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稿下载] 百家讲坛 齐鲁青未了 TXT讲稿 探索发现全集 百家讲坛, 探索发现, 黄河, 大海, 海洋

一骑绝尘

齐鲁青未了：内陆与海洋

　　山海苍茫，山海相依。九曲百转的黄河，在这里奔流入海，传递着来自黄土高原和中州大地的信息。大海深沉的蔚蓝和高原厚重的金黄，把这山海交融的土地共同染成了一片葱郁的青绿。
       至少四十万年以前，人类文明最初的帷幕就在这海岱之间徐徐拉开。
       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位先民，在原来栖息的树下，第一次留下了属于人类的足迹。但我们知道，这一步一经迈出，就再也没有返回原地。
       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位先民，在藏身的洞穴里，第一次敲打出了文明的星星之火。但我们知道，这把火一经燃起，就再也不曾停息。
      山东沂源，骑子鞍山。一条普通的山谷。二十七年前的一个发现，震动了中国的考古学界。1981年9月18日，沂源县文物普查小组的几名工作人员，在骑子鞍山山根的一处洞口，挖出了一块非同寻常的化石。
　  沂源出土的骨骼特征被证明与北京猿人接近，两块眉骨分属于一男一女，生活在距今40万年以前。
     　从那时起，山东的远古人类开始把自己的印痕刻满这山海之间的每一寸土地。
     无论是旧石器时代，还是新石器时代，山东都有大量的历史遗存，用丰富而精美的地下出土向后人证明着自己漫长而艰辛的崛起。
     山东土著居民最早的名称是“夷”，或许因为处于中原地区的东方，也被称作“东夷”。在悠远漫长的时间里，这个族群留给人们的是一个模糊的背影。
     “东夷”曾和“西戎”、“北狄”、“南蛮”并列，被认为是落后、野蛮的边缘文明。就连产生于东夷之地的儒家学派也在自己的典籍《礼记》中这样记载：“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
　　近一个世纪的考古发现，使这种传统认识有了很大的改变。
     1929年，山东章丘龙山镇的城子崖。中国长江以北地区最早的古城遗址开始浮出历史的地表。
     在这里，人们由散落在泥土中的陶片发现了古城墙的遗迹。这座古城所处的时代距今已有4000年以上的历史，一个代表当时中国大陆最高发展水平的文明形态逐步显现。
     1894年，法国历史学家拉克伯里写成了《中国太古文明西元论》一书，认为中国的人种和文明来自地理意义上的西方。进入二十世纪，就连中国学者也怀疑夏商的真实存在。
　　1930年，中国最早的一批考古学者汇聚在城子崖，开始中国人自己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史前发掘，出土文物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黑陶。
     这种以黑陶为主要特征的4000多年前的文化遗存，被考古学家命名为“龙山文化”，龙山文化成为中国历史上标志性的文化发展阶段。
     专家们认为，龙山文化可能处于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后期，也就是尧舜时期。在这段被压在最底层的城墙中，似乎可以触摸到，那个传说中王的时代……
　　现在龙山镇有很多陶艺厂，出产大量黑陶工艺品，但有一种古老的工艺至今仍是普通工匠难以企及的。
　　蛋壳陶，黑陶中的极品，也是龙山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物。它的诸多工艺，至今让人叹为观止。
　　城子崖首次发掘后，一个更大的问题摆在学者们的面前。四千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源自哪里。有人说，它来自中原的仰韶文化，也有人说，它是自成一脉。这些黑陶的制作者们究竟是如何掌握这种高超的技艺？答案仍然埋藏在历史和大地的深处。
      1959年，纵贯中国东部的铁路大动脉津浦铁路复线工程开工。铁路的建设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们的工作不仅开启了中国铁路新的历史，更为中国远古文明的再认识和再发现提供了意外契机。
