚对于和氏兄弟二人的评价稍有不同。

  袁枚当时实际上已经看出了兄弟二人完全不同的性格,并据此预言出了兄弟二人将来不同的前途。这实际上已经替我们初步解答了一些心中的疑问—为什么亲兄弟二人的性格完全不同。也就是说,造成亲兄弟二人完全不同的人生历程的最为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在学校里面学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学文的人性格容易变得内向,他们会把更多的时间用来思考人际关系,用来算计别人;学武的人则相反,他们必须外向,更加注重与他人在武功上的真实切磋,而不会把大量时间用在算计人上。这就是造成和氏兄弟二人未来的性格如此不同的重要原因。

  另外,和珅要比和琳的年龄大一些,从个人角度而言,他也不会希望自己的弟弟像自己一样。这其实就跟我们现在社会上所有的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的百万富翁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考上名牌大学的想法是一致的。

  从袁枚诗中的话语我们可以看出,和珅、和琳兄弟二人在这所学校里面学到了很多知识,这为他们以后的飞黄腾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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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入官场的和琳

  经过在咸安宫官学的学习生涯,厚积薄发的和珅、和琳兄弟二人已经具备了为官处世所有必须具备的知识和能力了。应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机会很快就来临了,首先是和珅被吏部录用,承袭了祖先留给他们家的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袭职务,正式踏上了仕途。

  按照大清朝的规矩,祖先留给后代的世袭职务,只能一个人承袭。所以,和珅承袭了三等轻车都尉的职务后,和琳就不能再承袭这个职务了。

  但是,很快,和琳也被吏部录用,他以满洲文生员笔贴式这一职务开始了自己的官宦生涯。笔贴式,相当于今天的秘书工作。由于和琳工作认真细致,政绩卓著,所以不断升迁。

  此时的和珅已是乾隆身边的一个红人了。俗话说:“朝里有人好做官”,和琳在和珅的帮助下更显得如鱼得水了。和珅是怎么样帮助和琳的呢?

  其实,由于和珅在咸安宫官学的内容侧重于文科,又比他的弟弟大几岁,所以为人处世的经验要比他的弟弟和琳多一些。

  正因为如此,与他的弟弟和琳相比,和珅更加懂得在官场中的游戏规则。这些游戏规则现在我们通常称之为“官场厚黑学”。

  官场中的游戏规则

  在和珅看来,这些官场中的游戏规则至少应该包括如下内容:

  第一条 全力以赴伺候好当时自己能够接触到的最高领导人。

  在当时来讲就是乾隆皇帝。要掌握乾隆皇帝的喜怒哀乐和个人好恶;要利用各种时机在乾隆皇帝面前充分展示自己兄弟二人的才华;这样才能达到迅速出人头地的目的。

  上述这些游戏规则,正是和珅本人的强项,在此游戏规则指导下和珅的行动,我们在前面领略过一些,此处从略。

  和珅认为,自己迅速出人头地,现在自己的弟弟和琳还暂时帮不上什么忙。倒是自己应该帮帮和琳一把。但是,自己应该如何帮助和琳呢?和珅想到了他心目中的官场游戏规则中的第二条。

  第二条 要想迅速升迁,就要充分依靠当朝权贵、国家的股肱之臣的力量。

  和珅知道“强将手下无弱兵”的道理。和珅心想,在当时的朝廷中,最为乾隆皇帝信任的满洲大臣是当时任军机大臣的阿桂和当时任两广总督的福康安了。因此若把和琳放到当时最为有本事、最让皇帝放心的大将阿桂或福康安手下,和琳最容易成功。因此他决定,一定要与这两个人搞好关系,让和琳在他们的手下工作。

  和珅、和琳兄弟二人会成功么?很难成功!为什么呢?

  与阿桂和福康安这两个人搞好关系?在他们的手下顺利工作?这是非常困难的,简直难于上青天。为什么呢?

  原因有以下三点:

  第一是这两个大臣不但非常的正直而且很有些本事。

  他们二人长期征战在外,可以说是出将入相,样样都能,是国家的股肱之臣。这样的人,是一点也看不上那种靠钻营起家的人的—尤其是和珅这样的每天都在家里研究乾隆皇帝的诗文笔体的人。他们认为官场中的游戏规则的第一条,应该是全力以赴忠于皇帝而不是伺候好皇帝,为人臣子的就应该在战场上为国立功而不是每天都想着如何讨好皇帝。可以说,他们的想法在当时的社会里还有些赳赳武夫的味道,其实是行不通的。

  第二是这两个大臣素来看不上和珅这样的在朝廷中没有根基的人。

  各位读者,您想啊,军机大臣阿桂,比和珅大33岁,其父阿克敦是康熙四十八年的进士,康熙、雍正、乾隆的三朝元老,阿桂又是乾隆三年的举人;福康安的父亲是乾隆朝的大学士,福康安的姑姑又是乾隆的皇后,福康安则是乾隆皇帝的内侄。

  俗话说得好,“道不同,不相谋”。有这样家庭背景的人能轻易看得上和珅、和琳兄弟二人么?

  所以,依照和珅、和琳兄弟二人的身份和行事的习惯,他们只要能够做到不得罪阿桂和福康安这两个人就很了不起了。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呀。没有根基的人,你不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能够做到迅速升迁么?

  第三是在不久前,和珅又刚刚与阿桂闹了些矛盾。

  矛盾从何来呢?据《清史稿》记载,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境内发生苏四十三领导的人民起义,乾隆下令派一些将领带兵征讨;随后又命和珅为钦差大臣,偕大学士阿桂前往督师。阿桂身体不舒服,敦促和珅先行。和珅到达甘肃之后,军中的战将瞧不起他,也不听他调遣。等到阿桂到达甘肃之后,和珅向阿桂告状,说这些将领不听调遣。阿桂听后不置可否,立即升帐派兵,诸将都听从号令,不见一丝不敬,阿桂转身问和珅说:“诸将殊不见其慢,当谁诛?”意思是说,我怎么看不出来谁不听调遣呀?您说应该杀谁呀?后来乾隆皇帝得知此事后,迅速调和珅先于阿桂回到京师,严厉地谴责了和珅一番。和珅从此才知道阿桂的厉害和阿桂在乾隆皇帝心目中的位置。

  正是因为如此,和珅心想,如果把自己的弟弟和琳派到他们二人的手下去工作,就能达到一石三鸟的功效:

  第一,如果把和琳派到他们二人的手下去工作,和琳就能迅速出成绩,就能迅速升迁。您想啊,强将手下无弱兵啊。而和琳迅速干出成绩、迅速升迁的话,我们兄弟二人就可以出将入相,万无一失了。

  第二,如果把和琳派到他们二人的手下去工作,和琳还可以替我监视他们的行为,可以随时为我通风报信,让我干什么事都能提前有个准备,我也可以更快的升迁。

  第三,我们兄弟二人性格不同,处世方式不同,我们兄弟二人就如同唱戏的那样一个演红脸,一个演白脸,一唱一和,互相扶持。如果把和琳派到他们二人的手下去工作,他还可以替我解释解释,替我为为人不是?

  因此,和珅迅速地利用时机把和琳派到了大学士、军机大臣阿桂手下。问题在于,和琳能够适应在阿桂手下工作么?阿桂又会如何对付和珅的弟弟和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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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桂手下的日子

  大学士、军机大臣阿桂当官已经几十年了。况且,他的父亲又是三朝元老,几经宦海沉浮。在他父亲几十年的宦海沉浮中,给阿桂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父亲曾经有好几次因为被一些特别年轻的官员弹劾而被削职为民。因此,阿桂从他父亲的经历中,他得出了一条官场中的游戏规则,就是:

  在官场中,轻易不能得罪其他官员,尤其是像和珅、和琳这样的现在很年轻的、将来可能很有作为、很有前途的官员,千万不能因为自己的“强大”而忽视别人。

  他的这种想法,我们可以从阿桂临死前说过的话里分析出来。他说,“我年八十,可死;位将相,恩遇无比,可死;子孙皆佐部务,无所不足,可死。忍死以待者,实欲待皇上亲政,犬马之意得一上达。”您看,阿桂明明是想除掉和珅,可是直到阿桂临死的时候,连这句话他都不敢说,只能委婉地说是“实欲待皇上亲政,犬马之意得一上达”,多么可悲啊。

  对于阿桂的这一点认识,其实和珅也有同感。只不过文人的和珅对此理解得比作为武将的阿桂更加深刻、而且侧重点也有所不同而已。在和珅的心目中,这应该属于官场游戏规则中的第三条:

  第三条 轻易不要得罪其他官员,尤其是皇帝看中的、有真才实学的像阿桂、福康安这样的国家的股肱之臣。

  如果已经不小心得罪了的话,就一定要千方百计地用自己的真心去弥补回来。

  正是因为和珅与阿桂都有这样的一种基本认识—虽然认识的程度有所不同,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阿桂肯定会接受和琳在自己的手下工作。

  但是,我们知道,接受你不等于给你发展的机会。和琳在阿桂手下的工作干得会如何呢?阿桂会给和琳大力施展自己才华的机会吗?

