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观] 《鸿门宴传奇》骗了你：揭秘历史上的西楚霸王 鸿门宴, 西楚霸王, 传奇,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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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6-24 22:13

常言道：“得民心者得天下”，又曰：“天下唯有德者居之”。故此，千百年来，人们常常将开国君主塑造成德被天下的伟丈夫。只有刘邦，许是司马迁还有些小说家的恶趣味，硬是将当朝的开国皇帝给写了一个贪财好色、厚颜无耻、不孝不悌的小流氓。这也给我们制造了一个谜题：如此人物，凭什么开两汉四百年皇基？

不仅在德行和功业的矛盾上，刘邦能够给我们带来惊讶，他的人生历程也处处充满着矛盾：与县令为友的大富翁吕公，为何偏偏看上好说大话的老男人刘邦？要知道，刘邦这个时候已经30多岁，仍未娶妻，职务更只是个区区亭长；彭城之战，56万联军被项羽打散，刘邦也被楚军截住，怎么能对着楚将说两句话就逃出了性命？更加吊诡的是，出身平民的刘邦，为何总能得到与比他身份要高出得多的待遇？这许许多多的问题，若是按常理揣度，就算想破头也不得其解，可若是换个角度却立时豁然开朗，那就是——如果刘邦是个黑老大，地下社会自成一体的规则和地位，自然便成了他这个布衣天子最大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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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6-24 22:13

  家庭优越的刘邦，从小能够受到比较好的教育，但与好读书的弟弟刘交不同，长大之后的刘邦仰慕信陵君，他听说名士张耳在大梁承续了信陵君的遗风，于是数次前往大梁追随张耳，侵染了任侠好气的习气。在大梁学过本事又善于交游的刘邦，很快成为丰沛少年的偶像，很多丰沛子弟都聚拢在他的周围，认他做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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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6-24 22:14

先秦两汉时期的游侠文化

“侠”的本义

游侠，在两汉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让统治者感到头痛的一个社会问题。游侠之中，品类复杂，高尚者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一诺千金，存亡死生；恶劣者或呼朋引类，招摇过市，或武断乡曲，称霸一方。由于两汉时期游侠的兴盛，并且有着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从而演变成一种心态，一种生活追求，并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后来“侠”竟成为一种关于人的品格或作风的形容词，说某人“好任侠”，某人有“侠气”，某人有“侠风”等等，成为某些人的品格特征。

什么是“侠”历来有多种解释，但这些解释往往局限在“武”字上。《中国武侠史》的作者陈山认为，先秦“剑”又称之为“铗”，“因此，‘侠’在形、义两个方面都可能从‘铗’字转化而来”。《中国武侠史》，P40。这是把侠解释为剑客。前辈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在《秦汉史》中讲到，春秋之后，失职之士，“好文者为游士，尚武者为游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这些说法都是受到韩非子《五蠹》篇中的“侠以武犯禁”、“游侠私剑之属”等话头的影响。实际上，论者并没有抓住这些话的主旨所在。韩非子说到这些人窝藏“私剑”(属于个人的武装力量)，并敢于“犯禁”，目的在于揭露他们“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汉书？游侠传》。而这个“杀生之权”在法家看来只能专属于君主。韩非子认为这些“侠”的目的在于“肆意陈欲”(使自己的欲望不被约束)，要想成为“侠”，就要“弃官宠交”《韩非子？八说》。(官员放弃职责去结交朋友)，私设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可见韩非子尽管强调“游侠”的暴力作用，但他对游侠的理解还是在于“侠”有一帮子人(私剑)为后盾。最早被称为“侠”的并不以“武”闻于世。

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说：

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

这段话说得很清楚，太史公所标举的延陵季子、战国时四公子，都不是“以武犯禁”的人物。他们的共同点在于“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换句话说，他们是因有一帮追随者(不管这些追随者抱有什么目的)而彰显社会的。我们所熟悉的“武”并未在司马迁的考虑之列，虽然先秦贵族都接受过“武”的训练。司马迁还说“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也就是说没听说过平民之侠。我们知道《史记》中有《刺客列传》，记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五人行刺报恩的事迹。司马迁对他们的献身、勇武、守信、执著、一往无前的精神深致赞美，甚至说“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这是多么高的评价，后世也称这些刺客为侠，把他们视为武艺高强的侠客。但太史公不认为他们是“侠”，关键在于他们没有一批追随者。

再从文字学角度了解一下“侠”字。甲骨文、金文皆无“侠”字，侠者，夹也。《尚书？梓材》有句“先王既勤用明德、怀为夹、庶邦享”。《一切经音义》云：“夹，辅也。”在金文中，“夹”的字形很像中间有一个大人，两侧皆有一个小人夹辅。这只是字的本义，用这个概念去定义一个群体，大约是战国时期的事情。人们最初称什么样的人为“夹”——侠呢·也就是说什么是侠呢·要理解这一点，先要对产生侠的社会环境有个确切的认识。

前面说过，宗法国家的中国是一个垂直型的组织社会。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是有着清晰的等级建构的，就是我们所引的“天有十日，人有十等”。西周时期等级十分森严，不可逾越，每个人都被控制在这种严密的垂直的统治建构之中。这样的社会是缺少流动和交往的。班固对这样的社会有十分准确的描述：

古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职，失职有诛，侵官有罚。夫然，天下理焉。《汉书？游侠传》。

在这个等级社会中，人们各守所职，各安其分，在下位者连改变自己地位的愿望都没有，更不用说行动了。班固幻想每个人都老老实实做国家这部机器无生命的零件，然而，作为有七情六欲的人，必然不能满足于充当垂直锁链中的一个链环。他也有交往的要求，而交往本身是人际关系中的一种横向联系。它不仅反映了人性中的一种需求，即理解与沟通的需求；而且也是人们向自然和社会索取与斗争时的一种结合形式。因此，当垂直式的社会控制稍一松动，人们的横向联系马上加强，这是毫无疑义的。游侠之风正是始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孔子本人就特别喜欢交游，《论语》开篇就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他带领了众多弟子周游列国，他的弟子成为实现其政治主张的坚决支持者。因此，孔子及其弟子可以看作游侠之滥觞。到了社会发生巨变的战国时代，原有的社会等级解体，这时才产生了像“四公子”那样因为肯于礼贤下士，急公好义，从而才有众多的追随者的大侠，被司马迁冠于《游侠列传》之首。然而，这种横向的交往和一些人能受到许多士人的追随，也在扭曲着垂直统治的社会，更不利于法家所设计的只有君主一人才能享受绝对权力，其他任何个人、任何集团都不能分取一杯羹的极权社会。游侠的活跃意味着原有垂直统治的固化社会的分崩离析，自然它会受到皇权专制的嫉视，法家对游侠的###也正是题中应有之义。因此，班固感慨地说：“于是背公私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矣。”这里所谓“公”就是君主的“私”；那么“私党”也就是君主之下各自为政的“侠”了。这些“私党”纷纷“背公”，搞自己的一套，带坏了社会风气，谁也不肯“守职奉上”，老老实实听统治者的话了。这到底是社会的进步，还是“天下无道”呢·我想在重视个人存在价值的21世纪，就不用多说了吧。

另外，我们在讨论游侠时只关注了“侠”，忽略了“游”。游在这里作何解释·从来很少有人追问，仿佛它不成问题，因为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游”就是游动、游走。这种固定观念源于后世对“侠”的理解，后世人们认为“侠”都是四处行义，打抱不平的，他们自然应该是个“游走者”。我认为，这里用来解释《史记？游侠列传》中所记载延陵和“四公子”是不妥的。因为这些人的行侠(聚集门客)与交友，似乎与其游动、游走没有多大关系。只是到了汉代的“游侠”，游走、奔走的色彩才浓了起来。我认为，太史公所说的“游侠”的“游”似乎应该理解为交游之游。这是古人都懂的，他们常说的某人与某人游就是交友之意。这些公子哪一位不是善于交游的呢！

我们对《史记？游侠列传》、《汉书？游侠传》所入选的游侠事迹一分析，便可知他们的最大公约数就是善于交游、有人追随(这是善于交游的结果)。《史记》写的游侠有(只说有传记的)朱家、田仲、剧孟、郭解；《汉书》中有朱家、田仲、剧孟、郭解、万章、楼护、陈遵、原涉等。史书中很少写到这些人物“武”的行为。特别是《汉书》中的楼护、陈遵、原涉，都是取得了政治地位的高官。他们都生活在王莽当权时，其共同点是“好交游”，朋友很多。当时王姓的五位诸侯争名斗胜，互不相让，但他们都与楼护有着良好的关系。楼护母死，“送葬者致车二三千辆，闾里歌之曰：‘五侯治丧楼君卿’”。陈遵以好客闻名于世。他请客饮酒不许逃席，不仅关闭大门，连客人车子车辖都要拔下来，扔在井中。说他们是“侠”，主要指他们都善于交友，并有着相当多的支持者。

我们从反对游侠的声音中也可以看出“侠”的特点在交游。东汉史学家荀悦反对游士、游侠。他在《前汉纪》中概括游侠时，说了三点：“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游侠之所以能够作威作福、树起威势的根本在于“结私交”。他还说这些游侠：

饰华废实，竞趋时利，简父兄之尊，而崇宾客之礼，薄骨肉之恩，而笃朋友之爱，忘修身之道，而求众人之誉，割衣食之业，以供飨宴之好，苞苴盈于门庭，聘问交于道路，书记繁于公文，私务众于官事，于是流俗成矣，而正道坏矣。

这些游侠追赶时髦、时利，不顾及家族的利益，不尊敬父兄和骨肉之情，整天与朋友宾客待在一起。他们不注重修养，追求世俗的名誉；他们与朋友宾客吃吃喝喝、搞物质拉拢，花去自己的家业。荀悦所反对的游侠也是以好交游为特征，他认为这种交游不仅在思想意识上排斥儒家所宣扬的保护宗族宗法的思想观念，而且也在经济上损害、破坏着宗法宗族制度的物质基础。

当然，韩非的“侠以武犯禁”并没有错，“侠”有了追随者，势力大了，对于既定的规范和最高统治者的权威就会有不买账的现象出现。他们或者为了公益或者为了私利，不免与现存政权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在专制体制下，只能是暴力的。

后世所称的“侠”，虽然武侠占了主流地位，但是这种热心于公共事务、公益、长于联谊、善于交友的侠风仍然保留着。那种没有朋友、不顾及他人的人们，不论有多么高超的武功，也为侠客所不齿，甚至不被人们称之为“侠”。而那些并没有什么武艺，可是极喜交游，朋友遍天下的人们，也会被称之为“侠”。这些人的共同点，就是喜欢交接朋友，有众多的士人相辅助。这就使我们对单纯地以“武士”来解释“侠”提出了疑义。

