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历史] 清末灾荒为何引发民变 湖南, 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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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灾荒为何引发民变：社会的权力平衡被打破

　　耐人寻味的是，丁戊奇荒，不论是受灾人口的广度，还是灾荒持续时间的长度，都远远超过了宣统初年的湘省饥荒。为什么出现全国性大饥荒的光绪初年没有暴发大型民变，反而在局部受灾的宣统初年却发生了“长沙抢米风潮”呢？

　　抢米风潮

　　宣统元年（1909年）夏，湖南淫雨兼旬，山洪暴发。涝灾制造了数以几十万计的饥民，他们纷纷涌入省城长沙乞食。然而长沙粮库空虚，集市米价暴涨。米价从原来的每石二三千文之间涨至七八千文，“实为百数年所未见”。长沙街头，灾民饥肠辘辘，嗷嗷待哺，“老弱者横卧于巷，风吹雨淋；冻饿以死者，每日数十人”；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惨剧：“或杀同伴，或杀己孩，或易子相食。”

　　宣统二年的三月初二（1910年4月11日），与往日似乎并无二样，住在长沙南门外乌春巷的挑水工黄贵荪，将昨日辛苦挣来的80文血汗钱交给妻子，让她到戴义顺的碓坊籴一升米回来煮稀饭。但黄妻赶到碓坊时，米价已涨至每升85文，生活之苦与米价之贵，一下子击垮了这位贫民继续活下去的信念，绝望之下，黄妻跑到南门外的老龙潭投水自尽。黄贵荪得知消息，也抱着两个饥饿的孩子跳了水。消息传遍街头巷尾，愤怒的人都大骂：“戴义顺为富不仁，高抬米价，逼死人命。”

　　初三傍晚，米价稍有回落，一升米售价76文。有一名老妪也到戴义顺碓坊籴米，递上76文钱，但老板从中挑出了两枚铜板，说是烂钱，要换。可等老妪换钱回来，米价又涨了，老板硬要收78文，老妪“斥其无理”，双方吵了起来，附近的民众都为老妪鸣不平，有人说起了昨日黄贵荪一家的遭遇，更引得群情激愤，一名叫刘永福的木匠带着众饥民，把戴义顺碓坊砸了个稀巴烂，局势失控。

　　总巡官（相当于派出所所长）见众怒难平，又移请荷枪实弹的巡防营弹压，将为首的刘永福捉住，但很快又被众人抢了回去。善化县知县郭中广得报，也带着兵勇赶至，饥民们将郭知县团团围住。郭明白众怒难犯，不敢动武，只是“婉言开导”，答应明日中午，官府开仓平粜，如此，饥民们才渐渐散去。

　　翌日早晨，郭知县随巡警道（相当于湖南警署署长）赖承裕进谒巡抚岑春煊（湖南省长），汇报事端。谁知岑大人却责斥巡警道和郭中广“维稳”不力，为何“不早拿办”。赖承裕立即派部属带着兵弁出城拿人，将刘永福捉回，关进了巡警公所。

　　午时已过，不但不见平粜，还听到了刘永福被捕的消息，饥民们觉得被官府欺骗了，像潮水一般汇聚起来，请求平粜、放人。

　　到傍晚时分，赖承裕带人前去驱逐聚众闹事的饥民：“茶馆一碗茶卖100文钱你们不觉得贵，怎么一升米粜80文就贵了？”这一句只有高度脑进水者才说得出口的话，立即如火上浇油，激得众人怒不可遏，有一个叫做王大汉的饥民，一把将赖承裕抓过来“吊半边猪”，摘掉他的官帽子，缚住他的手脚，倒吊在一棵老杨树上。有人上前揍几记老拳，也有人上前扇他耳光，眼看赖承裕就要死在饥民的拳头下，一亲兵乔装成饥民，混进人群中，佯称“这老头子打之无益，不如抬去衙门找巡抚理论”。众人一想，也觉得有道理，便簇拥着向巡抚衙门涌去，一路上又有上万人加入“散步”的队伍，大家高呼：“放出刘永福！”“抚台给饭吃！”