  这就要靠和琳自己了。前面我们讲过,和琳与他的哥哥和珅的性格完全不同,思维方式、办事习惯等各个方面都不一样。正是这一点帮助和琳迅速得到了阿桂的肯定。这种在各个方面与和珅完全不一样的风格,也正是阿桂能够把和琳留下来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是因为和氏兄弟对于这个游戏规则第三条的认识程度比阿桂要深刻许多,所以在和珅的帮助下,和琳在阿桂手下的工作不但干得相当漂亮,而且在乾隆皇帝的心目中,甚至干得比阿桂还要出色一些。

  在大学士、军机大臣阿桂手下的和琳有两件事干得都很漂亮。

  第一件事,处理盛住贪污案。乾隆五十一年五月(公元1786年),受乾隆帝派遣,和琳随军机大臣阿桂赴浙江查询杭州织造盛住贪污案,盛住与福康安的父亲一样,也是乾隆皇帝的小舅子。乾隆皇帝的小舅子是很多的啊。盛住呢,他在进京朝见皇上时携带大量贵重财物,被御史窦光鼐发现,向乾隆帝参了一本。乾隆当然想包庇自己的小舅子,可又不能做得太过火。和珅深解圣意,向乾隆启奏派自己弟弟和琳与阿桂一同去处理。此事的最终结果是:阿桂办事过于认真,被乾隆皇帝责罚;和琳办事妥贴,被乾隆皇帝升迁为湖广道御史;一年多之后,盛住又被乾隆皇帝重新起用,官复原职。

  第二件事,处理李天培假公济私案。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湖北按察史李天培假公济私,借进京之机顺路用官船运送私人木料给福康安。此事本来是小事一件,但和珅、和琳兄弟二人想抓住这次机会来打击福康安,于是由和琳向乾隆皇帝弹劾李天培。乾隆正想整顿吏治,于是派大学士、军机大臣阿桂前往调查、处理此事。此事的最终结果是:李天培被流放到边疆;福康安也因纵容部下被乾隆指责,罚总督俸禄三年、罚公俸禄十年;和琳迅速地被擢升为内阁学士、兼署工部左侍郎、正蓝旗汉军副都统。

  从这两件事的处理情况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问题:前面我们说过,和珅、和琳兄弟二人的性格、思维方式、办事习惯都完全不同。但是刚刚这两件事,兄弟二人的想法为什么却又惊人的一致呢?

  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兄弟二人的性格、思维方式、办事习惯虽然完全不同,但是他们毕竟是亲兄弟,他们的最终追求是一样的—利用一切手段创造仕途飞升的奇迹,在不同的舞台上彻底超过其他所有的人;他们知道,兄弟二人必须齐心协力、互相配合、互相补台,才能最终成功。

  通过和珅的巧妙安排,和琳在这两桩案子中显示出卓越的处事才能,使乾隆看到和家人才辈出。于是,和琳也像兄长和珅那样创造了仕途飞升的奇迹。

  此时的和珅、和琳兄弟二人应该说,已经完全应验了袁枚对于他们的评价了。他们一个擎天(肯定是和琳啦),另一个捧日(肯定是和珅啦),平分秋色,都是国家所倚重的股肱之臣嘛。二人都各自真正达到了他们人生的鼎盛时期了。

  到了人生鼎盛时期的和珅、和琳兄弟二人的思想、二人的关系又有了什么新的变化呢?两个人的关系是王八找绿豆—对上眼了的沆瀣一气呢?还是道不同不相谋、分道扬镳呢?还是像小说《三国演义》中说的那样,“话说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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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付福康安的办法

  就在这个时候,就在和珅、和琳兄弟二人的人生都真正达到了他们人生鼎盛时期的时候,和珅又决定利用一切可以接近福康安的机会把和琳派到大将军福康安手下。这又是为什么呢?

  根据咱们前面的叙述,我们可以知道,福康安与大学士阿桂一样,本身是非常看不起和珅的;而在湖北按察史李天培假公济私案件中和珅、和琳兄弟二人又得罪了福康安。应该说,福康安是和珅、和琳兄弟二人的死对头了,双方只要一见面就应该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了。

  我们可以看到,和珅这一次得罪福康安,与上一次得罪阿桂不同:上次得罪阿桂,是无意而为之;这次得罪福康安,是经过精心准备、刻意安排的。

  可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和珅居然决定把和琳派到大将军福康安手下,这不是自找死路又是什么呢?和珅,应该全力以赴地对付福康安才对啊。

  其实,我们只要仔细想一想,就会明白和珅的用意了。

  我们在讲到和珅被杀的时候,曾经提到过一个人物,他叫福长安。说福长安是和珅的重要党羽。这个和珅的重要党羽福长安是个什么人呢?他呀,他居然是和珅的两个最为重要的死对头之一的福康安的亲弟弟。

  福康安兄弟共四人(福灵安、福隆安、福康安、福长安),福康安行三,出生年月不详,应该比和珅大一些;福长安行四,应该与和珅差不多大小。按照咱们普通百姓的说法,他们应该管乾隆皇帝叫姑父,亲的啊,他们的亲姑是乾隆的皇后。

  您明白了吧?和珅可真是个人物。他知道福康安完全看不起自己;而自己带兵打仗的功夫又确实永远超不过福康安;更为重要的是,福康安兄弟又是皇上的内侄,而自己在朝中却没有任何根基。在湖北按察史李天培假公济私案件自己兄弟二人又得罪了福康安。而自己在朝廷中还远没有做到树大根深、枝繁叶茂之前,过早地树敌似乎也不太好。

  但是,自己已经得罪了福康安,就违背了官场中的游戏规则的第二条。局面就已经很危险了。毕竟,福康安家族的势力要远远强于自己。福康安家族对付自己兄弟二人,还是富富有余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挽回危险的局面呢?在和珅的心目中,挽回这种局面的办法就是官场游戏规则中的第四条,应该做如下表述:

  第四条 除了一定要千方百计地用自己的真心去弥补之外,还要极力拉拢对方最为重要的亲属站到自己的一方来,从而达到双方在新的情况下势均力敌的局面,以避免对方下手伤害自己。

  所以,为了对付福康安,挽回危险的局面,和珅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方面,拉福长安下水。问题在于,福长安那么容易被和珅拉下水么?还真的很容易。为什么呢?因为福长安与和珅二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第一,二人都善于拍马逢迎—这与福康安明显不同;第二,二人都是从皇帝的侍卫这个职务起家,福长安与和珅有很多共同的语言。当然,二人也有很多完全不同的地方:福长安是皇帝的内侄,而和珅出身卑贱,完全没有根基,因此,福长安一开始也并不想与和珅沆瀣一气;但在与和珅共事后发现自己事事皆落在和珅背后,与和珅争宠不过之后,福长安马上就转投和珅集团,和珅也是看到了福长安的成长经历与自己相似,而且又出身高贵,有皇帝作为靠山,便也极力拉拢、培植他。

  第二方面,派和琳到福康安手下弥补。从福长安的经历,我们可以分析出福康安的想法。和珅派和琳到福康安手下,福康安肯定会一口答应无疑。为什么呢?