工程进行到山东泰安境内的大汶口时，一个巨大的古墓葬群逐步被发掘出来。墓中的出土文物，无论数量还是珍贵程度，在当时的中国考古发现中都堪称一流。
      大汶口文化遗址包含的文化地层资料竟达七层之多，涵盖了上自7000年前的北辛文化，下至龙山文化，前后长达3000年的文明积淀。
　　历史的碎片被慢慢地拼合，一个远古文明的轮廓渐渐清晰，它所创造的灿烂文明重新向后人显现。再后来，距今8000年的后李文化遗址被发现，人们的猜想逐渐被证实，产生于山东大地的文明从诞生之日起就从未中断，并且自主发展、逐步丰富。
     这是山东沂南的一座汉代古墓。在墓中的汉画像石上，有一幅画的内容是仓颉造字。
     在中国上古神话中，四只眼睛的仓颉是亦真亦幻、地位独特的人物。他奉黄帝之命创造了文字。传说“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掌握文字与否，是人类历史从蒙昧走向文明的分水岭。至今还有许多西方历史学家认为，中国真正的文明史只能从甲骨文开始出现的殷商时代算起。他们最根本也是唯一的论据就是在殷商之前的中国还没有文字。
      在山东地区的考古发现，打破了西方学者武断的结论。
      这个符号，反复在山东及周边地区的考古中被发现。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它已经具有了文字的性质和功能，是比甲骨文更古老的图像文字。
      1992年，山东大学考古队在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的发现，又一次引起了学术界对中国现存最早文字的关注和讨论。在这片属于龙山文化时期的陶片上，有十一个我们至今无法解读的符号。
      多数学者认为，这些符号就是文字。
这些文字的含意是什么？他们与后来的汉字又是什么关系？这一切，仍是未解之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山东的远古居民是中国大地上最早发明并运用文字的人群之一，这也就是为什么仓颉在传说中是东夷人。
　　一个曾经处于领先地位的文明，为何会逐渐淡出历史的记载？甚至被认为是蛮夷的文化，隐藏在时间背后的历史和传说，隐约透露着信息。
      遥远的上古时代，在今天中国的大地上，有着多个独立发展的部族。后来，他们有的逐渐强大、有的日益衰落。其中，夏和夷是两个最强大的部落，他们在不断的交往和征战中走向融合。
       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表明，古代山东居民创造的灿烂文化，并不像过去人们的理解，仿佛只是中华文明曙光边缘的一抹朝霞。实际上，山东地区和中原、辽河流域、长江中下游等地一样，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
       在族群和文化的融合中，曾经主导东方大地的东夷部族，是否就这样消失了呢？
       古代东夷人的活动地带，从现存的记载来看，似乎从来不是跨文化区域的政治中心。但是，它似乎对所有的远古和上古居民保持着强大的、远远超乎政治的吸引力。尤其是这片土地的中心----泰山。
     《史记》的封禅书中，记载了春秋时期的著名政治家管子的一段话：“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接下来，他列举了一连串远古帝王的姓名：无怀氏、伏羲、神农、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这个名单简直是上古著名帝王之大成。
     登泰山，是中国古人共同的心结。无论是帝王贵胄还是平民百姓，概莫能外，几乎是举国一致的集体信仰。
     对泰山的崇拜，以及希望通过泰山实现与上天的沟通，是自然与历史双重作用的结果。泰山已经溶入了一个民族的悲欢，成为一个民族品格的象征。
       这是一份发掘报告。1960年，山东胶州三里河发现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遗址。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鱼骨和鱼鳞堆积。经过现代科技的鉴定，这些鱼骨和鱼鳞全部来自海洋鱼类。其中，有种梭鱼行动非常迅速，而蓝点马鲛是离海岸较远的鱼种。当时的渔民如何能抓住这类鱼种，他们把谜题留给了今天的人们。