在战国时，游侠与游士是很难分开的。在那时，“士”已经是个模糊概念，只要不务农，不经商，不以其他方式出卖劳动力，又有一定的特长，都可以称作“士”。如果再具有了侠的品格，就可以称作游侠。然而除了“四公子”等贵族之侠外，“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可能他们没有特别突出的表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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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是人们对生活的一种选择

游侠最为活跃的时期是在西汉初中叶，当然，这与史书对这个时期的游侠活动有充分的记载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先秦贵族精神没有消失殆尽，西汉初专制统治也较秦朝松动，游侠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如果说在秦代游侠是处于地下状态的话，汉代则上升到半地下状态，所以才引起舆论和史官的关注。

如果我们对《史记》、《汉书》中关于汉代游侠的记载加以分析，可以看出游侠的确是脱离了主流社会秩序的人群。他们在士、农、工、商之外，不治产业，不属于民；又常常破坏法律，拯危救难，阻挠统治阶级意志的贯彻执行，这说明他们不依附统治者。因此，总的来说，皇权专制统治阶级对游侠是采取取缔和打压政策的。

游侠不是来源某个特定的社会阶层，任何人只要向往游侠，并按照传统对游侠的规定去做，就有可能成为游侠。有贵族之侠，如战国“四公子”，是公认的侠；东汉末年“四世三公”的袁绍、袁术也都“好游侠”，有侠风；东汉河内太守王匡“轻财好施，以任侠闻”；陈留太守张邈以侠气闻名天下，振穷救急，倾家无爱，由此，士多归之；另外，“布衣之侠”也不在少数，东汉末的许多出身下层的名人，喜欢交游，与侠客往来，如刘备(家庭贫困，与母贩履织席为业)、甘宁(出身小吏)、姜维(出身小吏)等等；至于一些家中富有的少年，倾心游侠、竭力模仿的更是数不胜数。

游侠存在的条件是中央集权还没有高度发展的时期，也就是统治者对游侠的取缔还不太严厉的时候。因为游侠与游士、游民不同，他们不是由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决定的，而是一些人自觉选取的一种生活态度。这些人不去做游侠，也不是不能生活下去了，甚至可能生活得更好。他们去做游侠，为的是满足精神上的追求，就像堂？吉诃德一样(当然不像堂？吉诃德那样荒唐)，是一些受了古代游侠传统的影响，自动脱离社会秩序的人们。他们被理想化的游侠生活迷住了。读《史记？游侠列传》，确实令人向往，对于热血的青年尤其是这样。这往往与人性中尚武习性和对超凡力量的崇拜有关。

古代游侠的流风余韵尚未泯灭，因此有些人，特别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或有一定叛逆精神的人们，便学做游侠。他们对平庸的生活不满，追求不平凡的人生或更有意义的生活。华夏民族又是少有强烈宗教信仰的民族，儒家教养又是循规蹈矩的。那些追求不平凡的人们的眼光便集中到侠上。如果这些青年采取的生活方式，与古代的游侠品格有某种程度的契合的话，人们便称他们为“侠”或说他们“有侠风”。如果他们再喜欢遨游天下，便是游侠了。汉代的侠流动性增大了，特别是出身平民社会的侠。如果一旦厌倦了这种生活，还可以改弦更张。只要你没有加入有约束力的秘密地下组织，东汉就有了秘密组织，《前汉纪》卷二六记“长安中群辈杀吏，受命报仇。相与探丸为号。赤丸杀武吏，黑丸杀文吏，白丸主治丧。城中暮烟起，剽劫行者，死伤扑道。”就不必像武侠小说写的那样还需要“金盆洗手”，才能回到主流社会来。

游侠品格与生活的独特性

①司马迁笔下的游侠

那么，什么是游侠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品格呢·这些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有很具体的描述。作者说：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这包括了：

(1)勇于帮助他人解决困难，主动去拯救在生死边缘的人们，不怕死，而且不求回报。

(2)为了拯救困厄中的人们，不怕触犯法律和世俗的道德观念。

(3)说话算话，言而有信，一诺千金，救人要救彻底。

(4)不逞强，不自我炫耀，作默默无闻的奉献，也就是司马迁在另一处所说的“其私义廉洁退让”。

这四条也是后世公认的游侠们所应必备的道德品质，这些品质的核心是为他的和反主流的。为了他人，其实就是古代贵族因为管理公共事务而形成的爱管与自己不相干事情的习惯的延伸。为此他们不怕与占主流地位的势力或制度对抗，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在皇权专制严酷统治的黑暗王国里，游侠是人们企盼的一线光明。游侠的为他和反主流又非逞一时之快，他们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此尽管游侠为别人做了很多，但从不期盼回报，他们不逞强、不炫耀，言必行，行必果，这是何等成熟的人格！

《史记》所描写的汉代游侠朱家、郭解等人的行为都充分体现出这四条。由于具备这种高尚的人格，也就受到普通人的爱戴，朋友遍天下，极具号召力。游侠敢于去铲民间的不平，在统治阶级看来这是代他们行权，长久如此则“国将不国”。游侠敢于对抗现行体制，更是皇权专制统治者嫉恶游侠的根本原因。汉代最有侠之品格的郭解最后被灭族，可见统治者对游侠憎恨之深。然而“天下无贤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朝廷与民间的评价是这样的不同。

自从司马迁热情讴歌了游侠之后，对后世诗文作家有所启示，这些“为他的”、“反主流”的精神也激励着具有浪漫激情的诗人，然而现实生活中像司马迁笔下的游侠少了，他们便把目光投向历史，一些被司马迁写过的刺客，由于他们的反暴政意义，被后人看作了游侠，其中最典型的是荆轲。陶渊明《咏荆轲》说得最明确，左思的《咏史》写得最好：

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震。哀歌和渐离，谓若旁无人。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高盼邈四海，豪贵何足陈。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

自汉灭秦，特别是贾谊的《过秦论》问世后，秦便是暴政的象征，抗秦便是救民众于水火。荆轲在司马迁眼中只是个刺客，在后世人们的想象中，其意义有所提升。在左思眼中，荆轲不仅敢于除强抗暴，而且他还是个蔑视权贵、以布衣自重的平民游侠。唐代李白的《侠客行》也属于这类作品。这首诗把《游侠列传》所列游侠种种的美好品格统统用富于激情的诗句把它们张扬开来：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一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闲过信陵饮，脱剑膝上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救赵挥金锤，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煊赫大梁城。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杀人报仇，解危救难，事成不求报，深藏不令人知；为人重然诺，为报答知己，不惜牺牲生命；为了实现社会正义，一往无前，给当代与后世留下光辉的榜样。他们是谁·不是朱亥，也不是侯嬴，更非信陵君，他们是李白想象中的平民侠客，是司马迁想写，但“靡得而闻已”的布衣之侠。作为诗人的李白通过艺术的想象，把他们创造出来了。

这些人是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简直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社会良心”。像这样的用诗的眼光和感情去看待和讴歌游侠的作品，在唐代诗歌中还有一些，如李白的《结客少年场行》、李嶷的《少年行》等都是，它们对后世颇有感染力，然而很难与现实中的游侠对号。

②另一种“为他”的游侠

游侠是黑暗如磐的专制社会的亮点，因此，能激起有正义感人们的豪情，起而效之。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对游侠知之较多，但他们绝大多数是上层人士，缺少反抗主流的动力，于是，他们为游侠生活开拓了另一个领域——武装报国。相对司马迁啧啧歌颂的游侠来说，这可以说是另类游侠，如东汉末年曹植的《白马篇》有名句云：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在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这首诗不仅表达了自己的向往——建立功业的理想；还宣泄了郁积于胸中的慷慨不平之气。这种作品的题材可以说是一种全新的题材，是过去的文学作品中很少涉及的。在国家危难、外族入侵与平时保卫边疆的战斗生涯里，对于读者有鼓舞作用。这首诗也确是好诗，但诗人所写的已经不是司马迁所说的“不轨由正义”、“赴士之阸困”与主流社会相对抗的游侠了；他写的是报国之士(实际上报的是曹植父兄所建立的王朝)，但却顶着“游侠”之名，我们只好说他是另类“游侠”，因为这种游侠还有某种程度的“为他”性质。以后这类作品成为一个套路，用“游侠”这个激动人心的名称表彰那些以身许国、建立功勋的少年志士。如鲍照的《拟古诗》(幽并重骑射)、王维的《夷门歌》(七雄雄雌犹未分)、《陇头吟》(长安少年游侠客)、崔颢的《古游侠呈军中诸将》(少年负胆气)、元稹的《侠客行》(侠客不怕死)、陆游的《剑客行》(世无知剑人)等。这类作品把本来是令统治者十分头痛的游侠，变成了统治者能够接受、甚至是十分欢迎的人物了。把反主流社会的社会现象纳入了主流社会。随着时代不同和当时社会状况的差别，这类作品另有别的社会意义。

唐代时候的陈子昂、边塞诗人、李白和许多盛唐诗人都是带一些“侠气”的。他们用诗人的眼光把这些武装报国的游侠理想化，并摄取他们奋斗生活中的美好一面，满怀着激情把它展示给读者。如陈子昂的《感遇》(三十四)：

朔风吹海树，萧条边已秋。亭上谁家子，哀哀明月楼。自言幽燕客，结发事远游。赤丸杀公吏，白刃报私仇。避仇至海上，被役此边州。故乡三千里，辽水复悠悠。每愤胡人入，常为汉国羞。何知七十战，白发未封侯。

把一个在家乡杀人作案的少年描绘成忧国忧民的志士，仿佛有了“报国”就可以掩盖一切了。

不论哪类游侠诗，唐人写到游侠时都充满了一股青春气息，历来人们认为只有少年才会选择游侠生活，唐代又是许多文人向往在战争中建立功业的时代。李白在《行行游且猎篇》中歌讴道：“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知何益·”唐初郭震名作《宝剑篇》，写到宝剑的去向“非直交接游侠子，亦曾亲近英雄人”。连孟浩然这样襟怀冲淡的隐逸诗人都写下：“珠弹繁华子，金羁游侠人。酒酣白日暮，走马入红尘。”(《同储十二洛阳道中作》)青春、宝剑、酒、走马、报仇、杀人是以游侠为题材的唐诗中屡屡出现的意象。唐人写游侠生活或游侠的生活态度，也往往用乐府旧题中的“结客少年场行”、“邯郸少年行”、“少年行”等等。游侠虽然说是人们对生活的一种选择，但愿意做出这种选择的大多是青年人。因为只有青年才更少地泯灭人们本有的良知。