  您想啊,毕竟这个满清朝第二大贪官福长安是自己的亲弟弟啊。虽然自己完全看不上大贪官和珅,但是自己又因为满清朝第二大贪官福长安是自己的亲弟弟而不能贸然弹劾和珅;既然不能贸然弹劾和珅,还不如把和珅的亲弟弟掌握在自己手中呢?这样还可以互相制约一些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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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康安手下的日子

  基于与阿桂类似的想法,福康安接受了和琳在他的手下工作。而和琳呢?有了前面在大学士、军机大臣阿桂手下工作的经验,在福康安手下工作的和琳也有两件事干得很漂亮。

  第一件事,平定廓尔喀对西藏的侵略。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廓尔喀贸然兴兵侵略西藏。廓尔喀,就是今天的尼泊尔。经过和珅的周旋,和琳被派往西藏,与大将军福康安共事。结果,和琳与大将军福康安配合得非常默契,不但更得到乾隆皇帝的信赖,不断步步高升不说—转眼之间就当上了工部尚书—而且还深得福康安的信任。

  和琳为什么能够得到福康安的信任呢?

  原因之一是和琳独立的处事方式。和琳是一个性情中人,在与福康安的共事中,他不但能不断化解福康安心中的怨恨,让福康安认为“有其兄未必有其弟”;而且两人在长期的征战中,不仅配合非常默契,而且甚至默契到彼此称兄道弟的地步。

  原因之二是福康安也对和珅、和琳兄弟二人有所顾忌。还是前面那句话,毕竟这个满清朝第二大贪官福长安是自己的亲弟弟啊。

  第二件事,镇压贵州、湖南苗民起义。

  乾隆六十年(1795年),贵州、湖南爆发了历史上有名的苗民起义,此时的和琳正从西藏凯旋而归,在路过邛州时,得知义军已经攻打到秀山,和琳不顾风尘仆仆,马上投入战场,击败义军。又与福康安通力合作,连下义军七十余寨;不仅如此,和琳还身先士卒,率军生擒义军领袖吴半生。乾隆又因此加封和琳太子太保衔。

  将星陨落

  就在这时,嘉庆元年(1796年),主帅大将军福康安积劳成疾,在军中病逝。和珅与弟弟心意相通,向太上皇乾隆启奏,允和琳暂代军务。乾隆当即下令和琳督办军务。而和琳也是愈战愈勇,迅速生俘义军领袖石三保。

  此时的和氏兄弟一边把握朝政,一边控制军权,一将一相,一文一武,真是威风了得呀。

  可惜好景不长,没成想,仅仅过了三个月后,和珅、和琳兄弟二人的黄粱美梦就变成了泡影。为什么呢?因为和琳在当年围攻平陇的战役中,由于受瘴气而染病身亡,当时年仅44岁。

  和珅听闻此事,伤心万分,做了《悼亡诗》十五首来悼念胞弟。和珅在诗序中写道,“言不成声,泪随笔落,聊以当歌。”我们这里引用其中的两首:

  其一:

  “看汝成人瞻汝贫,子婚女嫁任劳顿。

  如何又为营丧葬,谁是将来送我人。”

  其二:

  “同胞较我三年少,幼共诗书长共居。

  宦海分飞五载别,至今音问藉鸣鱼。”

  乾隆皇帝得知和琳染病身亡,命将和琳晋赠一等公爵,准许后代世袭;并且准许和琳家建专祠祭奠;谥忠壮,赐祭葬,命将其牌位放在太庙由国家按时祭祀。

  和琳的一生结束了。在为人处世方面,与和珅相比,和琳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么?

  第一,相对而言,和琳是武将,作为武将的和琳,脾气更加耿直一些—在这方面,连乾隆皇帝都是认可的;而和珅是文臣,作为文臣的和珅,更加巧舌如簧一些,精于算计—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害人终害己,反误了卿卿性命。

  第二,和琳比较正直而不贪婪,可以说是基本做到了“武将不爱钱”;而和珅据说不但很卑鄙,而且很贪婪,可以说是虽然完全没有做到“文臣不爱权”,但是成为当时的“天下第一贪”,和珅是富富有余了。

  除此而外,和珅的卑鄙、巧舌如簧且精于算计有助于为和琳的迅速升迁扫清道路上的障碍—和珅可以迅速的除掉和琳身边的异己者;和琳的耿直、正直而不贪婪有助于延长和珅的性命—有了和琳,和珅少了很多的真正对头,毕竟连福康安这样的人都认为“有其兄未必有其弟”嘛,都自始至终没有弹劾和珅嘛。

  和琳有一个儿子,叫丰绅宜锦。和琳死后,其子丰绅宜锦世袭一等公爵的职位。但是在1799年和珅被嘉庆皇帝处死之后,丰绅宜锦也受到了一些影响:嘉庆皇帝命将和琳的牌位撤出太庙;毁掉和琳家专为和琳建立的祠堂;剥夺和琳的儿子丰绅宜锦的公爵职位,仍旧改为世袭三等轻车都尉之职。

  和琳还有一个女儿,早在和琳死前就嫁给了乾隆的孙子绵庆。当时和琳征战在外,婚事是和珅帮着办的。和珅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自己的家人祖祖辈辈都多多的与皇室联姻,以此来确保自己开创的“钮祜禄”家族的基业百年牢固。

  他就是忘记了两句话:“一朝天子一朝臣”;“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1799年,和珅被嘉庆皇帝处死,他们也受到了一些影响,长期抑郁不得志。

  看来,和珅的兄弟和琳一家人,除了和琳本人先于和珅病逝而没有受到和珅被诛案的冲击之外,其他的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真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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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 :什么样的人才够资格?

  我们有的读者经常看一些各种戏说的影视剧作品。在关于和珅的影视剧作品中,王刚主演的和珅,虽然滑稽,但是给我们留下的最为深刻的印象是和珅是一个大贪官;可是,在《乾隆王朝》中,由陈锐主演的和珅却是一个悲剧形象,他铁面无私、一心为国、为民、为皇帝着想,完全是一个清官形象。两个不同的人主演的剧作中的和珅完全不同,哪一个才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呢?

  王刚主演的影视剧作品很明显走的是戏说的路子。从他主演的影视剧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乾隆朝,真正的敢于与和珅斗智斗勇的正直大臣实在是太少了,好像只有刘墉、纪晓岚、王杰、董诰、海升等极少数的人,还有很多年前的一部电视剧中《木鱼石的传说》中的主人公王尔琢也是从侧面与和珅斗智斗勇的正直大臣;而其他的绝大多数的大臣呢?他们或者是和珅的帮凶,助纣为虐;或者是骑墙派,态度模棱两可。

  我们不禁要问,这是真实的么?

  刘墉、纪晓岚、王杰、董诰、海升、王尔琢等人是否真正与和珅斗智斗勇过,我们先暂且放在一边不提。但是最起码有一点,这些影视剧作品所反映的这种现象却是真实可信的,是符合平常我们所说的正史的记载的:第一,在乾隆朝,和珅是个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大贪官;第二,在当时,真正敢于与和珅斗智斗勇的正直大臣不但真的很少,而且很难成功;第三,在当时,和珅的亲信实在是太多了,他们与和珅或助纣为虐、或沆瀣一气,很有市场。

  而《乾隆王朝》这部作品很明显走的是正说的路子。但是,在我看来,它似乎离我们所说的正史太遥远了,遥远到了我非常吃惊的地步了。当然,这部作品的编剧如此正面刻画和珅,把和珅刻画成为一个悲剧形象,刻画成为一个铁面无私、一心为国、为民、为皇帝着想的清官形象,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可言。毕竟,历史,尤其是正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嘉庆皇帝讨厌和珅,这是历史事实,而和珅最终被嘉庆皇帝赐死,这也明确无误的记载在正史当中。因此,正史中的和珅有被栽赃陷害的可能,这个推理也是很符合逻辑的。

  这部作品也有它很真实的一面:第一,这部作品中的两个皇帝的形象(乾隆皇帝和嘉庆皇帝)非常真实,他们喜怒无常,思想很保守,皇权思想严重又拒绝对外开放;第二,和珅很有些本事,很会为皇帝着想,后来也很会为自己着想;第三,乾隆皇帝宠信和珅,而嘉庆皇帝讨厌和珅。但是,《乾隆王朝》这部作品对于历史事实的刻画,不真实的一面简直是太多了;而且,有些很明显、连《乾隆王朝》也不得不承认的、不利于和珅的历史事实,《乾隆王朝》也要为和珅进行辩护,但是这些辩护是那么的苍白无力。关于这些内容,我们后面再做简要说明。

  两部戏也有共同点:就是从和珅的角度讲,与他同朝为官的大臣主要有三类:一、和珅的朋友;二、和珅的对手;三、旁观者。

  对于这三类人,和珅都是如何对待的呢?尤其是他是如何选择朋友的呢?选择朋友的标准又是什么呢?他的对手又都是些什么人?什么人才能够成为旁观者?