　　巡抚岑春煊见事态闹得这么大，心也慌了，不敢出来，只是叫人贴出告示，答应“五日内开仓平粜”，“许放所拿之人”，但刘永福已被巡警公所带走，“一时无人可放”。民众不依不饶，“凶闹如故”，硬往衙门内署冲，混乱中，巡抚衙门的辕门、照壁、石狮都被人掀翻、拆毁。岑春煊急调标营房的常备军入署护院，开枪打死了十余名饥民，民众也掷石头打伤了几个卫兵，一时间官民僵持不下，直闹至五更天。

　　这一夜，长沙城内骚乱四起，许多碓坊米店被人洗劫一空，闹事的人还在各街道鸣锣，勒令各商铺次日不得开市，如有不遵从的，即行打劫。

　　三月初五，各商铺果然闭市停业。岑春煊知道事态严重，紧急召集长沙知府、长沙知县、善化知县以及地方豪绅商讨对策。以王先谦、叶德辉、孔宪教、杨巩等为首的长沙士绅集团，向岑春煊提出六点要求：停修铁路，停办学堂，废除警察制、恢复保甲制，平粜，开皇仓，撤走常备军。

　　正当官与绅讨价还价之际，围在巡抚衙门前的饥民“啸聚愈众”涌入了衙门大堂。常备军又开枪射击，打死二十多人，众人义愤，汹涌而入并开始放火焚烧衙门，不一会儿，巡抚衙门成了一片火海。岑春煊带着巡抚印信，仓皇逃走，布政使（副省长）庄赓良在众人逼勒下，下令释放木匠刘永福。这时候，长沙城内已经乱成一团，街头巷尾突然冒出许多头裹青布、身穿青衣、赤足行走的“青兵”，四处放火。

　　长沙士绅集团则借势再向官府施压—由王先谦领衔，七士绅联署，发电报给湖广总督，要求总督代奏朝廷，撤销岑春煊的巡抚之职，将巡抚的权力交给布政使庄赓良。大势已去的岑春煊只好电奏朝廷，自请治罪。时为三月初五下午，长沙城骚乱未息。

　　庄赓良接任之始，马上发了一个公告：一、在骚乱中受伤的良民，给伤费40两银，死者给恤金200两，由府县验明具领；二、米价减至每升40文钱，官府开仓碾米，各碓坊照价籴入平粜。然而，局势已非他所能掌控，巡抚衙门的大火虽然扑灭了，但暴民又四窜焚烧教堂、学堂、洋行、公司。

　　次日一早，各商铺如常开市，早餐后，庄赓良正与士绅商议善后诸事，又有人在西城外放火，刘永福也参与在内。庄赓良获知消息后立即翻脸，“此种乱民非严惩不可”，饬令属吏“率队出城，凡放火劫物者杀无赦”。这一天，官兵缉获五犯，并将他们枭首示众，其中就有刘永福。

　　三月初九之后，长沙抢米风潮逐渐平息。朝廷开始清算长沙地方官绅的过失，巡抚岑春煊、布政使庄赓良、巡警道赖承裕均被革职；“劣绅”王先谦、孔宪教降五级调用；叶德辉、杨巩革去功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其他大小官员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

　　耐人寻味的是，光绪初年，刚从内忧外患中缓口气的清帝国，又碰上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灾荒。先是东南数省洪涝成灾，随后北方各省长年干旱，以致夏秋两季颗粒无收，大饥荒席卷半个中国，百姓流离失所，十室九空，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由于饥荒最为严重的年份是丁丑、戊寅年（即光绪三年至四年，1877—1878年），史称“丁戊奇荒”。丁戊奇荒，不论是受灾人口的广度，还是灾荒持续时间的长度，都远远超过了宣统初年的湘省饥荒。为什么出现全国性大饥荒的光绪初年没有暴发大型民变，反而在局部受灾的宣统初年却发生了“长沙抢米风潮”呢？