假游侠——轻薄少年对游侠的模仿

人们在困厄中所企望的游侠，是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所描写的像郭解一样的游侠。太史公在《游侠列传？序》中所写的游侠的品格，也是人们所期望的，但这是一种非常成熟且具有高尚德行的人才能具备的思想品格。它不仅要依仗人性中所固有的善良本性，还需要有一定的理性认识以及长期磨炼和修养。基于年轻人的热情或一时心血来潮的人，做不了侠；养尊处优没有经历过任何苦难磨炼的人，也很难成为坚忍不拔的侠；没有果毅坚韧的性格，没有百折不回、坚持到底、永无悔恨的精神，也不能做侠；没有谦退冲和的胸怀也难成为完美的侠。

上面说过，世间最想做侠的大约以年青人为多，因为这个年龄段的人们最敏感、多同情心，向往不平凡、带有浪漫色彩的生活；他们易于为社会不公而鸣不平，为实现社会正义而热血沸腾。因此想做游侠、想充当社会良心的人，在任何时代都是以年青人为最多。可是年青人很少有历练，是最不成熟的一群。那种一诺千金，言必信、行必果的侠风，决非一些轻薄少年所能望其项背和模仿一二的。历代学游侠的多是少年、青年，他们只能学到古代游侠的皮毛，如服装打扮、行为作派等等。鲍照的《代结客少年场行》：

骢马金络头，锦带佩吴钩。失意杯酒间，白刃起相仇。

另一首《拟古意》：

幽并重骑射，少年好驰逐。毡戴佩双（革建），象弧锸雕服。兽肥春草短，飞（革空）越平陆。

王僧孺的《古意》：

青丝控燕马，紫艾饰吴刀。朝风吹锦带，落日映珠袍。

这些以游侠自居的富家子弟，无非是着装华丽、威武以自炫，表示他们是不同于庸众的一群。他们有的甚至用敢于血仇而表现自己的果敢，用勇于屠戮无辜而显示自己的力量。其他如乘肥挟弹、呼鹰逐猎，也是这类“伪游侠”的典型行为。这些人处处表现出与众不同，仿佛是脱离了宗法秩序的一群，然而，他们与原本意义上的游侠却是大异其趣的。对于弱势人们的“存亡死生”，他们不仅没有这种能力，甚至根本也不会产生这种意识。他们的“游侠”不过是走马长林、逐兔丰草而已，有的甚至只是走狗斗鸡、樗蒲赌博罢了，总之不读书，再追逐一种不同于室内娱乐的娱乐就有了三分侠气(如同会饮酒、读《离骚》就是名士一样)。这些假游侠们不仅没有一点儿牺牲精神，有的甚至没有丝毫生死相搏的勇气，其反叛性、危险性都不存在了，游侠对于主流社会不仅没有危险，而且具有娱乐价值了。这种纯粹供人娱乐的游侠(像现今的武侠小说)，谁都能接受它了。连太太小姐所居住的内室(也就是贵族少年的温柔乡里)也可以用它来装饰了。庾信在《咏画屏风诗二十五首》中，就有一首诗歌咏屏风上画的“游侠”少年。诗中写道：

侠客重连镳，金鞍被桂条。细尘障路起，惊花乱眼飘。酒醺人半醉，汗湿马全骄。归鞍畏日晚，争路上河桥。

这座屏风连环画中的“游侠”与《史记》中所写的郭解等人能差出十万八千里吧！他们也是呼朋引类，也是走马闹市，但他们是去“惊花”、“醉酒”的，所以才会害怕归鞍日晚，要与人争路呢！

有的诗人没有意识到这些假游侠的可笑，还一本正经地描写他们。如王维的《少年行》：

新丰美酒斗十千，长安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

当然这只是少年游侠的一个剪影，一首小诗也不可能写到主人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我们从这首诗的情调的欢快、少年游侠格调轻佻(能喝酒就是了不得的豪气了)，都可以断定这位少年不过是借游侠生活玩玩的假游侠。真正的游侠的生活是十分沉重的。与王维相反，杜甫就对这类少年人有较深的认识。他的一首《少年行》中这样写道：

马上谁家白面郎·临阶下马坐人床。不通姓字粗豪甚，指点银瓶索酒尝。

古游侠有先秦士风，为人都是“廉洁退让”的，十分低调的，哪像这位少年如此张扬无礼。胡夏客说：“此贵介子弟，恃其家世，而恣情放荡者。既非才流，又非侠士，徒供少陵诗料，留千古一噱耳。”这种假游侠在杜甫笔下是很可笑的。

唐代诗人韦应物，少年时正逢盛唐，作为贵族，他成为玄宗皇帝的“三卫近侍”，这个编制是贵族无赖少年的渊薮。年青的韦应物也与这些无赖少年一起“游侠”，一起寻欢作乐——赌钱、追女人、违法乱纪，而且以其特殊身份(所谓“职位不高地位高”也)傲视官府，不受惩罚。晚年，他在《逢杨开府》一诗中对这段生活作了一些反思。其中写道：

少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朝持樗蒲局，暮窃东邻姬。司隶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骊山风雪夜，长杨羽猎时。一字都不识，饮酒肆顽痴。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读书事已晚，把笔学题诗。两府始收迹，南宫谬见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抚茕嫠。忽逢杨开府，论旧涕俱垂。座客何由识·惟有故人知。

如果韦应物要像现在某些“红卫兵”一样，能把他年轻时的所作所为写得非常浪漫(一掷千金的豪赌，与邻女偷情)，十分风光。风雪夜中作为“武皇帝”侍卫的光荣，长杨围猎时的豪气，也是能体现“盛唐精神”的；可是作者没有这样写，而是把自己描写成一群恶少，暴露了自己作奸犯科、无法无天，成为了乡里一霸，并且写到自己的愚拙，作了真诚的忏悔。传统不习惯忏悔，所以弄得一些评论家认为本诗所写“不类苏州(韦应物)平生”。实际上这正体现了韦应物作品的价值。韦以自身生活为例，揭示了“假游侠”不仅有可笑的一面，还有可恶的一面。

“游侠”的末流虽然无害、并有娱乐价值，但也不能见容于主流意识形态，也为一切的正派人所不满。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给自己的侄子马严、马敦的信中，曾就如何做人教育他们说：

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

马援《诫兄子严敦书》

对于杜季良这种真正的游侠，马援像对待醇儒一样爱重却不愿儿辈学习。其原因是，学龙伯高这种谨慎敦厚的人不成，尚能做个老实人，不会出格越轨；如果学游侠不到位，就成为一个无所不为，但又绝不干正经事的轻薄子了，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也”。马援《诫兄子严敦书》。由此可见一般人对于游侠的看法。

古代游侠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他们所能鼓动的人数远远超出了他们自身和与之相交的人数。他们还与游民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到了宋代和宋代以后，这种联系尤为密切。随着世族大姓被五代的兵火扫荡殆尽，贵族游侠已成绝响，平民游侠兴起，具体论述见陈山《中国武侠史》。有些侠客与游民地位相去无几，他们只是比一般游民有更高的武功，更丰富的阅历，更具有指挥人的才能。他们是游民仰慕崇拜的对象，游民从他们身上汲取了敢于反抗、勇敢不怕死的精神。游民在进行大规模的反社会活动的时候，尤其把侠客看作是自己闯荡江湖的榜样。因此研究游民文化，不能不考虑到游民对游侠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游民知识分子在其所参与的通俗文学的创作中，对于侠是热情歌颂的，为侠在民间社会里的普及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些通俗文艺作品就是游民接触和了解游侠的桥梁。

后世的武侠小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古代游侠的影响，他们对于侠客游侠生活的夸张渲染和描绘，使得广大老百姓更把他们看作“社会良心”，特别是那些喁喁望救之士。实际上，这是人造的幻影，对受着沉重压迫的老百姓起着麻痹的作用。因为游侠有可能被统治者利用的一面，侠客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也与权贵相往来，作为政治投资。鲁迅曾说：

汉代大侠，就已和公侯相馈赠，以备危急时作护符之用了。

《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汉代的班固虽然对游侠有偏见，班固在《汉书》中批评司马迁歌颂游侠是“退处士而进奸雄”。但是他在《汉书？游侠传》中所说的许多游侠是“藉王公之势”，“以取重诸侯，显名天下”，确实也是事实。不仅在汉代如此，后世许多有广泛影响的游侠也都与权贵相勾结，甚至为权贵效劳。这还是具有独立意识的，不藉强势以欺压百姓的游侠。至于那些本来就没有什么超越精神，纯粹靠游侠之名以获取个人利益的游民，则可以为任何人所用，“有奶便是娘”就是他们的信条。于是就出现了许多名为游侠，实际上是统治阶级鹰犬的人物。如唐高祖时，太子李建成在战功和属下将领都远逊于其弟李世民的时候，为了保住其位置并顺利接班，便大量招收游侠。安史之乱后，地方势力壮大，一些藩镇驯养游侠刺客，谋害朝中力主削平藩镇的大臣。他们在对抗朝廷和分裂国家的活动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在不同政治派别的斗争中，游侠也往往充当杀手，从肉体上消灭政敌。这在两千年皇权专制社会历史中并不少见，直至清代，还有传说讲雍正皇帝豢养有“血滴子”集团，搞暗杀活动。见瞿兑之《人物制度风俗丛谈？雍正访求毒药》。因此，尽管游侠在破坏着皇权专制社会的正常秩序，但皇权专制统治者在非常时刻还是少不了他们。对于游侠，他们是又需要又排斥的。

游侠的末流堕落为流氓、盗匪，成为社会的祸害，还顶着“侠客”的美名，具有一定的欺骗性。许多本来就是流氓的人物也以“游侠”自居，在社会上招摇撞骗。另外，游侠有很大的能量，他们多数有武功，有胆量，有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有的还有与社会抗衡的经验。这样，在游民骚乱、市民抗暴或农民起义之中，他们往往会成为中坚力量，成为领导层面的人物。

面具人生

武艺高强 有一帮小弟的刘邦在沛县俨然“宋江”


仅比秦始皇小三岁的汉高祖青年时代如何渡过？

刘邦的幼年时代是怎么度过的，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他大概也如当时万万千千的家境优裕的乡镇少年一样，在游戏玩耍、朋友打闹中成长。