  从本章开始,我们就将探讨一下和珅是如何处理与他同朝为官的大臣的关系的,也就是和珅的用人之道。

  从前面的叙述中,我们得知,和珅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这就是真实的历史。

  和珅的朋友,除了他的家人和琳、他的家奴刘全之外,还有汪如龙、吴省钦、吴省兰、苏凌阿、福长安、国泰、伊江阿等等很多很多的人。

  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和珅选择朋友的标准是什么呢?

  和珅选择朋友,不但有标准,而且他的标准还很严格。

  凡是他选中的朋友,一般都符合下面四个基本条件。

  第一个基本条件:与自己的经历背景基本相似的人。 

  我们为人处世,都知道,经历背景基本相似的人,共同语言似乎更多一些,他们更容易成为知心的朋友。

  从前面的叙述中,我们知道,和珅的经历背景有两点应该引起我们特别的关注。

  一是和珅的童年时代很不幸。

  和珅三岁丧母,九岁丧父。从小和珅兄弟二人只能寄人篱下,每天看继母的白眼生活,可谓童年家门不幸。

  当然,这也养成了和珅拥有独立的人格。孟子曾经说过,“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们往往是这样: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患使人痛苦,也催人奋进。自立、自信、自强、谨慎、工于心计,这是和珅一生事业的起点,也是和珅最终能够得到乾隆皇帝喜欢的重要原因。

  历史上,自幼或丧母、或丧父、或父母双亡而能成就大事业的人太多了。这些伟人,不但经历过更多挫折,而且经历了更多思考,还要时时留心,并给予自己信心以面对更多的挫折。

  远的不说,仅就清朝而言,努尔哈赤10岁丧母,皇太极12岁丧母,顺治皇帝福临6岁丧父,康熙皇帝8岁丧父、10岁丧母。上述诸人哪一个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来?所以,这样的人出了成绩,更加值得人们的尊敬。

  乾隆皇帝喜欢和珅,很大程度上是在回忆和认同大清朝艰难的创业历程。

  当然,这样的人如果走向人生的另一个方面的话,那他们对于社会的危害就会更大。很多脆弱的人承受不住生活中接二连三的打击,有的人忿恨,恨他人,恨社会,恨命运,进而报复,甚至变态,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和珅就是上述两个方面结合的典型:既很有工作能力,又贪婪成性。

  二是和珅参加科举考试没有中举。

  和珅经过了几年咸安宫官学的学习,又得到了刑部尚书兼直隶总督英廉的赏识。在结婚后不久就参加了科举考试,但是没有中举,这成为他一生的遗憾—毕竟,和珅是太有才了。

  有才能的人科举考试不能得中,这不能不说是和珅的悲剧。不管你和珅再有才能,你还是不能得到朝廷中很多通过科举考试走上官宦之路的大臣的肯定。肯定了和珅,就等于是在否定自己。这也迫使和珅在朝廷中只能是充分利用自己的心智,认真研究皇帝个人的好恶,投其所好,步步高升,从而走上了人生的邪路,最终落得个十分悲惨的下场。

  有才能的人科举考试不能得中,这也不能不说是大清朝的悲剧。历数两百九十六年的大清朝,多少有才能的人都被这可恶的八股取士制度吞噬了生命。即使没有被吞噬了生命的人中,又有多少人能生活的幸福、或是能够充分地为国家效力呢?曹雪芹、吴敬梓、蒲松龄等没有在科举考试中胜出的人的作品,哪一篇不是一字一血的充满着对于八股取士制度的谴责的呢?而通过这八股取士制度胜出的人中又有多少是有着真才实学的呢?

  有才能的人科举考试不能得中,这更不能不说是在中国已经盛行了千年的科举制度的悲剧。早在隋唐时期,曾经被人誉为“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的科举制度,本意是通过考试选拔更多的普通地主阶级中的人才来为国家效力,是一种巩固统治的好办法。但是到了明清时期,它却走上了反面,只能选拔庸才和顺民,不能真正选拔人才为统治者所用。1905年,这被伏尔泰等西方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甚是称赞的制度最终被历史舞台淘汰了。

  和珅选择朋友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幼年遭遇不幸科考又未成功的人尤其是科场失意的读书人。这些人更容易成为他的密友。

  我们前面曾经提到过的汪如龙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一般而言,我们会认为汪如龙这个盐商只是个商人,其实不然。汪如龙本系世代书香,祖父于康熙时放过道台,父亲于乾隆初年也当过知县,后来辞官归隐,追随名闻天下的郑板桥学习书画。汪如龙亦琴棋书画样样皆通,可惜汪如龙多次参加科举考试皆名落孙山,而家中余钱无多,乃弃文从商,逐渐成为江南大贾。但是,你汪如龙再有钱,也是社会的底层。封建社会里,“仕、农、工、商”四个阶层,你商人再有钱,也是社会的最底层,也永远不会让人看得起。所以,作为汪如龙来讲,他还是要想方设法改变自己的商人身份。这时,他想到了和珅。

  和珅随乾隆南巡时,受尽汪如龙尊崇,而且,汪如龙很会讨皇上欢心,和珅有意拉拢他,道:“你我俱为读书人,又同科场失意,同是天涯沦落人,一起共创大业吧!”汪如龙也知道自己如能入得和珅门下,不但荣华富贵,权力美色皆入己囊中,于是道:“学生有先生为师,真乃如沐春风,岂敢不肝脑涂地以报先生?以后祈望先生多加照顾,多加栽培。”和珅满口应诺。就这样,汪如龙拜在了和珅门下。

  除汪如龙外,严格说来,吴省钦、吴省兰兄弟二人也是符合这第一项基本原则的。

  吴省钦、吴省兰原来曾经做过咸安宫官学的老师。虽然他们满腹经纶,但就是久考不中。他们的学生和珅一举成名后,他们兄弟二人就想通过走和珅这条捷径,达到科考蒙混过关的目的。而此时的和珅兄弟二人正在培植党羽,也急需吴省钦、吴省兰这样满腹经纶的人为自己出谋划策。所以,双方一拍即合。

  吴省钦、吴省兰听说这一年顺天府乡试的主考官是和珅后,就参加了顺天府的乡试。两个人首先双双登门去拜见和珅。一见面就双膝跪倒,称和珅为老师,自称门生。和珅身为乡试的主考官,而吴省钦、吴省兰兄弟参加乡试,考试的人称主考官为老师是自古以来的传统,和珅当之无愧。就这样吴省钦、吴省兰兄弟摇身一变,由和珅的先生变做了和珅的门生。既然是门生,乡试中自然要多多照应,和珅就把他猜到的试题告诉了他们。

  顺天府乡试的考题是由皇帝亲自拟定的,在《四书》范围内出,一般是由内阁向皇帝呈上一部《四书》。由皇上据《四书》中的句子命题。然后,再加以密封,交给内阁。和珅是怎样猜到试题的呢?

  野史上说,原来,乾隆把题目拟好之后,交给身边的太监,由太监捧着密封的题目交给内阁。和珅早就等在路上,拦住他,问他皇上命题时的情况,太监说皇上翻阅《论语》第一本,等到快翻完的时候,才面露微笑,奋笔直书。和珅由此推断,考试的题目一定在《论语》“气醯”一章中。

  醯,是我国古代对于醋的别称。我们今天称呼山西人为“老醯”的醯字实际上就是这个字。《论语公冶长》篇里面记载,“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气醯焉,气诸其邻而之。’”微生高是孔子的学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孔子说:“谁说微生高这个人爽直?有人向他要点醋,他家没有,不直说没有,却到邻居那里讨来一点给别人。”

  “气醯”中嵌着“乙酉”两个字,而乡试之年恰好是乙酉年,凭他对乾隆的了解,皇上一定是以此为题目。

  和珅当下就让吴氏兄弟多多留心《论语》“气醯”章,自然不会有错,吴省钦、吴省兰大喜过望。乡试过后,题目果然不出和珅所料,他们二人都考中了举人。自此,他们二人就成为和珅的死党,官运亨通,直到和珅倒台之后,他们才被罢免。

  通过此种方法,和珅还拉下不少人马聚集门下。《清史稿》上记载,在和珅被抄家的时候,家里门客、奴仆有上千余人,宛然有战国孟尝之风。

  第二个基本条件:官员中的无能之辈。

  这里就有三个问题:第一、在当时的官员中,无能之辈多还是有能之辈多?第二、官员中的无能之辈为什么会找到和珅?第三、和珅为什么会收容这些官员中的无能之辈作为朋友?