       1980年，在山东长岛县的大黑山岛上，发现了比三里河遗址更早的、距今6500年的古人类遗址。这处遗址面积约一万多平方米，发掘的房屋基址达96座。
      专家认为，这里，代表了黄河流域最早的海洋文化。
      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东夷人先天就具有滨海文化的气息。他们敢于更远地离开陆地，走向大海深处，这种以海为生的原始部落在中华文明圈中并不多见。
       山东在中国古代被视为通过大海走向更遥远空间的理想出发地。它独特的滨海地理位置催生了中华民族许多关于海洋的想象与传说。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四次东巡，三次来到山东，他派出的徐福，也在今天的山东境内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渡海远航。渡海，是中国古人持久的想象。到后来，“八仙过海”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动人的传说之一，也由此在神话传统之外，开创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仙话”传统。
       山与海，共同构筑了山东文化历史的舞台。山与海，共同铸就了山东历史文化的基因。
       山，尤其是有着特殊地位的泰山，不仅是雄与高，更多的是稳与重。海，不仅是阔与大，更多的是变和通。
       厚重，稳健，珍视传统；变通，开放，善于吸纳；
       山东文化从源头上就具有这双重性质。这也注定了它将在后来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并最终成为这一伟大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骑绝尘

齐鲁青未了：富民与强国

      公元前686年，齐国内乱，襄公被杀。不久，篡位者也被诛杀，齐国一时无君。一场刀光剑影的夺权斗争瞬时变为一次长距离的赛跑，避难于外的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分别从鲁国和莒国星夜兼程，赶往临淄，谁先到达，谁将主宰齐国的命运。
       两千多年后，齐国公子的车马声早已远去，一列春秋时期的庞大车队却在静默中抖落尘埃，它将为我们传达出怎样的历史讯息？
　　据考证，这十辆车，三十八匹马只是一个中等贵族的殉葬品，齐国在春秋时期的强大由此可见一斑。那么，两千多年前，究竟是谁力挽狂澜，使内乱中的齐国转危为安并迅速走向强大呢？
　　在那场速度与智慧的竞赛中，一只暗箭悄然拉动，公子小白口吐鲜血，跌落马车。射箭的人名叫管仲，是公子纠的老师。得到消息的公子纠大喜过望，顿时放慢了脚步。然而公子小白并没有死，管仲射中的只是他的铜制带钩，他先是吐血装死，随即快马加鞭，终于登上了君主的宝座。这就是齐国的第15代国君，也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齐桓公。
　　即位后的齐桓公要拜自己的老师鲍叔牙为相，但鲍叔牙没有接受。
　　雄才大略的齐桓公最终听取了鲍叔牙的建议，不计“一箭之仇”，拜管仲为相，并给予他崇高的礼遇和无比的信任。

　　一个国家迅速崛起的大幕就此拉开，一种富民强国的执政理念也开始付诸实践。
　　为了富民，进而强国，管仲在齐桓公的全力支持下，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
　　在“均田分力”的基础上，管仲又提出了“案田而税”“相地而衰征”的农业地租政策。
　　公元前594年，同样的改革在鲁国出现，《左传》中留下了“初税亩”的记载。所谓“初税亩”，就是按亩征税的田赋制度，许多学者将其视为中国社会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分水岭。
　　继鲁国之后，各个诸侯国纷纷“废井田，开阡陌”，土地私有的浪潮蔓延开来。而此时距离管仲在齐国的改革已将近百年。
　　土地制度的改革很快使齐国“粟如丘山”。然而，作为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和坚定的改革者，管仲的目光早已越过脚下的粮仓，他所眺望的是整个天下。