刘邦的童年朋友，我们只知道一位，就是一生跟随刘邦的卢绾，他后来被封为燕王。有趣的是，秦始皇的童年朋友，我们也只知道一位，就是后来指使荆轲到咸阳行刺的姬丹，他是燕国的太子。

卢绾与刘邦是同乡同里的邻居。刘太公与卢绾的父亲卢太公意气相投，亲近友爱，两家日常往来，宛若一家人。事情也巧，刘媪有了身孕，卢媪也有了身孕，到了刘邦出生的那天，卢绾也出生了。古来结拜兄弟，对天起誓说，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视不能同生为友情的遗憾。刘邦与卢绾同年同月同日生，又同乡同里，父辈相亲相爱，里中父老乡亲都以为美事，纷纷牵羊持酒前来道贺，平添了许多乡党之情。刘邦和卢绾从小一块儿长大，到了十来岁左右，孩子们要开始学习认字写字了，两人又同在一起学，也是意气相投，相亲相爱。乡里更是以为值得赞美鼓励，再一次牵羊持酒前来道贺，一时传为美谈。据说今日丰县地方，尚有“马公书院”遗址，被视为刘邦少年时代与卢绾一道师从马维先生读书的地方，不妨算是后世为美谈添加的一点花絮。

大体说来，刘邦从出生到童年、少年，他的生活是优裕平常的，没有衣食困乏的忧虑，也没有天灾兵祸的苦愁。在这个时期，他与外面的世界似乎也没有什么接触，乐陶陶和融融地生活在丰邑封闭的乡里社会中。就刘邦所生活的乡里社会而言，他是受到了尽可能好的教育，尊师向学，读书识字，亲情友爱，被家庭和社会所期待和规范着。在这个阶段，刘邦天性中叛逆不安、桀骜不驯的因子似乎尚未显现出来，被压抑着，被克制着，或者只是环境尚未成熟，宣泄的渠道尚未成形，宣泄的时机尚未来到而已。

我在整理刘邦的一生事迹时，有一种姗姗来迟的感受。相对于他人而言，刘邦的一切都是太晚，出仕晚(三十四岁)，结婚晚(三十七岁)，生子晚(四十岁)，起兵晚(四十七岁)，做皇帝晚(五十岁)，哪怕考虑到生年的误差，他也是典型的大器晚成。由此生发，我感觉刘邦可能是晚熟的人，他天性中的基本因子，是到成年以后才显露出来。在他平淡无奇、近乎模范少年的早年生活中，隐隐地承受着家庭和社会的压抑。这种压抑，也许与他出生的传闻有关，也许与他早年被老师的过于管教有关？他后来一生蔑视儒生，公然在大庭广众之下解下儒生的帽子撒尿，没有早年的压抑是很难理解的。儒生高冠，正是师道的象征。

在刘邦生活的战国晚期，对于男子来说，十七岁是一生中的重要时点。以当时最强大的国家秦国而论，男子十七岁算是成年，要开始承担国家的赋税徭役，称为傅，也称傅籍，就是作为适龄的服役者登记于户籍的意思。入仕为吏，征兵从军，都以十七岁为年龄标准。秦以外的国家，虽然情况不是很清楚，大致与秦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楚考烈王二十三年，也就是公元前240年，刘邦上了十七岁，告别了顺顺当当、无忧无虑的童年和少年，进入了成年时代。这一年，在秦国，是秦王政七年，秦始皇做秦王已经八年了。以刘太公的心愿而言，大儿子刘伯和二儿子刘仲都是本分有成的人，结婚生子，成家立业，靠着勤劳耕耘，费心营运，都挣下一份家业，早早地独立门户了，老三刘季似乎对于务农经商置业没有兴趣，虽说有些不安分，却也向学友爱，识字读书，得到乡里的称誉，照此发展下去，通过乡里的推荐，再通过政府的选拔，如果能够入仕作乡县政府的小吏，倒也是一条不错的出路。乡里的推荐，首先要家境富裕，财产达到一定的标准；同时，被推荐人要品德优良，声誉良好。在刘太公看来，这两个条件，刘季都是具备的；政府的选拔考试，主要是读写会算，刘季是从小练就准备了的，也当不成问题。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十七岁以后进入成年期的刘邦，没有走上出仕为吏的道路。究竟是没有得到乡里的推荐，还是考试的失败，或者另有原因，我们已经无从考察。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事实是：进入成年时代以后的刘邦，似乎完全变了一个人，从一个为父母所喜爱、为乡里所称誉嘉奖的向学友爱的模范少年，变成了一个游手浪荡、聚众生事的不良青年，为亲人所不喜，受乡里近邻白眼相看。用当时的话来说，进入成年期以后的刘邦，走上了任侠的道路。他从成年以后到三十多岁的历史，就是一部任侠的历史。

战国时代的任侠风气，根植于人性中个人自由放任，不受社会群体约束的天性，是对于法治吏治的反动。战国时代的游侠风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于自由的个人与个人间的友谊，是一种新的价值观念，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政府法制，总是有力不可及的地方；统治的真空，一定有隐形的力量来填补。这种填补统治真空的隐形力量，就是民间的政治社会。民间的政治社会，是政府政治社会的对立统一体，二者既互相对立，又互相补充，也可以互相转化，一切取决于相互存在的条件之变化。用通俗的话来说，政府政治社会是庙堂，民间政治社会是江湖；政府政治势力是白道，民间政治势力是黑道；政府政治是明流，民间政治是暗潮，二者同质异体，本质上都是强制性的人间统治体系。

商周以来的古代社会是世袭氏族社会，一切关系基于血缘氏族。天下是氏族国家的邦联体制，社会是世袭氏族的宗法社会，政治是分封氏族的世卿世禄，经济是氏族共同体的井田邑里，一切一切，都在氏族血缘的网络之中。庙堂与江湖同体，白道与黑道混淆，明流与暗潮共涌，人与人之间，无独立的个人间的交往关系，独立于血缘氏族的民间政治社会也不存在。

到了战国时代，由于列国间战争兼并的结果，古来的国家社会崩溃，政治经济关系瓦解，各国迫于战争的压力，纷纷实行变法改革，全民皆兵，建立官僚政治，以官制法制维系国家和社会，重新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社会的这种新旧交替之中，一部分从旧有的氏族血缘关系网中解脱出来的武士，由于种种缘故，没有被新的官制法制体系编入吸收，成为脱离于社会主流之外的游民，他们在新旧社会交替的缝隙间，以自身的行动，寻求新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连接关系，开始构筑新的民间社会。由此产生的新的人际关系，就是任侠风气；由此构筑成的新的民间社会，就是游侠社会。

所谓任侠，就是任气节、行侠义，个人与个人之间基于知遇，相互结托，行武用剑，轻生死，重然诺，以感恩图报相往来。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任侠就是哥们儿义气，男子汉间的友谊，大丈夫间的情义。任侠者之间，并无严密的组织，合则留，不合则去，也无固定的章程约束，只是凭借人和人间的交谊，形成广泛的社会关系，构筑起网络状的民间社会势力。在战国时代，任侠者往往是强项的游民，他们不事生产，崇尚武力，在主流的法制礼制、伦理道德之外，凭着放纵的生活、不顺从的精神，营造独自的精神和实力的世界。任侠者之间，有取必与，有恩必报，讲的是义；承诺的事，一定做到，救人之难，不避生死，讲的是信。对于任侠者来说，人生的目的，不在金钱和享受，也不在伟业的实现，只求结成人情的关系，达到义气的境界而已。士为知己者死的名言，就是任侠者的理想极致。

战国时代的任侠风气，根植于人性中个人自由放任，不受社会群体约束的天性，是对于法制吏治的反动。战国时代的游侠风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于自由的个人与个人间的友谊，是一种新的价值观念，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战国时代的游侠风气，从上层社会一直渗透到民间下层，既包括许多不法亡命之徒，也不乏王公贵人。战国七雄当中，秦国法制严明，对于游侠明令禁止，严加镇压，关东六国行政相对宽松，游侠们在各国间奔走往来，纷纷寄托于贵族门下，促成了各国的养士之风。楚国的春申君，赵国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是名重当时的四大公子，以养士著名；他们的府邸，是游侠们集聚的去处。

在刘邦的任侠生活中，对他有影响的游侠人物有三位，一位是沛县的王陵，一位是外黄的张耳，还有一位，就是魏国的信陵君。

信陵君的交游，不问血缘世系，不问财富职位，看重的是个人的能力技艺，上至经邦治国，下至鸡鸣狗盗，都是有所用的一技之长。

信陵君姓魏名无忌，是魏昭王的小儿子，魏安釐王的弟弟。他的姐姐，就是赵国公子平原君的夫人。公元前276年，魏安釐王即位，封无忌为信陵君，食邑封土，成为魏国境内的一方诸侯。信陵君贵为公子，却不以贵胄傲慢待人，他大开侯门，礼贤下士，广泛结交天下英才。信陵君的交游，不问血缘世系，不问财富职位，看重的是个人的能力技艺，上至经邦治国，下至鸡鸣狗盗，都是有所用的一技之长。风闻传说之下，各国有能的人士，纷纷慕名前往，争投于门下。极盛时期，信陵君门下的食客，号称有三千之众。

在信陵君的一生中，最为脍炙人口的故事，也是对历史影响最大的事件，就是窃符救赵。公元前260年，秦国与赵国大战长平，赵国战败，四十万赵军投降，被秦将白起活埋。次年九月，秦军乘胜围困赵国首都邯郸，赵国危在旦夕。当时的赵王是年轻的孝成王，他的叔父就是赵国丞相、平原君赵胜。赵胜的夫人，就是信陵君无忌的姐姐。为了解救赵国，平原君亲自前往楚国求救，平原君夫人不断派遣使者前往魏国求援。魏国是平原君夫人的娘家，魏安釐王是她的哥哥，信陵君是她的弟弟，赵国与魏国，同出于晋，同样面对秦国的侵攻蚕食，是一脉相连、唇亡齿寒的邻国。魏安釐王派遣大将晋鄙领军救赵，十万魏军开拔出动，抵达邯郸南部的邺城，临漳水与秦军对峙。秦昭王派遣使者警告魏王：“赵国即将被攻灭，诸侯各国胆敢有救援赵国者，待我灭赵以后，马上移师攻击。”魏安釐王害怕了，迅速派人前往军中，命令晋鄙停驻邺城，观望秦赵间战事形势的发展。