  首先我们回答第一个问题:在当时的官员中,无能之辈多还是有能之辈多?

  当然是无能之辈多啦。我们不否认在当时的情况下,通过八股取士制度选拔出来的官员也有一些人才,诸如刘墉、纪晓岚、王杰、董诰、阿桂等人。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通过八股取士制度选拔出来的官员绝大多数都是些诸如兵部、户部和工部侍郎的苏凌阿等无能之辈。

  现在我们来回答第二个问题:官员中的无能之辈为什么会找到和珅?

  其实原因很简单,官员虽然无能,但是这并不代表他没有理想,没有欲望,他也想往上爬不是?可是自己又没有往上爬的资本,怎么办呢?只能是靠自己溜须拍马向上升迁。要溜须拍马,就要找到合适的对象。

  这个人必须符合下述条件:

  第一、只认钱不认人的人。不管我是谁,只要我给你好处,你就会给我办事,给我提供升迁的机会,所以这第一个条件就是这个人必须是只认钱不认人的人;

  第二、这个人还必须是皇帝面前的大红人。否则的话,我给了你好处,你也想给我办事,也想给我提供升迁的机会,可你没有这个能力,也是白搭不是?所以这第二个条件就是这个人还必须是皇帝面前的大红人。而符合上述两个条件的人呢?诺大的乾隆朝只有和珅一人而已!

  现在我们回答这第三个问题:和珅为什么会收容这些官员中的无能之辈作为朋友?

  其实原因也很简单,正是因为这些官员无能,又有往上爬的欲望,所以,只要你给他提供升迁的机会,他就会心甘情愿地听你和珅的话,就会心甘情愿地替你和珅办事。这些官员虽然无能,可只要你告诉他,某件事具体怎么办,他还是会办的。

  与此对应的是,那些很有能力的官员,正是因为他有能力,他可以不依靠你和珅就能升迁,他只要凭借自己的真实本领就能升迁,那他凭什么要心甘情愿地听你和珅的话?他又凭什么要心甘情愿地替你和珅办事?

  官员中的无能之辈而被和珅收容为朋友的代表性人物就是苏凌阿。

  苏凌阿这个人其实也比和珅大很多岁。苏凌阿是满洲正白旗人,乾隆六年时的举人。但是因为他这个人太没有本事,所以在官场上一直是久不得志。直到和珅崛起后,苏凌阿才看到了自己升迁的机会,于是苏凌阿不断地巴结和珅。和珅呢,也是看到了苏凌阿这个人肯听自己的话,所以也不断地在乾隆皇帝面前说苏凌阿的好话,后来苏凌阿就当上了兵部、户部和工部三个部的侍郎(侍郎,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国务院某部的副部长)。

  此时的苏凌阿虽然身为三个部的侍郎,手握大权,却并不称心,因为在朝中为官远不像做个地方上的总督巡抚那样容易榨取钱财。便又向和珅送了一份重礼求和珅为他觅个总督的职位坐。

  和珅也果然没有令他失望,奏明了乾隆皇帝,说苏凌阿为官如何清廉,办事如何精明干练,足以担当一方大任。果然,不久以后,乾隆就委任年迈无能的苏凌阿为两江总督。苏凌阿心满意足地到了任上,当地的提督、学政、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一齐前来拜见这位新任的总督,苏凌阿厚颜无耻,对每位前来拜见他的属员,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上厚恩,命余觅棺材木来了”,当面向属下索要钱财。

  后来,在嘉庆二年(1797年),苏凌阿在和珅的保举之下,居然又升为大学士,兼署刑部尚书(相当于公检法三个部的正部长)。直到和珅被诛后,他才被迫退休守陵去了。

  《乾隆王朝》这部电视连续剧也印证了这一点,和珅看中的尽是些投机取巧、慷国家之慨、大赚昧心钱之人如王亶望、普道昭等。

  第三个基本条件:曾经因为各种罪错但被自己抓住的人。

  大清朝的官场之中,其实是很黑暗的,不但裙带关系非常严重,而且贪污腐败非常盛行。

  裙带关系严重、贪污腐败盛行,是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不能避免的现象。

  就说这个裙带关系吧。毕竟,从夏朝开始的中国历史,直到清朝灭亡,都是家天下,都是一个家族的天下,皇帝都或是父死子继、或是兄终弟及,没有什么让贤之说;而他们手下的大臣,也一个个都是利用自己的权力,为自己的后代能够世代为官打下基础。尽管是盛世王朝也是如此。而我们所说的科举制度,只不过是一种官员选拔制度的补充而已。

  再说这个贪污腐败。既然是家天下,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法律的缺失:这个社会就一定是一个“人治”社会而不是一个“法治”社会;“人情”高于“法律”的现象就一定会普及,“法律”在“人情”面前就一定会黯然失色。所谓的“法律”,就很难制止贪污腐败。尽管康熙、雍正、乾隆等人都是所谓的我们常说的有道明君,尽管康熙、雍正、乾隆等人都曾经为此做出过不懈努力,尽管他们也都想让大清朝延续长久,但是他们一样不能制止住官场中的黑暗,一样不能有效地阻止大清朝的衰落和灭亡。

  只要是家天下,这个朝代就不能解决裙带关系严重、贪污腐败盛行的问题,这个朝代的灭亡就只能是时间问题。

  和珅的众多党羽之中,就有很多都是本身就有贪污腐败污点的人。

  这里就有三个问题:第一、曾经因为各种罪错但被和珅抓住的人,是否还有可能被和珅救出苦海?第二、曾经因为各种罪错但被和珅抓住的人还有利用价值吗?第三、和珅如何收容这些曾经因为各种罪错但被和珅抓住的人作为朋友?

  现在我们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和珅收容很多本身就有贪污腐败污点的人作为朋友和心腹?这可能吗?这也太胆大包天了?!

  诸位有所不知,要说起来呢,这些有贪污腐败污点的人按照《大清律》来说呢,是该受到严厉处置的,即使身为一人之上、万万人之下的和珅按《大清律》的要求来说,不但不应该收容他们为朋友和心腹,即使是简单的收容,也应该是犯了窝赃罪,也应该是会受到严厉惩罚的。

  但是,诸位,别忘记了,这是大清朝的天下,是人治的时代而不是法治的时代。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封建朝代,都是人治大于法治—不管它是秦汉、唐宋还是元明清,都是如此。在这样的朝代,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皇帝一人说了算,根本从来就不存在什么“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问题。“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只能是封建社会的人们的一种善良美好的愿望而已。

  我们看看任何一部正史,里面都有大量的官员犯罪、而皇帝任意改变刑期的现象出现。远的不说,就说与和珅同朝为官的纪晓岚来说,也曾经因罪被发配新疆充军,但是后来乾隆皇帝因为找不到陪他应和的诗人而又急急忙忙把他接回了北京而恕他无罪。不过,关于纪晓岚发配新疆乌鲁木齐戍边一事,《乾隆王朝》虽然也写到了这一点,但是写的却完全不是历史事实。

  在《乾隆王朝》中,纪晓岚发配新疆的原因似乎是纪晓岚为了避开乾隆皇帝的两个儿子接班之争,所以他被发配新疆乌鲁木齐的时间按照推算应该是在乾隆皇帝准备确立接班人前后,也就是应该是在1794年左右。但是,真实的历史事实却是纪晓岚因为自己的亲家前两淮盐运使卢见曾贪赃枉法而受到牵连于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被发配新疆的,这一年和珅18岁。到了1770年(乾隆三十五年)就又回到了京师,这一年和珅20岁。而这个时候的和珅还远远没有登上大清朝的政治舞台呢!