　　在与齐桓公的一次对话中，管仲意味深长地说：“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所谓石民，就是国家的基本民众。在管仲看来，如何让他们安居乐业，是争霸天下的重要基础。
　　“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
　　刀，自古便是武力的象征，但在春秋时期，这些外观酷似刀具的青铜却被赋予了武力所远远不能企及的威力，它们被称为刀币。而在所有出土刀币中，齐刀币最具特色。
　　那么，在齐国，这些铸造精良的刀币究竟有着怎样的价值？
　　春秋时代，重农是各国普遍的治国理念，为什么唯独齐国会对商业和贸易如此重视呢？这还要从管仲说起。
　　据说，年轻时代的管仲曾与鲍叔牙一起做生意，尽管鲍叔牙给了他诸多帮助，但管仲并没有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不过，那段特殊的经历使他充分认识到工商和贸易对于迅速积累财富、致使国家富强的巨大作用。于是，一旦为相，便把重商理念变成了国家政策。
　　用现在的话说，叫招商引资。比如关税是轻税政策，三十而税一，五十而税一，三十而税一五十而税一就已经很少了，到后来干脆就不收税了。再比如说，外国的商人到齐国做买卖、经商，它规定带一辆车来的小商人，免费就餐。带三辆车来的中等商人，还免费喂养他的马匹；带五辆车来的不但吃饭免费，免费喂养马匹，而且要给他这个商人配三个到五个的服务员。
　　这些措施，使各国客商汹涌而至，一个富饶的大国开始屹立于东方。连日后位列春秋五霸的晋文公重耳，继位前都曾在齐国流连忘返，发出“必死于此，不能去”的感慨。
　　当形若兵器的齐刀币转化为不计其数的财富，齐国拥有的是雄视天下的强大。但齐国并没有滥用这种强大。在管仲的辅佐下，齐桓公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
　　带着这样的雄心和使命，齐桓公逐步成就了号令诸侯、雄霸天下的伟业，位居“春秋五霸”之首。在总结自己的霸业时，齐桓公曾志得意满地说：“寡人南征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离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登太行，至卑耳山而还。诸侯莫违寡人。寡人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公元前517年，伟大的思想家孔子来到齐国，这时，管仲已经去世了一个多世纪。在与弟子的一次谈话中，孔子对管仲作出了这样的评价：“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
　　改革往往伴随着流血，但从现存资料看，管仲的改革似乎没有遇到太多的反对，因为变革、开放、务实和兼容等治国理念，早在齐国建立之初就已经埋下了根基。
　　公元前十一世纪，即将出猎的周文王做了一次占卜，卜辞上说：“所获非龙非彲，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当文王行至渭水北岸，一老者垂钓岸边，白发飘飘，气度不凡，文王上前施礼、同车而去。这位老者便是日后辅周灭商的开国功臣姜尚，人称姜太公。
　　西周初年，周武王分封诸侯，姜太公因首功被封于齐地营丘。姜太公被认为是东海上人，即今天的山东日照人，太公来到齐国，实际上是回到了熟悉的故乡和风俗。然而，太公的人马尚未到达，一个名为莱夷的强大部落已经对营丘虎视眈眈。
　　两军终于相遇，太公指挥自若，莱军告败而归，齐国正式建立，周王朝在东方的统治得以巩固。
　　然而，开国时的齐国虽已臣服于以农耕见长的中原政权，但它并没有农耕所需要的千里沃野。
　　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山东土著居民东夷人迥异于中原地区的性格特征和风俗习惯，赢得了战争的姜太公将如何赢得东夷人的尊重？
　　“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
　　在《汉书·地理志》中，有这样一则故事流传甚广。“昔太公始封，周公问：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周公就是鲁国的始封之君，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
　　在位于临淄城东的姜太公衣冠冢，姜太公祠依此而建，香火不断。但是，人们尊崇的并不是小说《封神演义》中那个呼风唤雨、出神入化的姜太公，而是一位开创了独特治国理念的政治家。