　　我们可以从事件背后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控制机制，去寻找历史的前因后果。在传统中国，“官—绅—民”的三角关系构成了社会的框架结构，帝国也将它的社会控制机制建立在这个框架结构上，通过对“官—绅—民”关系的调节，维持社会秩序的平稳。当“官—绅—民”的关系达到均衡状态时，社会秩序保持稳定；反之，则将导致原有的社会控制失效，而“民变”无非就是社会失控的烈性反应。

　　为了使接下来的分析更形象一点，我用等边三角形来表示一个稳定社会的框架结构。三条边，可以看作是三条“力臂”—分别代表官对绅的有效控制力、官对民的有效控制力与绅对民的有效控制力。等边，并不是表示这三组控制力的矢量完全相等，而是象征它们之间的作用达成了均衡。如果三条“力臂”发生了改变，新的三角平衡又未能建立起来，这个等边三角形就会发生变形，我用它来表示一种失衡的、倾斜的社会结构。

　　大致来说，光绪初年的中国社会，还是一个稳定的等边三角形，而到了宣统年间，社会已经变成失衡的三角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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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府的权威

　　初看起来，抢米风潮似乎是一系列偶发因素的相互推动、相互激化—假如没有发生黄贵荪投水事件、戴义顺与老妪争吵事件，可能就不会有后面的骨牌反应。但是，如果考虑到长沙彼时的经济、社会背景，抢米风潮的发生又有其必然性，这些必然性因素包括：米贵、民贫、财政拮据。

　　宣统元年的湖南洪灾发生后，巡抚岑春煊其实已预想到，如不及时赈恤灾黎，后果不堪设想。为此，他拟订了一个详尽的赈灾计划，然而，因为财政掏不出钱，这一赈灾计划最终流为一纸空文。到了次年，长沙的米价突然涨至每石七八千文，而当时火柴公司的劳动力，一日所获不过四五十文，连半升米都买不到。“故食力之家，平日所入，足供两人之食者，今供一人尚苦不足。”民饥不得食，唯有铤而走险。若从更宽阔的历史背景来观察，长沙抢米风潮又有更深远的历史原因。

　　首先，历经甲午战败、戊戌政变、庚子之乱之后，清廷权威江河日下，当国祚传至宣统小皇帝手上时，帝国的社会控制力已如强弩之末，当时民间流传着一首谣谚：“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两年半，今年猪吃羊，明年种地不纳粮。”显示了清王朝的“气数”正在受到危险的质疑。而这类暗示朝廷气数已尽的谣谚，又很容易诱发、煽动江湖社会“问鼎”庙堂的野心。抢米骚乱期间，长沙城内出现了许多揭帖，有说“此戟本非常，宣统不久长”的，有说“正好乘此机会，立志兴戎”的，显然，长沙抢米风潮也被某些神秘人物视为“将水搞浑摸大鱼”的大好时机。并且，在他们的操弄下，这一场原本只是饥民“讨口饭吃”的泄愤事件，才愈演愈烈，演变成为会党、“乱民”向朝廷“问鼎”的暴乱。

　　其次，当局在清末最后几年仓促推出的新政，本意是为了缓解清王朝的统治危机，但实际上却加剧了官—绅—民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破坏了政府对社会的有效控制。

　　就官—绅关系来说，新政设立的警察制、新学堂对士绅集团传统的隐权力构成了挑战，城市街道等公共空间原来是由士绅集团领导的街团在行使管理权，但现在国家企图通过新政从士绅手里夺回这些权力，可是，弱化的国家权威又不足以支撑这些，反而引发官与绅的明争暗斗。抢米风潮发生之时，孔宪教等长沙士绅假助饥民之势，要挟省政府“停修铁路，停办学堂，废除警察制，恢复保甲制”，毫无疑问，这是官绅争权过程中士绅集团的一次摊牌。