  而与和珅、纪晓岚同朝为官的刘墉犯罪后,乾隆皇帝只是看在刘墉的父亲刘统勋的面子上给予降职处理而已,而且居然还在刘墉降职离京外任之前亲自写诗相赠。这是多么大的面子呀,这哪里是在处罚犯罪分子呀,简直就是在鼓励犯罪嘛。

  也正是因为如此,和珅才敢公然藐视法律于不顾,收容那些本身就有贪污腐败污点的人作为自己的朋友和心腹。因为他知道,这些人随时还会被乾隆皇帝赦免的,与其让这些人因被乾隆皇帝赦免而感谢皇帝,还不如在自己直接查处的时候就替这些犯罪分子遮掩一些而让他们终生感谢自己。

  现在我们来回答第二个问题:曾经因为各种罪错但被和珅抓住的人还有利用价值吗?

  当然有利用价值啦。而且价值还不小呢。这种价值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最起码少了一个对手,多了一个朋友;

  第二、还有可能少了不止一个对手,多了不止一个朋友;

  第三、使得自己的消息更加灵通。

  比如,我们在上一章中说到的在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因为贪污而被大学士阿桂与和珅的弟弟和琳查处的杭州织造盛住就很有利用价值嘛。毕竟,他是皇帝的小舅子呀。最起码,他的消息是灵通的呀。而且,后来的事实证明,乾隆皇帝在一年多以后又重新起用盛住担任杭州织造了呀。想一想,可亏在如何处理盛住的问题上和珅的弟弟和琳高抬贵手,盛住与和珅、和琳兄弟二人成为了朋友;否则的话,和珅、和琳兄弟二人岂不是多了一个十分厉害的对手么?

  现在我们来回答第三个问题:和珅如何收容这些曾经因为各种罪错但被和珅抓住的人作为朋友?

  其实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枪口抬高一寸,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呗。

  比如,《铁齿铜牙纪晓岚》里面提到的王亶望等人就是其中最为有名的例子。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乾隆三十九年,陕甘总督勒尔谨向乾隆奏报:“陕甘两省,年年不寸,大旱异于地方,又加上土地瘠薄,百姓贫困窘迫,若年年依靠国家,累及国库,臣等内疚,不如在甘陕实施捐监,全民交纳米麦,以此换得国子监生,得利应试之官。”也就是说,为了当地百姓能够活命,又不需从国库中调拨银两,只好命令那些想取得监生资格的读书人交纳粮食,以此来换取监生身份,实际上就是把监生的身份明码标价向外拍卖了,乾隆明知这一办法不是长久之计,可是情形紧急,也就只好如此了,遂命浙江布政使王亶望远赴陕甘主持此事。结果,此后连续三年,陕甘奏报,连年旱灾,共有十五万人因捐粮监生,从帐面上看,所捐的粮食已经超过了六百多万石,实际上旱灾是假,各级官员全都以旱灾的名义将捐粮侵吞,中饱私囊,就连乾隆特派去主持此事的御史王亶望也贪污巨大,他在给乾隆的奏报中还遮掩事实,虚假汇报:“连年监粮太多,致使仓库充盈,装纳不下,拟另建新库二十座,特奏请皇上拨银。”乾隆拨给他十六万两银子,用于建造新库,没有粮食,建什么新库,这十六万两银子当即被各个贪官污吏瓜分干净了。

  皇帝不知道陕甘实情如何,就命和珅来到陕甘视察。和珅下车伊始,勒尔谨、王亶望等率几百名官吏豪绅迎接,和珅一见当地官员的表情,就对陕甘捐监的事猜到了十之八九,很快就将勒尔谨、王亶望等人收入帐下。

  当然,勒尔谨、王亶望等人最终事发而被诛杀,是在乾隆四十六年,也就是1781年的事了。关于王亶望等人最终事发而被诛杀,《乾隆王朝》与《铁齿铜牙纪晓岚》两部电视连续剧有着截然相反的说法。

  在《乾隆王朝》中,关于王亶望等人的描写是这样的:先是和珅发现王亶望是个人才,于是向乾隆皇帝推荐了王亶望,王亶望被提拔;后来和珅发现王亶望贪赃枉法,于是又主动向皇帝揭发检举,王亶望被杀。

  在《铁齿铜牙纪晓岚》中,首先向皇帝揭发检举王亶望的人又成了纪晓岚了。

  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呢?哪一个都不真实,都是假的。

  最早揭发检举王亶望的人是大学士阿桂和陕甘总督李侍尧,最早审理此案的是刑部侍郎杨魁如和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最终审判王亶望的人是在热河行在的所有大臣。

  因此,在王亶望这个案件中,既与和珅没有什么关系,也与纪晓岚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的话已经与和珅的用人之道离题太远了。话说回来,每当各地出了重大纰漏,不待乾隆指派和珅也会主动请缨,远赴云南调查李侍尧的案件;出巡西部为乾隆建选行宫。每一次都让他志得意满,决不会空手而归;多次的出巡,也让各地方官都亲自领教了他的权倾朝野,贪婪无度,更多的人开始依附于他,成为他的忠实爪牙。

  第四个基本条件:重要官员的家人。

  这里就有三个问题:第一、什么人才是重要官员?第二、重要官员的家人为什么会投靠和珅?第三、和珅为什么会任用这些重要官员的家人作为朋友?第四、和珅任用这些重要官员的家人作为朋友的效果如何?

  首先我们回答第一个问题:什么人才是重要官员?

  看似简单的一个问题,真要回答起来确是很不容易。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一品官员就是重要的官员,也并不是所有的封疆大吏就是重要的官员。这里所谓的重要官员实际上指的是那些祖孙几代均为高官且世代受皇帝重用的官员。我们仅以乾隆朝时期与和珅相关的官员为例进行简单的说明。

  有的读者会想起两个人,刘墉和纪晓岚。他们是重要官员么?

  我们先说纪晓岚,他不是重要官员。因为,他的出身还不如和珅呢!他是一个汉人,一个普通的汉人,他出生在河北(那个时候叫直隶)献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一点靠山也没有。和珅,他好歹也是一个满洲人吧?他的父亲好歹也是个福建都统吧?他的家庭要比纪晓岚的家庭强多了!

  再说刘墉,他是重要官员。为什么呢?因为刘墉的家庭就是祖孙几代均为高官且世代受皇帝重用的官员。刘墉的爷爷刘棨在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刘墉的父亲刘统勋是雍正二年进士,在乾隆年间曾经担任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刑部尚书、吏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兼管礼部、兵部、上书房总师傅等官职;刘墉本人又是乾隆十六年进士,内阁学士、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太子少保。您想想,这样的人是不是得罪不起?是不是重要的官员?

  除了刘墉之外,还有什么人是重要官员呢?傅恒、阿桂、永贵、四川总督文绶等人都是重要官员。

  傅恒这个人我们知道,他是乾隆皇帝的小舅子;他的四个儿子福灵安、福隆安、福康安、福长安也都是朝中重要官员;尤其是福隆安、福康安二人,福隆安是乾隆皇帝的驸马爷,福康安又是朝中最为重要的官员。

  阿桂,我们前面多次说起过,此处从略。其父是大学士阿克敦。

  永贵,与阿桂并称为乾隆朝“二桂”。其父布兰泰,雍正年间为江西巡抚;永贵本人官至吏部尚书、参赞大臣、镶蓝旗满洲都统、协办大学士;其子伊江阿,官至山东巡抚。

  四川总督文绶本身并不是重要的官员,可他是刘墉的老上级,他的儿子是谁呢?国泰。这个人我们后面会讲到。

  其次我们来回答第二个问题:重要官员的家人为什么会投靠和珅?

  重要官员的家人投靠和珅,必然有他的理由。这些理由一般不会超出以下几点:

  一、自己不学无术,自觉不能为祖宗争光,不能做出光宗耀祖之事业,可是又于心不甘。这样的人诸如傅恒的儿子、福康安的弟弟福长安之流。

  二、自己真心的非常钦佩和珅的才能和学识。不管我们如何评价和珅,和珅的才能和学识应该是值得今天的人们充分肯定的。那个时代就有很多人真心的非常钦佩和珅的才能和学识。比如,和珅发现并且保留了《红楼梦》书稿,就得到了很多人的称赞。尤其是得到了永贵的儿子伊江阿之流的钦佩和赞赏。

  说起和珅发现并且保留了《红楼梦》书稿一事,我们都知道,是和珅发现并且保留了《红楼梦》书稿。但是,他是怎么样发现并保留《红楼梦》一书的呢?

