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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风汉云

教授及课程简介

主讲人简介

方尔加，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兼职教授。著有《荀子新论》等专著多本，多年来一直潜心研究孔孟哲学，多年被评为学校“最受欢迎的老师”。

本专题讲座简介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恢弘的王朝，但它的统治经历了从无为而治到独尊儒术的过程，这一过程产生的背景是：经过了休养生息后，初步走向繁荣的汉帝国，面临内外的双重威胁：国内诸侯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妄图脱离中央，实行地方割据；而北方境外的匈奴大军，屡屡越过长城防线，侵略中原，寻求开拓生存环境。汉王朝不得不实行“和亲”政策，外家外嫁公主，献奉贡赋，承受巨大的民族荣辱。严峻的形势需要巨人来支撑。由于偶然的原因，历史选择了一个16岁的少年担当大任。他的名字叫刘彻。

刘彻排行在第十王，本来没有机会继承王位，但是由于天资英纵，在母亲和舅父的精心策划下，经过复杂的宫廷斗争，他得意登基。刘彻做了皇帝后表现出非凡的气魄，立刻下诏求贤，广开言路，试图进行改革。但他的设想受到祖母窦太后代表的权贵外戚势力的压抑，第一年就遭遇到重大挫折。但汉武帝绝不是轻言放弃的人。他善于等待时机，在太后死后一举废黜了骄横的贵戚，毅然更换了祖宗崇信黄老之道、无为而治的原则，以“尊王攘夷”的儒家口号改革意识形态，统一帝国指导思想。

汉代的驭国思想是怎样从无为到有为？这之间的思想斗争充满了什么样的惊心动魄？最后为什么会出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中国政法大学方尔加教授，将为您揭开恢弘汉朝的历史一页。中央电视台十套《百家讲坛》栏目近期播出，敬请关注。

秦风汉云

［百家讲坛讲稿连载］［方尔加］［汉代国策风云］

第1讲  无为而治

今天我给大家讲汉代初期的无为而治，在汉高祖刘邦和萧何死了以后，汉朝的皇帝是汉惠帝，汉惠帝汉朝的宰相是曹参，这个曹参他的工作风格和萧何不一样，这个史书记载曹参整天在家里饮酒作乐，好像是无所事事。在任用其他的官员方面，曹参是这样，如果哪个官员办事特别严格，特别较真的话，曹参就不用他，曹参愿意用什么样的人呢，愿意用那些比较粗，比较和缓，大而化之，不那么苛察，不那么细致的人，愿意用那样的人，凡是特别细的特别较真的他不用。

那么周围的很多官员看了以后，心理很不安，觉得这样好像他有点怠工，不工作，都感到很不安，很快曹参这些作为就传到汉惠帝的耳朵里，那么汉惠帝也很担心。当时曹参的儿子在朝廷里头做官，汉惠帝就把自己的担忧跟曹参的儿子说了，意思是你看看你父亲现在，先帝去了，我们要靠你的父亲来把朝廷的工作做好，可是你父亲这种态度，这么个作为，希望他的儿子希望曹参的儿子呢，能够劝一劝曹参，劝一劝这位老臣。

那么曹参的儿子回去以后，因为曹参的儿子对自己的父亲也有看法，觉得你看这个父亲整天好像不正常工作，不好好工作，消极怠工，他也有看法。所以他就回去开始劝他父亲，把皇帝的忧虑把汉惠帝对他的忧虑，跟他说了，这个曹参不但没有接受儿子的意见，反而对儿子态度非常不好，还打了儿子，说儿子不懂事，那么这个汉惠帝知道以后，决定亲自登门，去劝一下曹参。那么汉惠帝登门了，见到曹参，谈了自己的忧虑，他说你看现在很多工作需要做，可是丞相您却是这么一种态度，这么一种姿态吧，那么这种姿态对工作很不利，希望丞相能够积极地开展工作。

这个曹参当时就问这汉惠帝，说陛下您比汉高祖您觉得怎么样？汉惠帝说我哪比得了高祖，我绝对不能跟高祖相比，我达不到高祖那个程度。曹参就问，说陛下您看看我和萧何丞相比又如何呢？那么汉惠帝说那好像也是不如萧丞相，当然不如萧何了。那么曹参这个意思很清楚，让这个汉惠帝跟汉高祖比，然后把他和萧何比，都不如。然后曹参就说，既然我们都不如他们，而他们在去世之前，把各项规章制度，各种法度都已经给制定下来了，我们后头的人不如他们，我们就守着他们的制度就可以了，照他们既定的制度去做就可以了，我们不必要在他们的制度之外再去有什么其他的作为。所以汉惠帝马上就明白了，这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萧规曹随。历史上把这种做法，曹参的这种做法叫无为而治，所以史书记载，汉代的无为而治应该是从曹参开始的。

这种无为而治实际上用的是历史上一种哲学思想，也就是所谓的黄老道家，黄老道家是战国时期产生的这么一个思想流派，它是把老子的思想，老子无为，老子顺自然无为的思想，和当时的社会实际相结合，吸收了一些儒家和道家的思想。黄老道家不像庄子的道家，庄子的道家消极避世，那么黄老道家是积极入世。它只是把老子的自然无为的思想，作为一种用世的方法，用来治世，而不是用来消极避世。那么当时汉初用的统治思想实际上就是这么一种思想。

曹参实际上用的就是这种思想，那么在这种思想中，包含这样一种说法，老子说过“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道按照道来做，那就是无为，无为才能无所不为，作为统治者，你要守着无为而治的原则，这样万物可以自我化育，万物可以自我运行。老子还说过这种话，“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我无为，我做到了无为，老百姓自我化育，该种地种地，该休息休息，该做什么做什么，自我化育，自我生产，自我繁殖，自我休养生息，所以“我无为而民自化”；

我好静，你不要老是今天想做这个事情，明天想做那个事情，老在老百姓所要求的之外，老百姓的生活之外，老想再附加做一些事情，用不着，你好静，老百姓自我端正，用不着你去纠正老百姓，你别怕老百姓不端正，用不着你去端正，你只要静止在那儿，老百姓自己就端正了：“我无事而民自富”，你不用再做什么其它的工作，在老百姓的生活之外，你不用再更多地要求做其它的事情，老百姓自己就能够恢复经济，自己就能富裕起来：“我无欲而民自朴”，你没有欲望老百姓就朴实，你欲望越多，那么老百姓呢，他就不朴实了，他就越来越耍滑头。

那么老子还说过这种话，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圣人也不要在老百姓不要在社会的人民的内心之外，人民的想法之外，人民的意志之外，再有什么其它跟他们不一样的想法，你的想法应该跟广大民众，跟社会，成员之间的想法应该是一致的。所以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这是老子的思想，那么黄老道家把这种思想拿来了。那么汉初实际上用黄老道家的思想来进行它的治理，来进行统治这样一种思想。

那么这种无为而治的思想的运用，是需要一定条件的。你这个思想的运用必须适合当时社会的状况，如果跟社会状况不一致，你这个思想推行不下去，你这个思想运用不了，那么之所以当时以曹参为代表的这些统治者，他们能够用无为而治的思想，这是由当时社会的一种特殊的背景，特殊的条件决定的，那么当时社会是一种什么特殊背景，什么特殊的条件呢？大体说来，有这样一些情况，那么这些情况决定了统治者不能不用无为而治，不能不使用黄老道家，那么大体社会当时是这么一种情况，总的来说是社会矛盾比较缓和。

首先当时社会经济需要恢复，当时的社会经济可以说是普遍贫困，中国社会当时，汉朝刚建立，在这之前已经经历了长期的战争，那么中国从春秋战国时代就是战争，这个战争的规模从春秋到战国时期，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大家都知道历史上著名的长平之战，那个长平之战秦国一下消灭了赵国的主力45万，就是这么一场战争，一下死这么多人。实际上长平之战类似的战争很多，像秦国跟韩魏联军打仗，白起消灭了韩魏联军150多万。

那么这种战争的规模说明什么？战国时期这个战争规模非常非常大，非常非常残酷，这个社会人民的付出，整个社会老百姓的付出，非常非常大。最后，这个经过战国后期，秦国统一全国的战争，全国终于统一了，统一以后老百姓是不是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呢？没有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

大家都知道秦朝的暴政，秦朝没有给老百姓喘息的机会，而是继续推行他的一些我们后来说的暴政，这些暴政包括很多，大量地大批地调用民力，修各种各样大规模的工程，比如像长城，像石道，像骊山陵，同时还调兵攻打匈奴，所以老百姓，因为全国刚刚统一，统一了以后老百姓应该有一个喘气的机会，但是秦朝建立以后没有给老百姓喘气的机会，而且秦朝的各项法度，非常苛，非常严，使人民感到喘不过气来，使人们动辄就犯法，让人们生活在惊恐的一种气氛当中，整天心理非常不安，负担又重，又感到惊恐，精神上感到不安定，精神上感到非常紧张。

所以秦朝这种所谓的暴政很快就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发生了秦末农民大起义，那么秦末农民大起义以后，又是战争，这个反秦战争打得也是非常残酷，全国性的战争，战争的规模也非常大。那么接着呢，两大支反秦力量，一个是刘邦的力量，一个是项羽的力量，他们把秦朝推翻以后，继续打仗，因为他们俩要争夺统治权，争夺当皇帝，这也就是历史上所谓的楚汉相争。那么这个楚汉相争打了多少年，大约打了五年，而且也非常非常残酷，大批的人被杀，大批的人流离失所。那么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就是中国，从我说了春秋战国，到秦，到秦末，到楚汉相争，中国始终就没有安定过，一直在战争中，一直在打仗，所以到汉朝刚刚建立以后，当时的社会经济可以说非常非常残破，人民的生活可以说非常贫困，不光人民生活贫困，整个社会包括那些贵族，包括那些功臣，包括皇帝的生活也都不富裕。大量的土地荒芜，人口流失，人死了很多，很多地方没有人。当时社会经济残破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这个当时的皇帝刘邦，当了皇帝嘛，那么多少得讲一些排场，排场可以不特别大，可以不特别豪华，但是简单的排场，基本的排场要讲的，因为你是天下之主，天下的皇帝。那么他想弄四匹纯白色的马，配一套皇帝坐的马车，就是皇帝的专车，用四匹纯白色的马配不出来，因为没有这么多马，达不到这种要求，马匹牲口大量地都服务于军事，所以这样的马配不出来。而且据说当时的很多将相，将军，丞相，一些大臣出门怎么样？没有马车坐还得坐牛车。可见当时社会整个大家贫困到，你看统治者尚且如此，普通老百姓就更别说了。

在农业社会，劳动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光有土地不行，当时土地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大量的土地荒芜，人没有，人缺少，严重地缺少劳动力，没有劳动力，农业生产就开展不起来。刘邦当时到外面视察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当时叫曲逆。歌曲的曲，逆反的逆，这个地方大概在现在河北的完县，西南，它大概属于保定地区管，路过这个曲逆地区，这个曲逆地区在秦朝的时候当时大约有三万户人家，那么刘邦到外头去视察，路过这个曲逆地区的时候，当时那个地方有多少人呢？大概有五千户左右，那也就是秦朝时期的六分之一。