　　就官—民关系来说，新政未让民众享用到改革收益，先让民众饱尝苦不堪言的改革成本，导致官民矛盾更加紧张。当时，一篇题为《湘乱危言》的评论说：“比年以来，新政亟行，学堂也、警察也、陆军也、海军也、劝业也、地方自治也，举他人所行之数十年而始大备者，吾欲以旦夕之间毕行之，不审轻重，不察缓急，贸然举办，财无所出，则一意取之于民，加赋增捐，络绎不绝，卒之无毫发之成效，惟是一般趋利速化之官吏，坐充其私囊而已。”别看小民平日对官府的盘剥忍气吞声，但民怨以及由此产生的离心倾向，却是最厉害的腐蚀政权合法性的毒药。政府不孚民望，又如何实现社会控制？

　　《湘乱危言》的作者感叹说：“今日吏治之污，民生之困，更不可与六十年前同日而语者哉！”他观察到，同治朝以降，清王朝的内部危机呈现出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光绪初年，虽然发生了丁戊奇荒，但就政治大环境而言，其时，太平军与捻军的叛乱早已平定，帝国进入了所谓的“同光中兴”时段，朝廷的威柄即使不是如日中天，至少也正处于“回光返照”之中。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民众只要相信朝廷“气数”未尽，饥荒中的偶发性抢粮骚乱，就不太容易被煽动成冲击政权的民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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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绅的力量

　　回头看看丁戊奇荒之际的赈灾过程，我觉得最令人动容的是江南绅商群体的义赈行动。

　　自帝国从太平军叛乱中恢复元气、开始自强运动以来，得益于近代商业的兴盛，城市绅商阶层迅速成长起来，他们的社会影响力也日益壮大。需要指出的是，彼时许多绅商既是商人身份，同时也通过捐输等途径获得功名，成为所谓的“红顶商人”，这固然可以理解为绅商对于权力的依附，换个角度看，其实也显示了官与绅之间，尚能保持休戚与共的关系。这一点，与清末士绅出现了明显的离心倾向是大不相同的，丁戊义赈中的绅商，跟官府的合作远多于后来的争权夺利。

　　早在光绪二年，北方已开始出现旱灾，大量饥民为了逃难，渡江而过，涌入江浙等地。苏州、常州的巨绅不敢坐视，率先倡议地方政府“搭盖棚厂”，留养难民，每名饥民“每日大口给米八合，小口六合，十日一放，并给盐菜”。这些棚厂的经费均来自士绅的捐赠，由官方委派不领薪的专人负责日常管理。

　　常州人李金镛是“首倡义赈”的江南绅商之一，他因考虑到“凡强壮者逃至苏常等处，已有官绅留养，而老弱之不能出境者嗷嗷待哺，垂毙堪怜”，又赴上海找胡雪岩等在沪商人协商赈灾，募捐到五万串钱，再由他亲自带至苏北办赈。

　　当时在商绅群集的上海，还出现了“公济同人会”、“协赈公所”等专办赈务的慈善机构，管理这些慈善机构的浙江籍绅商经元善，在上海长期主持丁戊奇荒义赈，前后累计共集得“百十万之银”，输往灾区。

　　还有大名鼎鼎的江南绅商盛宣怀，光绪四年（1878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在河间府设了一个官赈系统之外的办赈机构，并委任盛宣怀为负责人。盛宣怀首先利用自身人脉，从南方募来一万两银子，查赈和散赈时又坚持亲力亲为，“挨户详查”，一些受灾村庄“疫病相染”，他也“以身先入”。盛宣怀的河间办赈具有半官方性质，但他所依靠的资源，主要还是他的绅商身份。

　　在丁戊奇荒中，因为有了以李金镛、胡雪岩、经元善、盛宣怀为代表的江南绅商群体“闻风竞起”，响应官方之倡，奔走赈灾恤民，才弥补了官赈的力不从心，在很大程度上消弥了大饥荒所埋伏的社会隐患。