邯郸被围困已经有八九个月，赵国君臣上下，男女老幼，一体同心抗秦。平原君家的妻妾妇人，人人都在军中什伍之间，为士兵炊事缝补，同仇敌忾，无有贵贱之别。赵国军民之所以能够殊死撑持，是因为心中有援军到来的希望。魏军停止不前，平原君不断派遣使者催促，信陵君多次请求魏王，魏王始终惶恐犹豫，不愿进兵。信陵君度量魏王最终不会接受自己的请求，悲愤感慨之下，豪侠情义之中，不愿苟且偷生，坐看亲姐无助哭泣、赵国绝援灭亡，他决定尽个人的能力，领了门下宾客，发车骑百余乘，誓死奔赴邯郸，与赵国共存亡。

信陵君是重情义的人，虽然决断仓促，出发之前，他没有忘了去见多年深交的上客，自己视为师友的隐士侯生。信陵君见到侯生，将赴死秦军的事情原由详细相告，彼此朋友一场，如今离国赴死他乡，特来作最后的辞别。不料侯生淡淡无言，末了只有一句话：“公子勉为努力，恕老臣不能陪同从行。”信陵君心中好生不快。
侯生姓侯名嬴，本是魏国都城大梁东边的城门即夷门的看门人，尽管家境贫穷，在江湖社会，游侠民间，却有贤达之名。信陵君风闻侯生的声名时，侯生已经七十多岁了。信陵君以厚礼邀请侯生，被侯生婉言谢绝。于是信陵君在府邸置酒大宴宾客，待客人入席坐定以后，信陵君备马车，空座席，亲自执辔驾驭，由侍从骑士跟随，一行浩浩荡荡，前往夷门迎接侯生。侯生闻到信陵君前来，着平常衣冠，也不谦让多礼，径直登车就坐，注意信陵君作何反应。信陵君宛若迎客的车御，奉客人就坐，执辔驾车越发恭敬小心。侯生看在眼里，又对信陵君说道：“小臣有友人住在商街的屠宰场中，望车骑绕道经过稍作停留。”信陵君驾车引导，车骑一行进入商街闹市。侯生下车见其朋友屠户朱亥，二人亲密久谈，旁若无人，几乎不向等待的车骑方向瞧上一眼。当时，信陵君府上，魏国的将相大臣、宗室贵人，云集满座，只等信陵君回来举杯开筵；大梁商街屠市上，庶人商贩围观，稀奇魏公子车骑入市，执辔待客；跟随信陵君的侍从骑士，人人低声窃骂，只有信陵君始终和颜悦色，毫无焦急愠怒的流露。久等之后，侯生终于结束谈话，辞别朱亥坐上车来。

车骑回到信陵君府上，信陵君引侯生就坐高堂上席，向久等的宾客们一一做了介绍，满座惊奇，人人诧异。酒宴酣畅中，信陵君起身离座，到侯生座前敬酒祝寿。侯生这才对信陵君说道：“小臣侯嬴，今日羞辱公子也够了。侯嬴本是夷门看门人，公子驾车率骑，亲自迎接小臣于大庭广众之中，本来不应当再生枝节，却故意又去访问朋友。不过，小臣今天让公子车骑久在商街等待，是有意成就公子的名声。来往过客观望之下，小臣倨傲无礼，公子谦恭有度，人人皆以为侯嬴是小人，公子是长者，能够礼贤下士。”信陵君也豁然，与侯生举杯快饮。从此以后，信陵君奉侯生为上等宾客，尊为亲近师友。

话说信陵君告别侯生，已经走了几里地，始终闷闷不乐，若有所失，自言自语道：“我礼遇厚待侯生，可谓完备无虞，天下贵贱，家喻户晓，如今我赴死在即而侯生没有一言半语相？，难道是我有所过失不成？”越想越觉得不安，于是命令掉转车头，再到侯生家中。侯生笑脸相迎，引信陵君入座说道：“小臣知道公子一定会回来的。”信陵君惊奇不解，侯生继续说道：“公子喜士好客，名闻天下，如今赵国有难，牵动魏国，公子不自量，无端引领您的宾客抵抗数十万秦军。如此行事，宛若以鲜肉投掷饿虎，会有什么功用，如何对得起宾客？公子厚遇小臣，专程前来辞行，小臣失礼不送，知道公子一定会心里不平而回来。”信陵君知道侯生对于时局已经有所考虑，再次施礼请教。

侯生示意信陵君让左右退出，低声凑近说道：“小臣听说，魏国的兵符存放在魏王的卧室里面，如姬是魏王的宠妾，受到宠爱，经常出入卧室，窃取兵符最为便利。听说如姬的父亲被仇人杀害，如姬请求魏王，举国追究凶手三年，毫无结果。如姬无可奈何，涕泣请求公子，公子使手下宾客杀死仇人，将斩下的头颅献送如姬。如姬感恩图报，为公子不惜一死，只是没有机会而已。公子有所请求，如姬定会应诺。为天下大事计，请公子求如姬窃得兵符，公子持兵符矫王命夺晋鄙军，北向救赵，西向退秦，如此可以成就春秋五霸的功业。”

战国时代，军权掌握在国君手中。国君调兵遣将，用兵符作为凭证。兵符用铜制作，多铸成虎形，居中一分为二，左半符授与领兵出征的大将，右半符留在国君的宫中。国王调遣军队时，书拟王命，同右半符一道交付使者，使者至军中宣读王命，将所持右符与将军所持的左符合符，验证生效。侯生是通达社会上下的贤达，对于魏国的政情军情，以至王室隐私了如指掌，窃符救赵的办法，他自有精心的策划。信陵君接受了侯生的建议，请求如姬盗得魏王的兵符。

信陵君持兵符，引宾客再次到夷门与侯生辞行。侯生告诫信陵君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便于国家的成例。公子至军合符，如果晋鄙不受命，再次遣使请求魏王复核，事情就危险了。小臣的友人，屠户朱亥是位力士，公子可请他一同前往。晋鄙听命，大好事；不听命，由朱亥击杀他。”信陵君当即潸然泪下。侯生问道：“公子为何哭泣，难道是怕死不成？”信陵君答道：“晋鄙是魏国元勋宿将，功高老成，怕是不会听从，不得不击杀了。我是为此痛心，岂有怕死的事情。”

信陵君请朱亥同行，朱亥笑着说：“小臣本是市井操刀屠夫之流，而公子居然数次亲来问候，我之所以没有报谢的表示，是认为小礼节没有什么用处。如今公子有急难，这正是小臣效命的时候。”于是，信陵君、朱亥一行昼夜兼程，抵达邺城晋鄙军中，以兵符传令取代晋鄙。晋鄙合符以后，怀疑不信。他举手持符，直视信陵君说：“如今我受王命，统领十万之众停驻于国境之上，魏军精锐悉数在此。换将进兵，如此军国大事，公子携虎符单车而来，没有魏王的命书节仗，如何说得过去？”完全如侯生所预料，晋鄙拒绝移交兵权，准备再次请示魏王。早有准备的朱亥，将四十斤重的铁椎藏在衣袖当中，随着信陵君一声令下，当即出椎击杀晋鄙。信陵君夺得兵权，整军宣布王命和晋鄙罪状，下令军中：“父子俱在军中的，父亲归家；兄弟俱在军中的，兄长归家；独子一人的，归家奉养父母。”由此选得精兵八万人，誓师进军击秦救赵。

当时，楚国的军队在将军景阳的统领下已经出动，楚国和赵国国土并不相连，中间隔着魏国，不得不观望等待魏军的动向。信陵君遣使通告楚军，接着统领魏军急速渡过漳水，越过赵长城，与楚军合作，一举击破围困邯郸的秦军。秦将郑安平被魏楚赵联军反包围，领部下二万人投降。进攻赵国的另一名秦军将领王龁西向溃退，信陵君指挥魏楚赵联军步步紧追，在河东汾城再次大败秦军，为魏国收复了河东的部分失地。在魏楚赵联军对秦的乘胜追击中，韩国也加入合纵的联军阵营，趁机收复被秦所蚕食的领土。

信陵君窃符救赵，名震天下。赵孝成王和平原君感激，两人亲自往边界迎接信陵君。平原君本与信陵君同列为战国四公子，此时此刻，归心低首，身背箭袋为信陵君开路导行。信陵君不便再回魏国，于是将魏军遣还，自己留居赵国。

门主和宾客，宾客和游侠，一物的两面，贯穿的都是男儿间的然诺交情，豪侠间的人际交往。

信陵君救赵，依靠的是门客的力量。信陵君门下号称有三千宾客，在历史上留下姓名的只有三人，侯嬴、朱亥和张耳。

侯嬴是窃符救赵的主谋，与信陵君结识时已经七十多岁了。从侯嬴的为人行事看，他有相当丰富的人生阅历，长于谋略策划。他的交际往来，上至王侯公卿，下及市井细民，是民间社会中有声望有势力的领袖人物。结识侯嬴以前，信陵君已经宾客盈门，对于魏国的民间社会，已经有相当程度的掌握。如姬的父亲被杀，魏王动用政府的力量尚不能捕获凶手，而信陵君使唤门客，迅速将凶手的头颅献于如姬座下。即便如此，就在首都大梁城门，竟然还有侯嬴这样的高名隐士不为自己所知晓，怪不得信陵君要大宴宾客，不惜卑躬屈节，亲自执辔驾车深入商街屠市，低心俯首礼遇侯嬴为上客。信陵君网罗侯嬴入门，无异于将魏国民间社会的政治势力完全收纳于自己的掌握当中。

不过，侯嬴极有可能是新近的外来移民，如同当时的游士豪侠，在各国民间活动驰骋，有影响有名望于江湖，一时犯案在身，被某国政府通缉，或者是恩怨报复，被仇家所逼迫，来到大梁避事，做夷门看守以隐居度日。信陵君的到来，对于避事隐居的侯嬴来说，身名已经大白于天下，未来只有两条选择，或者出山入于信陵君门下，或者是再次逃避隐居。侯嬴年事已高，他选择了前者，不过，他并没有如大多数宾客那样，入居信陵君府上的客舍，按等级享受饮食车马用度的供应，而是坚守自己看门的职业，作非依附的独立上客，保持人格和精神的独立。侯嬴终生修身洁行，不因贫困接受馈赠。信陵君救赵时，侯嬴的人生已经进入暮年，信陵君请得朱亥最后辞别侯嬴时，侯嬴辞谢道：“小臣本是应当跟随同行，无奈年老不能。公子走后，小臣将计算行程，数到公子至晋鄙军中的那一天，北向以剑自刭，遥送公子领大军启程。”信陵君与众门客至邺城军中，杀晋鄙夺得兵权，大梁有消息传来，侯嬴北向邺城方向，伏剑自刎。他用烈士侠义的死，激励英雄，美丽地结束了自己的人生。