可是刘邦路过这个地方的时候，却惊叹这个地方人够多的，刘邦当时说了这么个话，说“壮哉，县！”，这个县人够多的，实际他并不是说大，不是说面积大，而是说这个县人够密集的，人够多的，刘邦说“吾横行天下，独见洛阳与近而”。我打遍天下，走了很多地方了，又打仗又视察，我也就见到洛阳有这么多人口，人口有这么密集，也就看到洛阳。所以人口也就相当于原来的六分之一，却使得刘邦这么惊叹，可见，当时其它地方人口流失到什么程度，没了，土地荒芜了，没了。

而且想想洛阳，洛阳应该说在当时是数一数二的大都市。刘邦看到曲逆这个小地方，这些人口拿它跟洛阳相联系，可见洛阳当时人口也不是很多。本来它是数一数二的大都市，这样的大都市人口看样子也不太密集，那么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什么呢？看出当时社会人口流失到什么程度。所以当时社会总的来说，经济上是一片凋敝，非常非常残破，所以当时首要的第一个任务是什么呀，就是恢复经济，先解决大家的吃饭问题，这是什么，最最重要的，第一要务。这个吃喝穿住问题都不解决的话，其它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经济是基础，这是汉朝初期无为政治，产生的第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大家都要去解决恢复经济问题。

那么由于经济处于这么一种状况，所以当时的社会矛盾，像什么阶级矛盾，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就相当缓和，不是说社会矛盾一点没有，但是相对来说社会矛盾在当时比较缓和的，因为什么，因为当时农民可以说没有什么土问题，封建社会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冲突最主要是土地问题，那么地主阶级兼并土地，农民失去了土地，农民失去土地跟地主冲突，冲突起来，就爆发各种各样的事情。

那么在当时社会在汉朝初期，这个问题可以说不存在，土地问题基本不成，我不是说所有地区，总体来说，土地问题不称其为问题，有的是土地，你去种吧，你只要有能力，你就去种，土地基本上都可以满足，问题不大，而且当时应该说地主也不多，都穷，社会普遍地穷，连统治者也穷，没什么可剥削的，大家的欲望也不那么强烈，因为整个社会贫穷。

后来经济发展了，社会普遍比较富裕了，有了一些钱了，大家的欲望起来了，统治者的欲望起来了，那么汉朝初期大家的欲望可以说没有什么太高的欲望，社会就这么一种状况，所以应该说当时的社会矛盾是比较缓和的，那么整个社会大家的想法应该说是比较一致的，再加上在刘邦还有萧何时期有一些问题，他们在一定的程度上已经给解决了。什么问题呢？比如说诸侯王的叛乱问题，刘邦打下天下以后，封了很多他的老战友吧，当初一起打天下的人，封了这些人为王，这些人和刘邦不是一个家族的，不是同姓，他们不姓刘，他们是异姓王，那么刘邦打下天下以后呢？

封了这些人为王，然后刘邦为了今后刘家的天下，把这些异姓王把一一都剪除了，应该说到汉惠帝到曹参时期怎么样，这个问题这个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不能说完全解决，百分之解决，但大体上应该说整个来说应该解决了，差不多，地方封的都是同姓王，后来出现了叛乱，开始应该说他和中央还是一致的。而且我说了经济上比较残破，不管中央还是地方，中央朝廷还是地方的那些小王侯们，大家第一先去发展经济，所以应该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异姓王扫除之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应该说在一定的程度上已经缓和了。

那么再有就是匈奴问题，匈奴多次侵犯汉朝，和汉朝发生冲突，但当时的情况是什么呢？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由于从刘邦开始，跟匈奴搞和亲政策，后来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也是对匈奴搞和亲政策，基本上是以和平为主，匈奴当时他也侵犯汉朝，但他对汉朝的侵犯应该说不是致命的，也就是抢一些东西，达到一些短期的目的，达到一些局部的目的，也就完了，匈奴当时也没有能力，来灭掉汉朝，也没有能力深入到汉朝的腹地，也没有能力挑起更大的冲突，他也就是骚扰你一下，所以应该说匈奴的这种边境的这种祸患应该说不是致命的，还是有，还是有一些麻烦，有一些骚扰，但他怎么样，不是致命的。那么由于这样一些原因，所以汉初采取了无为而治这样一种统治方式。

那么这种汉初的无为当时具体表现在那些方面呢？这个从时间上看，汉初的无为时间应该是这样，应该是从汉惠帝曹参开始，然后是汉文帝，汉景帝，然后是汉武帝的一段时间，汉武帝的前期一段时间，大概这个无为政治延续了这样一段时间，那么在这段时间里，汉朝统治者，他们在哪些方面来进行了无为？他的无为政治大概体现在那些具体的做法当中？

第一就是首先缓和和民众的矛盾，和老百姓的矛盾，和农民的矛盾，减轻老百姓的负担。那么，在减轻老百姓负担这方面呢，那么最重要的就体现在降低赋税，或者减免赋税。从这个汉惠帝开始，当时对农民的赋税负担大概确定在十五分之一，这个原来在春秋战国时期大概十分之一，那么到了秦朝的时候又重了，那么到了汉朝建立，到了汉惠帝那时候，把它减成十五分之一，而且汉文帝时期还曾经有12年的时间。

免税，全国老百姓免税，不要了，12年的时间，为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免了12年，到了汉景帝的时候，进一步减轻民众的负担，汉景帝时候把这个税率由十五分之一，减成三十分之一，进一步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让老百姓能够更好地发展经济，所以经济上做了很大的让步。同时在徭役上，尽量少使用老百姓，尽量少调发徭役。

那么据说汉文帝汉景帝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怎么样，生活非常非常简朴，汉文帝穿的衣服据说非常朴素，没有什么穿金戴银，穿的都是粗布。汉文帝给自己造陵墓的时候，据说不用金银这些奢侈的东西，用的都是瓦器陶器，非常俭朴。汉文帝据说有一次他要造一个露台，那么当时让工匠给他测算一下，说造这个露台大概需要多大的成本，多少钱呢，那么工匠给他算了一下，大概要一百金，这一百金相当于什么价钱呢？相当于十个中产家庭的财产，那么当时皇帝的意思就是太贵了，算了。所以他们比较朴素，这样他是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那么这是在经济上，经济上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是最最重要的。

同时，在其它方面，比如在法律上，法律上怎么样？把过去汉高祖时候就废除了秦朝的很多非常严，非常残酷，非常苛刻的一些刑罚，那么到了汉文帝时期，继续地废除，继续地减少。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是这样，在地方的藩国齐国有一个太仓令，管仓库的这么一个小官，这个小官叫淳于公，这个淳于公平常工作还是非常认真的，还是非常廉洁的。

大概工作出现了什么失误，犯法了，那么犯法就得受到惩罚，按照原来的法律的惩罚可能是比较残酷的，这个淳于公呢，有五个女儿。这个淳于公，他犯了法被抓起来特，淳于公大概觉得自己这次是逃避不了惩罚了，惩罚可能比较严厉，所以可能是发了牢骚，怨气，对他的女儿说，我只能生女儿，不能生儿子，到关键的时刻呢，没人能够帮助我解忧排难。意思是我命苦，我不行，他就骂吧。这个骂实际上也是一种牢骚怨气，淳于公有一个小女儿叫缇萦，这个缇萦呢知道了父亲的这种困境，她想帮助父亲解决这个问题，帮助父亲来缓解这个困境，所以缇萦当时给皇帝写了一封信。

那么信里大概是这样一些内容，说我父亲因为犯了法，我父亲平常是很廉洁的，工作是很认真的，但是可能工作出了失误，还是犯了法了，犯了法就要受到惩罚，可是这个法呀，它在处分犯人的时候，要么就是死罪，要么就是残酷的肉刑，这个残酷的肉刑也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你把他给杀死了，或者你给他使用了一些严酷肉刑，给他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比如砍了他的胳膊或者砍了他的腿，他将来想改都改不了，想改过自新都没法改过自新了。

所以缇萦的意思呢，就是说我缇萦甘愿自己到朝廷这儿来，当奴隶，给官家当奴隶来救恕我的父亲，能不能别我把的父亲处死，或者对我的父亲不要施于肉刑，让我的父亲有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那么这件事引起了汉文帝的重视，汉文帝也感觉到当时的刑法还是比较严苛，还是比较苛刻，还是比较残忍，这种残忍这种苛刻不利于人的改过自新，而且不利于社会矛盾的缓和，所以汉文帝马上就下令，怎么样，把刑罚再进一步地加以整理，删除一些残酷的刑罚。

那么，可能死刑的条件比原来怎么样，更严了，不像原来可能有些罪判死刑，那么有些按原来法律可以判死刑的，现在可以不判死刑的，那么死刑比过去更严了，而且取消了灭族的那些刑罚，就他一个人犯罪，你不要去灭他的家人，不要灭他的族，不要再搞灭族的残酷的刑罚了。在肉刑这方面，那么他也要求减少一些，缓和一些。比如说这个人犯罪了，原来应该打五百鞭子，那么汉文帝的意思说呢，进一步减少，五百鞭子改成三百鞭子，三百鞭子也够狠的，打完这个人之后，基本上这个人能不能活，很难说了，打得也相当厉害，但是起码比起五百鞭子应该说缓和多了。

三百鞭子呢，改成二百鞭子，二百鞭子改成一百鞭子，进一步减少使这些刑罚进一步减缓，同时汉文帝还规定，打人呢，不要打别的地方，打屁股，屁股肉厚，就是尽量不要打得致他于死命，不要造成严重的后果，尽量不要把他打残了打死了，让他有个改过的机会。那么这种做法应该说对缓和社会矛盾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作用的。这是第二，这是在法律方面。

那么第三，在处理其他社会矛盾方面，那么汉朝的皇帝也采取了一些缓和的做法。比如说，当时一些地方的藩国，对中央的朝廷不恭敬，或者对中央的朝廷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那么汉文帝时候呢，对他们这种地方的这种对中央的不恭敬，汉文帝的态度是比较缓和的。

比如当时的南越国，当时的南越国它是秦朝那个时候派到南方去的一些北方人，在那儿建立的。那么这个南越国汉高祖吕后时期，对南越国是相当不客气的，对它进行打押，对它进行封锁，对它态度非常非常不好，所以南越国是这样的，你越对我不好，我越跟你对抗，南越国是这么一种态度。汉文帝时期对南越国的态度就比较缓和，当时的国王是尉佗，尉佗在南越国称帝，称帝哪成，整个天下只能有一个皇帝，你哪能在地方称帝，应该是兴兵讨伐你，应该用最严厉的手段来制裁你，但是汉文帝没有这样。

那么汉文帝呢，他好像是什么，以德报怨，你不是在地方称帝吗，我不但不打你，汉文帝还把尉佗老家在他老家，因为尉佗是北方人，那么汉文帝，在北方在尉佗的老家来照顾了尉佗家族的人，大概给他在那儿盖了庙，让他们家族在那儿可以祭祀，同时对尉佗家族的人，对尉佗的弟弟，对尉佗其他家族都给予一定的照顾。这件事情使得在南越称帝的尉佗非常感动，觉得你看我在这儿称帝，我在这儿做了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可是朝廷对我怎么样，并没有惩罚我，并没有说株连我们家的人，惩罚我们家的人，惩罚我们家族的人，反而对我们家族的人是这么一种态度，所以尉佗非常感动，最后主动取消了帝号，就说我不再称帝了，他用这种方式处理问题。