    姜太公在逾百岁时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但一个国家的富强之路才刚刚开始。三千年后的今天，当人们踏上姜太公昔日的封地，丰富的地下遗存使人们对齐国八百年的辉煌历史叹为观止。
　　这是一支堪与秦始皇陵兵马俑媲美的地下军团，它的发现让考古学家惊叹不已。
　　六百多匹沉睡的战马依然保持着奔驰中的临战姿态。在以车马论国力的时代，究竟什么人能够拥有如此规模的殉葬？
　　经考证，殉马坑的主人是齐景公。他是姜太公开国之后的第25代国君。在齐国历史上，齐景公是一个在奢侈腐化方面很有天赋的君主。但幸运的是，他拥有祖先奠定的基业，还拥有与管仲齐名的一代名相，这就是晏婴。在晏婴的辅佐下，齐景公在位58年，是齐国执政时间最长的国君。在齐景公的诸多爱好中，养马是开销最大也是他最为喜爱的一项。连孔子都知道这个既不讲仁也不重义的君主“有马千驷”。齐景公死后，他把这项奢侈的爱好带到了坟墓里。
　　战国初年，由姜太公建立的姜氏政权被田氏取代，延续了32代的姜齐改称田齐，但齐国独特的治国思想并没有改变。
　　齐威王，田齐的第4代国君，继姜太公和齐桓公之后，又一位在富民强国之路上成就了卓著功业的君主。然而，即位之初的齐威王终日沉湎于酒色，三年不问朝政，与昏君并无二致。
　　威王听后微微一笑，说：“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此后，齐威王果然励精图治，齐国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之冠。也正是从这时起，广揽诸子百家的稷下学宫逐渐兴盛，并在威王的儿子宣王那里达到顶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百家争鸣的局面在齐国出现。
　　2004年7月15日，临淄，这座两千多年前的齐国都城，因为足球而成为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在中国第三届国际足球博览会上，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郑重宣布：足球起源于中国，起源于临淄。
　　从蹴鞠到足球，一场时空的跨越，它们与临淄究竟有着怎样的渊源？
　　在《战国策》中有这样的记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
　　战国时期，周游列国并一度佩挂六国相印的纵横家苏秦，曾对齐都临淄做出这样的描述：“临淄之中七万户。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
　　在位于临淄齐国故城大城西墙北部的三号排水道口。雾色苍茫，却无法遮蔽历史的恢宏。
　　排水系统与淄河等天然水系相连，分为进水口、过水口、出水口三部分，巨石多层交错排列，既可调节水量，又可防备欲从排水口入城的敌人。这一独特设计一直使用到一千多年后的唐代，被誉为世界同期排水建筑史上的杰作。
　　建筑是城市的标志，也是城市的记忆，这些被流水打磨了几千年的石块，以近乎永恒的姿态凝视着一座都城的变迁。
　　公元前288年，秦昭王约齐湣王共同称帝，齐为“东帝” ，秦为“西帝”。
　　然而，好大喜功又缺乏雄才大略的齐湣王无力承担起统一中国的大任。相反，经过商鞅变法的秦国，国力迅速膨胀，秦王嬴政采取咄咄逼人的扩张与兼并战略，远交近攻，东方诸国被逐个击破。
　　公元前221年，秦军在灭掉五国之后，挺进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临淄，战国时代结束，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建立起来。姜太公所建立的齐国在经历了八百余年的发展与壮大之后开始融入一段崭新的历史。齐国富民强国的思想也开始在更广阔的时空中闪耀。
　　山东自古出宰相。在今天的临淄，屹立着一座中国宰相馆，管仲以“中华第一相”位列其中。
　　凝结了管仲富民强国思想精华的《管子》一书，由西汉学者刘向整理结集，后世的明君贤相，无不从中汲取治国安邦的智慧与经验。