朱亥与侯嬴类似。朱亥是力士，是散落在民间的行武侠客，在市井商街以屠宰为生。古代社会，田猎常常是政府军队的战争演习场，屠宰往往是民间侠客的栖身职业处。战国初年，聂政为韩国大臣严仲子所礼遇，激情于士为知己者所用，独自深入相府，刺杀韩国丞相侠累，为严仲子报了仇。当初严仲子不远千里而来，备百金之礼结交聂政时，聂政杀人避仇，流落齐国隐居，就是在市井屠场，以杀狗为职业。战国晚年，荆轲为燕国太子姬丹刺杀秦王嬴政，功败垂成。荆轲的友人，筑艺名师高渐离隐名改姓潜入宫廷，尽管双眼被剜失明，仍然举筑扑击秦始皇，一死以报知音。高渐离与荆轲结为知己时，也是隐居于燕国首都蓟城商街中作狗屠生意。

侯生使信陵君驾车到商街屠市见朱亥，算是为朱亥和信陵君做了引见。事后，侯生向信陵君介绍朱亥，称朱亥是尚未知名于世间的贤者勇士。信陵君数次邀请朱亥，朱亥都婉言回绝，也不多礼回谢，使信陵君好生奇怪。战国游侠的风格，重在心领神受，恩怨铭心刻骨，喜怒不形于色，然诺不轻出口。朱亥受信陵君礼遇，点滴之恩以涌泉相报，内心已经以性命相许，只是等待合适的时机而已。所以，当信陵君请朱亥同行前往晋鄙军中时，朱亥欣然应诺。救赵以后的朱亥，史书上再没有记载。他或许是一直跟随信陵君客居赵国，或许是再次游离出行他国，都不得而知。人生一世，能够在历史上有瞬间的光彩，足矣足矣。

张耳是信陵君门下另一位知名的门客。他的活动，从战国末年一直持续到西汉初年，是一位连接战国和秦汉的历史见证人。张耳是魏国首都大梁人，信陵君的事迹，他从小就耳闻目睹，心向往之。信陵君窃符救赵以后，不敢回到魏国，受赵王和平原君感谢礼遇，一直侨居邯郸。魏安釐王三十年(前247)，魏国受到秦军的猛烈攻击，陷于危机。在魏王的一再请求下，信陵君结束客居赵国的十年流亡生活，回到大梁，接受魏王的任命为上将军，联络诸侯各国，组成魏、楚、赵、韩、燕五国联军合纵攻秦，大败秦军于河东，迫使秦兵退守函谷关。当时秦军的统帅是蒙骜，就是后来秦帝国名臣蒙恬、蒙毅兄弟的祖父。合纵击秦的成功，使信陵君再一次名扬天下，宾客盈门。当时的张耳，还是一名热血少年，景仰慕从，如愿进入信陵君门下做了宾客，攀附龙尾，直接习染了游侠养士的战国时风。

古话说，富贵多士，贫贱寡友，不过是人世间的冷暖常情。信陵君死于魏安釐王三十四年(前243)。信陵君去世后，门下宾客散去，张耳失主，散落民间，成为游侠。无职无业的张耳，在大梁呆不下去了，他脱籍亡命，离开大梁，流落到外黄县城(今河南民权西北)。

外黄在大梁东边二百来里，城里有一位心高气盛的奇女子，父亲是外黄有名的富豪，本人是外黄绝色的美女。她出嫁以后，发现丈夫是位平庸不堪的凡夫俗子，实在是不堪忍受，于是离开丈夫，跑到父亲过去的宾客那里暂时投靠，寻求帮助。这位宾客与张耳相识，他对外黄美人说：“如果一定要另外找好丈夫，除了张耳没有别人。”听了宾客对于张耳的介绍，外黄美人同意了，她请宾客为中介，与丈夫了结夫妻关系，同时，也请宾客为媒人，试探张耳的意思。张耳亡命客居外黄，孤身穷困无援，如今有富家美人愿意下嫁自己，真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当即同意了这门婚事。

战国时代民风开放，男女交往比较自由，婚姻嫁娶，没有儒门道德君子后来搞的那套从一而终的妇德，而是夫妇对等，好说好散，丈夫主动休弃妻子，妻子主动离弃丈夫，都在情理习俗当中。结婚登记，虽说没有什么特别繁杂的手续，不过，需要在官府制作单独立户的户籍。张耳的户籍在大梁，脱籍流落外黄，算是违法亡命，好在女家是外黄的豪门富户，一县上上下下，没有打通不开的关节。张耳娶美人在外黄安家落户后，外有女家重金厚财的资助，内有心高美人的期待督促，如鱼得水，开始成就事业。

信陵君在世时，张耳入门下做宾客；信陵君去世后，张耳出门下回归游侠。在外黄得美女财富后，张耳继承信陵君之流风逸韵，以英雄后人自任，疏财仗义，网罗游士，摇身变为门主，外黄张宅，也成为远近游侠向往的高堂。

门主和宾客，宾客和游侠，一物的两面，贯穿的都是男儿间的然诺交情，豪侠间的人际交往。张耳在民间社会的影响愈深，势力愈强，进而一身三变，在妻家及宾客们的声援下进入政界，被魏王任命为外黄县令，成为贯通官府和民间、跨越白黑两道的要人。张耳的名声，不但超越外黄县及于魏都大梁，进而超越国界，成为各国间声闻遐迩的名士。

这时候，张耳的门下有一位人物慕名而来，他就是以游侠自任的刘邦。

对于游侠少年刘邦来说，信陵君伟大遥远，是身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偶像，自己则是归心低首的追随者。用今天的话来说，信陵君是光照世界的灿烂明星，刘邦是蛰居乡下的狂热粉丝。

刘邦家在楚国的沛县丰邑，沛县是楚国和魏国间的边县，丰邑乡镇上，多有魏国的移民，甚至有传闻，说刘邦的祖先就是从魏国首都大梁迁徙过来的。是不是如此，久远的往事，实在是扯不清楚。不过，从青少年时代起，刘邦的眼光就一直是向着西方的，先是向着魏国，后是向着秦国。

刘邦向着魏国，西望的是魏都大梁，景仰的是信陵君。刘邦向着秦国，西望的是秦都咸阳，景仰的是秦始皇。信陵君和秦始皇，是刘邦崇拜的两位偶像，是他引以为人生模范的榜样，也是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两位历史人物。秦始皇，刘邦是见过的。他成为秦帝国的臣民后，在咸阳服徭役时，观望过秦始皇车马出行，感叹如此辉煌的人生才是男子汉大丈夫的追求。秦始皇对刘邦的影响，是在他起兵以后的政治生涯中，我们将来再来谈论。信陵君对于刘邦的影响，是从少年开始，贯穿终生的。

刘邦没有见过信陵君，当他开始游侠生涯时，信陵君已经去世。人世间物事的真价，常常由身后名来反映。信陵君好贤养士、窃符救赵的事迹声誉，生前已经响亮于各国朝野，身后更是广布于天下民间。以政府庙堂舆论，信陵君是抗君之命、安国之危、从道不从君的拂弼之臣；以民间江湖平议，信陵君是打破门第、以贤能结交天下英才、将游侠风气推向历史顶峰的豪贤。

刘邦是乡镇少年，他的游侠生涯，开始于丰邑乡间。在他手下，聚集了一帮无业浪荡少年，跟着刘邦到处生事闲荡。刘邦也俨然以大哥门主自居，带领一帮小兄弟到兄嫂家混饭吃，模仿的就是游侠寄食的风范。他在这个时候的小兄弟之一，就是出生以来的亲友，后来被封为燕王的卢绾。

游侠间虽然没有严密的组织，却有上下尊卑关系，在上的是大哥，在下的是小弟，大哥照顾小弟，小弟服从大哥。游侠间虽然没有国籍阶级的差异，却有大致不成文的等级，游侠归附门主，有下客、中客、上客的分别。品论游侠，可以有国侠、县侠、乡侠、里侠的差异。大体而言，在战国的游侠世界里，最高一级如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楚国的春申君、燕国的太子丹等人，本人或是王族公子，或是高官豪门，身居国都，别有领地封邑以供养士，手下宾客，来自全国，甚至外国，数量可以千人计，他们是势力足以敌国的游侠养主，不妨称为国侠。次一级的游侠，如张耳在外黄，王陵在沛县，本人或者是土生土长的豪富，或者是与豪富关系密切的游士，身居县城，饶有资产，一县之内的游侠，慕名附势于门下，人数可以数十百人计，不妨称为县侠。再下一类，大致就是丰邑乡镇上的刘邦一类了。他们身居乡镇街上，或者家境富裕，或者别有生财之道，可以聚集乡里少年，三五成群，浪荡游闲，人数以数人十人计，不妨称为乡侠。至于最下端的游侠，大概就是居住在闾里间，跟着乡镇上的大哥吆喝的少年，如同丰邑中阳里的卢绾、沛县屠市上的樊哙一类人物了，我们不妨称他们为里侠。

刘邦是乡侠，在丰邑的游侠少年间是大哥，可以呼风唤雨，招呼一方。不过，出了丰邑到了沛县街面上，却是吃不开了。王陵是沛县的县侠，家资富裕，仗义疏财，任气使性，秉性耿直，在沛县江湖上颇有名望，是公认的领袖人物。在游侠社会的沛县场面上，刘邦与众多乡侠里侠一样，是归附在王陵门下，奉王陵为大哥，服侍跟随着的。

不过，与一般的乡里之侠不同，乡侠刘邦是有抱负的人，在他的眼里，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能够跟从信陵君作天下游。对于游侠少年刘邦来说，信陵君伟大遥远，是身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偶像，自己则是归心低首的追随者。用今天的话来说，信陵君是光照世界的灿烂明星，刘邦是蛰居乡下的狂热粉丝。刘邦做了皇帝以后，每每经过大梁，一定要祭祀信陵君。公元前195年，他最后一次来到大梁，祭祀以后，为信陵君设置守墓专户五家，世世奉祀公子无忌，将游侠少年以来的慕从和景仰，做了辞世前最后的寄托。