再有比如当时地方的藩王吴王，这个吴王刘濞，跟中央也有很多矛盾，刘濞一直图谋不轨，不过当时汉文帝时期他还不敢公开地反叛，但是跟中央之间已经有了隔阂。跟中央之间呢，磕磕碰碰的事情，还是比较多的。这个地方的藩王定期要到中央来朝见，那么地方吴王刘濞跟中央疙疙瘩瘩老有一些矛盾，所以他不来朝见。那么汉文帝当时对这件事什么态度呢？汉文帝这样，你不来朝见没关系，主动派人怎么样，赐给刘濞拐杖，就表示您是老者，您既然是老者，您可以不来上朝，表现出对刘濞的尊敬，所以使得刘濞有点不好意思。因为你不来上朝，你这也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你这不尊重朝廷的行为，应该受到惩罚，可是朝廷不但没惩罚你，反而尊敬你，所以刘濞起码从面子上他不能跟朝廷对抗，所以这种做法在一定的程度上缓和了中央和吴国和刘濞的关系，缓和，不能根本解决，但是起码能够缓和，这是对待地方的藩国是这么一种态度。

那么第四对匈奴，那么在对匈奴这个态度上，匈奴老是骚扰汉朝，虽然不是致命的吧，但也还是对汉朝有一定的威胁，那么应该说对待匈奴这个态度上呢，它也是体现出它的一种无为而治。那么无为而治并不是说不反抗匈奴，匈奴来骚扰，并不是说不打，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的时候对匈奴也还反击，但是他的反击保持一定的限度，就是说把匈奴打跑就行了，不深入到匈奴的腹地，不继续往纵身发展，基本上就把他打跑，解除边患就可以了。甚至当时在匈奴问题上，还发生了这样一个事情，什么事情呢？汉高祖刘邦死了，那么刘邦的夫人，皇后吕后，那么她当时是太后了，吕后在，这个匈奴王当时写了封信来羞辱吕后，侮辱吕后。

信里说什么呢？说我的妻子死了，没有了，你的丈夫没有了，我感到很寂寞，你也感到很寂寞。这个信对吕后，不光对吕后对汉朝是一种羞辱，当时吕后是勃然大怒，大努以后就召集群臣说匈奴敢羞辱我，当然她也不是羞辱我的问题，他是匈奴我们汉朝，怎么办？这个吕后意思是咱们是不是得打他，他敢羞辱我们。那么当时樊哙，汉代著名的将领汉高祖时期著名的将领，樊哙意思说给我十万大兵我去扫平匈奴，马上遭到其他大臣的反对，为什么呢？

这个樊哙是匹夫之勇，他对汉朝的实力，应该说他凭一时的激愤，他对汉朝的实力不能说不认识，他知道汉朝的实力弱，他是凭当时一时的激愤说出这种话，实际上你真让他带十万大兵他也扫不平匈奴，实际上打不过。那么其他大臣呢，当时头脑比较清醒，提醒吕后，提醒吕后什么呢？说我们现在没有这个实力，来跟匈奴对抗，就是说汉高祖那个时候曾经跟匈奴打过，打的结果是什么呀？

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实力来彻底打败匈奴，现在我们仍然没有这个匈奴，所以樊哙这个话不现实的，不切实际的，不能打。所以吕后经过大臣们的提醒，只好怎么样，给匈奴回了封信，可以说低声下气，那么信里就说，我年老体衰，不值得您垂顾我。实际上就是还是表示出自己比较弱，表示出自己不能跟匈奴相抗，羞辱我忍了，我等于咽下这口气了，没有办法，所以当时对匈奴是这样一种态度，那么这些就是无为。

那么经过长时间的无为，无为的结果是什么呢？无为的结果是经济开始复苏，经济开始发展，那么随着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开始有了生机，那么这个经济发展由汉朝初期的建立，到后来汉武帝，大概经历了多少年？大概经历了七十年左右，一直采取无为而治的方式，汉朝的经济终于发展起来了，这个经济恢复了。经济发展起来了，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呢？

这个史书里有很多记载，国家的粮食更多了，粮仓全都满了，当时粮仓存了大量的粮食，有很多地方粮仓里粮食都腐烂了，国库里存了大量的钱，这个钱存了很多，以至于串钱的这个绳子怎么样，绳子都烂了，这个民间生活水平也都提高了，很多人饭吃饱了，衣服也穿得比较华丽了，当时记载，出门有马骑了，骑马据说当时骑母马都被人看不起，骑牝马骑母马被人看不起，要骑公马出去，所以整个社会呢，生活慢慢就开始发生了变化，这就是无为政治，所得到的这样一个结果，经济复苏了，经济恢复了。

秦风汉云

［百家讲坛讲稿连载］［方尔加］［汉代国策风云］

第2讲  儒道之争

现在我来讲汉代无为而治之后的执政，那么在无为而治过程中，实际上我们讲是无为是相对，无为中包含着有为。那么为了说明无为为什么包含着有为，那我现在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在我们现在的《汉武大帝》这个电视剧中，实际上涉及到了。在汉武帝时期，有两个贵族，也是大臣，一个是魏其侯窦婴，一个是武安侯田蚡，那么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蚡呢，他们俩勾心斗角。魏其侯窦婴他是窦太后家里的人，窦太后的亲戚，这个田蚡呢，武安侯田蚡他是王太后家的人，王太后的亲戚，那么两个人属于不同的家族，两个家族当中呢，由于窦太后的去世呢，这个窦家的人开始失势了。

也就是魏其侯窦婴开始失势，田蚡他有王皇后来给他坐镇，所以她能给田蚡撑腰。那么两个人冲突有这么一件事情，有一次，窦婴的一个好朋友，灌夫。他碰到了田蚡，田蚡可能也是客气，因为窦家已经失势了，窦家的势力正在衰退，正在衰落，因为田蚡他的势力正在上升，他的趋势正在上升。所以很多人都愿意投靠田蚡，对窦家的人好像比较冷漠了，但是窦婴感到心理不太平衡，那么窦婴的好朋友灌夫，有一次碰到了田蚡.田蚡呢，跟灌夫说，说我想到窦婴那儿去，跟他聊一聊，大家交往交往嘛，聊一聊，走访走访他。可能田蚡说这个话是随便那么一说，大概是客气，就像我们现在说有时间我去你那儿去，过两天我去你那儿，他就是这么客气，并没有当真。

田蚡本人并不是当真的，但是灌夫呢，可能就当真了，灌夫回去，就和窦婴说了，窦婴也当真了，那么当真以后呢，据说这个窦婴第二天，起得非常早，起早干嘛呀？打扫庭院、打扫房间，准备迎接贵客，因为田蚡当时他的势力很大，田蚡当时是丞相，他的势力很大，结果窦婴很早打扫庭院、打扫房间准备迎接贵客，让妻子到集市上去买肉买酒，准备迎接贵客。结果到那天呢，左等不来，右等不来，田蚡根本没有来。窦婴当然就很生气，灌夫也很生气，觉得你戏弄我们，耍我呢，觉得你看我们窦家因为窦太后死了，窦家现在失势了，你就开始欺负我们，开始看不起我们，开始戏弄我们。这个灌夫就到田蚡那儿去了，就问田蚡，说你怎么说好了，到窦婴那儿去做客，你为什么不去？田蚡说，哎呀！我给忘了，说那天我喝酒喝醉了，把这个事给忘了，所以灌夫就非常非常生气，然后田蚡说我赶紧去，我现在就去，去的时候也是慢慢悠悠，然后到了窦婴家去喝酒的时候呢，大概灌夫也很不高兴，跟田蚡之间就拌起嘴来了，两个人之间，非常不友好，彼此之间关系不太协调，这间事情。

这个田蚡当时大概看上了窦婴家城南有一块地，这块地田蚡看上了，田蚡就想跟窦婴要，希望你这块地能够让给我，窦婴当时就说了这种话，说什么呀？说虽然我们家失势了，但我也不至于被人欺负到这种地步，你想要我的地，我就得给你吗？他不想给，灌夫大概在旁边也说了这种话，就说你不要欺负人，你不要因为你们家得势，你现在得势，你欺负窦婴，欺负别人，这是不行的。这个田蚡，当时也不服，田蚡觉得，当初，窦婴的儿子大概是犯法了，窦婴的儿子杀人，你儿子杀人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是我田蚡怎么样，照顾你，帮助你。让你儿子没有受到惩罚，让你儿子逃避了惩罚，我给你这么大的恩德，给你做了这么大的事情，那么现在我要你一块地，又怎么样呢？这算得了什么呢？

所以双方之间就冲突，那么还有一次田蚡要结婚，他娶燕王的女儿为妻，他要结婚了，那么这个婚礼田蚡邀请了窦婴，让窦婴也去参加，没有邀请灌夫。结果这个灌夫也想参加，他跟窦婴说，我也想去，窦婴说田蚡没有请你去，你去合适吗？灌夫说我还是要去，窦婴想想灌夫是我的好朋友，好友，邀请了我，我能去，他也能去，结果就带着灌夫一块儿去参加婚礼，这本来是田蚡结婚的好日子，大喜的日子嘛！大喜的日子呢，应该说多给人说一些喜庆的话，让人高兴的话，这个灌夫在婚礼上又跟田蚡冲突起来了，他非让田蚡喝酒，田蚡说我喝不了，刚才喝太多了，我喝不了。灌夫因为他不接酒，所以灌夫就说了很多难听的话，最后双方怎么样？冲突起来了，可能又动了手了，那么这件事情可以说双方冲突最后打到了朝廷，那么最后的结果呢，大概是灌夫被判了死刑，要受到严厉的惩罚，那么窦婴知道灌夫被判了死刑，那么窦婴赶紧去想办法来救灌夫，大概最后也没救下来，最后连窦婴自己也搭进去了，窦婴也被处死了，那么这件事情说明什么呢，当时贵族之间互相冲突比较厉害。

原来在汉代前期，经济比较贫困的时候，普遍贫困，连统治者生活也不富裕的时候，这种情况比较少，什么时候情况开始多起来呢？就是这个经济，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经济的这种恢复，那么贵族之间这种冲突就多起来了。刚才我说的是窦婴和田蚡，其实怎么样，贵族之间其他人，其他的冲突很多，那么他们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就是为了什么呀？争取利益。现在大家都有钱了，现在大家有得吃了，大家生活上提高了，提高以后怎么样？就开始想别的了，想到怎么样巩固自己已有的利益，想到怎么样巩固自己已有的特权，想到怎么样扩大自己的特权。所以贵族之间就开始你争我夺，这是当时中央的情况，这些大贵族之间，这些贵族，他凭什么得到这些特权呢？凭什么得到的这些势力呢？那么就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就是在朝廷无为而治的这种政治当中，他的利益发展起来，原来朝廷可能对贵族的这些利益，贵族的地位，贵族的特权，还没有来得及制定一些正规的制度。因为我刚才说了，当时社会经济比较贫困，优先发展经济，没有考虑到别的方面，像这些贵族他们的特权，怎么样分配？怎么样转换？还没有，所以当时这些贵族，他们之间的权利转换，他们之间的特权的划分，处于一种比较无序的状态，所以才出现了这种彼此之间的胡乱的争夺，彼此之间这种无序的冲突，那么中央这些贵族之间，这么样一种冲突，那么地方又如何呢？