  原来,和珅发现《红楼梦》极为偶然。在和珅做《四库全书》的总裁、主持编纂《四库全书》的时候,曾经向天下征集书籍。有人把自己得到的手抄本《石头记》献给了和珅。和珅看了以后觉得是一本非常好的书,但是又怕乾隆皇帝认为是反书。他就想,我怎么办呢?正好,当时,乾隆皇帝特别敬重的皇太后身体不舒服,干脆,我采取曲线救国的办法吧!我借看望皇太后之机,每天读一段《石头记》中的内容给皇太后,皇太后听了之后肯定动情。结果正如和珅所料的那样,皇太后不但果然每天都让和珅给她读上一段《石头记》外,还要求乾隆皇帝允许出版界将这本书刻板印刷。乾隆皇帝无可奈何之下,只好答应了皇太后的要求。这本书后来就以《红楼梦》的名字出版发行了。

  伊江阿原本就是和珅的死党,他原本就非常钦佩和珅在诗歌方面的才能,两个人常常以诗歌相和。《红楼梦》出版发行之后,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更为密切了。尽管永贵曾弹劾过和珅,伊江阿一直都对和珅死心塌地。

  三、自己不但不学无术,而且经常替家人惹是生非,需要和珅的帮助。这样的人诸如四川总督文绶的儿子国泰。

  国泰从小生长在锦衣玉食的温柔乡中,养成了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性格,脾气暴烈,不学无术,经常替家人惹是生非。清人洪亮吉在他的著作中说国泰:“性暴戾,妻子仆隶皆若一日不可共居。”“国盛怒时,或至扑妻子、刃仆隶。”这样一个人就连他的妻子都到了不能与他共居一日的地步,换做别人,是无论如何不会与他结交的,可是和珅从不轻视国泰,而且尽自己所能全力以赴帮助国泰。因此国泰对和珅大有知遇之感,也尽心尽力为和珅张目。

  现在我们回答第三个问题:和珅为什么会任用这些官员的家人作为朋友?

  和珅任用这些官员的家人作为自己的朋友,最大的好处就是使得这些重要的官员永远不敢弹劾自己。比如,阿桂、永贵、福康安、刘墉等人一直都想弹劾和珅,可是一直心存顾虑,而不敢弹劾。

  现在我们回答第四个问题:和珅任用这些重要官员的家人作为朋友的效果如何?

  一个最为重要的效果就是和珅通过此举,促使一些潜在的对手迅速成为了旁观者。如终傅恒、福康安父子二人之世,他们都没有弹劾和珅;永贵一生也只弹劾过和珅一次,还被自己的儿子首先向和珅告了密而没能成功。

  另外一个效果呢?和珅增加了一些死党。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吧。

  一个例子是关于伊江阿的。

  嘉庆四年,乾隆病逝,伊江阿写信慰问和珅而不是慰问嘉庆皇帝。可见对和珅一片忠心,嘉庆也看出来了,很生气地说:“本日伊江阿由驿递到奏折,有寄和珅节哀办事等语。而于朕遭罹大故,并无一字提及,即以常情而论,寄书唁问,自当以慰唁人子为重。在伊江阿于和珅再三劝以节哀,而于朕躬反照常,具一请安之折,转将寻常地方事件承奏,不知是何居心。昨吴熊光一闻皇考升遐之信,即专折沥陈哀悃,敦劝朕躬,情间真切,似此方合君臣之义。吴熊光系汉人,又只系布政使,尚有良心。伊江阿身为满洲,现任巡抚,又系大学士永贵子,且曾在军机处行走,非不晓者可比,乃竟如此心有膜视,转于和珅慰问殷勤。可见伊江阿平日不知有皇考,今日复不知有朕,唯知有和珅一人,负恩昧良,莫此为甚。”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福长安的。嘉庆帝很看重福长安的特殊身份,在最终处置和珅的时候非常希望能把福长安从和珅的阵营中争取过来,但福长安死心塌地,在嘉庆与他谈话时滴水不漏,拒不提供和珅的罪行,嘉庆对福长安也万分痛恨,所以亲政后连福长安一起治罪。

  和珅也该知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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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史上记载的关于和珅富有的故事

  一般而言,我们很多读者更愿意接受这样一个观点:和珅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贪官,他的家产不计其数。因此,我们的读者也就从心理上更加容易接受一些能够证明和珅的家庭如何如何富有的传奇性故事。也正是因为如此,一些影视剧的编者们也就很容易顺着我们广大读者的思路去编写一些和珅本人如何如何贪婪的故事,以满足我们广大读者对于和珅的猎奇心理。

  在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浩如烟海的清朝的野史笔记上,记载着很多的可以证明和珅富有的故事。但是,这些故事的真实性很值得我们怀疑,还需要我们做出进一步的考证。

  我这里先说一个流传最为广泛的故事。很多写所谓“正史”的人都经常为了描写和珅的富有而引用的一个故事。

  故事中说,宫中的七阿哥哲亲王永琮把乾隆皇帝喜爱的一个碧玉盘打碎了,吓得不知所措。七阿哥的弟弟十一阿哥成亲王永瑆说:“不要害怕,去找和珅,他肯定有办法。”于是,兄弟两个人找到和珅说明情况,要和珅想办法,和珅故作为难,说此物并非人间所有,我也无能为力啊。七阿哥急得直哭。成亲王将和珅拉到一边谈了一会儿,和珅答应想办法。第二天,和珅就给了七阿哥一个比原来的盘子还大还好的碧玉盘。和珅手中的珍宝之多我们就可想而知了。

  当然,这只是一个故事,野史中的故事。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很令我怀疑。根据我的考证,这个故事在历史上应该从来没有发生过才对。为什么呢?

  第一、七阿哥哲亲王永琮从来没有见过和珅。

  在《清史稿卷221诸王七》中,明确记载着七阿哥哲亲王永琮在两岁的时候就死于水痘了。七阿哥哲亲王永琮死的时候,是乾隆十二年,也就是1747年。三年以后的1750年,也就是乾隆十五年,和珅出生于北京。因此,可以肯定地说,七阿哥哲亲王永琮肯定没有见过和珅。

  第二、七阿哥哲亲王永琮也从来没有见过十一阿哥成亲王永瑆。

  十一阿哥成亲王永瑆倒是活得长久一些,他倒是见过和珅。但是,他应该从来没有见过七阿哥哲亲王永琮。理由如下:

  在《清史稿卷221诸王七》中,明确记载着1823年他死的时候是72岁(周岁71岁)。也就是说,十一阿哥成亲王永瑆应该出生于1752年前后,他的年龄要比和珅稍小一些而已;也就是说七阿哥哲亲王永琮1747年死的时候,十一阿哥成亲王永瑆还应该没有出生才对。因此,十一阿哥成亲王永瑆没有见过七阿哥哲亲王永琮。

  既然故事中的主角七阿哥哲亲王永琮从来没有见过故事中的两个配角—十一阿哥成亲王永瑆和和珅,所以,我的结论是:本故事纯属虚构,纯属对于和珅的栽赃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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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史上记载的和珅家产

  尽管上面的故事纯属虚构,纯属对于和珅的栽赃陷害,但是和珅的家产很多,这是不争的事实!在历史上,尤其是野史上,记载着和珅的家产有很多。但是具体有多少,各种说法不一。现附上三份不同出处的和珅抄家清单。

  清单一(出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和犯罪全案档》):

  正屋一所十三进,共七十八间;东屋一所七进,共三十八间;西屋一所七进,共三十三间;东西侧房共五十二间;徽式房一所,共六十二间;花园一座,楼台四十二所;钦赐花园一座,亭台六十四所;四角更楼十二座(更夫一百二十名);堆子房七十二间(档子兵一百八十名);杂房六十余间。