　　反观长沙抢米风潮爆发之前，以王先谦、叶德辉、孔宪教、杨巩等为首的长沙士绅集团，却将官方的救荒倡议当成了耳边风，甚至故意跟政府唱反调。

　　洪灾过后的宣统二年年初，湖南已出现春荒的苗头，巡抚岑春煊召集地方士绅商讨平粜、救荒之事。按官方的计划，本来是准备“由官筹款，交绅经办”，但因为“官款实在窘迫”，改为“劝募绅捐，先办义粜”。然而，岑春煊的提议马上碰到了软钉子，王先谦“首先梗议”，谎称无粮，提出应该由官钱局加发官票作为办粜经费。叶德辉等士绅也拒绝认捐。平粜救荒的计划就这样被延误了。

　　长沙士绅的不配合，让巡抚岑春煊很是愤火，他随后两次发布告示，要求“绅富行店”及有余粮的人家，“统载清册内作为粜户”，粜户如果“忍心害理，意存遏粜”，即进行罚究。这种强制性的义粜，当然也受到士绅集团或明或暗的抵制，并加深了官绅之间的对立。抢米风潮期间，孔宪教等还怂恿泥木匠焚毁各教堂、学堂及各码头，孔的儿子甚至亲自指挥饥民焚烧府中学堂。

　　30年前的江南绅商竞相捐资，为何30年后的长沙士绅却对赈灾的义举无动于衷？从官绅关系变迁的角度来解释，可能更有说服力。

　　在官方的语言系统中，王先谦诸人负有“劣绅”的污名，如时任岳麓书院山长的王先谦被评为“平日包揽词讼，好利忘义”；退休吏部主事叶德辉则“性情狂妄，武断乡曲”；孔宪教也是“素行不谨，造言生事”之徒。不过这些评语，与其说恰如其分地勾勒出几名士绅的卑劣品行，毋宁说，它道破了两点隐秘：一、长沙士绅集团与官府之间关系紧张；二、士绅集团拥有巨大的隐权力，所谓“包揽词讼”、“武断乡曲”，无非说明这几名士绅实际控制了地方公共空间，侵占了部分政府权力。

　　抢米风潮发生后，长沙士绅集团趁机迫使跟他们素有嫌隙的岑春煊挂印去职，更是可见其左右地方政局的能量之大、与湖南省政府的积怨之深。而布政使庄赓良之所以受他们拥戴、入主巡抚衙门，也是因为庄与叶德辉等权绅交好，平日“出入其门，串通货赂”。相比之下，同光时代的士绅群体，对官方则有着更强烈的依附性或者说认同感，因此也比较容易跟官方“和衷共济”。

　　在“官—绅—民”三角关系中，士绅阶层联结着社会的顶部与底层，既是官府的“权力经纪”，又扮演着“民意代言人”的角色，官恃绅力以治民，民也借绅势以行事。士绅力量的增减消长、官绅关系的疏亲趋势，达到临界点后，往往预示着社会的原有平衡将被打破，其结果要么是官的“力臂”伸得更长，出现“全能政府”；要么是官的“力臂”缩得更短，出现社会失控。

　　长沙抢米风潮的背景，恰恰是后者的情形。我们知道，湖南是湘军的策源地，镇压太平天国成功之后，湘军解散，大量有军功的湘籍官绅衣锦还乡，造成地方上“绅权大张”，甚至出现了权绅专与地方官长为难的惯性。抢米风潮结束后，湖广总督在一份呈给朝廷的报告中说：“湘省自咸同军兴以来，地方官筹办各事，借绅力以为辅助，始则官与绅固能和衷共济，继则官于绅遂多遇事优容，驯致积习成弊，绅亦忘其分际，动辄挟持。民间熟视官绅之间，如此侵越，亦遂借端聚众，肆其要求。于是哄堂围署，时有所闻。”

　　湖广总督这么说，固然有为地方同僚推卸责任、将罪责推给地方士绅的嫌疑，但他认为绅权变化与抢米骚乱之间存在因果关联，却也并非全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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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民的崛起

　　长沙抢米风潮由饥民触发，有士绅暗中推动，被昏官激化，但制造混乱的“主力军”既不是士绅，也不是一般饥民，而是具有会党背景的社会底层游民，包括前面提到的来历神秘的“青兵”。