当时，地方实际上也不是很安定，那么地方当时出现了什么情况呢？很多地方，出现了一些大豪族，这些豪族在地方也是横行不法，为非作歹，这些人非常非常厉害，非常非常凶狠，有点像我们现在地方说的黑社会，地方出现了一些恶霸，这些恶霸他不是那种中央的贵族，不是那种皇亲国戚，不是那些东西。他就是地方土生土长的一些恶霸，典型的大家可以看《汉书》里记载有一个恶霸叫郭解，这个郭解就非常非常地凶残，他父亲过去就犯法，郭解的父亲犯法，被处死了。那么郭解年轻的时候怎么样呢？掘坟盗墓，无恶不作，在地方杀人，在地方犯法，他们家的势力怎么样，非常非常大。不过这个人在搞黑社会的时候，他还有江湖那一套，行侠仗义。有点像我们今天讲的很讲哥儿们义气，仗义疏财。他有时候帮了别人的忙，怎么样？

还不让别人知道，所以很多人对他这种仗义疏财，对他这种讲义气，受到他的吸引，很佩服他。他在地方做了很多坏事，做了很多违法的事情，大家不但不认为他违法，不但不认为他应该受到惩罚，反而维护他。所以郭解据说官府抓他的时候怎么样？底下的人经常给他通风报信，他的势力非常大，如果在地方有谁说了郭解的坏话，就会有别人来杀这个说坏话的人，而且杀这个说坏话的人，他帮了郭解的忙怎么样呢？他还不让郭解知道，他宁可不让郭解知道，他就愿意为郭解来做这些事情。所以郭解在当地的影响怎么样？非常非常大，据说汉武帝迁豪的时候，就是把一些大豪强，一些大家族往别的地方迁的时候。据说郭解呢，也在应当迁徙之列，准备把他迁徙到关东地区。

他本来生活在河南这一带，把他迁徙到关中地区，郭解的影响非常大，他竟然能够疏通，最后疏通到谁呢？疏通到当时的大将军卫青那儿，这个卫青当时都在汉武帝那儿，为郭解说话，说什么呀，说郭解家里很穷，生活不富裕，不属于大豪，不符合迁徙的标准，说能不能别让他迁徙了，就让他留在当地。所以汉武帝听了以后，汉武帝都说了这种话，郭解竟然能够让将军为他说话，就是他的关系疏通，都已经疏通到将军这儿来了，所以这样的人不可能贫困吗，不可能贫困，迁！要把他迁走，据说在迁郭解的时候，让他去关中，把他从原来的家乡迁走的时候，据说很多很多人给他送行，还送给他钱送给他东西，很多人给他送行，那么当时县里有一个小官拦着这些送行的人，那么事后这个小官就被人给杀头了，后来连这个小官的父亲也被杀了。所以这个郭解影响非常大，有一个儒生，有一个小知识分子，他大概说了一些郭解的不是，说了一些郭解的坏话，后来被人给杀了，把他的舌头给都割下来了。出了这样一些事情，所以类似郭解这样在地方非常强悍，非常凶狠，势力非常大的大豪族在当时怎么样？到处都是，非常非常多，这是在地方。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经济的恢复，阶级矛盾怎么样？阶级矛盾在当时也开始日趋尖锐化，这个经济在发展，贫富差距也开始增加了。有的人土地越来越多，越来越有钱，有的人在经济发展中怎么样？失去了土地，那么在汉武帝时期的思想家，董仲舒对这件事情有过描绘。因为你随着经济的发展，地主他的经营中，他的土地越来越多，所以董仲舒说当时出现了什么？“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足之地。”

出现这么一种情况，随着经济的发展，贫富分化开始增加了，而且日趋扩大，这个官府对老百姓的税收也开始慢慢地增加，当然我们说了，这个汉文帝、汉景帝时期一再地减少赋税，文帝的时候12年免税，景帝的时候老百姓的税率由十五分之一，改成三十分之一，那是因为怎么样？大家没钱，经济特别残破，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慢慢老百姓大概有了一些粮食了，有了一些钱了，所以统治者，统治集团开始认为可以收了。可能有时候中央没有让你收，但那些地方官有些基层干部他开始乱收费，开始让老百姓做事情了，发徭役了，开始收老百姓的钱了。结果越收越多，所以董仲舒当时有种说法，说什么呢？说当时老百姓的徭役，老百姓服劳役，三十倍于古。说比过去的负担重得多，三十倍于古代，说老百姓物质的负担，比如要给官府钱，要给官府粮食，说二十倍于古。

相当于古代的二十倍，这是董仲舒一种大概描绘，就表示说老百姓当时的负担非常非常重，当时这么一种情况，那么再加上地主他的剥削，他的兼并，老百姓失去土地，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非常非常低了，可以说过着不如猪狗牛马的生活。老百姓生活这么一种情况，必然会激起老百姓的反抗。所以，汉武帝时期阶级矛盾出现一些尖锐化，很多地方出现了农民起义，当时的农民起义当然还没有演变成全国性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但那个地方的农民起义已经很厉害了。那么当时在燕、赵、齐、楚一带到处都是农民，据说少者几百人，多者几千人，在那儿闹，在那儿起义，他们攻打官府，释放囚犯，开放粮仓，杀一些地主，杀一些豪强。

这个政府当时怎么样，开始派人去镇压，这个镇压，当然很多地方镇压不下来，镇压不住，杀不胜杀，当时有些将军，被派到地方去镇压农民起义，一杀上万人的杀，杀！你这边杀怎么样，那边又起来，到那边杀这边又起来了，这边刚镇压下去，你刚离开，他们很快就起来了。所以到处都是农民起义，这个汉武帝为这个，处死了很多大臣，处死了很多地方官，因为他们镇压农民起义不利，而且汉武帝当时还颁布了一个叫“沉命法”，“沉命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规定地方如果发现了这些农民闹事，发现了我们说的这些农民起义，你得给我上报，你得给我镇压，你得给我杀人，要杀够了人，杀不够的话，我就杀你，当时采取这样一些措施，所以当时的社会的阶级矛盾相当尖锐了。

那么再有一个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那么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和汉朝初年刚开始也不太一样了，随着经济的发展，怎么样，地方的那些藩国，他们也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那么他们对中央的皇帝是不服的，他们觉得你能当皇帝，我为什么不能当皇帝？等我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我有了一定的军队，我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之后，我也能够起来夺取天下，我也可以当皇帝，当时这么一种态度。

当时社会发生这些变化，一些贵族之间在中央勾心斗角，那么地方的农民起义，由于阶级矛盾开始尖锐化，农民起义大量地爆发，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开始紧张，一些地方的诸侯国开始不老实了，开始要向中央挑战了。所以在这么一种情况下，中央不可能完全做到无为，我刚才说的这些矛盾是逐渐演成的，并不是说一开始这些贵族马上就开始闹事，这些地方的大豪强马上闹事，农民马上就起义，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它是一个过程，所以最高统治者这个无为当中也应该包含着什么呀？有为。而且无为和有为怎么样？是开始互相渗透，无为呢，开始逐渐地减少，有为开始逐渐的怎么样，开始逐渐地增加，无为和有为互相交错，我刚才说了，这些矛盾不可能让统治者完全无为，无为中必须包含着有为。

那么当时的统治者，当时最高的统治集团开始是以无为为主，有一点点有为，不能说完全没有有为。后来，无为和有为开始可能逐渐相当，再往后怎么样？有为开始越来越占了优势，那么当时最高统治者，都采取了哪些有为的措施？就是说由汉惠帝到汉文帝到汉景帝一直到汉武帝前期，开始应该说，无为还是占优势的，有一点有为。但是越往后发展，有为越来越多，无为没有放弃，在汉武帝前期无为也没有正式说放弃，大家都讲无为，但是有为在增长，有为的成分在增加，那么当时统治者有哪些有为的措施呢？还是有一些有为的措施的。

比如对一些贵族，当时统治者，也想采取一些措施。当时也镇压了一些贵族，杀了一些贵族，比如那个灌夫，他最后就被杀了，后来魏其侯也被杀了。那么统治者是想怎么样？通过杀掉这些贵族们减缓冲突，减少冲突，冲突的一方给镇压了，给杀了，减少冲突，他采取了一些措施，对于地方的农民起义呢？那就是镇压。刚才我说了，汉武帝时期制定了“沉命法”，就是要让这些地方官，残酷地镇压农民起义。你要是镇压不下去，你杀不了他，我就杀你，你不能把他镇压下去，我就镇压你，就惩罚你。为这个杀了很多地方的官员，免掉很多官员，杀掉很多官员，所以采取了一些镇压措施。那么对于那些地方的豪强，对于那些地方的那些大族，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地方的黑社会，也是势力特别大的黑社会，那么中央也采取了一些措施。

从汉景帝开始，就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采取什么措施呢？任用酷吏，酷吏是什么人？是一些能够用残酷的手段、极端的手段、最严厉的手段来对付这些地方的黑社会，来对付那些违法的贵族那些违法的黑社会，这样的一些官员。敢干，能干，任用这样一些人，比如在汉景帝的时候，任用了一个酷吏，这个酷吏叫郅都。这个郅都就非常非常厉害，他到了地方之后，怎么样？来利用地方的一些人，可能他利用的这些人，有些人大概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也属于地方的一些无赖。用他们为打手，让他们为鹰犬，干嘛？来镇压一些大家族，一些横行不法的大家族。

那么汉景帝时期，还任用了一个酷吏叫宁成，这个宁成也是非常非常厉害，那么他对这些地方的黑社会呢，也是用非常严厉的手段，据说跟郅都一样，他沿袭了郅都的做法，该杀的杀，该抓的抓。当时人对宁成有一个形容，形容宁成是什么？说这个宁成施政，他来治理地方的时候，相当于什么？有点像狼来看着羊，是这么一种比喻，狼牧羊，放牧的牧。如同狼牧羊，狼给羊放牧，你想这个羊好得了吗？随时都要吃这个羊，这个羊吓坏了，整天生活在惊恐的气氛当中，这是宁成，非常厉害。所以我刚才说了一个是对那些贵族，一个是对农民，镇压农民起义，一个是对这些地方的世家大族。

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为，什么重要的作为呢？就是汉景帝时期，对地方的藩国，采取了镇压的态度，历史上著名的七国之乱被中央给镇压了。开始中央对于地方的这些藩国态度非常缓和，汉文帝时期对于地方一再忍让，汉景帝开始对他们怎么样？也是一再地忍让、一再地退让。但是那个地方的藩国对中央怎么样？得寸进尺，他把中央的忍让当做软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朝廷很多大臣，还有很多其他的有眼光的人，都跟朝廷说，这个地方的问题必须要解决，不能再这么一位地退让。还是就是汉景帝时期的晁错，他提出了“削藩策”，就是要削弱地方，那么最后这个地方怎么样？

终于他们觉得自己的翅膀硬了，地方的藩国特别像吴王刘濞，他自己想称帝，他想颠覆中央，他这个野心，你怎么忍让，这个野心也不会消失的。所以汉景帝的时候发生了吴楚七国之乱，七国，吴、楚、赵、膠东、膠西、济南、淄青，这七个小藩国联合起来开始反叛中央，公开地反叛中央。过去他可能在底下暗中干一些事情，现在不暗中干了，公开干了，公开向中央宣战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也没有办法了，只好应战，那么最后汉景帝时期平定七国之乱了。那么平定七国之乱之后，中央马上继续解决这些地方的藩国问题，进一步削弱减少他们的地盘，削弱他们的权力，削弱他们的实力，那么这也是在当时，汉代的中央政府的有为，所以我们说无为中包含着有为，有为越来越多，有为的成分越来越大。