　　西汉时期，临淄人主父偃博学多才，尤其精通“桓、管之术”，被汉武帝破格任用。他所提出的“推恩令”，为开启汉武之世的宏大气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东汉末年，出生在齐地瑯琊的诸葛亮，时常“自比管仲、乐毅”，后来辅佐蜀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贞观年间，临淄人房玄龄堪称一代名相，他对《管子》颇有研究，并第一个为之作注，在他的辅佐下，唐太宗李世民开创了政通人和的“贞观之治”。
　　不仅仅是齐地齐人，也不仅仅是汉唐盛世，当富民强国的发展之路在纵横交错的时空轨道中辐射开来，它所影响的是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中的每一次求索和实践。
　　如今，在山东泰沂山脉的腹地中，还断断续续地存在着一道绵延千里、依山就势而筑的墙。这就是齐长城，中国现存最古老的长城，比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早了400余年。
　　从齐桓公开始到齐宣王结束，筑城的时间先后长达二百六十余年，没有强大的国力作后盾，几乎不可想象。如今，尽管经历了岁月和风雨的双重侵蚀，它依然像一支不朽的龙骨，耸立于崇山峻岭之间。蕴藏在齐文化深处的富民强国思想，就像一支精神的龙骨，始终挺立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脉络之中。

一骑绝尘

齐鲁青未了：务实与创造

      这是一种曾经消失了一千五百年的声音。本来，它已经成为历史的绝唱。发出这种美妙声音的乐器叫做编钟。这套编钟，已经在地下用沉默伴随它的主人度过了一千五百多个春秋。直到二十一世纪的初年，才重见天日，打破了旷古的沉寂，让今天的知音们陶醉。
　　时光回流2500多年，编钟上流淌过的音符，也曾让一位精通音律的哲人三月不知肉味。公元前517年，孔子从鲁国来到齐国。在听了齐国的《韶乐》后，感叹说尽美矣，尽善矣。
   孔子评价艺术作品，从来都有更深层的用意，《韶乐》中不但有孔子的理想，还有孔子的榜样。这个榜样就是传说中的大舜。大舜在家时，是孝子，为臣时，是忠臣，为君时，则是明君。史书记载舜耕于历山，即今天的济南千佛山。
   相传，舜是中国本土乐器——琴和瑟的发明者。琴瑟和谐，是中国古代音乐的最高境界。孔子听到的《韶》乐，是齐人以舜创制的乐章为基础再创作的宫廷大乐。
   《书经》记载了大舜的艺术见解：“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毋相夺伦，神人以和”。
   这寥寥数语，开启了中国文艺理论的最早源头。从那时起，“和”就是中国文学艺术的基本追求。
   也许是受儒家文化的深深浸染，山东古代的文化艺术非常注重艺术性与实用性的结合。而能把两者完美统一在一起的，莫过于书法。
　　书法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大众艺术是在汉代。汉代人重视书艺超过了绘画。汉碑是汉代书法最重要的载体。目前，山东地区的汉碑数量为全国之最。仅曲阜孔庙之中，就有二十余通，几乎全是传世精品。其中《礼器碑》被称为“汉隶第一”。
   《张猛龙碑》是北魏  正书碑刻代表，古人说它“开欧虞之门户”，被誉为“魏碑第一”。
　　泰山更是中国历代书法精品的荟萃之地。从山下的岱庙到泰山极顶，几乎是中国历代书法的展览馆。
　　这十个残存的小篆，是中国书法史上最珍贵的十个字。因为它是由秦朝丞相李斯亲笔撰写。而李斯，是中国历史上统一文字的制定者。
   岱庙中的《衡方碑》和《张迁碑》，刻于同一时代，同一地区，同为汉隶，同置一处，却一个古拙刚健，一个飘逸灵动，开创了后世两种截然不同的书风。
   泰山经石峪中依平缓山势刻成的《金刚经》，是一部写在山河大地上的、北齐时代的杰作，被公认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
　　正是因为有了深厚的人文传统和无与伦比的书法艺术氛围，山东才可能涌现出像王羲之、颜真卿等冠绝古今的书法宗师。
   深埋地下近2000年的汉画像石，同样是一部部刻在石头上的艺术杰作。目前，全国已出土10000多块汉画像石。其中，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均以山东为最。
   “济宁汉画甲天下”。出土于嘉祥县的武氏墓群石，是汉画像石的巅峰之作。武氏祠内的许多作品已经成为中国古代艺术的标志性图案。
   蹲立在武氏祠内的一对大型石狮，是我国最早有确切年代记载的石狮造型艺术珍品，堪称石狮雕刻的鼻祖。