　　抢米风潮过后，日本人为查清“青兵”的来历，曾组织过专门的调查。据日本的调查报告及湖南地方官员的禀报，“青兵”主要由南下的筑路工、白莲教教徒、山东义和团余匪、船夫、苦力、盐枭、兵勇组成，少量胥吏、学生也加入其中。他们大体上都属于脱离宗法秩序束缚、流窜江湖的游民阶层，通常还加入某种秘密会社。“执其牛耳者为高宗怡、姜守旦、万鹏飞、龚春台等人。”高、姜、万、龚既是秘密会社的首领，也与清末的地下革命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显然，游民们煽动骚乱的目的已不是要“抚台给饭吃”，而是蓄意破坏清政府的统治秩序、新政与在华洋人的事业。从会党党徒在长沙城内各户人家门扉上贴出的揭帖，也不难看出他们之所图，比如三月初五日的一张揭帖说：“有日青马到，头均裹白巾。各持刀一把，均以杀敌人。此戟本非常，宣统不久长。中华十八省，一概尽归姜。”姜指姜守旦。这差不多是造反的宣言了。

　　可以说，会党势力的渗透、介入，是长沙抢米风潮一发不可收拾的重要因素。游民对新政与洋人的仇视，也与长沙的旧派士绅同声相应，形成明暗呼应的合力。

　　丁戊奇荒期间，一些地方虽然也出现“会匪、刀客、教匪与饥民勾结滋事之案”，但这些人的目的一般来说无非是抢口饭吃，而不是冲击政权，并且，光绪前期的会党活动也未泛滥成灾，零星的“滋事之案”尚不能汇聚成排山倒海的风潮。而至清末，随着社会日趋复杂化，官方控制力日益下降，地下会党也日渐活跃，并与海外传入的革命思潮相互交织，成为一支急于摆脱原有社会秩序约束，在社会动荡中展示和夺取话语权的庞大社会势力。

　　不带偏见地说，在中国近代舞台上，游民是作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出现的。据岑春煊发给朝廷的报告：在抢米风潮中大展身手的“青兵”，早在二月已经“来湘观隙而动”，正好让他们碰上贫民聚众求减米价，便“乘机窃发，将省城抚署、教堂烧毁后，分赴各州厅县以图烧堂滋事”。滋事的目的，就是宣示他们的隐权力，并图谋夺得更大的权力。

　　传统的“官—绅—民”三角之中，民的权力分配总是被压制到最低限度，不过借助士绅阶层的缓冲，民间也获得了一个一定范围的自治空间。这个自治空间通常是稳定的。从某个角度来说，社会的进步，就是体现为官、绅、民良性互动，平稳地重新调整三方之间的“力臂”，使这个自治空间变得更大，同时整个“官—绅—民”三角仍能保持大体上的均衡。

　　然而，在清末时局中，游民势力的崛起打破了社会的权力平衡—长期受压制的边缘群体有翻身的愿望，有斗争的诉求，却没有管治的能力与妥协的精神。再加上官方权威流失，社会控制力衰减，士绅离心加速，整个“官—绅—民”三角于是摇摇欲坠，社会不可避免地走向动荡。权力失衡之时又恰巧遇上米价暴升、饥民聚集的敏感时节，骚乱可谓一触即发，就好比是，舞台已经搭好，只等着机缘巧合的人粉墨登场。投水的黄贵荪一家，不过是不幸被历史挑中的揭幕者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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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荒政的山西样本：外来慈善家开始介入救济事务

　　民国以降，对晚清祸国殃民的罪恶列数汗牛充栋，然而，晚清历史也并非胜败双方描绘的那样非黑即白，在这当中有着广阔的中间地带。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一环，清代的荒政治理仍达到了专制社会下的一个高度。尤其在洋务运动（1861～1894）中期，“同治中兴”的成果犹在，晚清政府的中央及地方官员仍在为挽救腐败清王朝而付出种种努力，中外人士的交往也无多大阻滞，这时候发生的山西大旱就给了后人一个观察晚清政府效能的窗口。