秦风汉云

［百家讲坛讲稿连载］［方尔加］［汉代国策风云］

第3讲  独尊儒术

那么由无为而有为，由无为向有为过渡是不是一帆风顺的呢？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那么这件事情在由无为到有为的发展过程中，实际上是遭到了很多人的反抗，遭到了很多人的制止。很多贵族不愿意由无为向有为过渡，很多贵族不愿意有为，为什么呀？因为原来汉朝朝廷采取的无为政治，无为的做法怎么样？造成了很多既得利益者，有很多贵族就是在这种无为的政治中，他的势力膨胀起来了，他的利益大大地增加了。如果你由无为到有为的话，会损害他的利益，会损伤他的利益。所以他不愿意由无为到有为，那么历史上著名的窦太后，窦太后她就愿意无为，史书记载窦太后愿意怎么样？窦太后喜欢黄老之言，喜欢老子的东西，喜欢无为的东西，不喜欢儒家的东西。那么窦太后不喜欢有为，比如我说的汉景帝时期用的那个酷吏，那个郅都，那么用他实际上搞的就是法家那套。法家就是讲用实力严厉地镇压，严厉地对敌反对派，严厉地镇压那些违法的人，绝不手软。

那么这是法家的有为，那么郅都由于他严厉地镇压那些违法的人，得罪了很多人，也得罪了很多王侯贵族，然后地方上的这些大豪强他们通过各种关系疏通，来对郅都有各种各样的非议，再加上郅都用这种严厉的手段来制裁那些违法的人，也得罪了很多王侯贵族。所以郅都这个人的很多做法传到窦太后那儿了，很多人对郅都的批评，对郅都的非议，也都传到窦太后那儿去，那么窦太后显然不愿意，为什么？因为郅都的这些做法，这种严厉镇压的做法，实际上侵犯了贵族的利益。因为这些贵族呢，他们在长期无为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希望自己怎么样，利益越来越大，希望自己可以任意妄为，他们不愿意把自己的行为纳入到法制的范围之内。一有法制就对他们有约束了，他们就不自在了，所以他们不喜欢这种有为，不喜欢郅都这种有为，不喜欢这种法制的东西，所以这个窦太后就开始在汉景帝那儿说郅都的不是了。汉景帝呢，他是要保护郅都的，他觉得郅都代表朝廷，行使法制，郅都没错。所以汉景帝对郅都呢，进行了保护。他把郅都派到雁门，当雁门太守，他是想保护郅都，但是这个窦太后还是饶不了郅都，最后呢，还是想方设法用其他的方式，用一些借口，大概抓到了郅都的一些什么弱点，因为人在工作当中不可能没有失误，不可能没有这样那样的把柄被人抓住，可能她抓住了郅都的一些把柄，最后把郅都还是给杀了。

所以郅都是从法家的角度来代表有为，而窦太后她喜欢无为，她喜欢的是什么呀，黄老之言。喜欢道家之言，无为的东西。那么窦太后还是想方设法还是把郅都给杀了，那么这件事反映出什么？这种有为政治它的实行并不是一帆风顺，在实行的过程中还是受到挫折了，还是遭受无为政治的反抗，那么窦太后就是个典型，她实际上就是当时这种维护无为政治的一个代表，她希望无为，无为对她们这些贵族是有利的。

那么还有宁成，那又是一个酷吏，汉景帝时期重用的一个酷吏，他继续按照郅都的这种做法，来按照郅都的那种方法，来那么做。那么最后宁成的处境也不是很好，那些王公贵族到处说他的坏话，到处告他的状，那么在汉武帝时期，迫于上层贵族的这种压力，宁成也被抓起来了，虽然最后没有把他处死，但他也蹲了监狱了。所以宁成一个从法家的角度进行有为，那么有为你就要得罪别人，得罪这些人你可能就要倒霉。

那么这是从法家的角度，像郅都和宁成他们的有为。还有人想从儒家的角度来进行有为，也遭受了一定的挫折，也遭到了以窦太后为代表的那些主张无为，坚持无为政治的那些人的反抗，因为他们为了维护贵族利益，他要无为，比如这个窦太后的侄子，窦婴。那么窦婴呢，他是好儒，他喜欢有为，他喜欢从儒的角度来进行有为。那么有这么一个故事，汉景帝他的弟弟是梁王，当时在地方的藩国封为梁王，汉景帝在平定七国之乱的时候，梁王还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那么这哥俩的关系应该非常好，而窦太后也非常喜欢梁王，那么有一次梁王从地方到中央来，那么汉景帝呢，就设宴，哥俩喝酒特别高兴，汉景帝这哥俩可能好久没见了，在一起聊天，喝酒特别高兴，汉景帝呢一高兴怎么样？大概当时也是喝酒喝昏了头，一高兴，说什么呀？说将来等我完之后，意思就是我死了之后，皇位是你的。因为窦太后特别喜欢梁王，所以听了汉景帝的话，汉景帝我说了，喝酒喝昏了头了，说出了不符合不符合礼仪的话，不符合制度的话，那窦太后特别高兴。

但是窦婴当时也在旁边，窦婴他头脑比较清醒，他意识到，汉景帝这种说法不符合制度，不符合宗法制度，不符合汉朝皇位的继承制度。马上他就来提醒汉景帝，说什么呀？说陛下这话不对，咱们祖宗已经制定了皇位的继承制度，咱们要按照祖宗的制度来执行，不能凭一时高兴，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他马上提醒，就是汉朝皇位继承是有自己制度的，你可不能随便自己一高兴，就破坏这个制度。所以窦太后当时特别不高兴，后来就冷落了窦婴，虽然这是她们家的人，但她冷落了他。那么窦婴的这种提醒就是一种有为，这是从儒家的角度去有为，不能放任，什么东西都不能放任，不能凭着感觉走，不能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要按制度来，要有一定的制度。那么当时不光是窦婴主张，好儒家讲儒家的东西，当时还有一些大臣也讲儒家的东西，希望按照儒家的那些思想，来治理国家。

当然一开始还不可能完全大规模地推行儒家，但是有一些大臣主张用一些儒家的东西，起码小规模、零星的来做一些事情，你比如当时有两个大臣，一个叫赵绾，一个叫王臧。这个王臧和赵绾呢，他们两人也是主张儒家，主张用儒家的东西来进行治理。那么这个王臧、赵绾按照儒家的想法还提出了一些主张，什么主张呢？比如说当时在朝廷那儿有很多列侯，这些列侯呢，都是一些贵族了。他们在中央这儿整天惹事生非，是是非非。朝廷这儿、中央这儿聚集了很多列侯，这些人在这儿整天无所事事，招惹是非。所以王臧、赵绾提出让他们都回去，回到你自己的封国当中去，你不要在中央呆着，你是哪儿的？给你封在哪个地方？封在山东，你去山东。封在河北，你去河北。封在湖北，你去湖北。该去哪儿都去哪儿，不要都集中在朝廷，但是这些列侯都不愿意到地方，很多列侯都在中央跟公主结了婚，娶了公主。他不愿意到地方去，地方也比较苦，地方跟中央、跟朝廷距离比较远，他们维护自己的利益也不方便。所以按照这个王臧、赵绾的想法呢，都离开、都走，都别在这儿。这样朝廷清静一点，朝廷的矛盾会少一点，有利于朝廷推行自己各项治理政策。

那么王臧、赵绾还提出了一些想法，什么想法呢，今后大家穿的服装都要符合礼仪，实际上就是说他要想推行儒家的这些东西，推行儒家的礼仪。哪怕从服装方面，从一些使用的器物，从服装、从各个方面怎么样？要体现出君臣上下的等级，要有这种体现。大概当时有些贵族呢，他觉得他的关系跟皇室的关系比较密切，或者跟最高统治者的关系比较密切，他有时候就不太讲究礼仪了，人与人之间比较随便。那么儒家的想法，这些都是不行的。因为儒家孔子说过这种话，“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非礼勿视。”那么汉代呢，开始无为政治，所以那些贵族可能开始一些礼仪的东西，不是说他完全没有礼仪，有很多礼仪不够严格、不够规范。

所以王臧、赵绾主张进一步的规范，那么这种规范他可能是要求先从服装做起，大家穿的衣服先得体现出这种礼仪，体现出一种秩序。那么总之呢，王臧、赵绾有很多想法，这些想法呢都是儒家的东西，希望用儒家的东西来规范朝政，来规范朝廷。那么这些呢，也引起了以窦太后为代表的这些保守贵族的不满，他们希望通过无为来保持自己已有的特权，所以这个窦太后最后呢，就开始对王臧、赵绾开始下手，她就胁迫汉武帝把这个王臧、赵绾给抓起来，可能又找到了王臧、赵绾的一些漏洞，找到一些口实，找到一些漏洞，我说了，人在工作的时候，肯定会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不可能一点把柄都不被人抓住，大概抓住了王臧、赵绾的什么把柄，胁迫汉武帝把王臧、赵绾抓起来，胁迫他们俩自杀了，最后这两个人被逼得自杀了。所以可见呢，这个有为并不是一帆风顺搞起来的，在有为的过程中，怎么样？它也遭到了无为的反抗，所以在汉代，这种无为到有为的过程中，它们双方是互有进退的，你打过来，我打过去，有时候你稍微高一点，有时候我稍微高一点，这个双方当时呢，这么一种情况。

那么这里我们接下来就要讲一讲，为什么会独尊儒术？出现了独尊儒术。我们还是从一件事情讲起，刘邦当初反抗秦朝的时候，当初怎么样？秦朝的官府通缉刘邦，到处抓刘邦，刘邦到处逃窜，流窜于哪儿，流窜邙、砀之间，邙山、砀山之间，官府到处找都找不到他。结果刘邦的夫人吕氏，也就是后来的吕后她就能找到刘邦，她随时就知道刘邦在哪儿，后来刘邦挺奇怪的，说官府到处找我，找不着，你怎么一下把我找到了？吕氏说什么呀，我看见天上有五彩之云，哪儿有五彩之云，我就到哪儿找你，到那儿准能找到你，五彩之云什么意思？谁天上有五彩之云谁将来要当天子，那可不得了，这都是他编造的神话，他编造这些神话是什么意思，编造这些神话就是要树立自己的精神权威，那么这是刘邦的想法，就是他也意识到精神的重要。

在这一方面汉武帝时期的很多儒家的学者，都意识到了，如果能够在精神上提高地位，提高君主的地位，就能够解决真正解决君主的权威问题。因为当时的社会，需要一种精神上的和谐，就说汉武帝他也想，使社会成为这么一种和谐的社会，大家彼此都很和谐，他也想创造那种气氛。所以他也想从精神上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谁能给他解决这个问题呢？法家肯定不行，法家也是有为，但是法家不行，而且法家这种做法越做这个气氛越紧张，我说了这个农民起义，你越镇压越不行，这些地方的豪强黑社会，你可以杀，把他们给杀怕了。但最后怎么样？还是解决不了问题，你杀了一批，新的又起来了，而且你用法家这套成本太高，代价太大，你得动用很多军队。而且气氛更加紧张，气氛更加不和谐。