偶像崇拜，古今中外皆然，在舞台影视尚未出现的时代，口碑文字流传的政治文化人物，自然成了人心关注的所在。信陵君去世以后，张耳接续信陵君的遗风，在外黄交接天下豪杰，声名由魏国传到楚国。刘邦听说以后，慕名心动，决心前去跟从。丰邑到外黄县间有数百里之遥，出楚国以后，中间隔着魏国的单县、蒙县、甾县等地。对于少年刘邦来说，这是他的第一次远门出游。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一个二十来岁的无名青年，独自由江苏省丰县徒步到河南省民权县，风餐露宿，无所依凭，无所他念，只是为了想投奔想结识一个自己景仰崇拜的名人，其热情、意志和决心，不难想见。

刘邦如何见到张耳，张耳如何接待刘邦，其间的细节，史书上没有记载。史书上只是说，刘邦曾经数次从沛县来到张耳门下做宾客，随同活跃于江湖，前前后后，在外黄住过数个月之久，可见他们一开始就主从相处得相当融洽，从此延续不断，终身不渝，共同称王后，还成为儿女亲家。

刘邦跟随张耳，大约是在刘邦十七岁到三十二岁之间，也就是公元前240年到225年之间的战国末年。以秦国的历法计，正当秦王政七年到二十二年。公元前240年，刘邦十七岁，而秦王政二十岁，开始亲政掌权，灭六国的步伐加快。前230年，刘邦二十七岁，秦国攻灭韩国，建立颍川郡。前228年，刘邦二十九岁，秦军攻破赵国，俘虏赵王安。前226年，刘邦三十一岁，秦军攻下燕国首都蓟城。前225年，刘邦三十二岁，秦军水灌大梁，大梁城坏，魏王魏假投降。秦灭魏国后设置了东郡和砀郡，外黄县归属于砀郡。

秦军进入外黄以后，开始整顿秩序，打击民间不法势力。不久，游侠名士、故外黄县令张耳被秦政府通缉。追捕之下，张耳逃离魏国地区，隐姓埋名，在本来属于楚国的陈郡陈县潜伏下来。刘邦与张耳的主从游侠关系，由此中断，刘邦的游侠生涯，也由此告一段落。时代潮流，一步步进入帝国。

面具人生

作为官吏助手盘剥地方 刘邦得以结交萧何、曹参


楚汉战争的故事一直是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话题，项羽、刘邦、韩信、张良、萧何等人的故事在中华大地上一直口耳相传。两千多年来，人们对他们的英雄事迹有着各种各样的评说，究其原因，在于楚汉时期留下来的史料文献比较少而零散，很多人解读这些人物的时候都只是盲人摸象，管中窥豹，自然一百个读者眼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了。

首先我们来看楚汉时期的史料，总体来看，秦汉及先秦的史料是比较少的。

但是，比起依靠零碎，零散的先秦史料文献（《左传》例外），主要靠考古和猜的先秦史研究以及史料并不多的两汉史研究，楚汉史研究是比较有优势的，在《史记》记叙上至黄帝下至汉武帝的130篇章节中，涉及秦末楚汉这场仅仅持续了七年多的战争的主要人物的章节足有20余篇，不能不说是重中之重。而且作者司马迁生活的时代距离楚汉战争不算很久远，其真实性能够得到比较高的保证。除了《史记》外，《汉书》《资治通鉴》都曾记叙过楚汉战争，可惜的是，《汉书》基本照抄《史记》，《资治通鉴》基本是《史记》的编年体形式，不能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有价值的史料。

因此，楚汉史中的很多细节问题，尤其是楚汉英雄的早年生活，出于史料的缺乏，即使是楚汉史学专家，也难以给出圆满的解答。比如如下一些问题：

刘邦到底是谁的儿子？与龙交这档子事连现在的小学生都不会相信；

作为亭长的刘邦，缘何能和县城里的几个头号大官萧何、曹参交情如此之厚？

大户吕公，在整个沛县挑乘龙快婿，为何偏偏看上“游手好闲”的刘邦？

刘邦到底有何人格魅力，作为朋友的夏侯婴甚至可以为其顶罪坐牢挨板子？

沛县起义，缘何沛县子弟公推小亭长刘邦为首？

刘邦投奔项梁，项梁为何重用刘邦，安排他与项羽作为偏师协同作战？

诸如此类，等等等等。

我们前面说过，对于文献极少的先秦史研究，史学家一般采取了在现有文献上结合考古研究进行合理推测的做法，小编自问对楚汉史有一些研究，望下文对这些疑问的解读能够让大多数读者满意。

刘邦之父刘太公兼顾农商，长于理财置业，在丰邑乡镇上算得上是家境殷实、有头有脸的人物。刘太公与卢绾的父亲卢太公意气相投，两家日常往来，宛若一家人。刘邦与卢绾同一天出生，又同乡同里，父辈相亲相爱，里中父老乡亲都以为美事，纷纷牵羊持酒前来道贺，平添了许多乡党之情。刘邦和卢绾从小一块儿长大，到了十来岁左右，孩子们要开始学习认字写字了，两人又同在一起学，也是意气相投，相亲相爱。据说今日丰县地方，尚有“马公书院”遗址，被视为刘邦少年时代与卢绾一道师从马维先生读书的地方。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刘邦四弟刘交尤其喜爱读书，他年轻的时候，广泛交游，与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穆生、白生、申公等人一同在大学者浮丘伯的门下学习。由此可见，唐诗“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中“刘项原来不读书”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刘邦不仅读书，而且还可能读的不错。

刘邦成年之后，十分仰慕信陵君的风范，礼贤下士的信陵君是他身不能至、心神往之的偶像，不过这个时候信陵君早已不在人世，后来他听说名士张耳接续信陵君的遗风，在外黄交接天下豪杰，于是他数次徒步前往大梁，跟随张耳为其宾客，直到魏国为秦所灭，张耳出逃为止。在这数次追随张耳的过程中，刘邦慢慢侵染上了游侠的习气。


前面说过刘邦读书并不算差，谈到武，刘邦也有过人之处，试想，假如刘邦没有勇力，他如何斩白蛇？假如刘邦没有没有武力，项羽缘何要和他单挑，这不是让天下人笑话他项羽么？假如刘邦没有武力，他缘何会在楚汉战争中“身被大创十二，矢石通中过者有四”？只有经常亲临一线的指挥官，才会遭遇如此之多的创伤。同时，刘邦此人天分极高，张良与人谈兵法，唯独觉得刘邦一点就通。既是文武全才，又在大梁开阔过视野，增长过见识，因此刘邦的才识就远在大多数沛县子弟之上了，再加上他家底殷实，善于交接朋友，为人豁达大度，俨然“晁盖”、“宋江”，很多沛县子弟，慢慢聚集到了他身边，其中的较杰出者有夏侯婴、樊哙、灌婴、卢绾等人。在秦汉时期，地方政府存在很多统治真空，这些真空基本都靠民间的政治社会来填补，如此久而久之，刘邦就与王陵、雍齿同列，成为沛县最有势力的地方势力之一。

随着刘邦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刘邦慢慢能够结交到沛县的高层，如萧何、曹参之辈。秦汉时期，中央对地方政府往往鞭长莫及，地方上的官吏也比较少，这些官吏为了方便处理地方事务，往往借助于民间组织的力量，在接触的过程中，刘邦豁达大度的性格，让萧何、曹参对他颇有好感。

如果仅仅是这些条件，刘邦还不足以超越王陵、雍齿，刘邦把王陵当做兄长一样来看待，雍齿素来不服刘邦。然而上天再次给予了刘邦一个提升身份的机会。县令的好友吕公因为避难来到沛县，沛县上的名人听说了吕公的到来，都争先来向吕公献礼。大富翁吕公到沛县的目的，是躲避仇家的追杀，在沛县他需要找一个好的靠山，才能真正保障自己的安全。县令虽与他交好，但是县令没有群众基础，吕公选择刘邦，不是什么会相面认为他面相好，而是看重刘邦在沛县的影响力。刘邦与沛县高层萧何、曹参交好，同时又是最有势力的几个地方势力之一，不仅如此，刘邦既有“豁达大度”的美名，又有不俗的外表，而且还是单身。因此，刘邦胜过了没有群众基础的县令，成为吕公的乘龙快婿。从此刘邦如虎添翼，在沛县混得风生水起。

秦末，刘邦为沛县送民夫前往骊山，中途民夫大多逃亡，刘邦于是横下一条心，释放了全部民夫，这些人为刘邦的义气所感动，有少数人不愿意离去，愿意同刘邦一同落草，久而久之，刘邦就聚居了上百号人。

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各地响应者风起云涌，沛县县令也打算起兵响应陈胜，可是沛县县令在沛地没有群众基础，萧何、曹参就建议召回流亡在外的刘邦。当刘邦率领一百多人回来之后，沛县县令又反悔，关闭城门不让刘邦进来，准备逮捕萧何、曹参，萧何、曹参跑得快才捡了一条性命。

关键时刻，还是刘邦的群众基础发挥了作用，沛县父老杀了县令，开门迎接麾下有百余壮士的刘邦进城。论群众势力，刘邦此时未必胜过王陵、雍齿；但是论与沛县高层的关系，刘邦明显胜过一筹；同时，刘邦因与吕家结亲，金钱充裕；除此之外，刘邦还找了几个拖制造了他“为赤帝子”、“有王气”的舆论，因此沛县人公推他为首，领导大家起义。

刘邦凭借沛县子弟，最初也打过几个小胜仗，但是毕竟势单力孤，没有力量做更远的发展，更让他郁闷的是，原本一直不是很服他的雍齿打包带着丰邑脱离了他的组织，投奔了魏人。刘邦攻打丰邑好几次，都没有攻下，这个时候刘邦才明白自己是何等的弱小。痛定思痛，刘邦决定找个靠山。几经挑选，刘邦投奔了楚国名将项燕之后项梁，项梁借给刘邦五大夫将十人，士卒五千人，刘邦凭借这部分兵力，方才收复了丰邑，赶跑了雍齿。

这个时候项梁拥立了楚怀王，各地归附项梁的楚人络绎不绝，项梁势力空前强大。在救齐之后，项梁挫败了章邯的攻势，开始了战略追击，项梁自己率领主力西进，刘邦、项羽率领偏师在其侧翼，无论是《项羽本纪》还是《高祖本纪》，此处提及刘邦、项羽，都是刘邦在前，项羽在后，可见项梁十分看重刘邦，他让刘邦与项羽协同作战可能是让自己年纪尚轻的侄子多向刘邦学习。项羽此时不过25岁，过于青涩，尚还有很多地方有待磨练，与之相反，刘邦已经48岁，他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同时又有很多值得项羽学习的地方，如豁达大度、人脉广泛、善于团结下属等。刘邦曾说“我和项羽当年同时受命于楚怀王，约为兄弟”，他们两人的友谊可能就是这个时候建立的吧。