　　被疑忌的外来慈善家

　　古有“荒政”，设立粥厂、平粜、放赈、组织慈善捐助、免饷减税，这都是一个正常的政府面对灾荒的既定动作。而学界公认，清代是“荒政”发展最为完备的时期。有清一代，光绪初年的华北大旱灾（1876～1878）最为严重，涉及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五省，而其中尤以山西的灾情最为惨痛，并且在赈灾过程中涌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元素，即外来慈善家以一种大大出乎传统中国人意料的方式介入了救济事务。

　　面对山西大灾，清廷的反应速度不能算慢。1877年5月，刚刚到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即向朝廷提出把当年上半年的应解京饷50万两，拨出20万两作为赈灾，很快便得到允准。除了官方设粥、放赈救急外，山西民间救济活动也踊跃开展了起来。例如，榆次县巨富20余家，此次捐银14万两，但曾国荃仍嫌少，要求属下进一步加强民间募捐的力度。

　　尽管如此，赈灾仍然存在很多不如人意之处。有的是细节不善，如粥厂往往设于城中，“近者得食，远者不获一餐……使民奔走不遑”。当时媒体报道，“赴城领赈所须付出体力透支的代价，令乡人感到不值得作这尝试”。有的是历史遗留难题，如交通运输条件太差，使赈灾工作往往事倍而功半，曾氏感叹：“所有采买之粮，价值居其一，运费居其九，以故竭天下财力，皆销磨于脚运之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参与山西赈灾并取得了成效，就显得难能可贵。李提摩太1870年来中国，在中国度过大半生，因其广交政坛和知识界精英，对晚清政局有相当的影响力。李提摩太于1878年初进入山西。他的回忆录《亲历晚清45年》（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中保存了一些当年的日记片断，读来触目惊心。

　　外国传教士深入内地赈灾，在两种文化相互打量、提防的背景下，自然遭到了清政府的疑忌。当李提摩太对官方提出赴山西的要求时，军机大臣瞿鸿禨上了一道《请防外患以固根本疏》。为此清廷特颁发谕旨给曾国荃，要曾对洋教士“婉为开导，设法劝阻”。朝廷的这种态度当然会影响和制约曾国荃。据李提摩太回忆录所记，李提摩太初至太原拜访曾国荃即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曾的秘书告诉他，巡抚因为李提摩太的出现非常生气。李提摩太写道：“他认为我的到来只是收买人心，使民众对政府离心离德。见面后，尽管我跟他解释说，我带来了2000两白银，将要发散给受灾最重的灾民，并且办了通行证，他仍然不怎么高兴，依然阻挠我的行动，处心积虑地要使我在刚刚开始时即陷于困境。”

　　然而曾国荃毕竟不是死读圣贤书的腐儒，当其意识到李提摩太一行并无恶意时，很快改变了态度。李提摩太在回忆录中说：“他立即派地方官员及其助理前来与我商谈。他们有那些村庄所有家庭的名册，并打算依此给每个家庭发放救济金。他们提议为我安排几个村庄去救济，并派官员和绅士帮助我，以便不受干扰地完成工作……在中国官员的完美配合下，救济工作开始了，井然有序，直到结束。”1878年10月，当李提摩太离开山西去山东结婚时，曾国荃给其写了一封充满赞美之词的信，在信中，“他不仅以个人的名义，而且代表我曾帮助他们摆脱饥饿的山西千千万万民众，对我表示了感谢”。

　　而李提摩太被蒙在鼓里的，是曾国荃奉命调查他而上的一道奏疏，曾国荃说：“此次英国教士李提摩太等，携银来晋放赈，迭准直隶来咨，当即分委妥员会同办理，先在阳曲徐沟，诸称平顺。嗣该教士闻省南灾务尤重，愿赴平阳散放，亦经分饬照料办理，均极妥协，并无河南所奏情事。”从“并无河南所奏情事”一语中可以看出，当时同为灾区的河南的官员肯定对洋教士有不利报告，清廷才下令山西方面调查，而曾国荃对洋教士则给予了与同僚完全相反的评价。