所以需要的是儒家，由儒家出面来解决问题。儒家主张伦理道德，儒家要在精神上树立君主的权威，儒家要解决什么呀？精神问题，所以最后呢，还是由儒家来出面。那么在这方面呢，汉代的思想家，汉武帝时期的思想家，董仲舒在这方面起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董仲舒呢，他在尊君这方面，解决精神问题，解决精神上尊君这方面解决得是比较好的，那么董仲舒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我前头说了，秦朝、汉朝开始，这些君主，他也想解决精神问题，也想在精神上树立自己的权威，不过他们解决精神问题，精神上树立自己的权威呢，他们使用的那些都是一些神学迷信的东西，很多是神学迷信的东西。特别是汉高祖刘邦，他用神学迷信的东西来树立自己的权威，这些神学迷信都是些低层次的、巫术的、精灵鬼怪的迷信。比如说他是龙的儿子，比如说他是什么白帝的儿子，或者说赤帝的儿子，或者他是黑帝，刘邦还自称黑帝，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属于一些低层次的神灵。

董仲舒在尊君方面，精神上尊君他也搞神学的东西，但是他搞的是高层次的神，高层次的神学，这种神学是带有理性化的。最低层次的神灵是自然神，像我们说山神河神，树木之神，山洞之神，猪神、牛神、马神。这是最低层次的神，再高一层的神，是血缘群体神，那它表现为什么呀？表现为一些氏族部落的图腾，这是第二层次的神，那么第三层次的神呢是功能神和行业神，功能神，比如正义之神，司法之神，智慧之神，这是些功能神。那么行业神呢？那么由于社会划分成不同的行业，所以人们在各个行业当中，把这个行业的一些创始人，在这个行业当中起着很大作用的人，把他立为神。比如我们说木匠、木工这个行当，那么他有谁呀？鲁班神。航海人们信谁？妈祖。纺织呢，人们信什么？黄道婆。武将，人们信谁呀？比如说信关公。这是行业神，那么自然神、血缘群体神、功能神和行业神，这些神都是多神，是无序列的，无政府状态的。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神，各个行业有各个行业的神，各人有个人的神，这个神很多，然后再往上，开始有一个神灵，我们把它称为至上神。这个至上神呢，他并不排斥多神，而是让多神受他的领导，使多神服从一定的秩序，服从一定的法度，使多神不再处于无政府状态。原来刘邦神话自己，他用的神就属于那种无政府状态的多神，所以他在神话自己时候，他用的神并不确定。他一会儿说自己是龙，一会儿说自己是黑帝，一会儿说他是赤帝的儿子，一会儿说这个，一会儿说那个，这种神对他精神的地位树立是非常不利的。为什么呀？因为这种无政府状态，这种杂七杂八的多神，你可以创造，别人也可以创造，你可以利用，别人也可以利用，别人也可以制造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精灵鬼怪的东西，来神话自己，来虚构这些东西，来抬高自己的地位，所以董仲舒呢，他这时候，他也提出一个神，这个神不再是那种杂七杂八的、无政府状态的、没有序列的神了。

那么这个神是什么样的神？它是一种至上神，它是统领百神的，叫什么神，“天”。天是最高的神，这个神是至上神，是众神的领导者，所以董仲舒说，“天者百神之大君也”，天是百神的最高的君主，这个百是概述，也就是天是多神的概述。就是我承认你们信的这些神，你讲神，他讲神，你这个神，他那个神。这些神也都存在，但是所有这些神，都要服从天，天是这个神的最高的君主，所以“天者百神之大君也，天者群物之祖也”。天者是万物之祖，而且董仲舒说了，“不敬天，虽祀百神无益也”，你各个地方的人，各个行业的人，各种人，你可以祭祀你的神，你可以遵从你的神，谁都可以遵从。但是你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在这些神之上，还有一个最高的神，你得敬它，首先得敬它。你如果不敬这个最高的神，你就是祭祀底下那些杂七杂八的神，祭祀你那些具体的神，那也没用。所以尊你那些百神，尊你那些小神，首先你得尊天，所以他提出了一个至上的神，提出了一个最高的神。这个最高的神，这个至上的神，不但是神，不但是至上的神。而且还是有规则，还是有法则的，有了这个规则，有了这个法则，那些杂七杂八的那些百神就不再处于无政府状态了，就应该是有序列了、有规则了。那么他给这些杂七杂八的神，等于给他们套上了规则，由最高的神灵，给他们确立了规则，什么规则呢？实际上就是儒家的道德，就是儒家的规则，董仲舒说了这种话，你不是尊天吗？天有天道，就像我们说神有神道，你不尊神吗？尊神你就得讲究神道，那么天也是神，天是最高的神，你尊天就得讲天道。就得讲天的法则，神的法则。

董仲舒说了这种话，说“惟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就是天子直接承受天的命令，那么我们这个天下其他人不能承受天的命令，只有天子才能直接承受天的命令，别人不行。天子是最高的，天的儿子嘛！“惟天子受命于天，天下人受命于天子。”那是什么呀？天下其他的人，天下的人，除了天子之外，天下其他的人，你只能直接接受天子的命令，你不能去接受天的命令。也就是说这种至上的神，最高的神灵，谁才能直接跟他打交道，只有天子才能直接跟他打交道，别人不能直接跟至上的神灵打交道。别人要想接受神的命令，接受天的命令怎么办呢？必须通过天子这个中介，然后由天子来向他转达天的命令，所以“惟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那么所有的天子他来主宰天下，来治理条下，都是由天给他发布的命令，都禀承天的命令，所以这个天子治理天下，不是随便治理的，他完全是禀承天的命令。所以皇帝治理天下，是个非常神圣的事情。过去人们理解皇帝治理天下，理解得比较简单，你不就打赢了吗？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你不就打赢了吗？你不就运气好吗？讲的这些东西。那确实历史事实是这样，我利用诡诈，我利用我的军事实力，我利用我的手段，最后把天下给夺取了，过去人们是这么理解的。什么人当皇帝，诡诈、有实力，那你就可以当皇帝，所以为什么刘邦打下天下以后，很多老战友们不服，那些异姓王都不服。他们觉得当初咱们一块儿打天下，你不就是凭诡诈、凭实力你打下来。我也去凭诡诈，我也去凭实力。所以很多地方的藩王，那些异姓的藩王就起来反叛，他也想当皇帝，都想当皇帝，都有这种想法。那么同样后来刘家的人，同姓王，他们也不老实，都是刘家的人，你能当皇帝我为什么不能当皇帝？他们的心态都是一个，只要我有智慧，我诡诈，只要我有实力，我这个兵强马壮，我就可以当皇帝，当时就是这种心态。

那么通过董仲舒的论证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皇帝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当的，你有实力也不行，你有智力也不行，你还得有什么？有天命，有天的命令。就是谁能当皇帝，谁不能当皇帝，谁能当皇帝就是天的命令，是天让他当的皇帝，是天让他来治理天下，都是秉承天命。如果你没有天命的话，你即使有实力，你也不能当皇帝。他让人们树立起这个信念，这无疑提高了君主的精神地位，实际上就是让人们想到这一点，你虽然有实力，你有没有天命？没有天命，你是不能当皇帝的。所以董仲舒他说了这样的话，他说“天以天下予尧舜，尧舜受命于天而王天下。”这话什么意思呢？尧舜是古代的帝王，那么尧舜为什么能够当帝王呢，过去的解释呢，就是说一般说他们有道德，当然道德是一个方面，他们是有道德，但董仲舒这里还提出，不光是道德问题，是天给他的，天命。天给他的，没有这个天的话，他即使得了这个天下，统治了这个天下，他不合法。必须由天来认同的，所以天以天下，给你的，由你来指挥天下。就是尧舜他来治理天下是禀承天的命令，这样就给尧舜这样的帝王治理天下，怎么样？给他们涂上神圣的这种色彩，打上了神的印迹。那么这种做法呢，实际上对当时来说，给汉朝的皇帝，给他们的统治，给他对于天下的治理，就打上了什么？神的印迹。就是说你汉武帝，或者汉朝的皇帝，你统治天下，你治理天下，不是仅仅凭什么实力，不是凭我们人间的这些物质的条件，是神，神让你统治天下。你禀承神的命令，所以这样呢？让他有这么一种信念，所以对汉朝皇帝就更加敬畏，这种敬畏不是怕他的物质实力，不是怕他的军队，不是怕他的财富，也不是因为你有钱我跟着你，不是这些东西。完全是一种精神上的因素，所以汉朝皇帝的精神权威树立起来了，那么这种做法，像董仲舒这种做法，那么实际是什么呀？实际上把汉朝的皇帝，把汉武帝给抬高到这种地位，你不光是政治上最高的统治者，你有全国的最高的实力，土地都是你的，物质财富都是你的，臣民都是你的，而且你还有全国最高的精神地位，精神上你也最高。因为什么呀？因为你直接跟神连在一起，你可以直接接受神的命令，只有你可以跟神来直接打交道，所以在精神上你有最高的地位，精神上你有最高的权威。

那么，董仲舒这种做法，就得到了汉朝皇帝的重视，汉朝皇帝意识到了这一点，经过这种精神地位的提高，汉朝的统治才能够真正稳定。所以最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董仲舒这种在精神上树立汉朝皇帝权威这种做法，应该说有着很大的关系。

秦风汉云

［百家讲坛讲稿连载］［方尔加］［汉代国策风云］

第4讲  独尊儒术

我们继续讲汉代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的问题。那么儒家要成为官方思想，儒家要被统治者接受，儒家要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仍然不能真正被统治者所接受，什么问题呢？就是儒家的操作问题。因为当初汉高祖刘邦的时候，他是非常看不起儒家的，为什么看不起儒家呢？他觉得儒家这些学者都是一些空谈家，就会说大道理，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所以这个汉高祖动不动就骂竖儒，老是骂儒家。

那么汉高祖刘邦当年打天下的时候，有些儒家的知识分子去投靠他，汉高祖对这些儒家的知识分子并不是很买账，不太高兴。而且汉高祖留下了一个历史污点，他把一个儒生的帽子摘下来在里头撒泡尿，然后又把帽子还给人家了，对儒生非常不尊重。那么后来有一个大臣叫叔孙通，叔孙通当年去投靠刘邦的时候，这个刘邦看他穿了一身儒的服装，刘邦很不高兴，叔孙通看出来了，所以叔孙通就回去了，换了一身衣服，换成短衣短袖，当时叫楚服，楚国的楚，刘邦看了以后就高兴了。有几次有儒生来投靠刘邦，那么刘邦往往先问问这些传达的人，这人什么样，服饰、打扮、神态什么样，这个传达人就说状儒，就是像儒的那个样子，刘邦就不见，刘邦对传话人，他就说，你回去跟他说，告诉这个来人，说我正在忙大事，现在没时间会见儒生，没时间跟儒打交道。所以这个反映出什么？刘邦对儒是很不喜欢，为什么不喜欢？因为儒（给）他的印象崇尚空谈，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操作能力不强，没有什么操作能力，他有这么一种印象，这个印象呢，其实不光刘邦有，很多人都有。

那么对儒家的这种看法，大家一直就没有变，是一贯的，都认为儒家不切实用，儒家的操作有问题，它不能把它的思想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实际操作。实际上儒家内部一些人，也承认这一点。孔子的弟子子路就说过，“道之不行，已知知矣”。我儒家，我所提倡的道，所坚持的道，推行不下去，我知道，我自己心里明白。所以这个东西呢，看样子大家对这个看法是比较一致的。