　　值得注意的是，在包括伏羲、女娲、三皇五帝在内的十位古代帝王画像石中，大禹的后边紧跟了一个夏桀，这种别具匠心的安排，体现的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思想。而祠堂墙壁上的其他三组人物，为列女、孝子及忠臣，分别表现了节、孝、忠三个观念。武梁祠的设计，采用了类似《史记》的著述原则。但这是一部图画的历史，是来自民间的声音。
　　武梁祠画像石中的人物全部处于飞动的节奏之中。这种形式上的极度夸张充分显示了汉代的民族自信力和刚健自强、浪漫进取的时代精神，是一种典型的大国气象。
　　汉画像石的本土题材，粗犷、雄浑、庞大、崇高，艺术地体现了汉代流行的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而充满异域风情的乐舞百戏等场面，则彰显着汉代热情奔放的时代精神，和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开放包容。山东沂南北寨出土的这块画像石，表现的汉代杂技源自古代缅甸。
   汉画像石打破了艺术和实用的界限，打破了艺术家和民间艺人的界限，也打破了绘画、雕刻和建筑之间的界限。岁月流逝，其实用元素逐渐褪去，其不朽的艺术精髓日益凸现，汉画像石也从大众走向了经典。
　　佛教传入山东地区以后，这种新的宗教观念也带来了新的艺术样式和审美趣味，它同山东自古擅长的石雕艺术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新的艺术载体，这就是佛教造像。
   青州，传说中大禹设置的古九州之一，也是山东历史文化积淀最深厚的地区之一。
   1996年10月7日，在与青州博物馆一墙之隔的工地上，人们意外开启了一座古代地下窖藏。经过七天七夜抢救性考古挖掘，人们才发现，这是打开了一座古代雕塑艺术的宝库。400余尊尘封已久的佛像，终于盛世重光。这些佛像全部来自青州历史上的龙兴寺。这是一个改写中国美术史的重大事件。
　　这些佛像的时间跨越了公元5到6世纪，大多秀骨清像、褒衣博带，是典型的汉化佛像风格。其中，有一种特殊的雕刻风格格外引人注目。
　　这尊雕像，被认为是龙兴寺佛教造像的代表。她的脸上完全人间化、中国化的微笑、安详、温和、静谧和些许神秘，使她被誉为东方的“蒙娜丽莎”。
　　尽管龙兴寺的雕塑作品被长期湮没于地下，但是以人为载体的雕塑技艺却始终在流传。到宋代，又一座雕塑艺术的高峰在山东出现。这就是济南长清灵岩寺里的宋代彩塑。这四十余尊彩塑，表现了释迦集会讲法的热烈场面。它们均以现实人物为原型，生动逼真，无一雷同。甚至身上的血管和青筋都历历在目。灵岩寺彩塑被梁启超誉为“海内第一名塑”。
   山东古代文化艺术的辉煌与传承，除了物化为石质、泥质的碑刻、画像石、雕塑，更多的是以纸、绢为载体的文学和绘画作品。如果说，贫困和流离还可能成为文学，特别是诗歌繁荣的温床。那么，绘画的繁荣必须依赖一片安定、富庶的土壤。
   《游春图》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绢本绘画作品。它的作者是山东阳信人展子虔。他生活在经过了长期分裂、战乱之后的又一个统一的王朝----隋朝。这幅画散发着古典的悠闲与平和，它所呈现的题材和技艺标志着山水画已经开始成为独立的画科。展子虔被后代画家誉为“唐画之祖”。
   宋代，封建经济空前繁荣。中国的绘画艺术也达到了最高峰。齐鲁画家是当时画坛的一个重要群体。来自山东诸城的张择端代表了宋代纪实绘画的标志性成就。他的《清明上河图》描绘了东京汴梁的繁华景象，全画长达5.28米，有人物550多个，是中国古代最大的风俗画。
   从《诗经》开始，《齐风》、《鲁颂》分别唱出了民间的通达和庙堂的高雅，歌诗里是两种迥异的风俗和两个不同的国家。《诗经》而后，齐鲁文坛，代代相承，灿若群星。
   两位作家，在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年代，作品同样流芳百世，共同擅长同一种体裁，而又属于完全不同的风格流派，有多少这样的奇迹可以重来？南北宋之交的山东济南，就演绎了这样的文学和城市传奇。宋代的济南，“潇洒似江南”，婉约派的代表李清照和豪放派的代表辛弃疾，共同书写了这段可遇不可求的历史传奇。
   李清照的前半生，是一名中国古代知识女性可能获得的最美满的人生。除了和丈夫的时分时别，没有任何事情可以给她带来些许哀愁。她的哀愁也是如此美丽：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