秦二世二年九月，项梁在定陶城下战死，楚军纷纷回撤，项梁战死，几个月之前被项梁所立的楚怀王终于得以摆脱傀儡的位置，他为了彻底摆脱项氏家族的影响，立即夺取了项羽、吕臣两人的军权；但为了拉拢吕臣，任命吕臣为司徒，任命其父吕青为令尹；任命项羽为长安侯，号为鲁公；拉拢刘邦，以刘邦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统帅砀郡的军队。天助刘邦，因这次政治斗争平民刘邦再次得到高升的机会，下一步会是封王吗？

面具人生

如虎添翼 大富翁吕公为避仇家与刘邦主动结亲

楚汉战争的故事一直是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话题，项羽、刘邦、韩信、张良、萧何等人的故事在中华大地上一直口耳相传。两千多年来，人们对他们的英雄事迹有着各种各样的评说，究其原因，在于楚汉时期留下来的史料文献比较少而零散，很多人解读这些人物的时候都只是盲人摸象，管中窥豹，自然一百个读者眼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了。

首先我们来看楚汉时期的史料，总体来看，秦汉及先秦的史料是比较少的。

但是，比起依靠零碎，零散的先秦史料文献（《左传》例外），主要靠考古和猜的先秦史研究以及史料并不多的两汉史研究，楚汉史研究是比较有优势的，在《史记》记叙上至黄帝下至汉武帝的130篇章节中，涉及秦末楚汉这场仅仅持续了七年多的战争的主要人物的章节足有20余篇，不能不说是重中之重。而且作者司马迁生活的时代距离楚汉战争不算很久远，其真实性能够得到比较高的保证。除了《史记》外，《汉书》《资治通鉴》都曾记叙过楚汉战争，可惜的是，《汉书》基本照抄《史记》，《资治通鉴》基本是《史记》的编年体形式，不能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有价值的史料。

因此，楚汉史中的很多细节问题，尤其是楚汉英雄的早年生活，出于史料的缺乏，即使是楚汉史学专家，也难以给出圆满的解答。比如如下一些问题：

刘邦到底是谁的儿子？与龙交这档子事连现在的小学生都不会相信；

作为亭长的刘邦，缘何能和县城里的几个头号大官萧何、曹参交情如此之厚？

大户吕公，在整个沛县挑乘龙快婿，为何偏偏看上“游手好闲”的刘邦？

刘邦到底有何人格魅力，作为朋友的夏侯婴甚至可以为其顶罪坐牢挨板子？

沛县起义，缘何沛县子弟公推小亭长刘邦为首？

刘邦投奔项梁，项梁为何重用刘邦，安排他与项羽作为偏师协同作战？

诸如此类，等等等等。

我们前面说过，对于文献极少的先秦史研究，史学家一般采取了在现有文献上结合考古研究进行合理推测的做法，小编自问对楚汉史有一些研究，望下文对这些疑问的解读能够让大多数读者满意。

刘邦之父刘太公兼顾农商，长于理财置业，在丰邑乡镇上算得上是家境殷实、有头有脸的人物。刘太公与卢绾的父亲卢太公意气相投，两家日常往来，宛若一家人。刘邦与卢绾同一天出生，又同乡同里，父辈相亲相爱，里中父老乡亲都以为美事，纷纷牵羊持酒前来道贺，平添了许多乡党之情。刘邦和卢绾从小一块儿长大，到了十来岁左右，孩子们要开始学习认字写字了，两人又同在一起学，也是意气相投，相亲相爱。据说今日丰县地方，尚有“马公书院”遗址，被视为刘邦少年时代与卢绾一道师从马维先生读书的地方。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刘邦四弟刘交尤其喜爱读书，他年轻的时候，广泛交游，与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穆生、白生、申公等人一同在大学者浮丘伯的门下学习。由此可见，唐诗“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中“刘项原来不读书”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刘邦不仅读书，而且还可能读的不错。

刘邦成年之后，十分仰慕信陵君的风范，礼贤下士的信陵君是他身不能至、心神往之的偶像，不过这个时候信陵君早已不在人世，后来他听说名士张耳接续信陵君的遗风，在外黄交接天下豪杰，于是他数次徒步前往大梁，跟随张耳为其宾客，直到魏国为秦所灭，张耳出逃为止。在这数次追随张耳的过程中，刘邦慢慢侵染上了游侠的习气。


前面说过刘邦读书并不算差，谈到武，刘邦也有过人之处，试想，假如刘邦没有勇力，他如何斩白蛇？假如刘邦没有没有武力，项羽缘何要和他单挑，这不是让天下人笑话他项羽么？假如刘邦没有武力，他缘何会在楚汉战争中“身被大创十二，矢石通中过者有四”？只有经常亲临一线的指挥官，才会遭遇如此之多的创伤。同时，刘邦此人天分极高，张良与人谈兵法，唯独觉得刘邦一点就通。既是文武全才，又在大梁开阔过视野，增长过见识，因此刘邦的才识就远在大多数沛县子弟之上了，再加上他家底殷实，善于交接朋友，为人豁达大度，俨然“晁盖”、“宋江”，很多沛县子弟，慢慢聚集到了他身边，其中的较杰出者有夏侯婴、樊哙、灌婴、卢绾等人。在秦汉时期，地方政府存在很多统治真空，这些真空基本都靠民间的政治社会来填补，如此久而久之，刘邦就与王陵、雍齿同列，成为沛县最有势力的地方势力之一。

随着刘邦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刘邦慢慢能够结交到沛县的高层，如萧何、曹参之辈。秦汉时期，中央对地方政府往往鞭长莫及，地方上的官吏也比较少，这些官吏为了方便处理地方事务，往往借助于民间组织的力量，在接触的过程中，刘邦豁达大度的性格，让萧何、曹参对他颇有好感。

如果仅仅是这些条件，刘邦还不足以超越王陵、雍齿，刘邦把王陵当做兄长一样来看待，雍齿素来不服刘邦。然而上天再次给予了刘邦一个提升身份的机会。县令的好友吕公因为避难来到沛县，沛县上的名人听说了吕公的到来，都争先来向吕公献礼。大富翁吕公到沛县的目的，是躲避仇家的追杀，在沛县他需要找一个好的靠山，才能真正保障自己的安全。县令虽与他交好，但是县令没有群众基础，吕公选择刘邦，不是什么会相面认为他面相好，而是看重刘邦在沛县的影响力。刘邦与沛县高层萧何、曹参交好，同时又是最有势力的几个地方势力之一，不仅如此，刘邦既有“豁达大度”的美名，又有不俗的外表，而且还是单身。因此，刘邦胜过了没有群众基础的县令，成为吕公的乘龙快婿。从此刘邦如虎添翼，在沛县混得风生水起。

秦末，刘邦为沛县送民夫前往骊山，中途民夫大多逃亡，刘邦于是横下一条心，释放了全部民夫，这些人为刘邦的义气所感动，有少数人不愿意离去，愿意同刘邦一同落草，久而久之，刘邦就聚居了上百号人。

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各地响应者风起云涌，沛县县令也打算起兵响应陈胜，可是沛县县令在沛地没有群众基础，萧何、曹参就建议召回流亡在外的刘邦。当刘邦率领一百多人回来之后，沛县县令又反悔，关闭城门不让刘邦进来，准备逮捕萧何、曹参，萧何、曹参跑得快才捡了一条性命。

关键时刻，还是刘邦的群众基础发挥了作用，沛县父老杀了县令，开门迎接麾下有百余壮士的刘邦进城。论群众势力，刘邦此时未必胜过王陵、雍齿；但是论与沛县高层的关系，刘邦明显胜过一筹；同时，刘邦因与吕家结亲，金钱充裕；除此之外，刘邦还找了几个拖制造了他“为赤帝子”、“有王气”的舆论，因此沛县人公推他为首，领导大家起义。

刘邦凭借沛县子弟，最初也打过几个小胜仗，但是毕竟势单力孤，没有力量做更远的发展，更让他郁闷的是，原本一直不是很服他的雍齿打包带着丰邑脱离了他的组织，投奔了魏人。刘邦攻打丰邑好几次，都没有攻下，这个时候刘邦才明白自己是何等的弱小。痛定思痛，刘邦决定找个靠山。几经挑选，刘邦投奔了楚国名将项燕之后项梁，项梁借给刘邦五大夫将十人，士卒五千人，刘邦凭借这部分兵力，方才收复了丰邑，赶跑了雍齿。

这个时候项梁拥立了楚怀王，各地归附项梁的楚人络绎不绝，项梁势力空前强大。在救齐之后，项梁挫败了章邯的攻势，开始了战略追击，项梁自己率领主力西进，刘邦、项羽率领偏师在其侧翼，无论是《项羽本纪》还是《高祖本纪》，此处提及刘邦、项羽，都是刘邦在前，项羽在后，可见项梁十分看重刘邦，他让刘邦与项羽协同作战可能是让自己年纪尚轻的侄子多向刘邦学习。项羽此时不过25岁，过于青涩，尚还有很多地方有待磨练，与之相反，刘邦已经48岁，他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同时又有很多值得项羽学习的地方，如豁达大度、人脉广泛、善于团结下属等。刘邦曾说“我和项羽当年同时受命于楚怀王，约为兄弟”，他们两人的友谊可能就是这个时候建立的吧。

秦二世二年九月，项梁在定陶城下战死，楚军纷纷回撤，项梁战死，几个月之前被项梁所立的楚怀王终于得以摆脱傀儡的位置，他为了彻底摆脱项氏家族的影响，立即夺取了项羽、吕臣两人的军权；但为了拉拢吕臣，任命吕臣为司徒，任命其父吕青为令尹；任命项羽为长安侯，号为鲁公；拉拢刘邦，以刘邦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统帅砀郡的军队。天助刘邦，因这次政治斗争平民刘邦再次得到高升的机会，下一步会是封王吗？

面具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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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6-24 22:15

秦末大乱，陈胜首先发难抗击暴秦。沛县自此开始动乱，麾下有上百个兄弟的刘邦趁势杀死沛令，势力强大的刘邦自此成为丰沛子弟的领袖。之后刘邦投奔了楚名将之后项梁，刘邦常年在道上混所独有的豁达大度的性格颇得项梁欣赏，之后风云际会，时来运转的刘邦在短短半年间由沛公晋升为砀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