西汉时期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对儒家思想也有一些看法，他认为儒家思想烦琐、儒家思想不切实用。他曾在《史记》中写到“夫儒者，以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理，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意思是说：儒家研究的诗、书、礼、乐、艺、春秋，这些六艺经传，道理特别多，特别烦琐，有时候人们学了几代，也不能理解它的意思。

这个司马迁在《史记》里头对说儒家烦琐，儒家不切实用。司马迁是这么说的“夫儒者，以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理，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就是儒这个东西，它讲的那些六艺，它讲那些古代的文献，讲这些道理，特别多，特别烦琐，人们有时候学了几代，都不能把它的意思弄清楚，所以司马迁对儒家也有这样的批判。所以汉高祖刘邦当初不喜欢儒家，整个社会都对它有这种看法。包括后来窦太后，窦太后反对有为，她也反对儒家，她也说儒家烦琐，儒家不切实际。

但是后来儒家自身也开始做一些调整，这个调整需要一个过程，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调整完的，是长期的这么一个调整过程。在调整的过程中，儒家逐渐在改变自己，改变自己这个不好操作，脱离人们的实际生活，脱离实际工作，讲空洞的道理，它也在克服自己的这个缺点，不过这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这个在汉高祖刘邦时期，儒家发挥了一次作用，把儒家的一些想法，儒家的思想怎么样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运用了一次，不过这种运用呢，只是一些初步的运用。什么事呢？就是汉高祖刘邦打下天下，当了皇帝以后，自己的精神地位并没有确立，自己的尊严并没有确立，他的那些老朋友怎么样，缺调少教，大家过去本来就素质非常低，都是一些地痞无赖，所以夺取了天下以后呢，这些无赖过去的这些陋习，坏习惯还没有改变，特别缺调少教，缺少教养，所以刘邦非常烦恼。

这时候刘邦一个重要的大臣，叔孙通，他在旁边看到了，叔孙通他就是个儒家的学者，他看到了，所以他敏锐地感觉到现在儒家需要开始发挥作用了，儒家能够给他解决问题，前头咱们不是说吗？儒家不好操作，儒家解决不了具体的问题，尽空谈道理，那么叔孙通这个时候抓住了一个机会，他看到了什么呀？他看到这个问题，就是汉高祖刘邦的朝纲没有建立起来，礼仪制度没有建立起来，他的这种皇帝的尊严不能确立，不能树立这件事情，叔孙通觉得儒家可以在这方面发挥点作用，可以帮他解决。所以叔孙通就对汉高祖刘邦说，这件事由我来解决，我来给你调教，来给你训练这些粗人，这些大臣，这些将军。实际上他要给他调教这些小流氓，调教他们。那刘邦当然就答应了，就说既然你能解决，那你给我解决，就答应了。叔孙通就把他过去读的那些书，记载古代的礼仪，礼仪规范、礼仪制度的那些书都给拿出来了，还找来了他的很多学生，然后他们共同干嘛？按照古代的礼仪，这些礼仪规范来调教刘邦手下的这些大臣，这些将军，这些粗人。那么该穿什么样的衣服，该做什么样的动作，该怎么样说话，平常应该怎么样尊君，在君主面前应该行什么样的礼仪，你们彼此之间应该行什么样的礼仪，让他们讲文明，讲礼貌，懂得一些文明的东西。

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教，叔孙通跟刘邦说调教可以了，怎么样，现在给你来演练一次，你来看一看怎么样，据说在一天早上，开始正式让这些大臣按照叔孙通和他的学生的调教来演练他们已经学会的这些礼仪。那么到那天呢，刘邦上朝了，来看看底下这些大臣，开始来演习这些礼仪。那么这些大臣一下变得非常规矩，非常讲礼貌，非常文明，迈着四方步入朝，入进来之后，见着皇帝应该怎么样下跪，应该说哪些恭敬的话，文明的话，他们的服装，那也都是非常符合标准的，符合要求的，所以这一个个表现得非常有教养，当时整个上朝这个气氛非常庄严，非常肃穆，给人的感觉非常文明，气氛非常好，所以经过这么一次演练，刘邦当时给美坏了，乐坏了，刘邦当时说，我今天才知道当皇帝的尊严，那么这件事情应该说叔孙通怎么样，使得儒家在操作这方面小试牛刀，试了一把，使刘邦尝到了儒家的甜头，所以有的人在《汉书》里有这个记载，有的人说叔孙通是汉代儒家之宗。

这个宗什么意思？我觉得如果儒家之宗也可以，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说是儒家进入操作，为统治者解决实际问题，实际地为统治者解决问题进行操作，他是一个开端，所以汉高祖刘邦特别高兴，从此知道儒家的优越性，知道儒家的优点，当时还重赏了叔孙通，那么叔孙通的学生也都受到了奖励，给官做，给了赏，所以这件事是儒家操作这方面取得的一个非常大的进展。

但是从总体上来讲，儒家在操作这方面当时还是不行，就是叔孙通虽然使儒家进入到操作，解决这些问题，但这种操作是非常浅的，浅层次的操作，这个深层次的操作还没有开始，而且即使是这种浅层次的操作，儒家也并不都是成功的。其实这个浅层次的操作，这种礼仪，这种表面的规范，这种浅层次的操作，在很多方面还是失败的。我举个例子，比如秦始皇的时候，人们说秦始皇焚书坑儒，秦始皇不喜欢儒家，其实开始秦始皇也并不是排斥儒家，在秦始皇的朝廷里头，还是有儒家的学者在那儿当臣的，他也用了儒家的人，比如淳于越，史书里记载，他当时在秦始皇面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治理天下，他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也发了言，他也有发言的权利，尽管秦始皇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但是这反映出秦始皇的朝廷里头，也并不纯粹都是法家。

再有秦始皇去祭祀泰山，那么祭祀泰山的时候呢，他也征求了当地那些儒生的意见，让他们来讨论讨论，应该怎么样祭祀？什么样的礼仪？什么样的规范？什么样的规定？实际上他向一些儒家学者做了咨询，可是不太成功。为什么不太成功，就是这些学者讨论来讨论去，提出的建议都不太实用，比较怪异，他们内部也争来争去，弄了半天也拿不出一套成型的方案，所以秦始皇一看这些人争来争去，他们自己的意见也不一致，而且他们的一些说法都特别怪异，所以秦始皇干脆就不用这些人了，秦始皇自己就上了泰山。就是说我并不是说不用你儒家的，我想用，让你给我解决个实际问题，就像那个叔孙通一样，你给我解决一些表层次的一些礼仪规范，一些表层次的问题，你给我解决呀，他又解决不了，所以就这个表层问题的解决，我们说叔孙通成功了，并不是儒家都成功，有很多人成功不了。

汉武帝时期也发生这个事情，汉武帝要去祭泰山，那么祭泰山的时候，他也是找一些儒生，让他们给讨论讨论，看我应该怎么样祭祀？有哪些做法？有哪些行为，应该怎么做，结果这些儒生也是讨论了几天几夜，拿不不出一套方案来，最后汉武帝也是没办法，最后就不用他们了，汉武帝就自己制定方案，自己去了。

所以从这些事情来看，就是儒家虽然当时在操作有叔孙通成功的一方面，但总得来说，即使这些表层问题的解决，也还是不成功的，还是不行的。那么儒家我们说了，你要想得到统治者的重用，你必须要解决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的话，无法独尊儒术，统治者说我喜欢儒家，你操作不了，你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我也不可能用你。所以儒家用世的问题，实际操作的问题，必须要解决。

在汉武帝朝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汉武帝朝的时候，有一个大臣，张汤。这个张汤非常能干，能够给皇帝解决很多问题，做成很多事情，也就是在实际操作这方面，张汤是很有两下子，所以汉武帝是比较喜欢他的，但是张汤受到周围大臣的攻击，咱们有时候说不做工作，可能没人批评，做工作反而（被）批评，做工作越多，批评越多，做工作越多，失误也越多，这个张汤可能难免是有这样那样的失误，那么攻击他的人很多，那么其中有一个人对他的攻击是相当狠的，谁呢，就是汉武帝朝有一个大臣叫狄山，那么有一次冲突起来，当时讲到就是怎么样处理和匈奴的关系，张汤可能根据汉朝当时的实力，根据敌我双方的这种状况，根据当时的情况，汉朝发展的这么一种状况，张汤是主张军事上出击，打击匈奴。那么这个狄山呢，他是主张不要打击，他主张和亲，不要动兵。

本来这个问题是你主张打击，我主张和亲，咱们可以就这个问题来商量，用什么方式解决这个问题？狄山由此来开始攻击张汤的人品，狄山说什么，张汤并不是真正忠于朝廷，并不忠于皇帝，你看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他攻击张汤这个问题，已经不是批评他解匈奴这个具体的问题了，开始攻击张汤人品的问题了，实际上要把张汤做的所有的工作都彻底否定。那么汉武帝当时就问狄山，你说，张汤是什么人？狄山说，张汤是诈忠，诡诈的诈，欺诈的诈，忠实是忠的，他不是真正的忠于朝廷，他是诡诈，伪装的，汉武帝呢，听了以后，很不高兴。那么这件事情说明什么？儒家有一个非常致命的弱点，非常致命的缺点，就是你操作不行，操作不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你老批评人这个，批评人那个，你操作不行，所以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你怎么能够成为官方思想，官方怎么接受你，因为统治者接受这个东西，是要解决问题，要实实在在解决问题的，你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儒家在这方面其实也在做一些探讨，它也并不是说光停留在理论，儒家在这方面，他们也不是没有探讨。早在孔子的时代，实际上孔子，包括孔子的学生，在这方面也都在做一些工作，孔子的很多学生在一些诸侯国怎么样，都做了官，他们在做官的过程中，实际上就是怎么样，把从孔子那儿学的一些思想，儒家的思想运用到实际中去，不过它是怎么运用的，因为史书这方面的材料非常少，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弄得不是很清楚，它怎么样运用，具体怎么样把儒家的理论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不好说，那么在汉代，儒家它要取代法家，它要成为官方思想，它想在思想界，占有最高的地位，那它必须什么呀，必须得解决操作问题。

在这方面，汉武帝之前和汉武帝时期，应该说有很多人在这方面做了这方面的努力，而且可以说这方面的努力并不是一点成果没有，并不是说没有成果，还是有一定的成果的。张汤这个人物是值得我们重视的，虽然人们说他诡诈，很多人骂他，觉得他道德不好，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说他是假的，说张汤这个人专门阿顺君主的意图，拍马屁，顺着君主的意图说他很奸诈，但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在儒家由理论进入到实际，儒家用世这方面，我们承认他还是一个值得我们重视的人物。这个张汤人们说他是酷吏，说他应该属于法家的东西，酷吏嘛！用严酷的手段来镇压那些异己的力量，但是他跟其他的酷吏不太一样，他在做事情的时候，其他的酷吏就是杀，对那些异己的力量，对那些不利于朝廷的力量，对那些触犯法纪的人，就是杀，就是刑罚，就是关，非常严酷。