　　然而，山河易色，国破家亡。战争的巨浪把李清照卷到了江南，也卷到了社会的边缘。终其一生，她都再也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乡，没有回到过去的生活，甚至没有看见任何回到过去的希望。
   辛弃疾出生时，中原已经在金朝政权的控制之下。图谋复国，是辛弃疾从少年时代就激荡不已的理想。当金朝再次南侵时，年仅二十二岁的辛弃疾聚众两千，在敌人后方起兵抗金，屡建战功。
   和李清照一样，他也在一个萎靡不振、无所作为的政权下耗尽了所有的梦想、才干和回到故乡的希望。“国家不幸诗人幸”。社稷大厦将倾，为辛弃疾的豪放和悲壮提供了最好的舞台和背景，也铸就了辛词慷慨纵横、不可一世的英雄气概。后人评价他的作品:别开天地，横绝古今。
   在谈到中国的历史文化时，我们不能不提到两座伟大的工程曾经如何影响到我们文明的进程。这两个工程，一个是长城，一个是京杭大运河。
   运河和南北漕运的开通，使山东的经济重心发生了由东向西的移动，也使运河两岸出现了不同于农耕文明的市井百态、不同的审美趣味和不同的艺术品种。此时，依托观众和市场的戏剧应运而生，繁华的济南和东平更成为北方元杂剧艺术的中心，并诞生了许多赫赫有名的剧作家。
   清朝初年，早在四大徽班进京前，产生于山东的古老剧种柳子戏进京演出，风行南北，被列入“一时称盛”的四大剧种，与昆、弋、梆齐名，并称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清代康熙年间，两部戏剧轰动了朝野。一部是浙江洪升的《长生殿》，还有一部是山东孔尚任的《桃花扇》。当时被并称为“南洪北孔”。《桃花扇》是一出悲剧，颠覆了当时观众的审美期待。没有大团圆的结局使它成为中国戏剧史上的另类。它通过南明王朝复社才子侯方域和淮扬明妓李香君之间的悲欢离合，透射出浓郁的家国之叹、兴亡之感。
   民间的艺术趣味、艺术样式在变化，在成长，实现着从大众到经典的转换。在传统的文学领地，山东的作家们依然举足轻重。明代的李攀龙、清代的王士祯，都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引领着文学的风尚。但是，真正把大众与经典完美结合在一起，并取得不朽地位的，却是来自山东淄川乡间的一位的教书先生，他就是蒲松龄。
　　蒲松龄用一生的精力不懈地追求两件事：一件是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另一件是完成聊斋系列作品的写作。聊斋是蒲松龄简陋居所的堂号。在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中，蒲松龄充分利用了山东的民间信仰传统和典雅精美的文言形式，使各种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真正成为文学的精品。他笔下的花妖狐魅、鬼怪神灵大大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宝库，它对腐朽黑暗、贪虐暴政的批判传达了来自底层的立场和声音。当代文豪郭沫若称赞他 “写人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聊斋志异》陆续完成后，立刻风行于世。
   山东历代作家和艺术家的成功，其实都来自孔子奠定的传统。文学和艺术对于他们来说，更多的是一种神圣的使命。他们的创造，从来不仅仅是为了自我的逍遥，而更要有益于人心世道。
   这种使命感，始终是中国文学艺术的正统与主流。在充满使命与责任的人们这里，文章就成了千古之事，文章也成就了他们的千古之名。
   莒县定林寺。寺中的银杏，四千树龄，岁岁枯荣，阅尽沧桑。
   一千五百多年前的每一个清晨和傍晚，都会有一个年轻人，来到树下，低吟徘徊。他叫刘勰，一个既无功名，当时也看不到什么前途和希望的孤儿。他正在定林寺的庇护中构思并尝试撰写一部前所未有的大书。当时的每一个人，都未曾预料到刘勰身后的成功，更未预料到这部叫做《文心雕龙》的著作，竟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文艺理论著作。
　　刘勰的际遇，就像历史上所有的艺术天才，在寂寞、坚守和无意识中成就了未来。而艺术天才们在这块土地上成就的事业，就像这棵大树，生生不息，根深叶茂，泽被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