　　曾国荃与洋教士的交往，对山西赈灾意义重大。李提摩太自带银两不多，但他通过日记等形式向海外通报灾情，海外募捐效果空前。据统计，经李提摩太等西方施赈者从饥馑线上挽救过来的家庭数目达到10万户，得到救济的人员高达25万人。外洋赈款20余万两中，李提摩太及助手负责发放了12万两，领赈灾民超过15万人。李提摩太等人的赈灾取得效果，而这与曾国荃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大灾中的官商群像

　　李提摩太在回忆录中称赞由做过将军的曾国荃来当灾区的巡抚是一种“幸运”，“当发现一位政府官员侵吞救济金，中饱私囊时，他下令立即处决。这种果敢的行动震慑了其他官员，缘此他使政府官员免于腐败，也使乡村不至于失序”。

　　1878年3月，曾国荃向清廷上了《特参州县疏》，所参的地方官吏，包括吉州知州段鼎耀、代理荣河县知县王性存、试用县丞郭学海等等截留赈灾款的官员。最有意味的是，稷山县与和顺县的两个知县仅因在灾中修理知县衙门，也受到了曾国荃的严厉处分。除了“纪律处分”，有些贪黩官吏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山西阳曲县的仓书李林儒——一个管理放赈的小吏在承办粥厂放赈中，侵盗米粮50石，被曾国荃下令就地正法。

　　这些在大灾之中“玩视民瘼”、“忍心害理”甚至舞弊自肥的官吏，的确彰显了晚清吏治的一些漏洞，但考虑到灾区幅员的辽阔，赈灾中调动财物的数额之巨，这次赈灾中腐败官吏的比重和危害并不特别突出。而且，大灾面前，山西“州县等官多有饔飧莫继者，且有得力之员因办赈焦劳过甚，遂至一病不起无以为验者”，如李鸿章办洋务企业的干将朱其昂、原甘肃道员张树炎、知州陈世纶、知县刘祥翰等皆在救灾中病故。据曾国荃统计，灾情发生以来，“计候补及在任正佐各员物故者，已近80员”。官吏亡故如此之多，除了灾后疫情蔓延的因素外，的确也有部分救灾官员积劳成疾的成分。

　　而在山西省外，政府倡导的官商捐助活动也取得了很大成效。官方捐助虽近于摊派，但据曾国荃1878年7月之奏疏，外省官员捐款捐物数量不菲，山西省城赈捐局就先后收过10多万两银子、1500石粮食。而民间渠道的捐助活动多由有名望的绅商主持，“红顶商人”胡雪岩一人给山西、陕西、河南等各灾区捐银合计即高达10万两；另据《申报》，苏浙一批热心绅士亲历灾区，经其筹备的捐银前后超过66万两。如此种种，都证明作为国家符号，当时的清政府还是具备一定的动员能力，尽管多数时候，政府要向捐纳财物者颁授“虚衔”，即荣誉官职。

　　天降奇灾考验着宛如夕阳西沉的帝国，清廷可以说竭尽了所能。究其实，紧接“同治中兴”时代（1862～1874），元老重臣均在，朝野风气未坏，中央政府的威严尚存，法纪和儒家道德并未遭到普遍蔑视，这些都是山西赈灾取得一定成效的原因。在此之后，一个看上去早已摇摇欲坠的帝国居然还能支撑30余年，从山西大灾中也能窥出端倪。

　　当然，清政府负责的思维终究无法突破过渡时代的一些显著特征。李提摩太离开山西时，向曾国荃提出了包括向粮价低的地方大规模移民、修筑铁路等建议。根据曾的指示，一群官员讨论后给予了回复：“修筑铁路过于超前，并且必须引进大量外国人，这会导致无穷无尽的麻烦，因此，从对山西是否最有利的角度看，最好不要修筑铁路。”