张汤不那么简单，一方面他也镇压这些人，另一方面张汤他经常怎么样，跟一些儒生交接，这些儒生懂得很多儒家的经验，他跟这些儒生交往，然后把自己从事的一些工作，把自己的一些举措，把自己做的一些事情，和他从儒生那儿所得到的一些儒家经典的内容相互附会，然后向别人说明，说我这种做法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我这种做法是符合儒家这个理论，符合儒家那个理论，和儒家是一致的，他有点像我们现在有的人说的包装，就是说我这么做了，做了之后呢，我再用儒家的东西来包装自己，做了一些包装，所以有的人对于张汤这种做法，大家非议，假的，诡诈。

张汤个人的品格我们不管，他是不是诡诈，实际上很多人都诡诈，你也不能说儒家的这些人就不诡诈，其实诡诈是另一回事，很多人都诡诈，那么张汤的这种做法，我不说他的动机，我不说他的人品，那么这种做法我个人认为，对儒家由理论走向实际，对儒家进入操作应该说是有好处的。那么张汤他的很多做法可能是附会，不管他是恶意的，还是善意的，不管他是什么意思，他也是一种附会，所以刚开始这个理论运用到实际，需要一个附会的阶段，然后在附会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地，一步步地深入，一步步地具体化，看看怎么样把理论运用到实际，所以我们说在儒家的理论进入到实际中去，进入到操作层次这一方面，应该说张汤是个重要的人物，需要一批人去附会，附会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那么此外，还有一些人，需要我们重视，他们在儒家由理论进入实际这方面应该说也做了一些工作。那么比如《汉书》里记载一个地方官叫儿宽，儿宽他一是个基层干部，在地方当干部，那么《汉书》里记载，他在做基层工作的时候，因为儿宽他也是儒家的学者，他学过尚书，然后他在做基层工作的时候呢，有意识地、自觉地把儒家的思想，运用到他的实际工作中去具体地操作。这个过去的儒家学者都是高高在上，更多的是高高在上，空谈理论，所以有时候他结合实际呢，结合得也比较空，是一些大政方针，那么过去很少有儒家的学者能够做具体的工作，具体的操作，在具体的工作中运用儒家的思想，那么儿宽在这方面，应该说做的比较出色，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那么他在地方到底怎么样具体的操作？怎么样把儒家的理论和老百姓具体的生活结合起来呢？这个史书的记载非常少，也没有留下这方面的著作，这是非常遗憾的。这个儿宽的工作经验非常重要，如果当时能够详细地把他当时具体怎么做的工作用文字保留下来，那对我们今天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理论如何运用到实际，与实际工作相结合这方面，肯定儿宽有贡献，遗憾的是他这方面的记载非常少。

比如说儿宽在当地从事基层工作的时候，他追求的是什么？要得人心，他不像其他的一些酷吏，其他的酷吏就知道镇压，就知道粗暴地对待底下的人，儿宽不是，他想办法得人心，老百姓兴修水利，帮着老百姓发展生产，让老百姓过好日子，所以在当地处理各种问题的时候，处处体现出仁义、仁爱、和缓，让老百姓之间的关系都能非常和谐，老百姓和官府的关系和谐，所以儿宽在当地的威信非常高。由于他爱老百姓，和老百姓之间关系处得非常好，处处体现出仁爱，深得人心，所以他的影响很大。

据说是这样，他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对老百姓非常好，由于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他的税收工作没有完成，上级官府呢，它是有税收有指标的，那么儿宽由于注意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减轻民众的负担，所以他的税收工作没完成，没完成怎么样？没完成那就要惩罚，而且要把你调离这个地方，因为你工作没做好。据说当地的老百姓，一听说儿宽因为没有完成税收指标，要受到惩罚，听说儿宽要被调走，当地老百姓全都不干了，老百姓全都着急，结果老百姓纷纷把自己家里的粮食，把自己家里的钱拿来缴税，都是自觉的，没有任何人强迫，大家希望要留下儿宽这样的好官，结果儿宽的税收由原来没有完成到第一，税收完成第一。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其它残酷暴力的手段，强迫的手段，没有，一切都是人们自觉完成的，都是老百姓自愿，老百姓情愿这个地方气氛非常和谐，非常好。所以这件事引起了朝廷的注意，这是怎么回事？别的地方老百姓，拿刀架在他的脖子上让他缴税，拿鞭子抽他，去强迫，弄得这个关系非常紧张，而儿宽老百姓情愿，自觉自愿，而且这个关系处得非常好，基层工作做得非常好。所以儿宽很快就被提拔上来了，所以儿宽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就是儒家在理论进入实际这方面，在具体的运用这方面是有进展的，儿宽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那么再有就是我们说的董仲舒，董仲舒也是我们非常值得重视的，他是一个理论家，他为儒家独尊，为统治者接受儒家提出了很多理论。那么在儒家由理论进入操作这方面，由理论进入到实际工作这方面，董仲舒也做了很多工作。他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空谈家，并不是一个纯粹光讲理论的，董仲舒看样子也是一个实干家，他也是做具体工作的。在《汉书》里我们可以看到，董仲舒关注的很多问题，你别看他一方面谈一些理论，谈一些儒家的理论，谈一些神的理论，谈一些抽象的理论；另一方面他非常关注老百姓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当时董仲舒给皇帝上书一封，讲到老百姓种麦子的问题时，他说：“《春秋》它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意思是说，《春秋》这部书中，除了麦禾之外，别的谷物不收录书中，连麦禾欠收都要写的书中，可见圣人最看重五谷中的麦与禾。

比如在《汉书》里头记载，董仲舒给皇帝写信，讲到什么问题，讲到种麦子问题，当初关中地区老百姓都好种麦子，所以董仲舒专门讲了种麦子的重要，而且把他提出的那些抽象的理论和种麦子结合起来，你看这种麦子是老百姓太现实的问题了，太实际的问题了，所以董仲舒关注老百姓种麦子的问题，把他的那些阴阳五行和种麦子的问题相结合，董仲舒还讲到什么问题？讲到下孢子的问题，下孢子也是老百姓很关注的问题，一场孢子下来，老百姓算一场大的灾害，所以董仲舒还专门讲了孢子的问题，所以董仲舒不都是空谈理论，他也关注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董仲舒不光是关注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而且董仲舒还进行实际的操作，他也有实际操作。

他具体是怎么做的。大概是这样，甲和乙发生冲突了，两个人打架，这个乙呢，拿着刀子冲甲就刺过来了，结果这个甲的儿子看到了，拿着棍子就冲乙抡过来了，结果怎么样？没抡好，因为混乱嘛，混战中没抡好，一下抡上自己的父亲了，这个甲的儿子就算犯罪了，这个案子怎么判？那么按照当地的这些官员，他们往往头脑比较简单，那就是说你这个甲的儿子，你等于打了父亲了，这还得了，按照法律条文应该怎么判？判甲的儿子死刑，因为一棍子打了父亲，判死刑，这个死刑，当时叫枭首。把你脑袋砍下来，然后搁在笼子里头，挂在一个高的地方，让大家来看，你这是犯罪了。那么这个地方当时法官判这个案子呢，他完全是按照表面上，按照字面来判刑，因为表面说儿子打死了父亲，应该判什么罪，他这种判案的做法其实就是例行公事。其实这种做法就是法家的做法，我就看字面，字面上你只要违反了规定，我就来判你。

那么这个案子送到董仲舒那儿去了，董仲舒可能要复审一下。那么董仲舒在判这个案子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他要按照儒家的思想，儒家的想法来判，所以董仲舒就重新判，他按照那部儒家经典来看。儒家有部经典是《春秋》，董仲舒是专门研究《春秋》的，那么他就按照《春秋》里头的一些记载，《春秋》里头的一些要求来判这个案子。那么《春秋》里头有这种记载，说儿子给父亲吃药，结果怎么样，父亲吃死了，那么父亲吃死，是不是儿子谋害父亲？是不是儿子应当惩罚父亲？不，儿子是为了给父亲治病，他并不是为了害死父亲。那么按照《春秋》的这种记载，这个儿子拿起棍子来打乙方，他是打着父亲了，不过他当初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救父亲，所以按照《春秋》儒家的这种说法叫“君子原于心，赦而不诛”。什么意思呢？君子原其心，就是我们在看这个人的举措，要看他的动机，原其心，深入地探求他原来的动机，他的动机是什么？他的动机是为了救父亲，他给父亲吃药，他的动机是为了给父亲治病。那么这个人抡起棍子打乙方，他原本的动机是为了救父亲，他是出自好意，是出自孝顺，所以动机是好的，原本内心是好的，这样的人不能够杀他，不能够惩罚他，所以大概把这个儿子给放了，那么这种判案子，显然深得民心，你要是把这个儿子给杀了，不光这个甲，这个父亲他们家里的人肯定不愿意，他们肯定对官府不满，你官府这种做法太不合情理了。因为当时中国的基层，家族社会，大家特别讲人情、情理，所以董仲舒这种判罚是符合情理的，而这种判罚，董仲舒又依据儒家的经典，所以他这种做法就能使深入老百姓之心，深入民心，对儒家的普及，对儒家被社会所接受作用是非常大的。

董仲舒还判过一个案子，这个案子是这样，说有一位父女，她的丈夫坐船出门，船上父女在，坐船怎么样？风高浪大，船翻了，丈夫没有了，失踪了，尸体也没看到，可能是死了，那很长时间了，后来这位妇女就回娘家了。回娘家长期找不到丈夫的尸首，所以这个妇女她的娘家的人就把这位妇女另外让她出嫁了，嫁给其他人了。那么这件事官府就要说话了，按照当时基层法官的说法，这个妇女，你的丈夫死没死还不知道，尸体也没找到，你竟敢另嫁他人，属于淫荡，你属于有淫心，要判罪，判什么罪？把她抓起来叫死罪，把你杀死，然后把你的尸首抬到集市上展览，让大家看。

那么这么一个案子又到董仲舒那儿去了，那么董仲舒对这个案子另有一种判法，又是按儒家的思想来判。那么怎么按儒家思想来判呢？第一按照《春秋》的记载，这个妇女，她没有儿子，如果她有儿子的话，她就不能再另嫁他人了，不能再跟别人结婚了，她没有儿子了，丈夫失踪了，你是可以再嫁给其他人的，这是第一；第二，这个妇女并不是她自己要嫁给他人，而是受父母之命，是父母让她嫁给别人的，她等于嫁给别人是服从了父母的命令，所以她这不是淫，而且是孝，因为她服从父母的命令，她是孝。所以妇女无罪释放。所以这个东西怎么样？也和合乎情理，应该说广大老百姓是能够接受的，从情理上，从内心人们是可以怎么样，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这些案子的审理怎么样？非常有助于儒家进入基层社会，儒家被老百姓所接受，这些案子的审理，也是儒家与老百姓具体生活的一种结合。那我这里讲到张汤，讲到儿宽，讲到董仲舒，我想汉代类似这样运用儒家，具体的从实际工作中，运用儒家恐怕不只这三个，当时恐怕已经有很多人了，可能基层干部当中有很多，基层中层当中是有很多这样人，他们都分别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所以我们说这个问题，就是儒家在具体运用这方面和实际工作实际生活相结合这方面，虽然不能说完全彻底地解决了，但是在汉代，特别是在汉武帝时期，恐怕在这方面的解决有相当大的进展，所以最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为官方思想，接受儒家，也和儒家能够进入到实际操作，进入到实际运用，进入到人民的实际生活中去，解决了理论和实际的结合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理论和实际的结合问题，在这方面有相当大的进展。所以统治者能接受儒家，和这一点也是有相当大的关系，好我们这一讲就讲到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