  汉铜鼎一座、古铜鼎十三座、玉鼎十三座;宋砚十方、端砚七百十余方;玉磐二十架;古剑两把;大自鸣钟十架、小自鸣钟三百余架;洋表二百八十余个;玉马一匹(高一尺二寸、长四尺);珊瑚树八株(高三尺六寸);大东珠六十余颗(每颗重二两);珍珠手串二百三十六串(每串十八颗);珍珠、素珠十一盘;宝石素珠一千一十盘、珊瑚素珠五十七盘、密素珠十三盘,小红宝石三百八十三块、大红宝石二百八十块、蓝宝石大小四十三块;白玉观音一尊(高一尺二寸)、汉玉寿星一尊(高一尺三寸)、玛瑙罗汉十八尊(高一尺两寸)、金罗汉十八尊(高一尺三寸);白玉九如意三百七十八支、宝石珊瑚帽顶一百三十二个、嵌玉九如意一千九百八支、嵌玉如意一千六百十支、整玉如意二百三十支;白玉大冰盘十六个、碧玉茶碗九十九个、玉汤碗一百五十三个、金碗碟三十二桌(共四千二百八十八件)、银碗碟三十二桌(四千二百八十八件)、白玉酒杯一百二十个、水晶杯一百二十个、金镶玉箸二百副、金镶象箸二百副;赤金吐盂二百二十个、白银吐盂二百余个、赤金面盆四十三个、白银面盆五十六个、白玉鼻烟壶三百七十四个、汉玉鼻烟壶二百七十六个;镂金八宝大屏十六架、镂金八宝床四架(单夹纱帐俱全)、镂金八宝炕屏三十六架、赤金镂丝床二顶、镂金八宝炕床二十四张、嵌玉炕桌二十四张、嵌玉炕桌十六张;金玉朱翠首饰(大小二万八千余件)、赤金元宝一百个(每重一千两,估银一百五十万两)、白银元宝一百个(每重一千两)、生金沙二万余两(估银十六万两)、赤金五百八十万两(八千七百万两);元宝银九百四十万两、白银五百八十三万两、苏元银三百十五万四千六百余两、洋钱五万八千元(估银四万六百两)、制钱一千五百串(折银一千五百两);人参六百八十余斤(估银二十七万)。

  当铺七十五座(本银三千万两)、银号四十二座(本银四十万)、古玩铺十五座(本银三十万两);玉器库二间(估银七千万)、绸缎库四间(估银八十万)、磁器库二间(估银一万)、洋货库二间(五色大呢八百版、鸳鸯呢一百十五版、五色羽毛六百版、五色哗叽二百版);皮张库二间(元狐十二张、色狐一千五百二十张、杂狐三万六千张、貂皮八百余张);铜锡库六间(共二万六千九百三十七件);珍馐库六间、铁梨紫檀六间、玻璃器库一间(共八百余件);貂皮男衣七百十三件、貂皮女衣六百五十余件、杂皮男衣八百六件、杂色女衣四百三十七件、绵夹单纱男衣三千八百八件、绵夹单纱女衣三千一百十八件、貂帽五十四顶、貂莽袍三十七件、貂褂短罩四十八件、貂靴一百二十四只;药材库二间(估银五千两);地亩八千余顷(估银八百万)。

  注意:本清单出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和珅犯罪全案档》,应该将本清单作为研究和珅家庭财富的正史依据。

  清单二(选自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三《查抄和住宅花园清单》):

  正屋一所(十三进七十二间)、东屋一所(七进三十八间)、西屋一所(七进三十三间)、徽式新屋一所(六进二十二间)、花园一所(楼台四十二座)、东屋侧室一所(五十二间)、钦赐花园一所(楼台六十四座、四角更楼十二座、更夫一百二十名)、杂房(一百二十余间)、古铜鼎(二十二座)、汉铜鼎(十一座)、端砚(七百余方)、玉鼎(十八座)、宋砚(十一方)、玉磐(二十八架)、古剑(十把)、大自鸣钟(十九座)、小自鸣钟(十九座)、洋表(一百余个)、大东珠(六十余颗,每颗十两)、珍珠十八颗手串(共二百二十六串)、珍珠数珠(十八盘)、大红宝石(一百八十块)、小红宝石(九百八十余块)、蓝宝石(大小共四千零七十块)、宝石数珠(一千零八盘)、珊瑚数珠(三百七十三盘)、蜜腊数珠(十三盘)、宝石珊瑚帽顶(二百三十六个)、玉马两匹(高一尺两寸,长四尺)、珊瑚树十棵(高三尺八寸)、白玉观音一尊、汉玉罗汉十八尊(长一尺二寸)、金罗汉十八尊(长一尺八寸)、白玉九如意(三百八十七个)、玭玺大燕碗(九十九个)、白玉汤碗(一百五十四个)、白玉酒杯(一百二十四个)、金碗碟三十二桌(共四千二百八十八件)、银碗碟(共四千二百八十八件)、嵌玉如意(一千六百零一个)、嵌玉九如意(一千零十八个)、水晶酒杯(一百二十三个)、金镶玉簪(五百副)、整玉如意(一百二十余枝)、金镶象箸(五百副)、白玉大冰盘(二十五个),玭玺大冰盘(十八个)、白玉烟壶(八百余个)、玭玺烟壶(三百余个)、玛瑙烟壶(一百余个)、汉玉烟壶(一百余个)、白玉唾盂(二百余个)、金唾盂(一百二十个)、银唾盂(六百余个)、金面盆(五十三个)、银面盆(一百五十个)、金面盆(六十四个)、银面盆(八十三个)、镶金八宝炕屏(四十架)、镂金八宝大屏(二十三架)、镶金炕屏(二十四架)、镶金炕床(二十床)、四季夹单纱帐(全)、老金缕丝床帐(六顶)、镶金八宝炕床(一百二十床)、金镶玻璃炕床(三十二床)、金珠翠宝首饰(大小共计二万八千件)、金元宝一千个(每个重一百两,计银一百五十万两)、银元宝一千个(每个重一百两)、赤金五百八十万两(估银一千七百万两)、生沙金二百万余两(估银一千八百万两)、元宝银九百四十万两、洋钱五万八千圆(估银四万零六百两)、制钱一千零五十五串(估银一千五百两)、人参六百八十余两(估银二十七万两)、当铺七十五座(查本银三千万两)、银号四十二座(查本银四千万两)、古玩铺十三座(查本银二十万两)、玉器库两间(估银七十万两)、绸缎库两间(估银八十万两)、洋货库两间(五色大呢八百板、鸳鸯一百十板、五色羽缎六百余板)、皮张库一间(元狐十二张、各色狐一千五百张,貂皮八百余张、杂皮五万六千张)、磁器库一间(估银一万两)、锡器库(共估银六万四千一百三十七两)、珍馐库十六间、铁黎紫檀器库六间(八千六百余件)、玻璃器皿库(八百余件)、貂皮女衣(六百一十件)、貂皮男衣(八百零六件)、杂皮男衣(八百零六件)、杂皮女衣(四百三十七件)、棉夹单纱男衣(三千二百零八件)、棉夹单纱女衣(一千一百零八件)、貂帽(五十四顶)、貂莽袍(三十七件)、貂褂(四十八件)、貂靴(一百二十双)、药材房(估银五千两)、地亩八千余顷(估银八百万两)……

  注意:这个清单只是关于查抄和珅的住宅和花园的结果。与我们前面抄录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和珅犯罪全案档》里面的总体数字大同小异。

  清单三(出自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三《查抄和家产清单》):

  房屋3千间,田地8千顷,银铺42处,当铺75处;赤金6万两;大金元宝100个,每个重1000两(共十万两);小银元宝56600个,每个重100两(共566万两);银锭900万个,洋钱58000元,制钱150万文;吉林人参600余斤;玉如意1200余柄;珍珠手串230串,桂圆大珍珠10粒,大红宝石10块,蓝宝石40块,银碗40桌,珊瑚树11支,均高三尺有余,绸缎纱罗共14300匹,毛呢哔叽20000板,狐皮550张,貂皮850张,又各种粗细皮56000张,铜锡器361000件,名贵瓷器10万件,镂金八宝炕床24座,西洋钟460座,四季好衣服7000件,家人606名,妇女600名,……

  我们依照薛福成《庸庵笔记》中的两份记载合并起来分析如下:查抄时曾把和珅的全部财产编列为109号,其中已经估价的有26号,共值银约2亿6千4百万两;未估价的83号,照此推算,又应值8亿4千2百万两有余,全部合计约值11亿又6百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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